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和平交往与互市
北宋一朝在陕西始终面临着与西夏（及其前身定难军）的对峙。但对峙并不仅仅意味着战争，它也意味着官方的与民间的和平交往，意味着双方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互相影响与融合。
从李继迁开始，西夏的历代统治者对宋朝都采取“手硬嘴软”的政策，除了李元昊称帝之初致书宋朝时称儿而不称臣、自称“嵬名吾祖”（青天子）并称对手为“宋”[1]之外，其他各代夏主，包括李元昊本人在庆历和议之后，都一直对宋称臣，用宋“正朔”（对内不用），称宋为“朝廷”，受宋之册封为“王”“国主”（对内则称帝依旧），因而一直保持着名义上的“君臣之义”。西夏每次侵宋，都声称是受边臣欺侮，求皇上做主，然后讨价还价一番，占了便宜之后，多半还要上表“谢罪”。因此宋夏之间官方的通使往来十分频繁。和平时期，双方使节来往于两国首都，都经过陕西境内的永兴军、鄜延一路。即便是在交战年月，双方也在宥州与延州二地设馆接待对方来使，交涉各种事务。陕北的宥延大道因而成了官方的通使走廊。在和平年月，除双方国丧时互致书遣使吊唁，新君即位时互相遣使朝贺，册封并复使致谢，新年互相遣使致贺外，每逢皇帝生日（宋朝所谓乾元节、同天节、天宁节之类）或太后生日（长宁节、坤成节之类），西夏均遣使致礼并受宋的回谢。加上朝贡、受赐及其他例行往来，宋夏间官方光是礼节性交往就相当频繁，比同在宋朝藩属之列的大理、交趾、高丽等要密切得多。
宋夏之间的民间交往更为密切。这除了由于西夏经济结构的特点使它比金、辽更依赖于与宋的“互市”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西夏并没有能统一羌族诸部，这与契丹人之统一于辽，女真人之统一于金是不同的。宋朝时陕西诸路境内，都大量居住着族系上近于夏而政治上属于宋的属羌，包括羌人中的内附党项部落，甚至党项中西夏皇族所在的李（嵬名）家氏族也有大量的内附人口（不包括李继捧等已迁离陕西者）。如宋英宗时附宋的嵬名山一部，有众1.5万多户，降宋后仍被安置于绥州大理河一带，与汉户一道杂居务农，为宋屯守绥州如故。[2]蕃户、蕃官在当时的陕西，尤其是陕北地区的官民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仅府州《折克行神道碑》碑阴的职官题名中，就有张王族、王乜族、女乜族、□俎族、减誓族、浪王族、孤咩族、兀泥族、悉利族、咩保族、毛羽族、麻乜族和朵母族13族官吏20余名。与此相反，宋辽、宋金边界的宋朝一方境内是决不可能有如此多的契丹或女真居民的。这些部落与其夏境的同族之间尽管在上层可能已成世仇，而民间却少不了来往，尽管政治、军事上的敌对（如夏州李氏与府州折氏那样）可能比他们与宋朝的关系更严重，但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却更多。这是促进双方交往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宋辽、宋金之间所没有的关系。
“互市”是民间交往的重要方式。宋朝需要西夏的盐和马，西夏需要宋朝的粮食、茶、纺织品与金属制品，双方经济互补性很大，并且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宋初为对付李继迁，曾于淳化四年（993年）在陕西禁市，“绝其青盐不入汉界，禁其粒食不及蕃夷”。但几个月后，便产生了始料不及的后果：沿边私市长期互通有无，禁后犯禁者更多；党项人买不到粮食，相率在边境掳掠；内附属羌不满禁市，万余帐叛宋归附继迁；就连关陇地区的汉族人民，也因得不到食盐，而在境上“骚扰”。于是宋朝只好又解禁开市。[3]
李德明在位时期，宋夏于景德四年（1007年）建立官方贸易关系。宋朝官方向西夏收购的商品单中有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蜜、蜡、麝香、毛褐、羚角、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等。向西夏输出的有缯、帛、罗、绮、香药、瓷器、漆器、姜、桂等。[4]西夏每年遣官使到陕西边界与宋人贸易，并以成交量为考核标准，超额者奖，完不成交易定额者要受罚，甚至被处死。[5]
宋夏之间的岁赐与朝贡，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官方贸易形式。西夏向宋进贡马、驼等，换取宋朝大笔岁赐。西夏每次派人使宋，都开列采购单，要求使者即用“赐”银在宋采办，实际上是以进奉为名做买卖。在初期，使者可任意进入民间市场，后来宋朝才规定设馆舍招待，由官方主持贸易。延、宥二州都有这种形式的“馆舍贸易”。
更大宗的贸易是通过官设榷场举行的。宋咸平五年（1002年），李继迁率先在橐驼口（今神木县西北）置“会”（市场）与宋境属羌交易。这是今陕西境内宋夏间第一个官设榷场。景德四年宋朝开设的保安军榷场，除官市外，民间亦可自由交易。庆历六年（1046年），迁保安军榷场于顺宁寨（今志丹县东北）。在整个宋夏对峙期间，保安军与西线的镇戎军一直是宋夏间两个最重要的贸易口岸。以后，在今陕西境内宋朝又陆续开设了麟府境内的银星和市、绥德城内及其以北的抚宁和市。除一般性榷场外，还开设了专业市场，如宋神宗时在宁河寨（今佳县北）设立的茶马市场，就是宋朝官方垄断的宋夏边境六个茶马贸易口岸之一。大致上以宋茶一驮，可易西夏一马。
宋夏人民都需要和平交往，不需要战争。他们“如婴儿之望乳”一般欢迎开市。双方互通有无，两边的老百姓“交受其利，不可胜计”[6]。在市场上，人们抛开官方的恩恩怨怨，“略无猜情，门市不讥，商贩如织”[7]，增进了双方人民的互相理解和友谊。
而宋夏双方，尤其是宋方，则更多地把互市当作一种手段。他们算的是政治账而不是经济账。李德明时期向宋出口马，李元昊即极力反对，认为“以马资邻国，已失计矣”。宋朝方面则极力控制粮食、金属制品的出口，以及食盐的进口。宋夏关系正常时，宋方常在夏境饥荒时开放民间粮食出口作为“怀柔”的方式。夏境矿冶之业不发达，唯一的冶铁基地在今陕北佳县、榆林间的“茶山铁冶”。神宗、哲宗时期这一带几经易手之后入于宋，西夏的“金属荒”更严重。“盐铁贸易”遂成为宋夏“商战”的重要领域。“自茶山铁冶入于中国（指宋朝），国中乏铁，常以青白盐易陕西大铁钱为用”[8]。而北宋则经常有铜铁及钱币出边之禁。
宋夏贸易战在西夏青白盐行销陕西问题上表现得最突出。宋夏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是把政治账与经济账算到一起的。盐是北宋的专卖物资，北宋规定陕西为河东解盐（产于今山西运城市安邑）的行销地，解盐专卖的收入是陕西路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而产于盐州（今定边县境）境内的青白盐又恰恰是夏境内最重要的大宗输出产品。西夏常年置有畦夫数千，池盐“出产无穷”[9]。从定难军时代起就是“数州之地，财用所出，并仰给于青盐”[10]。青白盐对陕西来说要比河东盐近，品质也好，“价贱而味甘”，河东盐难能与它竞争。因而宋朝只好用行政干预的办法禁其入境。北宋一代互市屡开，但青盐入陕之禁始终未曾撤销。即使是与宋廷关系最好的李德明，也未能说服宋朝放行青盐。李元昊对宋朝以战逼和，和解的条件首先也就是岁卖青盐10万石。而宋朝宁肯弃地，也决不肯开盐禁。
但是市场的规律在起作用，决不是一纸禁令所能取消的。首先是历史上一直食青白盐的属羌诸部不买宋廷禁令的账，宋朝只好“宽其禁以图安辑”[11]，只对犯禁的汉族人民处以刑罚。然而有属羌为中介，对汉人的盐禁又从何行起？到神宗年间，不仅沿边一带，就是在关中的凤翔及永兴军，盐禁也已是具文而已，“法存而实不行。城门之外，公食青盐”[12]。这不仅是价值规律对行政手段的胜利，也是和平交往对隔绝政策的胜利。
宋朝一直把停止岁赐、关闭互市作为制裁西夏的手段以补充军事手段的不足，屡屡宣布“违约则罢和市”[13]。而西夏虽不能免于因此而遭受损失，却也可以用以互市弥补岁赐之停、以走私弥补互市之禁的办法来减轻损失。神宗时苏轼说：西夏用遣使贸易的办法，“每一使赐予、贸易，无虑得绢五万余匹，归鬻之其民，匹五六千，民大悦。一使所获，率不下二十万缗。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罢岁赐，可以坐复”[14]。每一轮这种贸易，可得绢5万余，一年五六回就有30万匹，已超过岁赐之数了。而在宋朝闭关罢市时，民间贸易却屡禁不绝。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河东路当局便发现麟、府民间商人带“轻货”到夏州，在夏境私市。李元昊时期宋朝闭关，但“私贩不能止”[15]。神宗时宋夏开战，而双方民间的生意仍“肆意往来，所在无复禁止”[16]。熙宁六年（1073年）枢密院的报告也证实：陕西“缘边不能禁止人私与西界贸易”[17]。很难简单地否定或肯定这种自发的乃至非法的民间经济交往：它们对北宋抗夏军事斗争当然是不利的，但另一方面，它们适应陕西双方人民生活与生产的实际需要，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从各族人民的和平交往愿望来说都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北宋时期陕西各族人民的和平交往当然不限于做买卖。在政治、文化、技术各领域也是如此。今陕西境内的茶山铁冶，曾先后为西夏与宋据有，冶铁技术赖以交流。青盐生产的扩大，也有汉族畦工的功劳。甚至在打仗的同时，也掺入了与军事有关的技术传播，如筑城术。值得一提的是政治人才的交流。西夏立国，除依靠军事上的武功之外，还有赖于典章制度的建立、文治教化的昌明。而这一切都有陕西汉人的功劳。西夏历朝都重用过一批汉族谋臣，他们几乎都来自陕西：
李继迁、李德明两代的重臣张浦，是银州士人，李继迁走避地斤泽，联辽为援，攻银州，取河西，都出自他的建策。他还多次亲自领兵作战，使辽使宋，是政治、军事、外交几方面的高手。李继迁父子的成功，他的谋划起了很大作用。他死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未能看到西夏王国的建成，李元昊后来追封他为银州伯，以示纪念。
李元昊的重臣张元、吴昊，都是关中的落第文人。“华州（今华县）有二生张、吴者，俱困场屋，薄游不得志。闻元昊有意窥中国，遂叛往。以策干之，元昊大悦，日尊宠用事。凡夏人立国规模，入寇方略，多二人教之。”[18]这二人后来分拆元昊之名以为己名，遂名张元、吴昊。他们累举进士不第，于景祐四年（1037年）投奔夏州。李元昊建国后，任他们为国相、太师、中书令等职。常参与机密。其中张元还参加过好水川、定川寨等战役，屡建功绩。[19]
还有李谅祚的重臣苏立，来自秦凤路。另一重臣景询，是叛逃入夏的陕西文人。他们都对西夏王国摆脱游牧部落习气和奴隶制旧传统、走上封建化道路起了很大作用。
而西夏对陕北地区的统治方式，也逐渐向宋靠拢。“其设官之制，多与宋同。朝贺之仪，杂用唐宋；而乐之器与曲则唐也。”[20]陕北定难军旧地原有银、夏、绥、宥、静五州，西夏建国后又陆续建置了洪州（今靖边、定边二县间）、石州（今横山县东北）、龙州（今靖边县东南杨桥一带）、盐州（今定边县境）四州。这片地区，也是西夏境内汉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从陕西籍人才在西夏封建化过程中的作用和陕北西夏辖境在封建化过程中的地位而言，把西夏的封建化称之为“陕西化”似乎并不过分。
西夏的封建化是羌人诸部封建化的总过程的一部分，这一过程自然也包括宋境陕北属羌社会的封建化。从文化角度看，也就是属羌的汉化。附宋的属羌上层人物在这方面可为代表。府州折氏就是其中的典型。宋初与夏州李氏几“无以异”的属羌大族折氏，至北宋中叶已经完全汉化。史称宋仁宗时知府州事的折继祖“不类胡种，虽为云中北州大族，风貌庞厚，揖让和雅。其子弟亦粗知书理。留州中凡数日，出图史、器玩、琴、樽、弧、矢之具，虽皇州缙绅家，止于是耳。信乎！文德之遐被”[21]。到北宋之后，陕西属羌作为一个民族已与其他民族融合而消失，夏境党项与内地之别也日益变得只是政权之别，文化差异则逐渐淡化。元代大一统后党项政权不复存在，党项羌也就最后从陕西历史上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