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明清议和的失败与陈新甲被杀
崇祯十四年（崇德六年，1641年）十一月，辽东上空下起了一场茫茫大雪，地上积雪深达丈余。正在围困松山的清军，粮草用尽，想撤围东返，又怕明军尾随追击，便通过蒙古降丁入关表达了与明朝议和的意向。
兵部尚书陈新甲因主张速战速决而导致数万大军的溃败和洪承畴的被困，不断遭到言官的抨击，心想如能真正议和，既可减少明军的损失，又可集中兵力对付中原地区的农民起义，不说是立个大功，至少也可将功补罪吧。于是，便听信张若麒的意见，表示同意。与此同时，宁前道副使石凤台也探知清军有议和的意向，他写信询问清军守将，回答说：“此吾国素志也。”石凤台将此事密奏了朝廷。明思宗正为松山被围而发愁，得到奏报，勃然大怒，立即以“私遣辱国”的罪名将石凤台逮入刑部大狱。尽管如此，陈新甲仍然认为议和是目前唯一的出路，并将此意私下告诉前任兵部尚书傅宗龙。傅宗龙又转告内阁大学士谢陞。到了年底，松山、锦州的形势更加严峻，谢陞对其他辅臣说，我军已经精疲力竭，同清兵议和，可以腾出手来剿灭流寇，石凤台的建议是有道理的。辅臣都表示赞同，决定让陈新甲委婉地向皇上转达他们的意见。
崇祯十五年（1642年）正月初一日，明思宗在御殿接受群臣的朝贺，又召见内阁大学士周延儒、贺逢圣、张四知、谢陞、魏炤乘、陈演等，以拜师之礼，向他们恭恭敬敬地做了个长揖。礼毕，接下来举行御前会议。陈新甲见明思宗心情不错，便抓住时机，按照事先与几位辅臣的约定，委婉地对皇上奏道，现今锦州、松山两城遭到清兵长期的围困，无法抽调足够的兵力前去支援，非“用间”不可。所谓“用间”，本意是使用离间之计，但这里的“用间”是“款建虏”的一种委婉的表达方式。“款”即议和，“建虏”是明朝人对建州女真的蔑称。所谓“款建虏”，也就是和清朝议和。陈新甲唯恐触怒皇上，不敢直言“款建虏”，只好用“用间”一词来代替了。明思宗这次倒是没有发怒，因为他深知，松锦之战失败后，明廷已无法抽调更多的兵力与清军再战，更严重的是内地农民军蓬勃发展，已成为明廷的最大威胁。如果真能与清朝议和，暂停辽西的战事，则可把主要的战略方向转向西线，集中主要兵力镇压农民起义军，从而萌生东和西战的战略意图。因此，他平心静气地问道，城池被围已近半载，一点儿消息都没有，有何间可乘？可款则款，不妨便宜行事。说完，他问辅臣有什么意见。周延儒等辅臣没摸清皇上的用意，沉默不语，只有谢陞回答道：“彼果许款，款亦可恃。”无人对此提出异议，与清议和之事就这样确定下来了。明思宗遂谕令陈新甲负责操办此事，并反复叮嘱，千万不要让外廷知晓，以免受到言官的干扰。陈新甲推荐赞划军务主事马绍愉执行谈判任务，明思宗批准他以兵部职方郎中身份赐二品官衔，作为谈判使节，与清方进行秘密谈判。
正月初七日，马绍愉带着参将李御兰、周维墉驰往宁远，立即与清将济尔哈朗进行接洽。清将要求提供明朝皇帝同意议和的敕书，作为谈判的凭信。马绍愉急忙请命于朝廷，一来一往耗费不少时间，直到三月中旬才收到明思宗一道“谕兵部陈新甲”的救书。此时松山、锦州都已失陷，马绍愉忙把敕书交给清方，再转递沈阳，交给皇太极。皇太极一看敕书是写给明朝兵部尚书，而不是直接写给他的，觉得是对自己的蔑视，心里老大不高兴。再看敕书的内容，竟然是以对兵部尚书训谕的形式，间接地表示愿意接受对方的请求进行和议谈判：“据卿部（兵部）奏，辽沈有休兵息民之意，中朝未轻信者，亦因以前督抚各官未曾从实奏明。今卿部累次代陈，力保其出于真心。我国家开诚怀远，似亦不难听从，以仰体上天好生之仁，以复还我祖宗恩义联络之旧。今特谕卿便宜行事，差官宣布，取有的确信音回奏。”通篇充斥天朝大国君主居高临下的倨傲之气。皇太极看后，非常生气。再看敕书的格式，却又感到纳闷疑惑。按照惯例，明朝皇帝给大臣的敕书，是不必盖印的，这道敕书却盖有“皇帝之宝”的大印，类似天朝上国颁给属国的救谕；而历代天朝上国的敕书，使用的都是龙边黄色笺，可是这道敕书的用笺却是中横一龙；往时盖的是正方形的大印，上刻“敕命之宝”，而此笺之印却是长方形的，上刻“皇帝之宝”。他怀疑这是明朝边吏伪作的，特请洪承畴鉴别。洪承畴仔细辨认之后，一口咬定“此宝札果真”，并回顾了明朝历次议和的过程，对皇太极说：“此次请和，决非虚语。”皇太极这才解除了疑心。于是，他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敕谕英郡王阿济格等人的形式，间接地对明朝作出答复，说大清本无意起兵，全系明廷逼迫所致，相信“有德者受命，无德者废弃”之理，愿意修好。他将这道敕谕交付阿济格等人，令其传示明朝来使。马绍愉接到救谕，立即奏报朝廷。
明思宗得到马绍愉的奏报时，杏山、塔山危在旦夕。他再次以救谕兵部尚书陈新甲的形式，准其便宜行事，并差兵部司务朱济赍敕同马绍愉前往沈阳谈判。马绍愉这时正在塔山等候朝命，不料四月底清军袭击塔山，他遣使让清军停止进攻。清军不听，但在城破之前派兵护送他安全出城。五月，马绍愉同朱济等人前往沈阳。皇太极当时不在沈阳，派诸臣到20里以外迎接，设宴招待，并宣布清兵暂停对宁远的进攻，后撤30里。
马绍愉等谈判代表在沈阳空等了十几多天，待皇太极从外地回到沈阳，谈判才正式开始。清方的谈判代表首先发言，追述了后金及清与明朝开战的历史渊源，把一切责任都归咎于明廷之后，再谈其起兵以来统一女真、蒙古，征服朝鲜，建立清朝以及屡入明境破城陷阵的胜势，然后表示与明议和以全亿兆的愿望，提出具体的议和条件。之后，双方就议和的条件进行讨价还价。比如，清方开始向明朝索要金银，每年要黄金30万两、白银200万两，后来经过谈判，答应减少至每年黄金1万两、白银100万两，后来又反悔，坚持要每年黄金10万两、白银200万两，并威胁说：“如不从，即发兵，尔家所失，岂止此数？”经过几轮激烈的争吵，终于就主要条件达成了协议。最后，由皇太极写成国书，开列议和的条件，交马绍愉带回。皇太极国书开列的几个具体条件是：“每岁贵国馈黄金万两、白金（白银）百万；我国馈人参千斤，貂皮千张。若我国满洲、蒙古、汉人及朝鲜人等，有逃叛至贵国者，当遣还我国；贵国人等逃叛至我国者，亦遣还贵国。以宁远双树堡（在今辽宁兴城东北）中间土岭为贵国界；以塔山为我国界。以连山（今辽宁锦西）为适中之地，两国俱于此互市。自双树堡土岭界北，至宁远北台，直抵山海关长城一带，如我国人有越入，及贵国人有越出者，俱加稽查，按律处分。或两国人有乘船捕鱼海中往来者，尔国自宁远双树堡土岭，沿海至黄城岛（即今山东长岛县南、北皇城岛）以西为界，我国于黄城岛以东为界。若两国有越界枉行者，亦俱察出处死。”最后表示，如果明朝答应上述条件，则应从速遣使携国书和誓书前来，他也将遣使携国书和誓书前去。“若不愿和好，再勿遣使致书，其亿兆死亡之孽，于予无与矣！”并威胁说，“约九月不至则治兵”，谈判的最后期限定在九月，如果到九月还不能达成和议，他就要出动大军，发动进攻。
马绍愉返回宁远后，立即派人返京向陈新甲报告谈判的结果，并呈交皇太极国书的副本。陈新甲赶快向明思宗禀报。六月初三日，明思宗召见内阁首辅周延儒，询问他对此事的意见。周延儒是知道与清进行秘密议和活动的少数几位重臣之一，当初谢陞和陈新甲提起此事时，他并无异议，但是，待到即将作出最后决定的关键时刻，老奸巨猾的周延儒却怕承担责任，拒不表态，经再三追问，就是一言不发。明思宗深感失望，愤然而起，拂袖而去。他准备找其他重臣商议，再行拍板。不意，议和的消息却不慎泄露，在朝廷内外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这次议和谈判是秘密进行的，只有极少的几位重臣知道。《明史·陈新甲传》载：“帝既以和议委新甲，手诏往返者数十，皆戒以勿泄。”谈判在沈阳秘密举行，当时在沈阳的朝鲜官员也只是风闻此事而无法得到确证。但是，议和又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稍有不慎，有毫末的消息泄露，就会迅速传播开来，引发诸多的议论。马绍愉一行尚未从沈阳返回，有一天上朝之前，有个言官在朝房遇见辅臣谢陞，谈到当前局势，谢陞偷偷告诉他：“上意主和，诸君幸勿多言。”这话很快传开，言官纷纷上疏弹劾谢陞妄言。明思宗只好将谢陞革职以平息舆论，和议风波也因为缺乏实证而渐趋沉寂。不料，有一天陈新甲收到马绍愉禀报议和谈判的密疏，看过之后放在几案上，就匆匆入宫上朝视事，其仆人打扫书房时以为是一份普通的塘报稿，随手交给塘报官传抄，发表在官府的新闻公报（即邸报）上。一时，舆论哗然，认为是丧权辱国的奇耻大辱。给事中方士亮首先上疏弹劾陈新甲。明思宗非常恼火，将奏疏压下不发。但是，弹劾的奏疏仍如雪片似地飞来，舆论鼎沸。一向刚愎自用的明思宗，不是果断地站出来承担责任，陈述议和的理由和东和西战的战略意图，而是屈服于舆论的压力，下严旨切责陈新甲，令其自陈其过。陈新甲自以为是按照明思宗“可款则款”的指示行事的，谈判代表也是由皇上加官赐服任命的，不仅不引罪，反而自诩其功。他写了一份自辩书，细谈议和的过程，并多次援引明思宗的圣谕，暗示议和谈判是奉命行事，而非擅作主张，想借此推卸责任，诿过于皇上。一向死要面子的明思宗更加恼怒，于七月二十九日下令将陈新甲逮入狱中。陈新甲在狱中上疏皇上，请求宽宥，明思宗不允。陈新甲这才感到大祸临头，急忙嘱咐家人拿出自己历年受贿所积存的金银财宝，去贿赂主张必杀的给事中廖国遴、杨枝起、光时亨、倪仁祯。这四位言官的腔调因此大变，纷纷去找刑部署事侍郎徐石麒，亟言陈新甲必不可杀。
徐石麒深知，在君主专制的时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一条铁定的法则。他根本不顾廖国遴等人的游说，而是迎合明思宗的旨意，上疏历数陈新甲的罪状，认为非杀不可。他引经据典地说，嘉靖年间俺答阑人，兵部尚书丁汝夔不敢战，事后伏诛；万历年间的援朝战争，兵部尚书石星指使沈惟敬同意日本封贡，事败后被处以极刑，国法严明，人无敢犯。后来纪纲陵夷，开原、沈阳陷落，辽阳、广宁倾覆，只诛杀一二督抚应付了事，兵部尚书却未曾受到惩处。陈新甲之所以反复强调有例可循，原因即在于此。《春秋》之义，大臣无境外之交，战与和二策，古来通用，但从未有身在朝廷、不禀告君父就专擅行事的，辱国自侮，莫此为甚！不过，徐石麒的马屁没有拍到点子上，陈新甲的议和是依照明思宗之命行事的，给他加上“专擅议款”实在冤枉。明思宗在徐石麒的奏疏上批示：“陈新甲失事重大，法无可宽，但引律尚属未确，可另行复拟即奏。”徐石麒心领神会，马上再上一疏，指责陈新甲自担任兵部尚书以来，由于指挥失当，导致4座边城失陷、72座内地城池被蹂躏、7名藩王惨遭屠戮，是从来未有的奇祸，当按照“失误军机”罪处斩。首辅周延儒和次辅陈演都向明思宗求情，周延儒说，依照国法，敌兵不逼近京师城下，不杀兵部尚书。明思宗铁了心要杀陈新甲，反驳道，陈新甲担任中枢一职，一筹莫展，致令流贼猖獗，戮辱我7名亲藩，不更甚于敌兵薄城吗？九月二十二日，陈新甲被押赴西市斩首。
议和失败后，明思宗不得不放弃东和西战的战略意图，他在调兵遣将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对皇太极的防御。在辽西四城失陷之后，明思宗下令在关内、关外并设两总督，关外总督加督师头衔，地望尤为尊崇，又在昌平、保定设置二督，还在宁远、永平、顺天、密云、天津、保定6处设置巡抚，在宁远、山海、中协、西协、昌平、通州、天津、保定8处设置总兵，可谓是星罗棋布，无地不防。宁远总兵吴三桂在松锦决战中逃跑，明思宗将他连降三级，命其仍守宁远，选将练兵，加强防御，阻止清兵向山海关逼近。吴三桂受命之后，收集松锦战败后的零散队伍，并抽调骨干训练辽民，很快又组织起一支拥有精兵4万、夷丁突骑数千的精锐部队，还有七八万经过训练、善耐搏战的辽民。吴三桂还不时巡视宁远中右所（在今辽宁绥中东北）、中后所（今辽宁绥中）、前屯卫（在今辽宁绥中西南）、中前所（在今山海关东北）等宁西四城，督促当地军民加固防御工事。宁远等城的军民逐渐走出松锦战败的阴影，重新振作起来，决心坚守宁远及宁西四城。
皇太极有言在先，“约九月不至则治兵”。但是，在崇祯十五年（崇德七年，1642年）四月，汉官张存仁建议皇太极对吴三桂进行招抚。他说，现在松锦既破，明朝总督洪承畴就擒，镇臣祖大寿归降，明朝的将帅谁不惶恐不安，只有吴三桂还在观望。皇上应该向宁远城中颁发一道御札，详示逆者必杀、顺者必生之理，城中守将就会动心。皇太极于是决定暂不出动大军，而向吴三桂发动招降攻势，以图不战而取宁远及宁西四城。他令手下的几名汉官联名给吴三桂写劝降信，又令吴三桂的舅父祖大寿致书劝降，甚至遣使赍敕对吴三桂进行诱降，但吴三桂不为所动，继续效忠明王朝。
对吴三桂的诱降失败后，皇太极决定再诉诸武力。他见宁远一线吴三桂的防御比较坚固，决定再次迂回入边，继续袭扰明朝内地。崇祯十五年（崇德七年，1642年）十月，命贝勒阿贝泰和内大臣图尔格率满洲和蒙古八旗兵十几余万人，乘松锦战胜之锐气大举征明。
当时，明廷在关内、关外千里之地设置4位总督、6位巡抚、8位总兵，防兵虽众，但事权不一。明思宗接受言官的建议，召回昏庸无能的蓟辽总督张福臻，撤销蓟辽总督的建置，令辽东总督范志完兼理关内，移驻关门。范志完推辞不允，想退休也不准，上书请求仍设蓟辽总督。明思宗只得命赵光抃赴任。就在诸将互相推诿之时，清兵于十一月初分兵两路，分别从墙子岭、青山口越过长城入犯，京师再度戒严。明思宗命勋臣分守九门，由宦官王承恩督察城守，并征调各镇入援。不久，两路清军在蓟州会师，沿京师郊区南下。各路援军观望不战，从辽东入援的范志完更是胆怯，未敢一战。清军如入无人之境，分趋真定、河间，再从河间东向山东，攻克临清、兖州。鲁王朱寿镛被俘自杀。尔后分兵连下山东州县，直抵苏北的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海州区）。赣榆、沐阳、丰、沛所在将吏，多望风而逃，或献金帛迎降。崇祯十六年（崇德八年，1643年）四月初，清兵转道畿内，经宝坻，准备北返。明思宗召见周延儒等辅臣，表示要亲自出征，周延儒这才请求到前线督师。但他到达通州后，整天就是和幕下宾客宴饮娱乐，听任清兵从容退去。
清军此次入边征战，历时8个月，攻克3府、18州、67县，计88座城镇，俘掠人口26.9万人、牲畜32.1万头、黄金1.2万余两、白银22.5万余两、珍珠0.444千两、彩缎5.223万匹。清军人犯内地，在给予明朝沉重打击的同时，也给当地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兵科给事中李永茂战后奉命出京到畿南地区勘查，他途经庆都（在今河北唐县东）、新乐、真定、栾城、柏乡、内丘至顺德，行程千里，一望荆榛，四郊瓦砾，六十里荒草寒林，只有道路微迹，并无人踪。其中，平乡受祸最惨，城里仅余焦赤的残垣及堆积的瓦砾！
皇太极派兵入犯明朝腹地后，还在寻求打通宁远、山海关通道的良策。崇祯十六年（崇德八年，1643年）正月，清军尚在山东、苏北一带征战，祖大寿就向皇太极建议，“先取山海关五城最为上策”，“宜乘此时攻取中后所，收吴三桂家属，彼必为之心动。其余中右所、中前所、前屯卫，一鼓可平也。破山海更易于破宁远，山海军士皆四方乌合之众，不谙阵战，绝其咽喉，撤其藩篱，海运不通，长城不守，彼京师难保，三桂安能固守宁远也？”他主张立即发兵攻占山海关等五城，使宁远成为一座孤城，迫使吴三桂投降。皇太极采纳他的部分建议，准备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双管齐下，软硬兼施，扫除入关的最后一道障碍。但是未及取得进展，他就在当年八月病故于沈阳清宁宫。之后经过激烈的皇位之争，皇太极年仅6岁的第九子福临继位，改明年为顺治元年，由皇叔多尔衮、济尔哈朗辅政，称“摄政王”。多尔衮掌控实权，沿用皇太极的计策，武力进攻与劝降游说并举，但吴三桂仍拒绝投降，继续坚守宁远。清兵虽一度击溃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的明军，但始终无法攻破吴三桂坚守的宁远，只得撤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