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山东——从洗衣板到绞肉机

国共内战，由三大战役改朝换代，辽沈会战、平津会战和淮海会战（徐蚌会战）。不应忘记还有一个战场，交战时间久，战斗次数多，战祸损害大，关系国共力量的盈虚消长，那就是山东。

概括地说，抗战胜利到大陆撤守，为时四年，山东战场的形势是：第一年，共军采取攻势，第二年和第三年，国军采取攻势，最后一年，共军又采取攻势。那时山东境内有两条铁路，胶济铁路自东而西，津浦铁路由北到南，好比两根扇骨夹出一个扇面，中间一大片山地，好比画在扇面上的山水，大小战役无数，双方争夺的就是两条扇骨一幅画。

抗战胜利后，山东百分之九十的土地、百分之八十七的人口，俱在中共控制之下，国军锐意夺回，不断交战。往事如麻，我现在参考刘统著的《华东解放战争纪实》，还有丁永隆、孙宅巍合著的《南京政府崩溃始末》，加上族叔玉读的回忆，理出一个头绪来。

一九四六年六月，国军由济南东进，青岛西进，打通胶济路。九月，国军沿津浦路北进。双方激战两个月。

一九四六年十月，国军进攻鲁南，进展顺利。马励武败于此役。

一九四七年一月，国军三十一万人，分南北两线进攻沂蒙山区。李仙洲败于此役（二月）。

一九四七年三月，国军在华北各战区皆取守势，独向山东进攻，调动二十四个整编师，分三路指向沂蒙山区，同时企图打通山东境内之津浦铁路。张灵甫败于此役（五月）。

一九四七年六月，国军以二十五个旅再攻沂蒙山区，南麻战斗即在此役（七月）。

一九四七年八月，国军五个整编师进入鲁西南，与共军鏖战。

一九四七年九月至十二月，国军六个整编师攻入胶东。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国民政府划分二十个绥靖区，山东占了四个：第二绥靖区设在济南，第九绥靖区设在临沂，第十绥靖区兖州，第十一绥靖区青岛。

一九四八年三月至七月，共军攻，先取胶济路中段，再取津浦路中段，济南、青岛、临沂成为孤城。

一九四八年九月，济南失守，王耀武逃至中途被俘。

一九四八年十月，临沂弃守，菏泽、烟台全失。

一九四九年六月，国军撤出山东最后一个据点，青岛。

看了以上的记述可以知道，蒋介石总统并不想放弃山东，至少在军事上他把山东看得非常重要。国军也并非只知道固守据点，大规模的攻势也曾再接再厉。可以说，国军作战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攻击，第二个阶段是以攻为守，第三个阶段才是“以孤城为最后碉堡”，死守守死。

国军困于共军的“卷边战术”，顾此失彼，得不偿失，始终没有办法破解。“卷边战术”一词费解，王健民教授在他所著的《中国共产党史稿》里称为“对进战术”，并加上注解：“你到我家里来，我到你家里去。”举例来说，一九四七年国军从各地调集重兵打通北宁铁路，共军乘虚攻吉林、新立屯、黑山，占领朝阳、农安、德惠。一九四七年八月，国军以十个整编师追击刘邓，豫西、陕西、陕南一带空虚，共军进占洛阳和潼关之间陇海铁路。一九四八年四月，国军从各地调集重兵，企图收复开封，汉水流域空虚，共军趁机袭取襄阳、樊城。山东战场也是如此，例如一九四七年六月，国军指向蒙阴、新泰、莱芜，共军趁机南下，攻入鲁西南。

《孙子兵法》说战争是“生死之地，存亡之道”，率军出师的人有两个选项，但是战地的民众只有一个选项，山东苦矣，山东苦矣。

“对进战术”产生“拉锯战”，忽而国军来赶走共军，忽而共军来赶走国军，老百姓的身家性命化作木屑，纷纷飞扬坠地。故乡兰陵是个小地方，平时媒体不值一提，基于“战争使小人物成名，使小地方出名”的原理，竟也在当时的报纸和事后的专门著述里频频出现。兰陵苦矣，兰陵苦矣。

一九四五年十月，国军由苏北沿运河布防，一度进入兰陵。

一九四六年一月，郝鹏举起义投共，由苏北入鲁南，经过兰陵。郝的部下还以为是和共军作战，把兰陵的中共干部抓起来。

一九四六年春天，新四军副军长罗炳辉在兰陵病死，军长陈毅到兰陵主持后事，安葬在兰陵东北的凤草山上。

一九四六年秋，国军进攻山东峄县（峄城）、台儿庄，一八○旅旅部设在兰陵。

一九四六年十月，国军撤出兰陵、峄县（峄城）、枣庄。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国军进攻占领峄、枣，兰陵收复，次年一月又失去。

一九四七年一月，国军共军战于向城、卞庄、兰陵。

一九四七年二月，国军北攻沂蒙山区，沿途收临沂、峄县（峄城）、兰陵、枣庄、滕县、费县。

一九四七年六月，两军在苍山（卞庄）、峄县一带作战，共军退向滨海区。七月，国军进出沂蒙山区，兰陵再失再得。

一九四七年十月，共军取兰陵。

一九四八年三月，共军取兰陵（在此之前想必有一次失兰陵）。

一九四八年六月，台儿庄国军出动，收复兰陵，得而复失。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国军因徐蚌战役（淮海战役）放弃临沂，故乡“拉锯战”结束。

抗战胜利时，沦陷区民众“想中央，盼中央”，不在话下。“拉锯战”前期，地方上的乡镇干部有两套班底，一套接待共军，一套接待国军。小学里有两套教材，国军占领期间使用这一套，共军占领期间使用另一套。乡镇公所办公室预备蒋先生的玉照，也准备毛先生的玉照。听说有个乡公所，高悬蒋的肖像，同一相框的反面就是毛的肖像，若是忽然换了占领军，乡长可以立即把相框翻身。最后国军一败涂地，共产党“铁打的江山”，老百姓也只能有一套教材、一张肖像了，也只能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了。国民党似乎并非因失去人民而失去土地，乃是失去土地才失去人民。

我要写下一段文字纪念李仙洲将军。抗战后期，他创办国立第二十二中学，我在那所学校里读到初中毕业，那是我的最高学历。那时政府对学生采行军事管理，严厉刻苦，李仙洲爱护学生，居各位“将军创校人”之首，我们至今感念。

老校长李仙洲，山东长清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山东“三李”之一，另外两位是李延年和李玉堂。山东还出了一位将领王耀武，黄埔三期毕业，年级比较低，但升迁比较快，军中常说“三李不如一王”，三李是纯粹军人，王耀武有政治手腕。他们的蒋校长把王耀武、李仙洲都派到山东，学历较低的人做一把手，学历较高的人做二把手。学历低的人如何指挥学历高的人，年纪大的人如何服从年纪轻的人，向来是个难题。据说，蒋校长故意如此配搭，利用矛盾是蒋氏一贯的统驭之术。

一九四二年，李仙洲以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名义率军入鲁，遭到共军的激烈抵抗，黯然折回，从此失去兵权。据说他常静静地站在山东省地图前面，设想如何攻守制敌，希望有一天统领十万之众，完成未竟之业。一九四七年二月，国军出徐州，由台儿庄、郯城北上；出济南，由明水、淄川南下，想和共军陈毅决战，他自动请缨。他只看山东地图，没看全国地图，更没看世界全图。王耀武给他两个军、一个师，再加一个旅，共五万多人，向共军老根据地莱芜、新泰进攻，计划与南路欧震兵团会师，十天以后兵败被俘。

他怎会这么快就做了俘虏呢？山东父老爱护他，为他编造了传奇。据说他骑在马上进入莱芜县城，牵马的“马童”是共谍，马童带他进入一所宅子，共军早在宅子下面挖好地道，在他床底下留了个出口。半夜时分，李仙洲睡在床上，怎么也没想到床底下突然钻出敌人的敢死队来。这个故事编得好，符合李仙洲鲁直憨厚的性格，夸张解放军舍正用奇的战术，给老校长留下几分面子。

今天知道，老校长被俘并不在莱芜城内，而在莱芜城之北、吐丝口镇外的郊野，并不是马童出卖他，而是他指挥之下的一个军长出卖他。吐丝口吐丝不吐人，他且战且走，左腿中枪，跌下马来，失血昏倒。这一枪保全了老校长的颜面，与那个传说无关。

莱芜兵败，南京国防部作了深刻的检讨，多年以后，参与此役的人也写了文章。国军沿公路向北突围，没有遵守战地行军安全六要：侦查、掩护、警戒、搜索、联络、通信。那时许多指挥官都不遵守“六要”，常为敌人所算，纸上谈兵的杨杰愤愤地说过，凡是被俘的、被袭击的、误入敌人陷阱的指挥官都该枪决！还有，莱芜之役大军撤退不能保密，难民和军队同时出城，拥挤混杂，以致大军行动迟缓，部队与部队间联系困难。老校长是山东人，无法用激烈手段排除难民造成的障碍，“鲁人治鲁”也有坏处。当年岳飞勒马敌前，等义民完全撤走才班师，因此费了秦桧的十二道金牌，老校长学岳飞，画虎不成。名布道家殷颖牧师参与此役，被俘脱险，他当时是政工小青年。

老校长的上级也犯了错误。据说由莱芜、新泰南下是一条险路，胜算最小，南京参谋本部偏偏选了这一条路线。参谋本部认为北线没有共军主力，催促他急进，其实共军已布好口袋。他的部下也犯了错误，沿途乱丢辎重，明语喊话，听见枪响乱成一团。更不说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是中共的内应！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一度流行所谓“莫非定律”，其中有一条说，在一个历史悠久的机构里，“每一个人都升到他不能胜任的职位为止”。一个科员做得很好，于是升科长，他做科长也很好，于是升副处长，如果他做副处长很平庸，也只有继续让他当副处长，既不能升他处长，也不能把他降回科长。老校长李仙洲和他的上级，大概也都“升到他不能胜任的职位”了吧！老校长苦矣，老校长苦矣。

莱芜之败有代表性，它提供了一张切片，使我们看见为何共军能够一再得胜。李仙洲指挥两个军长作战，其中一个是中共间谍，这还了得！李仙洲召开会议决定撤退，会后这位军长不见了，他和躲在城里的解放军的高级干部一同开会去了，国军怎样做，人家全知道，人家做什么，国军全不知道。几乎各战场都是如此。

台北的《传记文学》出了一本专书，记述各个高级将帅的身边都有中共间谍，个个深受宠信。中共地下工作者渗透国军上下内部，潜伏了不知多少年，担任了多少重要的工作，情报部门始终没有发觉。参谋本部“一人之下”的运筹者竟是老共产党员，胡宗南挥军攻取延安，竟然找共产党人熊向晖草拟作战计划。每一战役的作战计划摆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同样也摆在周恩来的办公桌上。南京电讯局设置“军话专用台”，专门转接国民政府总统、国防部长，以及陆海空军总司令的电话，工作人员九人，其中七人是中共间谍。许多人把国民政府的军事情报首脑形容为神机妙算，未卜先知，可是“耳目所及尚如此”！国民党失去大陆，原因很多，我总觉得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军事失败，而军事失败主要的原因，由于情报失败，金鱼缸撞保险箱，即使战后不裁军，即使没有马歇尔调停，恐怕也是这个结局。

莱芜之役，七十七师师长田君健战死，三十六师师长曹振铎逃回济南。据说王耀武对着他拍案大骂：“即使你们是五万多头猪，也不会在三天以内全给人家捉去！”狼奔豕突，的确很难对付，然而李仙洲率领的不是猪，是人，人为万物之灵，看风向，识时务，趋吉避凶。济南守军十万，王耀武也只守了八天，天津守军十三万，只撑了二十九个小时，辽沈战役最后决战，廖兵团一夜瓦解。人啊人！

莱芜既败，蒋介石总统亲自飞到济南，在绥靖区司令部召见王耀武，那时山东籍的名记者王潜石在济南采访新闻，据他得到的消息，蒋劈头就责备王耀武：“你把李大牛送出去……死特啦！”蒋氏称李仙洲为大牛，可见他对李的喜爱，也可见他知道李的局限。据说王耀武低声分辩了几句，蒋举起手杖就打。

在台湾，李仙洲是“蜡像馆里溶掉的蜡像”，有时听到他的名字，心中难过，他不是一个灵活的人，如何适应中共的换魂改造？中共对地主、商人、教员、国民党工、中下级军官十分严厉，没想到对中将、上将、当朝一品、封疆大吏反而宽松，八十年代，沈醉的《战犯改造所见闻》问世，公布了许多秘辛，那些超级俘虏既未遭受公审清算，也未经过痛哭认罪，没有强迫劳动，也无须天天背诵八股教条，大家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闲来无事，相互夸耀过去腐化糜烂的生活。

沈醉提到李仙洲的名字，他说老校长沉默寡言，从不参加别人的吹牛聊天小组。中共动员超级俘虏对台湾广播，劝国军官兵起义归顺，别人都公事公办，李仙洲总是婉言推辞，他说我打了败仗，做了俘虏，有什么颜面劝以前的同事部下投降？中共倒也不勉强他。天下事因果难测，《战犯改造所见闻》传到台湾，起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大家推想，如果有一天台湾解放了，中共算账，也是官做得越大罚得越轻，“特任官住的牢房比简任官舒服，简任官住的牢房又比委任官舒服。”今天赶快力争上游吧！于是“矢勤矢勇，必信必忠”，加强了党政团队的向心力。

美国总统华盛顿说过，美国革命成功，因为有千千万万个华盛顿。国民政府蒋主席引用这句话，他说中国抗战建国，要有千千万万个蒋中正。中共毛主席接着说，他只杀小蒋介石，不杀大蒋介石。国共内战究竟有多少“大蒋介石”落入中共手中，未见正式的统计数字，只知道中共关押国内战犯九二六人，军中系统者七三六人，包括中将七十二人，少将三百二十三人。一九五九年国庆，特赦三十三人。一九六○年又特赦五十人，李仙洲在内。一九七五年全部特赦完毕，未杀一人。老校长受任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政协常务委员，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二日病逝济南，享年九十五岁，国立第二十二中学校友百余人，从各地赶来参加追悼会。

我还要提出另一张切片，从另一角度看内战。一九四六年十月，国军由徐州大举北上，次年二月初，整编廿六师师长马励武中将，下辖李良荣的快速纵队，一夜覆没，战场就在我的故乡。整编廿六师为美式装备，快速纵队是装甲战车，再加上炮五团，工兵总队，辎汽廿四团，共约五万之众，堪称精锐之师，先头部队由兰陵向北延伸，指挥部及后勤支援部队设在峄城。

兰陵之北一片平原，适合装甲部队行动，但是那里有五公里左右的狭长地带，土质松软，晴天看上去没什么异样，天下雨立即成为烂泥塘，当地人称为“漏汁糊”。马励武枉为名将，趾高气扬，他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不知道有个“漏汁糊”，没人告诉他有个“漏汁糊”。据《苍山县志》和《临沂百年大事记》记载，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雨雪交加，廿六师官兵躲在装甲车旁的帐篷里忍受恶劣的天气，马励武接受官绅邀请，进城过年。共军自百华里之外的山区，强行军扑向峄城及兰陵以北地区，向马励武部队截击，国军所信任的地方民众，配合共军展开突袭行动，各地区指挥中心皆为共干控制，强大的精锐国军在一夜之间溃散不存。各路共军向快速纵队合围，装甲战车且战且走，大部分陷入“漏汁糊”中被共军炸毁，仅七辆坦克、九百步兵突围逃往峄城。

九日晚间，共军围攻峄城，马励武把坦克摆在城墙上，当做防御炮使用，后来想突围，坦克没法从城墙上开下来，他真是“升到他不能胜任的位子上为止”了。十一日共军攻入城内，马励武投降，族叔毓白看见他高举双手，呼喊“不要打了”。

徐州有百万山东“难民”，他们都坚决反共，国军出兵之时，山东难民推派代表到军部陈情，愿意担任向导，军部高官拒绝接见。国军进入鲁南，从共军手中夺回许多乡镇，各乡镇都没有倾向中央的居民，当地中共干部以民众身份出面欢迎，提供协助。徐州的反共难民返回乡里发觉不妥，大家又推派代表向当地的部队长反应实际情形，部队长认为这是地方派系贪功争宠，实际上他也没有办法分辨好坏，结果这些部队长全被中共的工作者蒙蔽包围。

那时国军从不结合民众，他们不读史，不知一个农夫关系战争胜负、大军安危。在他们看来，老百姓都是“匪”，或者都“通匪”，中央军好像不是跟共军作战，而是跟全体老百姓作战。杨正民教授的回忆录《大地儿女》记述，他的老家在山东定陶，抗战胜利，国军开到，竟把村民都集中看管才放心宿营，国军真的进入了“无人之境”，没有人真心向着他。

今天回想，许多故事血迹未干。国军进入村庄，探问敌情，得到的答复是附近没有共军，话犹未了，共军忽来围攻，国军先把答话的人一枪射死。某将军召集村民训话：“我军的行动，你们马上告诉敌人，你们若不通风报信，敌人会活埋你；可是敌人的行动，你们从来不告诉我，你们料定我不会活埋你。今天我来告诉你们，我也会活埋人！”说到此处，将军向民众伸手一指，士兵跑过去，拖出来一个小伙子；将军再一指，士兵拖出来一个老头儿，地上早就挖好了两个坑，等人下土。一时哀声动天，妻子爷娘满地打滚。一九四九年我到台湾，有时听败军之将谈作战经验，提到老百姓就咬牙切齿。

当年国军心高气傲，瞧不起地方武力。所谓地方武力，概指抗战八年残留的游击队，所谓残留，因为这些游击队跟共军势不两立，双方经过无数战斗，大部分已被共军消灭，这些地方武力能顽强地生存下来，自有它的长处，他们身经百战，了解共军的战术，他们深入民间，情报灵通。国军把他们看成多余，实在是天下第一糊涂虫。

那时张天佐、王洪九、张景月都是山东著名的游击领袖，他们想晋见一个团长都鹄候多时，官兵白眼相看，拿他当无知乡愚。共军围攻临沂外围王洪九的据点，有所谓“百日激战”，国军汤恩伯兵团入鲁北上，从临沂境外经过，先头部队陈大庆驻守百华里左右的滕县，山东省主席何思源一再发电向汤恩伯求救，只见飞机来了，空投一批宣传文件了事，听其溃散。陈毅围攻“鲁南反共军”王继美，国军在苏北运河沿线布防，坐观战事进行，王继美全军覆没，举枪自杀。黄伯韬以临沂地方武力为“死子”，掩护自己撤退，他自己到了苏北，过运河不派工兵架桥，难逃中共重击，依然损失惨重。国军的行止从来不通知乡公所，共军一再伪装国军占领乡公所，消灭各乡镇的反共力量。如果中央军嫡系部队消耗非嫡系，那么非嫡系也在消耗地方武力，山东精英肝脑涂地，只当做是脚底下的泥。

那年月我并不在山东，但是我回忆过去，无法对故乡变故避而不谈。有人说，一九四二年国军撤出山东，负了山东，有人说，一九四六年国军攻入山东，害了山东，立场不同，见解不同，总而言之，古体诗人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新体诗人说，战争像洗衣板，反复揉搓一件旧衣服。最新的诗人没见过洗衣板，他说战争是绞肉机。两个比喻都有用，一个像八年抗战，一个像四年（？）内战。我落叶飘零，有负故乡，山东之痛，触及灵魂，我是山东的一部分，山东也是我的一部分。我始终不能用山东之痛代表中国之痛，象征人类之痛，我负了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