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九弯十八拐入川

接着，广西局势也紧张了，我家又随着学校沿川黔路入川，投奔抗战的首都重庆。

家眷搭军车，学生则是有车坐车，无车徒步走。从桂林到贵州，再由九弯十八拐的鵰姆坪往四川去，我真正看到了险山峻岭和人用卑微的双足攀越时的艰辛。

孙元良将军，黄埔一期毕业生，北伐、抗日时正规军军长，兵团司令，南征北讨半生。他在逝世前接受胡志伟的访问中，回忆抗战时的逃难情景，有大场面的描写和检讨：

我们（抗战初起时） 实行焦土抗战，鼓励撤退疏散，然而对忠义的同胞没有作妥善的安置，对流离失所的难民没有稍加援手，任其乱跑乱窜，自生自灭，这也许是我们在大陆失却民心的开始吧！我从汉中长途行军回援贵州时，发觉满山遍野都是难民大军铁路公路员工及其眷属，流亡学生与教师，工矿职工和家眷，近百万的军眷，溃散的散兵游勇及不愿作奴隶的热血青年，男女老幼汇成一股汹涌人流，随着沦陷区的扩大，愈裹愈多。他们对敌军并无杀伤力，对自己的军队却碍手碍脚。

这股洪流的尾巴落在敌军的前面，其前锋却老是阻塞住国军的进路。道路上塞了各式各样的车辆从手推车到汽车应有尽有，道路两旁的农田也挤满了人，践踏得寸草不留，成为一片泥泞。车辆不是抛了锚，就是被坏车堵住动弹不得。难民大军所到之处，食物马上一空，当地人民也惊慌地加入逃难行列。入夜天寒，人们烧火取暖，一堆堆野火中夹杂着老弱病人的痛苦呻吟与儿童啼饥号寒的悲声，沿途到处是倒毙的肿胀尸体，极目远望不见一幢完整的房屋，顷生人间何世之感，不由得堕入悲痛惊愕的心境，刚劲之气随之消沉，对军心士气的打击是不可低估的。

自离开南京到四川自流井静宁寺，整整一年。颠沛流离有说不尽的苦难，但是不论什么时候，户内户外，能容下数十人之处，就是老师上课的地方。学校永远带着足够的各科教科书、仪器和基本设备随行。

我今天回想那些老师随时上课的样子，深深感到他们所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希望和信心。他们真正地相信“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除了各科课程，他们还传授献身与爱，尤其是自尊与自信。

中山中学到了四川之后，毕业生会考与升大学比例都在全国前十名（自到汉口后招收了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各地中学生数百人） 。进入职场的以军政、文化界最多。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大部分学生回到隔绝十年的家，已不愿再踏上流亡之路：国共战争期间，决定留在千疮百孔的家乡，驱除满洲国余毒，重建民族信心和教育，但他们终身未忘在中山中学那一段患难中情逾骨肉的感情。

一九九〇年代，中山中学在沈阳复校，主要的力量即是来自当年流亡返乡的校友：包括吉林省长、辽宁省书记、沈阳市长，当年，他们都曾在湘桂、川黔路的漫漫长行中含泪唱过“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一九八四年，台湾中山校友会出版了一本《国立东北中山中学金禧纪念集》，由当时任警官学较校长的李兴唐、《传记文学》创办人刘绍唐、华航总经理张麟德及谢钟琏、陈明仁、靳士光、凌光武、龙士光、石声久、李光办、赵淑敏等较友组成的编辑委员会编写集稿成书：全书近六十篇忆往文章，血泪斑斑，任何人读了都会感动。

其中，郑佩高《艰难岁月五十年》，详述颠沛流离十年事，开篇曰：

“我国立东北中山中学之创立也，在苦难中诞生；其停办也。情景尤其令人心碎。数其岁月，自创校以迄今，恰恰五十年，此五十年中。何尝有一日能使吾人喜乐者？且突破艰难，尝尽苦涩，奔走呼号，弃个人之喜乐于不顾，以促使吾校诞生之诸乡贤。就笔者所知，大半已归道山，其所抱之伟大理想，就今日言之，仍未能完全实现。因知其在天之灵必有深恨！学校由北平南迁之前，平津中上学生集中军训不及一个月，日本提出我中央军退至黄河以南，停止一切仇日抗日活动，学生集训应立即停止等等无理要求。第二日清晨升旗之后，总队长关麟征将军（二十九军师长，抗战时殉国） 步上升旗台，涕泪纵横宣布集训解散，并曰：‘我们的国家至此地步，尚成何国家，此仇此恨不报，能算作男子汉大丈夫否？能称为中华儿女炎黄子孙否？’一时群情激动，俱冬痛哭失声，恨不得立即灭此朝食，虽粉身碎骨而无悔……。解散后。地上热泪滴处，斑斑成行成列皆分明可见也……东北沦陷，师生中被俘被杀者极众，至能逃来台湾者，率亦系百死一生，试一追念前尘，能无天地永在震撼之中之感乎？”

文章最后，郑佩高注记：“九一八事变五十二周年纪念之夕完稿，执笔之际。犹彷佛日寇炮火凌空而过，北大营在火海中也！” 除此之外，每逢有人提到中山中学，我最鲜明的印象就是在那一条漫长的逃亡路上，我父亲看我们都算平安上路，就急急忙忙赶去下一站接洽驻军，给徒步走来的学生安排粮食与宿地的情形。

一站又一站，他总是与我生病的母亲与幼妹擦身而过。那时我已经“升级”坐在行李车上，随时注意不要被颠簸摔下车去，哥哥在步行的队伍中。我们有时会远远看到父亲在赶往下一站的军车上，他似乎没有注意到我们，那时在他的心中，那近千人的学生，都是他的孩子，都必须带到安全的，有希望的地方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