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整肃吏治，唯才是举

明思宗在即位诏中宣布，他将在遵循祖制的前提下，采取必要的措施来解决吏治与民生问题。但实际上，他对民生问题只采取了若干小动作，如在崇祯元年（1628年）二月下令暂停苏杭织造太监的上供，而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相对而言，他对吏治的整肃倒还比较用心，多少算是做了点儿实事。

在惩处魏忠贤、客氏和崔呈秀之后，明思宗于崇祯元年（1628年）正月十二日即戒谕百官，要求他们“自今为始，各务涤濯肺肠，各修职业，提精明振作之念，戒悠忽延慢之习，勿得苟怀私图，致偾国事，动诿之权奸掣肘，不得自行其志。今大奸既除，职掌还之各司，而犹不致忠竭节，亦非所以事朕也。至内外各衙门积年弊窦，尚未清厘，该部院自行检举陈奏，痛加洗剔，勿事虚文。大要为国节财，为民择吏，固圉者以封疆为重，守土者以民困为本。其有挟私坏公，逞臆荧听，不从国家起念，专以窥响妄营者，朕不时廉察，决不轻贷。一切奏议有关国计者，遵我祖宗成法，不得妄议纷更，惟其大法小廉，柔远宁迩，以佐朕平明之治”。三月初七日，辅臣李国槽条陈十大新政，请求皇上厉必为之志，务典学之益，执总揽之要，广听纳之方，谨内侍之渐，崇节俭之德，核职掌之实，精用人之衡，恤下民之苦，循久任之法。明思宗批示道：“卿所奏十事，订谋硕画，裨朕新政，事关朕躬，当一一采纳施行。”五月二十四日，明思宗召见阁部大臣等官员，谕辅臣来宗道等曰：“票拟之事，须悉心商榷。”谕吏部臣曰：“起废事重，会推宜慎。”又指斥户部“边饷措办无术”。再询问兵部事务，尚书王在晋的回答不够详细，明思宗便命太监拿来纸笔令其写下呈上。尔后，又告谕刑部：“天旱，凡用刑务效先朝平允。”此后，明思宗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着手整肃吏治。

明思宗整肃吏治，侧重于改革用人制度与提高行政效率两个方面。

在用人方面，明思宗面对复杂的局势、成堆的问题，亟盼打破原有制度的束缚，选择具有真才实干的人才出任各级官吏，帮助自己实现中兴之治。崇祯二年（1629年）十一月，后金兵临京师，翰林院庶吉士刘之纶上疏，说国家养士二三百年，豪杰莫不思望风自效于阙下。但他们不屑奔走于庸夫俗子之前，而又不肯夤缘巴结权贵以展其才，如果广行招徕而鼓舞之，则一人可当千百人之用。希望皇上奋然图治，破除庸俗之调，开功名之门，选任豪杰之士，凡战守之方，犄角之术，一切听其所为。谁能决策捍卫都城，阻敌逼近京郊者，即予爵赏；谁能控御通州、昌平，与敌决战，使之不犯先皇陵寝者，予以爵赏。与此同时，庶吉士金声也上疏，奏陈以重兵守御通州、昌平，并推荐草泽义士申甫与刘之纶，说他们具有将才，可膺此任。申甫是个游方僧，与刘之纶结识后，常一起谈论兵事，并自费造出单轮火车（用火器击敌的战车）、偏厢车、兽车（也是战车），还用木头造西洋大小炮。明思宗派人取来他们自造的战车，看后十分高兴，即日召见，命申甫为京营副总兵，赐给白银17万两，令其招募新军，便宜从事；改金声为山东道御史，监申甫军；授刘之纶兵部右侍郎，副尚书闵梦得协理京营戎政。申甫仓促招募数千人，皆市井游民，所需军装、兵器又不能按时供给，自然没有什么战斗力，接连为后金军队所败。申甫也于当月二十日在卢沟桥阵亡。第二年正月，刘之纶也在遵化的战斗中壮烈牺牲。

明思宗这次擢用申甫、刘之纶等人，虽然没有收到御敌的实际成效，但申、刘却都表现出效忠国家的英雄气概。此后，明思宗仍然坚持这一用人方针，并将它概括为“先才后守”四个字。所谓“先才后守”，即把才干放在操守前面，就是唯才是举的方针。当时许多大臣对这个方针有不同意见，有的赞同，有的反对。左都御史刘宗周即持反对态度，说许多人只看才干，不问操守，但从来没见过操守不行、品行不端的人，遇到敌人敢于向前冲杀，士兵能听从他的号令的。但明思宗强调：“济变之日，先才后守。”刘宗周说，前人之所以败坏，都是由于贪欲膨胀的缘故。所以，就应对时局的剧变而言，也应先守后才。明思宗仍然坚持：“大将别有才局，非徒操守可望成功。”认为在危机四伏的非常时期，必须选拔和任用能救时济世的干才，而不能墨守成规，刻意追求十全十美的完人。

根据这个“先才后守”的方针，明思宗强调选任官员应不拘资格。明初官员的任用不受资格的限制，大抵有以下三个途径：一是荐举，二是进士和在国子监读书的贡生（即监生），三是吏员。弘治、正德以后，开始强调资格，形成进士为一途，举人、贡生为一途，吏员等为一途的三途并用格局。三途之中，尤重进士，而轻举、贡。至于吏员，只能担任最低级的官职。到成化末年，吏员仅可担任佐贰、幕僚、监当、管库之职，非得有人保举，才能担任州县的正官。明思宗对这种制度很不满意，多次告谕掌管官吏任用的吏部：“国家用人，惟求事理民安。庸鄙之徒，不堪内外，若拘资俸，其人得矣，如国事苍生何？”认为国家用人，只求把事情办得顺当，百姓安定。庸鄙之徒是既当不了京官，也做不了地方官的。如果只看资历、薪俸就加以任用，他个人当然高兴了，但国家和百姓又该怎么办呢？

崇祯九年（1636年）二月，山阳武举陈启新诣阙上疏，痛陈用人唯问资格之弊，说：“国初典史授都御史，贡生授布政（使），秀才授尚书，嘉靖时犹三途并用，今惟一途。举、贡不得至显官，一举进士，横行放诞，此资格之病。”他手捧奏疏在正阳门外跪了三天，才由太监递入宫中。明思宗阅后，感到此疏切合他用人不拘资格的意旨，立即提拔他为吏科给事中，历兵科给事中。类似这样破格擢用人才的事例，还有很多。仅由举人出任巡抚的数量，就大大超过此前的所有皇帝。据清代官修《明史》的记载，“明世举于乡而仕至巡抚者，隆庆朝止海瑞，万历朝张守中、艾穆。庄烈帝破格求才，得十人。丘民仰、宋一鹤、何腾蛟、张亮以忠义著；刘可训以武功闻；刘应遇、孙元化、徐起元皆以勤劳致位，而陈新甲官最显”。丘民仰等十人都是举人出身而官至巡抚的，陈新甲更由宣府巡抚升至宣大总督，最后官至兵部尚书。

明思宗还把选任官员不拘资格的做法，运用到内阁大学士的选拔上。明代的内阁不是法定的中央一级行政机构或决策机构，而是为皇帝提供顾问的内侍机构。内阁大学士的升降由皇帝决定，其票拟是否被采纳最终还得取决于皇帝的批红，但内阁大学士毕竟是皇帝的重要助手，在明代中后期是皇帝下面地位最高、权力最大、对政局影响最巨的大臣。因此，对内阁大学士选拔任用制度的改革，也就成为明思宗用人制度改革的一个重点。

明初的内阁大学士，皆从翰林院的编修、检讨、侍读、侍讲官员中选任。翰林院的官员，在明初诸色人等兼用。天顺二年（1458年），内阁首辅大学士李贤奏定翰林院纂修专用进士，以后，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遂成定制。明思宗继位后，召见大学士商议政事，发现有些阁臣虽饱读诗书，有文学之才，但往往不谙政务，更不了解现实的国情，不仅没有应变济时的能力，而且还常常闹出一些大笑话。比如大学士郑以伟，有次代皇上拟旨，竟将奏疏中的“何况”两字当做人名，在票拟中写道：“何况着按抚提问。”令所在地的巡按、巡抚提审“何况”，让人哭笑不得。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明思宗先是往翰林院掺沙子，改变非进士不入翰林的格局。崇祯七年（1634年），他下令考选推官（知府、同知、通判的下属官员，掌管司法监察）、知县，从中选拔编修、检讨，进入翰林院，从而改变翰林院官员清一色进士出身的状况。接着，又于第二年六月，任用非翰林之外僚张至发为内阁大学士，从而打破非翰林不入内阁的惯例。张至发为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进士，历任知县、礼部主事、御史、大理寺丞，清理积弊，多所厘正，得到明思宗的赏识。崇祯八年春，擢升为刑部右侍郎。六月增置阁臣，遂擢为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他是自嘉靖年间许赞之后，自外僚擢任阁臣的第一人。此后，还有多名非翰林的外僚，被擢入内阁，参与机务。崇祯十一年六月，吏部官员反对这种自外僚擢任阁臣的做法，拟用老办法从翰林中会推阁臣。明思宗不允，命再斟酌，说：“词臣不拘资序，前旨甚明，何滥徇游移也？其并推在籍堪任者。”他之所以一再坚持“并推在籍”，即外僚中的“堪任者”，是“欲阁臣通知六部事”，了解、熟悉六部的政务。由于原有的阁臣中已有首辅刘宇亮出自吏部，于是吏部官员便从户部推出薛国祥，从礼部推出方逢年，从兵部推出杨嗣昌，从工部推出蔡国用担任阁臣。刑部推不出合适的人选，便以大理寺少卿范复粹代之。其中，仅有方逢年曾担任过翰林院编修，其他人皆出自外僚，而范复粹由少卿擢任阁臣，尤属异数。

为了求得更多的人才，明思宗还进一步开放藩禁，允许宗室子弟入学应试授官。

明制，除皇帝的嫡长子封为皇太子作为储君之外，其余皇子皆封亲王。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其余诸子年十岁，封为郡王，郡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嫡长孙授长孙；其余诸子授镇国将军，孙授辅国将军，曾孙授奉国将军，四世孙授镇国中尉，五世孙授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授奉国中尉。这些宗藩，皆世代享受岁禄，不授职任事。而且，藩禁越来越严，藩王就国后不允许再度入京，甚至不准出城，即便给父母扫墓也得事先提出申请。同时还规定“二王不得相见”，宗室子弟形同囚徒。亲王和某些郡王既有丰厚的岁禄，还可在岁禄之外得到各种名目的赏赐，生活优裕。将军以下，特别是中尉，岁禄就不那么丰厚，也没有什么门路可取得朝廷的赏赐，只能尽量多娶妻妾，多生子女，或者收养异姓，以增加禄米。因此，宗室人口迅速膨胀，岁禄的数量也大量增加。朝廷因负担不起，常常不能按时发放，致使许多将军以下的宗室成员穷困潦倒、衣食无着。嘉靖初年，枣阳王朱祐楒上疏朝廷，说“宗室久锢穷困”，请求“开四民业，以安贫宗，且省禄粮”，明世宗未予批准。后来，南陵王朱睦楧又条陈七事，提出“立宗学以崇德教，设选科以省禄米”的建议，也未被理睬。隆庆二年（1568年），王世贞应诏上疏，建议废除奉国将军诸子的禄秩，让他们分居附近州县，拨给房款，免除徭役，从事农耕或商贾；有志于举业者，让他们照常入学应试，经考试后出任南京及（布政）司、府、县官，也未被采纳。万历年间，刘应秋上《议处宗藩事宜疏》，详论宗室子弟宜开四民之业、自谋生路及入学应试授官，认为让宗室子弟开四民之业，弛出城之禁，既可省坐食之费，减轻社会经济负担，又可使他们得到固定的收入，缓和朝廷与宗室的紧张关系，引起了明神宗的重视。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郑世子朱载堉疏请“宗室皆得儒服就试，毋论中外职，中式者视才品器使”。明神宗终于下诏允行，但只令奉国中尉以下人等入学应试，而辅国中尉以上不许，理由是辅国中尉以上爵位尊荣，难以授职。万历三十四年八月，礼部左侍郎李廷机对此提出异议，指出封爵与科举原属二途，如果辅国中尉以上的宗室子弟愿从科举，中试后自应按照士子出身的资格一体选任官职，而不拘泥于原先的爵位。明神宗才再次下诏，令宗室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皆可与生员共同应试，并规定如果中了进士，二甲选任知州，三甲选任推官、知县；如果乡试中举，也照常例除授官职，但一律不得除授京职。

嘉靖以来，所有请求开放藩禁、允许宗室子弟入学应试的建言，都从减轻朝廷负担的经济角度来考虑。明思宗进一步开放藩禁，更多的是从延揽人才的角度着眼。崇祯四年（1631年），宗室子弟朱统铈考中进士，初选庶吉士，吏部以“统铈宗室，不宜官禁近”为由，请求改任中书舍人。朱统铈据理力争，明思宗命仍授庶吉士。崇祯八年正月，吏科左给事中阮震亨上言，请求仿效明太祖重定《祖训录》颁赐诸王的办法，申饬《宗藩事例》。当时，农民起义军刚攻破凤阳，焚毁皇陵，明思宗亟思广罗贤才，遂重申祖训的规定：“郡王子孙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其名闻。朝廷考验，换授官秩，其升转如常选法。”翌年二月，礼部拟出选用宗室人才的具体条例。第一步是荐举，规定宗室子弟先由五宗保结，再由王府长史据结详访，呈报亲王核查，开具才能实迹上报。第二步是考验，由部、院疏列“学行俱卓、博学多闻、精于心计、熟于刑名、娴于礼乐文章、兼通水利、保障拊循（安抚百姓）”等项，逐一叩问其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再举行对策考试，或由皇帝平台召对，然后因才授职。条例还就宗室子弟入仕后品级的转换、升迁、解任等逐一规定了具体的细则。但是，宗室子弟长期在王府中过着娇生惯养的生活，对明思宗此举的意图并不理解，他们渴望的是高官厚禄，并不愿意从事繁杂的日常工作，因此往往产生失望的情绪。比如辽王的后裔朱术珣，被明思宗钦召入京后，授为户部主事，负责管理草场。他老大不高兴，上疏发牢骚说，以奉旨钦召、亲承召对之官，一出门外，便被户部尚书拿去买草！

为了求得更多的人才，明思宗还重申保举之制。崇祯八年（1635年）八月，他告谕百官大臣：“致治安民，全在抚按道守令。抚道得人，则守令自肃。年来升抚道，内地竞营，边徼规避。或其老耆贪庸，又情面姑容。兼以守令不才，民生愈悴。今后吏部务在详核，见在抚道不堪者，科道直纠。”并按祖宗保举成法，令南北两京三品以下、五品以上的文职官员，各举堪任知府者一人，无论是中举或未举的贡生、监生均可；令在京翰林、科道官及在外抚按、司道、知府各举州县官一人，也不拘资格。至崇祯十一年二月，吏部以保举试授知州5人，知县21人，州同知3人，判官5人，县丞、主簿各7人，另有不堪任使被罢斥者5人。

在提高行政效率方面，明思宗反复告谕百官，办事应“勿事虚文”，要注重实效。他对人们习以为常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出严厉的批评，说：“祖宗设立部科衙门，各有职掌，内外监察，法甚明备。乃近来人情玩惰，废弛成风，即如各项章奏，或奉旨而科抄久不到部，或已抄而该部久不题覆，以致紧要事务率多稽迟，殊非政体。”针对这种状况，他下旨规定，自崇祯元年（1628年）二月所发的章奏，都限10天内做出批复，“如仍稽违，部科互勘”。六月，工科给事中刘安行巡视太仓银库，发现银库预支官俸多达36万两。明思宗得到奏报，即命刘安行会同户部进行清理，查明是哪位官员何年何月预支官俸，多少数额，限10天之内向他报告，做出处理。

明思宗对文牍主义盛行、奏疏越写越长之风十分不满，批评说：“章奏冗长，不便省览。”规定以后各衙门所写奏疏，务必简明扼要，字数不得超过1000；如果1000字写不完，不妨再另写一个奏疏。他不仅要求奏疏写得简短，不事虚文，而且要求仿效古人的做法，在奏疏拟成之后，写个简单的提要，粘贴在奏疏之前，便于阅读。

不过，明思宗的整肃吏治，并没有触及吏治败坏的核心，即官吏的贪腐问题。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就深刻地指出：“吏治之弊，莫甚于贪墨，而庸鄙者次之。”不大力惩治贪腐，只单纯改革用人制度、惩办官僚主义、改革文风等，都无法取得成功。因此，他将惩治贪腐作为整肃吏治的第一要务来抓，使用严刑峻法加以惩办，诸如“官吏受赃者，并罪通赃之人，徙其家于边”，“凡官吏人等犯枉法赃者，不分南北，俱发北方边卫充军”，贪污“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等，从而收到“吏治澄清者百余年”的效果。明思宗对官吏的贪贿、官场的腐败虽然也深恶痛绝，但却未曾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惩治，而只做口头或文字上的告谕和训示，结果贪风愈刮愈盛，官场的腐败现象也愈演愈烈，几乎变得无官不贪。在如此恶浊的环境里，整肃吏治的其他措施自然难以真正得到落实。再加上明思宗本人猜忌多疑、刚愎自用、急功近利而又极好面子的性格弱点，更使他整肃吏治之举措大打折扣，未能坚持到底，因而成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