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政治的“中庸之道”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南非之所以能够坚持“中庸之道”，有其多种原因。本来，南非黑白积怨之深不亚于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除了激进的阿扎尼亚泛非大，非国大本身也搞过长期的武装斗争。激进的南非共产党对非国大有重要影响，“自由主义总统”姆贝基的父亲、非国大元老戈文·姆贝基就是个“坚定的共产党人”，位居南非共的领导层。同时非国大与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这两个今天“黑人统治”国家的黑人解放运动也有过很深的历史渊源，这一切都使“黑人统治”的激进思想在南非很有市场。但是，南非的关键性变革恰逢“第三波民主化”的世界浪潮，曼德拉和德克勒克这黑白双星、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又深明大义，审时度势，对黑白和解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个人影响。

另外，先行实现了“黑人统治”的两个邻国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由于弊病充分暴露，也成了新南非的前车之鉴。尤其是津巴布韦的执政者过去与非国大是铁哥们儿。当年两国的白人统治者曾经联手对付两国黑人，包括互相允许跨境追捕。津巴布韦先获得“解放”后同样接受非国大在其境内建立基地，对白人南非搞跨境袭击，那时的津巴布韦对非国大而言，几乎有如1949年以前的“苏联老大哥”之于中共。但是，后来津巴布韦的穆加贝政府不仅以“社会主义”的一套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而且政治上越来越独裁，严厉镇压反对派（主要是黑人反对派），很多津巴布韦人逃到南非，给南非舆论以恶劣印象。虽然新南非的经济成长不尽如人意，社会问题也很多，可是与津巴布韦的经济—社会灾难和政治危机相比，南非不啻天堂。加上后来曼德拉与新南非的声望在非盟中崛起，俨然非洲领袖的地位和非盟的普世价值倾向也使南非人很关注津巴布韦的民主化，调节冲突、监督选举、施加压力等“干涉内政”的事没少做。尽管曼德拉、姆贝基这些老一代非国大领袖感念当年情谊，不轻易对穆加贝搞“喇叭外交”（公开抨击），而是尽量搞“悄悄外交”给穆加贝留面子，但是南非主流舆论经常批评他们对穆加贝太软，他们其实对穆加贝也很恼火。而今天南非的舆论尽管左、中、右非常多元化，像马勒马那样公然称赞津巴布韦的声音却是很孤立的，以至于通常被认为更加“反西方”的祖马总统上台后，对津巴布韦的批评反比姆贝基更加严厉，反对独裁、支持津巴布韦民主化的态度也更明确。在这样的背景下，让南非人学习津巴布韦是很难想象的。

还要指出的是：对南非，尤其对非国大有重要影响的南非共产党虽然是“极左派”，其意识形态有“专政”和暴力革命的传统，但那是基于“阶级政治”而不是“种族政治”。南非共历史上初期曾经以布尔穷白人为主要基础，犯过“白种工人沙文主义”的错误，后来又曾一度支持过“黑人统治”的时髦主张，但这两种倾向最终在南非共中都受到了严厉批判。后来的南非共强调超越种族的“劳动阶级团结”，支持黑人解放但不支持“黑人统治”。而且南非历史上布尔人，包括布尔穷白人比英语白人更压迫黑人，今天的“黑人统治”思想也主要针对他们。而今天的南非共固然已经以黑人成员为主而且在黑人解放斗争中赢得了尊敬，但由于历史原因，南非共在白人中的影响仍主要在阿非利卡人（即布尔人），而不在英语白人中。这种特点也赋予了南非共在化解种族矛盾、培养族际精神、促进黑白和解方面以独特的能力。

曼德拉与德克勒克

凡此种种，都使得南非能够走上这条“中庸之道”，而且一直走到今天，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南非1994年的种族和解与民主化的成功是举世公认的。而1994年后最著名的成功是南非圣公会黑人大主教、又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德斯蒙德·图图主持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该委员会依据1995年《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案》成立，通过当事各方提供证言，就1960—1994年期间的人权状况还原历史真相，既揭露了种族主义政权虐待黑人的多年罪恶，也不回避非国大等黑人解放组织在武装斗争中曾经有过的迫害反对派、侵犯人权等问题。从1996年起该委员会进行了大量的听证和调查，并接受反证和辩护。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通过下属三个委员会来开展工作：“侵犯人权委员会”负责调查侵犯人权的行为。“赔偿和康复委员会”就受害者恢复尊严和康复提出方案，供政府参考采纳。“大赦委员会”则处理被证实的施害者按《和解法案》的规定在认错道歉前提下提出的赦免申请，但申请者限于个人，对组织、法人和体制不存在赦免问题。

黑人大主教图图

委员会属于非政府机构，没有强制性权力，完全靠以德服人，以理服人，以事实服人。尽管仍有若干顽固者藐视它的工作，但是包括绝大多数前施害者在内的人们都认可了它所做结论的权威性，并因此卸除了历史包袱。其中有些著名案例：

和解与民主谈判期间暗杀非国大领导人克里斯·哈尼的白人凶手雅努什·瓦鲁因废除死刑改判无期徒刑后，向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提出忏悔并要求赦免释放。委员会取证后认为当时已是和平时期，杀人不能被认为是“政治斗争”，而且当时的调查也认定是个人犯罪，与包括凶手之一所属的白人顽固派政党在内的任何政治团体无关，因此忏悔可以接受，但以“政治动机”为理由要求释放不行，应该维持原判。

“民族之矛”在1986年爆炸了德班市“为什么不”餐厅和马古酒吧，导致3人身亡，69人受伤，指挥袭击的南非共白人党员、“民族之矛”当地负责人罗伯特·麦克布莱德被抓获并被白人政府判处死刑，不久进入种族和解时期，1992年他的事被列为“政治斗争”而获释。但是当时非国大否认这件导致平民伤亡的爆炸是自己组织干的。于是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重审了这个案件。在取证后，非国大不得不承认是组织安排了这次爆炸并向无辜遇难者道歉。委员会谴责这次爆炸是“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但认可当时非国大受到白人政府镇压处于武装斗争状态，袭击目标有南非白人警方成员，政治斗争性质成立，麦克布莱德本身就是白人，可见他也不是因为种族偏见和个人境遇去袭击的。而且非国大组织承担了责任，麦克布莱德道歉后可以赦免，无罪释放成立。

1993年遇刺身亡的南非共总书记克里斯·哈尼

这些案例都得到舆论的广泛肯定。图图大主教和他的同事在“迫害者忏悔和道歉，受害者宽恕和原谅”的原则下实现和解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在“恢复历史公正、实现转型正义”和“避免冤冤相报，携手面向未来”这一对似乎矛盾的老大难问题上，南非为世界作出了榜样。

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很快传播到世界各地。从1995年起，“仿效南非的做法”，在很多国家也出现了“TRC（‘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英文缩写）模式”的类似机构，诸如阿根廷“被强制失踪者全国委员会”；巴西“非法惩罚调查全国委员会”；加拿大“印度寄宿学校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哥伦比亚“国家赔偿与和解委员会”；智利“全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捷克“档案文件与历史罪行调查委员会”；萨尔瓦多“联合国萨尔瓦多真相委员会”；斐济“和解和团结委员会”；加纳“全国和解委员会”；危地马拉“历史澄清委员会”；肯尼亚“瓦基委员会”、“真相、正义与和解委员会”；利比里亚“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摩洛哥“公正与和解委员会”；巴拿马“真相调查委员会”；秘鲁“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波兰“民族纪念研究所”；菲律宾“真相调查委员会”；塞拉利昂“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所罗门群岛“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韩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斯里兰卡“经验与和解委员会”；东帝汶“接待、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乌干达“侵犯人权调查委员会”；乌克兰“国家纪念研究所”；美国“格林斯伯勒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等等。

全球各地的“真相与和解”

但是在笔者看来，新南非最大的成功，还是在十多年政党政治的实践中排除了种种阻力，初步实现了从“族群多党制”到“左右多党制”的转变，从而在宪政民主体制下建立了稳定的国家认同。这是像南非这样一个种族民族文化高度多元的国家能够有长远发展前途的根本条件。

从“黑白两党制”到“左右两党制”：

南非政党政治的进步

1994年以后近20年来，新南非的宪政民主制度经历了风风雨雨，南非的政治格局也发生了很大的改观。

德克勒克辞职以后，原来的白人政党一方面离开联合政府成为在野党，另一方面在分化组合后完成了成员的种族多元化。原来以英语白人为主的民主党，种族隔离时代因为种族关系上的观点比较开明而成为白人中的反对党，与长期执政的顽固派阿非利卡人为主的国民党竞争。民主化初期，由于德克勒克率领国民党改弦更张与非国大合作，民主党的开明一度失去特性而在政治舞台上被边缘化。但是不久，由于德克勒克下野，国民党的后续党派逐渐衰落，民主党作为反对派又重新崛起，并且吸引了大批不满非国大的黑人，合并一些小党派改组为民主联盟（DA），成为南非最大的反对党。2009年大选中，该党不但成功削弱了非国大原来的压倒优势，而且在南非重要的西开普省（立法首都开普敦所在地）胜选执政，从而开创了1994年后前白人政党成功转型为跨种族反对党并掌握省级政权的先例。

民主联盟竞选集会

姆贝基

祖 马

南非阿非利卡人在种族隔离制度取消后很多人（通常是比较保守、难以适应黑人政府的那些人）移民国外，在南非人口乃至白人人口中的比例下降。国民党衰落后，留在南非的一些阿非利卡人转入了民主联盟，另一些人则加入了原来就在布尔穷人中拥有历史影响的南非共，并且通过南非共进入了非国大，余下的组成小党“新国民党”与非国大结盟。这同样促进了南非政党的跨种族演变。

南非黑人内部原来存在着历史遗留的复杂部族矛盾，1990—1994年过渡期曾导致严重的流血冲突，尤其以科萨人（曼德拉、姆贝基、坦博、西苏鲁等上世纪九十年代非国大主要领导人多数都属于这一部族）和祖鲁人（南非最大、通常认为也最保守的黑人部族）的矛盾最突出。1994年大选时，布特莱齐领导的祖鲁人政党因卡塔自由党成为黑人中最大的反对党。在南非各党派关系中，因卡塔自由党与非国大不但对立，而且这种对立一直具有相对浓厚的暴力色彩，成为南非宪政的一大隐患。但是随着民主之风吹进夸祖鲁，布特莱齐的“酋长作风”在党内引起以加文·伍兹为首的革新派不满并最终分裂。加上非国大推出了祖鲁人祖马出任新领袖并于2009年当选南非总统，非国大在祖鲁人中的影响因而大增，因卡塔自由党也就更显衰落，其国会席位从1994年的43席逐次跌落为2009年的18席，作为一个部族党即便在本部族（祖鲁）中也失去了大部分影响力。

南非黑人解放运动的主要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自1994年新南非诞生至今一直是“一党独大”，但其本身却发生了复杂的裂变。

在反种族隔离斗争时期，非国大就是黑人解放运动中最具族际主义色彩的组织，由于有白人成员（主要是南非共成员）参加，曾引起一些黑人民族主义者不满并分裂出去成立了泛非大。1994—2004年间，由于原来以族群为基础的两大反对党：阿非利卡人的国民党和祖鲁人的因卡塔自由党衰落，非国大的势力又有所扩大。但是此后则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以姆贝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倾向与祖马为代表的“民粹主义”倾向之间斗争加剧，党内冲突与丑闻不断。2005年，祖马先是身陷巨额军购贿赂丑闻，他的财务顾问被捕，他自己也被控罪；姆贝基以此罢免了他的副总统之职。接着他又受到强奸罪的指控，非国大副主席之职也被“暂停”。但是，不满姆贝基“自由主义政策”的党内强大左翼，以非国大青年联盟、南非工会大会和南非共为主，认为这些指控都是政治陷阱，仍然全力支持祖马，并使其摆脱了指控，反过来对姆贝基一派发动攻势。2007年在波罗克瓦尼召开的非国大全国代表大会上，祖马依靠左翼的支持，竟然一举击败姆贝基，当选非国大主席。次年，祖马领导下的非国大以“召回”本党当选总统的方式，迫使姆贝基辞去总统之职，其时离他的第二任期结束仅9个月。南非宪法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一次，姆贝基两任就算功德圆满，却在这一刻的前夕被赶下了台。这自然引起了姆贝基一派的愤怒。

左派民众抗议法庭审理祖马案件

这次事件导致非国大出现1994年以来最严重的分裂。姆贝基的一大批追随者，包括前副总统姆兰博·努卡、前国防部长莱科塔、前豪登省省长西洛瓦等纷纷退出非国大，他们于2008年成立人民大会党，宣布奉行多元文化、自由主义原则，并“否认自己与马克思主义有任何联系”。该党表示愿意与民主联盟结盟，并且“乐于见到民主联盟进入政府”。

丑闻缠身的祖马能够在党内斗争中战胜名望远高于他的姆贝基是很耐人寻味的。姆贝基不仅比祖马资深，与曼德拉和南非共的渊源也胜于祖马：他既是曼德拉亲选的接班人，父亲又是曼德拉的密友和同族（科萨人）同时还是南非共的高干。但南非共还是支持祖马，因为祖马更“左”。曼德拉曾对姆贝基表示同情，但在非国大与人民大会党竞选时还是宣布自己支持祖马领导的非国大，因为他更热爱这个自己为之奉献了一生的党。甚至姆贝基自己虽然已经与祖马决裂，并且在投票时号召选民行使民主权利时“不要害怕（掌权者），不要拘泥于历史的愚忠，而要面向未来”，其属意于新党之心呼之欲出，但他却并未明确宣布自己投了人民大会党的票，也没有公开宣布加入这个由自己的拥护者建立、并且已经与非国大对立的新党。

人民大会党领导人莱科塔

马勒马

尽管德高望重的曼德拉表态支持，使非国大渡过了危机，但还是伤了元气。虽然以祖马作为党魁使非国大增加了来自祖鲁人的选票，但在夸祖鲁-纳塔尔以外的其他8省得票都明显下降，升降相抵，全国得票率也从2004年大选时的69.7%下降到2009年的65.9%，2011年市政（地方）选举时再降为62%，失去了修改宪法所需的2/3多数。而民主联盟则缓慢上升：从2004年12.37%，2009年16.66%，升到2011年的24%，连同人民大会党等自由主义反对派，已经形成了不小的势力。

此后非国大继续发生党内斗争。先是南非共指责祖马政府中的副总统莫特兰蒂太“右”，是“老姆贝基一类人”而把他排挤出非国大执委会，接着原先铁杆拥护祖马、声称“为了祖马可以去杀人”的非国大青年联盟首领朱利叶斯·马勒马又因为发表支持津巴布韦的“革命专政”、主张武力没收白人土地并实行矿山国有化等“极左言论”而于2012年被开除出党。连南非共和南非工会大会都表示不能容忍马勒马。这样，在几年内“自由主义”的姆贝基、“暴力革命”的马勒马先后离开，非国大于2004年正式宣布自己属于“社会民主党”并加入了社会党国际。

在与“右边”和“左边”都划清界限的同时，种族、部族的界限却越来越模糊。大批祖鲁人离开了部族党因卡塔而追随祖马的非国大，姆贝基派的人民大会党在自由主义的基础上与白人起源的民主联盟在互相靠近，而“穷白人”较多的“新国民党”又与非国大靠近。新南非的政党政治从1994年时的两大党——黑人的非国大和白人的国民党，经过一段小党林立、大党内斗的分化组合，正在逐渐形成新的两大党——社会民主主义的非国大和自由主义的民主联盟。当然，这一过程如今还是“正在进行时”而非“现在完成时”，种族政党的色彩并没有完全消退，但“左右”的区别的确是越来越明显了。

从种族社会到阶级社会：

宪政民主与南非多民族国家认同

这种从“黑白两党制”到“左右两党制”的变化对于南非这类种族矛盾复杂、仇恨根深蒂固、国家整合十分困难的社会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笔者以往曾经以南斯拉夫和印度这两个联邦国家作比较：这两国历史上都是缺乏统一传统，种族、民族、宗教、文化间积怨很深，族际国家认同缺少根基。但是印度一独立就实行了宪政民主下的“左右多元”政治，贫富各阶级选民通过代议制形成左右派各党进行博弈。而无论左派中派还是右派都是跨族群的，博弈目的是在全国实现各自的“主义”，而不是闹独立，结果是越博弈国家认同越增进。而南斯拉夫实行“列宁式联邦”，不允许左右多元，却提倡所谓“民族平等”，结果每个民族都实行一党专政镇压异己，造成个个民族都有怨气，同时却允许每个民族的“共产党”突出个性、发展本民族认同。于是一有机会，各民族的“南共分支”便把本族的怨气引向他族，出现“族群多党制”，各党民意基础不是跨民族的“阶级”，而是各自“跨阶级的民族”，每个党都不以“主义”为诉求，只以“族权”为能事，小族争独立，大族谋压制。造成国家四分五裂。这时又有米洛舍维奇之类的民族（种族）主义者废除“民族平等”，想建立以民族压迫求统一的体制，结果不但没能阻止国家分裂，反而使分裂变得流血成河。

印度和南斯拉夫的例子，以及种族隔离旧南非的例子都说明，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既不能建立在民族压迫的基础上，也不能建立在“专政”体制下虚幻的“民族平等”基础上。

我们过去在“阶级斗争”名义下出现了太多的悲剧，造成如今谈“阶级”色变的后果。其实认真想来，多民族国家里如果能以“阶级认同”来淡化“民族认同”，那绝不是坏事。而真正的“阶级斗争”，即同一“生产关系”中不同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知识等）持有者为争取各自要素报酬最大化而进行的博弈，诸如劳资博弈、主佃博弈、债务人债权人的博弈等等。这种斗争通常都不可能是“你死我活”、“谁战胜谁”的斗争。恰恰相反，由于真正的“阶级”是一种相对可变的、流动性的经济地位，不像民族尤其是种族那样固化，真正的“阶级斗争”是基于经济利益的博弈，尤其是同一生产关系中各方的“要素竞价”。在人类社会的各种矛盾中，这应该算是最可能进行理性计算、讨价还价、折中妥协、共存合作的一类矛盾了。

而其他诸如民族、种族、宗教崇拜方面的矛盾不但对立双方身份固化，而且不是同一生产关系中的共存关系，加之这几种斗争主要是情感、信仰性的，往往没理可讲，无价可还，也难以妥协，变成“你死我活”、“谁战胜谁”的可能性要大得多。我们都知道劳资谈判、主佃谈判达成妥协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俄罗斯人和车臣人、穆斯林与基督徒的冲突，要达成妥协就困难得多；就算破裂，历史上真正的“工人起义”、“佃户暴动”不但极少见，其暴力规模也无法与民族征服、宗教“圣战”相比。

同时我们也知道，“阶级斗争”只有在代议政治体制下才能真正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而不是仅限于基层社会的纠纷。尽管“代议士”代表的不一定是“阶级”，但“阶级代表”却一定是接受了“阶级”选民委托的代议士。道理很简单：没有委托就构不成代理，而只有在代议制下，穷人与富人才可能自由结社形成工会、商会与政党，从而组织（不是“被组织”）起来，通过选举授权，委托其政治代理人“代表某某阶级”真正进行大范围的集体博弈，在国家政治层面争取利益。

在代议制政治舞台上，这些阶级“代议士”的斗争常常是激烈的，唇枪舌剑、嬉笑怒骂，甚至在镜头前推推搡搡，无处不在的争吵、斗争各方的互相“扒粪”、“抹黑”，让某些习惯于一片歌功颂德的人嗤之以鼻——但是实际上，这种斗争却极少可能是“你死我活”的。而产生“阶级代表”的过程更不可能充满暴力。相反，只有那些根本没有“阶级”授权、却拉“阶级”的大旗作虎皮的权力争夺，才与历史上“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皇权争夺那样动辄尸山血海。而这种争夺中据说是同一“阶级”中产生“代表”的过程，则往往比“阶级斗争”本身更血腥：谁不承认我是“代表”，我杀掉他就是了。正如德国左派作家布莱希特讽刺“民主德国”时所说：“如果人民不喜欢政府，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解散人民，另外选举一个人民。”[208]既然无需工人授权，“工人阶级代表”就像皇帝的宝座，斯大林杀了托洛茨基，他就是“工人阶级领袖”，而托洛茨基就成了“阶级敌人”。如果托洛茨基杀了斯大林，那就反过来，托洛茨基“代表”了工人阶级，斯大林就该是“阶级敌人”了。无怪乎那么多白俄贵族流亡海外斯大林可以不管，却对托洛茨基追杀到天涯海角，历时十年，终于在地球那一面把他用冰镐砍死——然而这样的斗争能是真正的“阶级斗争”吗？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真正的“阶级斗争”并不可怕。而在多民族国家“左右”/“阶级”矛盾如果能够淡化民族、种族矛盾，这并不是坏事，甚至可以说是很好的事。这正是因为“阶级矛盾”要远比民族矛盾容易化解。比起民族矛盾、种族矛盾和宗教矛盾来，“阶级矛盾”更不需要以“你死我活、谁战胜谁”的方式来解决，更不会损害、而只会巩固国族认同。“列宁主义民族问题理论”的失败，并不在于它主张用阶级矛盾来替换民族矛盾，而恰恰在于它不承认“左右多元”，而用所谓的“阶级专政”把本来容易化解的“阶级矛盾”人为地弄成了“你死我活、谁战胜谁”的局面。这种理论在利益关系上把劳资对立人为激化成“阿拉伯以色列对立”的程度，在观念问题上像旧时宗教战争中“基督徒战胜穆斯林”那样去镇压“资产阶级思想”。同时在“阶级”内部争夺“代表”资格的斗争也变得如同争夺皇位般的血腥。于是造成严重的社会损害，而各民族都受害的结果最终还是导致建立国家认同的失败。

但是“左右多元”的民主体制下，“阶级社会”却可以避免这种灾难。由于民族、种族、宗教矛盾的非理性和难于妥协（南非实践的伟大恰在于实现了这种艰难的妥协），民主政治处理这类矛盾并不总是成功的（当然，不能说专制政治在这方面更成功）。但是民主政治处理“阶级矛盾”却容易成功。在一个多民族国家搞民主制，尽量搞成“左右多党制”而避免出现“族群多党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甚至往往决定这类国家民主实验的成败。

在这方面南斯拉夫是个反面的教训，而印度（其实美国、瑞士等等也是这样）是个成功的例子，我们看到南非正在成为又一个成功的例子，而且不仅在非洲可以说是最突出的例子，在世界上也可以成为一个范例。因为与印度、美国、瑞士都不同，新南非的民主化本来出自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黑人解放运动，“黑白两党”是一个没法回避的起点。可是新南非的政党政治如果一直是这样的模式，国族认同将很难建立。道理很简单：选民的“左右”是易变的。这次大选我投左派的票，下次可能我就改变主意，成为右派选民了。因此如果一个党对自己的“主义”有信心，即使现在是少数党，它也会相信通过努力自己会变成多数党，而且信念越坚定，它越是希望争取多数，在全国实现自己的“主义”，而不可能希望离开这个国家。但是选民的族属却要固化得多，一个少数族再有信心，也不可能变成多数族，因此自我定位代表少数族的党易于产生离心力，而且信念越坚定，就越会走向分离主义。

新南非20年来政党政治到目前为止一直是成功地向“左右多党制”转型，从而成功地强化了多民族国家认同。新南非的成功有力地反驳了那种所谓民族矛盾严重的国家不能搞民主、一搞就会分裂的谬说，它证明恰恰相反：“左右多元”的民主体制有利于多民族国家巩固国家认同，代议制条件下真正的“阶级斗争”不但是温和的，而且恰恰有利于淡化民族矛盾，消除民族隔阂。

尽管南非治安不良，暴力犯罪频发，但南非的民主政治可以说是相当守规矩。南非政治博弈具有浓厚的“阶级斗争”背景，但并不“你死我活”。姆贝基一派在党内斗争中失败，但离开党照样可以搞政治。马勒马经常叫嚣暴力斗争，但他被“请出”非国大的过程却是完全和平的。运作正常的代议制民主一般都有个政治斗争从“实质化”到“形式化”的过程。初期的政治博弈一般都反映实在的社会矛盾和“主义”之争，各方背后可以看到社会分层明显不同的选民基础。但是，由于民主政治都要多数票支持才能胜出，而什么主张能够赢得多数，其实选择范围并不大，因此在一定时期过去、若干回合以后，竞争各方、尤其是最有竞争力的两大党立场往往会趋同，选民的“阶级背景”会趋于模糊，左派、右派都会趋于“中左”、“中右”乃至“中中”。这时竞选就会更多地流于形式化，更多地成为竞选者个人形象、竞选技巧上的竞争，从而给人以无聊的“政治秀”印象。其实，这正是民主政治运作稳定、成功，能解决的问题都已获得尽可能解决的体现。

代议制下的阶级斗争：

新南非的社会结构与民主政治

南非的民主目前还没有走到那一步。因此，南非议会、非国大党内的各种民主场合的交锋具有明显的社会背景。纯粹比赛偶像魅力的“民主秀”成分较少。换言之，除了民主政治的程序优点外，南非民主政治的实质内容还是非常突出的。相对形象不佳的祖马能够胜过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的姆贝基，就是因为祖马的社会基础比姆贝基雄厚。而王晓鹏先生提到的工会太强、罢工太多等等，也是目前南非“阶级社会”的写照。

种族隔离时代留给新南非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贫富首先存在于“黑白”之间。种族隔离时代最严重的1970年，黑人的平均收入只有白人的6.8%；种族隔离末期的1987年这个比值提高到8.5%；过渡期的1993年为10.9%；新南非初年的1995年为13.5%，2000年提高到15.9%；但2008年由于经济危机，黑人失业率升高，这个比值又跌到13.0%。[209]当年发生的“排外骚乱”就与此有关。

而另一方面，新南非黑人内部的贫富分化又比白人内部更高。2004年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白人中仅0.36，并不高于欧美，而黑人中却达0.51，不仅高于白人，也高于有色人和亚裔，加上黑白差异，导致南非全国的基尼系数就达到了0.59。民主化以来，南非的黑白收入差距下降了。特别是由于姆贝基政府出台了著名的《黑人经济赋权法》（缩写为BEE，被戏称为“蜜蜂法案”），鼓励黑人企业家成长，用中国人的说法，就是“让一部分黑人先富起来”。十多年来“富黑人”（又称“蜜蜂富豪”）持续崛起，对缩小这种差异很有影响。

“蜜蜂富豪”的快速崛起不仅由于种族隔离的废除，与新南非的经济改革也很有关系。我以前曾指出，旧南非经济具有“种族社会主义”的特点，在白人私有经济发达的同时，为了“布尔人的团结”，给“穷白人”提供铁饭碗，并且强化白人国家的经济控制能力，旧南非建立了庞大的国有经济。种族隔离末期南非出现经济危机，“种族社会主义”难乎为继，变革国有经济就成为趋势。非国大政府废除种族隔离后实行种族和解政策，并没有像“黑人统治”的津巴布韦等国那样打击、没收白人私有经济，但对于原来白人国家的国有经济则明显加大了改革力度。一方面让黑人进入国企，改变员工和管理层的种族结构，另一方面从长远讲为了推行强调市场竞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从眼前讲为了解决转型期国家的财政困境需要拍卖国有资产，于是非国大掌权后的南非也出现了一轮国有资产私有化浪潮。在初期，这种改革只是使一些“穷白人”丢了铁饭碗，黑人并没有多少异议，无论从喜欢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右派的角度，还是从充实国家财政增加黑人福利的左派角度也都能得到支持。但很快，一些“有来头”的暴富者就引起了非议。如2004年10月媒体披露，南非公共投资委员会将出资购买国有南非电信公司（TELKOM）15.1%的股份（市值约60 亿兰特，约合5亿多美元），并很快转卖给一个名为“大象”的黑人财团，而这一财团恰是政府通信部前总司长和非国大主席办公室主任牵头组建的。这条新闻令舆论一片哗然，南非工会首先质疑此项交易的公平性，称其为蜜蜂法的“最佳反面典型”。图图大主教也对此提出公开批评。舆论压力迫使姆贝基总统亲自发表长文为蜜蜂法辩护，声称黑人富豪中没有一个是依靠政府资助或扶植发家的，他们的致富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同时对TELKOM股份交易做了解释，有关的非国大官员也纷纷表示没有从此案中以权谋私。[210]

黑人首富莫泽佩

莫泽佩、恩加塔尼、恩金曼德、哈尼夫人等在哈尼墓前

民主社会对政府的舆论监督原则是“有错推定”，民间有质疑政府的权利，政府有举证释疑的责任，你不能证明无错，那你就是有错。非国大政府还是有足够的公信力的，姆贝基亲自出面释疑，风波便告平息。不过当时此类猜疑甚多，无论如何，当时的确有大量资源从国家控制下释放出来转入私人手中，而在“蜜蜂法案”给定的条件下则主要是转入黑人私人手中。

这就催生了一大批“富蜜蜂”。例如号称南非五大富豪之一、在世界500富豪中名列第447的帕特里斯·莫泽佩，他在2011年拥有私人资产净值27亿美元（221亿兰特）。莫泽佩原来是个黑人律师，对法律变化有特殊的敏感，《黑人经济赋权法》刚通过，他就从中捕捉到机会，筹资盘下多处矿山，包括金矿、铂矿、有色金属和铁矿，成为南非首个黑人持有的巨型企业“非洲彩虹矿业”集团（ARM）的老板。耐人寻味的是，这位黑人首富还是一位共产党员，不时可以看到他与南非共领导人一起出现在党的集会上。

而他的姐夫西里尔·拉马弗萨的崛起更是传奇：他是老资格的非国大活动家，而且是非国大中的“左派”、南非最强大的工会组织全国矿工工会（NUM，作为工大会成员的21个行业工会中最大的一个）的领袖。过渡时期他是与白人政府谈判的非国大代表团团长，又是制宪会议主席，新南非建立后他成为非国大副主席，是新政府中的核心人物之一。“蜜蜂法”通过后，他立即华丽转身，辞去政府职务（但仍保留非国大的要职）下海“采蜜”，成为“新非洲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后又创办Shanduka集团，广泛投资于矿山、能源、房地产、银行、保险和电信等业，从矿工领袖一变而为矿业大亨，成为与其内弟齐名的大富豪，据说其个人财产在“非洲大陆前40位富豪”中排第21位。

拉马弗萨与祖马

但是另一方面，更多的黑人得到的好处并不那么明显。尽管强大的工会使黑人正式工人的工资明显增长，但由于经济增速不够和结构调整，黑人失业率一直很高，导致贫困率也居高不下。结果就是：与种族隔离时代黑人普遍贫困相比，新南非的黑人贫富分化十分迅速。一百年前南非是：白人分贫富，黑人全都穷。而新南非在短短十几年间就使黑人从普遍穷困的“平均主义”状态很快变得远比白人更加贫富悬殊——这使人联想到：中国这些年不也是从所谓“平均主义”时代很快变成远甚于西方的、基尼系数高达0.5—0.6的高度社会了吗？

由于黑人中贫富分化的发展抵消了黑白分化的缩小，南非今天全国总的贫富分化程度反而比种族隔离时代更高。有统计认为，2009年南非的基尼系数达到0.631，位居全球第二，[211]更有甚者，有的研究甚至算出南非基尼系数高达0.70[212]，乃至0.75[213]等。还有一种说法是南非位居全球十个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列。[214]就变化趋势而言，有研究认为在曼德拉和姆贝基时代的1993—2008年的十五年间，南非基尼系数上升了四个百分点，从0.66升为0.70[215]，还有数据说从1994到2005年间，南非基尼系数从0.593升至0.631。[216]总之，新南非的黑人与白人之间要比过去平等。但是黑人内部的分化却很剧烈，而黑人又是南非人口的绝大多数——南非黑人原来占总人口的不到四分之三，由于种族隔离废除后部分白人迁走，现在已经占到五分之四，黑人中的分化实际上决定着整个南非的分化状况。这就使得旧南非已经很严重的贫富分化在新南非总体上不仅没有缓解，而且更加严重，从绝对值而言南非的贫富差距已列世界前茅，从趋势来讲还有愈演愈烈之势。这无疑对南非新生的跨种族民主制度构成了严重挑战。

当然事情也有另外一面。对南非的贫富分化不能只看数值（基尼系数），还应考察分化的机制和性质。种族隔离时代身份性特权造成的“等级分化”在性质上不同于新南非，新南非比重更大的是市场机制下形成的“阶级分化”。这正如我国改革前同一身份人群中（例如工人中或者农民中）的“平均主义”与不同身份等级间的“待遇”悬殊伴行，到了改革后的市场经济下也变成了显性的贫富分化一样。应当说，一定程度的非特权性的竞争型分化是发展市场经济所必有的现象。但是它不能悬殊得离谱，不能“赢家通吃”。特别是如果分化的悬殊又和旧体制留下的“起点不平等”有关，那就更让人难以接受。

不过在这方面，新南非的民主制也起了一定的“镇痛”作用。民主南非与市场经济相关的法治比较完善，《黑人经济赋权法》和经济改革的其他法律尽管一直有争议，但却是在各阶层的“代议士”充分博弈后由议会多数通过的。这个突出“黑人赋权”的法律未必是“机会均等”的，但由于过去的种族隔离制度剥夺黑人机会的严重不公正，在不搞经济清算的情况下对黑人进行“机会补偿”，也是一种“矫正的正义”——连诺齐克这样极端强调自由竞争的思想家也是承认这一原则的。当然，即便在黑人中，成为“蜜蜂富豪”的机会也远谈不上平等，尤其对于拉马弗萨这类从高官变成大亨的人是否弄权致富更是争议很多。不过暴露在相当自由的南非舆论下的拉马弗萨似乎比较自信，因为他恰恰得到了代表穷人（不是自称代表，而是确实在自由竞选中得到大量穷人选票）的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的支持——既然穷人都不“仇富”，你们不那么穷的人还吵吵什么呢？

民主政治中的温和土改政策

新南非“阶级斗争”的另一个重要话题是土地改革。在非洲，由于历史上白人殖民过程主要是在农业时代完成的，“霸占土地、奴役人民”是最重要的历史罪恶。“奴役人民”的问题在黑人解放后解决了，收回被“霸占”土地就成了下一个“政治正确”之所在。尤其是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只是受到过宗主国的殖民统治，宗主国的影响主要在城市，很多乡村还保留着非洲传统的部族、部落状态。而南非和津巴布韦等极少数国家在黑人解放前受到的却主要是在所谓“独立”（白人自立建国）形式下本土白人的统治，这些本土白人绝大多数原是农业殖民者（如所周知，所谓“布尔人”即“农夫”之意），他们对传统黑人部落生存空间的挤压，要比“宗主国的殖民统治”严重得多。黑人解放后的土改问题也就更突出。应该说，殖民者用强权“霸占土地”要比类似我国自古以来土地私有制下民间买卖、继承形成的土地关系更不公平，土地改革的号召力也更大。

如果说“白人霸占黑人土地”是历史问题，那么南非现代化农业中的劳资矛盾就是现实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认为资本主义的兼并过程会消灭家庭农业，在农业中普及使用雇佣劳动的大农场，从而发展出农业资本家（农场主）和农业工人的阶级冲突。但欧美并没有出现这种场景，使用业主家庭劳动和辅助性季节工的家庭农场至今仍在现代农业中长盛不衰，倒是南非在“白人霸占”的土地上出现了马克思设想的那种场景：使用全职性雇工（以及更多的季节工）的大农场成为现代农业的主体。于是南非农场主与农业工人间的阶级斗争就比欧美明显得多。土地改革主要就是这些黑人农业工人的要求。

但南非更多的乡村黑人还是生活在类似过去“黑人家园”那样的传统部落地区，部落“集体所有”的土地分成小块份地由家庭耕作，类似我们的“责任田”，但在南非它完全是赤贫状态下糊口型的自给农业，并没有我国“责任田”那种把农民从人民公社桎梏下解放出来的积极作用。旧南非只是以此作为城市黑人“流动工人”的所谓退路，把他们的“户籍”留在农村，形成“三留守（留守妇女、儿童、老人）”人群。由于靠这种糊口农业维持黑人劳工家庭的“两栖”性显然不可持续，当年设计这种“种族主义新农村”体制的汤姆林森就曾提出要给“黑人家园”补充土地，使那里的农业能有吸引力。但因白人农场主不肯而未实现。白人政权转而希望靠唆使黑人酋长“独立建国”来实现流动劳工的“外籍化”。但黑人解放粉碎了这一邪恶的梦想。新南非废除黑人家园制度后，这里的两栖家庭主要去向是进城团聚，愿意留居部落的，则希望政府提升公共服务，更新基础设施以便就地脱贫。真正想既不进城又脱离部落，移居到原白人农场地区去通过土地改革“当家作主”的人并不多。

所以，在南非要求激进土改的主要是黑人农业工人。尽管在前“黑人家园”与白人农场区接壤地带很多“家园”居民就在附近白人农场做工，并因而兼有农业工人身份，但是南非农业工人总数仍比前“黑人家园”人口少得多，当然比总数约4万余人的白人农场主还是多得多。在南非今天基本没有我国那种农民（peasants）概念，原“家园”人口被视为传统部落居民，所谓“农民”（farmers）是指农场主。新南非尽管黑人中出现很多“蜜蜂富豪”，但农业并不吸引他们，所以农场主基本仍是白人。于是在南非，你常常会看到“工人”（黑人农工）要求土改，而“农民”（白人务农者）反对土改这种中国人不易理解的说法。

尽管“夺回白人霸占的土地”诉求很正义，但是另一方面，不仅纠正三百年来的不公正要受到现实状态的“时效”制约，毕竟“霸占”并非这一代人的事，如果不想搞一场“打土豪分田地”的暴力革命，要为几代人以前的“霸占”而清算现在的业主，显然是不现实的。更重要的是，当代南非白人经营的现代化农场农业与黑人传统的部落农业之间有巨大的生产力差距，这是我国过去那种地主主要出租土地，而佃农与自耕农搞的都是传统农业，所完全无法相比的。所以我国的土改尽管至少从现代产权观念看公正性存在争论，但对生产力尚无很大负面影响（后来的集体化另当别论）。但在南非、津巴布韦这两个南部非洲国家，激进土改至少在许多黑人看来无疑是公正的——对白人农民而言让他们为百年前祖先的罪过而吃苦头是否公平就是另一回事。然而生产力方面的巨大损失就很惨重，更不用说这种做法完全不考虑黑白和解，在政治上也有负面影响。

更何况，现实中的变革动力主要不是来自抽象的正义观念而是来自现实的利益博弈，民主政治下尤其如此。而南非的黑人农工和白人农民在黑白两大种族中各自都是很小的群体。南非黑人如今高度城市化，乡居者少，乡居者中部落民也更多，农工更少，4万农场主在白人中是少数就更不用说。而且相对来说他们在各自种族中也都比较弱势：“老布尔”今天即使在阿非利卡语中也成了保守、颟顸的代名词，早已不是白人的主流社会，而在今天高度组织化的南非工人阶级中，农工的组织程度又比较低，在工大会中基本说不上话。绝大多数黑人和绝大多数白人对于他们的诉求很难有切肤之感。

自由邦省大农场的筒仓

东开普省菠萝种植园

不过，南非农业中的阶级斗争却比城里要更与“黑白斗争”相重叠。城里如今黑白种族分化都很明显，黑富豪与穷白人都不罕见。但是农场主中并没有黑富豪，农工中也没有“老布尔”，农业中“工人”与“农民”的斗争几乎就等于黑白斗争。而黑白问题在南非当然非常重要而且事关“政治正确”，土改问题在民主政治中经常炒得很热就容易理解。但由于不是绝大多数人的切肤之痛，它实际上一直只是其他斗争借用的筹码，本身在国内政治中并不真正受重视。

在经常被拿来与南非做比较的津巴布韦，“黑人统治”后穆加贝政府本来土地政策也并不十分极端，但他的专制统治遇到危机、经济衰退引起不满后，就越来越需要寻找“敌人”，用激进土改来调动民粹情绪，以把愤怒引向白人农民的办法来回避政治改革。结果对该国农业造成严重破坏，把当年号称“非洲面包篮”的农业先进地区弄成了一个依靠国际社会救济的饥馑之乡。对南非来说这是个前车之鉴。加上新南非一直实行民主政治，民众的不满可以在政党斗争和政治家的轮替中释放，阶级斗争更可以充分地表现为代议制下的讨价还价，无需人为制造你死我活的气氛。因此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津巴布韦的土改之路。

新南非政府1994年执政后就承诺通过法治、和平的手段，经过一定时间，渐进地消除土地问题上的不公平。该年的《重建与发展计划》也列入了土改内容。当时宣布经过20年，到2014年将有30％的土地重新分配给黑人。

但直到最近，祖马总统在纪念1913年种族主义《土地法》100周年之际发表文告，承认土改“一直进展缓慢，2014年再分配的目标将无法实现。迄今只有670万公顷的土地被转移、再分配和归还。”缓慢的原因在于非国大政府在公平问题上一直坚持赎买而不是剥夺、在效率问题上则坚持发展商业性黑人农场，而不是用传统部落农业取代白人农场农业这两大原则。上述670万公顷土地中有400多万公顷是政府收购的，这些土地上共有4813个农场已转移给黑人。通过各种再分配方案，这400多万公顷土地惠及了23万多黑人，包括5万多妇女，32563个年轻人和674名伤残军人。2010年以来，南非政府又以资本重组的方式改造了696个大农场，即以政府参股和黑人入股的方式把原来完全由白人独资的农场改制为股份化的农业企业，这696个资本重组农场中有332个种植场，364个畜禽养殖场，共为4982名全职工人解决了就业，并投资18亿兰特建设基础设施。这些农场全部盈利，到2013年1月底已经收入1.26亿兰特。[217]

土改缓慢引起了像马勒马那样的激进人物的强烈抨击，他甚至主张学津巴布韦搞暴力土改。南非民主政治中也有不少团体要求加速土改。但是即便在“更左”的祖马取代“自由主义的”姆贝基后，非国大政府的土地政策仍然一以贯之。原因有二：

一是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黑人加速进入城市，尤其是原来“流动工人”在“黑人家园”的家属，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之类大都进城团聚，南非本国籍“农民工候鸟现象”基本消除，2009年南非5000万人口中只有1200万生活在农村，农业劳动力与产值占全国总量的比重更只有几个百分点，土地问题的压力相对而言不是很大。

南非黑人农工

二是如同在非农业领域一样，非国大政府实行“以福利代替清算”，以二次分配代替产权剥夺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尽管土地改革步伐缓慢，但农村公共服务进步明显。祖马政府宣布：“生活在农村的人们也应该有水，电，卫生，优质的医疗保健和教育，有道路和赚钱机会。”因此决定把土地改革工作从农业部剥离，另设专门土改机构。而让农业部专注于国家的农村发展计划。南非政府仍然强调农村优先，但值得注意的是已经不怎么提土改优先了。

尽管如此，土地问题在南非还并未解决，它仍将继续成为民主政治中的一个话题。尤其是南非自种族隔离制度末期和过渡时期以来一直失业率、犯罪率高企，生活在警方治安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而又相对富裕的白人农民—农场主便成为犯罪分子重要的作案对象。袭击白人农场，尤其是造成命案的袭击事件频发，成为南非治安问题的一个突出方面。据说4万余农场主中近二十年来累计已有3000人遭到谋杀，命案发生率四倍于城里——而众所周知，南非城里的暴力犯罪已经够严重的了。于是，正如在土改问题上非国大政府受到两方面的抨击——“工人”嫌土改太温和，“农民”却说土改太激进——一样，在农场主遇袭问题上也是“右派”指责政府惩办不力，“左派”指责政府小题大做。

如果按过去的意识形态史观我们会说这是针对白人富户的农村“起义”，正如过去我们把中国古书上所有关于“贼”、“寇”的记载都编入“农民起义资料集”一样。但是今天在南非，“白人农场主遇袭”问题反而使激进土改更难进行：

一是现今南非民众和政府都对犯罪率高企深恶痛绝，对犯罪都要谴责和惩办。结果常常使政府面临尴尬。如1997年曼德拉总统在此类报道的压力下亲自批准建立了保护农场的专职警察部队，结果到2003年发现这支部队成了当年白人极右翼民兵的变身，不得不予以解散。2010年白人极右翼分子欧仁·特列布兰奇在自己农场被两名黑人农工谋杀，他本人原来搞过极右翼恐怖活动并曾因此被判刑，是个声名狼藉的人，但他的被杀却使他变成偶像，数千人参加葬礼，白人右翼舆论强烈反弹，把这类事件称为（针对白人的）“种族主义暴行”，而政府除了呼吁“冷静”外却无法反击，还宣布禁唱马勒马派的一首激进歌曲（其中有“杀死布尔人”的歌词）。这类报道的众多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把白人农场主塑造成了“弱势群体”，对他们的激烈措施反而更难出台了。

二是袭击使许多农场主弃耕和逃离也影响了农业生产，并在国内外引发了对南非“津巴布韦化”的担忧。

三是与袭击罪案频发的同时，农业工人有组织的博弈却不发达，而且有所行动也往往得不到城里工会的支持。在强工会、多罢工的新南非，这一现象耐人寻味。2012年8月在马里卡纳矿山工潮的影响下，西开普省一些葡萄园农工发动“有组织但没有政党、工会和NGO支持的罢工”，被视为“沉寂几十年后”出现的农场工人运动，但工大会的当地组织却反对这一罢工，使这次罕见的农业工潮无果而终。[218]加之十多年来，南非农业中的全职农工不断减少，农场主更倾向于雇用季节工和外籍劳工，也使得农业工人难以形成足够的压力集团。

因此一般认为目前的温和土改政策还会继续，尽管争论仍然存在。

四、“非洲的瑞典”：

民主南非的工会与福利制度

马里卡纳矿山事件：如何缓和阶级斗争

尽管如此，严重的贫富分化仍然制约着新南非的发展并导致明显的“阶级斗争”，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工会太强、罢工太多”并不是“完全民主的高人权国家”都会有的现象。但是在南非的条件下搞民主，这确实是很难避免的。

由于贫富差别，尤其是黑人中的两极分化严重，社会上的不满情绪是很明显的。而另一方面，南非在长期反对种族隔离斗争时期社会动员程度已经发展到相当的高度。南非的工会会员就有310万，占正规劳动大军的25％。而且与美国小工会林立的情况不同，南非工会的集中程度也高，最大的南非工会大会（COSATU，简称工大会）是世界上三大工会之一，下属21个行业工会，共有会员180多万，占全国工会的近60%。虽然她是与非国大结盟的执政“三方联盟”中的一方，但在民主南非的体制下她并不是“官办工会”，这个工会不是强制加入的，也不能禁止其他工会与之竞争，要想维持自己的影响，就必须在工人维权上做出成绩，而不是只搞些“发发戏票，唱唱跳跳”。因此工大会不仅有自己的集体诉求，而且常与政府意见相左。例如在艾滋病问题上，工大会就反对姆贝基政府“土法抗艾”的政策，要求向公众全面提供抗逆转录病毒药物。

当然比抗艾更实质的是劳资关系。政府如果介入，就还会发生“劳政关系”。如前所述，这种民主社会的“阶级斗争”通常不会“你死我活”，但是也有激化到流血的。典型的就是2012年的马里卡纳矿山惨案。

工大会会徽

马里卡纳事件

2012年，南非最大铂金生产商隆明公司马里卡纳矿山的数千工人发生“野猫罢工”（没有工会组织的自发罢工）。从8月10日起全国矿工工会（NUM）决定支持，矿工们声称：“民主已经18年了，我们不能老拿3000兰特。”他们要求把月工资一下提高三倍，达到12500兰特。但是另一工会“矿山与建筑工人联合会”（AMCU）认为这样高的提薪率会“搞死”矿山，反对发动这次罢工，两边遂形成对立。南非黑人劳工从“流动劳工”时代就有不少人保留部落时代的带刀习惯，发生纠纷时动武也不是新闻，但这次就闹大了。12—14日该矿发生冲突，导致10人死亡。16日警察大规模介入，与罢工矿工发生激烈对抗，34名矿工被枪杀，警察与公司保安各有2人死亡。消息震惊全国，其他矿山工人纷纷罢工声援，高峰时全南非有7.5万名矿工卷入工潮。南非各政治力量纷纷表态，政府也展开调查。警方说罢工者先开枪，罢工者的说法却相反。从新闻照片看一些罢工者的确持有刀枪等简单武器，这在南非也不稀奇，但媒体报道很多死者是背后中枪，而且不少人远离警方警戒线，是死于远距射杀。于是舆论渐对警方不利。但是矿方则表示增薪三倍的要求无法承受。在政府和社会各方介入调解后，平均加薪22%，另外一次性发给2000兰特的妥协方案逐渐被各方接受。被捕矿工370人也由政府下令分批释放。至9月20日，工潮平息。而22%的加薪成为全国矿山的普遍措施，也算是44名矿工鲜血换来的成果了。

马里卡纳事件引起了很大震动，祖马总统为此宣布全国下半旗哀悼一周，有媒体甚至比之于种族隔离时期的沙佩维尔惨案。这次事件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利益或曰“阶级利益”造成的分野：事件发生后，依靠工人选票的南非共与工大会都出来指责作为盟友的非国大政府，而非国大方面，拉马弗萨这样的矿工工会前领袖因为此时自己也成了矿主，却出来指责罢工的“暴徒”，而他不久前还在反对姆贝基“自由主义”的斗争中作为“左派”冲锋在前！作为另一极，前非国大青年联盟首领马勒马不久前因“极左”刚被非国大开除，此时便再次鼓动矿工要求“矿山国有化”。可是绝大多数矿工只求加薪，并不认为“国有”官僚比民营老板更好对付，连南非共也反对他的主张。

马里卡纳事件最终还是以妥协解决。事实上在代议制民主条件下这也是“阶级斗争”的通常结局，马里卡纳流了那么多的血，应该是个例外。但是人们总是有平等诉求的。南非的贫富悬殊起源于种族隔离时代，谈不上起点平等，后来的“蜜蜂法”也有掌勺者私占大饭锅之嫌，规则不尽公平。那怎么办呢？

人为“拉平”等于搞普遍清算，不仅大动荡的代价社会难以承受，而且从津巴布韦“革命”的实际效果看，南非人民对此也不敢恭维。那么通过税收—福利的“二次分配”来进行平等化的调节，就是民主社会里并不“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理所当然的结局了。

姆贝基时期的非国大政府，由于在鼓励投资、开放市场、维护产权和财政—货币政策方面的谨慎政策（不搞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扩张），被南非共等左派攻击为“新自由主义”。但如果从分配方面看，这届政府其实还是非常左的。正是在姆贝基时期，南非出现了由“负高福利”向“正高福利”的急剧转型。

我以前曾提到阿非利卡白人统治的南非有“黑人各尽所能，白人按需分配”的“种族社会主义”特征，单就白人而言那是个几乎类同北欧的高福利体制，尤其是“穷白人”受到很好的照顾。但是黑人则处于“既无自由又无福利”的境地。由于初始分配就是黑贫白富，二次分配又是白人锦上添花，黑人“有雪无炭”，这种“福利”在宏观上就成了一种扩大而不是缩小不平等的反向调解，我称之为“负福利”。民主国家只有高福利和低福利之分，是不可能有“负福利”的。但是旧南非和我国这样的“负福利”就是个严重问题。

改变负福利的方式有渐进和激进之别。渐进方式是通过逐渐增加最下层的福利而控制上层的福利，减少反向调节的力度，或者说是从“负高”变成“负低”，逐渐变成“零福利”（不一定是无福利，但福利分配与初始分配同比例给予，不平等既未增加也未减少，调节效果近于零），再进一步变成正福利，这时才有西方意义上的高福利和低福利之别了。我国这些年的福利改革正处于零福利前的渐变过程。我曾以某省的医疗改革为例：过去最底层的农民完全自费看病，一般国家职工比农民初始收入就高，却还有基本水平的公费医疗，而高官初始收入更高，又享有无限制全额公费医疗，这就是“负高福利”，现在农民有了“新农合”，仍比职工医疗保险水平低，比高官的医疗待遇更低，但总是有胜于无，与过去相比，就是从“负高福利”变成“负低福利”，仍然是“负”，但负得少了，离零福利的临界点近了，这还是进步，也可以说是渐进吧。

南非宗教人士就马里卡纳惨案发出呼吁

这种状况也相当于旧南非在种族隔离末期的情况。当时由于黑人的抗争、国际的压力和白人开明力量的推动，南非的福利也由白人专享变成在覆盖白人的基础上也向黑人渗透。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南非社会总支出（即国家财政的福利和公共服务支出）的约40％被用于占人口百分之十几的白人，而43％用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白人还是占很大便宜，不过黑人也多少有了点，也是从“负高福利”变成“负低福利”了。

但是1994年以后，南非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曼德拉-姆贝基时代虽然没有像津巴布韦那样从产权和初始分配上剥夺白人，但二次分配的变化却很激进。南非的福利体制一下子就由向白人倾斜变成明显向黑人倾斜。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社会支出用于黑人的比重从43%上升到80%，而用于白人的则从40%急降为不到10%。[219]这等于把原来白人中实行的那套福利移用到黑人上，原先白人锦上添花，黑人“有雪无炭”，现在黑人得到雪中送炭，白人却“有锦无花”了，南非从“负福利”不经临界点直接进入了正福利，而且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应该说是高福利。这个变化不可谓不剧烈。而这个变化，事实上在姆贝基时代已经完成，所谓“民粹主义”的祖马上台后也没有再做多少。

“非洲的瑞典”，还是“非洲的苏联”

问题是姆贝基不这样做行吗？

与我们中国不一样，旧南非的特点是无论政治民主还是经济公平，在白人内部都已经有了很先进的安排，但由于种族歧视，这种安排只供白人专享而不实行于黑人。因此改变这种状况的方向就是让黑人也享有那些原来只供白人专享的东西。正如政治上的变革只能是使黑人也拥有原先白人才有的民主权利、而不是把“黑人家园”的“传统酋长制”搬到白人那里一样，经济上的变革方向，当然也只能是让黑人享有原先白人中的那种社会保障，而不是反过来把原先黑人那种“既无福利也无自由”的悲惨状态推广到白人那里。我们这里有些人会把所谓“西方的人权标准不能用于中国”看成是“反西化”的“爱国”口号而不是公然歧视中国人的汉奸口号，但是在南非，鼓吹“白人的人权标准不能用于黑人”的只可能是歧视黑人的白人顽固派以及类似“黑奸”的“黑人家园”亲白酋长，而黑人解放运动无论渐进还是激进，都是要求“黑人的人权标准必须等同于白人”的。

中国将来可能不需要在农民中推行高福利制度，因为过去中国在城市里搞的也不是高福利，与南非白人中原来的民主福利制度主要照顾“穷白人”不同，中国城里的福利也是先官后民、按权分配的负福利，不存在把城里的福利制度复制到农村的问题，只能在城乡都走出负福利的基础上建立城乡平等的正福利体制，至于由负转正后的福利是低还是高就不一定了。但是南非不同，要想既避免贫富对立导致马里卡纳那样的悲剧，又不搞津巴布韦那种“打土豪分田地”的一套，相当高的二次分配力度恐怕是难以避免的。

发达国家经济中有“福利国家”和“自由放任”两大传统，那么新南非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后为什么就不能更多地偏向“自由放任”呢？

其实姆贝基政府不是不想这样。但是他们只能在保护产权、承认初始分配之类的领域有点这种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色彩，而在二次分配领域他们基本上不能这样。因为我们且不论从左派立场对“自由放任”思想的批评，就是从诺齐克式的“右派”立场看，自由放任的正当性在逻辑上也是以“起点平等”、“规则平等”为前提的。而在实际上如果起点平等做不到，那就只有在四种状态下人们才能接受“自由放任”：一是起点虽不平等但差别不致太悬殊，二是虽悬殊但这起点本身有正当理由（比如合法继承了清白的财产，或者挖到个大金块），三是是否正当已无法考究只能承认现实，四是虽可考究但起点占了便宜的人在掌权，别人事实上只能承认。然而南非的现实与这四条都刚好相反：第一，种族隔离制度留下的“起点”就太悬殊了；第二，种族隔离已被公认为不正当；第三，种族隔离刚刚废除，不像发达国家的“原始积累”已经过了两百年没法追究了；第四，新南非已经发生政权更迭，起点得益者不再掌权而是受损者掌权了。这种情况下要想回避二次分配，那就只能在初始分配问题上或者产权上搞“打土豪分田地”，像津巴布韦那样了。

所以，无条件实行“自由放任”，在新南非是没有这种可能的。真要“自由放任”大概也只能先像津巴布韦那样用强权人为搞出一个平等“起点”，不过有这样的强权恐怕也就不容你自由放任了。所以可供选择的其实只有津巴布韦式的办法或者姆贝基的办法。津巴布韦式的办法是剥夺白人土地，搞工矿业国有化，走“社会主义”之路。而姆贝基的办法就是以大力度的二次分配，换得初始分配可以相对自由，产权无需大取大予。从某种意义上讲，穆加贝在津巴布韦搞的那一套就像“非洲的苏联”，曼德拉-姆贝基在南非搞的一套就像“非洲的瑞典”。而自由放任的“非洲美国”将来随着两极分化的缓和、中等收入阶层的壮大、二次分配必要性的降低或许会成为一个选项，但在新南非初期是不可能在民主条件下得到多数人支持的。津巴布韦的做法之危害现在已经是有目共睹。不少人抱怨曼德拉与姆贝基没有搞“非洲的美国”，这其实是强人所难、不切实际的。而“非洲的瑞典”当然无法与欧洲的瑞典相比，但与“非洲的苏联”相比，新南非这个“非洲的瑞典”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有人分析过，今天南非领取社会福利者人数大约是所得税纳税人的三倍之多，按照国际标准这是极高的比例。[220]这意味着在南非平均每个狭义的纳税人（不包括企业法人在内的自然人纳税者）要负担3个弱者的社会保障，这种再分配的力度的确相当高。国际经济学界注意到：南非尽管失业率高企，收入不平等在世界名列前茅，但是南非不像大多数世界上发展中的高度分化国家的一点是：南非没有蓬勃发展的“灰色经济”（非正式经济）；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估算，南非的劳动力只有15％是工作在非正规部门。而这个比例在巴西和印度都达到一半左右，有的国家如印尼，甚至高达近四分之三。研究者认为，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南非的普遍福利体制。[221]换句话说，很多失业的南非人并不像一些国家那样靠捡破烂、摆小摊等“非正规”方式度日，福利安排解决了他们的基本生存。而南非初始分配中惊人的不平等，经过二次分配的调节后也会明显缓和。

因此看来，那种根据初始分配基尼系数的升高而断言新南非比旧南非更不平等的说法是就初始分配而言，落实到社会现实就需要商榷。旧南非基尼系数虽比新南非略低（其实也非常高了），但不仅如前所述，身份性的不平等性质上就比竞争性的不平等糟糕。而且由于旧南非的二次分配就整体（即就黑白关系）而言是典型的“负福利”，若计入二次分配则基尼系数肯定会更高。另一方面，新南非初始分配的基尼系数确实很高，但由于有很强的“正福利”，二次分配后基尼系数肯定会明显降低。就二次分配后的情况而言，虽然我们没有找到确切数字，但新南非的基尼系数应该是低于旧南非、而且低得不少。不过，旧南非由于实行种族隔离，白人社会与黑人社会分开，那贫富悬殊的直观性不强。而新南非黑人有了迁徙自由，尤其是最穷的人大都进了城市，而索韦托那样的地方却出现了富黑人的豪宅，贫富近距离共处，那差异就显得非常抢眼了。

免费住房政策：消除“流动工人”制度后遗症

南非的社会福利有自己的特点。除了前述关于艾滋病导致的医疗问题外，另一个特点就是住房福利比较突出。这是因为种族隔离时代造成的大量“流动劳工”、“两栖人口”，在民主化以后都有了在城里安家的权利，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住在过去被白人当局视为“违章建筑”的“贫民窟”里，然后同样理直气壮地要求国家给他们提供更好的住房以摆脱贫民窟。换句话说，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没有自由，更谈不上福利，而是先有了自由，再以此自由市民的身份要求福利。这就造成了南非“福利房”的巨大需求。

关于这方面，旅居南非的王晓鹏先生写道：

“南非政府在解决‘有序城市化’（遗留问题）的过程中，有一样做得要比中国政府好得多，那就是大量修建黑人免费住房，这远远好过中国的经济适用房。不幸的是，在中国国内，因官商勾结太严重，几乎每座城市修建的经济适用房，到最后都变成了商品房出售；普通百姓如果想租到77元每月的廉租房，恐怕都是在天方夜谭。

“南非政府在照顾低收入人群住房方面要比中国好得多。如果你是南非公民，并能证明全家无收入或总收入每月低于1400兰特，那你就可以申请这种免费住房，成功入住后只需要交水电费。虽然南非出现过政府官员冒充低收入者骗取黑人免费住房的丑闻，还有黑人抱怨说等了八年才分到免费住房，但总体来说，南非政府至今已经成功解决了近400万户家庭的住房问题。要知道，南非的总人口还不足5000万，经济实力与中国相距甚远，能修建400多万户免费住房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免费住房

“因为长期的种族隔离政策，黑人劳工的聚集区，多集中在城市商业区的近郊，例如黑人最大聚集区索韦托距离约堡主城区25公里，另外很多聚集区也均距离商业中心不是很远。整个南非的格局就是中间是商业区，周边是一块一块的住宅区，呈卫星状散落在商业区附近，但这些住宅区基本是黑白分明，白人区基本很少看到黑人，黑人区也基本见不到白人。你不能单纯地把黑人聚集区当‘农村’，因为这些劳动力多数不是农民，他们白天进城打工，晚上往往又回到聚集区居住。这不像中国那样，农民工从一个西部省份坐火车到沿海发达省份打工，然后年底返回老家过年。

“而南非的农村基本是指白人农场区，黑人劳工也是居住在农场附近地区的黑人聚集区，白天到农场打工，基本上没有中国那种农民工‘候鸟大军’。这个是与中国类似但又不同的格局。

“现在南非政府正在各地的黑人聚集区大量修建免费住房，为的就是维持社会稳定，让收入较低的黑人劳工能在居住地附近安心工作，不管结果如何，至少南非政府的想法和做法是正确的。而在中国，不用说免费住房，就连经济适用房、廉租房都很少见，这又怎么能让农民工安心种地呢？农村收入太少，导致出现了大批飞往城市的‘候鸟’，作为根本的农业自然会出现问题，大量农民工进城后若出现饱和，找不到活干的无业者又会引发各类社会问题，这就是问题症结所在。”[222]

王晓鹏先生的比较是基本正确的。但有几点需要斟酌：

第一，南非的“流动劳工”原来也并非不是“候鸟”，事实上，当年南非白人政权设计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单身进城打工住集体宿舍，家属留在“黑人家园”。看看地图就知道“黑人家园”离大城市有多远，所以那时他们就是“候鸟”。后来他们在索韦托这样的“城乡结合部”安家定居，其实并非白人所愿，只是他们没有办法把黑人再赶走了。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当然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现在南非只有外籍劳工还是“候鸟”了。中国就趋势而言其实也一样，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搬出工棚（集体宿舍），把“留守”农村的家属接来，在“城中村”或“城乡结合部”租房安家，“农民工”中的“候鸟”率也在逐年下降。只不过我们的这个过程比南非要缓慢得多，至今我们的“索韦托”还是不合法的，各地政府只要想赶就可以赶走他们，还要宣称“不补偿，不安置，否则后患无穷”！

第二，中国目前的“保障性住房”制度，尽管也是从“福利国家”学来的，并非我们原来那种按特权按身份等级分配的所谓“福利房”。但是由于基本条件的差异，学来的这一套在我们这里也严重变味。其根本原因其实还不是“因官商勾结太严重，经济适用房到最后都变成了商品房出售”，而是很多所谓经适房仍然是变相的“特权房”，连商品房都不是。而是一开始就盖成“廉价豪宅”，以“安居房”、“集资房”、“团购房”等名义按官位分配，形成所谓的“公务员经适房小区”。另一方面，真正的廉租房申请者逻辑上应该是有当地居住权但住得很差的贫民，可是我国的合法贫民窟（正式说法叫棚户区）户主（未必是实住户）是有户籍的老市民，对他们另有一套“棚户区改造”安置补偿政策，并不需要申请廉租房。任何国家城市化时期的城市贫民主体都是进城打工的移民而不是老市民，区别只在于其他国家把他们看成城市贫民，也就是廉租房的供应对象，我国和旧南非则把他们看成“外来打工者”，类似于新南非的外籍劳工，虽然在城里居住着（通常也是租住棚户区、城中村、城乡结合部），却没有“居住权”可言，“住得差”往往是赶走他们的理由，而不是他们申请更好住房的理由。正是这种“经适房优先公务员，廉租房不给农民工”的制度，使得我国的“保障性住房”完全变味，成了一种典型的“负福利”现象。即便没有“官商勾结”问题，它也没法正常发挥福利功能。“廉租房”如果标准高了，就可能成为以权谋私的目标，如果标准低了权力不屑于染指，则它又会成为无味的鸡肋，因为真正需要它的人是没法申请它的。

当然，南非的免费住房也不是没有弊病的。除了王晓鹏先生提到的那些，一般廉租房社区的弊病它恐怕也难免。诸如穷人集中区治安往往较差、实物分房难以收回，分房者如脱贫致富搬走后仍会占有原房出租牟利，造成新的不公平等等。西方实行廉租房制度的地方都有这些问题，南非也不会例外。但是这些比起原来“流动劳工”制度的大弊，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新南非的民主制度还造成一个现象，即各党派在住房问题上的“福利竞争”。开普敦的代尔夫特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事例：1994年4月新南非曼德拉政府成立后，非国大执委、南非共前总书记乔·斯洛沃出任住房部长。他在开普敦的代尔夫特地区筹建一片免费住房以安置当地的前流动劳工。但9个月后斯洛沃逝世，项目并未完成，前流动劳工便搭建棚户等待政府的安置，在该地形成了一个拥有两万居民的棚户区，据说是新南非最大的“非正式定居点”之一，这个社区就得名为乔·斯洛沃，非国大控制的南非中央政府住房部继续在这里修建正规的免费住房以安置他们。

然而，后来反对党民主联盟提出要在这里建立一个“2号门”免费住房小区以安置周边一带的贫民——也是前流动劳工，只是到得早些。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大都是民主联盟的选民，而乔·斯洛沃的居民则多是非国大的选民。恰巧此前乔·斯洛沃棚户区发生火灾，有一千多户灾民被临时安置到附近的救灾点，于是在2007年12月19日，“2号门”贫民进入小区“占领”了这片地方（种族隔离废除之初，南非多处发生黑人贫民进城“占领”所谓空地空房的情况，在西方的意大利、土耳其等国也有这类穷人“占领”现象），形成了新南非建立后最大的一场贫民“占领”事件。乔·斯洛沃贫民不甘示弱，要求政府出面，当时在开普敦执政的非国大—新国民党联合政府便要出动警察驱赶“占领”者。“2号门”贫民上告法院，司法独立的开普敦地方法院判决警察驱赶行动是非法的并予以制止。非国大与民主联盟为此互相抨击对方“延续种族主义”，迫害穷人。直到2008年2月，高等法院又判决驱逐合法。于是“2号门”贫民又被赶走，当局许诺另外择地给他们建免费住房，但很多人仍然抗拒不搬。2009年，民主联盟在开普敦所在的西开普省胜选上台执政，他们又提出异议……而在这漫长的争论期间，政府的福利住房也在同时陆续兴建。一般认为，这事的最终结果要到双方的贫民都得到安置，才算了结。

代尔夫特的非正式定居点

代尔夫特事件，乔·斯洛沃居民集会

代尔夫特事件在一些人看来应该算是民主制度下的“乱象”，但是整个过程双方都诉诸法律、依靠政党，最后双方的问题政府还都得设法解决，这真是一种坏办法吗？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强工会，高福利”的负面

南非的福利在其他方面也令人印象深刻。其特点是“强制储蓄”性质的缴费福利不多，主要的福利都是国家财政纯转移支付的，资金来自一般税收，“缴纳和回报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例如养老金，世界上有些国家是完全强制储蓄式的，老前缴费，老后支取。大多数国家则是多方统筹，例如国家—企业—个人三方统筹，个人强制储蓄至少也是养老金的来源之一。而南非则是完全转移支付：个人老前无需缴费，老了国家赡养，这种养老金覆盖了80%以上够年龄的老人，支付金额也不低：据说超过全国黑人每人收入中位数的两倍。由于南非失业率很高，很多黑人家庭成为“啃老族”，据说全国三分之一的黑人家庭以长辈的养老金为一种“较重要”收入来源。如果不是由于艾滋病流行压低了黑人平均寿命，这个比例恐怕会更高。对于参加过二战和朝鲜战争的老人，还另有“参战退伍军人补助”可领，最高可达每月1190兰特。据说白人政权时代参加过“边境战争”（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后种族隔离政权与南部非洲“前线国家”及其支持的黑人解放武装的战争）的退伍老兵也有这种待遇，非国大政府把当年自己“敌人”的这种待遇取消了，但当年参加“联合国军”的仍然可以享受。

还有儿童抚养补助金，对每个15岁以下的孩子每月给270兰特，据2009年4月统计，有910万儿童受益。所以在南非，“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可以过得不错，单身年轻人如果失业就比较惨了，失业救济很低，而失业保险是南非很少几种强制储蓄式福利之一，缴费和受益都取决于在业时收入多少。低收入者如果失业，就几乎不能指望它。不过，由于住房福利等等按低收入标准给予的保障还是有，自己弄点吃饭钱在通常情况下还不是很困难。

其他福利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如此高福利自然要求高税收。南非的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最高为40％，企业所得税税率28％。还有增值税与资本收益税等，总体税负达到国内总收入的23.4％。负担很重，但相比高福利而言又不是最重的。南非在姆贝基时代实行所谓“新自由主义”的财政政策，比较注意控制赤字。那么，税率不是最重，赤字相对也不多，搞福利的钱哪里来呢？

第一是从削减军费中挤出来。旧南非因为维护种族隔离制度而与世界为敌，尤其是与南部非洲各“前线国家”和黑人解放运动（不仅仅是南非的黑人解放运动）为敌，为此拥有强大的军队，装备精良，实力非洲第一，还暗中发展核武器，这些都要大量烧钱。新南非国际环境大改善，用不着这些了，因此一直在裁军，军费开支大幅下降，能够腾出一些钱。第二，旧南非国有经济比较强，能够提供利润。尽管种族隔离末期国企已经不景气，但是一部分国企还是盈利的，另一部分国企不盈利，但也可以通过私有化变现资金，用以支持财政。民主国家的委托—代理关系明确，这样做争议不大。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南非的福利有所侧重。原来，南非政府主要把钱花在老人，小孩，病人，住房等方面，至于工人的福利，强大的工会自然会压企业出钱。

所以南非企业的负担，其实不只是税收，对付工会也是个重要因素。而仅就企业税率来说，南非也有特点，那就是企业税主要按公司利润，而不是按营业额来征收。这特别打击了那些有效率的盈利企业，而保护了亏损企业。这种税法饱受诟病，被认为是损害效率的。南非之所以如此，据说是为了减少破产，保护就业。可见南非整个二次分配体系主要着眼于平等，是不怎么考虑效率的，而二次分配力度又很大，对效率当然会有影响。

通过种种办法，新南非的十多年间在经济总体上比较疲软的条件下，一方面大幅改善了穷人、主要是黑人的福利，另一方面国家财政总体稳定，没有出现一些欧洲福利国家那样大的债务窟窿。这应该是说非常了不起的。尤其在非洲，尽管几乎没人说新南非的经济有什么“奇迹”式的成就，但是至少在南部非洲她仍然是“一枝独秀”，不仅经济总量自旧南非以来一向如此，就发展趋势而言也比其他国家强。

尤其是南非与津巴布韦的对比更为鲜明。这两国最有可比性不仅因为它们是邻国，而且津巴布韦过去与南非同样经历过种族主义的本土白人统治——只有“白人殖民者欺负黑人”模糊概念的一般中国人往往不明白，“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在非洲政治中是不同的概念，前者主要指白人宗主国的统治，后者指“独立”后本土白人的统治。绝大部分非洲国家只是殖民地时期被白人宗主国统治过，独立后无论民主还是独裁就是黑人的事了。在非洲，黑人被本土白人统治过的，主要就是津巴布韦与南非两国。其可比性自然很强。

而且在白人统治时期，两国经济上同样相对发达，领先于南部非洲其他国家。政治上两国的白人统治者与黑人解放运动各自都曾跨国联手，关系非比寻常。加上两国黑人主要都是班图族系，一些部族（恩德贝莱人、文达人等）干脆就是跨境而居，可以说基本上是“同种同文”。因此两国的境况被人们互相参照的程度几乎仅次于南北朝鲜、东西德国。但是两国黑人解放后的发展模式对照却如此强烈，以至于有人说：大批津巴布韦难民涌入南非，是对非国大统治合法性的最大支持。哪怕你对非国大再不满，看到这些可怜的津巴布韦人，也会觉得不但曼德拉伟大，姆贝基乃至祖马也很了不起。

而问题重重的南非人只要谈到津巴布韦，也是第一我们比他们民主自由，第二我们比他们繁荣富裕，自豪之情溢于言表。甚至就连那些南非境内的津巴布韦籍贫苦劳工，尽管对南非人排斥外籍劳工很不满，但也不会称赞穆加贝——因为他们就是受不了穆加贝才逃到南非来的。

当然，这一切并不能掩盖新南非面临的严峻挑战。

尽管“非洲的瑞典”要比“非洲的苏联”好得多，但是非洲毕竟不是欧洲。正如津巴布韦不可能通过斯大林式的手段搞成“强国”，在南非那样的经济条件下让一个纳税人保障三个福利受益者，“非洲的瑞典”确实比欧洲的瑞典更不堪重负。南非的强工会、高福利体制虽然避免了阶级斗争失控，避免了津巴布韦式的“非洲苏联”选择，而且也不是南非目前的所有经济困局都可以归咎于它——例如前述艾滋病问题，工大会的主张其实比姆贝基政府的对策更合理——但是这种体制确实有明显的弊病，这也是无可讳言的。

“非洲的瑞典”政策首先对投资和就业都有不小的抑制。2010年，巴西全国工业联合会对全球14个新兴市场经济体进行调查，认为南非的金融市场成熟程度可排第二，存取资金的方便和融资成本都比较有利（第4名），交通基础设施可排第6，因为“奇迹”时代搞了很多“铁、公、机”，南非的基础设施被认为优于中国、印度、墨西哥、巴西和波兰，但落后于韩国和智利。不过这些设施已逐渐老旧，需要更新，否则将来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南非吸引外资能力平平，外国直接投资只占GDP的3％，在14国中排第7位，恰好居中。旧南非饱受国际制裁，却长期是以“血汗工厂”吸引投资输出廉价商品的“乐园”；如今新南非在国际上声誉日隆，资本却不怎么看好。当然比起旧南非末期危机时的资本外逃状况还是恢复了不少。

但是南非的税法（尤其是按企业盈利征税这一点）对企业效率损害大，被认为是倒数第二的糟糕因素。而最糟糕的项目是“体力劳动可用性”，南非是14国中倒数第一。首先由于艾滋病等原因，南非是14国中唯一的劳动力减少国家，2008年其劳动力就减少了3％以上，相反，印度该年劳动力增长了近3％。其次南非劳动力已经不便宜，蓝领劳务成本排第5位，与韩国不相上下，比巴西、印度和中国都更贵。按照这份调查，南非工厂工人实际工资高于巴西、中国、印度、波兰和墨西哥。而就工作效率而言，调查认为南非工人比俄罗斯、哥伦比亚、巴西、中国和印度的工人生产效率高，但比韩国、智利和墨西哥的工人低。南非教育投入多但效益差，教育支出占GDP比重高居第四，但高等教育录取率仅为倒数第二。教育系统的缺陷导致技术人才严重短缺。以至于在使用技术和创新方面，14个国家中南非仅排名第11位，落后于韩国和其他金砖国家。[223]

所谓“体力劳动可用性”的短板，无疑和“强工会，高福利”有关。南非的失业率高得令人乍舌，劳动力价格却不便宜；因艾滋病造成劳动力减少，失业者却还是那么多；正式工人工资不低，社会上尤其是黑人中的贫困现象依然严重；之所以造成这些怪现象，工会为维持会员高工资而限制廉价劳动力进入劳务市场显然是主要原因。工会对“正式”劳务市场的垄断，有利于提高会员工资，却人为阻碍了就业，同时还在会员与非会员间制造了过大的工资差距。失业者与非工会会员的低收入成为南非贫困问题难以解决的重要原因。而在工会控制不了的“非正式”劳务市场上，却充斥着廉价劳工尤其是外籍劳工这种最缺乏讨价还价能力的弱势者，从而造成失业率很高的南非同时又有很多外籍劳工的怪现象，以及本书前述的“排外骚乱”的产生土壤。

很多人都指出，今天南非问题千头万绪，艾滋病问题等等都很严重。但“南非病”最明显的特征还是失业率太高。失业者——无收入群体的增加导致初始收入更不平等，而这就更有赖于福利制度和二次分配来解决社会问题。但是福利化本身又压抑投资，使失业率更难下降。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

因此，在新南非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上“强工会，高福利”模式就成为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以“非洲瑞典”道路的可行性，防止南非走上津巴布韦式的“非洲苏联”之路，今天南非与津巴布韦相比堪称乐土，它的确功不可没。但另一方面，它又使南非经济发展在“金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中都显得相对乏力。如果说在旧南非正如曼德拉自传题目所云《自由之路无坦途》，而在新南非，可以说是繁荣之路无坦途。“强工会，高福利”模式，实在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五、繁荣之路无坦途：

南非的经济结构调整与发展前景

“稳健”的政策与低速增长的经济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新南非19年的经济发展，恐怕就是“稳健”了。围绕这个“关键词”，我们可以把这19年的南非经济大致分成四个阶段：

（一）1994—2001年的“稳健”和低增长时期。新南非1994年建立后便实施第一个经济战略“重建与发展计划”，一方面解决黑人民众急需的社会福利问题，另一方面通过维持或降低税收，减少政府债务和贸易自由化来稳定宏观经济。前者反映左派主张，后者却是市场导向的，两者存在相当的矛盾。这一时期南非扭转了种族隔离制度末期到过渡时期的经济停滞与衰退，转入恢复性的缓慢增长。1994—1997年经济逐年分别增长2.3%、3.4%、3.1%、1.7%，1998年经济还出现小幅下降。[224]这种低迷状况一直延续到2001年。如果考虑人口增长和过渡时期的衰退，南非1990—2001年间的人均GDP年增长率（0.2%）几乎可以略去不计——而处于“增长奇迹”中的中国，同期这个数字却达到8.8%。[225]

但有趣的是，南非这一时期的经济政策在国内和国际上、当时和以后得到的评价都还是不错的。因为这种政策被认为有长远眼光。为了对付种族隔离末期已经出现、过渡时期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曼德拉-姆贝基政府实行了稳健的经济政策。不过分追求短期增长，而把重点放在控制开支、遏制通胀、稳定货币、保护产权、鼓励投资方面，努力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较好的宏观基础。民主南非之所以能够采用这种着眼于长期的政策，也是由于新南非建立初期众望所归，曼德拉（以及得到曼德拉支持的姆贝基）总统更具有非常高的支持率，非国大信心十足，不用跟别人争夺短期民意。但是，这种战略虽然在国际上被普遍看好，当时在南非国内也得到高度支持，而且时间越长越得到肯定，甚至祖马扳倒姆贝基上台后也仍然在总体上维持了这一战略，然而它在非国大党内却面临挑战。因为这种被南非共等左派批评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在初期并没有对经济增长起到立竿见影的刺激效果。而且由于经济低迷，失业率没能降低，迫于经济形势严峻，福利投入也无法满足需要，社会矛盾仍很严重。

（二）2002—2007年第一景气时期。2002年以后，上述政策的长期效果显现，而且这几年国际经济景气也比较正常，因此南非经济增长得以明显加速。2002—2007连续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都在4%以上，其中2007年达到5.6%，创下新南非第一个经济繁荣期。但是关于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问题却导致了更多的争议。非国大内部矛盾也加剧了，以至于发生2007年波罗克瓦尼党代会上的左右摊牌。另外，此期间南非经济也显示出更多的“内向性”，经济加速开始与消费、与外贸逆差关联，而不是像旧南非和我国现在那种“奇迹”时代那样与出口、与外贸顺差关联。如南非储备银行行长斯塔尔兹所说：每当经济增长高于3%，就会出现高额国际收支逆差。

（三）2008—2009年危机时期。好景不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南非经济也被拖下水，2008、2009年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其中2009年经济下降1.7%，失业人数在本来就很高的水平上又增加87万。尤其与出口关联度大的矿业与制造业更明显：矿业在2008年下降5.6%，2009年再降6.6%；而制造业在2009年更大幅下降了12.9%。但是内向型的服务业则几乎没怎么萎缩。与经济危机来临同时，南非在政治上也迎来民主化后最动荡的一年，流血的“排外骚乱”、非国大的分裂、姆贝基总统被“召回”，莫特兰蒂取代姆贝基而祖马又取代莫特兰蒂，都发生在这两年危机期间。新南非一时处于前所未有的经济政治困境。

但是，这期间南非经济政策方面却没有太大的争论，或者说也没有太多的选择。从姆贝基、莫特兰蒂到祖马，基本都援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对付危机的传统手段，即以凯恩斯主义的方式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保障就业。而且由于此前姆贝基的经济政策长期稳健，银根较紧，赤字较少，转向宽松、扩张的余地就比较大。因此南非改行凯恩斯主义以应付危机效果也比较好。正如杨立华教授指出的：“由于南非（过去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得政府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当中，能够继续采取扩大社会开支和扩大公共投资的政策。南非经济在经历短暂的衰退后，很快复苏并蓄势待发，谋求更高的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南非内外经济分析家公认，南非政府审慎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成为保护南非经济免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重要因素之一，使得金融危机对南非经济的影响总体比较温和。”[226]

（四）2010年至今，正常增长时期。由于上述原因，南非经济的衰退不到两年，于2009年年末开始触底反弹，2010年经济恢复了2.7%的正增长，其中，矿业增长了6.5%，制造业4.9%。但是矿业是个出口产业，制造业的增长该年也主要限于汽车及零部件、钢铁等若干出口率高的领域，其他领域并没有明显变化。这就体现了新南非经济如今的一个特点：占比较小的外向型部门（矿业与部分制造业）对国际景气敏感，危机时领跌，复苏时领涨。但是占经济总量三分之二以上的服务业与制造业中的内需部门，则一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样子，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对新南非经济一向比较乐观的杨立华教授当时认为南非已经找到了一条路子，既不会“大跃进”，又力求“长期可持续发展”。她认为“南非经济2011年的发展势头看好。未来2—3年，有条件使经济增长超过4%”[227]。似乎要出现新南非的第二景气时期了。现在看来她稍微乐观了一点。根据后来的报告，2011年南非GDP实际只增长3.1％，2012年也只有2.6％，[228]而今年（2013）头几个月的情况似乎还略逊于去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长仅1.9%，[229]南非官方已调低今年的预期）。其实根据种种迹象，很多人都相信南非经济将会有下一个景气，如世界银行估计在南非目前的政策环境下经济保持长期增长的潜力应当是3.5％。[230]我也相信这一点，只是其实现似乎会晚一些。

繁荣之路无坦途

无论如何，近20年来南非经济中长期的增长远不能说是快的。这与种族隔离最残酷年代的所谓“经济奇迹”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一般认为旧南非经济增长的高峰是1981年，该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的人均GDP达13510美元，[231]此后再没达到这个水平。可以提到的是：正处在“增长奇迹”中的我国至今离这个水平也还甚远。当然这是就绝对值而言，就增长率来说旧南非的高峰是在1981年以前的几十年，我在本书第三部分中提到过，兹不赘。

很多中长期的数据可以证明南非今天的经济增长到底处于一种什么状态。从纵向而言，非洲发展银行1999年报告说：南非1980—1990年（种族隔离后期）GDP的年均增长率为4.2%，1991—1998（过渡期与新南非初期）年降为1.4%。[232]而经合组织报告说：新南非人均GDP增长在1994—2009的16年中每年只有1.6％，而最近十年（2000—2009）稍微改善，达到2.2％，但仍低于同一时期世界经济的增长率（每年3.1%），更不用说低于其他金砖国家了。[233]

从横向而言，南非一直是非洲第一经济强国，但优势似乎在缓慢减弱：种族隔离时代通行的说法是：南非以6%的人口占有全非洲三分之一以上的经济产值。[234]新南非建立之初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流行说法变成南非占全非洲GDP的25%，占南部非洲的80%。[235]而最近的说法是：2009年南非GDP占整个非洲的19%，占撒哈拉以南非洲的30%。[236]

就经济总量的全球排名而论，旧南非经济繁荣时期是相当靠前的。1990年处在过渡期混乱中的南非在全世界还能排第26名，[237]1996年就变成第28，[238]而最近在美国中情局《世界概况》网站的排名中又成了29位。[239]南非过去30年来一直被国际机构列为“高中等收入国家”，但近来已经有一些排列把她算作“低中等收入国家”了。[240]最常被人提到的是瑞士IMD世界竞争力中心的“竞争力”排名，南非这些年来位次不断后移，2013年5月最近一次南非就后移了三位，前所未有地跌落到第53。

南非与金砖国家及经合组织国家GDP增长之比

其实南非的名次也并非总是后移，就在2010年，南非还因为她在世界经济危机中表现出不错的抗衰退能力而排名上升到第44位的历来最高点，没想到其后的三年里她的复苏却表现很差，于是又连跌了9位掉到最低点。可见新南非的经济的确是够“稳健”的——别人糟糕时她不那么糟，别人好起来她却还那样！

可见人们也不能只拿负面的眼光看南非，南非虽然在“新星”中比较暗淡，在“老星”中还是有光芒。不少观察家都注意到：南非的经济增长比发达国家快一点，但是在金砖国家中，在“新兴市场”或“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中她却是最慢的一个。[241]有人还以南非的经济增长与美国相比较：旧南非在1980年“经济奇迹”最高峰时，人均国民收入曾达到当时美国水平的22.6%。但1985年种族隔离末期出现危机时，就跌到了9.8%。新南非建立后，到2000年经济仍然不振，而美国仍然在发展，这个比值因而更进一步跌到只有8.5%。此后新南非进入到第一个经济景气时期，经济加速，2005年人均收入达到了美国的12.4%。再后来虽然经历了2008年经济危机的冲击，但由于美国受冲击更大，到2010年这个比值再达到15.5%。

根据这份研究的预测，到2015年南非的人均国民收入据说会达到美国的18.0%。[242]尽管与美国的比值仍然低于旧南非的最高值，但要知道，这25年间美国经济在社会平稳状态下有相当增长（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属于高的），南非却经历了黑白交替的历史性大变革，与美国的差距拉开不多，也应该说是相当的成功了。

的确，最近这些年来美国经济增长在经合组织这个“发达国家俱乐部”中算是领先的，不仅高于欧盟，也高于日本。南非如果照如今的趋势走下去，能够缩短与美国的距离，缩短与欧、日的距离就更不用说了。但是那得多长时间呢？由于其他新兴国家都比南非快，如果情况不变，南非在这场追赶发达国家的比赛中还会向目标前进，但肯定是会比其他新兴国家后到的。

如前所述，南非在过去十多年的发展中，一直不是把短期内尽快提高经济增速作为首要考虑的。这种思路其实包括两个思想来源，一是“右派”或曰“新自由主义”的，它强调谨慎的财政货币政策，主张长期的自然增长，反对用凯恩斯式的国家财政投入来刺激经济，“人为”拉高增长率。二是“左派”或福利主义的，它强调国家财政主要用作二次分配手段，维护社会平等，满足穷人的生活需求，而不是用来投资拉动GDP。用我们现在流行的“愿景”说，这就叫“以人为本，不以鸡的屁（GDP）为本”吧。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思路兼顾了左右派的部分想法，所以虽然南非国内和非国大党内斗争风云多变，但这种“稳健”的政策一直延续下来，即便在2008年衰退期间为了反危机而临时有所改变，但危机缓解后便宣布要削减赤字回复常态。

但是近年来，经济长期的低速度似乎使南非人感到着急了。他们的着急应当说是有理由的，再以人为本不以鸡的屁为本，相当幅度的增长还是需要的。经济长期低迷，一方面使失业迟迟得不到改善，贫困问题也无法真正解决。另一方面使国民储蓄率长期低下，更要依赖财政投入来维持经济成长，也就更难维持财政平衡，这样一来，无论左派还是右派的诉求都难以实现。

国际社会也越来越认为南非经济增长乏力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经合组织在其2013年南非报告中就称：南非经济中的第一个缺陷，就是“人均收入增长一直比大多数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慢”。因此，“南非需要实现快速，包容性的经济增长”。[243]世界银行等也有类似看法。

因此，近来南非领导人已经越来越强调增长的重要。祖马总统在2011年国情咨文中指出，南非“正在建设发展型的国家，而不是福利型国家”，表示了不能为福利牺牲发展的态度。[244]这在新南非实属罕见，尤其祖马通常还被认为比姆贝基更左，而姆贝基都没有这么讲过的。而另一方面，原定要把预算赤字从反危机时占GDP的8%，到2012/13年度降回到4%。但这个目标看来也放松了（实际仍在5%左右），而国际上一些经济学家，主要是斯蒂格利茨等偏向凯恩斯主张的学者，也一再呼吁南非不应该把控制赤字、而应该把促进增长作为主要目标。

但是，就在南非朝着这个方向转的这两年，她的经济增长仍在不断减速。显然，南非经济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远不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作调整就可以解决的。这些年来，南非经济宏观的基本面其实一直不错，政府的政策一般认为也还合理，为什么经济增速就是上不去呢？

如前所述，其实南非经济的问题主要不在基本面上，而在深层结构上。南非经济中对国际景气变化和国内宏观政策调整较敏感的外向型制造业和矿业部门如今在经济总量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而在经济总量中占主要部分的服务业，或曰第三产业，却存在着严重的惰性和“自给自足”、自我服务状态，对外界刺激不敏感，所谓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危机来了受损不严重，危机过后却也复苏乏力。而南非现在已不是种族隔离时代，在民主制度下已经不存在靠“低人权优势”的血汗工厂发展外向型制造业创造“奇迹”的可能。同时南非在种族隔离时代已经完成工业化，虽然因为社会制度畸形，贫富之别悬殊，号称“白人第一世界，黑人第三世界”，黑人中的贫困仍很严重，但是人均GDP水平已经很高——尽管南非经济陷入低速已近30年，而中国“奇迹”般的高速已经30多年，但南非现在仍然比中国高出一截。在这样高的基数下，面对各种相当高的要素成本，南非再想靠只占GDP百分之十几的制造业去拉动整个GDP的增长速度，恐怕也是做不到的。因此，南非经济要有明显的提速，多半还得在第三产业上下功夫，使第三产业高端化，增加创新性，提高附加值，进入全球市场。

而这，就不是基本面上的经济政策调整能够解决的，它甚至也不光是个经济问题。

民主制度、全球化与经济结构调整

说起来，这也不是南非一国的问题。民主、全球化与发展转型诸因素对经济结构与社会政策的影响是很多转型国家面临的问题。我们不妨看看几个国家的例子：

南非曾经在几十年间成为全球化经济中靠“低人权优势”发展外向型制造业而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但是民主化以后这条路走不下去了。一方面制造业相对衰落——福利分配力度加大——制造业进一步相对衰落的循环难以扭转，另一方面黑人解放后的各种条件使服务业出现相对高速发展，民主化以后十多年来，南非已经成为服务业为主的国家。

印度由于一开始就是民主国家，当年学苏联搞“马哈拉诺比斯式工业化”[245]就没有成功，市场化改革后以压低人权来招商引资的“中国式发展”曾令印度一些地方政府向往并企图学习，然而民主制下他们也学不成这一套。但是，民主制下的印度却成功地创造了软件业的奇迹，并走出了一条在总体发展水平不高的条件下靠服务业赢得高速增长、然后才补上制造业这一课的独特发展模式。

前东德的例子尤其有趣：东德在剧变前是制造业高度发达的典型斯大林主义国家，其特点是：1.政治上一党专政，有柏林墙与斯塔西。2.经济上与西德相比是低工资，而且没有自主工会和劳工维权机制；国家无福利责任，但“皇恩”式福利为“大家庭”国家中最高。3.全球化程度低，对西德也有壁垒，但在经互会内实行计划经济下的开放和一体化政策，被“专业化分工”确定为专搞高端制造业。民主化以后这三者都“剧变”了：政治上实行了民主宪政和人权保障，经济上实现了工资、工会、福利与西德的拉平，经互会的“专业化分工”消失，而实现了与西德、同时也是与欧盟、西方与全球的经济一体化。在此过程中，各“新联邦州”（前东德地区）的经济结构也发生剧变，由于经互会解体“外需”消失，民众收入剧增后转而追求西方高品质工业品，对东部原来产品的“内需”也剧降。同时由于工资等要素价格与西德拉平，工会福利制度也与西德看齐，对西方资本缺乏吸引力，统一后政府虽积极向西方“招商引资”以图更新、重振制造业，但效果并不理想。西部商家却乘东部民众收入大增（尤其在东西马克一比一兑换政策下）推销自己的产品，进一步挤垮了东部原有的制造业，却不肯过来“剥削”东德劳动者，建立新的制造基地，而是宁肯到中国来输出资本主义。

于是前东德地区虽然是整个“新欧洲”剧变后“阵痛”最轻、民众获益最大的地区，GDP恢复增长最快，居民实际收入只增不减（而在其他剧变国家，GDP与居民收入都有一个长短不等的滑坡期），但是这里剧变后的新经济主要靠金融、旅游、房地产和服务业等第三产业，而制造业一直未能重新发达起来。“新联邦州”出现了明显的“去工业化”现象，过去林立的烟囱纷纷消失，而哥特式尖顶（发展旅游而重建的教堂等古建筑）纷纷树立。当年污染、嘈杂的工业城市今天变成了环境优雅的景点、住宅区和新造“古城”。但是今天“新联邦州”的人们如果不是与过去、而是与如今同为一国的西部比，他们的牢骚仍然很大。因为新兴的高端产业尽管可以支撑GDP和国民收入，却无法替代原先制造业的就业机会。今天德东地区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由于年轻人和有竞争力者纷纷到西部就业，导致东部人口数量减少，人口结构更趋于老龄化。尽管高福利体制使他们生活无忧，但由于福利收入毕竟不能等同于就业收入，福利供养人口比重大的东部人均收入与西部也一直存在尽管不大、但足以引起不满的差距。更何况“吃福利”即便过得不错，毕竟有损自尊呢？

总之前东德、印度与南非尽管各自的国情很不同，但都有个共同特点，即在全球化竞争与分工发达的背景下，高人权民主国家，尤其是强工会高福利体制下，尽管在其他经济领域有其优势，但制造业的竞争力往往会成问题，劣币驱逐良币、“血汗工厂打败福利国家”尽管并非必然，但的确有相当的可能。在经济不那么一体化时没有这种问题，因为自由民主体制的长处在于创新激励强大，但让人“干得更多挣得更少”则并非所长。没有经济一体化，创新传导慢，“低人权国家”再怎么让人吃苦耐劳也不可能有优势。但是在经济一体化后，民主国家的创新很快会通过贸易、投资等传导到低人权国家，却不可能，或不再可能像低人权国家那样让人“吃苦耐劳”，于是资本从高人权国家投奔低人权国家、廉价商品从低人权国家覆盖高人权国家的现象就可能出现。传统制造业的优势就不再属于他们，他们必须通过（未必总会出现的）再创新寻求新的优势，而经济结构就会发生变化。但变化是有代价的。东德民主化前原有制造业比西德并无优势但可依靠柏林墙维持，与西德经济一体化后就不行了，而新制造业却因民主化并无优势。印度则一直是民主国家，所以她从“马哈拉诺比斯工业化”未果后就走上了另一条经济发展道路。

至于南非，种族隔离时代一方面利用黑人的低人权发挥血汗工厂的“竞争力”，另一方面白人中的自由民主也使其具有相当强的创新能力。当年南非以煤制油的技术、无焦炼铁的技术都是独步全球的。几个重要的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也起源于南非：人类第一次心脏移植手术由南非医生克里斯蒂安·巴纳德完成，第一台X射线计算机断层扫描仪（所谓CT）也是南非专家研制的。南非人的创新还有晶体电子显微镜技术等。在种族隔离时代，利用黑人劳力、土地资源的血汗工厂使其出现了出口型制造业“奇迹”，而它的创新能力则有助于其抗拒国际制裁：当时南非的以煤制油、无焦炼铁很大程度都是为对付国际上的石油、焦煤禁运而来。

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民主南非在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上的竞争力明显不如以前。例如纺织业，过去南非是纺织大国，可以说是“衣被非洲”。可是新南非十几年来，一方面由于劳动成本明显上升，另一方面由于来自中国等地的廉价纺织品占领了南非、乃至过去依靠南非供应的非洲市场，现在南非的纺织业已经完全衰落。

新南非政府由于非国大有一批当年苏联培养的专家，对传统工业化其实是有点偏爱的。非国大政府也一心想提升南非的制造业竞争力，上台之初曾规划、批准、实施了不少大工业项目。例如1996年开工建设大型合资冶金联合企业“哥伦布不锈钢工程”，当时是世界最大的不锈钢生产项目，建成后南非将成为世界第六大不锈钢生产国。非国大政府对此十分重视，曼德拉总统还亲自出席开工典礼。同时南非又在纳塔尔省理查德湾兴建世界最大的炼铝厂——阿鲁萨夫铝冶炼工程，计划投资65亿兰特，由国际矿冶巨头必和必拓负责开发。

可是后来证明这些大制造业项目很少达到预期经济效益。尤其在没有资源优势时更是如此。如必和必拓的阿鲁萨夫铝厂由于要进口原料，投产后一直亏损，必和必拓回天无力，近期已表示要逐步下马。[246]有资源优势的制造业（如钢铁业以及下游的汽车制造等）仍然被看好，但是南非经济仅靠这个也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民主南非的强势工会和高福利制度确实对“招商引资”造成一定的影响，而艾滋病、犯罪率等负面因素也不利于经济发展。另外，南非过去的一些产业“强项”在新的历史时期也变得没有用武之地。例如旧南非强大的军火工业和世界独一无二的煤制油气及其下游化工产业，都是在种族隔离时代的国际环境中发展的，如今它们已经不再有发展前景。

此外，南非过去在“低人权经济奇迹”时期一直是个资本和经常项目巨额“双顺差”国家，和中国目前的情况是类似的。但是种族隔离末期这种模式已经不可持续，资本出现明显外流趋势（这也是迫使白人改弦更张的动力之一），民主化以后，一方面过渡时期混乱的结束以及新南非政府的经济自由化政策重新对外资产生吸引力，重新出现资本流入，但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南非对外资的吸引力不可能回复到过去那种为“招商引资”可以压制黑人一切讨价还价的时代。更重要的是新南非虽然制造业出口的竞争力有所回复，出口额比过去增加，但是由于黑人民众消费能力的提高和福利制度的影响，也由于结构调整导致的投资品进口，进口增长总的来说却比出口快得多。种族隔离末期南非的外贸顺差就不断缩小，1994年新南非建立后已经基本处于贸易平衡状态。2000—2003年曾经出现短期的顺差回潮，但是从2004年起就急转直下，南非不但出现长期未有的贸易逆差，而且逆差额不断增长，2004到2008年间已经从100多亿兰特猛增至近1400亿兰特，而此期间恰恰是新南非经济第一个增长高峰。[247]换言之，今天的南非经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从“出口拉动型”变成了“进口拉动型”。

南非对外贸易变化

因此，南非未来的经济发展面临着结构转型的艰巨任务。

重焕青春的开普敦：

经济结构转型中的南非“双城记”

新南非这些年来农业、矿业与制造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都在下降。采矿对全国GDP的贡献已经从1970年的21％下降至2011年的6％。农业部门占正式就业的10％左右，而产值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制造业则提供13.3％的就业和GDP的15％。而第三产业无论就业还是产值的比重都占到了65%左右。[248]但值得注意的是出口的构成却相反，作为初级产品的矿业出口值占到总出口的近60%，制造业的出口，尤其是汽车和钢铁仍然保持一定的规模，而服务业的出口份额却不大。这一方面体现如今南非的经济已经主要是内需拉动，不再像过去那种“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经济高度依赖外需，并且经济增长也更多地与民众消费及成果分享相联系。但是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南非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有所下降，因为南非在服务业产值比重上升的同时并没有像印度那样发展出高额的软件和服务出口。同时南非又不像中国、印度乃至巴西都是人口上亿乃至十几亿而且版图广袤的大国，消除外需依赖是对这种大国而言的。南非在世界200多个国家中大概不能算是小国（否则也进不了“金砖”），但比这几个国家无疑要小一个数量级，国内市场容量有限，就像中国的一个省，不能要求一个省只靠省里的“内需”吧？

这些年来新南非的服务业是有一些亮点的。例如旅游业，南非作为“上帝的后花园”景色瑰丽，环境优美，自然与人文景观丰富多彩，旅游资源有优势，国际制裁废除后南非与世界消除了隔阂，加入“金砖国”，举办“世界杯”，天时地利人和都推动了南非旅游业的发展。如果不是艾滋病与犯罪率在一定程度上拖了后腿，旅游业出现“奇迹”式的发展是完全可能的，即便有这两个负面因素，旅游业的成就也还不小。

沙特尔沃思

南非也出现了一些有世界影响的创新型企业家和重要知识产权持有人。如著名的软件开发者和高新企业家马克·沙特尔沃思1995年开发Thawte安全认证软件，卖出5亿多美元，后成立HBD公司，从事企业孵化器和风险投资。2004年又成立典型公司，开发Ubuntu操作系统，都取得很大成功。沙特尔沃思不仅科研、经营都很出色，而且他主张开放源代码，反对微软垄断，在公共议题上也很有号召力，其影响已远超南非各界而成为一个国际知名的IT企业家兼思想家。

类似今天印度擅长的那种业务流程外包，在南非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主要是在西部的开普敦地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成功的跨境呼叫中心和业务流程外包中心。凭借高素质的专业化劳动和开普敦地区英语普及程度高的条件，许多国际著名的跨国公司，如汉莎航空、达美航空、亚马逊、连锁巨头ASDA、国际手机联销商Carphone Warehouse等公司都在开普敦建立入站呼叫中心，作为发展业务的手段。除流程外包外，时尚设计、广告及电视制作等新兴第三产业也在开普敦迅速发展并且显示出竞争力。

但是开普敦能够如此，与开普敦及所在的西开普省是民主联盟的势力范围、经济政策更为自由、灵活有关。恰恰也是西开普—开普敦地区，不仅服务业，尤其是有竞争力的出口型高科技服务业蓬勃发展，制造业向高科技升级的趋势也更明显。这里有全非洲最多也最成功的IT企业群，堪称整个非洲大陆信息高科技产业的中心。位于开普敦市郊梅森堡的摩羯座科学和工业园区成为吸引国际高科技投资的热点。2010年，开普敦IT产业产值约770亿美元，年增长率8.5%，在今日南非属于很高的增幅，它使这个产业不但对该市，而且对南非全国的经济增长而言都日益重要。除信息技术产业外，电信、医疗设备、科研设备和其他新兴制造业也发展起来。

不少人认为：“开普敦具有比全国其他任何地方水平高得多的知识，创新和机会。”[249]通过集中设计界的企业、人才和提供政策支持，开普敦如今正在发展成为一个全球设计和创新中心。这里拥有非洲最好的设计和广告行业，高科技创业公司和拥有知识产权的初创公司。2008年，开普敦被商界评为南非“最具创业精神的城市”，一项调查表明，在18—64岁的经济活动年龄群中，开普敦居民寻求新商机的比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三倍。而在以往号称“南非经济首都”的约翰内斯堡，这个比率也只比全国平均水平高60％。也是因为它的创新精神，国际工业设计协会理事会最近把开普敦评选为2014年“世界设计之都”。[250]

开普敦市中心

开普敦所在的西开普省也是新南非全国九省中经济增长最快的。2004—2007年新南非第一个经济繁荣期，该省经济平均年增长率超过6%，比全国高出1个多百分点，2009年前后南非陷入全球经济危机，经济出现负增长，而该省经济负增长时间最短，跌幅最小，复苏也最早。2009年该省失业率19.7％，听来高得可怕，但比南非当时23.2％的平均失业率好看很多，在各省中也最低。与全国一样，西开普省也有明显的贫富分化，有一个调查认为西开普省基尼系数为0.63，而南非全国达0.7，西开普省也算是全国各省中不平等程度相对最轻的。另一方面，与基尼系数这个越高越坏的负面指标相反，根据人均寿命、教育、卫生等福利指标统计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是个越高越好的正面指标，而西开普省的HDI达0.7708，全国平均为0.6675，西开普省是各省中最高的。

这些成就耐人寻味。我们知道开普敦虽为南非开发最早的地区，但是后来它就“落伍”了。自从19世纪末以约翰内斯堡为中心的威特沃特斯兰德地区（今豪登省）先因“淘金热”、后因制造业而发达，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德班为中心的印度洋东海岸大港工业区接踵而兴，开普地区就相形见绌，显得衰老了。种族隔离后期，这里的工业主要是轻纺工业，虽然曾是非洲最重要的纺织工业中心，纺织、服装业雇员多达17万。但是新南非这些年来由于中国等地廉价纺织品的竞争，这一原来的支柱产业也一蹶不振。

开普敦科学工业园区

开普敦

就在这种情况下，西开普省能够及时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重新在新的产业基础上焕发活力，势头反超上述的后两个地区，这确实令人刮目相看。

有种族偏见的人说因为开普敦白人相对比较多，所以才有这样的成绩（我知道一些华人华侨也有这类说法）。但是在种族隔离时期，约翰内斯堡、德班的主城区与开普敦同样是白人的世界，而那时在“流动劳工”制度下约翰内斯堡、德班的劳工阶层以黑人为主，开普敦劳工阶层则有更多的有色人成分。然而，那时经济更繁荣的恰恰是黑人更多的约翰内斯堡和德班，并不是开普敦。今天两地白人所占人口比重也还是差不多：约堡所在的豪登省，白人占15.6%，而西开普省白人也不过占15.7%。如果仅计市区，则约堡市白人占22.9%，反而比开普敦的20.2%更高。[251]当然如果就趋势而言，今天因为约翰内斯堡和德班经济相对不景气，导致白人外流较多；开普敦的经济相对更繁荣，吸引了一些白人移居；但我们不能倒因为果，说成约堡由于白人走了经济就不景气了，开普敦由于白人来了就景气了。事实上，近年来开普敦市和西开普省的经济复兴靠的是政策提供的发展环境，而不是种族成分。

开普敦在南非历来是个比较奉行自由主义的地方。在旧南非它是英语白人为主的民主党的根据地，在当时“白人内部民主”的体制下该党是保守的阿非利卡白人执政党国民党的“自由主义反对派”，新南非时期由民主党演变而来的跨种族政党民主联盟同样是逐渐淡化种族色彩的社会民主主义执政党非国大的“自由主义反对派”，在西开普省由非国大—新国民党联合政府执政时期，这个以“同一个国族，同一个未来”（One nation，one future）为党徽的自由主义反对党在西开普就很有影响——当然不是只在15%的白人中有影响。后来她在西开普省成为执政党——当然不是只靠15%的白人选票——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今天民主联盟与非国大的区别不能说是白人与黑人的区别，而基本上是自由主义（尤其是经济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区别。

我们前面指出，社会民主主义在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的新南非成为政党政治的主流是有其逻辑根据的。在贫富分化如此严重的条件下又不搞劫富济贫的津巴布韦式激进“革命”，二次分配的力度就难免较大，强工会高福利的“非洲瑞典”就势不可少，而且民主左派政治以代议制下温和的阶级斗争（伴以阶级合作及阶级妥协）淡化种族对立，也是多民族南非建立国族认同的需要。以非国大乃至南非共为代表的新南非左派对此的贡献是应当肯定的。但是如果从发展经济、提高效率的角度而言，欧洲瑞典如果因为一些特定条件还不是大问题，“非洲瑞典”的问题就多了，尤其在南非当前面临的经济结构转型方面，偏重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不如偏重自由主义的政策有效，应当是个事实。种族隔离时代约翰内斯堡可以靠更典型的“低人权优势”凸显血汗工厂的“竞争力”，因而比开普敦更繁荣。但是到了民主时代“低人权优势”不复存在时，自由主义色彩更多的开普敦就比“非洲瑞典”体制更典型的约翰内斯堡有优势了。

“孔雀”西南飞，人才盼“海归”

新南非的人才外流问题与经济发展

然而南非全国并不都像西开普省，总体来讲南非的经济结构转型是不顺利的。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相当严重的人才外流。所谓白人的去留导致经济的兴衰，这种“种族解释”如前所述是不可信的。但是人才的流向与经济兴衰有关，则是可以成立的。由于种族隔离时期的白人特权和黑人受压，“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各种高级人才中白人比例远高于白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也是明显的现实。尽管在新旧南非的变化中豪登省与西开普省白人比例的对照变化不大，但其构成或许有某种变化：西开普省更能吸引白人在其中比例较高的各类人才，而较多倾向于南非共的“穷白人”则相对更愿意住在豪登省，这种现象应该是存在的。南非未必需要出台纯粹种族性的“留住白人”政策，但是“留住人才”的问题不仅事关南非内部的省际比较，而且更事关新南非的国运，这已经越来越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

现代服务业不同于传统时代的“引车卖浆者流”，由工业社会的制造业向“后工业社会”的服务业转型，本质上是由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向知识密集型产业，“人力资本”的状况非常关键。新南非不仅出现了人才从东北部的前“经济首都”区域向西开普地区流动的“孔雀西南飞”现象，更严重的，则是从种族隔离制度出现危机时起，南非就出现严重的人力资本流失国外的现象。过渡时期的社会动荡使这种外流加剧，新南非建立后也未能扭转这一趋势。这就使得经济振兴乏力，结构转型困难重重。

西方媒体曾报道，1995—2009年间，大约20%的南非专业人士出走他国；[252]而据南非统计局估计，自1994年以来，有100—160万的熟练技工、专业人士和管理人才移民海外，这对于一个5000万人口的国家是个严重的数字。由于这些人在经济活动中至关重要的作用，每流失一个这样的移民，就有10个非熟练劳力会失去他们的工作。[253]高失业率这种“南非病”的病因，至少有一部分就在于此，而南非经济结构转型的困难也与此有关。

导致人才流失的原因比较复杂。1998年中期有一项南部非洲移民计划（SAMP）研究，分析了熟练职业人士的移民倾向：调查涉及的熟练职业人士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有“简单的移民想法”，而38％的人表示“非常想”移民。希望离开该国的原因主要是对生活质量下降和高犯罪率不满。而对于白人熟练职业人士而言，对“蜜蜂法”之类特别优惠黑人的官方政策强烈反感，认为他们在南非面临机会的不公则是一个强烈的动机，他们希望到一个公平的劳务市场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另一方面，在世纪之交的经济景气中不少发达国家也需要这些人才，如英国、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当时都在南非招徕技术移民，包括熟练技工。它们吸纳了南非外流熟练职业人士的75％，其中仅英国在1990—1996年间就吸纳了南非外流技术移民总数的大约一半，在这些国家甚至出现了颇具规模的南非白人技术移民社区。以至于一些学者认为与这种招徕的吸引力相比，所谓白人对国内政治变革的担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254]

大量熟练职业人士的离去对某些部门的打击特别严重。例如1994年南非各大城市平均每10万人口有市政工程师20人，到2009年由于人才流失加上自由迁徙后城市人口增加，这一数字剧降到只剩下2.8人，以至于一些城市连供水系统的维护都成了问题。[255]南非的医疗行业，由于大量医生移民而去，相当于损失了培养他们的投资14.1亿美元，而吸纳人才的国家则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仅英国因南非等撒哈拉以南非洲医生移入而得到的获益，据估算就达27亿美元。[256]医生如此，熟练护工的流失也很严重。有人揭示：1994全年在索韦托地区有95万人次患者就诊，为他们服务的护士有800多人，到2000年，就诊患者已达200万人次，护士却减少到仅500余人。[257]这期间南非实行“非洲瑞典”式的政策，公立医疗系统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庙多和尚少”，导致效果大打折扣。

人才流失的严重后果已经引起了对非国大政府的许多指责。不仅白人比较多的反对党如民主联盟一直批评政府的“反向种族歧视”使很多白人人才报国无门，许多著名黑人活动家也开始反思诸如“黑人经济赋权法”这类“优惠黑人”的措施效果如何，所谓恢复公平的做法是否实际上在破坏公平原则。如因卡塔自由党领导人布特莱齐就强烈指责“政府鲁莽地实施优待自己人的政策，迫使许多白人离开这个国家寻找工作，结果造成了我国技术能力短缺的危机”。[258] 2004年，德高望重的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更严厉地警告说，所谓“黑人经济授权”只有利于非国大的少数黑人精英，却使南非坐在了“火药桶”上，使数百万失业者生活在“非人的贫困”里。[259]还有人批评非国大的人才任用不透明，任人唯亲，把“忠于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当做首要标准，造成人人想当官却鄙视专业训练和业务能力。[260]

而非国大政府也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近年来开始出台各种政策遏制人才外流之风，尤其是对符合南非经济发展方向的高科技制造业、高水平服务业所需人才和熟练技工予以扶持。加上像开普敦这样更为“自由化”的地方政府也努力以公平竞争的人力资本市场吸引人才，使情况开始好转。

特别是2008年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发生经济危机与衰退，对人才的需求也随经济不景气而出现低迷。更由于当前西方对一般移民熟练职业人士的雇用通行合同制，而且大部分是有期限合同。上世纪九十年代移民人才的合同期限在近几年已面临到期续聘高峰，其中相当部分人不愿或不能续聘，希望回到前景看好的南非继续自己的事业。因此近年来南非出现了人才外流减少而“回流”增加的趋势。2010年的一个调查发现英国的南非移民中有多达10万人正在考虑回到南非。[261]而著名金融服务公司PPS的一份报告称：2009年一年就有3.9万名前南非移民成为“海归”，随着国外工作合同到期，这个数字不久将上升到12万。[262]另一方面，许多准备移民的南非人，尤其是南非白人改变了注意，尤其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赛后，放弃移民申请者明显增加。2011年PPS公司调查了4000多名南非毕业研究生的就业趋向，表示要留在南非求发展的比例创下84%的历来新高，而且尤以会计、工程、医药、法律等过去人才外流最严重的专业为甚。[263]“南非人才‘外流的一代’正在回家”，“南非扭转了人才外流”，“毕业生对南非充满信心”等乐观的标题不断出现在近几年的南非和西方报刊上。

当然，对于这种“扭转”是否具有根本性质，仍然争论很大。有人认为这不过是西方经济危机期间的现象，西方经济恢复景气后这种“海归”潮未必还会持续。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大量外流20年后出现的“人才饥荒期市场调整”，正是因为那些领域人走得太多了，仍然不走的或者想回来的才成了物以稀为贵的香饽饽，这并不表明南非对人才的吸引力恢复了正常，更不表明南非真正具有了“新兴经济体”对人才的魅力。还有人提到大批“海归”者看中的地方仍然主要是前述的开普敦等几个经济热点地区，更多的地方仍然被人才冷落。而就是在前述的那个PPS调查报告中，尽管表示要留在南非或者回到南非的人空前增加，但是具体问到他们对未来五年内南非能否解决或改善下列问题时，信心仍然不怎么样——表示对“未来五年内犯罪率将下降”有信心的只有45%，有信心失业将改善的为46%，而对未来的医疗保健系统和教育标准提高有信心的都是50％。

不过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听听我们旅居南非同胞的感觉可能更有意思。前面提到的王晓鹏先生在访谈中说：

“既爱又恨、爱恨交织”不仅是我对南非的感觉，这也是在南非的50万华人对它的总体感觉。很多华人，在南非做生意发了财，有的因遭遇抢劫后选择移民澳洲、新西兰等其他英联邦国家，但最终恐怕生活得不如在南非自在。

我有两名朋友有类似经历。一名台湾朋友在2000年来南非做生意，发了财并在遭遇入室抢劫后带着全家移民澳大利亚，两年后却又偷偷地溜回南非重操旧业。说起这段经历，这名朋友说，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社会体系制度非常健全严格，根本不像南非这样有做生意发财的机会。另一名朋友是四川人，她在南非拿到硕士学位后先工作了两年，在白人公司上班，每月薪水约2万人民币，然后去美国待了一年，随后又跑回南非工作。她告诉我，在美国连博士都找不到工作，有的到餐厅当Waiter，她去美国后一直在餐厅打工，想着在南非的高薪工作，虽然治安比较差，但最后还是决定回来南非发展。

“不到南非怕南非，到了南非爱南非，遇到抢劫恨南非，离开南非想南非”。这四句顺口溜曾在华人中非常流行，也就是你说的“爱恨交织”。但是，单从南非华人总数来看，相对恶劣的社会治安来说，多数人恐怕还是更看重南非的商业机会：南非的华人总数从2005年左右的30万左右，增加到现在已超过50万人。[264]

在南非的华人基本都不是多数南非黑人那样的贫民，他们基本上属于上面所说的“熟练职业人士”，他们对南非尚且有这种感觉，除了“熟练职业人士”还有国家认同的那些南非人才应该更是如此了。

六、“约翰内斯堡变成了索韦托加桑顿”：

新南非的城市治理困局与“美国式城市化”趋势

“汽车普及导致郊区化”，还是“穷人驱逐富人”？

在国内讲到西方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史理论，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汽车普及导致了郊区化”，或者叫“后城市化”理论。据说由于汽车的普及改变了人们的空间观念，住在郊区豪宅开着汽车一样可以享受现代生活和城市的经济、社会功能，还能享受市区没有的优美环境。所以人们争相进城已经是落伍的“老土”了，世界的新潮是穷人、没出息的人住城内，富人和前卫的人住城外。我们有些理论家还据此引申说，既然如此就不要让我们的农民进大城市了，就让他们住“小城镇”或者干脆“离土不离乡”吧，这样就可以避免西方“城市化的弯路”，而一步到位地进入“后城市化”时代了。而一些价值观与他们差异极大的另一派人士，同样是根据“郊区化”、“后城市化”理论，引申出来的却是强调普及私家汽车、大修高速公路的重要，在他们看来没有汽车哪怕你住在城里也是“老土”。

这种“汽车普及导致了郊区化”的“后城市化”之说其实是以美国的现实为依据的。在美国确实有明显的“穷人住市区，乃至市中心附近，富人住郊区乃至卫星城”的现象。一些大城市如纽约和华盛顿尽管市中心很小一块地方还是富人乐住之地，主城区的大部分却住的是社会下层，大量的富人还是住在如长岛、银泉这样的郊区，而更多的城市，尤其是洛杉矶那样后期发展起来的城市干脆没有富人愿住的中心城区，“当躺”（downtown）尽是穷人，富人都住在贝弗利山、硅谷那样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看看欧洲，这种所谓的“郊区化”模式就极少见，例如至今巴黎的富人几乎都住在主城区，尤其是像拉丁区那样古老的市中心，而穷人绝大部分住城外，过去是一个环绕市区的“棚户带”，现在棚户变成了“福利国家”提供的高层公寓楼，外观非常符合国人想象中的“现代化”，但富人极少住在其中。倒是在160年前（巴黎史上的“奥斯曼改造”以前）并非如此，那时巴黎城里曾经充满了穷人的陋屋窄巷，而富豪都住在城外的园林豪宅中，包括像凡尔赛、枫丹白露这样的皇宫。

而且如果细考美国城市发展史，你会发现其实美国很多地方“市中心衰落”和富人迁往郊区的趋势早在汽车普及前的19世纪末已经开始。南北战争解放黑奴后，美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乡村穷人，尤其原来绝大部分是庄园苦力的黑人获得自由和公民权后纷纷进城，几十年内黑人就从过去基本属于乡村族群变成了几乎是纯粹的都市化族群，城居率比白人高出很多。于是美国城市出现所谓的“穷人驱逐富人”现象。当然穷人其实不可能强制“驱逐”富人，可是穷人入住的地方，富人自己就纷纷搬走了，这和汽车普及并无很大关系。尤其是罗斯福新政后城里出现了很多政府盖的福利楼，附近的富人乃至中产阶层就纷纷迁出。纽约最著名的哈勒姆贫民区就是这种“穷人驱逐富人”过程的产物。而芝加哥、底特律、费城等城市主城区的没落（以及郊区的兴起）也都是类似的过程。

这种“穷人驱逐富人”现象与美国式自由民主及黑人解放有很大关系。而在19世纪民主化以前的欧洲那些王国就截然相反，那里发生的城市化是“富豪驱逐穷人”，而且是名符其实的驱逐即强制拆迁，不是美国富人那样的自愿搬走。1852—1870年间巴黎的“奥斯曼改造”就是个典型，当时法兰西第二帝国的铁腕市长奥斯曼伯爵在17年内强行拆掉半个巴黎，把多数穷人（多是法国大革命后获得自由、初期工业化时进城打工的农民后代）赶出城外，巴黎于是被改造成“世界最壮丽的城市”，这个“巴洛克式（意为豪华）城市化”的样板自然是充满“香榭丽舍”的金粉世家，而少有穷人立足之地的。

由于美国的穷人很多也是黑人，所以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白人政权是很喜欢拿美国黑人进城导致主城区衰落来说事的。他们倒没有说那叫“汽车普及导致的郊区化或后城市化”并表示羡慕，而是称之为失败的“无序城市化”并以之为前车之鉴。而他们极力实践的，则是类似“奥斯曼改造巴黎”式的“有序城市化”。按照奥斯曼的方式他们在种族隔离时期的确在南非打造了一大批美轮美奂的现代“巴洛克式城市”——白人的城市，而把黑人圈在城外的索韦托式的地方。民主化以后这种情况完全改变了。如果不涉及价值判断而是只论客观因果，现在我们不能不说白人当初的看法并非毫无根据。因为新南非这十几年，很多城市在废除种族隔离、黑人可以自由进城后的确发生了所谓的“芝加哥化”、“底特律化”，即美国式的、当年被白人当局贬称为“无序城市化”的过程。

黑人解放和“城市底特律化”：

索韦托与约翰内斯堡旧城区的变迁

这其中，当年的南非“经济首都”、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尤为典型。在《从南非看中国》中我详述了当时白人的约翰内斯堡与黑人的索韦托的各自特征。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两边的特征都显著地改变了。

原来在城外（用我们的说法应该叫“城乡结合部”）的索韦托在上世纪70—80年代基本上就是一大片贫民窟，只有两家电影院，两间酒店，只有83％的房子有电，高达93％的居民没有入户自来水。新南非政府在这里投资建了大量水、电、路、房等基础设施，为黑人贫民盖的正规免费住房逐步取代原来的陋屋和棚户。如今索韦托的水电通讯公交基本普及，中产黑人的雅居和富黑人的豪宅也开始出现。大型公共设施陆续崛起，这里的克里斯·哈尼医院从原来400多张病床的普通医院扩建为占地0.7平方公里、3200张病床、6760名雇员、号称“世界最大（一说为非洲最大、南半球最大、世界第三）的医院”，并成为著名学府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附属的“教学与学术医院”。索韦托的FNB体育场被扩建成座位近十万个的“足球城”、南非最大的综合性体育中心和2010年世界杯主赛场。世杯赛盛会在这个过去“农民工私搭乱建的棚户区”举行，是以往绝难想象的石破天惊之事。交通方面，除原有1号高速公路通过索韦托外，新南非时期又修通了12号、17号国家高速公路，70号都市高速干道（通称“索韦托高速公路”）和黄金高速路等穿过索韦托的交通干线。

索韦托的人口过去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作为白人城市约翰内斯堡“城外”的一个“自治”黑人城市，这里过去没有很确切的人口调查，一般认为最多时它有180万人，超过当时的约翰内斯堡市辖区。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之初“黑白壁垒”破除，大量黑人从这里迁入过去他们不能居住的约翰内斯堡主城区和其他他们想去的地方，一时导致索韦托人口大减，2001年调查它只有85.9万人。但不久，由于其他地方黑人迁入，以及约翰内斯堡进入萧条状态等原因造成回迁，索韦托人口又在增加。2002年索韦托正式并入约翰内斯堡市，成为该市的第6、第10两区（2006年进一步合并为D区，即大索韦托区），种族隔离制度在行政上的痕迹至此消除。当时说这两个区大约占翰内斯堡人口的40%，但2010年人口普查确认它实有人口130万，大约占翰内斯堡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索韦托人口变化剧烈，一方面说明黑人确实得到了迁徙自由，另一方面也说明这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个预期不稳定的“临时聚居地”。人口变少一方面使索韦托显得有点“萧条”，另一方面减轻了当地基础设施不足的压力，无论对迁走的还是留下的人而言都意味着生活的改善。

但是，尽管今天约翰内斯堡已经不是白人的天下，但索韦托人口仍然几乎纯是黑人（99.3%），显然，尽管种族隔离废除近20年，仍几乎没有白人、有色人和亚裔迁入这里。

黑人富豪的豪宅

大部分还是贫民

黑人中产者的雅居

公共设施

索韦托“足球城”，2010年世界杯赛场

n1高速公路通过索韦托

另一方面，在索韦托状况改善的同时，原来的约翰内斯堡主城区却出现明显的“底特律化”衰落趋势。从种族隔离末期、过渡时期直到新南非初期，这里经历了十余年的“自发移民”，基本是“黑进白出”，很多地区住民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如主城区人口最密集的住宅区希尔布罗夫，种族隔离时期被宣布为“纯白人”区，不仅严禁黑人“盲流”进入，连有色人、亚裔也在排斥之列。当时这里被视为“黄金居住地”，拥有希尔布罗夫塔、彭特城市公寓等著名地标建筑，租金昂贵。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里已变成“灰区”（即黑白混合区），过渡时期这里秩序混乱，白人基本走光，到2001年其居民中黑人已达95.6%，白人仅1.5%，[265]完成了从“纯白”变成“纯黑”的过程。

类似情况在主城区相当普遍。大量黑人贫民迁入后治安严重恶化，富人和大公司纷纷迁出，星级酒店等豪华场所陆续停业，原来的中央商务区几乎瘫痪。昔日的约翰内斯堡曾经集中了全非洲大陆三分之二以上的高层建筑，号称“非洲曼哈顿”。但在过渡期和新南非初期的混乱中，不仅黑人贫民“占领”“空房空地”的情况屡见不鲜，就连该市最著名的一些摩天大楼也在被废弃后一度成为三教九流乃至犯罪团伙的居所。原来寸土寸金价值连城的地产变成“白菜价”，乃至一钱不值。例如：

223米高、50层的卡尔顿中心大厦在1973年启用后至今，不仅是全城第一、而且是全非洲第一高楼，里面开设的五星级卡尔顿酒店也是非洲最高档的豪华酒店之一，曾接待过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法国总统密特朗、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等贵客。由于周边人文环境恶化，酒店于1997年最终关闭，大楼多次转手，越卖越贱，如今基本空置，最后业主Transnet集团曾打算融资改造用作出租写字楼，2008年经济危机后也告搁置。

彭特城市公寓，1975年建成的173米高54层圆筒形塔楼，是全城第二高楼和非洲最高的住宅楼，在世界上也是住宅楼中最高的之一，曾被视为建筑美学的杰作，号称“美丽的巴别塔”，作为选景多次出现在影视剧中。但早在种族隔离末期周边治安已恶化，犯罪率飙升，新南非建立时公寓已无人承租，成为流民帮派藏污纳垢之地，后来政府清出流民，曾几度企图利用，甚至有建议将其建成一个高层监狱，但都不了了之。再后来有公司试图改造装修，供2010年世界杯赛使用，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融资失败，这个计划也放弃了。

约翰内斯堡旧城区全景

40层楼的“托尔曼塔”是全城第四大厦，原归五星级“约堡太阳”酒店经营，混乱期间酒店迁往桑顿，经两次转手后变成“黄金城埃戈利酒店”，2001年开业后曾接待“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风采如昙花一现，但会后很快也无法经营，目前该建筑被“封存”。

IBM大厦，楼高25层，原是IBM公司的南非总部，混乱出现后IBM总部搬到桑顿，大厦只有一小部分用作商店，但也陆续关张，全楼于2005年完全废弃。

31层140米高的信托银行大厦，楼高为全城第五，曾属于南非最大的银行，混乱时期银行迁走，2003年大楼以64万美元贱卖。目前也空置。

123米高的凯恩中心大厦，原是写字楼并设有大型购物中心、电影院等，废弃后于2003年以91万美元贱卖。

希尔布罗夫塔与海森太克塔，分别是约翰内斯堡的电信—广播塔和电视塔，前者1971年建成，高269米；后者1962建成，高237米，时隔仅仅9年，便使南非两次刷新了整个非洲最高人造结构的纪录，而且一直保持至今，当时成为白人政权炫耀其“经济奇迹”的重要“形象工程”，现在也还是约翰内斯堡的两个城市地标。这两座高塔上原来都有旅游用的观景台，尤其前者更曾经是约堡旅游的第一景点。但由于“担心有人在上面向下开枪”，两塔从过渡时期就先后被关闭而停止使用了。

今日希尔布罗夫

从卡尔顿中心看约翰内斯堡CBD

今日彭特城市公寓

卡尔顿中心

托尔曼塔

……

新世纪初的约翰内斯堡原中央商务区确实有点像今天美国的底特律，“鬼楼”林立，一片萧条。而且与底特律一样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先是大量穷人进城，富人纷纷离开，离开后出现萧条，就业剧减，穷人谋生困难，最后也不得不离开，几乎成为空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尽管这里的高档场所纷纷歇业，豪华大楼里尽是无房可住的“占领”者，但是穷人仍是熙熙攘攘，先前的豪华商圈，如今地摊密布，约翰内斯堡中央商务区成了“高楼林立的索韦托”，后来这里因没法就业，黑人重又纷纷离去，这里陷入彻底的萧条。

作为旁观者，我们国人如何看待这样的变化，耐人寻味。据说我们有位官员曾前来旅游，看到这种情况连连叹息：“可惜了，可惜了。”如果他得知当年的白人种族隔离思想家早就提醒过，取消了种族隔离制度的“优越性”就会造成这种“美国病”，他会怎么想？

约堡第五高楼信托银行大厦

街头露宿的小贩

世纪之交约堡旧市中心市容

富人“郊区”的兴起：

“约翰内斯堡变成了索韦托加桑顿”

当年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属于“极右派”，敌视苏联，镇压南非共产党，但是那时他们建设的“宏伟城市”却和一些共产党国家有非常类似的特征。而如今掌权的非国大，当年受苏联支持，今天也是左派，南非共仍是其中的重要成分，他们常常批评美国。但是今天正是他们推动了这种所谓“美国式的‘无序城市化’”，把约翰内斯堡中心城区从“南非的深圳”变成了“南非的底特律”。当初穷人的“占领”蔓延时，非国大内部也有制止的声音，但以非国大青年联盟和南非共为代表的非国大左翼是反对制止的，有的“占领”还就是他们所领导的，以至于前述开普敦那个占领者的“非正式”社区还以南非共总书记来命名为“乔·斯洛沃”。当然，左派并不赞成无政府状态，但当时不制止就意味着这种状态。作为政府住房部长的乔·斯洛沃也不是想任他们“私搭乱建”，而是想先给自由再给福利，在那里建立规范的公屋社区，也不能说这种想法不合理。因为从逻辑上讲，的确，如果居住本身就是“非法”的，还怎么谈得上要求住得更好？但是“先给自由再给福利”必然有时间差，这期间“贫民窟”的扩大和“穷人驱逐富人”效应至少暂时是难免的。

现在想来当时的确可以做的更好，以尽量避免这种“底特律病”，我们下面要讨论这个话题。但是首先我们要知道，尽管底特律的严重问题一直困扰美国人，但是美国不论左派还是右派，没有人会认为像南非当年那种种族隔离制度下“有序的城市化”是更好的选择。而南非人尽管也为今天约翰内斯堡的萧条而苦恼，但他们原来就不顾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告诫而坚持废除了种族隔离的“优越性”，现在也不会为这种废除带来的结果而后悔。事实上，无论美国人还是南非人，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认为以目前这种代价来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是值得的，尽管现在人们也应该研究如何减少这类代价。

为什么？除了重视人权这种价值观的考虑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尽管旧市区衰落了，但“郊区化”却被认为是正面的现象。富人在民主制度下对穷人“惹不起，躲得起”，但绝大多数富人并没有真正远离，而是移居郊区或卫星城，在那里形成了新的富人区和大公司基地，新的豪华场所和新的经济活动中心。美国历史上类似今天底特律的现象其实并不罕见（当然底特律的规模是最大的），但在一些城市变成被废弃的“鬼城”的同时总有更多新兴城市崛起，城市中旧市中心衰败的“鬼楼”和新兴郊区、卫星城的繁荣也往往并存，所以他们虽然苦恼，却并不认为这是要命的问题，更不会主张以降低人权标准、取消迁徙自由、禁止穷人迁入来避免这类问题。

正如底特律主城区衰败的同时，像迪尔本那样的新兴郊区和安娜堡那样的邻近城市却繁荣起来一样，在约翰内斯堡原中心区衰败的同时，约堡周边的一些郊区和卫星城却繁荣兴旺，成为主城区富人、大公司和高档场所的新聚集地。这样的“新城区”在大约翰内斯堡地区有不少，桑顿就是最著名的一个。

这个地方原是约翰内斯堡北郊的一片田野，由桑当和布莱恩斯顿两个村镇合名“桑顿”，民主化以前这里只有一些小农场和个别富人的田园别墅。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不再能驱逐黑人的富裕白人“惹不起躲得起”，纷纷北迁此地，大量的“新钱”投入桑顿，使这里迅速热闹起来。在2001年这里已经有人口12.6万人，人不算多但聚集了惊人的财富，据说这里按单位面积计是非洲富豪最密集的地方，号称“非洲首富的平方英里”。富人的豪宅、别墅、高档写字楼、豪华酒店、会展中心等纷纷出现。交易市值占非洲首位、全球第15位的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和南非四大银行之一的莱利银行都从旧中央商务区迁到这里，其他三大银行虽然在城里保留象征性的总部，实际业务也大都移到了桑顿，南非著名的国有运输大鳄Tsansnet公司、石化大鳄萨索公司、最大超市集团Massmart、电影公司STER-Kinekor，以及IBM、惠普等一大批跨国公司也都搬到这里。桑顿已经完全取代旧CBD，成为最大的商务中心和新的金融区。而南非最大的桑顿会议中心刚落成就举办了著名的2002年“里约+10”世界首脑会议，后来非国大2004年赢得大选的盛大庆典、2008年世界小姐决赛也在这座豪华会议中心举行。

号称“郊区”的桑顿地域广达133.84平方公里，形成对比的是相距不远的著名贫民区亚历山大镇（就是2008年“排外骚乱”发生地）人口与之相仿，地域却仅8平方公里。桑顿全域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仅940人，比我国的不少县域还低，因此绿地广阔，曲水流觞，环境优雅，是名符其实的富人“郊区”，很多国内外名人，如阿尔巴尼亚旧王朝王储雷卡、最近爆出杀妻案的“刀锋战士”皮斯托瑞斯等都在此置业定居。但是桑顿的金融区却已经高楼林立，寸土寸金，米开朗基罗塔、达芬奇大厦、商业宫一号等大楼预示了“非洲曼哈顿”的再造，大约堡地区A级办公空间已经高度集中在桑顿，最近又在兴建一座60层的新写字楼兼豪华酒店，这座高楼将超过已经“沦陷”于贫民的卡尔顿中心，成为新的非洲最高建筑。业主公司的CEO塞缪尔·奥格布放言：“非洲人不是碌碌庸人，我们有雄心，要在桑顿看到自己的华尔街。”于是桑顿又有了“南非的华尔街”之号。

类似桑顿这样“郊区化”的富人新城在大约翰内斯堡以北已经有好几个，如霍顿、耶奥维尔、米德兰等。这些富人区的特点一是向东北发展，与穷人的“西南城”索韦托方向相反，二是种族构成以白为主，如桑顿的黑人只有32.6％，白人却达60.6％。而如前所述，索韦托今天依然是黑人聚居。

于是，在种族隔离制度废除近20年后我们看到了这样讽刺的图景：穷人“占领”约堡主城区的结果是把富人赶得更远，而相当部分的穷人在主城区衰败后也回迁了。结果形成的是南边黑人的索韦托和北边白人的桑顿，中间隔着个“鬼城”般的旧市区，不仅黑白似乎仍旧分明，而且空间上隔得更远了。无怪乎有理想主义者概叹：“约翰内斯堡变成了索韦托加桑顿”，种族界限依然分明，令人怀疑“新型种族隔离城市正在形成”，[266]这黑人解放不是白搞了吗？

桑顿金融区

城市治理的反思与改进

当然不是白搞。过去白人或富豪强制驱逐黑人或贫民，今天黑人穷人昂然进入，而白人富豪“惹不起躲得起”，这能是一样的“隔离”吗？就如中世纪贵族富而农奴穷，后来的近代自由社会老板和工人同样有贫富之别，但我们能说中世纪与近代是一样的吗？应该承认，今天“白人的桑顿”与“黑人的索韦托”尽管空间距离更远，但基本公民权利的鸿沟已经消除，两者的关系已经完全不同于当年“白人约翰内斯堡”与“黑人索韦托”的关系。过去黑人“无证进入”约堡是要被“强制收容”的，而现在妨碍黑人移居桑顿的因素仅仅是钱，富黑人在桑顿并不罕见，甚至黑人国父曼德拉，也在附近同属“北郊富人区”的霍顿购置了新居并移住这个白人居多的新城——他在索韦托的旧居已经捐出做了博物馆。桑顿本城虽然无缘迎来这位伟人住户，其中心广场也得名“纳尔逊·曼德拉广场”并竖着这位黑人领袖的铜像，而且欢迎非国大在这里的会议中心举行活动。尽管绝大多数贫困黑人对这样的礼遇只能望洋兴叹，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并不认为曼德拉从索韦托移居霍顿就是“背叛黑人而亲近白人”，相反，他们为“我们的曼德拉”能够让白人众星捧月般尊敬而自豪，就像美国绝大多数黑人虽然自己无缘做总统，但仍为他们的奥巴马总统能够赢得多数白人的选票而深感自豪一样。

桑顿曼德拉广场

笔者过去在一篇文章中曾指出，制度性的排斥、歧视与单纯观念上的偏见不能混为一谈。尽管制度性歧视会强化观念上的偏见，但是人们能够完全纠正的只能是制度性的歧视，对于纯粹观念上的偏见人们其实只能改变不公正制度对其的强化，以及通过舆论来促使其弱化，却很难完全消除这类偏见。甚至如果不对他人构成侵权，个人保有某种“偏见”（比如信此教还是信彼教，以黑为美还是以白为美）还是多元社会中一种正常权利。例如：如果一个白人姑娘不愿选择黑人小伙，即便就是出于偏见，你也很难指责她。但是如果她愿意而制度不允许，或者她愿意却受到他人干涉，而制度促成或至少不能阻止这种干涉，那就是严重的问题，应该而且能够纠正的了。

因此即便制度性歧视彻底废除，观念上的偏见也还会存在。看看美国的例子就会知道，贫富、黑白之间完全交融是不容易的。而且由于前已述及的原因，基于感性的黑白比基于经济的贫富更难完全交融。“美国式城市病”之所以与欧洲有很大不同，除了历史上美国没有欧洲那种富豪驱逐穷人的奥斯曼式传统，迁徙自由更为发达外，也与美国的城市问题有更多的“黑白”色彩有关，穷人“驱逐”富人，在美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黑人“驱逐”白人。而南非同样有黑白问题（应该说比美国更突出），又经过黑人解放运动的胜利，彻底铲除了白人驱逐黑人的奥斯曼式铁腕，保障了黑人的自由民主权利。于是，尽管非国大（更不用说南非共）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传统上并不“亲美”，但是他们执政下却合乎逻辑地出现了“美国式城市化”，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对于这样的现象，如果我们只看“鬼城”是不可能有全面的认识的。但是今天到南非的不少中国人，不仅旅游者，甚至一些旅居南非多年的同胞由于不难理解的原因，过去从未去过索韦托，今天也极少去桑顿。但如果不看索韦托的改善，也不看桑顿的繁华，只看沦为“鬼城”的约翰内斯堡旧商业—金融区的破败，怎么能真正认识新南非呢？

尽管如此，这种旧城的破败与商业—金融中心的大搬家的成本仍然是巨大的。不仅白人、富人付出了代价，黑人穷人也损失了就业机会。事实上由于最先撤离到桑顿去的白人富人后来在桑顿崛起时房地产价格的急升中还发了财，黑人穷人就没有这种机会，他们的损失未必更小。因此在肯定黑人解放成就的同时，如何避免与减少这种代价是值得人们研究的课题。

新南非时期约翰内斯堡的经济复兴成就比开普敦逊色，上述城市治理危机是个重要原因。开普敦在南非新旧交替时期也曾面临城市治理问题，但并没有经历约翰内斯堡那样严重的旧城衰败，这是为什么？

首先，当然是因为开普敦过去就没有“约翰内斯堡与索韦托”那么紧张而鲜明的对立。开普敦在旧南非也实行种族隔离，也出现过“开普敦第六区事件”那样摧毁黑人贫民窟的野蛮事件。但与约翰内斯堡相比，开普敦的白人中比较开明的英语白人较多而阿非利卡白人较少，由于旧南非时期开普敦的经济没有约翰内斯堡那么“奇迹”般地繁荣，“流动劳工”也没有那么多，非白人中有色人较多而黑人相对较少，他们的定居点分布较多，条件也没有索韦托那么恶劣。因此在民主化过程中虽然也有“占领”现象，但没有出现“索韦托人占领约翰内斯堡旧城”那样严重的冲击。

远眺桑顿（2001年）

换言之，旧南非对黑人越坏的地区，后来遭到的冲击越大；不那么坏的地区受冲击就相对小。所以第一个应该记取的教训是旧体制下的统治者开明些是有好处的，顽固者则会受到报应。

其次，开普敦地区在新南非也是自由主义影响较大、民粹思潮影响较小的地方。旧南非时期的反对党民主党和新南非的反对党民主联盟在这里都更有基础，而马勒马那样的“煽动者”则很少在这里活动，因此民主化在这里也就更为温和、有序。如前所述，开普敦的这些特点使其在进入新南非后更能吸引资本，留住人才，经济更有竞争力，就业问题也相对缓和，这又反过来安定了人心，进一步消除了民粹浪潮的发生土壤。这是个良性的因果循环，它不仅对南非其他地区，对我们也是有启示的。

最后也应该指出：种族隔离堤防的崩溃实际上在这一制度的末期已经开始，约堡旧城区一些地方由“白”变“灰”、秩序发生混乱、甚至如希尔布罗夫塔的关闭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发生，[267]那时曼德拉还在罗本岛狱中未获自由，过渡时期都未开始，更不用说新南非的建立了。所以，那种认为民主化“过快”导致了无序、毁掉了城市的说法是不对的。事实上，正是种族隔离制度的不可持续导致旧秩序的危机，而秩序失控又迫使白人统治者不得不寻求出路，与曼德拉合作启动民主变革。而不是民主“太快”造成了无序。当然，民主变革后建立的新南非未能很快恢复秩序是应当反思的，这与民粹浪潮确实有关。但未能恢复秩序并不等于破坏秩序，这就是曼德拉的新南非与穆加贝的津巴布韦的根本区别。

事实上，非国大政权也在约翰内斯堡新旧交替时期的治理危机中学到了不少东西，不断调整政策，力图在顺应桑顿等新兴地区发展势头的同时摆脱旧城区的治理困局，实现旧城区的复兴。

在治安方面，2007年约翰内斯堡可谓陷于谷底，这年全市谋杀案达到1697起的骇人高峰，平均每2326名居民就有一起。[268]而旧城区尤其严重。2008年后，非国大政府下决心解决旧城区的治安问题，强化警力，到处安装摄像头，从各处“鬼楼”中清出非法进入者，依法打击犯罪活动。2008年底据警方称，约堡市中心每个街角都已安装“电子眼”，警察对暴力案件的反应时间缩短到60秒。犯罪率“显著下降”。

连接桑顿与旧城区的Gautrain捷运系统

在财政方面，约翰内斯堡于1999年实行美国式的“城市经理”制，重组濒临破产的城市财政，通过出售政府的“非核心资产”，筹集资金用于市政建设，到2002年实现1.53亿兰特的小额盈余。通过两次重划市辖区，把11区合并为7个区，尽量使财政盈余的富裕市镇和财政困难的穷市镇并在一区（如桑顿与亚历山大镇便被同划入E区）[269]以调剂余缺，使市政得以展开运作。

在社会方面，早期的“占领”风潮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为建立秩序，政府在新居民中促进了社区建设，近年来还实行了政府、企业、社区和NGO签订公约方式，共同维持公共规则。

在经济方面，把旧中央商务区的“鬼楼”清出流民后确定业主，原业主愿意恢复经营的予以支持，无心经营的安排拍卖，另寻经营者。力图盘活地产，尽快使这片昔日的繁华之地重现生机。过去的“白人城市”居民富裕，交通主要靠私家汽车，面积广大的约翰内斯堡市区高速公路纵横交错，公共交通却不发达。如今旧城区很大程度上已变成贫民区，没有公交，城区不可能起死回生。为更新和改善基础设施，政府以财政参股并吸引投资方式建设非洲最大的公私合营项目Gautrain都市捷运系统，把旧中央商务区与新富人区桑顿、与南非最大的奥利弗·坦博国际机场及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都用80公里高速铁路联系起来，2012年全线运营。它将有效推动旧城区的复兴。

通过种种努力，目前旧城区已经出现复兴趋势，一些出走的居民与公司开始返回。但是全面的复兴恐怕还要假以时日。

新南非在城市治理方面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对于旧体制下受歧视的弱势民众，在变革时期既要维护他们的合法权利，实现他们的合理诉求，又要防止民粹浪潮。“民主”与“民粹”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反映平民诉求，而在于是否遵守“群己权界”。以“人民”的名义赶走一个无害于人的小贩，和以“人民”的名义占据一座守法富人的豪宅，同样都是民粹，而不是民主。这其中的一个关键就是迁徙自由与产权和公共秩序维护的关系。种族隔离时期把黑人禁锢在索韦托那样的地方是不合理的，城市中确有“空地”（其实现代城市一般都不可能有真正无主的“空地”，所谓空地实际上就是公共储备土地）也应该考虑他们的居住需求，如果租房，他们的租户权也应该得到保护。但是即便在美国那种被南非前白人当局讥称的“无序城市化”中，也不是任何地方都可以“私搭乱建”的。迁徙自由肯定有法律限制，私有民房民地不能随意“占领”，维持公共秩序公共利益所需的禁入区域也必须设定，但在设定时应该有新移民的代表参与听证和决策，关于“违章建筑”、“违章摆摊”的禁令只有在穷人有可能不“违章”地在城里生存时才是合理的。当然，即使在像美国那样尊重产权的情况下，穷人合法进入多了，富人也会有搬走的趋势。因这种所谓的穷人“驱逐”富人造成一些城区衰落、另一些新兴城区出现，也是正常现象，而且未必不是经济发展的机会。但是民粹浪潮侵犯产权造成恐慌就是另一回事，民主化无论快些慢些，都必须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在这方面，开普敦有正面的经验，而约翰内斯堡有负面的教训，它们都值得我们记取。

七、“民主社会主义”的南非共产党

非国大与南非共：南非版的“国共合作”

南非除了多党制以外，在非国大内部还有个独特的“多派制”，正式的说法叫“非国大—南非共—南非工会大会（简称工大会）三方联盟”，也可以叫做“大党中的多党制”。多党中主要的就是南非共产党。三方联盟其实是个议会民主政治中的执政联盟。作为执政联盟中重要成分的南非共，我们国内一些报道称之为“参政党”，其实南非共当然不是我国口径中那种“民主党派”式的“参政党”，她其实是联合执政的南非执政党之一。而且需要强调的是，三方联盟的这种联合执政也与议会民主体制下由于一党在选举后优势不足、只能与其他党联合组阁的情况完全不同——那种联合组阁的各党在竞选时是各自独立的，政见可以差异很大甚至是对手，联合只是为避免相持不下而达成的妥协。三方联盟则完全不同，它是在政治上立场相近、历史上合作密切的情况下，竞选时就以一个党的形式出场，只是在内部存在着“三方”，从这点上看它又有点像一党内的不同派系。南非共作为这样的“执政党之一”与现代史上其他国家出现过的共产党参加联合政府还是很不一样的。

在世界历史上，由于当年共产国际信奉暴力革命，排斥议会民主，绝大多数共产党政权是通过革命夺权或外来“解放”建立的。除了只有两万多人口的“袖珍国家”圣马力诺、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摩尔多瓦以及尚在暴力革命与议会民主之间徘徊的尼泊尔三个小国在比较特殊的条件下有过宪政民主制下的共产党政府外，坚持“共产国际话语”的政党在多党制下通过民主选举完全执政的情况还没有过。最接近于此的，是宪政民主体制下共产党部分执政，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和南非共就是这方面的两大典型。其中印共（马）有在国内三个省（邦）长期执政的经历，而南非共则在全国成为联合执政者之一。

与中共同龄的南非共成立于1921年，最初是白人南非工党中的激进左派接受共产国际指导改组而来，当时主要靠白种工人支持，曾在“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为白色南非而战”的口号下发动过1922年“兰德暴动”。这次武装起义因脱离黑人多数群众而失败。此后共产国际指导南非共又转向“黑人统治”，在1924年党代表大会上提出建立“土著共和国”的主张，强调南非应该是个属于土著，亦即黑人的国家，并为此对党自身实行“非洲化”改造，到1928年，1750名党员中已有1600人是黑人。但是共产国际后来再次改变主张。1929年，南非共提出新的“战略路线”，要求“通过争取多数人统治的群众斗争走上通往社会主义的捷径”。所谓“多数人统治”被区别于多数种族的统治，而明确定义为民主制，即不分种族的劳动者多数统治。

“三方联盟”：非国大、南非共、工大会的党徽、会徽

上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搞大清洗，南非共也跟着搞党内整肃，开展打击所谓“本廷主义”（S.本廷为当时的政治局常委）等几次运动，弄得元气大伤，党员一度只剩不到百人，有几年连党的领导人是谁都成了谜。1939年后，摩西·科塔尼任总书记，党的情况开始稳定。科塔尼领导南非共直到1978年，期间南非共一度获得合法地位，并于1948年正式声明放弃“土著共和国”目标，从而导致与泛非大式的黑人民族主义者的决裂，但与非国大为代表的“非种族主义”的黑人解放运动的联盟却巩固下来。

1950年白人当局取缔南非共，党一度被迫解散，1953年恢复地下党，并且帮助非国大中曼德拉等激进派从苏联取得支持，于1961年12月16日（“丁干日”）成立“民族之矛”，开始武装斗争。经过几十年奋斗，凭借该党为黑人解放运动做出的贡献，以及和族际主义的黑人领袖在非国大中的亲密合作，南非共不仅崛起为非洲最强大的共产党，而且作为非国大的一部分实际上也是南非的执政党之一。在1994、1999、2004年三次大选中，南非共产党分别获得议席50多、80和70个，三届政府各有5名、7名和12名党员担任正、副部长。[270]2002年非国大“五十一大”上当选的全国执委会中，南非共成员约占三分之一。[271]南非共提出的旧南非属“特殊殖民地”，当前任务是“民族民主革命”等说法都成为非国大的官方理论。新南非还出现了不少以南非共历任领导人命名的设施和地名，如“克里斯·哈尼医院”、“乔·斯洛沃公园”、“摩西·马布海达体育馆”等，其影响可见一斑。

南非共创始人威廉·安德鲁斯

(1921-1925年任总书记)

不过，尽管南非共事实上是南非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但她并不单独参加竞选，而是加入非国大，把非国大作为一个竞选联盟（用共产党的语言说就是“统一战线”——只是这个统一战线是用于选举，而非用于武装夺权的）来参加宪政民主博弈。这样的合作方式令人想起我国当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那也是采取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党内有党”方式。区别在于：今天的南非共是合法注册的左派政党，她的51，874名党员（2007年数字）身份完全公开，并不是“地下党”，其中加入非国大的党员都履行过非国大的手续，要遵守非国大的章程，在非国大代表大会中有公开的南非共党团，如同非国大中的其他派别——非国大本身就是承认“党外有党，党内有派”的。

同时南非共也没有自己的“党卫军”。当年非国大搞武装斗争时，相信暴力革命的南非共党员曾积极参与组建非国大武装“民族之矛”。由于非国大本是卢图利时代的温和、非暴力组织，尽管被白人当局逼上梁山，到曼德拉一代走上了武装斗争之路，但温和的传统并未消失；而南非共却一开始就是激进派，当年为“白种工人解放”就搞过武装起义，30年代不少党员参加过西班牙战争，转为黑人解放后也是驾轻就熟，加上当时“民族之矛”的军事政治培训又主要靠苏联、古巴等共产党国家，所以南非共在“民族之矛”中的影响比在整个非国大中更突出。党的主要领导人多担任过民族之矛的高级指挥员（如民主化前两任南非共总书记斯洛沃与哈尼，都先后担任民族之矛的参谋长），民族之矛的高层也多是南非共党员。但南非共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前途寄托于“工人和劳动者”的支持，而不是枪杆子的支持，也没有把民族之矛当成“党军”，她始终是非国大的武装，而不是南非共的武装。

民族之矛参谋长、南非共总书记

（1991—1993年）克里斯·哈尼

南非共产党与军队国家化

南非民主化后，参加民主进程的各方都接受军队国家化原则。南非境内原有的各支武装，包括泛非大的“阿扎尼亚解放军”、各黑人家园军队及因卡塔自由党等组织的民兵，当然主要还是非国大的民族之矛和前白人政权的国防军（SADF），也合编为新南非的国家军队——新国防军（SANDF，直译为“南非国民防卫力量”）。它完全按宪政民主国家的方式建军。不专属于某个党派的民选总统是宪法规定的军队统帅，文职国防部长与政党内阁共进退，而现役将领都是无党派职业军人，军中不能有党派活动。军人不干政，军队服从政府，而政府无论总统制下对民选总统负责，还是议会制下对民选议会负责，实质都是服从选民多数。根据这些原则，原民族之矛中的南非共成员都退出了军界，除了南非共总书记查尔斯·恩卡库拉在姆贝基与祖马之间的莫特兰蒂看守政府（2008—2009年）中当过不到一年的国防部长（也是以非国大而不是南非共的名义）外，南非共与军队已无职务联系。

南非共总书记恩卡库拉（1993—1998年）

而新国防军的军职是稳定的。除文职国防部长因为与内阁共进退而在新旧南非交替时同步更换外，军中四大要职：全军总参谋长和陆、海、空三军司令当时都仍由来自旧国防军的白人将领留任，来自民族之矛的黑人军官被任命为副手，昔日不共戴天的仇敌如今共同效力于民主国家，在新军队中的合作基本顺利。1998年总参谋长由黑人将军尼安达接任，陆军司令由拉玛诺将军接任；2005年海军司令由来自民族之矛的穆迪姆接任，而技术最复杂的空军，不仅新旧交替时原司令里克尔留任了，而且新南非的前四任空帅都是出身旧国防军的白人，直到2012年10月，曾在苏联伏龙芝军校学飞行的前民族之矛军官费边·姆西曼中将接任空军司令，四大军职才终于完成了从来自旧国防军的白人将领向来自民族之矛的黑人将领交棒的过程，这已经是新南非建立18年后了。

但是不管军官的出身如何，高度职业化、国家化的新南非军队始终听命于民选政府，近20年来南非政局时有变化，但军队从不干政。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都因军事政变、军阀混战、军人干政、武将专权而夭折，南非得以幸免于此祸，这在南非这么一个矛盾重重、传统上社会一直有暴戾之气的国度是十分可贵的。都说南非治安不好，但是相比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政变频繁、内战绵延，南非算是幸运的，流血也算很少的了。之所以能够如此，其一是由于过去南非白人内部的民主法治比较完善，白人军队虽然有镇压黑人、维护种族隔离之罪，但对白人国家而言还是有遵守宪政的传统，新南非把民主扩大到不分种族的全体国民，那种传统在全民宪政中也就延续下来。但更重要的还是其二，也是由于包括南非共在内的新南非各党派严守军队国家化的规则。党派通过竞选全力谋政，但不通过渗透谋军。尤其是南非共，民族之矛这支原来虽非共产党的军队，但很大程度上确是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军队能够顺利融入新国防军，转型为宪政民主制度下的国家军队，南非共毅然退出军队确实是个很重要的条件。

新南非海军司令穆迪姆将军

也正是由于政党公开化、军队国家化，南非版的“国共合作”——非国大—南非共—工大会“三方联盟”拥有很强的生命力。他们既不担心秘密渗透的问题，也没有争夺枪杆子领导权的问题。而且非国大与南非共都从这种合作中受益匪浅。南非共虽然退出了军队，但对非国大、并且通过非国大对包括军队在内的全国仍然有很大影响。南非共的意志对非国大的内部斗争（如2007年姆贝基与祖马在波罗克瓦尼代表大会上的较量）往往很起作用。南非共虽然并不直接参加竞选，但作为胜选的执政党非国大的一部分，她在新南非五届政府中都有多位部长。正如曼德拉对指责联盟政策的人回答的：“不断有人说共产党在利用我们，当然是的。但他们怎么就不问，我们没利用共产党吗？”当然联盟内的斗争也很公开而且坦率。南非共并不讳言自己参与执政的这个国家属于“资产阶级国家”，而三方联盟内的斗争既是“兄弟般的互相影响与被影响”，也属于“阶级斗争”。[272]既然非国大内姆贝基与祖马都分裂了，非国大与南非共未来能否维持联盟谁也不敢说，不过可以断言，只要是在宪政民主体制下，即便决裂也不会以“四一二”的方式闹得“你死我活”。

南非工人阶级与贫苦民众的“代议士”

虽然不赞成“阶级专政”而且主张多党制民主，但这并不影响南非共“代表工人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甚至不影响这一“代表”相当激进。这并不是南非共自称，而是南非穷人和劳工阶层用选票体现的事实。南非共虽然并不直接竞选，但南非国会和地方议会中共产党议员并不少。尽管他们是以非国大候选人而非南非共候选人名义参选，但议会政治中每个议员都有“竞选个性”，不是光念官方文件就能赢得选民的。而南非共议员的个性就是特别注意争取工人和穷人的选票，他们也以此取得了“阶级”的授权，并且要取信于这些“阶级”选民。

尽人皆知，在南非执政的“三方联盟”中，南非共与南非工会大会又是个更为紧密的两方联盟。双方常常协调一致，对非国大中的“自由主义”开展斗争。只有数万党员的南非共与会员多达近200万的工大会互为表里，赢得众多支持。推出“蜜蜂法”、把黑人中的贫富差距拉得如此之大的非国大还能一直赢得多数选票，与这两方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当然受了委托，就要代理人家的利益，为了对劳工选民负责，南非共与工会也常常为劳资矛盾与非国大及政府相左。特别是在2012年马里卡纳矿山惨案后，当时被认为是“民粹主义”的祖马政府都指责罢工矿工“暴徒”首先袭警开衅，就连身为矿工工会和工大会前领袖的非国大大佬拉马弗萨，在已经变身为大亨后也指责罢工“暴徒”要为事件负责，致使工大会的态度也暧昧起来。这时只有南非共明确支持罢工者，要求追究开枪警方的责任。

但也正因为这“工人阶级的代表”首先是基于代议制下的“阶级”委托，而非基于宣称的意识形态，南非共有时捍卫的工人诉求并不一定吻合于她的理论体系。祖马政府时期，“激进”的非国大青年联盟一度很活跃，大肆鼓吹津巴布韦式的“国有化”。然而南非穷人，尤其是黑人穷人从“种族社会主义”的白人政府时期就对“国有制”并不喜欢，他们对“蜜蜂法”的意见在于要求把“黑人经济赋权”推广到包括个体户在内的下层，而不是只施惠于一些黑人寡头，但他们并不赞成津巴布韦式的“社会主义”。因此南非共也坚决反对马勒马等人的“国有化”主张，在这一点上，南非共倒是与姆贝基乃至民主联盟等自由主义党派一致的。

南非共纲领中最有“非洲特色”的部分，是宣布要与“种族主义，部族主义，性别歧视，地区主义，大国沙文主义，仇外心理和所有形式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行坚决斗争——而在“白人统治”结束后，上述“主义”主要指“黑人统治”中的狭隘民族主义问题。这的确是不少非洲国家面临的现实。正是基于这一点，同样声称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津巴布韦穆加贝政府，一直受到南非共的强烈批评，在这方面他们甚至比非国大还直率得多。这种批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南非共“不分种族的劳动者团结”立场抨击穆加贝政府排斥白人的“黑人统治”主张，二是从南非共的“民主社会主义”立场抨击穆加贝的反民主和独裁。2005年津巴布韦选举前，南非共支持南非工大会派团调查津巴布韦镇压工会、侵犯人权的情况，结果遭到津巴布韦穆加贝政府的驱逐。倾向于对津巴布韦搞“悄悄外交”的非国大及姆贝基政府对工大会此举很不高兴，指责调查团没有通过三方联盟批准，而工大会坚称自己作为独立工会有权声援津巴布韦工人和民主运动，无需政府和三方联盟批准。南非共赞成工大会的立场，高调谴责津巴布韦当局践踏人权。[273]穆加贝把所有反对他的人都说成是“西方的帮凶”，把许多他认为碍手碍脚的非政府组织都骂为“帝国主义走狗”而予以取缔，甚至攻击南非工大会派去调查津巴布韦民主化问题的代表团是“美国中情局的特务”。对这些论调南非共都一一加以驳斥。南非共尤其强调非政府组织（NGO）在民主社会中的作用，对穆加贝敌视NGO表示不满。

南非共现任总书记恩金曼德（1998— ）谴责马里卡纳屠杀

2008年，南非共副总书记、党的主要理论家杰里米·克罗宁发表《为什么南非永远不会像津巴布韦》的著名演讲，[274]认为非国大与津民盟“作为解放运动和作为执政党”都有很大不同，作为南非共的盟友，非国大会以津民盟为戒，“永远不会”走穆加贝之路。不过，南非共的津巴布韦政策也有一个短板，那就是他们属意的津巴布韦盟友是该国老资格的左派：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津人盟），该党在抵抗运动时期与南非共同受苏联支持，意识形态相近。“黑人统治”后一度与穆加贝的津民盟竞争，后来被穆加贝吞并。穆加贝统治出现危机后，津人盟又重新拉出队伍。但是现在该党影响不大，不可能取代穆加贝。而目前津巴布韦最有人气、也最可能取代穆加贝的主要反对派茨万吉拉伊等人，南非共也不喜欢，认为他们自由主义，亲西方。但南非共表示如果公正的选举选出的是他们，那也应当接受。

真正的自信：南非共产党如何总结“苏东剧变”

从某种意义上讲，南非共是个非常传统的共产党，在2012年7月“十三大”上通过的最新一版党纲中仍然充满了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代表“工人阶级”，争取“结束资本主义”和“人剥削人”，建设“社会主义”并进而走向“共产主义”，从“按劳分配”走向“按需分配”，乃至“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等等共产国际时代的传统词汇，而没有一句关于“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说法。就连今天的俄罗斯共产党也没有传统到这个份上（今天的俄共是很突出民族主义的）。

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讲，南非共又非常“自由化”，就在这个党纲的核心“目标”一章中，与“工人阶级利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列的居然还有“多党制”和“个人权利”：南非共声明，民主不是手段而是“目标”，不仅在当前这个历史阶段，而且“在所有阶段，南非共产党都致力于一种社会秩序，它将完全尊重我们社会的所有部分的文化、语言和宗教的权利，以及个人的民主权利。南非共产党将承认所有社会组织和政党的独立性，承认它们在南非宪法范围内的功能和权利。这意味着多党制的政治框架，在其中会有定期的、开放的和自由的选举。在这样一个框架中，南非共产党将主要致力于推进工人阶级及其盟友的利益，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与其他政治力量进行民主的竞争。”“南非共产党应在与其他政党的意识形态竞争中作为民主的先锋而赢得承认。”[275]

除了党纲关于“目标”的上述宣示，南非共还在其他场合反复表示：“那些往往被误认为是‘资产阶级政治民主’的一人一票制、定期多党竞选制度、公民基本权利法案、司法独立等成果不是资产阶级赐予的，而是南非人民通过长期的、艰苦的斗争得到的，社会主义必须捍卫，不能以追求更高的社会主义民主‘模式’为名而将其抛弃。”[276]2007年，南非共副总书记克罗宁发表《民主与社会主义》一文，指出“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并不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而是工人阶级的胜利”。“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由民主人权’是工人阶级和人民力量不断推进的成就”，由于劳动者的奋斗，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内“局部地、不均匀地得到实现”，但实际上“这一系列价值观和制度安排——包括一以贯之地和原则性地尊重人权、三权分立、多党选举”对社会主义有着更大的重要性。而在前苏联，“所有这些原则被侵蚀的结果就是集中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停滞和崩溃。”

在“苏东剧变”的1990年，南非共以总书记乔·斯洛沃的名义发表了《社会主义失败了吗？》的长篇声明，我国曾经介绍过这个声明，说它指出苏联模式的失败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失败，表达了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的确，这篇声明是有这些内容。可是我国官方媒体没有提到，该文的主要篇幅是批判“斯大林主义和毛式马克思主义”，并肯定“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勇气”。该文尖锐地提出：面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危机，“我们要警惕的是：A.为斯大林主义寻找借口。B.把危机归咎于改革的步伐。C.如果我们宣布暂停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作社会主义的批判，那么最糟糕的替代是：D.得出结论认为，社会主义理论的扭曲不可避免。”

斯洛沃说：有人指责戈尔巴乔夫改革“在诸如波兰、匈牙利、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共产主义政治霸权的‘崩溃’”，但是，“在上述国家，尽管有超过40年的教育，媒体等各方面垄断的优势，执政党却找不到他们声称代表的阶级的一个有意义的部分的支持——实际上甚至找不到自己大部分党员的支持，以捍卫他们或他们的社会主义版本。指责为克服社会主义弊病进行的改革和公开性，就像是指责为疾病而进行的诊断和处方。事实上，挽救社会主义前途的唯一办法，就是以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勇气来当机立断。”对于那种惋惜上述国家脱离社会主义的言论，斯洛沃尖锐地反问：“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式马克思主义的什么教条，给了共产党或任何别的党以道德权利或政治权利来强加其霸权，或者面对大众的拒绝时还要维护它？”[277]

南非共的这篇声明指出：斯大林主义的最大弊病，就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搞“官僚独裁”。这种“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声。为此斯洛沃不仅批判了斯大林，还对列宁的“专政”之说进行了反思。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在马克思那里作为一种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是偶尔提到的，马克思“没有给出更多的定义”。恩格斯提到巴黎公社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在斯洛沃看来，巴黎公社只是个“例外的社会经验，它导致一个短暂的工人城邦，而这个城邦也并非是社会主义导向的。”后来列宁强调了这一概念并用以解释当时俄国极端状态下的革命暴力，虽然有其情势原因，但也导致了不良的影响。斯洛沃为此引述当年卢森堡批评列宁的话：“只给政府的支持者和一党的成员（无论他们如何人多势众）以自由，那根本就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完全是持不同政见者的自由。……当‘自由’成为一种专享的特权时，这个词的意义就消失了。”斯洛沃就此评论道：“卢森堡的自由概念肯定是不容置疑的。”斯洛沃认为，真正的民主有赖于反对党的存在，“从社会主义的角度讲，我们忘记了，一党国家的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里是无处可寻的。世界各地的各种一党统治有足够的经验表明，一党制下推动真正的民主不仅是困难的，长远来看甚至是不可能的。”“在任何情况下，实行一党制并且甚至没有党内民主和问责制，就直接变成了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政治暴政——这就是不同时期在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

乔·斯洛沃(1984—1991年任南非共总书记）

在南非共的官方网站中，1990年的这篇文献至今被置于重要位置。当然，其中有的话他们后来不再讲了，如苏联解体后，他们已不再称赞“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勇气”。但是批判一党制、肯定多党制、主张“民主社会主义”，反对斯大林或穆加贝式的“社会主义”等基本观点，直到最近这份党纲中还是一以贯之的。2013年1月6日，南非共在纪念斯洛沃逝世18周年的文章中仍然高度评价了这篇文献，并严厉批评了“国际上那些继续相信苏联（的体制）没有什么严重错误的‘不承认主义’者”，指出他们把苏联解体等等“这一切都只归咎于一个人——戈尔巴乔夫的背叛”是多么荒谬。[278]

的确，“苏东剧变”后，南非共是世界各国共产党中极少的几个坚持不改旗易帜、而且力量还明显增长的佼佼者。南非共大概可以说是当代世界最“自信”的共产党之一——她的自信就表现在不害怕在民主政治舞台上与别人公平竞争，自信可以靠讲理、靠做事，而不是靠“专政”，靠强权封别人的嘴来取胜。南非共从来不是“甘地主义”者，在别人武力镇压她时她会武力抗争，不会任人宰割束手待毙。但她也不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早在武装斗争时期她就已经在自己的纲领中放弃了“专政”的说法，更不会用武力去摧毁宪政民主。

“民主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

南非社会现在仍然处于变革之中，南非共在这一过程中也会“与时俱进”，我们当然无法预测她会“进”向何方。不过从逻辑上讲，当打着普世理想旗号实行专制的苏联模式破产后，原共产国际衍生下来的政治力量，包括俄国人在内，其实面临的主要就是两种选择：或者为维护专制而放弃普世理想，或者为坚持普世理想而放弃专制、接受民主。前一选择即从“为理想而专政”变为“为既得利益而专制”，乃至走向“家天下”，同时转而从“民族传统”而不是从“英特耐雄纳尔”中寻找专制资源，把伊凡雷帝、秦始皇而不是马克思作为自己的鼻祖，从而演变为“本民族至上”的、甚至种族主义性质的专制者。而后一选择则要求坚持19世纪欧洲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传统和普世平等理想，但改变19世纪欧洲专制制度和“有财产资格的民主”制度下激进左派形成的暴力革命与“专政”主张，在普选制民主条件下通过代议制真正取得自己声称代表的劳动者阶级的授权，通过宪政民主推进普世平等，从而演变为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

南非共迄今的公开宣示都符合第二种选择，但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宣示。在南非的条件下，南非共要演变成穆加贝、马勒马式的“黑人至上专制主义”事实上面临难以逾越的障碍。作为一个历史上由白人理想主义者创建的党，南非共在那些极端的“黑人统治”论者眼里永远是有“原罪”的。虽然她后来融入了黑人解放运动并且成为这一运动的功臣，但是在这一运动中她始终与过去的泛非大、现在的穆加贝、马勒马这类“黑人统治”派格格不入并且一直突显自己的族际主义立场，直到如今南非共在“党庆”纪念活动中还会挂出创党领袖安德鲁斯、带领党创建新南非的前总书记、主席斯洛沃这些白人先贤的大照片，并在最近的党纲中高调重申反对“部族主义，仇外心理，狭隘民族主义”。可以说，在抵制南非“津巴布韦化”的问题上，南非共与马勒马这类“极左派”的距离，甚至与非国大主流派的距离都比与民主联盟这类自由主义者的距离还大，以至于在马勒马倡导“国有化”的情况下，传统上被认为喜欢“国有”的南非共却明确抵制这种主张。当然，未来不排除南非共中会有一些黑人成员希望“与时俱进”地迎合“黑人统治”潮流，但是这一潮流的潮头早就有别人占据，南非共如果不想泯灭自己的特性，变成别人的尾巴，是不可能走这条自我消亡之路的。

南非共建党周年纪念会

而社会民主主义的潮头虽然非国大有要占之势，但“黑白两党制变成左右两党制”在南非毕竟尚处于“正在进行时”。非国大尽管加入了社会党国际，毕竟名称就叫“非洲人”（英语中这个词在南非就是指黑人，与荷兰语源的“阿非利卡”指荷裔白人恰恰相反）国民大会，而不是社会主义者大会，给人第一印象还是代表黑人，而不是代表工人或者代表社会主义者的。而除了非国大，南非也没有社会民主党、工党或社会党，因此南非共占这个潮头还是很靠谱的。

因此“民主社会主义”之路不仅在南非共1990年以来的宣示中逐渐明晰，实践上也从初期主要强调政治上的多党制民主，发展到经济和对外关系等方面的一些特点。与非国大宣称自己主张社会民主主义不同，南非共大讲“民主社会主义”，却从不肯定“社会民主主义”，而且拒绝改名易帜，把她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归入共产主义范畴，而从不与社会民主党相联系。南非共的“阶级立场”鲜明，在工会、福利再分配等问题上的主张十分高调，话语体系也很传统。但另一方面，南非共却把莫泽佩这样的黑人首富、矿业大亨都吸收入党。莫泽佩本人在接受采访时就南非当前的国有化争论表现洒脱，说是“如果国有化对南非是个好的选择”，他愿意把自己的矿山国有化，但他“相信我国人民会作出正确判断”。[279]其实意思明摆着就是国有化对南非并非好选择。这实际上也是南非共的观点。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南非共不赞成马勒马的国有化主张，并不表明她向“右转”，因为她的二次分配主张仍很激进。事实上不仅“非洲瑞典”如此，当初上世纪二○年代欧洲瑞典社会民主党胜选上台之时也是想搞国有化的。后来之所以放弃国有化的“生产社会主义”，而改为保留私有企业，实行“生产上的资本主义，分配上的社会主义”，通过二次分配来实现平等，主要也并不是因为资本家的抵制导致左派屈服，更不是因为“背叛工人阶级”变成了“资产阶级政党”。其实民主制下的国有化一般都是赎买，资本家固然不愿意被没收，但税率太高变成为他人赚钱，赎买对他就未必更不利了，所以资本家抵制高税收未必就轻于抵制国家赎买。然而真正的问题是：在这些民主国家搞国营企业，如果其他条件相当，实践下来往往是既不如民主国家的私营企业，也不如专制国家的国营企业。道理很简单：私营企业家有积累激励，专制国家的国营企业虽然没有这种激励，但“升迁激励”还是让干部认真管理“红色血汗工厂”的动力。而民主制下工会发达，升迁又受民意影响，“红色血汗工厂”难办，厂长讨好工人、大家一起吃国家的大锅饭就成了常见病。很多苏东国家剧变后之所以急于把国企私有化，其实未必是“新自由主义”理论有多大影响，实在是民主化以后国企“预算软约束”更严重，财务状况恶化，不得不急于脱手。瑞典、南非也有这种因素，这种情况下让企业家来经营工厂，国家通过再分配政策保护劳工权益就成了劳动者自身也赞成的事。因此南非共对国有化不热心，其社会主义价值观与代议制下对工人阶级选民的责任主要都通过再分配来体现，就是自然的事了。

政治上主张多党制民主，经济上不搞国有化而搞福利国家，加上又反对“津巴布韦化”，对邻国也搞“人权外交”，南非共除了话语体系比较陈旧外，与一般社会民主党到底有多少区别，确实不好说了。不过笔者觉得这并不影响其为“工人阶级政党”——她与南非工会的表里关系、她得到的劳工选票都是明摆着的。如果主张官营经济却毫无工人授权的人才算“工人阶级代表”，那我国古代的王莽、桑弘羊辈早就当仁不让了！而南非共之所以能在“世界共运低潮”时期成了那么大气候，除了她自身的努力外，南非是非洲唯一工业化国家，有最发达的工运传统，而南非共又确实体现了这一传统，成为工人民众的“代议士”，这应该是最重要的原因。

[1]G. Hart，Disabling Globalization：Places of Power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

[2]“卡菲尔”为阿非利卡语“野蛮人”之意。

[3] 奥利佛·施赖纳：《进一步联合》，法菲尔德，1909年。

[4]索韦托是个在中国传媒中出现频率很高的地名，南非的许多事件都发生在那里，然而令中国读者奇怪的是地图上却找不到它，而且这个有200万人口（官方统计为90万，其余是“盲流”式的临时居民）的居民点被称为“镇”，实际上它只是约翰内斯堡城郊的一片黑人贫民区。南非的行政设置也带有明显的种族歧视：白人居住的几百人的“市”与黑人的几万、几十万人的“村”、“镇”是并不罕见的。

[5] 星议院是英国中世纪不受法律约束的法院。

[6] 后来于1958—1966年任南非总理。

[7]阿非利卡语“胜利”之意。

[8]南非共产党妇女活动家，其夫乔·斯洛沃后任南非共产党总书记。

[9]两个月以前，一个白人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团体已经实施了颠覆活动，他们自称为非洲抵抗运动（虽然成员中非洲人极少）。

[10] 一种标准的北约武器。

[11] 祖鲁语和索韦托语：“权力属于人民!”

[12]这个章程叫法不一，有的叫依姆比佐（Imbizo），有的叫彼特索（Pitso），还有的叫克古特拉（Kgotla）。

[13]津巴布韦在白人统治时的旧称。

[14]即勃朗宁夫人（1907—1989年），英国小说家和剧作家。

[15]政治犯中的主要人物被关在单人牢房区，和其他人隔离。此区中的每个犯人都被关在一个隔间或单人牢房中，而其他大多数犯人被关在公共牢房中。

[16]当时黑人对南非托管的“西南非洲”的称呼，当局不承认这个名称，如今该地已结束白人统治而独立，该词已成正式国名。

[17]那时牢房里没有床，只能睡在地上铺的草垫上。

[18]给每个人打饭的工作。

[19]“分离发展”一词是维沃尔德管理局在60年代提出的，是“种族隔离”的一个好听的替代语。

[20]英国广播电台。

[21]即南非与莫桑比克互不侵犯与睦邻条约，该条约使非国大不能再利用莫桑比克境内的基地。

[22]与《纽约时报》杂志会面，1985年7月7日。

[23]《星期日邮报》，1985年8月22日。

[24]纳米比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创始人之一。1983年获释（1964年被捕）。

[25]1985年2月4日的信。

[26]460万白人合法持有1300万支手枪，《金融时报》，1985年9月6日。

[27]19世纪末法军中犹太军官，由于成为右翼排犹势力陷害的牺牲品而受到主持正义的公众的关注。

[28]美国、牙买加黑人领袖（1887—1940年），“黑人至上”与黑人统治论者，号称“黑色摩西”，是极端黑色种族主义的代表人物。

[29]智利总统，社会党人，在1973年右派军事政变中被杀害，他领导的左派政府也被推翻。

[30]即“前庇隆夫人”（1919—1952），与曾任总统的“后庇隆夫人”伊萨贝尔·庇隆同为阿根廷激进民粹主义（庇隆主义）组织正义党的活动家。由帮助其丈夫（胡安·庇隆）搞群众运动而成为庇隆派阵营中最好斗的一翼，当政后曾查封近100家报刊，推行教育宗教化，以行为极端著称。

[31]（美）《今日美国报》1997年12月16日，戴维·林奇：《小心谨慎的南非走向后曼德拉时代》。

[32]（英）《经济学家》1997年12月13日，《南非：奇迹结束了吗？》。

[33]“布尔”一词即阿非利卡语（南非荷兰语）“农民”之意。

[34]江时学：《“拉美化”是伪命题》，《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1期。

[35]朱晓雪、王嘉徵：《首钢：秘鲁的血色黄昏》，《环球企业家》2004年9月总第102期。

[36]盛立中：《学会同工会打交道 中企海外扩张遭遇工人运动》，《南风窗》2004年10月18日。

[37]http：//www. atns. net. au/agreement. asp?EntityID=3980；参见大松、余芳倩：《中铝转型：国际化和多金属》，《国企》2007年11月号。

[38]海因·马雷：《南非：变革的局限性——过渡的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序第5页。

[39]例如Callisto E. Madavo，Government Policy and Economic Dualism in South Africa.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V1（1971），pp. 19-32. O. P. E. Horwood，Economic Balance，Dualism and Growth，With Applications for the South Africa Economy. The South Africa Journal of Economics. September 1965. etc.

[40]例如：论述中国“二元结构”的最权威著述之一，郭书田、刘纯彬著《失衡的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就明确地说这个概念来自刘易斯。（见该书7页）

[41]学界早有人指出波耶克对印尼的研究（J. H. Boeke，Economics and Economic Policy of Dual Societies as Exemplified by Indonesia. New York：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53）最早提出这一概念，早于刘易斯。

[42]《中国城乡关系中存在着所谓“二元结构”吗？》，初刊于1994年，收入秦晖：《天平集》，新华出版社1998年，222—239页。

[43]陈文龙：《城乡壁垒抑或城乡二元结构》，《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一期。

[44]David L. McKee and William H. Leahy，Urbanization，Dualism and Disparities i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and Economics，Vol. 46，No. 1（Feb. ，1970），pp. 82-85；W. Beinart and S. Dubow（ed. ），Segregation and Apartheid in Twentieth-Century South Africa. London：Routledge，1995.

[45]姚洋：《“农民工”的称呼可以休矣！》，《南方周末》2008年8月7日。

[46]夏吉生主编：《南非种族关系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28页，N. J. Rhoodie & H. J. Venter（ed. ），Apartheid：A Social-Historical Exposition of the Origin and Department of the Apartheid Idea. Capeton 1960，pp. 26。

[47]S. L. Kark，The Social Pathology of Syphilis in African，South Africa Medical Journal，1949：23，pp. 77-84.

[48]E. Wickery，Grootboom’s Legacy：Securing the Right to Access to Adequate Housing in South Africa? New York：Center for Human Rights and Global Justice，2004. pp. 8

[49]M. Bole-Richard，Victimes de la Politique d’“Urbanisation Ordonnee”：Les“Surplus People”en Afrique du Sud. Le Monde，1-4-1987.

[50]赵树凯：《农民流动三十年》，http：//hi. baidu. com/qingsongqing/blog/item/6e4d30f70728 d726720eec89. html

[51]夏吉生主编：《南非种族关系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96页。

[52]《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6卷，175页；葛佶主编：《简明非洲百科全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618页。

[53]South Africa Foundation，Souht Africa 1993. P. 21. 按：原文如此，笔者觉得匈牙利与丹麦似乎不是一个水平，但无论哪一个，在非洲应该都是“奇迹”了。

[54]B. R. 米彻尔主编：《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卷（1750—1993）》，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1037、1048页。按：这是以现价计，如果以不变价格计，1946年以前无数据，1946—1976的30年间年均增长达5. 1%，也是相当高了。

[55]夏吉生主编：《南非种族关系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68—169页。

[56]B. R. 米彻尔主编：《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卷（1750—1993）》，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1112页。

[57]夏吉生主编：《南非种族关系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88页，V. Pillay，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Allies or Instrument of Apartheid. In Ground Level，4：2（1980），pp. 61。

[58]海因·马雷：《南非：变革的局限性——过渡的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00—201页。

[59]http：//www. unirule. org. cn/SecondWeb/DWContent. asp?DWID=411

[60]夏吉生主编：《南非种族关系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66—167页。

[61]南非白人总统博塔就一再这样说，见J. Allen，Rabble-Rouser for Peace：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of Desmond Tutu. New York：Lynn C. Franklin，2006. pp. 6。

[62]夏吉生主编：《南非种族关系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80页。

[63]夏吉生主编：《南非种族关系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70页。

[64]葛佶：《南非——富饶而多难的土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70页。

[65]张象主编：《彩虹之邦新南非》，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151页。

[66]参见秦晖编译：《南非之魂曼德拉》，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8年，387页。

[67]海因·马雷：《南非：变革的局限性——过渡的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页，阿明序。

[68]海因·马雷：《南非：变革的局限性——过渡的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页。

[69]海因·马雷：《南非：变革的局限性——过渡的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序第5页。

[70]南非共后来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改变了政策，消除了种族主义倾向，并转变为支持黑人解放运动。

[71]海因·马雷：《南非：变革的局限性——过渡的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4页。

[72]海因·马雷：《南非：变革的局限性——过渡的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8页。

[73]姚先国：《两极分化：福音还是灾难？》，学苑出版社1989年，38—39页。

[74]笔者用“负福利”这一概念表示与民主福利国家相反的一种再分配机制，这种“福利”不是向弱势者、而是向强势者倾斜，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不平等，即比“零福利”或“自由放任”更不公平。见《著名学者秦晖：中国离福利国家还差十万八千里》，《南方都市报》2008年4月14日。

[75]当然从另一方面说，保持与南非的经贸投资关系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作用也是两重性的，除了放纵之外，也还有潜在的改变作用。正如前引夏吉生先生所言：“对外经济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传播西方人权主义思想的媒介”，它在潜移默化瓦解着种族隔离制度的大堤。

[76]J. Allen，Rabble-Rouser for Peace：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of Desmond Tutu. New York：Lynn C. Franklin，2006. pp. 188.

[77]夏吉生主编：《南非种族关系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33页。

[78]J. Allen，Rabble-Rouser for Peace：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of Desmond Tutu. New York：Lynn C. Franklin，2006. pp. 12-13.

[79]H. Lever，South African Society，Johannesburg，1978. pp. 274.

[80]纳尔逊·曼德拉：《漫漫自由路》，谭振学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238页。

[81]纳尔逊·曼德拉：《漫漫自由路》，谭振学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141、81—82页。

[82]H. Lever，South African Society，Johannesburg，1978. pp. 274.

[83]纳尔逊·曼德拉：《漫漫自由路》，谭振学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155页。

[84]（苏）Г. М. 莫伊谢耶娃：《南非共和国经济地理概述》，河南人民出版社1976年，272页。

[85]秦晖：《我的“早稻田大学”》，载于张承志等著：《秋华与冬雪》，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8年，223—236页。

[86]据考证用该词表述种族政策最早见于1943年，但只是偶尔一见，初时并未引起注意。1947年竞选时，马兰主持南非国民党提出种族政策报告，其中40多次用了apartheid一词，从此这一概念广为人知。参见夏吉生主编：《南非种族关系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27页。

[87]参见秦晖：《中国改革前旧体制下经济发展绩效刍议》，云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第54—68页。

[88]夏吉生主编：《南非种族关系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78页。

[89]张象主编：《彩虹之邦新南非》，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10页。

[90]秦晖：《思无涯，行有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10页。

[91]夏吉生主编：《南非种族关系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25页。

[92]Migrant Labour and Segregation. In http：//www. anc. org. za/books/triumphs_part1. html

[93]Migrant Labour and Segregation. In http：//www. anc. org. za/books/triumphs_part1. html

[94]Migrant Labour and Segregation. In http：//www. anc. org. za/books/triumphs_part1. html

[95]我的家乡广西当时发生惨绝人寰的“环江事件”：环江县因“亩产13万斤”引发“反瞒产”的人祸，导致饿殍盈野，饥民纷纷“盲流”求活。而县官怕“卫星”露馅，派人四出强行“收容”，他的一句名言后来载诸史册：“抓不回来，打死算了！”可以说，当时就算真有什么自然灾害，国家就算无力救援，以中国之大，丰荒互见，如果不是以“收容”之名抓捕逃荒者不许其寻求活路，何至于饿死这么多人哪！

[96]约翰·根室：《非洲内幕》，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599页。

[97]张象主编：《彩虹之邦新南非》，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131页。

[98]有些城市的“三证”是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还有其他叫法。

[99]http：//dzh. mop. com/dwdzh/topic/readSub_1_7767739_0_0. html

[100]http：//news. sina. com. cn/z/bjwailai

[101]http：//finance. sina. com. cn/x/20020319/182057. html。所谓四费指：城市增容费、劳动力调配费、治安管理费和计划生育管理费。

[102]http：//club. chinaren. com/113483346. html

[103]葛佶：《南非——富饶而多难的土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99页。

[104]《南方都市报》，2003年5月27日

[105]《南方都市报》，2003年5月27日

[106]http：//www. zuoxuan. com/bbsZX/list-ly. asp?boardID=18&page=98

[107]http：//www. zuoxuan. com/bbsZX/list-ly. asp?boardID=18&page=98

[108]http：//dzh. mop. com/dwdzh/topic/readSub_1_7767739_0_0. html

[109]这本来是因为通行证不发给家属，并非出于优待。但后来南非一些产业需要女工，黑人妇女在无证条件下乘机进城，被认为是“钻了空子”。

[110]纳尔逊·曼德拉：《漫漫自由路》，谭振学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184页。

[111]葛佶：《南非——富饶而多难的土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98—99页。

[112]海因·马雷：《南非：变革的局限性——过渡的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9页

[113]《佛山市治安人员如此查暂住证?》，http：//club. chinaren. com/13/113483346

[114]夏吉生主编：《南非种族关系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72页。

[115]海因·马雷：《南非：变革的局限性——过渡的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3页。

[116]Migrant Labour and Segregation. In http：//www. anc. org. za/books/triumphs_part1. html

[117]http：//www. southafricablog. co. za/archives/soweto-johannesburg/

[118]索韦托的廉租屋许多是政府机构所盖，但并非福利，而是完全按市场原则收租的，因此性质与廉租私屋相同。

[119]http：//www1. southafrica. net/Cultures/sv-SE/consumer. southafrica. net/Why+South+Africa/Best+of+SA/Experiences/Soweto. htm

[120]周雪松：《天通苑“歪打正着”没成巨型贫民窟》，《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10月12日。

[121]周义兴：《警惕中低价房区成为贫民区》，《经济参考报》2005年10月17日。

[122]最近这种情况开始有改变的迹象，政府开始重视面向穷人的“廉租房”（不是“经济适用房”）建设，但仍然只面向城市户籍人口。2008年建设部官员首次表示廉租房建设“最后”会考虑农民工，但“最后”是什么时候则全无解释，而且他仍然表示坚持清除贫民窟的政策，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如果住在贫民窟不是向国家要求福利的理由，而是被“清除”的理由，那么谁来申请廉租房？难道让那些住在豪宅的人来申请吗？

[123]吴维平、王汉生：《寄居大城市：京沪两地流动人口住房现状分析》，《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

[124]李坤民、王诚庆、胡跃龙：《中国城市：不拒绝“豪宅”但要避免“贫民窟”》，《中国经济导报》2002年7月6日。

[125]蒋耒文、庞丽华、张志明：《中国城镇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研究》，《人口研究》29卷第4期（2005年7月）。

[126]吴维平、王汉生：《寄居大城市：京沪两地流动人口住房现状分析》，《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

[127]蒋耒文、庞丽华、张志明：《中国城镇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研究》，《人口研究》29卷第4期（2005年7月）。

[128]段成荣、王莹：《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129]上海市房地局、市总工会、市房产科研院和市社科院联合课题组：《上海外来人员居住问题调查报告》，2004年9月。

[130]蒋耒文、庞丽华、张志明：《中国城镇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研究》，《人口研究》29卷第4期（2005年7月）。

[131]《黄奇帆接受外媒采访：重庆将永远不会出现贫民窟》，《重庆晚报》2007年06月15日。

[132]任焰、潘毅：《宿舍劳动体制：劳动控制与抗争的另类空间》，《开放时代》2006年第3期。

[133]PUN Ngai、C. Smith，Putting Transnational Labour Process in Its Place：the Dormitory Labour Regime in Post-socialist China. Work，Employment and Society，21：1（March 2007）.

[134]《性压抑成民工心头痛 5%男性民工找过“小姐”》，http：//www. sudabbs. com/simple/index. php?t69204. html。

[135]《男子霸占村里10余名留守妇女被毒打致死》，《生活新报》2008年4月23日。

[136]《新京报》2006年7月17日C07版转《北京晨报》报道：《中科院3000例亲子鉴定查出22. 6%非亲生》。

[137]参见秦晖：《什么是农民工的“退路”？》，《经济观察报》2009年2月23日。

[138]海因·马雷：《南非：变革的局限性——过渡的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6页。

[139]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8卷，237、239页。

[140]参见秦晖：《城市化与贫民权利》。（待刊）

[141]最近的例子，见文贯中：《论降低城市化成本以提升内需的紧迫性》，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研讨会会议资料》，2007年。他建议叫“平民区”，这个说法恐怕过于浪漫：如果“流动人口”才是平民，难道户籍人口就是权贵？如果两者实现了自由混居，还有“区”分的必要吗？如果没有实现，中国政府能公然划出“权贵区”与“平民区”吗？

[142]蒋耒文、庞丽华、张志明：《中国城镇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研究》，《人口研究》29卷第4期（2005年7月）。

[143]秦晖：《以强凌弱，于国何福？于民何利？》，《中国新闻周刊》2003年06月23日。

[144]纳尔逊·曼德拉：《漫漫自由路》，谭振学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130—140页。

[145]J. Allen，Rabble-Rouser for Peace：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of Desmond Tutu. New York：Lynn C. Franklin，2006. pp. 58.

[146]J. Allen，Rabble-Rouser for Peace：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of Desmond Tutu. New York：Lynn C. Franklin，2006. pp. 2。

[147]《南方都市报》2004年4月13日。

[148]顾则徐：《火烧“违建”宣示了什么？》，《南方都市报》2007年9月4日。

[149]陈鸿奕：《暂住人员的安乐窝》，《深圳特区报》1993年4月28日。

[150]乐山：《百万人的失语》，http：//blog. tianya. cn/blogger/post_show. asp?BlogID=928& PostID=542979

[151]金城、陈善哲：《深圳“梳理行动”：急速城市化的中国标本》，《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8月9日。

[152]“违章建筑”的概念不是不能使用，但必须在尊重人权的前提下。笔者认为首先这“章”不能只是利益有关一方（例如想给自己的官员找地方盖豪宅的某衙门）下个“红头文件”就算，像扒房赶人、甚至烧房抓人这样事关基本人权的事，怎么能不立法？而且立法过程也应该有各方参与，无论代议制还是听证制，都应该有“流动人口”的声音。其次，这“章”也应该合乎常人情理，至少要回答：如果不违这个“章”，“暂住者”能在哪里安身？最后，这“章”还应该有点严肃性，不能朝令夕改而且改了还追溯既往，不能我想用苦力就让你盖棚子算是“安置”，用完了你这棚子就算“违章”了，或者我没打这地的主意时不管你，我想用这地赚钱了就说你“违章”了。

[153]纳尔逊·曼德拉：《漫漫自由路》，谭振学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64—65页。

[154]李新烽：《南非土地制度研究》，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农业经济系博士论文，2000年，7—8页。

[155]李新烽：《南非土地制度研究》，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农业经济系博士论文，2000年，28—31页。

[156]M. Bole-Richard，Victimes de la Politique d’“Urbanisation Ordonnee”：Les“Surplus People”en Afrique du Sud. Le Monde，1-4-1987.

[157]李新烽：《南非土地制度研究》，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农业经济系博士论文，2000年，27页。

[158]徐歌：《独闯非洲》，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106页。

[159]秦晖：《什么是农民工的“退路”？》，《经济观察报》2009年2月23日。

[160]Govan Mbeki，South Africa：The Peasants’ Revolt. Harmondsworth，UK：Penguin Books，1964，此书网络版见非国大官方网站。

[161]中国失地农民的规模一直没有准确的说法，前些年流行的几种说法在3000—6000万之间。最近于建嵘认为早在2002年失地农民的数量已达6630多万人，约占中国公民总数的5%；（于建嵘：《深入到失地农民中去》，《南方周末》，2005年7月14日）如果是这样，如今这个数字不可能低于7000万。

[162]《民进中央：失地农民数量迅速扩大2020年将超1亿》，《中国青年报》，2009年03月14日。

[163]据中央电视台2001年9月21日《今日说法》节目：“如此土地流转”报导。

[164]《中华工商报》2009年8月10日，《大宗土地流转监管不能缺位》。

[165]如“蒋巷事件”在农民告状、镇上出动警力“维持秩序”、中央电视台等曝光此事后，11月间《中国民兵》杂志却推出重头通讯《挺进鄱阳湖》称：“广东省共产党员×××跨越千里当农民，率领一支以民兵为主体的青年科技队伍挺进江西省鄱阳湖畔，租种南昌县蒋巷镇土地５万亩，……体现了农业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引起了江西省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云云。而山东沾化“中澳公司”圈地后外资竟无下文，官府在这种情况下居然又把土地转给另一家公司，并多次抓捕上访人员。事件迁延至今。

[166]农口有专家告诉笔者：全国失地农民数字是根据全国征地总规模除以农民人均有地规模得出。但是很多农民并非全部土地被征，因此全部失地的农民会少于此数，而部分失地的农民则超过此数。但国际上所谓“无地农民”并非仅指完全无地者。只要余地不足以谋生都算，如果这样，则我国的“无地农民”已经为数惊人。

[167]Keith Griffin，Azizur Rahman Khan and Amy Ickowitz，Povert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Riverside，2000. pp. 80.

[168]Azizur Rahman Khan and Carl Riskin，“Income and Inequality in China：Composition，Distribution and Growth of Household Income，1988 and 1995，” in China Quarterly，No. 154，June 1998.

[169]L. E. Neame，The History of Apartheid，London，1962. pp. 119.

[170]纳尔逊·曼德拉：《漫漫自由路》，谭振学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160页。

[171]Govan Mbeki，South Africa：The Peasants’ Revolt. Harmondsworth，UK：Penguin Books，1964.

[172]夏吉生主编：《南非种族关系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48—149页；宁骚：《试论南非班图斯坦制度》，《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88页。

[173]英国人在黑人区设立的议会1/4成员是白人，3/4是黑人，但议会是咨询性的，其决议要白人行政长官审查后才能生效。

[174]纳尔逊·曼德拉：《漫漫自由路》，谭振学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155页。

[175]L. E. Neame，The History of Apartheid，London，1962. pp. 78.

[176]夏吉生主编：《南非种族关系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45页。

[177]夏吉生主编：《南非种族关系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46—148页。

[178]夏吉生主编：《南非种族关系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51页。

[179]葛佶：《南非——富饶而多难的土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07页。

[180]1991年共约1685万人，见夏吉生主编：《南非种族关系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36页。

[181]所谓福利国家，其福利并非“皇恩浩荡”，而是民众责成政府履行的一种服务。有之民众无需感恩，无之民众可以问责，显然这样的国家只能是民主国家。

[182]夏吉生主编：《南非种族关系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62页。

[183]R. W. Fogel and S. Engerman，Time on the Cross：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Little Brown，1974；R. W. Fogel，Without Contract or Consent. Norton，1989.

[184]夏吉生主编：《南非种族关系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201—208页。

[185]参见秦晖：《全球化中的“中国因素”与世界未来》，《领导者》总20期，2008年2月。

[186]以上跟贴见凯迪网络“猫眼看人”http：//club2. cat898. com/newbbs/dispbbs. asp?boardid =1&id=2825877。在60多个跟贴中有“丁小平特别局”、“灰色空间”、“duket”、“阿田”等几个网友都发表了类似意见。另外，正式为文批评笔者的法国华人宋鲁郑先生也有类似观点，他在提到本人指出南非民主化后的问题时就对南非变革极表不屑，认为“这样的民主”不如不要。见宋鲁郑：《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源是“低人权成本”吗？——谈秦晖先生〈南非：中国的前车之鉴〉》，http：//www. tianya. 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395167. shtml

[187]课题研发组：《城管执法操作实务》，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6年。这本培训教材关于“城管”抓小贩时出手要狠，“不能轻易放过”，要干得“干净利落”，“将所有力量全部使用上”，做到“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的说法在网上披露后引起舆情哗然。

[188]http：//www. china-review. com/gao. asp?id=20942。

[189]H. 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97页。

[19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105页。

[191]《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6卷，350页。

[192]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5—8页。

[193]《南非排外骚乱埋没“彩虹之光”》，《新京报》2008/6/1，4—5版。

[194]《左传》，昭公七年。

[195]http：//wqmaer.blog.163.com/blog/static/131248902201121761021976/

[196]参见本书所收《另一个“奇迹”：关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南非经济发展的对话》。

[197]宋鲁郑：《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源是“低人权成本”吗？——谈秦晖先生〈南非：中国的前车之鉴〉》，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395167.shtml。

[198]Schneider，Helen；Fassin，Didier(2002).“Denial and defiance：a socio-political analysis of AIDS in South Africa”. AIDS，Supplement 16(Supplement 4)：S45–S51. doi：10.1097/00002030-200216004-00007. Retrieved 2006-11-23.

[199]Thabo Mbeki，“Speech at the Opening Session of the 13th International AIDS Conference，” Durban， South Africa(9 July 2000)，http：//www.anc.org.za/ancdocs/history/mbeki/2000/tm0709.html.

[200]Andrew，Meldrum，“ANC attacks US over Aids drug”. The Guardian. Retrieved 15 January 2013.

[201]Dugger，Celia W.，“Study Cites Toll of AIDS Policy in South Africa”. The New York Times. 25 November 2008.

[202]据美国CIA各国概况网站。

[203]Tom Lodge，“The RDP：Delivery and Performance” in“Politics in South Africa：From Mandela to Mbeki”. Cape Town & Oxford： David Philip，2003.

[204]http：//en.wikipedia.org/wiki/South_Africa

[205]http：//mg.co.za/article/2013-03-06-mr-president-arrest-this-descent-into-police-state-depravity

[206]http：//mg.co.za/article/2013-03-04-over-900-deaths-in-police-custody

[207]Stone，Christopher(2006-08).“Crime，Justice，and Growth in South Africa： Toward a Plausible Contribution from Criminal Justice to Economic Growth”.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t Harvard University. p.2.Archived from the original on 6 March 2012.

[208]弗尔布鲁克：《德国史1918—2008》，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257页。

[209]Economy of South Africa，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210]戴旭：《南非执政“三方联盟”为何“斗而不破”》，《当代世界》2005年第11期，33页。

[211]“Gini Index”. World Bank. Retrieved 2 March 2011.

[212]“A profile of the Western Cape province：Demographics，poverty，inequality and unemployment”. Elsenburg. August 2005. Retrieved 30 January 2012 .

[213]A Profile of the Gauteng Province：Demographics，Poverty，Income，Inequality and Unemployment from 2000 till 2007. Elsenburg February 2009 http：//www.elsenburg.com/provide/reports/backgroundp/BP2009_1_7_GTDemographics.pdf

[214]“Inequality in income or expenditure/Gini index，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7/08”. Hdrstats.undp.org. 2010-11-04. Retrieved 2013-06-26.

[215]Trends in South Africa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Poverty since the Fall of Apartheid.(Papers，OECD iLibrary)

[216]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sf.html

[217]祖马：《1913年“土地法”百周年纪念》文告，见非国大官网http：//www.anc.org.za/。

[218]Leaderless farm strike is “organic”. http：//m.mg.co.za/index.php?view=article&urlid=2012-11-16-00-leaderless-farm-strike-is-organic&views=1&mobi=true&KEY=5ru87n3igl0a9hlae4fo546491

[219]Haroon Bhorat； Ravi Kanbur.“Poverty and Well-being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An Overview of Data，Outcomes and Policy”. University of Cape Town；Cornell University.2005.p.6.see：http：//www.arts.cornell.edu/poverty/kanbur/BhoratKanbur.pdf

[220]“OECD Economic Surveys–South Africa”. OECD. 2010-07.p.38.

[221]“South Africa's economy：How it could do even better.”. The Economist. 22 July 2010.

[222]http：//wqmaer.blog.163.com/blog/static/131248902201121761021976/

[223]SA fares well in emerging markets study. http：//www.southafrica.info/business/economy/cnisurvey-141210.htm

[224]葛佶主编：《简明非洲百科全书（撒哈拉以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616—617页。

[225]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3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284页。

[226]杨立华：《南非应对世界经济衰退，谋求长期可持续发展》，《中国战略观察》2011年第4期，64—72页。

[227]杨立华：《南非应对世界经济衰退，谋求长期可持续发展》，《中国战略观察》2011年第4期，64—72页。

[228]http：//en.wikipedia.org/wiki/Economy_of_South_Africa，又见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fields/2003.html#sf

[229]http：//beta2.statssa.gov.za/

[230]“South Africa Economic Update，Focus on Savings，Investment，and Inclusive Growth”. World Bank.2011.p.10. http：//www.webcitation.org/65xzM0yji

[231]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3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284页。

[232]葛佶主编：《简明非洲百科全书（撒哈拉以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616—617页。

[233]“OECD Economic Surveys–South Africa”. OECD. 2010-07.p.36.

[234]夏吉生主编：《南非种族关系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96页。

[235]葛佶主编：《简明非洲百科全书（撒哈拉以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615页。

[236]杨立华：《南非应对世界经济衰退，谋求长期可持续发展》，《中国战略观察》2011年第4期，64页。

[237]Britannica Book of the Year 1994. Chicago： EB Inc.，1994，pp.792-7.

[238]世界银行：《1998世界发展指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26页。

[239]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84%E5%9B%BD%E5%9B%BD%E5%86%85%E7%94%9F%E4%BA%A7%E6%80%BB%E5%80%BC%E5%88%97%E8%A1%A8_(%E5%9B%BD%E9%99%85%E6%B1%87%E7%8E%87)

[240]http：//www.globalsmes.org/news/index.php?func=detail&detailid=453&catalog=32&lan=gb&search_keywords=

[241]http：//www.oecd.org/eco/surveys/southafrica2013.htm

[242]http：//en.wikipedia.org/wiki/Economy_of_South_Africa

[243]http：//www.oecd.org/eco/surveys/southafrica2013.htm

[244]转引自杨立华：《南非应对世界经济衰退，谋求长期可持续发展》，《中国战略观察》2011年第4期，71页。

[245]尼赫鲁时代的印度工业部长马哈拉诺比斯想靠“剪刀差”搞苏联式的工业化，但由于民主制下没法强制统购统销而失败。

[246]http：//www.miningweekly.com/article/south-africas-primary-aluminium-smelters-showing-successive-losses-2013-01-18

[247]https：//en.wikipedia.org/wiki/Economy_of_South_Africa

[248]http：//en.wikipedia.org/wiki/Economy_of_South_Africa

[249]Mike Herrington，“Cape Town outshines rest of SA in entrepreneurship”.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 http：//www.gsb.uct.ac.za/s.asp?p=408

[250]http：//en.wikipedia.org/wiki/Cape_Town

[251]据维基百科“豪登省”、“西开普省”、“约翰内斯堡”、“开普敦”词条所录南非统计数据。

[252]http：//edition.cnn.com/2010/WORLD/africa/11/18/south.africa.migration/index.html?_s=PM：WORLD

[253]Benno J. Ndulu，Human Capital Flight： Stratification，Globalization， and the Challenges to Tertiary Education in Africa. JHEA/RESA Vol. 2，No. 1，2004，pp. 57–91.

[254]Skilled Labour Migration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Study on South and Southern Africa. http：//www.queensu.ca/samp/migrationresources/braindrain/documents/bhorat.pdf

[255]Marius van Aardt，A South African story：Silulumanzi's perspective，in：Transforming the World of Water，Global Water Summit 2010，Global Water Intelligence and International Desalination Association，pp.156-157.

[256]E.J.Mills et coll.：The financial cost of doctors emigrating from sub-Saharan Africa：human capital analysis.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011.343.

[257]Tom Lodge，“The RDP：Delivery and Performance”in“Politics in South Africa：From Mandela to Mbeki”. Cape Town & Oxford： David Philip，2003.

[258]“Buthelezi slams affirmative action”. Mail & Guardian. 1 February 2007.

[259]http：//news.bbc.co.uk/2/hi/africa/4035809.stm

[260]http：//www.news24.com/SouthAfrica/Politics/Cadre-deployment-Loyalty-ahead-of-competence-20120712

[261]http：//edition.cnn.com/2010/WORLD/africa/11/18/south.africa.migration/index.html?_s=PM：WORLD

[262]http：//www.timeslive.co.za/business/article535687.ece/South-Africas-brain-drain-reversing

[263]http：//www.timeslive.co.za/local/article1041111.ece/Graduates-confident-about-SA

[264]http：//wqmaer.blog.163.com/blog/static/131248902201121761021976/

[265]http：//en.wikipedia.org/wiki/Hillbrow

[266]Beavon“Nearer my Mall to Thee：The Decline of the Johannesburg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Neo-Apartheid City，” Seminar Paper，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Institute For Advanced Social Research(5 October 1998).

[267]Alan Morris， Bleakness and Light：Inner-City Transition in Hillbrow，Johannesburg . Johannesburg：University of Witwatersrand Press，1999

[268]http：//www.mrc.ac.za/crime/nimmsreport2007.pdf

[269]http：//www.joburg.org.za/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77：region-e&catid=50&Itemid=120

[270]史国辉：《南非共九大散记》，《当代世界》1995年第7期，18页；张登文：《夜半啼血唤东风：对南非共产党推进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年会暨“新世纪初的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文集》，2006年，226页。

[271]戴旭：《南非执政“三方联盟”为何“斗而不破”》，《当代世界》2005年第11期，31页。

[272]南非共理论刊物《非洲共产党人》2013年第一季度号以专刊对此作了最新的论述，参加其中马松多：《1994年后南非国家的资本主义性质》以及论三方联盟的三篇文章。African Communist，1st quarter 2013，Issue n.185.

[273]戴旭：《南非执政“三方联盟”为何“斗而不破”》，《当代世界》2005年第11期，33页。

[274]http：//pambazuka.org/en/category/features/47873

[275]http：//www.sacp.org.za/main.php?ID=3840

[276]史国辉：《南非共产党成就的背后》，《当代世界》2001年第9期，17—19页。

[277]http：//www.sacp.org.za/docs/history/failed.html

[278]http：//www.sacp.org.za/docs/sp/2013/sp0106.html

[279]http：//www.timeslive.co.za/business/2010/02/22/motsepe-nationalise-mines---if-it-s-best-for-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