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轨制的争论与“配套改革”动议
1985年，当价格双轨制在工业和生产资料上被鼓励实施之后，中国的经济学界却很快对它的利弊展开了激烈争论。反对价格双轨制的经济学家主要是郭树清、刘吉瑞、吴敬琏、楼继伟和周小川等。他们也是后来逐步形成的“配套改革”方案的主要起草人和倡导者。
引发1985年价格双轨制争论的一个很大原因是当时宏观经济的失衡状况和转型初期出现的一些“设租”（rent-setting）和“寻租”（rentseeking）现象。由于逐步放开了“计划外”的数量和价格管制，在计划内外之间进行的“倒买倒卖”和计划官员权力“设租”的现象开始有所暴露。而在1984—1985年，以所谓“消费基金”膨胀为特征的通货膨胀的压力不断增加，物价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中国的经济学家对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宏观政策争执不休。对这个过程的回顾和讨论我会在“巴山轮会议”那一章里进行，在那一章里我还会集中讨论中国宏观经济的不平衡以及所涉及的通货膨胀的理论与政策问题。
在反对价格双轨制的那一派经济学家中，重要的观点是价格双轨制的推行助推了物价的涨势，让通货膨胀的压力挥之不去。而且，两种价格并存在客观上造成了官员和企业利用体制内外的差价进行套利的现象，滋生了企业向政府的“寻租”活动以及贿赂等腐败现象，并且严重影响收入的公平分配。(24)
早在1985年年初，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研究生的郭树清、楼继伟、刘吉瑞和邱树芳等人就首先上书国务院领导，提交《全面改革亟须总体规划——事关我国改革成败的一个重大问题》的报告。(25)在报告中他们提出，价格双轨制本质上是有冲突的体制，如果长期维持必将引起经济领域的协调失败，产生混乱局面，葬送改革的前途。之后他们在国务院领导的支持下开始研究整体配套改革的方案，并在1985年8月发表了研究报告“关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研究”。在研究报告中他们进一步指出了价格双轨制的“八大弊端”，主张尽快取消价格双轨制，代之以整体配套改革的战略，来解决当前的宏观经济不平衡和腐败蔓延的问题。(26)
1986年，当时在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设计办公室工作的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和李剑阁等写出了一系列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整体推进的研究报告（最后于1988年以《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为名出版(27)），其中也公开反对价格双轨制。他们认为价格双轨制等于在同一条道路上同时实行可以靠左行驶和靠右行驶的双重规则，必然导致撞车和混乱。同时他们提醒，双重价格并存必然助长计划内外的倒买倒卖和权力“寻租”现象，造成腐败蔓延。根据张卓元提供的资料，有的经济学者主张要尽快恢复计划价格体制来取代价格双轨制，主张80%以上的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要尽快并轨到计划轨道上来，只有少量的、次要的和供求基本平衡的生产资料才可以并为市场轨道。由此可见当时对价格双轨制的批评有多么严重。(28)
1988年，吴敬琏在北京和上海组织了关于价格双轨制带来的种种弊端的讨论会，并将讨论的结果汇编为《腐败：权力与金钱的交换》一书出版。(29)最为硝烟弥漫的论战发生在1988年和1989年之间的《经济研究》杂志上。前文我们提到，华生、张学军和罗小朋于1988年发表题为《中国改革十年：回顾、反思和前景》的长篇文章，文章中提出价格双轨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创举。这个说法很快遭到石小敏和刘吉瑞的批评。他们于1989年初在《经济研究》杂志上发表回应文章，批评和反驳了华生等人的观点。
在1985年前后，支持价格双轨过渡策略的经济学家并不多。除了华生等人之外，刘国光算是支持价格双轨制的。他于1985年在《经济研究》杂志发表文章，认为价格双轨制能为生产者提供有效的激励，强化降低成本的意识，缓解某些物资的短缺，是中国进行价格改革的可行路径。(30)
在1985年9月2—7日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即后来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联合在“巴山”号游轮上举办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人们习惯于把这个会议称为“巴山轮会议”）中，中外资深经济学家不可避免地讨论到了中国价格改革的方式。在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辑出版的《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巴山轮“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文集》中，刘国光等负责撰写的材料就特别写到会议对价格双轨过渡的讨论内容，尤其提到了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教授对价格双轨制的肯定：
在我国的双重体制中，计划内外产品售价不同的双重价格是计划内外双重计划体制和双重物资分配体制的集中表现。在模式转换过程中，从放调结合的价格改革入手，利用双轨价格逐渐消长，推动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可以避免改革中的大的震荡。正如布鲁斯所说的，在配给体制向商品体制过渡阶段，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消费品方面曾经实行双重价格，但中国在生产资料方面也实行了双重价格，这可能是一项有益的发明创造。它是从旧体制进入新体制的桥梁，可以使行政的直接控制平稳地过渡到通过市场进行间接控制。(31)
很容易看出，经济学家对价格双轨制的争论在理论上已经牵扯到了中国改革的战略采择问题：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到底是应该分步走呢，还是要整体推进呢？在转型经济学（economics of transition）的文献上，这两种不同的战略取向被今天的经济学家习惯地称之为“渐进的改革”（gradualist reform）和“激进的改革”（radical reform）。但是，国际上的主流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并研究转型战略的理论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这要比中国的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晚了将近十年。
1986年在中国经济改革推进战略的形成历史上是最富戏剧性的一年。价格双轨制的推行受到很多经济学家的批评，对于价格改革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经济学家内部出现了分歧。与此同时，经济学家内部对改革的顺序（sequence of reforms）也产生了分歧：应该优先改革什么？当时的分歧主要集中在是应该先推进价格改革还是先推进所有制改革。
从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10月中央召开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业生产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中央政府对经济体制的整体改革并没有形成什么方案，经济改革基本上是局部的以及零敲碎打的。但是在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则有了新的突破，被邓小平高度评价为有了“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这个决定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目标，而且在战略上要求转移到以城市为重点，进行全面的改革。
紧接着在1985年9月的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这个文件建议用五年的时间或更长一些的时间基本建立起由企业自主经营体系、市场分配体系以及宏观调控体制三者相协调的基本经济制度。但是在那段时间里，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压力一直存在，通货膨胀也迫在眉睫。如何在那样一种宏观经济的局面下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就成为当时中国经济学界和政府决策部门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
当时，经济学界很快就出现了关于改革的重心和顺序问题的不同意见。不主张先进行价格体制改革而力推企业改革的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的厉以宁教授提出了著名的论断“中国的改革如果遭到失败，可能就失败在价格改革上；中国的改革如果获得成功，必然是因为所有制的改革获得成功”。(32)厉以宁认为，中国的经济处于非均衡的状态，而且这个非均衡的状态要持续很长的时间，在非均衡的经济里，价格的作用是有限的，通过价格改革来理顺经济关系并不实际。中国的改革应该绕开价格改革，先集中进行企业所有制的改革，在此基础上再去逐步理顺比价关系。
而另外一些经济学人，主要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书的郭树清、楼继伟、刘吉瑞和邱树芳等，以及后来在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设计办公室工作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周小川和李剑阁等，则不主张实行太长时间的价格双轨过渡，也不支持局部性的改革战略，而是坚持改革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形成了“整体配套”改革的思想。正如前述，1985年初，郭树清、楼继伟、刘吉瑞和邱树芳等人向国务院领导提交了题为《全面改革亟须总体规划——事关我国改革成败的一个重大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和后来吴敬琏、周小川等人的一些研究报告肯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所以，在1986年的1—3月间，国务院领导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以及国务院常务会议等多个场合提出，1987—1988年要采取比较重大的步骤，要迈大步子、尽快建立一个有利于微观竞争的好的体制环境，还特别说到“具体说来，明年（即1987年——引者注）的改革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设计、去研究——第一是价格，第二是税收，第三是财政。这三个方面的改革是互相联系的”，“关键是价格体系的改革，其他的改革围绕价格改革来进行”。(33)
国务院领导的这些讲话很快就得到了贯彻执行，整体配套改革的方案也随之紧锣密鼓地进行。吴敬琏在他的著作《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中简单地回顾了他参与其中的一些细节。他说：
为了进行拟议中的配套改革，国务院在1986年4月建立了经济体制改革方案设计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在国务院和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拟订了“七五”前期以价格、税收、财政、金融和贸易为重点的配套改革方案。其中的价格改革方案，准备1987年从生产资料价格开始实施。改革的具体办法，类似于锡克早在1981年就向中国同行介绍过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做法：“先调后放”。先根据计算全面调整价格，然后用1—2年的时间将价格全面放开，实现并轨。在财税体制方面的主要举措，则是将当时实行的“分灶吃饭”体制（revenue-sharing system），改革为“分税制”（tax-sharing system）以及引进增值税（VAT）等。(34)
吴敬琏在书中还进一步透露了当时富有戏剧性的变化。国务院常务会议在1986年8月批准了这个配套改革的设计方案，邓小平本人也支持这个方案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是在1986年10月，国务院领导突然转变了想法，与原来提出的价格、税收、财政、金融等整体配套改革的思路相反，转向了以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改革为主线的思路，而且于1987年和1988年决定在国有企业中实行承包制。(35)换句话说，厉以宁的思路占了上风，取代了整体配套的改革思路。
无独有偶，在1988年5月国务院准备进行价格和工资改革“闯关”的时期，国务院领导最终也是拒绝了吴敬琏和刘国光等人提出的“先治理，再闯关”的意见，而采纳了厉以宁等人提出的通货膨胀并无大害的主张。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出现在“中国学术论坛网”上的吴敬琏的个人简历中会写有这么一段：
在几个关键时刻他提出了后被证明是正确的政策建议。他提出的经济改革与发展战略的基本思路以及不少政策主张（如1984—1988年的反通货膨胀主张等）现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虽然没有更多的信息来解释为什么国务院的领导在1986年10月突然改变了主意，但是这与当时的经济形势应该是有直接关系的。我们将在“巴山轮会议”那一章专门讨论转型时期中国的宏观经济变化。在这里我想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国务院在1984—1985年那一轮的通货膨胀中采纳了紧缩的治理政策，尤其是中国人民银行在1985年下半年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连续两次提高利率，加强信贷的控制，结果中国经济在1986年的第一季度开始出现了明显的下滑，2月份甚至还出现了经济的零增长。面对经济不景气的这个敏感时段，是否放松货币政策、如何刺激生产的增长极有可能重新成为国务院优先考虑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改革可能比价格改革和整体配套改革对帮助经济恢复繁荣更具说服力，因为以价格改革为中心的整体配套改革的短期效果很可能是紧缩性的，而以企业承包制和财政包干等为主的改革坚持的则是放权让利式的思路，有助于改进供给和恢复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