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的余生将为你们而奋斗”

在曼德拉早期的政治生活中，对他的政治思想的形成有重要影响的另一个经历是非国大内部行动方式的发展，这种行动方式强调保密、狡诈和集中决策。政府对所有黑人政治活动的持续的高压政策迫使非国大为了生存而成为一种秘密的社团组织。国民党在1948年掌权之后的两年内，通过了《镇压共产主义法》，他不仅用这个法律残酷地打击共产党，还打击整个反种族隔离运动。因此，曼德拉在整个50年代都被迫在禁令下活动，这意味着法律。禁止他向人群演讲或者参加政治活动；他经常被局限在约翰内斯堡地区活动。从1956年起，他在政府的首次“叛国罪审判”中被捕，与他一起被捕的有156名活动家，他们被指控阴谋推翻政府。这次审判持续了4年多时间，但最终他们全被无罪释放了。

在规模空前的沙佩维尔大屠杀之后，政府实行了紧急状态法，拘捕了2万多人。完全禁止了非国大和泛非洲主义者大会的活动，后者是早些年从非国大分离出来的，他们反对非国大与白人和共产党合作的政策（泛非主义者负责组织了沙佩维尔反抗运动）。在这样一种压抑的气氛下，在非国大内自由、公开地讨论任何事情都是不可能的。这样就出现一种秘密的、集中的，而且专制的领导风格，这种风格在随后的30年中成了这一组织的标志。共产党对非国大的影响无疑又增强了这种不民主倾向，它的“民主集中制”理论似乎成了非国大惯用的方法。在曼德拉1990年获释的时候，非国大被一个秘密的、紧密勾结的35人集团控制着，他们30年来独断专行，从未征求过众多支持者的意见，构成了一个高不可攀的全国执行委员会。

曼德拉与世隔绝了28年，他不能对这种领导风格的形成负什么责任。但是，通过观察他获释以来的做法，人们感觉他对这个组织的秘密的强权的领导风格没有太多反感。他很快接受了非国大这种旧的传统并为之辩护。统一民主阵线的新一代年轻领导人对这种做法进行了直接的攻击，这是一个由700多个组织组成的联盟，可以在国内合法地开展活动，从1983年到曼德拉获释这段时间，他领导了国内反种族分离的运动。国内外对曼德拉的宣传也无疑助长了他这一代非洲领导人中普遍存在的权力主义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正在导演着自己的时代，并与他同时代的领导风格步调一致，像赞比亚的肯尼思·卡翁达和象牙海岸的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一样。曼德拉对权力主义思想很满意，他甚至重新评价了自己年轻时对传统部落权力的反叛行为。1991年他在东德兰士瓦省非国大青年大会上说：“那些认为我们的事业与酋长们无关的人，不明白非国大的政策，也不知道如何在农村壮大我们的组织。我们应该与酋长们合作，给他们以应有的尊重。”人们不禁会这样认为，50年过去了，曼德拉成熟了许多，并且重新在部落和酋长那里找到了自己的根。他在这里对年轻人提出的忠告，在他年轻时，也同样会反对的。在最初几个月的接触之后，人们开始感到：曼德拉怀有一种秘密的渴望，渴望人们把他视为一名酋长。然而，他所代表的组织是由他以前的反叛精神组成的，在他的士兵心中没有酋长的位置。

曼德拉与非国大之间这种紧张状况一次又一次地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因为他出狱的时候，非洲各地都已厌倦了一人独裁和一党独裁的统治。在国内，他面对的是统一民主阵线通过领导人与追随者之间不断地亲密接触而形成的民主、分散和协商性的政治。他发觉自己的领导权受到了各方的挑战，因为他几乎无法控制城市中的年轻人或在平民中发生的事件了。他发现，他与布特莱齐酋长是否会面、何时会面，都要由非国大在纳塔尔的地方领导人决定。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其他一些成员限制了他决策的权力，甚至限制他与德克勒克总统会晤。他个人对某些领导人（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的明显的偏爱也受到了非国大高级官员和普通会员的强烈反对。

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年轻的曼德拉都经历了从温和到激进的转变。国民党在1948年掌权之后继续执行其“伟大的种族分离”计划，它的压迫不断升级，这种压力促成了他的转变。现在看来，非国大青年联盟的1944年创建宣言也还是一个温和的文件：他的指导原则是非洲民族主义，是对黑人解放自己的能力的赤胆忠心，是反对“向南非大规模引进外国的意识形态”。非国大青年联盟于1948年发表的《基本政策文件》继续了同一种观点，甚至更明确地反对牙买加黑人民族主义者马尔库斯·加尔文[28]提出的激进的非洲民族主义。在这些年轻的社会活动家们看来，加尔文的政治哲学是号召“建立一个非洲人的非洲”，“把白人推到海里去”。这种思想太“极端，也是非革命的”，因为青年联盟承认白人是已取得南非“国籍”的四种主要成员之一。这份1948年的文件说，必须“清楚地理解，我们并不是这样来反对欧洲人的”，我们只是“主要地、最终反对白人统治”。

政府一意孤行地执行种族分离政策，慢慢地，温和派变成了激进派，资本主义者变成了社会主义者，种族联合主义者变成了黑人权力分离主义者。1950年，政府通过了《镇压共产主义法》，并且开始不加区分地迫害有嫌疑的共产党员和非洲民族主义者，在此之后，曼德拉的思想中明显出现了激进化的迹象。曼德拉曾认为共产党给非国大及其非洲民族主义的政治纲领增加了危险性（他曾解散了他们的集会，中断了他们的召新运动、甚至支持将共产党员驱出南非黑人的政治运动），现在他把共产党视为强大的盟友，共同反对白人政府的巨大迫害。

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政府故意混淆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政策，却促使曼德拉如此忠诚地维护他们之间的联盟关系，但事实就是这样。沃尔特·西苏鲁对记者说，《镇压共产主义法》在改变曼德拉对共产党的态度中具有决定的意义。他说：“我们从一开始就认为，攻击共产党实际上就是攻击解放运动。”这两个集团在公布法律那一天，1950年6月26日，组织了一个“全国反抗日”，并由此结成了联盟。在第二年的纪念日中，抵抗不公正法律的运动激怒了政府，它采取了更具压迫性的行动，这又促使非国大和共产党的支持者们紧密地联合起来了。曼德拉以后继续维护非国大和共产党间的联盟，并把这作为一种纯粹的战术手段，就像在阿尔及利亚、印度尼西亚出现的共产党与“自由斗争人士”的联盟一样。在利沃尼亚审判中，他解释道，非国大不能排除那些愿意为反对种族分离体制而斗争的人，而且“在今后的许多年中，在南非只有共产党愿意将非洲人视为人类，给他们平等权利；只有共产党愿意与我们一起吃饭、交谈、生活和工作”。与共产党的合作使曼德拉接近了一些白人，他们与黑人一样献身于反种族分离的斗争，也一样遭受着警察的迫害。这更加促使他相信，非国大应该坚持的指导思想是多种族合作的民族主义思想，而不是使泛非主义者大会分离出去的排他性的黑人民族主义思想。

而且，曼德拉在思想上一年比一年更接近于一名社会主义者，更倾向于共产党的哲学观点。在1956年出版的南非杂志《解放》中，曼德拉写了一篇文章，认为《自由宪章》（非国大的官方纲领）“无论如何都不能算作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蓝图”，并且没“注意到复杂的经济和政治的变化”。他说，宪章所构画的新社会不可能实现，“除非也只有当这些垄断被击碎，国民财富移交给人民的时候”，才是可能的。必须结束“矿业国王和土地贵族”的统治，“工人”必须成为民主运动的主力军。他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分析了反对种族分离的斗争，却号召各个阶级联合起来反对这一制度。他在文章中反对的这种“制度”包括现存的国际秩序，尤其是法国和英国的殖民主义，而美国也没能逃脱他的抨击。在《斗争是我的生命》一书中收录了他写于1958年3月的一篇文章，标题是《非洲的新威胁》，这篇文章猛烈抨击了“美国的帝国主义”，并且提醒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当心美国，他把美国说成是“在反对共产主义的运动中把自己伪装成所谓自由世界的领导者”。“要注意”，他写道，“美国牌的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完全一样，尽管它穿着摩登的外衣，尽管它的鼓吹者和代理人的话语很甜。”

关于曼德拉本人是否加入过共产党的问题，这位非国大领导人在利沃尼亚审判中阐述了自己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态度。他否认自己曾加入过共产党，但是他说自己曾被无阶级社会的思想所“吸引”，这是由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又是由于他对早期非洲社会的“赞赏”，这个社会中，土地由部落集体所有。像许多第三世界领导人一样，他称自己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但他特别不同意共产主义者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公开指责，他声称自己尤其是英国政治制度的崇拜者。他对法庭说：“我认为英国议会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制度，”但是，“除了社会主义”，他不会尝试“任何一种社会制度”。

从曼德拉60年代初在白人法庭上的演讲中，人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曼德拉是一个有情感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空谈的社会主义者。他确信，一些关键的经济部门——矿业、银行和大工业——应该由政府控制，而土地应重新分配给它以前的非洲所有者。如果找不到别的词来形容他，他就是一个“本质的社会主义者”，反对南非社会中存在的大量的不平等现象。他的观点与许多同时代的非洲领导人（如塞内加尔的L·桑戈尔、赞比亚的肯尼斯·卡翁达和坦桑尼亚的J·尼雷尔）所持的没有定式的“非洲社会主义思想”很相似。但是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南非的环境中注定要显得激进得多，因为他针对的是非洲大陆上最大的白人集团，他们控制了全部土地的87％，并且实际上控制着全部的银行、矿井和工业。他刚出狱的时候，黑人与白人都急于想知道他是否仍然保留着早期对社会主义的偏爱。

在监狱中，曼德拉对于基本经济问题的看法似乎并没有太多改变。他仍然是一个“本质的社会主义者”，而且，1990年的他并没有比1964年的他更像个经济学家。他第一次走出监狱时所说的话与他走进监狱前的话非常相似。在首次新闻发布会上他谈到，要详细了解经济状况，以确保充分就业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同时解决“社会责任问题”。当被问及在彻底重分国家财富这一要求上，他的观点是否有所改变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没有。我的观点与非国大完全一样。矿井和类似的社会部门的国有化问题是非国大的基本政策，而且我相信，在这一点上非国大是非常正确的。”他这一天的讲话使约翰内斯堡股票市场上的股票价格直线下跌。

在随后的岁月中，曼德拉减弱了他对国有化的调门，像非国大官方声明中表现的一样，但这似乎更像是一种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不是内心基本的改变，目的在于安慰容易惊慌的白人商人、外国投资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即便如此，他仍然经常流露出国有化思想。例如，1991年7月，他在开普敦向葡萄牙人社区发表演讲时，重新宣布了非国大要把大垄断行业收归国有的态度。他说，国家的权力应该用来纠正种族分离政策造成的种种弊端，不仅在政治上，在经济上也应如此。然而，许多共产党人仍然担心，曼德拉和非国大正在逐渐抛弃自己对社会主义的承诺；而且，有人预计非国大和共产党的联盟关系终有一天会由于这一问题而破裂。但是，由于曼德拉不断强调重新分配财富的紧迫性，在他的思想与共产党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之间是否存在着真正的区别又让人难以分辨了。1992年2月初，他在瑞士的达沃斯对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个小组的谈话中有如下内容：“把一些关键性行业收归公共所有，这本身就是为克服我们国家财富所有制中存在的巨大的不平等的重要的一步。”在我们看来，在使非国大获得对经济的“指挥地位”这一问题上，曼德拉和共产党的兴趣不相上下。

曼德拉出狱后，他对第三世界革命者及其各自事业的关注也同样没有改变。1962年入狱时他是个“反帝国主义者”，而1990年出狱时，他仍然如此。获释两周后，他在赞比亚的卢萨卡会见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他们拥抱、亲吻，犹如久别重逢的兄弟。他甚至因为把巴解组织和非国大的事业等同起来而激怒了南非的犹太人集团。在访问美国期间，他于1990年6月21日出席了“午夜热线”的电视直播节目，在节目中，他把阿拉法特称为“并肩作战的同志”。曼德拉与整个非国大一样，本能地坚持第三世界左派的观点，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都被“美帝国主义”统治着。他心中的英雄不仅仅是阿拉法特，还有利比亚的穆罕默德·卡扎菲，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当然，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不论形式如何，都愿意反对美国的世界霸权。当伊拉克于1990年8月入侵科威特时，非国大最初的反应是站在萨达姆·侯赛因一边。就在地面战争开始之前，曼德拉在与乔治·布什总统的电话交谈中说，美国的政策是在冒险。犯错误的是美国，而不是伊拉克。这些话令乔治·布什总统十分恼火。

曼德拉在美国与利比亚关于击落泛美103次航班的夙怨中支持卡扎菲，这又一次激怒了布什政府。曼德拉说，美国试图引渡两名利比亚谍报人员，让他们在法庭作证：1988年的炮击事件是“蓄意羞辱国家形象”。布什政府曾打算说服曼德拉取消1992年1月的利比亚之行，因为他有“一些非常有力的证据”证明卡扎菲参与了国际恐怖活动。然而，非国大对卡扎菲的看法也同样有力，后者长期支持非国大的事业，为其提供了几百万美元的经费，而且为曼德拉此次北非之行安排了一架飞机。非国大的官员们对于美国干预曼德拉的事务感到很气愤。非国大发言人吉尔·马修斯对记者说：“如果美国想对曼德拉出访哪个国家指手划脚，那么它会造成许多麻烦。”曼德拉或许与美国和西方的意见不一致，但他代表了非国大内多数人的观点。

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另一位深受曼德拉赞赏的人物。1991年7月末访问哈瓦那时，他高度赞扬了这位年长的革命者，并表达了对古巴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交响乐运动”而进行的英勇斗争的同情。他还赞扬了古巴革命所取得的“引人注目的成绩”，并对记者提出的古巴虐待人权的问题予以驳斥。曼德拉说：“从一开始，古巴革命本身就已成为一切热爱自由的人们希望的源泉。”他立场分明地称赞卡斯特罗的革命及其在美国压力下顽强生存的斗争。卡斯特罗是曼德拉心中一位特殊的英雄，他曾派遣30多万军队帮助安哥拉左翼政府抗击南非军队和在美国支持下由若纳斯·萨文比领导的叛乱力量。“我们怀着对古巴人民深深的感激之情来到这里”，曼德拉在7月26日的一次讲话中这样说道，卡斯特罗就站在他身边。“没有别的国家能像古巴这样无私地帮助非洲。”曼德拉在世界各地不断重复这些话语，毫无疑问，如果他能当上南非首位黑人总统，南非的外交政策一定会有根本的改变。

在监狱中度过的几十年没能改变曼德拉的政治观点，却使他的性格发生了一些变化。基本上每一本介绍他的书，无论对他多么推崇，都会提到曼德拉年轻时经常表现出来的那种传奇式的坏脾气。然而，他在监狱中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情绪，并从那时起一直如此。据一位狱友马哈拉吉讲，曼德拉有步骤地控制了自己内心的愤怒，不让他发作，这“不仅有个人原因，还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习惯于隐藏自己的感觉，就连他最亲密的狱友也无法了解：他取得了成功，让马哈拉吉感到很震惊。在他出狱之后，这种行为方式被证明是很正确的，因为它使曼德拉保留了自己的生活。

曼德拉不愿谈及自己在狱中的经历，也不愿谈及狱中生活如何改变了他的生活态度。1992年3月，记者从他那里了解了许多他从不想提起的往事。他说，在犯人中有“许多堕落分子”，包括“一些追求性快乐的人”，但他从不详细地讲述这些事。然而，他也曾对人讲了一件事。1988年，他刚在开普敦的一家医院治好肺结核，这时有人出50万兰特（大约18万美元）要拍一张他的照片。他说他拒绝了，因为他担心这会影响他与政府间进行的秘密谈判。

一次，一群记者成功地让他回忆起自己在狱中的生活，当然，程度也有限。当时他获释仅四天，在索韦托的家中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他告诉他们，被捕后两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他都在过着一种隔离拘禁的生活，这种生活一直到他被定罪以后才结束。对他来说，罗本岛的生活起初是一段残酷的经历，他和其他六名“利沃尼亚受审者”就被监禁在那里。他把这个远离开普敦，处于惊涛骇浪之中的小岛上的条件描述成“非常的残酷和野蛮”。虽然他自己从没受到身体的虐待，但他回忆说：“这种事在我身边每天都有发生。”曼德拉在罗本岛上干了许多年的重体力劳动：砸石头、挖采石场、沿着海岸采集海藻。只是到了70年代中期，条件才有所改善，这也是他与其他政治犯们多年斗争，反对伙食低劣，运动器材奇缺，以及阅读材料接受检查的结果。

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曼德拉还告诉记者，他正是在罗本岛上学到了与阿非利卡人打交道时的不妥协精神。他讲了一件事：为反对每天装15车石灰石的工作标准，他和狱中的同志们举行了怠工行动。他说，他们成功地使工作限额降低到每天装1车，而且在他和另外四名非国大高级领导人1982年4月被转移到开普敦城外的波尔斯摩尔监狱之前，他们要求改善条件的大部分要求都取得了成功。当曼德拉和他的同志们在与政府谈判中承受让步的压力时，他们不会忘记在这里学到的经验。曼德拉说，监狱生活中唯一的好处是他能和一些看守结成朋友。他发现这些人是取得非官方支持和改善监狱条件的最大的希望。他告诉我们：“看守中有许多人是我们的朋友，他们试图尽可能地改善我们的条件，让我们尽可能过得舒服。”他在铁窗后过了27个春秋，是这些看守的态度“抹去了一个人由此产生的任何痛苦”。而且，正是他这种毫无痛苦的感觉令人震动，这是曼德拉身上最突出的品格。

监狱还让曼德拉在非国大确立了永远的权威和领导地位。一些诋毁曼德拉声誉的人说，曼德拉成为非国大的最高领导人纯属历史的巧合——他们说，别的犯人也同样可以轻易地担当这一角色，到国外宣传被遗忘在罗本岛上的反种族隔离政策的活动家们的悲惨遭遇。他们说，像沃尔特·西苏鲁这样的人也一样可以胜任这个工作，并可以取代曼德拉在国际上出尽风头。

但是如果我们看看曼德拉的经历，那么选他作为反种族隔离政策的活动家的总体遭遇的代表人物就更像是历史的必然了。没有人，连他的好友西苏鲁也无法胜任这一角色。在1962年被捕之前，他已成为非国大领导层的一员了，虽然时间很短，却也光采照人。他参与创建了青年联盟，于1950年成为它的主席，并且在两年之后还代理过整个非国大的全国主席。只是因为连续的禁令使他无法出席政治会议，这才迫使他在第二年辞去了这一职务。但是，禁令并没有让他停止政治活动，在1961年和1962年，非国大的好战分子中间甚至展开了讨论，想废除卢图利的主席职务，而让曼德拉取而代之。

最后，叛国罪审判为曼德拉提供了一个讲台。让他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口才。1964年4月在利沃尼亚审判中，他为非国大放弃武力的决策而辩护，他的演讲使他确立了自己作为国民解放事业的雄辩而有说服力的发言人地位。监狱的生活更加肯定了他公开的领导人地位。他的狱友们都把他说成是罗本岛上的一个超凡的人物。一浪高过一浪的城市暴动使上百名年轻的黑人活动家被关进罗本岛监狱，曼德拉却把这里变成了他们的政治教育中心。在非国大成员与反对派成员之间有许多政治分歧，可曼德拉却成了公认的裁判。他扮演了政治学教授的角色，向人们讲授世界政治反抗运动的历史。他试图让1976年索韦托学生暴动的年轻的组织者们相信（他们大多数人都是黑人权力的鼓吹者），历史地说，黑人受到压迫的主要原因不是肤色，而是从殖民时代就已开始形成的压迫体系。

许多相信“黑人觉醒运动”的人（他们领导了70年代中期的学生叛乱），在离开罗本岛时都转而相信了非国大，他们这种转变只是因为曼德拉的影响。实际上，在他被监禁之前以及监禁期间，各种迹象都表明他终有一天会成为主席。

曼德拉从罗本岛出来时，身心健康，毫无痛苦，这真是个奇迹。虽然谁也不能确定他内心的力量是否来自于宗教信仰，但他的精神力量中有宗教的成分。曼德拉从小就接受卫理会的教育。后来又上了教会小学，但人们从未听说他出狱后曾去过教堂。当然，如果他真去过也不会让外界知道。开普敦大学的宗教学教授查理斯·维拉—维林西尔后来就宗教信仰问题采访了曼德拉，他说，这位非国大领导人受宗教的影响很深，但这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信仰，而不是那种为某一特殊信仰而勇于献身的精神。曼德拉告诉维拉—维森西尔，在狱中他“从未错过一次礼拜仪式”并“经常阅读《圣经》”。他热情地谈到了在罗本岛上遇见的各种各样的军中传教士，他可以从他们那里定期领到圣餐。曼德拉回忆说：“这种圣餐仪式让我内心平静并得到安慰。”但他羞于把自己看成是宗教信徒。他说：“我不是特别地信仰宗教或寻求内心的解脱。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希望能让生活中的谜一样的事情更有意义。”曼德拉说，他感觉宗教的体验是“无法言表”的，但是他认为，体会它的价值比空谈要好得多。

能在罗本岛上那种无言的寂寞、孤独和奴隶式的劳动中生存下来，并且像曼德拉这样精神正常，这一定需要有许多精神的信仰。1992年1月末，南非监狱当局带几名记者登上了罗本岛，参观了曼德拉狭小的牢房。这是一次严酷的经历，他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强加给曼德拉及其同志们的巨大的不公正，而他们受到这种待遇是因为他们曾英勇地反抗了世界上最具迫害性的种族歧视制度。曼德拉生活了28年的地方，是一间由石头和水泥垒成的阴湿的牢房，长宽各7尺——仅够放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牢房的铁窗正对着犯人活动的院子。在这些狭窄的棺材一样的牢房中，曼德拉竟然种植了一些菠菜，它们长得很茂盛。这引起了监狱长的注意，他向曼德拉询问种植的诀窍，以便让他的菠菜也能长得茂盛。曼德拉的牢房位于监狱的特殊位置——“B区”，在这个区中共有32个这样的牢房，用于关押非国大高级领导人和其他黑人活动家。审视着这个狭小的空间，我不禁怀疑，经过这么多年之后，竟然还有人的精神能够完好无损。在他那张老床之上的墙上，现在的犯人挂了一个条幅，上面织着耶稣死前的最后一句话：“上帝啊上帝，你为什么抛弃了我？”我不禁怀疑，在这里的漫长岁月中，曼德拉是否也曾经常说出这种绝望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