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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的里雅斯特的街头，很难意识到这是一座意大利城市，我不时感到自己正走在维也纳的环形大道上。灰色的哈布斯堡建筑随处可见，稳重、忧郁，每一栋都像是保险公司总部。菲亚特在路上飞驰，路边停满小摩托车，这又是非常意大利的一面。还有古罗马的剧场、塞尔维亚的东正教堂、犹太教堂、巴洛克教堂、拜占庭风格的教堂……种种元素混搭、共存在这座并不算大的城市里。

从码头穿过海滨大道，是精心规划的统一广场，同样来自帝国的馈赠。喷泉汩汩作响，咖啡馆飘出咖啡的芳香，周围是历尽沧桑的19世纪建筑——曾经的总督府，如今的市政厅。青铜底座上站着早已没什么人认识的皇帝雕像，他俯视着海港——正是从那里，哈布斯堡的王公大臣们，喝完杯中的咖啡，登上甲板，开始海上的旅程。

从外表看，统一广场的变化不大。在那些描绘帝国海港的油画中，它几乎就是现在的样子。但历史有时候只是一种氛围，不仅存在于大理石柱上，也存在于飘荡其间的空气中。走在广场上，我能感到有些东西不见了。比如，广场的西南角，曾经是劳埃德船舶公司的总部——的里雅斯特的象征，现在却被无足轻重的官僚机构占领。热闹的海港，变得冷清。工人和穷文人热爱的咖啡馆，已经中产阶级化。如果乔伊斯不幸晚生一百年，他很可能无力负担这里的消费。

即便在当时，乔伊斯也一直在举债和还债中度日。他经常上午还了一小笔钱，下午又不得不把它借回来。他从一条街搬到另一条街，开始是和妻子，然后有了孩子，然后弟弟妹妹一家也从都柏林来了。他在贝利茨学校教英语糊口，尽管他痛恨那里的“小暴政”，但为了四十五克朗的月薪不得不忍气吞声——这比他在都柏林千方百计挣到的稿费还多点。

在的里雅斯特，乔伊斯似乎闷闷不乐，但这里却带给他灵感。他喜欢看街上走过的希腊人、土耳其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他们的衣着带有东方色彩。他也常常去东正教堂观看仪式——和天主教的仪式有显著不同。到了晚上，他流连于咖啡馆、酒吧和妓院。有很多次，他醉倒在阴沟里不省人事。还有很多次，他被家人从勾栏瓦肆中找回。

乔伊斯在的里雅斯特生活了近十年，写作进行得颇为顺利。一战爆发后，他去罗马躲了一阵。那段日子，几乎什么都没写，直等回到的里雅斯特，写作才又重新恢复。他辞去了教职，当起了家庭教师，习惯于“早上潇潇洒洒，下午忙忙碌碌，晚上乱乱糟糟的生活”。他每天10点醒来，躺在床上“陷入沉思”。11点前后，起床、刮脸，然后坐到分期付款买来的钢琴前。他的琴声往往会被上门索债的人打断。

家里人问他怎么办。

“让他们进来吧。”他会说，然后尝试把话题由催债引向音乐或政治。

在一封发自的里雅斯特的信中，乔伊斯写到他给一个往返于的里雅斯特和巴里的船长上课。每次，他都要穿过大半个城市，换上小船，再爬上轮船，叫一个水手去找船长，再找一块安静的地方上课，而“那个船长蠢笨无比”。

还有一次，他给一个叫埃托雷·施米茨的学生看了《死者》的手稿——这是他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结果，这位人到中年的学生，羞涩地拿出了两本自费出版的小说——他的笔名叫伊塔洛·斯维沃，后来被誉为20世纪意大利最出色的作家。乔伊斯惊呼他为天才。

伊塔洛·斯维沃常把小说的背景设在的里雅斯特，街名、地名都很真实。有人说，你甚至可以拿这本书当旅行指南。美国作家保罗·索鲁真的这样做了，发现完全行得通！

伊塔洛·斯维沃的名作《泽诺的意识》充满了意识流，而乔伊斯被称为意识流小说的鼻祖。在的里雅斯特，他写出了《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都柏林人》，构思出了大部分《尤利西斯》。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乔伊斯的“黄金时代”，毕竟他当时还不到三十岁，并且时常感到郁郁寡欢。

的里雅斯特啊，吞噬了我的心肝。

——詹姆斯·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他戏谑地写到这座城市。“的里雅斯特”（Trieste）和“悲伤”（triste）一语双关。

我从未刻意寻找，但在大运河边遇见了乔伊斯的铜像，还经过了乔伊斯住过的一处公寓。如今，这里成了一座以作家名字命名的旅馆。

“有房吗？”我问老板。

“有，请跟我来。”

“我想看看乔伊斯住过的那间。”

“被一个美国作家租下来了。”

“什么时候空出来？”

“他要在这里过冬，”老板眨眨眼，比画着，“写一本书。”

我走出旅馆，经过乔伊斯喜欢的皮罗纳蛋糕店，它仍然营业，于是我进去点了一杯咖啡，要了一份奶油蛋卷。我随手翻着桌上的报纸，上面关于意大利经济的报道一片沮丧。我想起乔伊斯经常在这里买一杯最便宜的咖啡，翻阅报纸上的新闻和招聘启事。有时候没钱进咖啡馆，就没有报纸看，他曾在信中抱怨，因此错失过两份美差。

我一边喝咖啡一边想，这个世界大概本就没有“黄金时代”。尤其是对于作家和艺术家，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所谓“黄金时代”，只是胜利者事后的“怀乡”，只是对过去浪漫主义的怀想，只是一片树叶或者一粒止痛片，因为现实过于粗粝——而从更广阔的意义上看，地狱无处不在。

这些人现在希望停下他们的工作，因为这工作太寂寞，太难做，而且并不时髦。

——海明威，《非洲的青山》

从咖啡馆的窗子望出去，城市整洁而喧嚣，一队人马正在庆祝某个宗教节日，摩托车轰鸣着驶过。托马斯·曼曾用“阴郁、混乱、艳俗”形容当年的城市，但正是这种混杂、自由、宽容以及文人尚可承受的生活成本滋养着乔伊斯。

在都柏林时，乔伊斯是个愤怒青年，对什么都愤愤不平。在这里，他被渐渐磨平。他的愤怒情绪慢慢冷却，他的政治狂热渐渐黯淡，他开始致力于创造一种微妙而精巧的艺术。通过《尤利西斯》（他在这家蛋糕店开始写作《尤利西斯》），他把的里雅斯特这个地中海世界带到了暗淡的都柏林。等他搬到巴黎时，他已经成为一代大师。

不知为什么，坐在的里雅斯特的蛋糕店里，我却想到了香港。同样曾是帝国的港口，同样是重商主义的城市，同样毫无保留地接纳过游荡者和文人。的里雅斯特已经不复从前，那么香港呢？

在文学生涯的最后阶段，简·莫里斯为香港和的里雅斯特各写过一本书。我不无好奇地想，她是否发现了两座城市之间的隐秘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