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外文系今昔

由那几步台阶走下来，穿过如今已不存在的舟山路，进入台大旧墙内的校园，穿过校警室、福利社，从行政大楼和农化馆间的小径出来，立刻面对文学院的红楼。横切过种满了杜鹃花树的椰林大道和纪念傅斯年校长的传钟，即可从气势宽阔的门廊进入回廊。对于我，似乎有一种“仪式”的意义。这敞朗、陈旧的回廊，以大半圆的弧形，稳坐在台北帝大（创立于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 初建的校园中心，两端开着小小的门，中间包着一个小小的院子，和我三十年前初见时完全没有改变。在台湾漫长的夏天，隐约可以感觉到流动着一种Whispering coolness（我无法中译这种感觉） ，安顿我的身心。我的教书生涯由此开始，也将在此结束吧。

很难与记忆妥协的是，外文系的办公室已经搬到楼下，现在是个热闹的地方了。进了院门楼下右转一排大屋子，只有这一间的门经常开着。迎面是一座木柜，上面放着一把当年标准办公室用的大铝茶壶，没有力气从木柜上提下那把茶壶的时候，你就该退休了。茶叶装在白色小麻袋里，由总务处分发给各系办公室。

我至今记得咖啡般的茶色与苦涩的茶味，两节课之间实在太渴，也常得去喝一大杯，茶几乎永远是冷的。

木柜有数十个格子，当作教师的信箱，后面桌椅相连。坐着五位助教和一位事务员，川流不息的人和事。

一直到我退休，外文系没有一间真正的教员休息室。上课前后的“交谊”似乎都在回廊“举行”。我至今记得，有时从二十四教室出来等下一节课钟响，相当疲劳地靠窗台站着，会看到走廊那一端出现一位多年不见的老友，免不了有“惊呼热中肠”的场面，然后匆匆忙忙在粗糙的木窗台上写下电话号码，各自奔往教室。

那时外文系编制已近八十人。还有许多位兼任老师。第一批开课的老师如英千里、王国华、黄琼坎、苏维熊、李本题、夏济安、黎烈文、周学普、曹钦源、曾约农等都已离开。一九七〇年以后的台大外文系，有人戏日：“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在那陈旧斑驳但敞亮可爱的回廊，来来去去的学生有许多是联考第一志愿分发来的，心理上也许有置身雕栏玉砌之感。而课程确实有很“现代化”的大改变。最大的推动者，恰好一位姓朱，一位姓颜。朱立民和颜元叔先生在一九六〇年代后期由美国拿到文学博士学位归国，在台大校园被称为“稀有贵重金属”；不久另一位文学博士胡耀恒先生也回到台大，以最新方式讲授西洋戏剧，带领学生以比较文学方法关怀中国戏曲的发展。

影响最大的改革是重编大一英文课本，以增强全校学生的英文能力，扩展人文和科学方面的知识。为本系一年级学生开设“文学作品读法”，列“中国文学史”为必修课，此课前后有台静农、叶庆炳、林文月、柯庆明等中文系名师授课，不仅使学生真正认识中国文学的传统和演变，也增强中文和外文两系的师生情谊，影响学生日后进修的视野，甚为深远。

“英国文学史”改为两年十二个学份的课程：第一年由中古英文时期（The Middle Ages 1485） 到十八世纪（The Eighteenth Century ） ：第二年由浪漫时期（The Romantic Period,1785-1830） 到二十世纪（TheTwentieth Century） 。使用的课本以重要作品为主，不仅是背景、潮流、发展的叙述而已。我教的时候已使用全世界的标准本，诺顿版的《英国文学史》，共约五千多页。

在台大我一直讲授英国文学史第二年课程，有一年颜元叔先生出国。由我代课，上了英国文学史第一年课程。此课我在中兴大学教过四年，有过相当研究。同一星期之内要按不同的进度调整自己的思绪，在二年级的教室讲八世纪北海英雄史诗《贝尔伍夫》，甚至还须放一两次古英文发音的唱片。第二天则在三年级班上费力地阐释十八世纪奥秘浪漫诗人威廉．布雷克《心灵旅者》，此诗描写两个反方向转动的循环，自然与人生，其中奥秘实非课堂中可以完全阐释。我在中学时曾读过一篇英国人写的文章，他说人脑里似有许多隔间（compartments） 储藏不同的知识。我在脑中清清楚楚区分英国文学史各阶段重要作品。各自为它的时代璀璨发光，所以自己并没有时空混淆或时代错置（anachronism） 之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