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秦皇岛上的文学因缘

“当你写不出文章来的时候，你就该阅读或旅行。”那几年我南船北马，心中渴求安定，旅行二字，味同嚼蜡。那时我读文艺小说义愤填膺（主流文艺作家爱写现实人世的愁苦不平，鼓励抗争），读爱情小说愁肠百结，几乎没力气揭开书本，没奈何，我找上武侠。

那年代，文学界极力贬低武侠小说，认为写武侠的不是小说家，读武侠的不是文学人口，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武侠是“禁书”。我以“反抗期”的心情走进小说出租的商店，挑选了王度庐的《宝剑金钗》，这是我第一次仔细阅读武侠小说，没想到，他写得很好嘛！休要再说武侠小说有叙事而无抒情，《宝剑金钗》的爱情笔到情到，笔不到的地方情也到，而且常在情何以堪时调门突然拔高，我至今没有忘记他说，人际关系像瓷器，一旦出现裂缝，无论怎样修补也不能完整如初。他写的是武侠，总有一股柔情灌注其间，感动我，又不使我像雪人一样溶掉，我对武侠的看法立即改变。

王度庐真正把我引进武侠的大门，接着我读了他的《鹤惊昆仑》、《卧虎藏龙》，这样的小说为何有人口诛笔伐？我左看右看找不出理由。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导演李安在好莱坞把《卧虎藏龙》拍成电影，夺得奥斯卡金像奖，王度庐再度受人注意。听说还珠楼主是承先启后的大师，我喜欢他的《青城十九侠》，他创作丰富，虽然多半结构有缺点，他笔下的脸谱、身段、场景、奇功异能，给后来的武侠小说建立了许多原型。我也看了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郑证因的《鹰爪王》，白羽的《十二金钱镖》，他们文笔简练遒劲，句句到位，我觉得顺心可口。

文章写到这里停笔寻思，世上确有一些恶行，道德不能防止，法律不能制裁，人们盼望武侠手段能够救济。“侠”是“人间天理”，信侠和信神有相通之处，“武侠和神话”，可有人拿这个题目做论文？初期的侠士好像没有私生活，他们是理想化的人物，可称“神格武侠”，后来武侠也有自己的社会，那个社会里也有种种不公平，侠士彼此之间也有斗争，侠士也可能受欺凌陷害，有些武侠中人也做坏事，他们是“人格武侠”。神格武侠只须关心弱者的痛苦，而人格武侠，读者也得关心他们的痛苦。人格武侠比较好看，是武侠小说的进步，似乎同时也是对武侠人物的解构。

我想，武侠小说算是一种“情节小说”，情节挂帅，情节密集，以情节之优劣定作品之优劣。严格而论，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只有一个情节：老渔夫出海，好不容易捕到一条大鱼，回航途中，大鱼的肉被鲨鱼吃光了，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若是武侠，中文三万字总得写出十几个情节来，情节密集，把自然风景、人物心理、哲理思考、美感经验挤出去，全力诉诸好奇心的满足，所以武侠小说能使人废寝忘餐，堪称“杀时间”的利器。后来我到台北，听说台湾大学一位名教授不幸丧女，教授和夫人整天看武侠小说度过最悲痛的日子，他们把当时能找到的武侠小说统统读完了。

那时代的武侠小说也许禁不起严格的文学检验，但是左翼阵营彻底否定武侠，我仍然觉得很难理解。武侠浪迹江湖，“江湖”向来与“庙堂”相悖，武侠除暴安良，济弱扶倾，又和“社会主义良心”可以挂钩，毛泽东能从《红楼梦》中看出阶级斗争，为何忽视了武侠小说中的“阶级意识”？左翼文坛欣赏《血溅鸳鸯楼》，推荐《打渔杀家》，怎能比武侠刀山血海、快意恩仇？中共宣传革命，利用一切“民族形式”，唯独放过武侠小说，真想知道他们当年是怎么考量的。武侠小说是没有受“红粉沾染”的文学门类。

由武侠切入，我找到侦探，它也是一种“情节小说”。福尔摩斯是这一门类的魁首，必然要瞻仰，我一本一本看完他的“大全集”。我看了英国女作家克里斯蒂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后来知道她是西方侦探小说黄金时代的开创者之一。我看过《侠盗亚森罗宾》，法国作家的作品，他的全名里也有一个“莫里哀”。

我认为还是福尔摩斯最迷人。原来一只脚印，一个烟斗，一张看来随手乱画的便条，都可以是险谷入口，高峡栈道。原来人生的重峦叠嶂经不起这样单刀直入。原来我们的行为都会留下证据，而证据就在受人忽视的日常琐事之中。读福尔摩斯探案和读《圣经启示录》差不多，都能产生因果恐惧，只是福尔摩斯比耶稣曲折有趣。

《施公案》、《彭公案》、《海公案》是本国古典，当然要拜读。这些奇案虽然知名度很高，一拿来跟福尔摩斯比就索然乏味了！包公、彭公那样武断草率，任意推理，信任神话和巧合，过程简单粗糙，也是一种可怕。包公、彭公的确破了许多冤案，但是用他的方法一定破不了那些冤案，也许还会制造冤案！写小说的人为才情功力所限，只能预设破案的结局，支持包公、彭公的行为，为了目的正义、牺牲程序正义。我后来知道，它正好反映了、助长了中国人论断是非的态度：经验主义优于证据主义。军中流行一句话，凡是干过三年军需的人一律可以枪毙，保证没有一个是冤枉的。福尔摩斯若是听到这句话，一定嗤之以鼻。

我也读到程小青的《霍桑探案》，他模仿福尔摩斯，还有孙了红的《鲁平奇案》，他模仿亚森罗宾（鲁平、罗宾，连名字都近似）。我后来知道，就文学创作而言，模仿低于原创，但是这两位民国作家毕竟使用了较为严谨的推理，反映了比较复杂的社会结构，胜过《包公案》、《彭公案》、《海公案》多多，但“三公”是朝廷命官，民间向往公正廉能、不畏权势的好官，所以爱听三公断案。后来《包公案》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故事重新设计，原有的缺点完全改正过来，收视率自始至终居高不下。

我觉得武侠小说和侦探小说有共同点，两者都是“侠”，一个武侠一个文侠（我到台湾后一度鼓吹文侠）。也可以说，武侠是体制外的侦探，侦探是体制内的武侠，两者都情节密集，都必须设计情节与情节间的钩连纠结，需要紧密的结构。我后来知道了结构和逻辑的关系，逻辑观念发达的社会才产生福尔摩斯。

胡适博士说《红楼梦》不好看，因为没有 plot，《基度山恩仇记》才好看。武侠和侦探都很注重 plot，侦探小说发展为推理小说，我也逐渐定型为理性的读者。我也读二流的、速朽的武侠和侦探。那时有人说，武侠诉诸人们的报复心，侦探诉诸人们的好奇心，报复和好奇都不是人类高尚的情操，所以……又过了好多年，我知道武侠也罢，侦探也罢，都是作品的题材，作家的艺术是把题材处理成某种高级象征，道在天地、道也在蝼蚁，作品不以他的叙写分大小，而以它的隐藏分大小。那时候武侠侦探没人做到，我怀疑他们也没人知道，直到金庸出现……

基于模仿冲动，我也编过几个情节挂帅的故事。

我们奉命闯入建在深山里的一座迷宫，任务是把躲藏在里头的人全部杀死，不许留一个活口。那夜是中秋节，月光照得见每个人的眉毛，但迷宫是黑暗的。我们冒险点亮所有的火把，没想到里面的人业已逃走，没留下半丝半缕线索，连桌椅床铺茶杯草纸都消失得干干净净，我们希望地上有脚印，门把上有指纹，也都落了空。看样子他们知道首领要下毒手。

首领非常愤怒，他下达严厉的指令，必须追杀所有的逃犯。这几乎是一桩不能完成的任务，我们根本不知道住在里面的人是谁，首领没有任何具体指示。我们重回迷宫搜查，只见一片虚空死寂，唯一的动态是迷宫里面有一道流泉溢出宫外，形成一条小溪，躲在里面的人无须出来取水，行踪就更为隐秘，我们的调查工作就更为困难。

我们住在迷宫里研究案情，早晨到溪旁捧起水来洗脸，水明如镜，照见每个人的影子，我们听一位巫师说过，每一个拿流水当镜子的人，他的面相永远留在水里，如同照相机的底片感光，高明的巫术能使隐没的人影显现。

千方百计找到那巫师，带他到溪旁察看，他说水中人影都戴着面具，只有一人例外。我们教他把那人的相貌画出来，真令人惊骇莫名，那人就是我们的首领。我们立刻杀死了巫师，有人发抖，他知道首领必定杀死我们，我们决定分头逃亡，终身戴着面具，即使和情妇上床也不取下来。我们永远不用溪流洗脸，我们都立志使自己永远消失，使自己消失比使别人消失更难，你得杀死一个自己，再长成一个自己。

我们约定，三十年后的中秋节，再到别墅后面的小溪旁聚晤，取下面具洗脸，那时首领应该已经死了。小溪依然清澈，可是没想到首领突然出现，不消说他一直侦察搜寻我们的行踪，虽然他已老态龙钟，我们还是魂飞魄散。可是……大家重逢以后，情节怎么发展呢？我没有能力把故事完成。

我还设计过一个故事，作家在摊开的稿纸前面坐了很久，他想写一个故事，心中空空，不能落笔。忽然发生了奇怪的事情，纸上自动显出字来，速度很快，立刻连成一行，马上占满一页两页。那并不是他要写的文章，但是那是一篇很好的文章，预料有许多人爱读，一个作家很难抵抗这样的诱惑，他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呢？然后应该发生惊人的事件，对吧？我也不能把它完成。

算是开卷有益吧，侦探小说给我许多逻辑训练。那时社会普遍缺乏逻辑思考，用意识形态论事。他们口中笔下的事实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对事实的诠释。事实的发展永远是合乎逻辑的，事实的“诠释”却往往违反逻辑，这里那里都是意识形态正确、逻辑错误的顽童或玩童。

举例来说，那时流行的口号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可是共军一面说，一面攻打国军，国军也还击反攻或主动攻击。这一方说，国军是美帝走狗，不是中国人，另一方说，共军是苏联的爪牙，不是中国人。事实上都是中国人，一经诠释都成了外国人。当初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真正的意思是：我可以打你，你不能打我。那时我的同侪都不能发现其中的谬误。

三民主义有句话：“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于是有人宣传，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我的同侪竟不能发觉，民生主义只是三民主义的一部分，部分是共产主义，并不等于全部是共产主义，原典的意思是，三民主义可以包含共产主义，并非共产主义可以包含三民主义。何况下面紧接着说，“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国民党要实行的仍是民生主义。我的同侪几乎都不能这样条分缕析。国民党败退台湾，痛定思痛了二十年后，党国元老梁寒操还在党员代表大会上发出惊人之论，他说国民党反中共，反俄共，并不反对共产主义，因为总理说过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他老人家还是三民主义理论家呢！全场愕然，后台“把场”的蒋经国气得面无人色。

那时有人批评知难行易，认为人的行为并不根据他的知识，而是根据他取得利益的方法。他也举出许多例证，其中一个是针对当时的通货膨胀而发，人人知道“囤积”使市面上物资短缺，使通货的流通量增加，使货币贬价的速度更快，但是人人都急忙把手中的钱抛出去，买更多的柴米油盐回来。报纸以半版的地位刊出这人写的论文，可见他并非等闲之辈。但是我不服气，古往今来，分明有多少人为了抽象目标自动抛弃了现实利益！照他的说法，这些人为名，而名也是利，这就混淆了“名”和“利”两个名词的界限，他说道德满足也是利，他又混淆了理想和现实的界限。他对“利益”一词没有严格的定义，他的大前提也就模糊不清。

我闷在心里有口难开。我想尽办法找《中央日报》看，希望有人反驳澄清，似乎没有。我不自量力，自己写文章寄去，当然也没登出来。我到台湾以后认真读了几本讲述逻辑的书，我本来沉默寡言，我的逻辑癖把我变成一个喜欢辩论的人。

另一方面，武侠使人果断，侦探使人冷酷，对我的写作大概有负面影响。至少写小说不能快刀斩乱麻，马上把结论提出来。小说，尤其长篇小说，常常要纠缠不清，浑沌不明，叙述的过程即是风景，过程比目的更重要，“感觉”比理解更重要，这些并不能从那时我读的武侠或侦探中学到。那个租书店的东墙摆武侠侦探，西墙摆着秦瘦鹃的《秋海棠》，张恨水的《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那时徐和张爱玲受委屈，他们的小说也被打入通俗作品，和以上诸人同列。我常想，如果我那时不看东墙看西墙，把那半墙社会言情、鸳鸯蝴蝶一气读完，我又会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