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生活》与女性文学

李静让我谈谈对女性文学的看法。我读过一些女作家的作品，但不幸的是，这些作品不是中国女性文学中的代表作品，真正的代表作一时又找不到，于是她给我拿来一本陈染的《私人生活》。据说这本书卖得虽好，还算不上女性文学的代表作。虽然不是代表作，毕竟还是女性文学。看过这本书之后，忽然想到前几天在报上看到一篇评女性文学的作品，说是这类作品无他，不过是披露个人的隐私，招人窥视。女性文学该如何评价暂且不论，这种批评本身是没有道理的。明明你窥视了别人，却说是人家招的，这是一种假道学。如果不用窥视的眼光来看，就该说它是本小说，按这种标准来评价。

《私人生活》是本有趣的书，讲述了一个女人成长的经历。假如我理解得不错，主要是讲她的性别意识形成的过程。类似题材的书，我以前只看过闵安琪用英文写的《红杜鹃》，这也是本有趣的书。相比之下，我更喜欢《红杜鹃》，因为它的时代背景是“文化革命”，和我的生活经历比较接近。因为同样的理由，年轻人会更喜欢《私人生活》。《红杜鹃》是用英文写的，国内看不到，其中也写到了性别意识的形成，甚至也有女同性恋，不知这是不是女性文学的特征。这两本书有趣归有趣，恐怕还不能说是好小说。

《私人生活》的前半部比后面写得好：主人公童年的经历讲得有条有理，和T老师爱恨交集的感情纠葛交待得也算清楚。因为这个缘故，我说它是有趣的。书的后半部陷入了严重的混乱，主人公甚至进了精神病院——一部以第一人称写成的书出现这样的情节，应该说是失败的。听了一个故事，后来发现讲故事的人头脑有问题，这肯定不是个意外的惊喜。一般情况下，听众会感到后悔，觉得不该一本正经地听了很多疯话。所幸故事结束时，主人公的神智又恢复了，给读者一点安慰。总的来说，我不赞成这样写小说——这样对待读者是不严肃的：假如作者的态度不严肃，读者又怎能认真地对待你的作品呢？照我看这是全书最大的败笔。作为小说，《私人生活》不够好。假如《私人生活》是男作家写的书，我对自己的看法就有十分的把握。现在的问题是：这是女性文学。人家可以说，这是男性中心主义的批评，还可以说，我没读懂女性文学。所以我对自己的意见也没有把握了。

《私人生活》写了主人公的性经历，我觉得也没有写好。场面的描写本身就有问题（那些描写完全没达到陈染的水平），感情的脉络也不清楚。全书结束时，写到主人公在浴缸里审视自己，恢复了平静，我的理解是：主人公感情的主线是自恋。再翻回去看前面那些吃力的煽情描写，觉得言不由衷——和自恋的感觉很矛盾。我觉得把这些描写通通删掉会好一些。当然，都删了就会不好卖了。但想写好小说，就不能管它好卖不好卖。

《私人生活》写了女同性恋。《红杜鹃》里也写到了同性恋，女主人公和一位女指导员爱得发昏，想要做爱，又不知怎么下手，就说：“让我们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吧”——当时人们疯不疯傻不傻的劲头全都跃然纸上，这一笔很成功。相比之下，《私人生活》中禾寡妇和倪拗拗搞的那些事，倒让人看不懂了。拙劣的场面描写夹杂着一些没来由的感慨，倒像出自中学生的手笔。而《私人生活》中异性恋比同性恋写得还坏，举例来说，主人公倪拗拗和T老师初次发生性关系，是在一个叫做“阴阳洞”的地方，这个地名叫人想起了地摊上署名“黑松林”的下流读物。这地方看上去像个墓穴，实际上却是个餐厅；在干那件事之前，先吃了十道大菜，其中包括猴子的腿……

干完之后，又来上一段哲学思辨。我不知别人感觉如何，反正我没猜出这么写用意何在。

就小说而论，我以为《私人生活》写简明些好。主人公倪拗拗是个自恋倾向很重的人，似应着重写她的内心世界、她的感觉，写她无法实现的想入非非。小说里有一笔写她单恋尼克松，就比较自然，一直这样写就好了。而把所有女人的性别意识都套在她一个人头上，当然无法收拾。主人公进了精神病院，这是感情逻辑的破产。一个感情不能自圆其说、非进精神病院不可的人物，叫人无法认真对待；这主要是因为我扪心自问，觉得自己还没有疯。

其实，我对此书的附录——陈染的访谈录——更感兴趣。这篇短文比整本小说都好读。陈染对小说的很多看法我都赞成，只有对卡夫卡的看法例外。陈染说，她觉得和卡夫卡气质相近，我觉得不然。卡夫卡虽然抑郁，但他的抑郁里没有自恋的成分——他说，每个障碍都能克服我。他的问题是悲观绝望。这种情绪和过度自恋造成的抑郁不是一回事——不能把所有的气质都往自己身上扯。在访谈结束时，谈到了女性写作的文化角度。我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这主要是因为，一种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正在泛滥，一直蔓延到了文学的领域。

文化人类学有种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主张尊重各种文化特异性。假如真有一种女性的文化角度，我们也该尊重它的特异性。如陈染所说，女作家可以在男人性别停止之处开始思索，假如这是真的，我们就有指望读到些独特的好作品。但就《私人生活》而论，我有理由说，我的指望落空了。现在我觉得《私人生活》不好，陈染会说，这是男性中心的偏见。假如我说这书好看之极，她就不会在意我是个男性。这样等于立起了个单向的闸门：颂扬的话能通过，批评的话就通不过。任何人都能看出这件事的不合理之处：女作家的作品，男人只能赞美，这种赞美就没了意义。假如女性文学意味着对文学做这样的分割，那就没什么意思。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在文学领域也不可滥用，它会把文学割碎。当然，对于女性文学，我也不是完全的取消派。女作家写性别意识，只要能写好，我就赞成。

另外一方面，作者写出文学未曾表现的一种文化特异性，会是有趣的，但又不一定会好。举例来说，假设有种肉冻似的海洋生物有思维的能力，在大海中漂浮了亿万年。我们把它们中的一个捞了出来，放进鱼缸，给它一支笔，可以想见，它能写出些有趣的东西，但未见得好，虽然它们在陆生动物停止的地方开始思考，也不见得是好小说家。除非它对文学有些了解，有一些写作的经验——假如我们承认有好和坏，那么就必须承认在文化的特异性之外，还有一个统一的文学标准，由这个标准来决定作品的好和坏。我对女权主义的理论和文化人类学还有些了解，我的看法是：这些学问不能教给我们如何写作。通过写作可以改变自我，这就是说，真正能教我们如何写作的，却是写作自身。

*载于1996年第1期《北京文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