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清除贝利亚
一 领袖逝世
1953年3月1日，在斯大林下榻的孔策沃别墅，警卫员发现斯大林倒在卧室的地板上不省人事，虽经医生们的极力抢救，终无法使突发脑溢血的领袖苏醒过来。3月6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向全国沉痛宣告：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已于5日晚9时50分与世长辞。
故去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没有留下任何遗嘱，没有对接班人问题做具体安排。
事隔两天，即3月7日，苏联《真理报》公布了在此前举行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的决议。决议任命格里戈里·马克西米里安诺维奇·马林科夫为部长会议主席；拉夫连齐·巴甫洛维奇·贝利亚、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以及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四人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部长会议主席团由部长会议主席和四名第一副主席组成；决议还确定由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以及别尔乌辛等十人组成苏共中央主席团。
从名单的排列顺序可以看出，贝利亚在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的地位已上升为第二位。他与莫洛托夫一起作为马林科夫的主要助手分别主持内政和外交事务方面的工作。马林科夫在斯大林逝世不久，就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了如下表述：“政府在它的全部活动中，将严格遵守党所制定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这些政策已由拉·巴·贝利亚和维·米·莫洛托夫宣布了。”
在贝利亚自己看来，担任第二号人物是最合适的。作为斯大林后期保安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他深知别人对他的态度：因滥施镇压而使人们对他既恨又怕。另外，他也“始终懂得一个格鲁吉亚人要在斯大林死后当领袖是不可能的”。 [1] 但是他也不愿做一位听命于第一把手的第二号人物，他需要一个他能利用的人来担任第一把手，这个人就是马林科夫。 [2] 就在斯大林去世当夜，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会议决人事安排时，贝利亚首先发言，提议马林科夫出任当时权力最大的职务——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则提议贝利亚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并且主张把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合并为单一的内务部，由贝利亚兼任部长。 [3] 与会的众多主席团成员对两人的发言是有想法的，但都没有表示异议。
所谓想法，即赫鲁晓夫早就担心的：斯大林死后，大权会落入贝利亚之手。他确信，这只有百害而无一利。其他许多党的领导人也怀有同样的恐惧。就在斯大林病逝的前一天，赫鲁晓夫就向布尔加宁提出了这个问题，两人决定，应当阻止贝利亚谋取对权势最大的国家权力机构——国家安全部的直接控制。 [4] 会上无论是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还是其他成员都未对马林科夫的提议表示出不同的意见。现在分析当时的情况，与会者也许意识到，在如此悲痛的气氛中进行权力之争，既不合时宜也有悖情理。赫鲁晓夫当时认为，对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默契配合，只有隐言才是上策。不过他也提议由布尔加宁兼任国防部长。 [5] 并且给布尔加宁配备两个副手——原部长亚·米·华西列夫斯基和格·康·朱可夫元帅。这一任命对后来事态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马林科夫的提议，在众多主席团成员的默认下，贝利亚不仅重新掌握了在1946年时失去的内务部的权力，而且还掌握了国家保安部队。这一权力包括对广布于全苏所有组织和部门之中的特工人员的领导权和指挥权，统辖保护克里姆林宫以及所有苏维埃政府大员和中央主席团成员的卫队的领导权。内务部负有边防警戒的任务，因而还拥有不少于10个师的直属部队。贝利亚权力优势的加强，对于主席团的每一位成员来说，都未必是件好事。大家感到“古拉格”（劳动改造营）的阴影又重新笼罩在他们的头上。
为了改变自己在苏联公众中的形象，提高自己的威信，在政治上争取更大的优势，贝利亚在斯大林去世后的第二天，即着手筹划改革国家保安体制的措施， [6] 其中包括将内务部名下的种种“生产、经营和建筑单位转交给各经济部委，这其中有远北建设总局、古比雪夫水电站建设局、特种石油工业建设总局、公路总局、铁路建设总局、林业工业总局等近30个单位”。 [7] 接着，他又提出将古拉格及其各分支机构移交给司法部，内务部仅保留关押“特别危险的国家罪犯”（主要是政治犯）的特殊营和关押战俘中被判刑人员的军事罪犯营。3月9日，在斯大林葬礼上，他还特别提到要保证每个苏联公民享有宪法赋予的人民权利。 [8]
贝利亚的这些做法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既是主动调整，又是顺应了社会形势。斯大林逝世后不久，中央就收到不少30年代以来被清洗和镇压的干部、人员的家属写来的申诉信。一些地方的监狱和劳改场所接连有犯人闹事，甚至发生暴动。3月26日，贝利亚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出了《关于必须实行大赦》的报告。经全体成员讨论通过。第二天，以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名义发布大赦令，对范围非常广泛的各类囚犯予以释放或减刑，包括立即释放所有刑期五年以下者，所有因为“职务犯罪、经济犯罪和军人犯罪”而被判处徒刑者，所有10岁以下子女或怀孕的女囚犯，所有少年、老年和身患绝症的囚犯，判刑五年以上的其余囚犯则刑期减半（被判“反革命罪”、严重贪污罪、抢劫罪和杀人罪者除外）。 [9] 这项大赦令虽然只是涉及那些被剥夺自由五年及五年以下和某些犯有渎职罪、经济罪甚至违犯劳动纪律，诸如迟到、旷工的犯人的获释和减刑，却也反映出斯大林时期确实存在着大量的冤假错案，揭示出破坏法制的大量问题。那些犯有“渎职”、“经济”、“危害公共秩序”的错误及其他构不成“罪行”的人，本来用行政处分和纪律措施就可以解决处理之，但却无一例外地统统被判以刑罚。最高苏维埃据此命令苏联司法部修改苏联及加盟共和国的刑法，原则是宽大和从轻发落。由于这项举措，在全苏总共250多万名犯人中，大约100万人获得了自由。
为使全体民众感到新领导班子对于老百姓的关心，党中央主席团作出决定，又一次降低食品以及几乎所有生活消费品的价格。这是自卫国战争以来下调幅度最大的一次。面包和面粉降低10%，肉和肉类食品降价15%，土豆和蔬菜降价达50%，食糖和糖果下跌15%，伏特加以及其他烈性酒降价10%—15%，服装、鞋类、玩具和男子服饰用品普遍下调10%—15%。 [10] 这两项措施受到了广大苏联民众的欢迎。
如果说，上述两项措施是为了安抚广大民众，树立新领导的良好形象，缓解社会紧张，下面的措施就带有个人目的的色彩了。
1953年4月4日，苏联内务部发表通告，宣布当年1月根据“原国家保安部”的命令而逮捕“医生间谍案”人员是没有根据的。决定为此案平反，恢复这些医生的名誉，被捕人员予以释放。4月6日，苏联《真理报》就此事发表社论指出：“这件事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前国家保安部的领导人是不合格的。”国家保安部部长斯·伊格纳捷夫“表现了政治盲目性……做了当时负责侦讯、现已被捕的前副部长柳明之类罪恶冒险家的尾巴”。“柳明之类企图假手于他们所捏造的案情在苏联煽起民族仇恨。”名为《苏联社会主义法律是不可侵犯的》社论还进一步指出，“前国家保安机关穷凶极恶地违犯苏联法律”。根据苏共中央的决定，于4月8日解除了保安部部长斯·德·伊格纳捷夫的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而这一职务他是于3月6日才刚刚担任的。至于柳明的结局，政府公告上说：“考虑到他的活动特别危险以及他罪行的严重性，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柳明极刑——枪决。” [11] 凡参与伪造和严刑逼供的其他人员也都被捕、判刑。
同月出版的苏共中央委员会理论和政治刊物《共产党人》杂志第6期就“医生间谍恐怖集团案”发表编辑部文章，指出：苏联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阶级冲突。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没有相互敌对的阶级和社会集团。苏联早就消灭了敌视社会主义的剥削阶级。
斯大林后期有好几件政治案件，例如著名的“列宁格勒案”、“明格列尔案”，而贝利亚为什么要首先平反“医生间谍案”，这是因为该案将他的得力干将阿巴库莫夫等牵连关押了起来，该案使贝利亚成了间接的被打击者，因为他被指责为严重失职，没有揭露出这个隐藏在克里姆林宫医院关键岗位上的“美国—犹太人间谍网”。
1948年8月28日，曾任克里姆林宫医院心电图室主任的医生季马舒克被医疗卫生局局长叶戈罗夫带到高尔基州的瓦尔代市。苏联第二号人物日丹诺夫正在那儿养病。当天，季马舒克给日丹诺夫做了心电图，诊断结果是心肌梗塞。叶戈罗夫和日丹诺夫的保健医生都不同意季马舒克的诊断结论，他们确诊是肝硬化和高血压所引起的机能障碍。局长让季马舒克改写诊断结果，但遭到她的拒绝。局长和保健医生继续按他们的诊断替日丹诺夫治疗。季马舒克随即返回了莫斯科。第二天，日丹诺夫病情恶化，又把季马舒克召来。这次局长没有让她做心电图，而是命令她改写昨天的诊断结果，季马舒克只好照办。随后，她就写了一封短信，陈述医生诊断的分歧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致命后果，并请日丹诺夫的卫队长转交安全保卫部保卫总局局长弗拉西克中将。两天后，8月31日，日丹诺夫便逝世了。病理解剖证实，日丹诺夫死于心肌梗塞。季马舒克的诊断是正确的。
季马舒克写信无非是为了说明事实，一旦出事自己不负责任。但信的内容，叶戈罗夫局长不知怎么知道了。9月4日他召开会议，当众宣布季马舒克是可疑的人物，并把她赶出克里姆林宫医院。季马舒克极为愤怒，把自8月28日至9月4日期间所发生的事写信报告给党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申诉冤情。但信如石沉大海，不见回音。因为不久，1950年，库兹里佐夫便因“列宁格勒案”被杀害了。季马舒克的冤情无处申诉，没人理睬她。
1952年8月，事隔四年，安全部忽然召见她，向她询问了日丹诺夫的病情诊断和死亡原因，她又把四年前信里的话重复了一遍。1953年1月苏联宣布侦破医生谋杀案，马林科夫在克里姆林宫召见了季马舒克，授予她列宁勋章。季马舒克医生当时感到非常诧异，她对马林科夫说她没作出重大贡献，受之有愧，不过尽到一个医生的责任而已。
1953年1月13日，苏联塔斯社发表了关于逮捕一批医生——破坏者的消息。包括维诺格拉多夫、沃西夫在内的15名医生都是苏联知名的医学权威，其中大多数是苏联科学院院士，是专门负责克里姆林宫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体保健的。他们被指责“用有害的治疗，使病人逐渐死亡的方法来谋害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苏联保安机关对被捕者施行严刑逼供，迫使他们供认自己是“帝国主义的间谍”。
发布上述消息的当天，《真理报》发表《披着教授和医生外衣的卑鄙的间谍和杀人犯》的社论，说这个恐怖集团是被美国情报机关收买，是被国际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组织“犹太联合救济委员会”招募去，从事卑鄙的间谍活动。社论强调说：“我们的成功不会使斗争熄灭，而会使斗争尖锐，我们向前发展得越是顺利，那么与注定灭亡的、陷于绝望的人民之敌的斗争就越加激烈。”
一件平常的医疗诊断正误案，在阶级斗争这根弦紧绷的情况下，被人有意无意地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这政治斗争漩涡如同宇宙中的黑洞，吞噬一切靠近它的物质。蒙冤而死的人自不必说，活着的也好过不得。季马舒克1月份被授予列宁勋章。事情刚过三个月，勋章又被收回。一授一收，季马舒克莫明奇妙地由英雄变为卑劣的小人。
“医生间谍案”的平反，绝非真正意义上的平反，它并未恢复事件的本来面目，而是又一次被人利用。贝利亚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自己管辖的领地——内务部清理了门户，剪除了柳明、伊格纳捷夫等异己，同时将阿巴库莫夫等心腹无罪开释。可怜的季马舒克，则在这政治风浪的一起一伏中，从一位本分、尽责、敬业的医务工作者，变成为苏联钦定的最大告密者。无论其如何申诉，她将注定要蒙受耻辱地度过一生。
在权大于法的国家里，一切皆应服从政治的需要、服从权力的需要。然而，殊不知，得益于此者，必受害于此。
在上述事件进行的同时，苏联党政的人事安排出现了一些变化，中央领导一班人手中的权力发生了此消彼长的趋势。
最初的人事变化是在3月21日。这一天塔斯社公布了苏共中央关于新的人事安排的决议。决议批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的请求，解除他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务；同时选举赫鲁晓夫等组成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12]
马林科夫之所以被解除书记的职务，表面上的理由是：部长会议主席和苏共中央书记的职能必须分开，从而更强调集体领导。“我们的领导的力量在于它的集体性、团结性和巩固性。” [13] 他不辞去部长会议主席一职的内在缘由则是他更看重的是政府工作。这当然也有历史原因。
1951年时，部长会议主席是苏联最有权势的职位。从1940年直至病逝，斯大林始终居于此位。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职已被取消，当然，斯大林仍是党中央政治局的首位领导人，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但后一职务已很少见诸报端。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党的系统作为苏联权力机构的组成部分已然受到削弱和贬低。
十九大之后，中央委员会的组织局根据修改党章的报告已被撤销，中央的日常工作，包括组织工作在内的所有党务都由书记处处理，而专职党务工作的赫鲁晓夫因身兼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成员，在马林科夫辞去书记之职后，实际上已成为了第一书记，（尽管第一书记的正式选举是在九月全会上），为其实权的增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之所以决定推荐赫鲁晓夫全面掌握党的工作，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希望与赫鲁晓夫建立一种默契，他们相信，赫鲁晓夫不会同他们争夺“领袖”地位，至少不会加入这一斗争；另外一方面，他们要联合赫鲁晓夫来对付莫洛托夫，在他们看来莫洛托夫对他们是一个真正的威胁，因为他在党内、在党的高层中有很高的威信。
然而，这一估计，不久即被证明是错误的。
二 清除贝利亚
“医生间谍案”平反之后，在贝利亚的提议下，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又通过了《关于苏联和格鲁吉亚共和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破坏苏维埃法制》的决议，为格鲁吉亚“明格列尔案”平反。 [14] 此案曾使格鲁吉亚许多贝利亚的亲信被捕，也正是因为此案，导致了斯大林对贝利亚的疏远。 [15]
如果说，在“医生间谍案”的平反过程中，赫鲁晓夫尚未看出些许问题的话，对于“明格列尔案”的平反，则开始形成了自己的认识。他认为贝利亚此举显然具有个人目的，他是在以此组织自己的力量，网罗党羽。回想起自平反工作开始后，包括朱可夫元帅在内的众多将军们都向苏共中央写了申诉信。作为该项工作的具体负责人的赫鲁晓夫，曾把整理好的材料，依次发给主席团的各位成员。然而，贝利亚对这些材料却并不上心，要知道，正是他逢人便大发感叹“应当恢复法制，不能容忍国内目前这种状况”。就连马林科夫也有所觉察，“他（指贝利亚）是以自己的立场来对待这一措施的，他在这方面有自己的打算”。 [16]
5月里的一天，赫鲁晓夫的一位熟人从基辅来到莫斯科，告诉他说，乌克兰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接到一项要求动员全体人员进入战备状态的密令。命令来自国家安全部。联想起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曾以“维护秩序”的名义将内务部几个师调到首都的举动、将自己的亲信一一委以重任的所为等等，赫鲁晓夫认为，发此密令的人绝不是别人，只能是贝利亚。
赫鲁晓夫感到了来自贝利亚的威胁。党中央一班人也感觉到了来自贝利亚的威胁。
众所周知，斯大林在世时，曾不适当地扩大了内务部的权力。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包揽了从逮捕、审讯到处决等司法程序的全过程，成为苏联人民（从群众到干部）都谈虎色变的专政机构。现如今，贝利亚已成为这一独立王国的王中王，并且还直接控制了苏联的原子能工业、冶金工业、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莫斯科军区，以及克里姆林宫的警卫部队。其时，贝利亚所辖之权大大超过了他在斯大林时期的权限。斯大林在世时，贝利亚还有惧怕的人，现如今，马林科夫岂能制约住他。赫鲁晓夫感到贝利亚是在试图夺取最高权力，是想成为斯大林的继承人——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既然，贝利亚已把几乎所有专政部门都控制在自己的手中，那么解决他的办法只能采取密谋的方式。
首要的问题是要使党中央主席团各位成员（除贝利亚一人之外）的思想统一起来，共同行动。赫鲁晓夫以书记处书记的身份与各位主席团成员进行谈话，沟通认识。
布尔加宁是国防部长，有权调动军队。当时，只有军队才是能够制约警察部队的武装力量。谈话进行得很顺利，朱可夫也表示支持。
莫洛托夫的态度很明朗，表示无条件地支持赫鲁晓夫，并建议将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一同干掉。因为在谈话之前，内务部没有向他打招呼便撤换了他的私人警卫。他正为此事生气，对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两人心生疑窦。赫鲁晓夫告诉他，主要对手是贝利亚，要拉住马林科夫，拆散他们的联合。
在赫鲁晓夫看来，关键人物是马林科夫，因为在征求其他几位苏联主要领导人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人对处理贝利亚的意见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提出同一个问题：马林科夫的态度如何？赫鲁晓夫心中没底，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找到马林科夫，劝说他支持这一谋划。作为政府首脑和中央主席团主席，马林科夫当然知道贝利亚惟我独尊，颐指气使，没有把自己放在眼里，并且他正在竭尽全力维持和加强内务部的至高地位。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共同制定了逮捕贝利亚的行动细节，他们一致认为，应当在部长会议主席团或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某次会议上执行逮捕。
在克里姆林宫，部长会议主席团和党中央主席团即将举行一次联席会议。会议召开之前，马林科夫与伏罗希洛夫见了面，消除了后者的疑虑和担心。赫鲁晓夫负责与米高扬谈话，他请米高扬到他的别墅去。米高扬的态度却十分谨慎，他说：贝利亚会衷心接受大家的批评，改造他自己。他不是不可救药的，他仍旧能够在集体中发挥作用等等。赫鲁晓夫为米高扬的反应感到不安。但事情已无退路了。只等最佳时机，作出行动。
1953年6月17日，东柏林和民主德国的其他城市发生了工人罢工和暴动事件。苏共中央主席团作出决定，派贝利亚立即飞往柏林，以便对事态作出估计并采取适当的应对。
在贝利亚前往柏林的第二天，莫斯科就在贝利亚一人缺席的情况下举行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会上，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等人商定了逮捕贝利亚的详细计划。会议决定，这一计划的实施安排在苏军夏季演习之际。因为，依照演习安排，莫斯科军区举行演习时，要调几个西伯利亚步兵师来参加。这样一来，就可以借此机会把嫡系部队调进莫斯科。事前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为了不使贝利亚有所觉察，将决定举行的会议定名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扩大会议”，同时邀请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全体成员出席。一旦会议开始，就由马林科夫宣布为“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这样就可以讨论党内问题了。会议把国防部长、副部长和参谋长报告演习计划列入议程，于是便可理所当然地邀请一些军官列席。同以往一样，会议日程提前发送到各位部长会议的成员手中，其中不但有各种决定的草案，还有应邀报告人和专家的名单。从外表看，这确实是一次工作例会，只有贝利亚不明就里。1953年6月26日，会议在克里姆林宫如期举行。会前，赫鲁晓夫特地邀请米高扬到他的别墅去，给他做最后的工作，米高扬的意见仍同上次一样，但一个米高扬已无碍大局了。
会议由马林科夫主持。
首先，赫鲁晓夫作了长篇发言。他在发言中提出了卡明斯基因揭发贝利亚而失踪的事情，并由此推断贝利亚早在1919年就曾为英国谍报机关工作了；贝利亚应该对斯大林时期大规模镇压活动承担个人的严重责任。接着赫鲁晓夫回顾了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贝利亚在党内外所干的一些事情，包括破坏民族团结，以内务部干扰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党组织的活动等等。最后，赫鲁晓夫断言说：“他（贝利亚）绝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他是一个出于个人主义目的钻进党内来的野心家。他的傲慢自大令人不能容忍。他在党内的所作所为绝非一个忠诚老实的共产党员所能做得出的。” [17]
随后，布尔加宁、莫洛托夫等人相继发言。莫洛托夫在发言中说：“我认为，贝利亚是蜕化变质分子，这是一个不可以认真对待的人，他不是共产主义者，也许，他曾经是共产党员，但现在是蜕化变质分子。这种人是党内异己分子。” [18]
赫鲁晓夫接下来又发言，进一步发挥莫洛托夫的观点，说道：“莫洛托夫说贝利亚是个蜕化变质分子。这不正确。蜕化变质分子是指过去曾是共产党人，而后来变成名不副实的共产党员的那种人。可是贝利亚从来就不是一名共产党人！” [19]
米高扬在发言中仍然没有改变自己原有的态度：反对撤销贝利亚的职务。他说，贝利亚是个好干部 [20] ……在莫洛托夫看来，米高扬之所以这样做，是明哲保身，他不相信赫鲁晓夫等人的力量，而担心贝利亚会翻案。 [21]
最后，轮到贝利亚发言，他在发言中为自己辩解说：“当然，我是犯了一些错误，但我请求，不要把我开除出党。我一直是执行党的决议和斯大林的指示的。斯大林将责任重大、高度机密的事情交给我，我一切都是按照他的要求去做的。所以开除我是错误的……” [22]
马林科夫惟恐控制不住局面，不等贝利亚说完，便按响了电钮。守候在隔壁房间的朱可夫，听到铃声响后，立即带领士兵们进入会议厅。马林科夫说：“逮捕贝利亚。” [23] 当贝利亚被押解出会议厅时，国防部所辖部队取代了守卫克里姆林宫和党中央大厦的内务部警卫部队。6月2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通过了《关于立案侦查贝利亚反党和反国家罪行》的决议。
7月2—7日，苏共中央委员会举行了全体会议。7月10日，《真理报》发表了会议公报。公报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听取和讨论了格·马·马林科夫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所作的关于拉·巴·贝利亚为了外国资本的利益而破坏苏维埃国家、阴谋把苏联内务部放在苏联政府和共产党之上的反党反国家罪行的报告以后，决定撤销拉·巴·贝利亚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并把他作为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敌人开除出苏联共产党。”第二天，苏联各报刊登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解除贝利亚的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内务部部长职务的公告。公告中还说，贝利亚案件将提交最高法院审理。 [24]
贝利亚事件至今已经过去46年了。在当年，贝利亚事件是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国内发生的一件轰动世界的大事。人们很难理解，这样一位重要的人物，怎么会蜕变成人民的敌人呢？从贝利亚的履历中是看不出来的：他从20年代初就在外高加索作肃反委员会的领导工作，1932年任外高加索党委第一书记，1934年就被选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39年成为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41年当选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国防委员会委员，1946年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他经历了大清洗，在多疑善变的斯大林身边工作了多年，不但保住了性命，还一路攀升，可谓久经考验。人们想探明细理，但是党中央的决议没有明确说明。
1953年7月10日，《真理报》在《党、政府、苏联人民的不可摧毁的团结》的社论中作了些许解释。社论中说：贝利亚使用各种野心家的伎俩骗取了信任，窃取了领导地位。过去他的反党反国家的罪恶活动是采取非常隐蔽和伪装形式，而最近由于他变得傲慢自大、飞扬跋扈了，开始暴露出其人民敌人的面目。社论除重复了全会决议中所提到的“企图把内务部放在党和政府之上”的结论外，又增加了四条罪状：一是“企图利用内务部中央和地方的机构来反对党的领导，反对苏联政府，根据对他个人的忠诚来提拔内务部的工作人员”；二是“企图阻挠农业方面最重大的迫切问题的解决”；三是“企图破坏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企图在苏联各民族之间制造纠纷”；四是“当其被责成执行党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关于巩固苏维埃法律和消除某些违法乱纪的情况的直接指示时，他就蓄意阻挠这些指示的执行，并多次企图曲解这些指示”。 [25] 这种仍旧较为空泛、不够具体的解释，使得局外人依然难以明白：贝利亚的罪行到底有多么严重。
1953年12月18—23日，苏联最高法院秘密审理了贝利亚案件，确认他犯下了如下罪行：（1）背叛祖国，组织一帮反对苏维埃国家的叛国阴谋分子，企图“利用内务部的机构来反对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把内务部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以便夺取权力，瓦解工农苏维埃制度，使资本主义复辟”。（2）早在国内战争时期，即同“外国情报机关建立了秘密联系”。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依靠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反对苏维埃国家活动加紧，以实现其反苏叛国的阴谋。（3）道德败坏、腐化堕落。（4）“对忠实于共产党和苏联各族人民的政治活动家进行恐怖迫害，并在1919年破坏巴库工人革命运动”。 [26]
同时受到审判的还有原国家监察部长弗·尼·麦尔库洛夫、格鲁吉亚共和国内务部长弗·格·德卡诺夫、苏联内务部副部长布·兹·柯布洛夫、苏联内务部司长斯·阿·戈格利泽、乌克兰共和国内务部长帕·伊·麦希克、苏联内务部特别重要案件侦讯司司长拉·叶·弗洛齐米尔斯基。审判后，他们与贝利亚一起，全部被枪决。
贝利亚事件是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共产党高层领导人中第一次激烈、严重的斗争。它对苏联党和政府政策的转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苏共中央因此在7月全会上，更响亮地提出了集体领导的原则。7月10日，《真理报》在以《党、政府、苏联人民的不可摧毁的团结》为标题的社论中明确指出：“必须从贝利亚事件中吸取教训，并作出必要的结论。”“领导的集体性是我党领导的最高原则。”从此之后，苏共强调起党的政治生活的正常化，中央委员会每年召开两次全会，党的重大方针、政策都要由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党的作用和作为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作用从此大为加强。领导层中力量和地位的变化向着有利于赫鲁晓夫的方向发展。贝利亚被逮捕处决后，赫鲁晓夫的地位上升了。贝利亚垮台之前，赫鲁晓夫在党中央主席团内名列第五，贝利亚被清除后，他排名第三，排在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之后，跃居伏罗希洛夫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