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马拉松谈判

1993年6月，一位资深记者写道：经过三年可恶的暴力和僵持的谈判之后，德克勒克与曼德拉有如两位精疲力竭的重量级拳击手，漫长的头衔争霸赛使他们鲜血淋漓、遍体鳞伤。两位英勇的领导人争执不下，公开互相指责，这使得他们共同引导他们的国家从长期分离走向充满希望的种族合作的前景变得扑朔迷离了。他们极力想证明对方无力控制，德克勒克改革所造成的离心力量和一系列事件，这不仅致命地削弱了他们的高大形象，也不断磨损了他们的权威和领袖地位。

曼德拉在非国大的作用有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他被推举到一个崇高的新地位，不再处理执委会的日常行政事务和内部争端。他现在是民族运动中一位杰出的资深政治家，接见外国的政府首脑和重要来访人物，并且率代表团出席各种正式的会议。非国大的同事们喜欢满怀敬意地称他为“老人家”或玛迪巴，这是他在家族中的名字。他的健康出现了衰弱的迹象，而且还要花费大量心血关注1992年年末变得日益频繁的令人疲倦的谈判。然而，曼德拉在非国大内部的组织结构中仍然有力地支持温和派。9月初，非国大和共产党中的激进分子在比斯霍设置障碍，怀疑他们自己的莱比锡决定和“滚动式群众运动”，这时，曼德拉突然重新宣布了自己的主张，力图恢复谈判，恢复非国大温和派的声望。他结束了对德克勒克的个人攻击，并成功地在全部非国大的运动中降低了不信任他的调门。当非国大终于在9月26日重新开始与德克勒克会谈时，曼德拉作为代表团主席非常自信地代表非国大进行谈判。但是，一些与会者称，在漫长的谈判的末期，他的体力明显地衰弱了。尽管权威和体力都有所削弱，曼德拉仍然成功地使和平进程恢复了正常，并于2月12日发表协议，决定恢复公开谈判。

如果说曼德拉在非国大中的日常领导地位有所跌落的话，那么他在国内和国际上作为这场运动“伟大的老人”的形象仍然是无法破坏的。另一方面，德克勒克起初作为世界最伟大的改革家之一的形象却受到了巨大的破坏。曼德拉获释三年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德克勒克正在犯着与伊凡·史密斯（前津巴布韦总理）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已下台的苏联领导人）同样的错误。尤其是他与史密斯的极端相似更具讽刺意味，因为在1990年他开始改革计划的时候，德克勒克特别批评了史密斯缺乏远见，没能抓住有利的历史机遇与他的黑人对手进行最可能成功的交易。德克勒克说过，他不打算让有利于自己的事情走到绝路上去，也不会等着让政治和军事上的软弱逼迫自己交出权力。这就是他为什么在阿非利卡人的权力仍然完整无损的时候，决定率先解除对非国大的禁令并与之谈判的原因。然而，德克勒克与史密斯的结局是一样的，他把谈判延长达三年之久，远远超过了必需的时间。同时，他的谋士们正在紧张地设计各种修改宪法的提案以便永远保持白人的权力，各种特工人员极力地想削弱非国大的力量。他已经向世人表明，他和史密斯一样，不愿将权力交给黑人，认为时间能够向有利于白人的方向发展。

随着时间的流逝，德克勒克与戈尔巴乔夫之间显而易见的相似之处却发生了变化。最初，德克勒克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富有想象力的统治风格和洞察一切的政治魄力受到了普遍的赞誉。然而，在1991年年末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灰溜溜地下台之后，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变得意义不大了：这位犹豫不决的领导人被自己精心发动的巨大变革击败了，而且最后被赶出了政治舞台。在1992年8月接受采访时，他坚称自己不打算成为这样一个“戈尔巴乔夫第二”。他说，戈尔巴乔夫的最主要的错误在于，他试图改革一个不可接受的、不可行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而不是完全地、彻底地与之决裂。他显然已经对戈尔巴乔夫失败的原因有所考虑，并非常相信，通过与旧秩序彻底决裂，他正在避免苏联领导人那种犹豫不决的错误：“旧的政策——种族分离政策，各自发展政策——无论你怎么称呼它，我已经在各个方面最终与它彻底决裂了，……我已准备用尽全部时间完成这一任务。我打算把它进行到底。”

他是这样说的。但是，在做了三年的改良主义者之后，德克勒克愈发表现得像戈尔巴乔夫一样不愿“进行到底”了，他也像史密斯一样在放弃权力问题上犹豫不决。头两年，德克勒克堂而皇之地保持着政治创新和道德高尚的地位，得到了国际社会和少数南非人的赞扬。他实现了自己在1990年2月2日作出的主要承诺，解除了紧急状态，开始与非国大谈判，并开始废除种族分离政策全部的基本法律支柱。然而在此之后，他突然丧失了改革的兴趣。在黑人权力日益接近实现的时候，他不是如起初那样积极推动其发展而是开始反对了。他发动的改革没了动静，而且他经常纵容自己的部长们使用各种反击手段损坏改革精神，甚至反对他们自己的话。例如，他们已经正式取消了医院中的分离政策，但是病房中大多仍保留分离的做法，在大城市之外的医院尤为严重。“医院把病人集中起来还是分开有它的道理。也许纯粹是因为医疗原因，也许是出于宗教和文化的考虑。”这就是卫生部长里娜·凡特在试图解释政府于1990年宣布在医院取消种族分离的做法时作出的狡辩。

德克勒克的改革措施看起来完全达到了使美国和欧洲取消制裁的要求，但仅此而已。种族分离的立法制度中最令人诅咒的部分的确已经取消了，但德克勒克从未要求通过法律以补偿、取消或制裁继续存在的种族分离的做法。德克勒克的改良主义中从未考虑过“肯定的行动”，事实上，他曾公开攻击这种请求，无论这请求是针对他的政府还是别的白人社会。

他这种可以说是没有变化的改良主义所带来的后果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各种形式的种族分离丝毫没有减少。正如德克勒克在经济上推行“私有化”一样，他也允许一种看似“种族分离制度私有化”的东西存在。对于绝大多数人（无论黑人还是白人）而言，改革前后根本没有什么实际的变化，至少在他任总统的头三年中是这样的。各种以前被分离开的社区仍旧各自独立着，没有官方的鼓励要求他们联合。一些富裕的黑人搬进了约翰内斯堡北部的白人市郊，非国大的高级黑人官员、工会领导人、知识分子和企业家们有如一股细流，慢慢地流入了附近的白人中产阶级居住区内。但是，绝大多数黑人依旧住在肮脏、破败而且服务极差的黑人城区之中，而白人市郊的街道仍然每周由身穿黄色制服的黑人清洁工们清扫得干干净净。在韦弗利北部的市郊，即使从人行道的石缝中发芽的小草也要用除草剂除去，以便不影响少数白人行走。为了将下等黑人移近白人郊区而进行的第一次小的尝试，也受到了强烈的抵制。德兰士瓦省的行政当局起草了一个计划，要在约翰内斯堡周围建设新城区，有几个甚至已经开始动工了，但是这些城区是离市区最远的，当然，也远离白人郊区。看来，旧的种族分离的都市和他的建筑师们仍然阴魂不散。

白人的偏见也是如此。开明者与保守派一起设置障碍，阻止黑人在靠近他们的地方定居。这些白人反对者有个绰号“尼姆比”，是“别住在我的后院”的英文字首缩略语。“尼姆比反叛”中最著名的案件发生在1992年初。当时，省政府当局打算把几千名擅自居住在约翰内斯堡最北部的赞万方丹农场的黑人移入靠近白人郊区的定居点。迪普斯洛特和尼特盖达的白人们先是在布娄波斯兰设置路障，使用暴力阻止移入，然后又得到法庭的支持，公布强制令停止任何新的定居活动。在1993年1月，赞万方丹的黑人们得到迁移的通知已经接近一年时间了，可他们仍然居住在农场里，等待再次搬迁的通知。

白人社会看来已决心不理会黑人大众的住房紧张、教育和福利等社会危机了。他们严重脱离现实的行为引人注目。资本过剩的大公司对充满风险的社会投资不感兴趣，却在约翰内斯堡看似无限发展的白人郊区花费巨额的剩余资本修建美国式的购物中心和写字楼，或在别处修建海滨乐园和狩猎场。其中最著名的是开普敦的“迷人海滨开发计划”。它耗资几亿美元模仿巴尔的摩和洛杉矶港口的风格，建有水族馆、旅馆、临海餐厅、爵士乐俱乐部、啤酒屋和快餐连锁店，并且人们还可以看到海狮在水中的表演。这些似乎确定了开普敦作为“安乐之乡”的地位，在德班的海滨黑人越来越多之后，白人也似乎越来越偏爱这里了。

在旧南非最后的岁月中，德克勒克政府正处于另一种狂乱的阶段。他们不为解决黑人在住房、教育和福利上存在的巨大危机进行大量投资，却花费大量财富进行各种先进的军事和技术项目——为欧洲和亚洲雇主发射低轨道运行卫星；建设一座超现代的、激光反应核电站；为空军购买60架瑞士飞机。奇怪的是，德克勒克政府在发展军事和太空工业上的过度支出却没有受到什么来自黑人的批评。非国大和其他任何一个政党都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似乎完全不知道或不关心政府在这些项目上的巨大投资。而且，在1990年初到1993年初之间，政府轻而易举地把超过100亿兰特的钱挪用到它的“特别防卫账户”上。如果政府改变它支出的顺序，这些钱可以建千万所学校、房屋和诊所，可以在住房和城区重建计划中提供无数就业机会。

同时，这个由阿非利卡人统治的庞大的行政机构在性质和目标上也没有什么变化。高级公职岗位仍然基本上是阿非利卡人的领地，至少是白人的领地。1992年初，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的2885个最高级职位中，黑人只占14个。德克勒克似乎根本不打算在公职部门中开创一个黑人与白人合作的时代。公职部门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革，甚至都没有当时清除P.W.博塔时代最冷酷的种族分离政策的执行者。像麦格纽斯·马兰和阿德里安·渥克这样臭名昭著的部长也只是在德克勒克无力抵挡强大的政治反对的时候才被轮换到较低的内阁地位。那些退出政府的部长（巴兰德·都普莱西斯、盖利特·维略安和斯托费乐·凡·德莫维）都是由于疲劳、身体不佳或出于个人的考虑。南非防卫部队和南非警察的高级领导人也没有变动，直到1992年11月，许多丑闻才最终迫使德克勒克清除了23名军官和谍报部门的官员。

然而，总的形势是清楚的：德克勒克没有积极行动，想以此尽可能多地创建阿非利卡人的权力，并在与旧的阿非利卡人统治完全相同的制度下维持这种权力。然而，这个没有改革的制度恰恰是他最初提出应该彻底改变的。发生在苏联戈尔巴乔夫政府时代的斯大林体制的彻底解体从未在南非德克勒克政府出现过，对这一点已没有人会怀疑了。德克勒克最终证明，他并不像他宣布的那样准备“彻底地最终”与旧的种族分离体系分裂，也没有采取可能削弱阿非利卡人所掌握的政府力量和安全工具的措施。在经过三年改革之后，他距离自己的改革所具有的含意——这也正是他曾指责戈尔巴乔夫失败的地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德克勒克对改革的矛盾情绪在他处理土地问题时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他遵守诺言，取消了为白人保留87％的土地的1913年和1936年的《土地法》；但他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把充公的土地还给以前的南非所有者。在此问题上德克勒克本可以采取肯定的行动表明自己执行社会主义的立场的，他至少可以作出一些象征性的表示，并开始把一些国有土地进行重新分配。然而，政府却老调重谈，组建了一个“土地分配咨询委员会”调查土地争端，关于黑人对从前的部落或祖先的土地所有权要求只能对总统本人提出建议。同样，德克勒克也没有采取行动把十个黑人家园联合起来，尽管他早在1990年2月2日的讲话中就提出，必须把他们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南非。比这更糟的是，政府实际上巩固了这些黑人家园的地位，在1992年间把超过100万亩的土地转移给四个这种人为分割的带有种族色彩的小州。毫不奇怪，作为政府的政治同盟者，66万亩土地归入了布特莱齐领导的夸祖鲁。有时候，在刚刚“私有化”的土地交易中似乎存在种族分离的做法，因为在白人官僚和白人农场主之间的秘密交易仍然没有改变。与此相似，各种中央与地方机构在1991和1992年间继续与白人农场主进行国有土地的买卖，却忘记了几百万没有土地、无家可归的黑人对土地的强烈要求。

德克勒克对1991年和1992年发生的许多动摇了他的统治的丑闻的反应是克制的，这也同样暴露出他对于改革非常谨慎的态度。他并不比他的前任们更热衷于提高标准净化政府，虽然他表面上说，在非国大接管政府之前将全力以赴这样做。在1992年11月的一个月中，政府的统治就受到了动摇，这不仅仅是因为“金石委员会”的几次调查表明，军队仍然在资助各种秘密行动诋毁非国大的声誉，还因为莱伯瓦、夸恩德贝勒和西斯凯的黑人家园中出现了普遍腐败和领导失误的丑闻。关于这三个黑人家园的报告中有两个表明：80年代中末期，莱伯瓦和夸恩德贝勒中，政府基金因管理不善、浪费和盗用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盖利特·维略安和斯托费尔·凡·德莫维这两个德克勒克在头三年谈判中的主要谋士也受到了牵连，却没有任何针对他们的行动。然而，这两个人已经完全退出政治了。

11月份的大曝光让人们更难以相信，在高级军官和部长们从事的勾当中，德克勒克是“没有牵连”的，尤其是像他与非国大进行的谈判这样敏感的问题，内阁长官大卫·斯泰沃德试图改变由此造成的国内外的批评，他把德克勒克描绘成一个在微妙的政治钢丝上行走的领导人。不削弱南非防卫部队这一主要的权力基础，他就无法彻底清除和改革自己的安全机构。德克勒克不打算犯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让自己的军队无法控制，最终发动政变反对自己。但斯泰沃特也承认，德克勒克必须运用更有力的领导，否则，他将面临军队的不检点行为给他带来的各种指责。

前国民党总书记凡·德莫维更多地证明了德克勒克对于非国大的双轨战略。1992年11月9日他宣布自己退出政界，一周后他在一次采访中承认国民党故意执行了这样一种战略：一方面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政府要寻求与非国大进行必要的合作；另一方面要为即将到来的制宪会议和议会选举做好准备，在选举中国民党与非国大必然要成为水火不容的对手。他举了这样的例子作比喻：各种橄榄球队、足球队、板球队和棒球队聚到一起决定他们共同参加什么样的比赛，遵循什么样的规则。起初他们必须合作以建立“这个比赛及其规则”，而一旦这些都解决了，每个“队”都必然会尽全力赢得比赛，凡·德莫维说，国民党与非国大不仅在为这场“比赛”进行谈判，还正在为赢得比赛做着准备。

尽管所有的民意调查都显示出非国大的领先地位，凡·德莫维仍然强调：国民党在大选中获胜并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他进行了如下计算：国民党将获得有色人种65％的选票、印度人75％的选票，还有大约85％的白人选票。最终，黑人选票是最重要的问题。凡·德莫维计算得出，国民党至少可以得到其中的10％，他认为，这个数字最多可以达到40％。他说，他的政党对黑人社区进行了许多“彻底的科学研究”，这些研究表明，国民党有潜力赢得黑人选票中的大多数。这一切都要取决于国民党大选运动的效果，而对于这种运动国民党颇有心得。

凡·德莫维的这些数字和乐观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安德鲁·S·瑞诺尔德的研究基础上的，后者在开普敦大学度过了1992学年，详细审查了选举数字，对于白人、黑人、有色人种和印度人中可能出现的投票方式做了周密的考虑。他写了一份报告，其标题是“成功之路的冲击：国民党（及其盟党）在南非全民选举中赢得大选的潜力”。瑞诺尔茨的结论是，“这个设计并执行了种族分离政策的政党”将最终在南非组建第一个民主选举的政府，他将与布特莱齐酋长的因卡塔自由党一起形成一个联合政府。

他这一预言的关键在于他假定，虽然在这个国家达到选举年龄的黑人有1440万，但只有1080万人有可能是合格的选民，因为许多人不能证明自己的年龄和公民身份，因此将被取消选举资格。这样一来，黑人在选举名册上的比重就由68.5％降为62％，而白人的比重由18.8％上升到23％，如果国民党能获得80％的印度人选票，65％的有色人选票和10％的黑人选票，则这个在南非第一次举行的自由的，无所不包的选举将会产生如下结果：非国大占40.6％的选票，国民党占30.2％，“因卡塔”占11.4％，而白人右翼组织占6.5％。换句话说，如果这些选票在各个议会选举区内的分配是有利的，国民党联合“因卡塔”及白人右翼政党将可以组成一个占多数的联合政府。国民党不必在乎无休止的民意测验，虽然他们表明非国大将赢得完全多数的选票，大约在55％—65％之间。而且另一位美国大学教授，阿兰德·里帕特第一次提出了他的权力分享计划，这成为阿非利卡人幻想保留住权力的基础。毕竟，在黑人参加选举之后，白人仍然有希望继续掌权。

几乎在曼德拉走出牢门的那一天开始，德克勒克和他的国民党就已经为选举胜利做准备了。他们要组建一个包括各种温和的多种族力量的“基督民主联盟”，要取得生活在黑人家园，农村及白人农场的黑人的支持，民族主义者们相信，这些地区的大部分人从内心讲是保守的，并且对非国大持怀疑态度。他们的主要争取对象是传统的酋长和教会领导人，因为他们相信这些人仍控制着大量的选民，可以把大批的选票拉到国民党一方。

1991年5月初在索韦托城外的祖尔贝肯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向国际圣灵节教会捐赠圣物的活动，德克勒克在这次活动上第一次向“沉默的多数黑人”（民族主义者喜欢这样认为）提出了个人呼吁。他向2万名信徒发表了一次政治讲话，要求他们不要被一群“热衷于权力”的人迷惑，他认为这些人制造了全部的暴力。他还出席了1992年4月在德兰士瓦省北部靠近彼特马里茨堡的莫依拉举行的齐昂基督教堂的复活节年会，向超过50万的人民发表了演说。他的意思是一样的：注意那些“渴望得到权力并准备不顾一切得到权力的人”。

即将成立的基督民主同盟的另一个选票集中地是300万有色人，他们以阿非利卡语为母语，300多年的异族通婚使他们成了阿非利卡人的“继子”。与阿非利卡人一样，有色人也是非常保守的，大多数人加入了荷兰新教。许多有色人把非国大看成是黑人的组织、不信上帝，而且有共产主义因素，他们对非国大的掌权怀有与白人保守派一样的恐惧和担心。在将近100万的南非印度人中，有相当多数的人持有与此相同的观点。因此，像凡·德莫维这样的民族主义者相信，这些不同的集团结合起来——传统的黑人家园的酋长、教会领袖、有色人和印度人——能够得到足够的选票让瑞诺尔茨的预言实现。凡·德莫维说：“我真的相信，国民党获得多数选票是可能的，我不想说这种可能只是也许。”

凡·德莫维的想法有助于澄清德克勒克对于非国大的态度：盟军与敌人，和平伙伴与选举对手。如果国民党真怀有这种伟大的幻想，认为他自己或联合别人可以获得多数票，那么他诋毁非国大的运动明显就是为这一战略服务的。莫林将军攻击乌姆肯托，军事情报机构秘密的“回声计划”以及《新闻联系报》的反非国大宣传，这些都是一个完整的政治战略的组成部分。正如我们大家见到的，还有别的证据表明国民党要夺取大选的胜利：例如，政府决定把100万亩土地移交给黑人家园，曲意逢迎这些可能成为盟友的酋长们。而且，德克勒克还向“沉默的多数”黑人们求取选票的支持。

凡·德莫维还展示了国民党选举思想的另一个基本方面，即时间会对他们有利。他说，政治暴力也许会损坏国民党在黑人眼中的形象，但它却更大地损坏了非国大的形象。在它的温和的支持者中间，尤其是在白人自由人士中，已有许多人觉醒了。许多人半途而废是因为政治暴力，非国大与共产党的密切联合，或是因为非国大组织无序，对他们漠不关心。因此，非国大不会取得民意测验表明的成绩，也不会像罗伯特·穆加贝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在1980年独立大选中那样获得压倒多数的胜利。他说：“这样理解，时间将不会偏向非国大。”实际上，时间正在逐渐削弱非国大的战斗力，降低其极端势力的威信。凡·德莫维在展望总的趋势时认为，非国大的政策一直都没有挽回的余地，他正在“从极端转向温和”。

在1992年年末出现的两份重要文件中国民党战略家们为自己找到了证据，以支持他们认为非国大越来越温和化的主题思想。第一份文件是乔·斯洛沃在9月10日递交给国民执委会的“战略前景”政策。经过种族主义者和革命者一番吵闹的反对之后，这份文件在11月18日被采纳了，这表明非国大领导层在谈判中正在向右转，反对“革命性地夺取权力”，赞同与德克勒克的国民党分享权力。在早些时候，这样的文件可能会被视为失败主义和反革命宣传。在过去，曼德拉对权力分享是深恶痛绝的，他认为这是个罪恶的阴谋，会使大多数人得不到权力，但是现在他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凡·德莫维半开玩笑地说：“如果这一转变过程足够长，我们就能期待出现一个合理的政府了。”

另一份让国民党看到非国大的新“现实主义”（他们喜欢这么说）曙光的文件是“蒙特福莱尔方案”，它勾画了新南非经济的未来。虽然这不是非国大的官方政策方案，却是非国大经济部和许多高级领导人认可的，这些人于1991年9月在靠近斯特兰玻斯克的蒙特福莱尔召开过一个会议。蒙特福莱尔集团草拟了四个政治经济方案，其中三个以鸟类命名；另一个称为“伊卡洛斯”，这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每个方案假设了一种不同的政治谈判结果，并预测了这些结果会带来的非常不同的后果。

“驼鸟”方案假设谈判破裂并且德克勒克政府试图独自与温和派黑人联盟。可能出现的结果是政治上极端不稳定，实际上是南非的“黎巴嫩化”，以及经济上的灾难。“跛鸭”方案假设谈判将导致一个延长的过渡时期，在此期间，一个联合政府将维持到2000年。这样的政府将无法做出连续的决策或在处理国家问题上没有连续性。因此，无法让投资者充满信心。在“伊卡洛斯”（“先飞后坠”）方案中，一个真正由人民选出的民主政府将掌握政权，并开始为克服种族分离政策的遗毒而“大量挥霍社会财富”。这种短期行为将导致拉丁美洲式的经济恶化——负债累累、通胀严重和经济崩溃——就像桑地诺政府统治下的尼加拉瓜曾经出现的那样。最后，还有一个“红鹤”方案。在这个方案中，政治的解决导致了一个真正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它能使经济缓慢但稳健地起飞，让人联想到红鹤起飞时的姿态。

非国大的经济学家们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保证，他们意图避免“伊卡洛斯”方案中的危险，而选择“红鹤方案”。在非国大内是否有足够的现实主义力量使这一战略得以采纳还不得而知，但是非国大的领导人将会面临极大的政治压力，逼迫他们采纳“红鹤方案”。真正的讽刺出现在谈判过程中：政府和非国大都同意组建一个为期五年的过渡政府，权力由二者分享，根据蒙特福莱尔方案的说法，这正是构成一个“跛鸭”政府的完美文件。

阿非利卡人梦想的大选胜利和非国大的温和是否只是他们纯粹的政治幻想？德克勒克不断推迟行动，空想黑人民族主义者的反对会在激进性上逐渐分散、枯萎或软弱下来，他是否与津巴布韦的史密斯犯了一样严重的错误？民主党中一位很有见地的领袖，扎克·德比尔在他的“聚集”理论中认为，非国大和国民党最终将不得不共同统治温和的中间力量，因为在他看来最终将“没有别的办法可以管理南非”，他的这种理论又是否正确呢？

德克勒克和曼德拉费尽心血想谋求南非白人和黑人之间的伟大的历史性和解，但当他们快要成功的时候，两位疲惫的和平缔造者却面临着一个可怕的困境：他们领导的政党都无法单独统治这个国家，而且，在他们之间建立成功的伙伴关系的前景也同样暗淡。在权力分享上达成一致只适用于在“国民联合政府”的幌子下发生的习惯性冲突。对于像肯定的行动，重组和清洗安全部队、重新分配白人土地、银行和金矿国有化以及外国盟友这样的争论，这两个既是敌人又是伙伴的政党如何达到一致，通过一个共同计划呢？而且，无论非国大和国民党中的任何一方被排除在政府之外，都一定会引起巨大的政治混乱，因为任何一方都有足够的独立力量，可以单方面使南非无法控制。看来，这两个政党注定要连在一起了，至少在他们建立新南非之前的这段漫长而艰苦的过程中是这样的。曼德拉与德克勒克之间形成的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也传到了整个非国大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上来了。

如果非国大与国民党在政府中成了伙伴，那么非国大与共产党之间的同盟关系的走向也成了一个重大问题。南非共产党愿意加入这样一个妥协的联合政府，还是会退出同盟秘密地反对它呢？共产党领导人已经承认，他们在非国大之外还有一个社会主义议程，二者在含义上是有区别的。这是否意味着这两个老盟友最终将分道扬镳？斯洛沃、哈尼等党的领导人回避了这一问题，只说这完全取决于非国大掌权后是否采纳社会主义政策。而只要非国大与国民党还保持伙伴关系，这种事情就不可能发生。但是南非共产党意识到，留在非国大对它更有利，因为这样它可以更多地影响其决策的方式和政策；它也可能有机会最终掌握政权。南非共理论家杰里米·克罗宁曾写到，南非共产党夺取政权最实用的模式是卡斯特罗的古巴革命。古巴共产党融入了卡斯特罗“非共产主义”的“七·二六运动”之中，并且最终将古巴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克罗宁说：“这种观念依然存在，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在这里发生。非国大领导的是民族民主革命，而我们要领导第二阶段的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如果共产党真的执行这一战略，那将意味着南非将出现一个三方联盟的政府，包括国民党、非国大和南非共产党——这不可能出现政治的稳定。

毫不奇怪，几乎没有人预测旧南非会平稳地过渡到一个新南非。布特莱齐，泛非主义者和顽固派白人至上主义者都在加快自己的战斗步伐，破坏正在进行的和解进程。共产党、非国大和工会中的好战分子也不安静，他们害怕非国大会牺牲他们的社会主义目标以获得权力。尤戈尼·恩雅提是这个国家少数几个有思想的黑人风险分析家之一，他预测1994年达成的解决办法最多持续三到四年时间。公众的觉醒和生活质量的停滞不前将激起人们对它的反对。国内混乱和工人的骚动将继续存在并再次使这个国家无法管理。他认为，面对来自选民的并未减弱的压力，非国大将不可避免地向左派转化，并将接受泛非大会和阿扎尼亚人民组织的黑人权力哲学观念。按恩雅提的说法，曼德拉面临的最大危险是成为另一个阿贝尔·穆佐雷瓦大主教，在历史上走下坡路。后者是黑人卫理公会教徒、从主教变成政客，于1979年被选为“总理”，在“津巴布韦——罗德西亚”历史上他的政府是短命的，是白人控制的过渡政府。

在约翰内斯堡的高地阿非利卡人大学工作的迪昂·盖尔丹海斯教授提出了相似的悲观方案。他使用汤姆·巴纳德的笔名写了一本《南非：1994—2004》的书，声称他勾画了正在形成的新南非的“流行史”。在1991年休假期间，本书在白人北部市郊风糜一时，因为紧张不安的公民们正在考虑是否应该离开这个国家。盖尔丹海斯和恩雅提一样，预测政府与非国大达成的任何和解都将失败。他用182页的篇幅描绘了这个新的“南非联邦共和国”如何在短期内引起了一场国内战争，导致国家分裂，白人创建了自己的国家。

就连总统的哥哥威廉·德克勒克也预测这个国家的前景“乌云密布”，因为他的民主传统极为薄弱，而且暴力和革命仍然“随时有可能暴发”。与此同时，共产党担心南非会成为另一个智利，而曼德拉是阿连德[29]第二，白人控制的军队和安全部队支持白人右翼分子会发动反革命暴乱，推翻南非阿连德的统治。

当两位主角在决定他们政治“游戏”的规则问题上越走越近的时候，布特莱齐却愈发变得富于狂想、反动和可恶了。德克勒克与曼德拉的关系每向前发展一步总会导致他们与布特莱齐的关系退后一步。在他们签署9月协议的第二天，这位夸祖鲁的酋长就提出了反对，取消了与德克勒克的双边谈判，并警告说他反对非国大与政府达成的任何一项双边协议。他警告双方，没有他只会导致国内战争。他公布了因卡塔自己的计划，要建立一个松散联盟的、有很大自治权的夸祖鲁——纳塔尔州。虽然他向人们保证他并不是暗示要退出联邦，但他说出这些话就已经是威胁了。然而，德克勒克和曼德拉拒绝了这种敲诈，不允许他们的双边会谈受到布特莱齐在乌伦迪敲响的战鼓的威胁。但是他们都与之进行了双边会谈，希望这样能把布特莱齐拉回到和平进程上来。

尽管存在无法预测的“布特莱齐的因素”，非国大和德克勒克政府仍然不断缩小他们之间在制宪方面的差别，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高级官员之间变得“非常亲密”了，他们在设计双边决议时，希望能说服无法参加他们私人谈判的党内其他成员。但是他们已决定在这场决逐中领先，无论独行者、泛非组织和阿扎尼亚解放军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是否加入他们的行列。同样，德克勒克也不准备因白人右翼主义者的反对而改变方向。当南非民主大会终于在1993年4月初重新召开的时候，泛非大会和保守党都首次参加大会，这又让非国大和政府看到了希望：白人右翼分子和黑人好战分子的威胁终于可以受到控制了，至少也可以受到牵制。

他们决定走在决逐前列的原因非常简单：他们联合起来大概可以在首次大选中赢得70％到80％的选票，这个可靠的多数可以让他们组建过渡政府，只要他们双边关系仍保持正常运动。但是，他们能否成功地构造一个政治体系，足以让他们经受各种小党派联合起来对他们筹划的协议的攻击，这还不清楚。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两个关键政党的面前将有许多混乱的事情，甚至在他们处理彼此在联合政府中的关系问题上也有许多麻烦。

德克勒克与曼德拉将会遇到什么命运仍然是最引人注目的问题。如果曼德拉能活到1994年4月的大选，他将注定会以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尽管他经常说自己不会在过渡政府中供职，而只能接受总统的职位（如果人民选举他当总统），但是，五年的过渡政府的提案却使这种可能有一定风险了。毕竟，曼德拉在1993年7月18日已年满75岁了，而且，对于由他来主持作为民族和解象征的第一届临时政府的提法，各方面的压力都很大。

那么，德克勒克的前途又如何呢？1993年初，对于他是否愿意在曼德拉手下当一名部长甚至总理，存在许多臆测。旧的阿非利卡人统治精英的领导人能否服从新的黑人权力精英的领导人的指挥呢？德克勒克也许起初会以民族和解和政治稳定的名义同意这样做，但这只是短期的安排。三年的时间使他们彼此都不再抱有幻想，在他们之间有太多的敌意。使他们无法在一起有效地工作很长时间。南非当代历史上最可悲的事实是，两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和平缔造者在寻求一种和平的解决办法的同时，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而不是越来越近了。正如革命会吞食自己的孩子一样，南非的和平进程毁掉了它的领导人。

无论是因为他再也无法与德克勒克和睦相处，还是因为他精力的下降，曼德拉已经逐渐地把他以前在非国大与白人政府交涉中所处的关键地位让给了西里尔·拉马弗萨。自从1991年12月他们在第一次南非民主大会上公开争吵后，曼德拉很少与德克勒克进行私人会晤，以讨论如何克服最近在谈判中出现的障碍，或者如何解决暴力危机（他们六个月以来的第一次私人会晤是1993年3月22日在约翰内斯堡附近举行的，随后又举行了几次会议，以打破关于大选日期的僵持局面）。他们之间的电话联系也同样少有。与此相反，拉马弗萨却发展了自己与政府之间的私人联系，而且他和他身边的一小群人接过了设计非国大谈判战略的责任。拉马弗萨还开始与罗埃洛夫·梅耶尔建立了特殊的关系。后者是德克勒克丑闻不断的内阁中最出色的人物，并于1992年中期取代盖利特·维略安而成为制宪事务部长。

梅耶尔与拉马弗萨之间的伙伴关系在许多方面实现了德克勒克和曼德拉曾经希望建立的那种关系。这种新的政治友谊是政治骚乱的副产品，而正是这种政治骚乱摧毁了德克勒克与曼德拉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友谊似乎不断巩固了自己得以建立的基础。这或许是因为梅耶尔与拉马弗萨设法让他们的关系保持了低调发展并且不含有政治上的虚伪，而无论德克勒克还是曼德拉都觉得，作为各自政治事业和选民的发言人，他们必须采取这种政治上的虚伪做法。

甚至有传闻说拉马弗萨和梅耶尔在1992年9日曾秘密会晤，他们在东德兰士瓦一处私人别墅里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交心，而德克勒克与曼德拉从未拥有过这种非正式的亲密关系。早些时候，这两个少壮派人物重新恢复了政府与非国大被1992年6月的“博伊帕通惨案”中止的各种接触。早在8月21日他们就开始举行了一系列秘而不宣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他们讨论了恢复双边谈判的各种方法。即使是比斯霍惨案也不能中止这些会议。实际上，这进一步促使谈判双方回到和平的谈判桌上来。显然，拉马弗萨和梅耶尔正肩负着在他们双方政党及社区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