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庚申之役后的秦岭战线

绍兴十年（1140年）夏的“庚申之役”后，宋金双方都在秦岭南北作长久之计：金朝设立了陕西四路，逐步建立了总官府体制；南宋也设立了利州东、西路。直至金亡，这种南北分治的局面基本稳定。

但川陕战场在宋金对峙格局的重要性并未改变，此后几十年内，宋金关系的大局稍有波动，秦岭上就会有所反映。这期间的主要战事有：

腊家城之战　绍兴十一年（1141年）八月，金将胡盏、习不祝合兵5万，占据腊家城作为据点，出屯刘家圈，准备侵宋。

吴璘得讯，研究破敌之计，创立“垒阵法”：“每战以长矛居前，坐不得起；次最近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约贼相搏于百步内，则神臂先发，七十步，强弓并发，次阵如之。凡阵以拒马为限，铁弓相连。俟其伤，则便代之；遇更代，以鼓为节，骑两翼以蔽于前，阵成而骑退，谓之垒阵。”诸将初次听说这样的战法，都犹豫不信，窃窃私语说：我们的部队会毁在这个怪阵里吧！

不久，宋军与敌对垒于剡家湾，吴璘即用“垒阵”攻之。但胡盏与习不祝均老于用兵，据险自固，前临峻岭，后控腊家城，深沟高垒，坚不出战，自称“宋军不敢轻犯我营”。吴璘下战书约战，金朝二将得书大笑说：吴璘不过外强中干，故作姿态罢了。

吴璘到夜半传令，派姚仲、王彦夜袭敌营，衔枚疾走，约定上岭而后发火。二将至岭，寂无人声，军已列阵，万炬齐发，火光冲天，敌人才从梦中惊醒，惊慌失措。原来，吴璘已了解了两个敌将的性格：胡盏善战，轻敌好动；习不祝善谋，多虑沉毅。所以他先以兵挑胡盏营，胡盏果然大呼出战。吴璘便用上“垒阵法”，更休迭攻，并亲自上阵指挥。宋军士气大振，一举破敌。吴璘以骑兵追击，杀敌600余，活捉700人，还有万余人投降。胡、习二将逃回腊家城，再不敢出。吴璘发兵围城，百般进攻，到九月二十八日，城即将被攻破，朝廷却下诏令吴璘班师。原来这时宋金已达成新的和议。于是吴璘功败垂成，宋将杨政、郭浩也各自撤兵。[1]

这次宋金间达成的和议，与金朝主动议和并向宋“归地”的己未和议不同，它是宋高宗与秦桧一伙出于极阴暗的自私心理，在宋军作战胜利，几乎攻取了河南全境的情况下媚敌求和的结果，并不反映双方的实力均衡。此次和议则是既辱国，又割地。为了求和，宋高宗与秦桧在朝中害死了抗战名将岳飞，在陕西他们也杀害了坚持抗金的地方官邵隆。

邵隆时任商州知州已10年。任期内商州曾几度易手，他都带领军民苦战夺回。绍兴十二年（1142年）宋金达成的和议规定，宋在西线割商、秦二州之半和和尚、方山二原给金。商州城亦在割让之列。当时邵隆方在商州“披荆榛瓦砾以为治，招徕流散，屡败金人，终不肯离商而去”。值和议成，割商与金，邵隆被改任为邻境金州的知州。他痛恨割地，怀念商州父老，“常怏怏，尝以兵出虏（金）境”。秦桧闻知，暗地派人毒杀他，害死了这位爱国抗敌的地方官。[2]

辛巳之役与任天锡北伐　“绍兴和议”之后，宋金间有20年未发生大的战事。到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海陵王完颜亮又大举南侵，妄图灭宋，史称“辛巳之役”。

与完颜亮在东线的进攻同时，金朝以徒单合喜为陕西经略使，燃起了两线的战火。徒单合喜以重兵扼大散关，进攻黄牛堡（今凤县、宝鸡界，秦岭要隘）。这时吴璘已60岁，刚刚接任四川宣抚使，全面主持四川（实为陕南）军政。他以老病之躯，部署宋军四路反击：姚仲取巩州（今甘肃陇西），王彦出关中东部，惠逢取熙河，杨从仪攻大散关。其中，王彦部将任天锡的北伐，在军事上堪称杰作。

这年九月，宋金州守将遣统制任天锡、郭湛领精兵向敌后作远距离穿插。任、郭率领为数不多的宋军，沿着历来军旅罕经的小道，由金州经洵阳（今旬阳县）攻入金朝商州境，先后攻克丰阳（今山阳县）、商洛（今丹凤县西北商洛镇）和商州城，活捉金商州守将完颜守能。由商州越芦灵关进入河南境，一举攻克朱阳（今河南灵宝县西南）和虢州（今灵宝县），逐走金朝虢州守将萧信，从而出人意料地出现在远离其他战区数百上千里，深入敌后的崤函战略通道上，切断了金朝控制下的中原与陕西两大地区的交通。在以后的两个月内，任天锡等以虢州为中心分兵四出，向北攻取陕州（今三门峡市），向西攻入潼关，连下华阴、华州和渭南，直逼金朝在西北的统治中心京兆府。另分兵一路沿洛水东进，连取长水（今河南洛宁县西）、永宁（今洛宁县东北）、寿安（今河南宜阳县）、嵩州（今河南嵩县），直入当年宋朝的西京河南府（今洛阳市）。[3]于是任天锡在近三个月内，以不多的兵力控制了潼关东西的大片地区，使金朝关河失险，东西道梗，长安、洛阳两座古都同时告警，正集兵凤翔以西地区与宋军争雄的西线金军主力腹背受敌。金朝统帅们在蒙头转向好久以后才反应过来，调兵向虢、华、陕诸州反扑。

在此同时，西线宋军主力与金军争夺秦、陇、洮、兰诸州，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二月攻下战略要地、吴氏兄弟的家乡德顺军（今甘肃静宁县东），吴璘“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拥马迎拜不绝”[4]。今陕西境内的大散关、和尚原等军事据点，以及陇州等重镇，也被宋军控制。

正当西线宋军继续扩大攻势之时，新即位的宋孝宗又从千里之外下诏令吴璘班师。吴璘遂于隆兴元年（1163年）正月弃德顺军南归河池。这时孝宗觉得不妥，又下诏让吴璘“进退可从便宜”。然而战机已失，宋军且在班师途中受到金军的追击，损失惨重，秦凤、熙河、永兴三路复为金取。[5]孝宗在南宋诸帝中号称有为，然而那从北宋以来相沿不改的皇帝对军事瞎指挥乱干涉的毛病仍然为弊如此。

开禧北伐与吴曦叛乱　隆兴二年（1164年）宋金再立和议，从此秦岭战线又进入长达40年的相对平静时期。这个时期先有虞允文宣抚四川，后有吴挺（吴璘之子）统兵陕南，他们都是著名的抗战派。在他们治下，陕南边备严谨，军政尚无大弊，金人因此不敢南侵。

吴挺死后，他的儿子吴曦继续统帅“吴家军”。从吴玠、吴璘、吴挺到吴曦，吴家三代四帅，统兵70余年，威震一方，于战功烜赫之余，也如封建时代的一般勋贵门阀一样内蠹丛生。吴曦是个野心勃勃的纨袴子弟，他在秦岭巴山之间坐井观天，居然做起了皇帝梦。绍熙四年（1193年）南宋朝廷考虑到边帅世袭之弊，曾调吴曦到首都临安任职，但他不愿离开自己的土围子，遂贿赂宰辅大臣，求还四川（陕南），居然获得允许。于是他又任兴州（今略阳）都统制。他以种种手段博取朝廷的信任，到开禧二年（1206年）又升为四川宣抚使副使，开府河池。当时开府兴元的宣抚使程松统兵3万，而他这个副使却统兵6万，朝廷又允许吴曦节制财赋，于是他的权力越来越大了。

这时，南宋宁宗在位，权相韩侂胄志在恢复，发动了南宋历史上最后一次对金攻势，史称“开禧北伐”。那时候，金与南宋两个王朝都已腐朽，但金背后有蒙、夏，战略地位更险，南宋则承240年积弊，腐败程度更深，韩侂胄壮志可嘉，但才略平平，尤拙于知人，不知是出于崇敬名门还是受了吴曦的好处，他一直很器重吴曦，曾作主放吴曦回川掌兵。开禧北伐时，他又把西线的重任全托付给吴曦，让他在原职之外又加兼陕西、河东招抚使，盼望他兵出秦岭，收复陕晋。然而韩侂胄万万没想到吴曦会以叛乱投敌相报！开禧二年（1206年）四月，即北伐诏书下达前一个月，吴曦已经秘密遣使金廷，约定献出关（大散关）外阶（今甘肃武都县）、成（今甘肃成县）、和（今甘肃西和县）、凤（今凤县）四州地，求金朝封他为蜀王。金廷答应支持他割据，并让他在北伐时按兵不动，使金军得以集中兵力于东线，击退了北伐宋军，并且大举反攻。

不久，金军在西线也越秦岭南下，收取吴曦所献之地。宋军中下层将领进行了抵抗，但都被吴曦制止，和尚原、河池、七方关等当年吴家将立下显赫战功之地，竟都被这个不肖子孙拱手送敌。这年十二月，吴曦接受了金廷颁发的金印、诏书，受封蜀王。宣抚使程松仓皇逃走，所部都被吴曦兼并。开禧三年（1207年）正月，吴曦正式称王于兴州，建宫殿，置百官，与金以铁山划界，还准备“行削发左衽之令”，让军民都改女真装束。消息传开，陕南军民群情悲愤，就连吴家的不少人也痛哭出声。吴曦召陕南知名人士为官，结果杨震仲服毒自杀，陈咸剃发为僧，史次秦自瞎双目，还有许多人或拒绝伪命，或弃官出走，或谋起兵反抗。在这种情势下，下级官吏兴州合江仓官杨巨源、中军正将李好义等，约合吴曦部将张林、朱邦宁，集众70余人于二月的一个深夜劈开“宫”门，直冲入寝室，杀掉了吴曦及其死党。吴曦称王叛乱仅41日，便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吴氏家族的势力也随之而覆灭。

但是由于杨巨源、李好义认为自己是小人物，不足以服众，于是把随军转运使、吴曦封的“丞相长史”安丙推出来为首，使他窃取了平叛之功，被宋廷任命为四川宣抚副使。

这时陕南军民抗金情绪高涨。杨巨源、李好义等平叛英雄又投入了抗金斗争，率军民收复了吴曦出卖给金朝的四州之地，凤州、大散关等地也被陕南军民夺回。然而接掌了陕南大权的安丙却下令要军民“谨守故疆，不得侵越”，使抗金军民“士气皆沮”。[6]金军乘机反扑，又控制了大散关。安丙还在宋军内部挑动内讧，铲除异己。他与收复大散关的孙忠锐有隙，遂令杨巨源伏兵杀孙忠锐，然后又诬指杨巨源谋反，把杨下狱害死，并谎报朝廷说是自尽。李好义也被他指使人下毒杀害。陕南军民平叛、抗金斗争的大好形势，就这样在驱虎进狼的悲剧中被断送了。

这一年十一月，宋廷中的奸臣与投降派制造“玉津园事变”，杀害了韩侂胄，并以其首级献给金朝求和。“开禧北伐”终于以彻底失败告终。

金末侵宋之役　金朝在南面击退了宋朝的“北伐”，北方却日渐感到了蒙古人南下的威胁。宋嘉定七年（1214年）金宣宗弃中都南迁汴京。金朝已临近灭亡。这时，金廷内展开了对宋政策之争，以胥鼎为代表的一派主张联宋抗蒙，而以权相术虎高琪为代表的一派，则主张弱者欺负更弱者，北边损失南边补，以侵宋扩地来挽救濒危的金朝。结果术虎高琪一派获胜。于是在开禧之役10年之后，金军又向蜀口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宋嘉定十年（1217年）十二月，金军在西线从秦、巩、凤翔三路南侵。次年二月，金将完颜赟攻破大散关，三月，宋利州统制王逸率领抗金民兵10万人大举反攻，夺回大散关，阵斩完颜赟，另一金将包长寿只身逃走，金军遭到惨败。然而这时宋沔阳（今略阳）都统制刘昌祖却下令王逸解散民兵，宋军因而溃败。四月，金军再度南下，刘昌祖焚城而逃。金兵入成、和、阶诸州，掠去粮9万斛，钱数千万。又攻大散关，宋将王立逃走。兴元都统吴政打败金兵，到大散关，斩逃将王立，并向朝廷奏报刘昌祖的罪行。宋廷罢免刘昌祖。

嘉定十二年（1219年）春，金军再越秦岭，吴政在黄牛堡御敌牺牲，金军南下攻破大安军（今宁强县），又连陷成州、凤州、洋州和兴元府。陕南的重要城镇几乎全被攻破。宋四川制置使董居谊作为四川宋军最高统帅竟然弃职而逃。只有都统张威出兵抗金，在大安军邀击来敌，大获全胜，金军被赶回岭北。

次年，宋四川宣抚使安丙致书西夏，约定联合夹击金军。九月，西夏军20万围巩州。安丙命张威、王仕信出兵助攻，结果失败。安丙罢免张威，斩王仕信，停止了进攻。

持续四年（1217—1220年）的这次陕南战事，可以说是金朝灭亡前的垂死挣扎，金军深入陕南腹地，直抵今川陕界上。陕南的各个城市，包括利州东、西二路的首府在内都曾被攻破。这是宋金陕南战争史上少见的。但实际上金军未能久占任何一地，弱者欺负更弱者的结果是自己变得更弱，更快地为强者——新兴的蒙古人所消灭。到嘉定十七年（1224年）金朝末主哀宗即位，倾全力抗蒙救亡，并向宋军民告谕今后“更不南伐”。宋金秦岭战争至此停止了。

而这时，秦岭以北已经响起了蒙古军的马蹄声，岭南岭北的宋、金两国军民，不久都相继投入了一场更为悲壮的反征服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