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种家将与绥州争夺战

北宋嘉祐八年（1063年）宋仁宗死，英宗即位。1064年西夏毅宗李谅祚（元昊子，1048年即位）派使臣吴宗入朝致贺。吴宗不遵宋朝宫廷礼仪，与宋引伴使（陪同团长）高宜发生争吵，高宜一怒之下，把吴宗关进马厩里“绝其供馈”，饿了一夜。吴宗被放出来后大骂，宋廷认为他无礼取闹，诏告李谅祚惩戒之。李谅祚认为这是对夏国的侮辱。结果“朝贺”变成了交恶，宋夏双方再度像他们两位国君的父亲曾经做过的那样，因体统问题而兵戎相见，从而结束了宋夏陕北战争20年的第二间歇期（1044—1064年），开始了这场战争的第三阶段（1064—1072年）。

这一阶段西夏的攻势集中于陕西诸路的西线，而在东线即今陕西省境内的鄜延、麟府战场基本取守势，麟府一隅在第二间歇期内多次受到西夏发动的局部进攻，但在这一阶段大战开始后而成为相对平静的一角。西夏在西线用兵的目的，是控制绾毂东西线，俯瞰环庆、鄜延二路的战略高地子午岭地区。从上一阶段战争时起，宋夏双方就开始刻意经营这一地区，在这位于今陕、甘交界处，原本十分荒僻的地区修筑了一系列军事据点。其中以庆历元年（1041年）范仲淹修建的大顺城与稍后由蔡挺修建的荔原堡最为重要。它们高踞子午岭山口，与邻近的白豹城、柔远寨等城寨构成了一个战略据点群。[33]早在这些据点修筑时，宋夏双方就以抢筑与平毁、掩护筑城与骚扰筑城的方式不断发生冲突，即使在间隙期也未完全停止。

“朝贺事件”发生后，年仅17岁，有“狂童”之称的夏主李谅祚便于当年七月派遣7万大军侵入泾原，分掠诸州，掳掠熟户（汉化党项人）80余族，杀死蕃族弓箭手数千，掳掠人畜数以万计。治平二年（1065年）初，西夏军又以万人攻庆州王官城，当年十一月，又攻掠德顺军（今甘肃静宁县）境内附宋党项聚居的同家堡，杀害蕃户数千，掳掠牛羊数万。治平三年（1066年）九月，李谅祚更亲自出马，率领西夏大军从盐州（今定边县）、宥州两路进兵，大举入侵宋朝的庆州，在荔原堡、大顺城（均在今志丹县与甘肃华池边界一带）与宋军激战，李谅祚在大顺城下督促进攻，中箭负伤而逃。西夏军对泾原、环庆两路的进攻于是都以失败告终。

这个时期的宋夏形势，都与李元昊时期有了很大不同。如韩琦所言：“谅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计；而边备过当时远甚。”[34]李谅祚不仅军事才能不及其父，而且这时国内形势也远不如李元昊时稳定，外戚野利氏、没藏氏先后被诛，宫廷政变频仍，因而李元昊时代少见的党项权贵投宋事件在陕西多次发生。而在宋朝方面，虽然体制上的根本弊端难以改变，积贫积弱的危机仍在深化，但在陕西边防事务方面已积累了一定经验，涌现出不少人才，寨堡防御体系初具规模，特别是范仲淹等人治陕期间对兵政民政都进行了局部的改革，这一切都使宋朝的抗夏能力有所增强。因而宋朝能在西线击退西夏对子午岭地区的进攻，而在东线取得收复绥州的重大战果。

种氏与折氏是北宋陕西两大将门之家，[35]但两者背景大有不同。折氏是“土豪”，即世居府州称雄一方的地方势力，且有少数民族的根源，入宋后虽常奉调南征北战，却始终有麟府这块地盘作根基；而种氏则是中原汉族士人，客居陕西，属朝廷任命的流官。两家在卫国守边的斗争中都各有建树。

种家将的第一代种世衡（985—1045年），原籍洛阳，其叔父便是向周敦颐传授《太极图》而对理学的产生颇有贡献的终南隐士种放。种世衡自幼丧父，随种放隐居于终南山，后进入仕途，历任武功、泾阳知县，凤州、同州（今大荔县）、鄜州通判等职，以刚直著名。在凤州时，州将王蒙正为章献皇后姻亲，横行不法，行贿于世衡，遭拒绝后怀恨在心，设计诬陷，使世衡蒙冤被流放边州，后来才获得平反。李元昊入犯时，种世衡弃文从武，在延州投身于抗夏战争。当时正值三川口之败，延州所辖的安远、金明、塞门、永平诸寨相继被攻陷，这本是宋朝军政废弛、指挥失当的结果，可是宋廷在总结经验时却认为是沿边堡寨太多，“有分兵之患，其间远不足守者，即命罢去”[36]。然而在陕北当时无长城，没有线式防御体系的情况下，如果再削弱点式防御体系，无异于自撤藩篱。种世衡这时经过对沿边地形、民情、军务的考察，提出了相反的建议：择要地兴复废垒，加筑新城，强化点式防御，并且逐点向前推进，逼夏人后退。这个战略得到主持陕北军事的范仲淹及其继任者庞籍的肯定，并在抗夏前线推广，逐渐形成了宋夏战争中后期行之有效的守中有攻、积极防御的“筑城战”模式。

种世衡不仅是“筑城战”的倡导者，也是最成功的实践者。他于康定元年（1040年）选定延安东北100公里故宽州废城为试点，认为该地“当贼冲，左可致河东（今山西省）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势，北可图银、夏之旧”[37]。当时宋朝的防御前沿在塞门寨（今安塞县北）至永平寨（今延川县永坪镇）一线，那里离宋军控制今陕西境内最北部的据点麟府地区中间尚隔着西夏占领的银、绥二州数百里地，互相不能联络。种世衡之计若能实现，不仅宋朝防御前沿能推进一步，而且拥有了一个可以联络河东和麟府地区的军事基地。西夏果然很快察觉到这一据点的战略价值，多次出兵来攻。种世衡“且战且城”，终于在矢石之下抢在夏人前头将城筑成。城成后“处险无水”，打井至50米深仍无涓滴，水工们均以为失败了。种世衡根据他积累的水文地形经验坚持认为石下有泉，“过石数重，泉果沛发”。万人欢呼曰：“神乎！虽虏兵重围，吾无渴之患矣！”[38]消息传到京城，宋仁宗很高兴，嘉奖之外，特赐城名为“清涧城”。这就是今天清涧县的由来。

为了使清涧城成为拥有后勤保障的坚强堡垒，种世衡开营田2000顷，招募商贾，贷以本钱。不仅减少了对后方供应的依赖，而且促进了边地经济的繁荣，清涧这个军事据点也同时成了新兴的经济中心。种世衡与其子种谔世守清涧，屡败西夏军，并在战火中形成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清涧城成后不仅从未被西夏攻破过，而且实现了种世衡以城护城、逐城推进的设想，使清涧城成为后来宋军收复银绥的前进基地。在种世衡身后的数十年中，宋军由清涧城而绥德城，而米脂寨，而永乐城，且筑且进，深入夏境数百里，收复大片国土。虽然后来由于永乐城之败失去部分成果，但直到宋夏战争结束，清涧以北一路仍然是宋夏对峙全线上宋朝边境向前推进得最远的地方。[39]

除战功显赫之外，种世衡还在民族政策与政治谋略上表现了少有的远见卓识。当时陕北居住着许多内附羌族部落，时称“属羌”，他们“人马精劲，惯习战斗”[40]，是宋、夏都需争取的力量。“安边之利害，大要在属羌难制，惧合夏戎为暴发之患。”然而北宋当局往往以华自居，贱视“夷狄”，对属羌任意苛敛、侵掠甚至杀戮，以致“汉官不能恩信，属羌皆持两端”，[41]成为抗夏战争中的一大难题。种世衡为改善汉羌关系进行了不懈努力，他广泛结交陕甘间诸羌部，与酋长们推诚相见，留下了许多传奇式的故事。如一次，他与牛家族酋长约好到其帐落慰问，不料当晚大雪三尺，险径皆没，左右都说出行危险，但种世衡坚持取信于人，冒险前往。酋长没有想到他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如约，深为感动。又一次，一位酋长在种世衡处赴宴，酒醉后调戏种的爱妾，被种世衡抓住。种世衡不但不予惩处，反而以妾相赠。这位酋长于是诚心相附。因此种世衡在属羌中威信极高，他先后联络了陕甘间各羌、蕃部落，共抗西夏，令诸族置烽火，有急则大家赴援。他的军队中更有大量勇敢善战的“羌兵”，每战必捷。

羌部中包括党项人，因而种世衡“抚羌”的成功，还使党项人内部自相猜疑。他乘机施展其政治谋略，派人行反间计，使李元昊杀死了他的悍将西夏贵族野利旺荣、野利遇乞。西夏的实力因内讧而削弱，加上攻宋受阻，迫使李元昊不得不罢兵议和，为抗夏立下汗马功劳的种世衡，就在和议达成不久积劳成疾，病死在他刚刚率部筑成的新据点细腰城。死后不但军中致哀，边民立祠，羌部酋长们也前来吊唁，络绎于途。其深得军心、民心、“羌”心，在有宋一代边将中实属罕有。

种世衡的儿子种古、种谔、种诊都继承父志，成为陕西名将，关中人号为“三种”，他的小儿子种谊后来也在西北立下战功。其中种谔直接承袭父职，继续率领种家军驻守清涧城。李谅祚侵宋，种谔适逢其会，在抗夏战争中立下了收复绥州的大功。

原来，种谔在清涧统兵，继承了种世衡军事、政治双管齐下的战略，积极争取分化、诱降党项首领，绥州党项贵族令㖫、夷山先后来降。这时种谔与其上级、鄜延经略安抚司陆诜发生了分歧。种谔守清涧原出陆诜的推荐，但陆保守怕事，不希望种谔“启衅”于西夏，因而令㖫来降时他竟主张拒绝接纳。种谔仍坚持接纳了令㖫。西夏果然前来索要“叛逃”者。陆诜问种谔如何回答。种谔说：“这好办，让他们拿景询（李谅祚的谋士，叛宋投夏的陕西儒生）来换好了。”一句话把西夏顶了回去。

然而种谔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进而让夷山去招降其兄、西夏绥州监军司左厢监军嵬名山。嵬名山部下的汉族属吏李文喜会见了使者，并私自许降，而嵬名山并不知此事。当种谔以此上报朝廷要求受降时，陆诜又“戒谔毋妄动”，双方把分歧捅到了朝中，陕西转运使薛向支持种谔。刚刚即位的宋神宗这时正图有为，也就批准了种谔的提议，并批评陆诜怯懦，把他调任秦凤路。

朝廷的批复尚未传到，种谔已经等不及了。他担心时机不再，毅然“擅自”行动，在李文喜的内应下，突然出兵包围了嵬名山的营地。嵬名山于猝不及防之间已成了瓮中之鳖，由不得他不降了。于是，嵬名山以下酋长300人、民15000户、兵万人全部归宋。

种谔本打算就嵬名山的驻地绥州筑城而守（绥州旧城已为李继迁拆毁），但这时陆诜以其“无诏出师”，责其回防清涧。种谔只好带着降众南返。然而恼羞成怒的西夏人却不放过他。绥州附近的夏军4万余人倾巢出动，在大理河畔的怀远寨追上了种谔。本来就不情愿南返的种谔沉着应战，让嵬名山率新附蕃兵为前锋，部将燕达、刘甫为两翼，自居中军，与夏军在大理河畔大战一场，彻底击溃了夏军。种谔北追20里，又回到了绥州。这时他不管什么“无诏兴师”的罪名了，就在绥州筑城坚守下来。

这就是治平四年（1067年）十月间的绥州之战。在这次战役中，种谔把他父亲擅长的军事、政治双管齐下的策略运用得青胜于蓝，无论是诱降、胁降的政治攻势，还是突袭、野战的军事部署，都干得十分出色，从而为宋朝赢得了自宋夏开战以来的一次空前的胜利。

在此以前，党项人投降、内附的事已非新闻，可是像嵬名山这样的西夏皇族豪酋率领上万大军归宋，却是前所未闻的。

在此以前，宋军也曾给过夏军以重创，但那多是据城砦守险制敌而胜，而种谔大理河畔之役，则开创了宋军在野战中击败数万人的西夏大兵团的先例。

在此以前，宋军也曾收复过若干失地，但是唐末以来的党项故地，定难军旧辖的银夏五州，自991年被宋朝放弃给李继迁以来，就再也未能收复，而这次时隔70多年后，宋军又踏上了定难军的故土！

无怪乎此事在西夏引起极大震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西夏的全部军事、政治活动，都是以企图收复绥州为中心的。而此役对宋朝军民的鼓舞也是极为重大的。新即位的神宗皇帝更是兴奋，很快便给种谔新筑的绥州城赐名曰“绥德城”，后来，又在此置了绥德军。这是整个宋夏战争中宋朝在夏境收复土地上新设的仅有两个州级政区[42]之一。今天的绥德县就是由此而来的。

然而立下了空前战功的种谔，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也是空前的：

陆诜在绥州之役后立即疏劾种谔“擅兴，且不禀节制”[43]，还想逮捕种谔治“罪”，然而还未来得及，宋神宗把他调任秦凤路的诏书已到。陆诜下台了，但陕西与京中的保守派对种谔的指控却变本加厉，“朝廷以其生事，欲诛谔，返故地、归降人”[44]，把收复的国土拱手还敌，并处死抗敌功臣，这出类似后来岳飞的悲剧险些要在陕西提前上演。幸亏宋神宗这个“改革家皇帝”不像宋高宗。然而尽管如此，种谔还是受到了不小的处分：贬官四级，撤职“安置”随州（今湖北随州市）。

之所以出现如此荒唐的处分，是因为绥州之役一个月后发生的“杨定事件”成了加罪于种谔的借口。这年十一月，前已向宋请求议和的夏主李谅祚以举行谈判为由，把宋知保安军杨定等骗出城杀害。保守派认为这是种谔贪功启衅招致的报复，甚至说由于种谔闯祸，“西方用兵自此始”，仿佛此前宋夏就没打过仗似的。其实后来议和时夏方讲出了“杨定事件”的真相：原来杨定先前奉使西夏，李谅祚曾托他转达求和之意，并送来一批金银器作为给宋的贡品托他带回。杨定起了贪心，私吞了这批金银器，回报宋神宗说可以派人刺杀李谅祚。这投合了即位之初年轻气盛的宋神宗的心理，神宗当即提升他做了知保安军。夏人丢失绥州后，李谅祚感到杨定骗了他，为了报复，便骗杀了杨定。这本是宋朝贪官与夏国“狂童”之间的恶作剧，却害苦了宋夏两国人民，更使种谔蒙冤。真相大白后，种谔平反、复官，但是他也没有因绥州之捷受到任何奖励。

此后西夏统治者仍耿耿于绥州之失，一再于议和时要求交还绥州。宋朝内部就此展开过辩论。原先攻击种谔的一大批朝臣都认为应当把绥州还夏，只有陕西宣抚司主管机宜文字赵禼支持种谔。宋神宗征询主陕多年的老资格大臣韩琦的意见。韩琦在“杨定事件”前本来是反对取绥州的，但在这次事件后则认为，在夏人挑衅时放弃绥州未免示弱太甚，因而反对弃绥。当时主持军事的枢密使陈旭力主弃绥，责琦前后两端，韩琦说明自己改变主意的理由。神宗认为有理，遂决策拒绝西夏要求，不弃绥州。熙宁二年（1069年）三月，西夏又要求以其前所攻占的宋塞门（今安塞县北）、安远（今甘肃通渭县东）二寨换回绥州。宋同意，但要西夏先还二寨再交绥州，西夏实无心还二寨，要求“先得绥州”，结果交易没有做成。当年十二月，西夏派军进攻绥德城，又被宋军击退。

软硬两手失败后，西夏想起仿效他们的老对手种氏父子，于是也在绥州一线搞起了“筑城战”。熙宁四年（1071年）正月，西夏在无定河畔抚宁故县北崖上筑啰兀城（今米脂县北），复职不久的种谔率兵来攻。于是宋夏两国在这一线的军事地位与几年前恰好来了个颠倒：西夏筑城，而宋军反筑城。种谔的这次进攻被西夏国相梁乙埋击退。不久种谔再攻，击败夏都枢密使哆腊，进占啰兀。[45]

这时王安石执政，“熙宁变法”已在全国渐成气候，反映在边事上，则是主张抗夏进取的改革派在陕西占据了优势。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自请行边，改革派重臣韩绛认为“朝廷方赖安石，臣宜行”。于是以韩绛为陕西宣抚使，全面支持抗夏军事及陕西诸路政事。他开府于延安，大力支持种谔，任命他为鄜延路兵马钤辖，不仅令陕西诸将皆归其节制，而且把河东路在麟府一线的抗夏军事指挥权也交给了种谔。种谔受到重用后，提出了控制横山山脉，取得俯瞰银、夏的战略优势，打通鄜延至麟府的通道，把河东、陕西两个战场连为一体的设想。朝中与陕西的保守派都对他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大加攻击，说他是“狂生”，“朝廷徒以种氏家世用之，必误大事”[46]。但是韩绛支持他，摈弃了反对意见。于是战事又在绥德城以北展开。种谔把对西夏的反筑城作战又倒了回来，恢复筑城推进战略，加筑了夺自夏的啰兀城，并进而又筑永乐川、赏逋岭二寨，遣部将赵璞、燕达重筑了抚宁故城。这样，种谔便控制了横山山脉跨越无定河谷的冲要之地，在山北建立了据点群，并把城筑到了银州境。韩绛为种谔报功，于是他自取绥州以来第一次受到了朝廷的褒奖。

与此同时，种谔又下令鄜延、麟府的宋军两头对进。河东路的宋军由麟府向南，连续筑成荒泉三堆、吐浑川（今秃尾河）、开光岭（今佳县、神木间）、葭芦川（今佳县）四座城寨，各相距40余里，沿途一路在葭芦川、尚堡岭一带与西夏反筑城的骚扰部队作战，[47]终于打通了两地的联系。麟府折家军的折继世、高永能进驻啰兀城附近的细浮图城。这样，自李继迁反宋之后，宋朝第一次初步开辟了战略通道，把孤悬河西的麟府与陕西其余部分联系起来。

但是，种谔指挥下的宋军总共不过2万人，事实上是很难达到既控制横山冲要又维持绥、麟间数百里通道这样两个战略任务的。点距20余公里的寨堡线也过于稀疏，难以互为声援。而种谔过分急于求成，引起了疲劳已极的部队的不满，甚至发生哗变现象。西夏更不会坐视宋朝控制横山进窥银夏。三月间，西夏国相梁乙埋率大军来夺横山，围攻抚宁堡。宋军各点不能相援，抚宁堡失守。朝廷这时又下令放弃啰兀。燕达于五月间自啰兀南撤时受到夏军袭击，损失不小。其他新筑诸堡都不战而弃。横山冲要复为西夏控制，而绥、麟通道也再度中断。种谔的计划失败了。

在这次战役中，西夏以国相、都枢密使之尊亲统大军对付宋朝的2万人马，种谔不敌在所难免。世间没有常胜不败之将，而此役的损失不过“将士千余人皆没”[48]。无论是与宋夏战争中宋军屡次重大失利相比，还是与种谔绥州之役克敌5万、扩地百里、收复重镇、逼降巨酋的战功相比，都说不上重大。比前不久宋军在西线的失利损失也小得多。但是保守派却借题发挥，又一次掀起了参劾之潮。种谔连续受重大处分：先贬为汝州团练副使，再贬为贺州（今广西贺县）别驾，支持他的韩绛也被罢职，贬知邓州。干事的因小过而被整，不干事的安坐而整人，“熙宁新政”之时尚且如此，宋朝边政之弊可想而知。

同一时期，在西线的秦凤、环庆二路也发生了战事。西夏于熙宁二年（1069年）四月攻秦州，破刘沟堡，又于九月，次年五月、八月三次出兵环庆，“兵多者号二十万，少者不下一二万”[49]。宋军多次失利，钤辖郭庆、高敏、魏庆宗、秦勃均败死。但是与东线宋军未能控制横山一样，西线夏军也未能控制子午岭。双方都已倦于战事，于是在熙宁四年（1071年）五月又开和谈。西夏仍以绥州是求，于这年九月遣使到延安，再次提出以塞门等二寨换绥州。宋朝仍不许。至次年七月，西夏失绥州已将五年，和、战均无望收复，只得作罢。是月达成的妥协议定以绥德城外10公里为宋夏分界，各立封堠。这一阶段的宋夏战争，终以西夏被迫承认绥州归宋而暂落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