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社会问题其实都是人的问题

社会其实是一个责任说不太清的世界。社会即使有责任，也要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

社会看起来纷繁复杂，但背后又有一些非常简单的规律。我研究犯罪心理学三十多年，这给了我一个比较独特的视角，使我更多地关注人的问题的由来。我发现，所有社会问题归根到底都是人的问题。无论是道德滑坡、腐败问题，还是多么不可思议的案件，最后都可以归结为人的问题。

因为研究犯罪就要研究人，研究犯罪心理就是在研究人性的弱点，所以我在研究犯罪事实时，即使是严重的暴力犯罪，也不会轻易归咎于社会，不会简单地谴责社会怎么样。在我看来，社会其实是一个责任说不太清的世界。

有时，我们确实能看到很多社会问题的存在，但同样的社会刺激落在不同的人身上，不一定会产生同样的反应。如果我们把原因都归结于社会，该如何惩罚社会呢？这样归因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我们需要研究每个作案人具体的心理问题。

就拿2010年来说吧，从3月至5月，全国接连发生了六起砍杀幼儿园孩子和小学生的案件。很多人说是社会矛盾加剧的表现，作案人是为了报复社会，但我当时就发表了不同看法。我认为社会矛盾确实很严重，但那主要体现在群体事件上，而不是体现在砍孩子这种案件上，这种案件作案人心理的异常反应更为突出。

我是做个案研究的人，每个案件都会研究作案人的心理背景。我发现在这六起案件中，只有一起跟社会矛盾沾点边，是因拆迁引起的，但作案人实则有过错在先。

2009年，山东潍坊农民王某某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违规建房，被勒令于2010年4月30日拆除。拆房日上午，他就携带铁锤和汽油强行闯入一所小学，用铁锤打伤五名学前班学生，然后抱住两名学生点火自焚。这两名学生被老师奋力抢出，王某某则当场被烧死。当时还有六户村民被勒令拆房，只有他采取这种极端手段，说明问题出在他有危险心结解不开。

春季是精神病容易复发的时期，也是各种心理疾病的高发期。在这六起案件中，就有一起是精神病人作案，还有两起则是因久病不愈引起心理失常。广东雷州病休教师康某某觉得生不如死，又想自己这样死了太憋屈，就想先杀人再自杀。可他没有胆量杀成年人，就跑到小学去杀孩子。2010年4月28日下午，他持刀混入一所小学，在砍伤16人后企图跳楼自杀，被消防官兵用高压水枪制伏。

另一起案件发生在陕西省，作案人吴某某身患多种疾病，多次医治未见好转，曾两次自杀未遂。他有一所房子租给别人办幼儿园，听说园长曾在屋里打死一条蛇并施法捣鬼，给自己带来病痛，于是心怀怨恨。2010年5月12日上午，他持菜刀闯入这所幼儿园，当场砍死园长，另致8人死亡、11人受伤，然后返回家中服毒身亡。

其余两起砍杀孩子的案件，则因作案人长期生活不顺，导致心理扭曲。其中一名作案人徐某某，曾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于2001年被辞退，后又做直销亏本。这个无业人员经常被老婆骂“窝囊废”，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废物，便于2010年4月29日上午持刀闯入江苏泰兴一所幼儿园大开杀戒，致32人受伤。

另一名作案人郑某某，原是福建省南平市一个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医生。此人具有明显的自恋情结，对自己估计过高。有病人奉承他医术好，他就真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他不明白成年人说话都是含有水分的，有些只是客套话、场面话，比如下属对领导说“您真英明”，销售员说“美女，你真漂亮”，你听完说声“谢谢”就行了，千万不要太当真。否则，你就是没有自知之明，属于自我认知不准确。

2009年，郑某某把卫生站的工作辞了，想去大医院上班。他曾跟同事吹嘘，说泉州有医院重金聘请他。但现实是，只有中专文凭的他找工作并不顺利，没有大医院要他，他一直在家待业。于是，他将此事怪罪到原来的领导王某某头上，觉得王某某不尊重他，在工作中总是排挤他，给他设置升职障碍，还迫使他辞职，导致他失业。

他的感情也不顺利，年过四旬还未婚。他当医生时认识了女孩叶某，一直追人家，不断给人家打电话。女孩被骚扰好几年，最后忍无可忍，就叫男朋友出面警告了他。他后来又追过其他女孩，但对叶某始终怀恨在心。

2010年3月23日上午7点多，他在一所小学门口持刀行凶，在短短55秒的时间里连续伤害13名学生，造成8人死亡、5人重伤，后被群众制伏。他原本打算杀掉30名学生，以引起社会轰动。而他这样做，只是为了让大家知道前领导王某某和女孩叶某“这两个人太坏了”。他跟检察官说，他的所作所为就是针对这两个人的。他制造这起血案，就是想让大家归罪于这两个人，给他们增加社会压力。

如此荒唐的犯罪理由，在郑某某嘴里却振振有词。他还在法庭上说，叶某到处说非他不嫁，搞得他没法找女朋友。他觉得自己为这段感情付出很多，而叶某却将他抛弃，还联合别人污蔑他，导致他大龄未婚。但法院查明，这段恋爱关系并不存在，全是郑某某一厢情愿。

郑某某生活不顺跟他的性格有关。这种经常把责任推卸给别人的人具有人格缺陷。人格缺陷有很多种，其中一种就是自恋。自恋型人格往往是后天养育造就的。如果我们对一个小孩天天夸“你真棒”“你真帅”“你真神”，不说别的，这个孩子长大后就会产生一种错觉，出现自我认知障碍，觉得自己真的很了不起。当他独立走向社会面临难题或面对更强的对手时，往往不能接受现实。

这种人格上的缺陷，往往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里长辈过分喜爱与宠溺，给他的外部评价不客观造成的。事实上，社会生活是很无情的，不会特别宠爱谁。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人，一旦在生活中屡遭挫折，就会出现心理落差。像这种因家庭造就的人格缺陷导致的犯罪，怎么能让社会来当替罪羊呢？

我曾在北京某区参与社区矫治工作，担任心理学顾问。有一天，一位热心帮助刑满释放人员的志愿者给我打电话，说他遇到一个难题。他先帮助一个刑满释放人员找到一间房子，让他有地方住。这个人没有工作，他又联系各方给他找了一份工作，让他能有点收入养活自己。可这个人得寸进尺地提出要求，说他需要一个老婆。

这位志愿者感到很为难，跟我说：“别的我都可以帮他，唯独婚恋这件事得靠他自己努力。他有犯罪前科，我总不能找一个女人，跟她说为了社会安定团结，你就跟他凑合过吧？”

当社会不能满足这种人的每一个要求，他因此迁怒于社会时，我们不能认为他就有理。

人们在找原因时，往往把好的行为和成功的行为归因于自己，而把不好的行为和失败的行为归因于外部。社会心理学把这种现象称为“归因偏差”。要克服这种人性的弱点，人们就要善于反思。可有的人从来不反思自己的问题在哪儿，只会怪罪社会。

社会是不具有责任能力的。社会即使有责任，也要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尤其是犯罪行为，更要明确是行为者的责任，不能简单地指责社会。社会只是你、我、他共同活动的一个平台或空间，大家其实都对社会有责任，而不是社会对具体的人有责任。所以，指责社会其实没有意义，我们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这个社会拔出去。我们应该做的是，把具体的人的问题和大家共同活动的社会平台的关系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