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母亲的信仰
除了冷僻的地方志，大概无人会记下这些名字了：
一八三二年，基督教德人传教士首先踏入山东境内，在胶东布道。
一八六七年，苏格兰圣经会传教士廉臣，美国长老会教士梅里士，由胶东烟台到临沂布道。
一九○五年，北美长老会派叶克斯、范珍珠二人由临沂到峄县布道。一九一一年在峄城南关建造大教堂。
一九一九年，德人美籍护士万美利来峄县创办孤儿院、职业学校和诊所。
长老会在峄县建堂后，派传教士四出宣扬教义，大约一九三○年左右，兰陵教会成立了，称为峄东支会。
那时吾乡一般人对基督教有种种猜疑，例如，他们听见男男女女在一间屋子里高唱“耶稣爱我、我爱耶稣”，产生想象，对前往参加聚会的妇女有轻蔑之意。幸亏早期教友中有一位王兴信先生，他当过保长，在地面上有些实力，那些游手好闲的人看他的面子，没有到教堂里来骚扰过。
我还记得，晚间聚会散会时，天地黑成一片，王兴信先生拿着三节电池的手电筒照亮道路，护送女教友回家。那时以吾乡的消费程度，这一举动甚为豪华，手电筒是奢侈品，大家相信“捏一捏，一个铜咯”，铜咯就是铜元。
另一位对初期教会有贡献的是宋师母，她一人住在教堂旁边的小屋里，专职传教，教友轮流供应粮食蔬菜，没有一文钱的薪水。
宋师母是一个温婉的小妇人，丈夫英年早逝，唯一的儿子又从军远走，就把对生活的热情倾注在教会里。但她说话的声音轻细，说话时也没有手势，跟一般传道士的风格不同。
我记得，宋师母永远是一个最清洁的人。朴素是必然的，不用头油，头发也能一丝不紊，粗布衣服浆洗得干干净净，手上脸上没有灰垢，达到城市中白领的水准。她并不像有洁癖的人那样难以相处，她平易近人。教会里有这样一位工作者，才可以深入家庭，劝导妇女。
教会初创，没有驻会的牧师，峄城的牧师杨成新、台儿庄的牧师翟庆峨，以及侯敬敏牧师、侯敬臣牧师等人轮流前来主讲。此外还有侯敬臣的父亲侯长老、乡村布道家张继圣先生，都很受教友欢迎。
这些牧师都是华北神学院的高才生。华北神学院设于滕县，院长赫士，是有名的神学家，我们用的赞美诗也是他主持编定的。
回想起来，侯长老讲道最是诚恳动人，他年纪大，阅历深，使你觉得他确确实实想救你。他的这份天赋由侯敬臣牧师获得，侯有神学院的底子，讲说的层次又高些。台儿庄来的翟牧师仪表最好，国学有根基，对基督教义和孔孟学说常作巧妙的融合。
我就在这些人的熏陶中渐渐长大。
兰陵教会的礼拜堂，盖在西北隅靠近城墙的地方，附近人家稀少。抗战爆发，治安问题复杂起来，那房屋就不常使用了。
我家有一排五间空屋，由一位本家借住，后来那人搬走，母亲愿意借给教会使用，教会又有了共同聚会的处所。这栋房子离我们的住屋只隔一个四合院，坐在客厅里能听见唱赞美诗。
教会久由王兴信长老当家做主，这时教友有了不同的意见。王长老的口才和仪表都很好，但他逐渐丧失了基督徒的气质，越来越像一个政客。这长老一职，就在一次选举后改由宗茂山先生担任。
宗王两人本是密友，皈主后，彼此的差异日益显著。宗先生勤勉谦和，有服务的热诚，把不相干的外务都断绝了，专心事奉。他以百分之九十的高票当选。
在吾乡，母亲皈主甚早，参与了兰陵教会的创建。我不知道她老人家何时、由何人引领入教。
基督教发展的经验是，妇女儿童首先受到吸引，而妇女之中，又以贫穷的、识字不多的、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居多。若是主的救恩同时降临缙绅之家，有少数信徒来自名门大户，可以对教会产生庇护作用，教会在当地所受到的歧视因而减少。这就是母亲信教对兰陵教会的意义。
至于母亲为什么信教，那倒不难了解。
母亲于归甚早，我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都不幸早逝，我这个小不点儿才成为长子。
我一点也不记得哥哥的影子，大姐二姐倒有眉有目。我记得，大姐已经出嫁，常常哭着回来，再哭着由家中套车送走，母亲陪着哭。
对二姐，印象更清楚些。记得她生病，医生说必须常吃鹅肉，家中特地养了几只鹅。不知，鹅总是把它的长长的脖子伸得很直，贴近地面，蛇一样游动，又大声喧哗，常常追我赶我咬我的小腿肚子。这个经验很恐怖，我长大成人以后还常常做这样的噩梦。
二姐死时还没出嫁，所以我约略记得她的葬礼。至于死因，说来就可怜了，她的病中医束手，转求西医，那时吾乡能够找到的西医，不过是在街口开了个西药房，顺便向病家推销成药。他给了一瓶药水，回家服用，二姐含了一口马上吐出来。家人不知道她的牙床已经脱皮出血，还在劝她、哄她、哀求她，告诉她良药苦口利于病。二姐奋勇地再吞一口药水进去，这回吐出来的是血，是血……
二姐死后，母亲要拄着拐杖才站得起来。一群亲邻（都是妇女）来我家大骂庸医杀人，一左一右架着母亲往外走，后来知道她们把那家西药房砸烂了，那个卖药兼行医的家伙本是外路人，从此无影无踪。
母亲大病一场，然后黄着脸、拄着拐杖行动，整天不说一句话。咳！她当然需要宗教。
还有，母亲婚后的境遇相当痛苦。我说过，大家庭好比一只猫，努力扭曲身体以各种姿势去舔掉身上的肮脏，吞进肚里，有些事是要隐瞒的，有些话是不外传的。
后来，父亲唤母亲奉命从大家庭中分出去，彼此距离拉远，压力减轻了，每年仍有一些活动，像祭祖、拜年、庆寿，暂时恢复大家庭的形式。由于活动集中，加上“我又逮着机会了”之类的想法，大家庭制度的负面功能也就即兴发挥，淋漓尽致。当然，这些也必须舔个干净、吞进肚里。
这时，基督教来了，它说，你不可烧香摆供，你只能跪拜真神。
这时，母亲说，我信主了，你们的什么什么我都不能参加了。
对母亲来说，这已是一种拯救，不必再待来日。
母亲的心底，也许还有更复杂更隐微之处，是我所不能觉察的吧？有人问她为什么要信基督教，为什么不信佛教，我清清楚楚听见她是怎么回答的。
她说：“我不要来生。”
不错，基督教的教义里只有今生永生，没有前生来世。对熟知轮回的中国人来说，这的确是它的特色。
母亲是把新旧约全书看了一遍才决定信主的，她对教义领悟得很快。
那时，教会初立，有思考能力的人对这个外来的宗教抱着挑战的态度，提出许多问题。这些问题转弯抹角、或早或迟传到母亲那里。
有人提出：耶稣本是一个人，为什么拿他当神敬拜呢？
如果那人信佛，母亲就反问：释迦牟尼岂不也是一个人？如果那人好道，母亲就提醒他：太上老君岂不也是一个人？母亲指出，灶神姓张，不但是人，而且不成材；送子的张仙不但是人，而且是亡国之君。关羽、岳飞、姜太公、杨二郎哪个不是人？他们不是一直在受中国人的敬拜？
耶稣是外国人，中国人怎可奉外人做教主？这不成问题，佛教在中国有无数的信徒，佛祖乃是印度人。
有一位大婶当面问我的母亲：“神在哪里？我怎么看不见？既然看不见，我又怎么能信他？”她拿这个问题问倒了好几个教友，言下颇为自负。
母亲慢慢地告诉她：世界上有许多东西是眼睛看不见的。眼睛的用处有限。
你可以看见我的嘴在动，你看不见我发出来的声音，声音要用耳朵听。
你可以看见花，你看不见花香，花香要用鼻子闻。
你可以看见盐，你看不见咸，咸味要用舌头尝。
我们不能用肉眼看见神，我们是用心灵去感受神，神确实存在。
那位大婶仍然不服，可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拿这个问题去质问别人。
潘子皋先生是我们镇上的明白人，谈吐有听众，他也把新旧约大致看了一遍，告诉我：“基督教谈人道不如儒，谈神道不如佛。”
我急忙把这话告诉母亲。母亲沉吟片刻，认为潘先生的话有道理，“可是，他的话也证明基督教谈人道胜过了佛，谈神道胜过了儒。”
基督教分成许多教派，互相攻击。据说，某地有一群信徒对他们的教会不满意，自立为“耶稣教会”。不久，他们内部闹意见，有一部分人分出去自己聚会，大门外挂了块牌子，写的是“真耶稣教会”。
到底哪个是真的？教我们信哪一个？出外传道的人碰见这样的问题不免啼笑皆非。
母亲的意见是：没关系，你愿意信哪一个就信哪一个，只要信。
母亲认为，儒家和释家不是都有许多流派吗！百岳朝宗，万水归海。
那时兰陵西门里建立了天主堂，新旧之争本已过时，后进地区照例补课。这边说，你是早该推翻的专制魔鬼，那边说，你是被我们开除了的劣等门徒。
母亲从未批评过天主教，她认为天主教也是神的使者，若非天主教教士将福音东传，我们也许至今不知道耶稣的名字。
回想起来，母亲是个有智慧的人，在那样封闭的环境里，她老人家无从发展自我，服务人群，只能为这个简陋的小教堂添一分力量。这也真是委屈她老人家了！
在这期间，母亲认识了万美利女士。
万美利原籍德国，抱独身主义立志不嫁，本来在教会医院当护士，工作之余也下乡传道。
那时有弃婴之风，被丢弃的多半是女孩。有一天，她在医院门外拾到一个女婴，动了不忍之心，就回到美国募集了一笔捐款，在峄县设立孤儿院。
她的孤儿院规模不小，能收容三百名弃婴，为了支持孤儿院，她又兴办了牧场、酱园和纺织厂，以外围企业的收入作孤儿院的经费。孤儿长大了，可以进纺织厂学习一技之长，也可以由她送进教会办的职业学校。
万护士后来声望日隆，众人尊万老姑。一个女子，不必坠入男人的掌握和大家庭的牢笼，另有一条光明大道可走，使母亲非常惊讶感动。就拿孤儿院收容的女孩来说，虽不幸而为弃婴，但日后有专长，有收入，对婚姻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在家庭中可以有独立的人格，可能比那些由父母和丈夫主宰命运的女子要幸运些。
万老姑的生活方式显然给母亲很大的震撼。我以今日的理解力猜想当日的母亲，她一定立刻想到她那唯一的女儿长大后的出路。但她回家以后绝口不提这些，她谈的全是反面教材。
当我和她老人家单独相对的时候，她没有引言，不加预告，自说自话一般讲述某些女孩子的故事。某一个女孩何等温婉，何等有慧心，可惜一顶花轿把她抬给一个不认识也不了解的男孩，男孩哪里懂得夫妇爱情，而婆婆寡居，也还年轻，对这等事又太敏感了。“钟鼓乐之，乾坤定矣”的后续发展竟是母子联手虐待这个可爱的小鸟。那日子怎么过？日起日落，令人心裂。——我知道她说的是谁。
有一个媳妇，产后坐月子，丈夫在千里外混差使，婆婆不准产房里生火。那气候滴水成冰，媳妇住的是南屋，寒气森森，俗语说西屋、南房、不孝的儿郎！好狠，儿孙可是自家的骨肉哪。一冬下来，产妇冻坏了一条腿，孩子咳嗽，咳嗽，咳嗽了几年还是没保住一条命。媳妇连哭也得小心翼翼，哭多了是对婆婆抗议，哭少了证明自己冷血，都是罪，难赎难救。——我知道她说的是谁。
母亲说这些事，多半在她做针线的时候。有一次，我看她和面，一大团湿面，放在瓷盆里用拳头捣，再放在案上用手揉。那团面好像自己有主意，想维持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忽而这边翘上去，忽而那边涨出来。母亲不停地揉，还加上摔，终于，面团柔软了，弹性恰好，不大也不小，周身润滑光亮，很乖，饺子面条由你。母亲这才抬起头来：——
打倒的媳妇搋倒的面
对娶进门来的媳妇要千方百计地找理由折磨她，直到她没有个性，没有自己的人格，做驯服的奴隶，这是做公婆的哲学。乡下小媳妇挨打多半因为在厨房里偷嘴，而偷嘴是因为她天天都吃不饱，规矩大，饭桌上不敢多吃。每年到罂粟收成，鸦片烟膏随手可得，你就听见这一家的小媳妇服毒死了，那一家的小媳妇也服毒死了。
这一次，母亲多说了几句话，那一定是她心中最重要的几句话：
“等你妹妹长大，我不慌慌张张地把她嫁了，我要撑到她师范毕业，或者是护校。你可要跟我一块撑呀！”
我含糊答应，实在没弄清楚撑什么，怎么撑。
供教会使用的这几间房屋砖墙瓦顶，门窗严密，冬天足可抵挡寒风。院子平坦宽大，院中又有两棵老槐遮阴，夏天正好乘凉。有了这样一个地方，听道的人慢慢多起来。
我记得，夏天证道的时间以日影为准，浓阴满院的时候，牧师说：“上帝告诉我们可以开始了。”树阴退走了，证道也就结束。奇怪的是，这两棵槐树上似乎没有蝉，从来没受过蝉声的干扰。有时候，讲道的人语重心长，恨不得把肺腑掏出来，有些听道的人正双目微合，口涎拉成有弹性的细线缓缓垂下，那情态，你不知道可笑还是可爱。
翟牧师说：“不要推她，她的灵魂听得见。”农家妇女起五更睡半夜，哪有工夫午睡，能让她打个盹儿，就是天国。
张继圣先生不这么想，他把他的演讲分成几个段落，在两段之间领导大家唱一首歌。那时我们教会连一架手风琴也没有，仍然有许多人为了歌声而来，大多数是妇女。依照习俗，她们不准“无故唱曲”，要抒散内心的抑郁，只有哭泣。唱总比哭好一些。教会是她们唯一可以唱歌的地方。
张继圣先生的歌喉很好。那时，他大概有四十岁了吧，从歌声里听不出他的年龄，只觉得嘹亮充沛。他可能有一副男高音的声带。可惜没有机会学习声乐。他描述耶稣受难的歌曲，唱那呼唤浪子回家的歌曲，常使女教友泪流满面。午睡？当然忘了。
我们唱诗的本子叫《赞神圣诗》，由华北神学院院长赫士主持编定。这个本子的特色是，曲谱采用西方的名曲而以中文填词。多年后，我接触西方音乐，才发现有许多调子是我早就熟悉的。但是这个本子通行的范围很小，我离开鲁南以后再也没见有哪座教堂采用。
在那座简陋的小教堂里，日子随着唱诗和祈祷流逝。每周一次，牧师来为我们梳理麻乱的人生，我顺着他的思路过日子，觉得妥妥当当，舒舒服服，一切也简简单单，问题都可以解决，或者可以等待解决。
我们的座位是长条的木凳，坚硬，没有靠背，然而那是很舒服的地方，这就是牧师的魅力。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接收了美国教会。惊人的消息不断传来，连万老姑也进了集中营。谁也不知道还要发生什么事情。
这天寒风凛冽，忽然进来了一个日本兵，而教堂里只有宗师母和我，我们觉得不寻常，倒也不敢惊慌，好在他徒手而来，未带刀枪。我们都不会说日语，用起身让座表示了礼貌，他大概也不会说中国话，没答理。
这日本兵响着靴声里里外外看了一遍，站在教堂中央点着了一根烟。他那傲慢的样子引起我们极端的厌恶。
他向宗师母要纸笔，写了几个字给我看：
密侦的有
密侦就是侦探、间谍，必须坚决否认。在这时刻，我认为不妨卖弄一点小聪明，就在纸上写下：
带刀
一面用手势向腰间比画，那是佩带刺刀的位置。
他摇摇头，脸色和缓下来，把半截香烟丢在地上。
日兵走后，宗师母说：“我看他最多十八岁，看他走路的样子！拖不动那一双皮靴。这么小就出来了，教他爹娘怎么放心！”
那时，日军已经感到兵源不足，连未满十八岁的孩子也征到中国来做占领军，腾出老兵来上前线，这些娃娃兵容易对付。
没几天，有个小青年来听道，他人小名气大，是保安大队长的干儿子，一张脸干净秀气，谁见了都想疼他，可惜他在落座时先从腰带里抽出手枪来放在大腿旁边，吓得没人敢挨着他坐，让他一人坐那么长那么长的板凳。
带枪的小青年一双眼睛骨碌骨碌转，最后盯住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小姑娘。那小青年，也许是有任务的吧，他现在只记得小姑娘了。
以后他常来，听说也常到小姑娘家烤火，两人隔着火盆坐，在火盆上空捏她的手，她父母急得在卧室里流汗。
日军责成保安大队“清乡”，保安大队就出动抓人。抓人总要有个理由。日本人来了，你为什么逃？莫非是抗日军？你为什么不逃？莫非留下做间谍？都抓回来。有一个人挨了五花大绑，因为他家里有一本《圣经》。
风声紧，倒也不怎么怕，还敢营救被捕的教友，至少也派个人去探监。我的同学张宝来在保安大队做文书上士，没他陪着我还进不了牢门。被捕的教友鼻青脸肿，还连声说“我很好”，比起躺在地上昏迷不醒的人，他的确很好。
我和宝来都还不懂事，谁也没带礼物打点守卫，也没人提醒我们，没几次，守卫不耐烦了：“张上士，你进进出出真方便，像是你的家一样！”终于，有一天，我们受到很不客气的拒绝。
长老们开始为教会的前途忧虑。也许，有一天，所有的教会都要关闭，所有的牧师都要改业，《圣经》唱诗都要烧掉。也许有一天，基督教要像回教一样，父承子继，单口秘传，对外绝不谈论。也许像禅宗那样，相会于心，不著一字。
那时有一种说法，信教的人都亲美，都不爱国，如果中美两国作战，信教的人都会通敌投降。但是，在日本人眼里，信教的人反日，为中国流血汗，个个是嫌疑犯。那时，我想，这两种下判断的人最好一块儿琢磨琢磨，再作结论。
很不幸，这两种人是从不坐在一起开会的。
那年头，乡下人常常挨打。如果他遇见一个穿制服的，他赶快祷告，希望那人没扎皮带，皮带解下来拿在手中就是鞭子。如果扎着皮带，他赶快祷告，希望那人不使用有铜环的那一头。
大牢是个有设备的地方，花样很多，使你无法祈祷。最常用的是“压杠子”，刑具不过一根扁担，一根杠子，几块砖头，虽在穷乡僻壤也可以就地取材，使用的方法却有赖天才发明家。先把犯人的衣服脱光，把他的两臂平伸拉直，绑在一根扁担上，上身维持十字架上的姿势，双膝却是跪在砖上，杠子穿过腿弯，杠子两端站人，以扁担作扶手。这样，犯人丝毫动弹不得，着力处全在砖上的膝盖。如果犯人很强壮，杠子两端可以由两个人增加为四个人，叫做四人担，再增为六个人，称为六人担，也许膝盖从此压碎了，终身残废。
还有一种经典之作叫“灌凉水”，把赤条条的犯人固定在门板上，朝天平放，开始灌水，等到肚皮高高地胀起来，再派几个汉子抬着木杠放在肚子上滚来压去，这时候，水从口中射出来，灌进去的是清水，射出来的是血块屎浆。这一套程序可以重复施行，周而复始。
这是“大件”，至于“小件”，在屁股上割一道血口，填进去一点石灰之类，行刑的人可以即兴发明。这才是被捕最可怕的地方。可怜那些乡巴佬，一向以三代没进过官府衙门为荣，忽然捉将牢里，教他们怎么办？
遇这等事，信众就在教堂里哀告上帝。单单哀告是不够的，母亲就回到家里发呆。发呆是不够的，我就到大队部门口逡巡张望。张望有用吗？有用吗？
无巧不成神迹，这天恰值大队长送客到门外。那客人五短身材，加上马裤的裤管左右膨胀，看背影像日本人。大队长比他高，就算鞠躬的时候也比他高些。看大队长那客气劲儿，他是日本人无疑。可是一转身，我认得他，他是日军的翻译官，中国人。
这翻译官跟插柳口进士第有来往，我在进士第跟他同席吃过一次饭，他瞒着太太在进士第藏了个女人。也许是这个缘，他对在进士第读书的我另眼看待。他问，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我说想来探监。那人跟你什么关系？对呀，什么关系？只能说是朋友。他犯了什么事？有没有杀人？是不是抗日分子？我说都不是。
大队长在旁边听看，没有马上走开。翻译官说，大队长，这小兄弟教我为难，我既然碰上了，不能不说个人情。大队长说，翻译官，大队部的事，还不是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他问我，你那朋友叫什么名字，哪里人。我说他叫田老憨，住在田家村。大队长吩咐他身旁的一个军官：那田老憨，教他家里来个人，把他领回去。他又加上一句：这事今天一定要办好。声音很高，是希望翻译官能听清楚。
翻译官说，大队长，谢了。他对我说，这里不是你常来的地方，下次不要再来。他也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希望大队长听见。
我在教会上一下子出了名。可是任何人都料得到，我不能再创造第二次奇迹，翻译官已经把他开的路随手堵死。有人病急了信偏方，提着老母鸡到我家，坚持要我们再试一次，管它死马活马。我母亲也急了，急中生智，想起大队长的干儿子。
提起这位干儿子，教会上没人敢理他，只有宗长老跟他说过两句话，表示欢迎他来听道。我母亲走的也是步险棋，好在我家没有十七八岁的女孩子。那小青年，坐在长板凳上也是怪寂寞的，母亲跟他一谈，他居然大为兴奋。他说：“你们等着。”起身就走，聚会未散，他就把一个半百老汉带回来，这老汉有几处皮肉淤血，走路带点儿跛，此外能吃能喝，能说能笑。大家又是唱诗，又是祷告，感动得如醉如痴。
倒也没什么后遗症。慢慢的，小青年在教会里也有了朋友。几个月后，小青年托朋友来我家说，想借些粮食拿到市上变钱应急，母亲欣然答应。小青年带着工人来扛粮食的时候，一直面红耳赤，于是母亲高高兴兴地告诉人家，这孩子很纯洁，心地不坏。
空中好像真的有神，但空中也有铅块罩着压着，令人心情沉重。以后这段日子，大家特别爱唱诗篇第一百二十三篇，尤其是最后一段：
耶和华啊
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
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
我们被安逸人的讥诮
和骄傲人的藐视
已到极处已到极处
已到极处
美国长老会在峄县投下大量资金，对各支会并没有多少资助，但这些支会总是美国教会的支流。
远在抗战发生以前，中国教会即要求脱离外国人的支配，改以中国的长老牧师为主导。当然，中国人若要自己当家做主，必须不再依赖美国捐款。后来这观念凝聚成六字真言，那就是自立、自养、自传。
美国教会默察形势，顺应潮流，宣称逐步退出中国教会，与此同步进行的，是分期减少经济援助，喻之为“断奶”。太平洋战争发生，日本人粗暴地拔掉了教会的奶嘴，教会立即展开宣导，要求信众养成捐献的习惯。
信徒捐款维持教会，《圣经》中有此主张，中国教会一直避讳不谈，初期的教会甚至以“散财”为招徕的手段，信教可以收到种种“救济品”，被国人目为“吃洋教的”。教会迁入我家时，这种现象已成过去，教会逐渐成为信众的共同负担。
时势造英雄，那时有几位全国知名的牧师鼓动了信徒捐献的风气。宋尚节牧师绰号“送钱包”，他到哪个教会讲道，哪个教会的财务困难立刻解除。还有一位赵世光牧师，绰号“赵开荒”，也能化无为有。
乡村教会的开支很少。房舍有了，最大的问题已经解决，日常费用不过是晚间聚会的灯油，星期天聚会的茶水，每周一次例行的乐捐足够。后来有了驻会的传道员，教会要付薪水给他，这笔钱全靠捐款，母亲每年三季都派人扛着口袋往教会里送粮食。
虽然有了全职的传道员，各地布道人员的交流并未中断。翟牧师、侯牧师，他们仍然常来主持礼拜，晚间把礼拜堂里的长凳子拼并起来当床铺，草草一宵。他们不要酬劳，但是这一日两餐必得由教友轮流供应。那年头，人对人轻易不肯留饭，为了把客人在饭前赶走，民间故事里不知有多少笑话。何况还有农忙、冬天太冷、住处太远等等困难。我家和教堂只隔一个院子，母亲总是说：“由我做饭送来吧。”地利人和理当如此，大家都没有异议。
但是还有问题。
那几年，我是说家乡成为“沦陷区”的那段日子，常常有人背着简单的行囊、手持一本《圣经》走进教会，自称布道人。他是谁，大家不认识；高姓大名，从没听见过；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没法子查证。根据《圣经》，耶稣生前设计过这种模式，云游布道，不带盘缠，没有多余的行李，望门投止，由信主的人随地接待，接待这等人等于是接待了耶稣。
这等人何以应运而生，想来有些奇怪。依宗长老的主张，一律不予接待。有一天晚上，这样一个人进入教堂，要求投宿，宗长老表示只能请他喝一杯茶。那人立刻在地上跺脚，然后退出。这也于经有据，耶稣说过，如果有人不肯接待你，你赶快离开他，连脚上的尘土也给他留下。这时我母亲也在座，两人望着那为夜色吞没的背影，半天不发一语。
母亲本来主张接待这等人。那时人口流动又快又远，不比战前，教会也还没有发证件、写介绍信之类的办法，想知道一个人是不是教友，的确困难。但是，母亲说，就算有人混吃蒙喝，他既然奉主的名，也就给他。若是有人短了饭钱，教会也算周济了他。
终于，母亲说服了宗长老。
这件事间接改变了我的生命。
一九四二年春天，我们接待了一个人。我至今不能透露他的名字，甚至不能描述他的容貌。由于现实的原因，我必须继续为他守密。
我只能说，他穿着长袍，拿着《圣经》，是那种个子不高的山东人。他大概三十多岁，脸上风霜之色并未完全掩盖了读书人的气质。
他和我父亲谈得来，不觉多住了两天。他到附近的支会讲道，又回到兰陵。这期间，他对我的家庭了解不少。
那时，日人推行怀柔政策，命令每一区公所保送两个学生进临沂五中，所有费用由区公所拨款。区长跟“大老师”璞公商量之后，提了我和管文奎的名。
五中是山东的名校之一，若在平时，我们未必考得进，即使录取，家里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所以，这是一个好机会。不过？——
现在家乡沦陷，五中是所谓伪校，这怎生是好？
区长说，你可以指校长是伪校长，不可以指学生是伪学生，“正如我这个区长是伪的，那八区的老百姓一点也不伪！”
他又说，“学生不伪，知识不伪，咱山东教的几何代数跟重庆教的一模一样！”
父亲想来想去，最后决定：“我进城去亲眼看看再说。”他老人家披星戴月地去了，又风尘仆仆地回来，他对五中的事一字未提，从此不提，就这样不了了之。
这些，那云游客看在眼里。他在辞别的时候握着父亲的手说了一些悄悄话。
他的话是这样开头的：“有一件事，我只能让你知道，不能让令郎知道，他的口风不紧。”
他走后，父亲还是把他的话告诉了我，父亲说：“我要你知道别人对你的看法。”
那云游客，他从安徽阜阳来。阜阳有一座中学，管吃管穿，专门收容沦陷区的青年。校长是山东人，叫李仙洲，一员名将。云游客主张我赶快到那里去读书。
云游客说，到了阜阳，提一下他的名字，入学没有问题。可是，令郎……“我跟那边的关系绝对不要泄露出去。”
云游客匆匆上路，他给的资料太少，还有些问题找不到答案。这时五姨来了，她告诉我们，二表姐已经在阜阳进了高中。
那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学校？据五姨介绍，那是按照教育部中学课程标准办的学校，加上军事训练。男生女生一律穿军服，佩手枪，上午上课，下午打靶，晚上演戏，将来是个文武全才。高中毕业以后，你想升学由政府保送，你想就业由政府分发，到那时候，当然是抗战胜利了，日本鬼子打跑了，你站在山头上看吧，东西南北全是出路。
当然，重要的是，这个学校是不收费的，我们明白五姨也没有钱。
简直十全十美！简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是，怎会有这样的学校？怎么会？
父亲说，就算打个折扣，只有七成，也该教孩子到那里去。
母亲说，就算打个对折，只有五成，我也主张孩子快点动身。
我呢，我是信任二姐的，她去的地方一定值得去，应该去。
五姨问我：你想不想去？
我说不出话来，我早已醉在浪漫的想象里，如果一觉醒来好梦可以成真，我连这一觉也嫌太长了。
我是一九四二年暑假期间到后方去“流学”的，花了两个月的工夫准备。
所谓准备，在我不过是和早已在后方的二姐通信，在母亲则是给我缝几件衣服，一床棉被。身在沦陷区，做这等事未免心惊胆怕，表面上竭力掩饰，不敢真正准备什么。
可是，外人恐怕已看出我们神色有异，也许发现我们的生活秩序大乱，因而有了揣测，而那揣测又接近事实。我家的房子大部分租给一位本家开点心铺子，连客厅也和他共用，如果他坐在客厅里，看见父亲和母亲一同进来，必定连忙起身躲避，意思是不妨碍你们的机密。
亲友的反应使人不安。我们尽其在我，一直紧紧地瞒着，尤其是妹妹和弟弟，始终没得到半句消息，他们年纪太小，可能成为某种“导体”。我连啃教科书都怕人看见，有疑难也闷在肚子里，幸而入学并不举行甄试，否则一定名落孙山。
父亲设计了离家的方式：黎明，城门刚刚打开，趁着行人稀少。空着手上路，不惹人注意，行李另外补送。第一站峄县南关教会，由杨成新牧师安排，找同路做伴的人。
半夜，妹妹弟弟睡熟了，父母把我叫进客厅。“你再想一想，后方的生活很苦，也许还有危险，你怕不怕？”
“不怕！”我很坚决。
父亲转向母亲。“你再想一想，他这一走，不知何年何月再见，抗战胜利遥遥无期，就算胜利了，他也未必能马上回家。这些话，我早先都对你说过。”
母亲点头。
“我再说一遍：他走了，将来如果你生了病，想他念他，见不着他，那时候，你可不要怨我哟！”
这时母亲泪流满面，但是说出来的话清楚明白：“我不想他。”
父亲像完成了重要的程序，长吁一口气，放松了表情。他抽了一支烟，捻熄烟蒂，对我作了如下的叮嘱：
这些年，青年没有出路，人都快憋死了。你是长子，家有长子，国有大臣，你有出路，才可以把担子挑起来。咱们这个家是不行了，你别再依赖这个家，你的妹妹弟弟还小，他们以后有些日子还得靠你。你出去奋斗，咱们不求富贵，单求你有一技之长，能拉他们一把。要是你有文凭，他们白丁，你也亏心。他们不如你，你要多为他们想，前头的要给后头的修桥补路。仗总有打完的一天，以后年头儿不知变成什么样子，人心人情万古千秋不变。皇天不负苦心人，好心自有好报。
然后，父亲要母亲交代我几句话。母亲这才擦干眼泪，教我在外面勤读《新约》。她老人家还重复了平时的一些教训，《新约》里未必会有：
行万里路，读万遍经。笨鸭早飞，笨牛勤耕。让小的敬老的，拿次的留好的。宁欺官，不欺贤，宁欺贤不欺天。人多的地方不去，没人的地方不留。赞美成功的人，安慰失败的人。犯病的东西不吃，犯法的事情不做。不要穿金戴银，只要好好做人。墙倒众人推，我不推；枪打出头鸟，我不打。种瓜得瓜瓜儿大，种豆得豆豆儿多。
千叮万嘱，看着我喝了稀饭，逼着我吃了包子，母亲为我作了祷告。
父亲说：“你走吧，不要回头看。”
我一口气奔了五里路才回头，已经看不见兰陵。
回想起来，离家这一幕还是草率了。这等事，该有仪式，例如手持放大镜，匍匐在地，一寸一寸看。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刊行
王鼎钧作品系列（第一辑）
碎琉璃（自传体散文）
这部散文集以温柔的口吻，娓娓叙说故乡的亲人、师友以及少年经历，自传色彩浓郁。
蔡文甫先生在 1978 年出版的《碎琉璃》的序文中说：“我相信在鼎钧兄已有的创作里面，《碎琉璃》是真正的文学作品；他如果有志于名山事业，《碎琉璃》是能够传下去的一本。世事沧桑，文心千古，琉璃易碎，艺事不朽。
山里山外（自传体散文）
初版于 1984 年，是《碎琉璃》姊妹篇，关于抗日流亡学生的自传体散文。
描绘抗战时期流亡学生的旅程：走过大江南北，人生百态，山川悠远，风俗醇美；呈现大时代之中一个流亡学生的感怀、梦想和抱负。
左心房旋涡（散文集）
这本书写的是乡愁。集中书写了乡愁这“一个复杂而美丽的结”，全书四部三十四篇，皆用“我”对“你”的呼唤、寻觅、对话写成，包含着“后世”对“前生”的呼唤、游子对故土的寻觅、“东半球”和“西半球”的对话……
1988 年这部散文集出版之后，即被评为台湾当年“十本最有影响力的书”，并获得《中国时报》文学奖。
千手捕蝶（散文集）
初版于 1999 年。
作者的一部极富禅意的寓言式散文集，六十余篇小品式的哲理文字耐人寻味，是一部愈读愈耐读的书。
昨天的云（回忆录四部曲之一）
这是四部曲的第一部，出版于 1992 年，写故乡、家庭和抗战初期的遭遇。作者对家乡的风土人情、历史掌故及种地劳作信手拈来；同时将个体的遭遇置于宏大的社会背景中。以小见大，在朴素无华中显示出一种深度和力量。
怒目少年（回忆录四部曲之二）
初版于 1995 年，记录了作者 1942 年至 1945 年作为流亡学生辗转阜阳、宛西、陕西汉阴等地的逃难经历。
在这一场颠沛流离中，作者作为一颗小小的棋子，见证了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命运。虽有血泪炮火，却也有人情之美；虽则苦难尝尽，却也有活泼泼的生命展开。生动的细节之下，是历史的烽烟和家国之痛，也是个体的经验和成长。
关山夺路（回忆录四部曲之三）
出版于 2005 年，作者以个人化的叙述视角，生动细腻地描述了国共内战期间各色生民遭遇，更以实际的体会和细致的观察揭示了国民党败退和共产党胜利背后的种种因由，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
文学江湖（回忆录四部曲之四）
2009 年出版，王鼎钧写他在台湾看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和付出了什么。
作者记录、反省在台生活的三十年岁月（1949—1978）；从中既可窥见这三十年世事人情和时代潮流的演变，也能感受作者对国家命运、历史教训的独立思考，是一份极具历史和人文价值的个人总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昨天的云：回忆录四部曲之一／王鼎钧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1（2016.7重印）
ISBN 978 - 7 - 108 - 04220 - 0
Ⅰ. ①昨… Ⅱ. 王… Ⅲ. 回忆录 - 中国 - 当代
Ⅳ.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06426 号
责任编辑 饶淑荣
装帧设计 蔡立国
出版发行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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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数 197 千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