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赤彤丹朱》想到的
翻开张抗抗的《赤彤丹朱》，马上就想到了尤瑟纳尔的《虔诚的回忆》和《北方档案》。这几本书大体是同一个路数。我虽然是尤瑟纳尔赤诚的崇拜者，对《北方档案》却一点都不喜欢——我喜欢尤瑟纳尔的《一弹解千愁》《东方奇观》；假如尤瑟纳尔没写过《虔诚的回忆》《北方档案》，我的感觉能好一些。这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尤瑟纳尔是位小说家，我更希望她写小说，而不希望她写史或纪实一类的东西。当然，我对写史和纪实也无偏见，只要它写得好。张抗抗的书以前没有读过，对她并无这种先入之见。但不管怎么说吧，照我的个人判断，《赤彤丹朱》不属小说一类。
在此谈谈我对小说的看法，也许不是多余的。本世纪四十年代，茨威格就抱怨说，以往的小说不够精当。我对他的抱怨是赞成的，但以为他自己的小说也不够精当。以后就出现了很多可称是精当的小说，比方说，意大利卡尔维诺的作品，还有法国的“新小说”。当然，有人认为它们“太拘泥于文学，不怎么好”，但我总觉得这才叫做小说——小说从语言到结构，就该是处处完美。朝这个方向努力，小说才能和历史、纪实、通俗文学分开——就像戏剧、哲学那样，是一种远不是谁都能来上一手的文体，这样才对。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按照我们这里通用的标准，《赤彤丹朱》还得算是小说，而且是属小说中比较经典的一个类别。因为我相信近三四十年来，小说艺术有了很大的进步，所以这里的“经典”应该说是个贬义词。尤瑟纳尔有些小说达到了现代的标准，这是她最好的作品；还有些达到了“经典”的标准，就没有前一种好。我倒希望张抗抗除了《赤彤丹朱》，还能有另一类的小说。
如前所述，我不大欣赏《虔诚的回忆》和《北方档案》，但我倒能理解尤瑟纳尔写这两本书的出发点。知识分子不同于芸芸众生，他不仅仅生活在现时现世，而是生活在一个时间段里。人文知识分子更了解历史，他生活在从过去到现在的这个时间段里；科技知识分子更关注未来，他生活在从现在到未来的时间段里——假如我说出，我受过科技和人文两种科学的训练，也许大家更能宽容我的武断——不管是哪种知识分子，与大众都有所区别，所以都是知识分子。在上述两本书里，尤瑟纳尔体现了她的这种胸襟。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喜欢这两本书。因为我很崇拜尤瑟纳尔，所以带着内心的痛苦说这样的话。至于《赤彤丹朱》，我更不喜欢。请相信，我是带着更大的痛苦说这句话。因为我也写小说，而且很害怕听到苛评，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好在还有一句可以安慰张抗抗的话：我不喜欢，不等于别人也不喜欢。
仅从形式上看，张抗抗的书和尤瑟纳尔的书有很相像的地方。尤瑟纳尔《虔诚的回忆》里写了她母系的故事，又在《北方档案》写了她父系的故事；《赤彤丹朱》在前二百七十页写母系，二百七十页以后写父系。但在意思上有一点根本的颠倒，造成了我更不喜欢后一本书。《北方档案》写到一个女婴（也就是尤瑟纳尔）出世为止；而在《赤彤丹朱》里，第一人称作者已经出生，还占据了全书的中心地位。尤瑟纳尔把自己推广到了遥远的过去，把对自我的感觉扩展到一个宽广的时间段里；而张抗抗则从父母两系来解释自己，最后把一切都压缩到了一个点上，那就是全书最后一句她写的：“一九九四年八月完稿于北京花园村”。客观地说，这两种想法有高低的区别。顺便说一句，对尤瑟纳尔的文化胸襟，实在不能轻看，她老人家是位文化上的巨人。要是拿尤瑟纳尔和张抗抗做比较，对后者不够公平——她还年轻，而且不是科学院院士。但这非我之罪，谁让她的书那么像尤瑟纳尔呢？……
张抗抗的这本书主要是在写自我，对于女作家来说，写自我是很可取的。但也不知为什么，中国现代女作家写的自我是有毛病的；往往很不好看。以我之见，作家写自我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把自我当做subject，一种则把自我当做object。我不是在卖弄自己懂几句洋文，而是在这方面中文没有特别贴切的相应词汇。假如把自我看做subject，则把它看成是静态的、不可改变的，是自恋、自足的核心。若把它看做是object，那就是说，自我也是动态的、可以改变的，可以把它向前推进。我们国家的文学传统，有一半来自传统文化，另一半来自前苏联，总以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自居，想着提升和改造别人的灵魂，炫耀和卖弄自己的灵魂。不知为什么，我不大喜欢这一点。相比之下，我很喜欢福柯的这句话：“通过写作来改变自我。”这也是我的观点。所以一在书里看到以自我为中心的种种感触，我马上就有不同意见。
坦白地说，如果不是编辑先生力邀，我不会写这篇评论。这主要是因为此书的书名，还有洋溢在书中强烈的使命感和优越感。这些成分不属于文学，更不属于文化的范畴。要论家庭出身，我也属红五类，但我总觉得，如果我自己来提到这一点，是令人厌恶的……
好在这本书还有些可以评论的东西。由它可以谈到尤瑟纳尔，甚至谈到了福柯。这说明我们国家的文学事业也在和国际接轨。很不幸的是，接轨这件事，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好的一面是增广了见识，坏的一面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更加不幸的是：我这篇文章谈的全是坏的一面。
*载于1996年1月31日《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