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大学毕业,前途茫茫
我参加学生代表会后一天中午。与同寝室的况蜀芳、谢文津和她的丈夫孟宝琴,还有几位常参加英语会的香港同学,一起到校门口一家小餐馆聚餐庆祝毕业且惜别。
大家兴致颇高,居然要了一大瓶高梁酒(大约那里只有那种酒) 。店家拿来的是小茶杯作酒杯,并且端来小碟子的花生米和豆腐干,连那粗瓷碟子上的花纹都与乐山河堤下茶馆的相同(大约是长江文化吧) 。
三江汇流的古城,暮春三月,杂花生树的美景,携手漫步的朋友已成陌路,一年之间,我竟置身这样喧嚣复杂的情境,恍如隔世!大家举杯之际,我竟端杯全干,一连干了六杯,把大家吓得不知如何是好。文津和蜀芳把我夹着走回宿舍,路并不近,大家连脚踏车都没有,我两只脚好似腾云驾雾一般,踩着虚空,竟然走了回去,进了宿舍房间倒在床上立刻人事不知。
第二天醒来,思前想后,今后何去何从?
大学毕业了,工作、爱情皆无着落。蜀芳先回四川家乡,文津急着回山西与家人团聚。我从有记忆以来,就没有可回的故乡。父亲在京沪忙碌,妈妈在北平暂居,哥哥在国共拉锯战的东北战场作随军记者。那时女子就业的职场极窄,我仍想读书进修,桂质廷院长因团契的关系为我申请到美国霍利约克学院的入学许可,但父亲不同意我出国,他认为我应先考虑婚姻再谈出国进修,否则以国内局势之变幻莫测,一生与家庭隔绝,会成为孤僻的“老姑娘” 。
缴了毕业考试最后一张考卷出来,是个炎日当空的正午。如今连最后奋斗的目标也没有了,我大学毕业了,身心俱疲回到宿舍,在半空的房间里,痛哭一场,为自己茫茫前途,也为国家的迷茫,悼亡伤逝。我父亲在我这年纪一心要救的中国,如今处在更大的内忧外患中不知何去何从?当年幼稚狂妄地想读哲学了解人生,如今连自己这渺小无力的心灵都无处安放了。
尚好在迷茫之中,理性末灭。父母尚在,他们在世之日,我就有家可归。
终于到了最后航行长江之日。六月下旬,我与几位香港侨生同学余麟威等人由汉口搭船回上海。那艘江轮有船舱,舱里闷热,令人坐卧难安,而沿着全船的栏杆,用粗麻绳连环绑着近百名年轻男子(新兵) ,去支持在北方的剿共战争——那时不可以说“国共战争” 。
船行半日一夜,舱门外绑着的士兵看到我们喝水,眼睛里的渴,令我们连水都喝不下去,有时就偷偷给他们喝一些,另一段的兵就求我们也给他们一些。
这举动被巡察的军官听到,过来察看,他说会定时发放饮食,请我们不要破坏军纪,军队调动的时候,最怕松动和逃兵。
在那样的大太阳下,有些兵的脸和嘴焦黑干裂,我们把闷热的舱房关上门,才敢吃饭喝水,因为吃喝每一口都自觉有罪恶感。
当天晚上倦极睡去,朦胧中听舱外人声喊,“有人跳水了…”军官用大电筒往水里照,长江正在涨水期,滚滚浊流中,一个小小的躯体哪有生路?
有一个兵开始哭泣,引起更多哭声。一个粗重的声音厉声说,“再有人哭就开枪!”哭声戛然而止,黑暗中一片死寂。
在我有生之年,忘不了他们枯干的颜面,忘不了他们眼中的渴。有时在电影看到西洋古战场上,威武战将后面举着盾牌奔跑的兵,我都流泪。古今中外,那些在土地上沙沙地跑、“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兵都令我悲伤,它具体地象征了战争对我心灵的伤害。
又见上海…不过是一年时光,对于我却似隔世前生,不堪回首。
我有了家,爸爸在上海复刊《时与潮》,由北四川路迁至原英祖界的极司斐尔路(胜利后改名梵王渡路) 的一所大房子,是租住的市产,曾是市长官邸,日据时期有许多神秘的传说。《时与潮》与东北协会在重庆的工作人员和家眷住了大半房间,给爸爸留了三间。渐渐有许多当年地下抗日的同志,到上海来也住在里面,人气旺盛,每天进进出出,无数多年睽隔的老友重逢,说不尽别后的惊险历练……。
我在上海住了一星期就去北平与母亲相聚,爸爸希望我在北平找个工作,也帮忙照顾家庭。在那时,似乎也是我唯一合理的路。
我大学毕业回到北平,对于我母亲是一大安慰“在她心中。我长大了,可以自立了,而且也成了她可以商量心事的女儿。”她回到北平一年,似乎所有的“还乡梦”都幻灭了。东北家乡的剿共战争打得激烈,两军在长春四平街四出四进,真正在血战。许多在满洲国那十四年中忍气吞声作“顺民”的人,也往关里逃难。我家在北平大羊宜宾胡同的家成为亲友投奔的目标,所有的房间都住满了人,每顿饭开两桌,有时还开第二轮。两位姑姑家十口,我家四口。三位堂兄弟(振庸、振飞、振烈) ,两位表兄和家乡新来的乡亲。那时物价已经不断涨高,我们餐桌上的菜已只能有三、四种大锅菜,茄子炖土豆、白菜炖豆腐加肉块,量多就不是小锅精致的好菜了,姑姑的孩子和我两个妹妹都是十四、五岁到十岁左右,正在成长又不懂人间疾苦的年纪。
爸爸每月寄来的钱都跟不上物价波动,我母亲的角色就很难演了。她趁我回去,就跟因公回东北的父亲走了一趟东北。而且冒险一个人回了她的娘家新台子给姥爷、姥娘、三位舅舅上坟,住了几天。在那段时期我帮两位姑姑买菜,应付开门七件事,才知道开销之大,我父亲每月定时汇来的钱已不敷支出。
北平城里谣言四起,津浦路常常被挖了路基或起了战事而不通。我母亲从家乡回到北平,万分忧愁。她连可以变卖的首饰都没有,当年陪嫁的首饰和多年节俭存下不过数千元银洋,都在抗战末期被银行奉命换成当时货币,后来只够买一匹阴丹士林布。津浦路若断了,飞机票更别想买得到,爸爸那时在京沪工作,她一个人带两个小女孩如何生存?更何况还有两个姑姑的十口人?夜晚我睡在她房里临时搭的床上,听见她一直在翻身、叹气,我就说,“妈,你不要叹气好不好,我都睡不着。” 15、渡海过了几天,我到北京大学红楼看朱光潜老师。
他见到我,十分高兴,带我去看他新配的宿舍,说家眷不久可以由南方来。那几间临时宿舍。空荡荡新盖的水泥平房,其实还不如他在乐山听庭院落叶雨声的老房子温馨,但他似乎很满意,说如今胜利了,以后可以好好做些学术发展。他也问了我毕业后的计划,我只说想继续读书,家里又不让出国,但没提想做助教的话,也许当时不愿朱老师认为我是为了找工作才去看他,或是我内心并没有决定要留在北平。自童年起,我记忆中的北平古城就是一座座阴郁的古城门,黄沙吹拂着曲曲折折的胡同,往远看就是荒凉的西山和撒石灰的屋子……。
当天晚上,妈妈问我到北京大学拜望老师的情况,她很严肃地说,“既然你末向老师求职,我希望你到南京或上海去找事,北平和京沪切断的话,我和你两个妹妹活命都难,你哥哥在东北战地到时候也不知什么情况,你去跟着爸爸近的地方,也让我心里少一份牵挂。”我又回到上海。因为《时与潮文艺》的孙晋三先生的关系,我向南京的中央大学外文系申请助教工作,但他们已留了自己的毕业生。在上海教书,我不会上海话,实用英语也不够,想都不要想,所以也没去申请。
何况我不喜欢上海那种虚妄的繁荣。
八月过去了,九月也过了一半,我在上海,思前想后,真正不知何去何从。
突然有一天,在南来北往的客人中看到了马廷英叔叔。
抗战初起,他放弃了在日本长达十七年地质学者的工作,回国献身文化报国,曾任由沈阳南迁的东北中学校长。自一九三七年起,每次到南京以及后来到重庆都住在我家,因他一直单身,我母亲特别照顾他的衣食。他身躯壮硕,笑声洪亮,我们全家都很喜欢与他亲近。他曾带给我一小袋我一生第一次看到的海贝蚌壳,讲他去海底探测珊瑚礁的故事,很给我们开眼。他到四十岁才结婚。生了一儿一女,男孩马国光,笔名亮轩。在台北长大成为作家。
我在上海再看到他,倍感亲切。他看到我在那十里洋场的边缘晃悠傍徨,就说他此来为台湾大学找理学院教授,听说外文系也正在找助教,“他们什么都没有,只剩下两个日本教授等着遣送回国…你就去作助教吧。”对我父亲和《时与潮》的叔叔们来说。我一个单身女子要渡台湾海峡去刚发生二二八动乱的台湾,是不可思议的事,都不赞成。但在我心中,孤身一人更往南走有自我流放之意,至少可以打破在南北二城间徘徊的僵局。况且,整个中国都在非左必右的政治漩涡中,连驼鸟埋头的沙坑都找不到了。每一个人都说,你去看看吧,当作是见识新的天地,看看就回来吧大家都给我留一个宽广的退路。一九四七年九月下旬,我随马叔叔渡海到台湾,想望着一片未知的新天新地。
爸爸给我买的是来回双程票,但我竟将埋骨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