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以业控人”是南辕北辙

服务业分为生产型服务业和生活型（消费型）服务业。相对来说，较高技能的劳动者更多地集中在金融、贸易、咨询这样的生产型服务业里，而较低技能的劳动力相对来说更多工作于生活型服务业。在我们掌握的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里，如果将劳动者所在行业区分为体力型服务业、制造业和脑力型服务业的话，在更多用脑的专业服务业里，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3年；在制造业里，这个数据是11年；体力型服务业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是10.8年。

大城市对于大学毕业生有吸引力，有利于发展现代服务业。这里的政府和居民会想，我们的城市应该更多地欢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高技能者。这种想法不符合经济规律。欢迎高技能者，是否就意味着应该采取政策去“挑选”劳动者，限制低技能者落户本地呢？城市居民抱怨，周围怎么那么多外地人，而且很多都是文化程度不高的人；有些城市出于直觉，认为应该“以业控人”，在城市里要“淘汰落后产能”，而有些城市甚至采取切实措施，“清理低端产业”。

主张“以业控人”的人忘记了一件事，那些目前已经到城市来的人们，绝大多数人是因为城市对他们有需求才来的，这些外来劳动力的失业率远远低于本地居民。若不是因为有对于他们的需求，那么他们就找不到工作，也就不来了。

有人可能会说，产业升级了，不就不需要低端劳动力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认识误区，一个城市的活力恰恰在于它的低端服务业。真实的情况是，高技能者和低技能者在一个城市中是“互补”的，这其中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劳动分工。我在上文就曾提到过，在任何生产单位里面，都需要高技能劳动者和低技能劳动者相配套。比如在陆家嘴的金融街，除了需要高级白领以外，还需要清洁工和门卫。生活中，人的收入水平越高，就有更高比例的收入用于消费服务，包括在餐馆里吃饭或者请家政人员。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员往往都是相对来说教育水平并不高的人，这个时候社会就产生分工效应，一个地方的社会分工效应越强，低技能的劳动者越会从大学生的集聚当中获得好处。

第二个原因，人力资本外部性，不要觉得只有大学生和大学生之间是相互学习的，其实大学生也会对小学生产生知识的外溢。比如说，在外国人多的地方，一些服务业里的从业人员就会说外语。

第三个原因，消费的外部性。这与我讲的劳动分工有关系，高技能劳动力集聚的时候，产生很多生活里面的服务需求（比如餐饮和家政），提供这种服务的往往是低技能劳动者。

在不同的城市之间，通常是更大的城市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更高，那么，是不是大城市需求的低技能劳动者更少呢？不是这样的。我们的数据分析显示，恰恰是因为高技能劳动者在生产和生活中带动了对于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总体上来说，更大的城市中从事体力型服务业的劳动者比重更高。

同样的道理，即使在美国，高科技产业和制造业的发展也带来了对于服务业的需求，其中，很多服务业的从业者都只有高中以下的教育程度。美国的研究发现，城市中一个高科技产业的就业可以带动5个其他行业的就业岗位，其中，2个是相对高端的服务业（比如医生和律师），而另3个则集中在消费型的服务业（如售货员和餐馆服务员）。换句话说，高低技能的劳动力比例大致就是1:1的关系。51制造业对于就业的带动力相对较弱，但一个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增加仍然能够带动1.6个本地服务业的就业。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