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松锦之战与洪承畴降清
清军第四次迂回入塞的战役结束后，皇太极觉得发动大规模进攻、与明朝主力进行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是，究竟从何处着手展开这场大规模进攻，他一时还拿不定主意。崇祯十三年（崇德五年，1640年）正月，都察院参政、明朝的降将祖可法、张存仁等人联名向他上疏，提出三个“进取之计”。一是“刺心之着”：避开辽西正面战场，继续迂回入边，直捣燕京，割据河北；二是“断喉之着”：避开宁远、锦州，直抵关门；三是“剪重枝伐美树之着”：屯驻广宁，逼临宁锦门户，使明耕作自废，难以图存，撤锦州之守而回宁远，撤宁远之守而回山海关，这样宁锦便可不战而得。他们力主采取刺心断喉之着，认为剪枝伐树之计，“可施于勍敌之小邦，不可施于积弱之大国”。但皇太极的看法恰恰相反，认为清军过去之所以迂回入塞，而且无法长久占领关内之地，就是因为有山海关的阻碍。要想攻取明朝京师，就必须先攻取山海关；而要攻取山海关，就必须突破宁锦防线，沿辽西走廊西进，夺取宁远、锦州。
辽西走廊是关内通往关外的咽喉要道。锦州位于走廊的东北端，长期以来一直是明朝的军事重镇，大凌河之战后更成为明军的前哨阵地。锦州的西南方向，大约每隔20里，依次是松山、杏山、塔山三个城镇，再往西南40里，则是另一军事重镇宁远。宁远是锦州的依托，而锦州则是宁远的屏障。要想攻破宁远，必须先拿下锦州。过去清军几次绕道内蒙古迂回入塞时，曾经派遣精骑在锦州附近发动过几次征战，以分散明军的注意力。通过这几次征战，皇太极已感觉到锦州防御坚固，绝不是经过几次突袭就可轻易攻破的。因此，必须先建立一个可供屯兵积粮的据点作为前进的基地。经过反复比较，皇太极把地点定在义州，于三月间命郑亲王济尔哈朗、贝勒多铎分任右、左翼主帅，率兵前往驻屯，耕垦筑城。义州位于锦州和广宁之间的大凌河畔，距锦州只有90里，土地肥沃，适宜耕种。清兵进驻1个多月，即已修起城堡，并将东西40里的地方全都种上庄稼。同时，设置兵营，不断运来军队、粮食和武器，对锦州形成进围之势。
清军进驻义州的动作，引起了明朝当局的密切关注。崇祯十三年（1640年）四月十三日，明思宗召开御前会议，询问大臣对清军进围锦州有何对策，并展示自己书写的“灭寇雪耻”条幅，以鼓舞大臣御敌的信心，但大臣大多不轻易发表意见，只有迂腐的礼部右侍郎蒋德璟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堆不着边际的话，大意是加强练兵，恢复早已废弃的卫所屯田制度、团练乡勇，等等。明思宗见他离题太远，问他如何缓解义州、锦州的危局。他武断地回答说，义州距锦州90里，锦州距宁远60里，宁远入山海关到达京师近千里，因此清军绝不可能从这一路进犯京师。清军占领义州，经由内蒙古的大宁（今内蒙古宁城西），仅仅260里的距离，便可进犯蓟镇、宣府，逼近京师，这才是最值得忧虑的。蒋德璟的发言不得要领，其他大臣也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对策，会议不了了之。
由于在御前会议上大臣拿不出有效的对策，明思宗急命辽东督抚镇臣密筹方略，自行回奏。辽东巡抚方一藻在回奏的方略中，根本未看到清军屯垦义州的意义，竟然认为此举“实出下策”，然后泛泛地讲了一通“我第站定脚跟，整兵严陈松锦之间，合群策群力，始示弱以误之，终逼义以驱之”。蓟辽总督洪承畴吸取以往明清交战的经验教训，根据敌我双方的各种因素，提出了“守而兼战”的对策。万历年间的萨尔浒之战，杨镐对后金军队的作战能力估计不足，轻举妄动，四路进兵，结果导致全军覆没。后来，熊廷弼、孙承宗和袁崇焕在战守无资、形势险峻的情况下，采取以守为主、相机进击、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作战方针，都曾有效地抑制后金的攻势，只是由于朝政的腐败，加上阉党分子的阻挠破坏，才未获成功。事实证明，不顾主客观条件的冒险进攻，只能导致惨重的失败，在形势不利时，符合主客观条件的积极防御，相机进攻，才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因此，他在密陈方略时即明确指出：“今日筹辽非徒言守，必守而兼战，然后可以成其守；而战又非浪战，必正而出之以奇，然后可以成其战。”也就是说，既不能一味死守，消极防御，也不能一味浪战，而应守而兼战，一边防守，一边进攻，稳扎稳打，逐步推进。洪承畴的密疏呈上后，兵部极力赞赏，认为他“真老筹边”，“战守双筹，内外兼顾，切中机宜”，要求皇上尽快予以批准。五月，明思宗即命洪承畴出山海关，北上督师，加强宁锦防线的防御。
就在蓟辽总督洪承畴出山海关北上之前，皇太极已于四月底令多尔衮、豪格等留守盛京，亲自率师前往义州。五月，他在巡视围困锦州的情况后，决定将锦州城东、北、西三面的庄稼全部割掉，以断绝城内明朝守军的粮饷，同时令投降的汉军举炮轰毁锦州周围的明军台堡，使之成为一座孤城。皇太极还决定，用一半兵力驻屯义州，3个月一换防，轮流更戍，作长期围困之计。
洪承畴出关后，首先命令宁远团练总兵吴三桂、分练总兵刘肇基出兵杏山，驻守锦州的前锋总兵祖大寿与副总兵祖远泽出兵松山、杏山之间，进行接应。随后，清兵连续攻破锦州城东五里台、城北晾马台等几个明军哨所，又攻克锦州城西九台与小凌河西岸二台等几个明军哨所，分兵两翼，逼困锦州城。七月，为解锦州之围，洪承畴率东协总兵曹变蛟、援剿总兵左光先、山海总兵马科，与吴三桂、刘肇基合击清兵于杏山城北的黄土台，获胜后进至松山，再次击败清军。清兵的大部队于是退屯义州，不再出战。洪承畴乘机亲至杏山，督令明军将士将由天津海运至辽西各仓的米豆抢运至塔山、杏山、松山和锦州。到九月初六日，运至锦州的粮饷已足支到明年三月，松山的粮饷可支持到明年二月，杏山、塔山的粮饷也积存颇多。此后，考虑到严冬将临，前方战事较少，洪承畴才命曹变蛟、左光先、马科率所统兵马入关休整，以利来年再战；刘肇基拙于调度，由王廷臣代理；左光先返回原镇，由白广恩代理；吴三桂、王廷臣率所统之兵，往来于松山、杏山之间，佯示进兵。洪承畴还奏报朝廷，请求调近旁边军，合关内外兵马共15万人，“庶可成剿”，还说“师行粮从，必刍粮足支一岁，然后可议益兵”。明思宗一一照准。
皇太极对围攻锦州的失败非常不满。崇祯十四年（崇德六年，1641年）三月，他亲率4万余骑至锦州，听说清兵离锦州30里驻营，大为恼火，说：“原令由远渐近，围逼锦州，所以困之。今离城远驻，敌必多运粮草入城，何时能得锦州耶？”下令严加切责，并将围困锦州的统帅多尔衮由亲王降为郡王，派郑亲王济尔哈朗前往代之。济尔哈朗采纳张存仁的建议，在明军炮火的射程之外扎营掘壕，将锦州严密包围起来，并策反城里的两营蒙古军，夺占锦州外城。为了加强围城的兵力，皇太极还命朝鲜柳琳等率兵前来支援。
其时，由掳掠的汉人组成的汉军八旗已于两年前组建完成，皇太极又令降清的明将孔有德、尚可喜等率领汉军八旗，携带几十门西洋火炮前往锦州增援。
崇祯十四年（1641年）三月十四日，刚刚取代方一藻出任辽东巡抚的丘民仰向朝廷奏报，说从二月以来，清军不断向义州城输送军队、粮食和武器，其中有西洋大炮30门，小炮不计其数；明朝降将石廷柱及耿仲明、孔有德、尚可喜等，在济尔哈朗的统率下，一齐向锦州外围赶来，形势十分危急。洪承畴于是在四月下旬率大同总兵王朴、宣府总兵杨国柱、中协总兵白广恩、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及马科、曹变蛟、吴三桂所辖兵马13万余齐集宁远，尔后向松山进兵，在东西石门与清兵展开一场激战，杀伤不少敌人，迫使清军向北退却。明军获胜后，在松山西北立营。六月，济尔哈朗令右翼清军向明军发动进攻。明军奋勇抗击，夺占了乳峰山顶正红旗、镶红旗、镶蓝旗的清兵营地，击毙清将梅勒章京翁阿岱等人。明军由此开始在松锦取得了主动地位。
当时，锦州城里储存的粮食足支半年，援军相距不远，人心稳定。清朝虽已统一蒙古，征服朝鲜，并统一黑龙江流域，但其核心统治区却仅辽东一隅之地，人力、物力均感不足，屡屡向蒙古征兵，并强迫朝鲜出兵助饷，引起蒙古与朝鲜的不满。此次围攻锦州，皇太极曾令朝鲜出兵5000人，运米1万包，限于崇祯十三年（崇德五年，1640年）四月二十五日运至锦州南面的大小凌河口。但朝鲜派出的舟师迟迟不肯出动，拖到六月间到达北信口，遭遇明军又故意不战，遭到明军的截击，后船只又被风漂没，被礁石撞坏，115艘船只仅剩下52艘，就将装载的粮食卸在盖州。皇太极无奈，只得将朝鲜舟师退回，仅留下1500名炮手参战。这些朝鲜炮手在当年五月到达锦州后，又消极怠战。其中一名叫金得平的放炮打不中目标，另一名叫李士龙的也是炮弹虚发，监军的清兵胡某一气之下斩杀了李士龙，并对金得平施以杖刑。征调来的蒙古骑兵，也常有逃入明境的现象发生。清军围困锦州1年，因粮饷匮乏，骑兵1天只有两餐，步卒则是1天只供给1顿饭，也产生厌战情绪，传言今年秋季如果攻不下锦州，就准务撤兵返回辽东。根据这种状况，洪承畴向朝廷奏报，表达他解锦州之围的决心：“大敌在前，兵凶战危，解围救锦时刻难缓，死者方埋，伤者未起，半月之内即再督决战，用纾锦州之急。”
但是，明思宗对锦州被围已逾五月、声援断绝的局面还是感到非常担忧。五月十八日，他在中极殿召见去年刚刚接任兵部尚书的陈新甲，问他有何解锦州之围的良策。陈新甲是四川重庆府长寿县（今属重庆市）人，举人出身，曾经担任过宁远前线兵备佥事，虽对辽事比较熟悉，但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的对策，只好请求退而与内阁辅臣及兵部侍郎吴甡商议。尔后，他向皇上呈上一份《十可忧十可议》的奏疏，对形势持悲观态度，建议派兵部职方司郎中张若麒前往宁远，当面与洪承畴商议对策。
此时，中原地区的农民起义已重新走向高潮。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接受招抚的张献忠、罗汝才重举义旗，攻占湖广的谷城和房县，于七月间击败赶去镇压的官军。明思宗杀了主持抚局的总理军务熊文灿，命杨嗣昌出任督师，领兵围剿。张献忠西入四川，以走致敌，再于崇祯十四年正月率部东下，进入湖广，于二月间攻克襄阳，诛杀襄王朱翊铭，迫使杨嗣昌自杀而亡，然后率部转攻河南。躲入深山密林的李自成也于崇祯十三年六七月间由郧、均进入河南，在次年正月攻占洛阳，诛杀福王朱常洵，然后乘胜围攻开封。面对这种局势，陈新甲坐立不安。他深知明思宗一向急功近利而又专横残暴，臣僚稍有失误便严加惩处，败一方即戮一将，陷一城即杀一吏，如果辽西的战事不能尽快结束，明军就无法腾出手来集中全力镇压农民起义，起义的烈火就会越烧越旺，自己作为兵部尚书便难辞其咎。因此，张若麒前往宁远与洪承畴商议对策不到1个月，他度日如年，并由对辽西形势的悲观态度中逐渐滋生出急躁冒进的情绪，未等张若麒带回与洪承畴的商议结果，即于六月十一日向明思宗提出速战速决的方案，鼓吹主动出击，四路进兵：一路出兵塔山，趋大胜堡（在今辽宁锦州西北），攻敌营之西北；一路出兵杏山，抄锦昌堡（在今锦州北），攻敌营之北；一路出兵松山，渡小凌河，攻敌营之东；一路出主力由松山攻敌营之南。
明思宗对陈新甲的四路进兵、速战速决方案没有立即表态，而是把它交给洪承畴的行营讨论。洪承畴坚决反对，说自己虽总八镇兵，仅白广恩、马科、吴三桂敢战，其他将领难以独当一面，只可共同作战；假使分三将于三路，恐怕寡不敌众；如果令其他五个将领协助之，谁来充当先锋呢？兵分势弱，更难取胜。当时，祖大寿也从锦州派人传话，“宜车营逼之，毋轻战”。洪承畴上奏朝廷，坚持自己且战且守的主张，表示要凭借松山、杏山转运粮草，做持久战的准备。况且，锦州守备坚固，清军一时不易撼动，过了今秋，不但敌人势穷，就是朝鲜也将势穷，到时再同他们展开决战，这就是可守而后可战之策。“今本兵（兵部尚书）议战，安敢迁延？但恐转输为艰，鞭长莫及。国体攸关，不若稍待，使彼自困之为得也。”明思宗觉得他的分析很有道理，表示同意。
但是，陈新甲仍然坚持己见，张若麒又同他一唱一和。此人躁率喜事，见到一场小胜便以为锦州之围可以立解。他向明思宗递上一份密疏，支持陈新甲的主张，并毛遂自荐，请求留在关外赞划军务。七月，清军因粮饷不足，扬言入攻三协以虚张声势。京师的明朝君臣最怕清军从三协乘虚而入，威胁北京。陈新甲又以此为借口，写信威胁洪承畴，你出关用兵1年有余，耗费饷银数十万两，而锦州之围未解，内地又将受困，到时你不进山海关，则三协空虚，如往辽西则宝山空返，何以副皇上圣明而谢朝中文武诸臣之厚望？与此同时，陈新甲还向明思宗反复密陈速战速决与守而兼战的利弊，并推荐前任绥德知县马绍愉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出关赞划军务，以贯彻兵部的主张。在陈新甲、张若麒的再三鼓动之下，明思宗的态度发生大转变，遂下密敕，要洪承畴克期进兵，速战速决。这就埋下了日后明军惨败的祸根。
君命难违，七月二十六日，洪承畴只得在宁远誓师援锦。二十八日，下令进兵，将粮草留在宁远、杏山与塔山西北的笔架山（在今辽宁锦县西南海中），自率6万大军出发，令余军继后，至松山集结。二十九日，他率部抵达松山，抢占乳峰山西侧后，环松山扎营：步兵驻扎于乳峰山与松山之间，列七大营；骑兵驻扎于松山东、西、北三面。洪承畴还传令镇兵分别进击东西石门，以分割清军，使其腹背受敌，并立车营，四围树木栅为城。由于所带粮草有限，决定同清兵展开一场决战，速战速决，以定胜负。部署甫定，即于八月初二日向清军发起攻击。祖大寿也从锦州城内杀出，但冲出二重围后，至第三重围被清军挡回。明军此战共击杀清兵130人，击毙清将固山、牛录等20余人。宣府总兵杨国柱阵亡，由山西总兵李辅明代领其军。此后连日作战，双方互有胜负。至初十日一战，明军大获胜利，清军自此不复出战。
此时清军前线的统帅是六月间替代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的睿郡王多尔衮，他急忙派人驰赴沈阳，请求派郑亲王率另一半兵马赶来，协力拒敌，即请求改变原先以半数兵力出战、半数兵力在家休整的做法，全军出战。皇太极忧愤万分，急得吐血，只得按照其要求，倾巢出动，使参战的兵力超过历次进关兵力的最高数额10万，也在明军的13万之上，并且带病率领3000精骑前往松山督战。明军顽强抗击，二十一日一战斩杀数十名清兵。皇太极大惊失色，一度准备退兵。
但是，明军的暂时胜利，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朝廷错误决策所带来的被动地位，而洪承畴临战指挥上的某些失误，又为清军提供了可乘之机。洪承畴在被迫执行速战速决之策，合兵挺进松山之时，将13万大军集中在松山与乳峰山的狭小地带，有前权而无后守，首尾全无顾应，忽略了与后方杏山、塔山的联络。大同监军张斗曾建议，宜遣一军驻扎于自塔山迤逦至锦州、延至松山城之右的长岭山，以防敌军抄我后路。洪承畴却没有采纳，反而说：“我十二年老督师，若书生何知！”皇太极一到松山，立即抢占长岭山这个战略要地，然后抓住明军缺粮而又不擅野战的弱点，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将主力推进到塔山、杏山之间，不仅夺去明军在笔架山的12堆积粟，而且掘壕设障，切断了明军与后方的一切联系和粮饷供应。当时明军锐气尚存，有的部将请集精锐与清兵决战，而出奇兵夹击，分兵袭取南山。否则，就退保杏山，然后徐图再起。这不失为一条绝处逢生之计，但是洪承畴亦未予理睬。
八月二十一晚，皇太极估计松山的明军由于缺粮可能突围南逃，将左翼清兵调至右翼，与右翼清兵比翼列阵，直抵海边，并命诸将分守杏山、塔山、小凌河口诸险要处，设伏以待。洪承畴见松山被围，城中粮储已不够食用3天，决定拼死一战。诸将议论纷纷，主张回宁远就食。一向力主速战的张若麒也写信给洪承畴，支持这种主张，军心顿时涣散。洪承畴只得令曹变蛟、王廷臣率两镇兵马坚守松山，其余六总兵分左右两路突围。胆怯的大同总兵王朴，在初更时分率先逃跑，吴三桂、唐通、马科、白广恩、李辅明也各率兵马沿海岸而逃。结果，步骑兵互相践踏，不战自乱，弓箭、盔甲丢得遍地都是，又遭清军的伏击，损失惨重。吴三桂、王朴、白广恩、唐通、马科和部分残兵，先后溃入杏山。李辅明逃至宁远，不几天，王朴、吴三桂也奔入宁远。张若麒、马绍愉得一渔船，与诸监军逃回宁远，向朝庭奏报说“洪承畴失计”。洪承畴急令曹变蛟、王廷臣从乳峰山西侧撤入松山城内，命三分之二兵力决围冲阵，途中遭到清兵的阻击，移屯海岸又被正在涨潮的海水淹死，仅200余人脱险生还。这样，就只剩下总督洪承畴，总兵曹变蛟、王廷臣，巡抚丘民仰以及1万多名残兵固守松山城。眼看突围无望，洪承畴派人东走小凌河，绕道漠南蒙古，向朝廷“请兵解救”。皇太极对松山采取围而不攻之策，一面等待城中弹尽粮绝之后不攻自破，一面加紧招抚活动，期盼明军将士不攻自降。
明思宗得知数万大军溃于一旦，洪承畴与曹变蛟、王廷臣、丘民仰困守松山的消息，极为震惊和忧虑，询问兵部尚书陈新甲有何良谋善策。陈新甲避罪犹恐不及，哪里还能提出什么良谋善策。九月初二日，明思宗下达圣谕，令洪承畴“极力死守”；同时命调刘应国水师8000人，扬帆松山、杏山海口，或乘夜暗渡松山，以壮声威；并责成吴三桂与白广恩、李辅明收拾残兵，联络杏山、塔山，以图再进。圣谕下达后，根本无人行动，迟迟未发一兵。任凭明思宗怎样催促，也无济于事。
困守松山城中的洪承畴，曾组织力量突围，几次都未成功。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他只能紧闭城门坚守，准备与松山共存亡。崇祯十五年（崇德七年，1642年）二月，松山副将夏承德暗中降清，派其子赴清营作为人质，约定于十八日夜配合清军攻城。次日黎明，夏承德率部捉拿洪承畴及诸将领，献与清军。清军毫不费力地占领了松山。
已返回沈阳的皇太极得到消息，下令将洪承畴及祖大寿之弟祖大乐解往沈阳，其余拒绝投降的丘民仰、曹变蛟、王廷臣及其部属200多人，连同所部3000余人全部处斩，只有夏承德的部下和家属获免。松山城则被夷为平地。接着，清兵利用祖大乐招降锦州守将祖大寿，再挟连胜之余勇，于当年四月用西洋大炮攻破塔山，城内官属兵丁7000人悉数被杀，接着迫降杏山，将其夷为平地。历时两年的松锦战役宣告结束。明军此战的失败，不仅精锐的边兵丧失殆尽，而且丢失宁远以北的大片土地，从而大大加速了其覆亡的进程；清军此战的胜利，得到宁远以北的大片土地，进一步逼近山海关，从而为其入关争夺全国的最高统治权奠定了基础。
作为明朝重臣、蓟辽总督的洪承畴在松山被俘并押解沈阳后，曾绝食7日而求死不得，后经皇太极和一些降清汉官的劝降，于崇祯十五年（崇德七年，1642年）五月四日同意剃发，正式降清。但是，由于战局混乱，消息不灵，明廷上下都误以为洪承畴已经“殉节”。兵部报告战况的文书塘报说，据从锦州逃出的人讲，清军把洪承畴押往锦州城北无极王营盘内杀死，“洪总督临砍时，只求速死”。从乱军中逃回北京的洪承畴家人，向朝廷报告时，也肯定洪承畴已经“殉难”。明思宗因此认定洪承畴“节烈弥笃”，痛哭流涕，下令在朝天宫前设置祭坛，以极高的规格祭悼洪承畴等阵亡将士，寻又命在城外建造祠堂，用以祭悼洪承畴与丘民仰，从而演出一幕将活人当做烈士祭奠的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