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分权与增长
很多经济学家都曾预言，过去40年中国经济的起飞与高速增长对经济学的发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么多年来，不可否认，现代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增长产生了不凡影响，而且帮助我们搞懂了很多发生在这40年中的事情。但同时，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增长的经验也在影响和推动着经济学的发展。这并不是文字游戏。这里面隐藏着一个有趣的、不容易看清楚的机制在起作用。我记得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理论决定了我们能真正观察到什么。我想这句话的含义是深远的，不仅仅局限于量子力学，对经济学家来说，当他们观察中国的经验时，他们可能常常不是因为找到了好的经验才去建立理论，而是因为有了理论才容易发现好的经验。事实上，经济学家的头脑中有很多现成的理论和知识体系，而这些东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学家能否在中国经济转型中看到一些不同的东西。
一个很好的证据就是关于“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与中国经验观察的形成。过去十多年来，经济学家对中国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和财政分权现象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研究文献随后迅速增长。而在这些研究文献的背后，实际上你可以找到关于联邦制的非常丰富的研究内容。这大概给海森堡的观点提供了又一个注脚。
写作本书期间，我在加拿大女王大学政策研究院遇见了已经退休四年的彼得·莱斯利（Peter Leslie）教授。我们相约一起吃了午餐。他在过去几十年间的研究兴趣一直是加拿大的联邦制，同时参与了很多关于宪法修正的辩论。他是政治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但经他介绍，我结识了研究“财政联邦制”的经济学家。其实，在欧洲和北美的大学里，你总是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以研究“财政联邦主义”或者“地区主义”为专长的学者。这并不奇怪，因为联邦制是政治制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宪政制度，它划分了上下级政府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建立了政治秩序。当然，由于历史和政治传统的原因，世界上的联邦制国家虽然很多，但模式差异也相当大。如即使同属于英联邦的国家，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联邦制至少在财政意义上也相去甚远。
因为制度的差异总是持久地存在，至少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对财政联邦主义的研究兴致从未减弱过。而这些研究的文献不仅为经济学家观察改革后中国经济经验提供了一个视角，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在观察和研究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的经验现象中能够寻找到那些也许还不曾熟悉的东西。
中国不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但是自从20世纪50年代实行了中央集权计划经济模式之后不久，中央与地方之间围绕计划管理权力与财政收支管理的制度就一直处于政策和理论争论的中心，导致中央与地方之间反复不断进行权力的划分、调整与妥协。
事实上，这种现象并不典型，在中央集权计划经济模式下也是不多见的。苏联式的集权计划经济模式一直都是依赖中央的专业部门对生产者进行垂直的计划控制，在财政上地方政府并没有自主的权力。但中国的计划经济模式一开始就烙上了分权的印记。即使中央多次尝试重新集权，地方政府的权力也始终没有受到削弱。每一次的集权努力都是短暂的、不成功的，而且都是以过渡到更大程度的分权而收场的。政治学家王绍光教授曾经说，毛泽东本人从骨子里不喜欢苏联的集权计划经济模式，他一直试图要打破苏联式的模式，在经济上实行“虚君共和”的治理体制。(1)虚实真伪，我们就留给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去研究吧。
总而言之，由于长时期演变出来的在计划管理和财政上的地方分权体制，特别是又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和1970年大规模向地方分权的运动，(2)使得中国在1978年决定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具有与标准的苏联型计划经济非常不同的初试条件。这个经验现象后来成为一些经济学家解释中国经济转型成功的一个重要的经验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