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游赋

曹　植

览宫宇之显丽¹ ，实大人之攸居² 。建三台于前处³ ，飘飞陛以凌虚⁴ 。连云阁以远径⁵ ，营观榭于城隅⁶ 。亢高轩以迥眺⁷ ，缘云霓而结疏⁸ 。仰西岳之崧岑⁹ ，临漳滏之清渠¹⁰ 。观靡靡而无终¹¹ ，何眇眇而难殊¹² 。亮灵后之所处¹³ ，非吾人之所庐¹⁴ 。

于是，仲春之月，百卉丛生，萋萋蔼蔼¹⁵ ，翠叶朱茎。竹林青葱，珍果含荣¹⁶ 。凯风发而时鸟欢¹⁷ ，微波动而水虫鸣。感气运之和润¹⁸ ，乐时泽之有成¹⁹ 。遂乃浮素盖²⁰ ，御骅骝²¹ ，命友生²² ，携同俦²³ ，诵风人之所叹²⁴ ，遂驾言而出游²⁵ 。步北园而驰骛²⁶ ，庶翱翔以写忧²⁷ 。望洪池之滉漾²⁸ ，遂降集乎轻丹²⁹ 。沉浮蚁于金垒³⁰ ，行觞爵于好仇³¹ 。丝竹发而响厉³² ，悲风激于中流³³ 。且容与以尽观³⁴ ，聊永日而忘愁³⁵ 。

嗟羲和之奋策³⁶ ，怨灵曜之无光³⁷ 。念人生之不永³⁸ ，若春日之微霜³⁹ ，谅遗名之可纪⁴⁰ ，信天命之无常⁴¹ 。愈志荡以淫游⁴² ，非经国之大纲⁴³ 。罢曲宴而旋服⁴⁴ ，遂言归乎旧房⁴⁵ 。

注　释

¹显丽：宽敞明亮而又富丽。

²大人：这里指曹操。攸居：即所居。

³三台：指铜雀、金虎和冰井三台。前处：指三台处于文昌殿之前。

⁴陛：阶除。此句意思是，三台高耸，看上去如腾空而起。

⁵云阁：高耸云天的楼阁。远径：即长途。

⁶观：楼。榭：台有屋曰榭。城隅：城的一角。

⁷亢：当，临。轩：长廊有窗者。迥眺：远望。

⁸缘：依傍。结：构。疏：窗子。

⁹西岳：这里指西山。崧岑：山大而高者曰崧，小而高者曰岑。

¹⁰漳：水名，在今河南境内。滏（fú）：水名，即今滏阳河。清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十八年）九月，凿渠引漳水入白沟以通河”。这里当指此渠。

¹¹靡靡：细腻而美好。

¹²眇眇：悠远的样子。

¹³灵后：水神。

¹⁴庐：居。

¹⁵萋萋蔼蔼：草木繁盛的样子。

¹⁶珍果含荣：珍奇的果树含苞待放。

¹⁷凯风：和风。

¹⁸时运：指气候的变迁，时序的转移。

¹⁹时泽：时雨。有成：有所收获。

²⁰遂乃：于是。浮素盖：白色的车盖飘浮在顶上。

²¹骅骝（huá liú）：赤色骏马，亦名枣骝。

²²友生：即朋友。

²³同俦（chóu）：同辈，伴侣。

²⁴诵风人之所叹：《诗经·竹竿》云“驾言出游，以写我忧”。这句话的意思是，大家默诵《诗经》中的篇章，出外游宴。

²⁵言：语中助词。

²⁶北园：指魏之玄武苑。驰骛：奔驰。

²⁷写忧：消除忧愁。

²⁸洪池：指玄武池。滉漾（huàng yàng）：深广的样子。

²⁹降集：停止、结集。

³⁰浮蚁：因酒酿熟后，米糟上如蚁之集聚，故此作为酒的代名词。金垒：金制的酒器。

³¹觞爵：古代的酒器。好仇（qiú）：好朋友。

³²丝竹：指琴、瑟、笙、笛、筑、筝、琵琶等七种乐器。响厉：声音高亢激越。

³³悲风：萧瑟凄厉之风。激，激荡。

³⁴客与：徘徊。

³⁵永日：消磨时间之意。

³⁶羲和：传说中的日神。奋策：扬起鞭子。

³⁷曜灵：太阳。

³⁸不永：不长久。

³⁹春日之微霜：因春天的霜易干，故用以比喻人生的短暂。

⁴⁰谅：大概，或许。可纪：记载称述。

⁴¹无常：变化不定，难以预测。

⁴²志荡：放纵情志。淫游：毫无节制地游乐。

⁴³经国之大纲：治理国家的原则。

⁴⁴罢：停止。曲宴：在深邃的宫阁中举行的私宴。旋：返回。服：语尾助词。

⁴⁵言：语中助词。

鉴　赏

曹植（192—232），字子建，是三国时代大政治家、文学家曹操的第三子。他的前半生虽然“生乎乱，长乎军”，但实际上过的是一种书生生活。据《三国志·魏书》本传记载，他十余岁即能“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由于天赋聪颖，很得曹操的赏识，并因此想立之为太子，但终因他才子气太足，且“任性而行，不知雕励”而作罢。曹操死后，曹丕当政。为了排除异己，曹丕竭力打击皇室的其他势力，曹植自然成了主要的迫害对象。他曾数次被改变封地和变更爵位，甚至闭门思过，在“监国使者”的监督下，过着囚徒般的生活。曹叡执政后，虽然在生活上对曹植比较优侍，把他从贫瘠的雍丘迁到了富庶的东阿，但政治上仍然采取了其父的态度。这样，曹植仍然忧愁似海，正当盛年就愤然长逝。但正如恩格斯所说：“愤怒出诗人”，现实的苦闷固然给曹植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但同时也锻造了他的艺术生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继屈原以后，中国文学史上又一位杰出的作家。在他不长的创作生涯中，仅辞赋就有40来篇，这个数量在魏晋作家中无疑是十分令人瞩目的。他的这些作品，或借物抒怀，或感叹身世，充分展现了自身的心灵路程。其艺术风格与前代作家相比，也更臻完美。有的苍凉悲壮，有的缠绵悱恻，有的潇洒自然。他的一些作品，如《洛神赋》成了后世文人创作所遵循的经典。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代。就人生观而言，一方面社会的动乱与政治的残酷成了人们普遍的忧生之嗟，另一方面人生的短促又唤起了人们对主体生命的执著。对生活的强者来说，时间的催迫，更能激起事业上的紧迫感；但对生活的弱者来说，生命的短暂引发的却是人生如梦的悲凉。虽然这二者珍惜的都是飘忽的人生，但如果从文化背景和人生境界上审视，意义却大不相同。前者是想通过对时间紧迫感的体认，更进一步激起开拓广阔的生存空间的欲望，这是对人的生存意义的真实的高扬。后者则是通过对人生悲凉感的玩味，更沉溺于感官上的享乐，这实际上是生命力萎缩的表现。因此，从人生境界上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慷慨与悲凉、进取与堕落、禁欲与纵欲混杂的时代，而作为这个时代最敏感的体验者，当时的文人在人生态度和行为方式上亦超出不了这种生命的两极。这不但在不同的作家那里有不同的体现，即使在同一作家身上，也有不同的情形。曹植就是这样一个在心理和行为上充满时代色彩的作家。又因为他个人遭际的特殊性，所以此种色彩又远比其他作家复杂得多、丰富得多。和许多贵族子弟一样，少年时代的曹植过着裘马轻狂的生活，读书击剑、游宴享乐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因此，这一时期的作品更大的程度上表现的是一个贵族少年翩翩的风度。虽然其中也不乏对人生的悲哀，但充其量只是一个刚刚踏上人生之途的贵族少年莫名的感伤。这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乐极生悲。但随着年岁的增长和对人生况味的体验，他的悲哀中逐渐融进了一些比较深刻的社会内容，它已由“飘飘放情志，千秋长若斯”（《公宴》）的单纯感官的纵欲，转为“惊风飘白日，光景忽而驰，盛时不再来，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箜篌引》）的生命的倏忽，再转为“愈志荡而淫游，非经国之大纲”（《节游赋》）的理性的体认，最后达到“宁作清水之沉泥，不作浊路之飞尘”（《九愁赋》）的高昂的含有悲剧感的人生境界，而本篇正标志了作者人生态度的转变，这从题目即可以领略一二。所谓“节游”，就是对游乐生活的节制，它既体现了对当时奢侈的社会风气的批判，也流露了作者一种自律的倾向。

从总体上看，作者是以欲擒故纵的方法，最终达到规劝的目的。他首先把人们的视野引向了气势不凡的三台，为了突出它们的雄伟，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它们进行了渲染，使人们感觉到一种突兀而起、凌空直上的气势，而所用笔法竟和王粲的《登楼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实际上并不仅仅是作家在创造思维上的偶合，同时也积淀着历史的因素。早在汉大赋中，这种通过不同的角度和方位把握描写对象的方法已成了人们惯用的手段，所不同的是，在汉大赋的作家那里，有时因过分执著于铺张扬厉，最后反而过犹不及，产生了累赘板滞的毛病。这篇作品却没有这样的弱点，传统手法经过作家主体心灵的过滤，只留下了那牢笼万有的神韵。这是汉魏抒情小赋化腐朽为神奇的一个典型范例。我们还可以看到，作者大肆夸张三台的奢丽，并不是故意显露他的才情。因为对于一个态度严肃、惜墨如金的大家来说，空虚浮泛的文字无疑是对艺术生命的自戕。曹植正是在这方面有着充分理性认识的作家。他之所以不吝笔墨，乃是为了完成这样一个主题：通过对三台形制的夸张，暴露当时贵族阶层奢侈的生活。所不同的是，这种揭露不是通过正常的肯定或否定的形式直接显示出来，而是以欲贬故褒，欲抑先扬的方法暗示出来的。当然，这里除了传统的影响外，还有现实的原因。因为三台的建造者不是别人，正是曹植的父亲曹操。特殊的背景决定他只能用特殊的方法表示自己的不满，这就是作者在第一段末两句所流露的：“亮灵后之所处，非吾人之所庐。”作者在说：如此华丽的台阁只能是仙人所居，而不是凡人所能居住的。毋庸讳言，这种隐晦的讽喻，还缺乏一种力量感，如果仅仅停顿在这个水平上，不但会使作者的主体意识陷入暧昧的状态，还很难达到“节游”的题旨。但作者没有使读者失望，随着文章的进展，他对人生的思考和对游乐生活的批判亦越来越趋向于公开化和尖锐化。

到了第二段，作者笔锋一转，突然由夸张的描述进入优美的铺叙。在二月阳春的烟景里，大自然的一切都因春之催动而充满了和谐之声，一叶朱茎，就是一个活泼的心灵；一丝和风，就是一片温柔的手掌，这是一个生命复苏的季节，也是一个撩人心魂的季节。大自然美妙的春色感召了骚人墨客的心灵，他们携亲朋，约好友，或驰骛于北冈，或翔集于轻舟，在春天的氤氲里消散昔日的忧愁。应该说，如果从纯粹审美的角度而言，这一段是本篇最优美的文字。春天的魅力，骚人的飘逸，都通过作者细腻的感受流露于笔端，以致我们在为美的情韵陶醉的同时，不禁为作者恣意的铺张而忧虑：他会不会因此而陷入“玩物丧志”的漩涡中不能自拔？所谓“节游”的宗旨会不会在不知不觉中变成“纵游”？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如前面的欲抑先扬一样，这里的“纵”，正是“节”的发端，乐也是悲的开始。

到了第三段，作者的情绪突然发生了质的变化，仿佛由生机盎然的生命的春天直接进入了萧索摇落的秋日：“嗟羲和之奋策，怨灵曜之无光。念人生之不永，若春日之微霜，谅遗名之可纪，信天命之无常。”这才是作者文意的最后归宿，也是隐伏在阳春烟景背后的真实的自我。因为这种真实的自我是由乐极生悲的触发而显露的，所以能给人以一种沉重的落差感。在这种落差中，不但游乐本身失去了永恒的意义，而且人生也成了飘忽即逝的瞬间。这种天命无常、人生不永的时间性的悲哀，正是汉魏文人最大、也最富特征的悲哀。当时，甚至连曹植的父亲曹操这样的胸怀宽广的政治家也唱出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低沉音调。但和一般意义上的时间性悲哀不同，曹植并没有停留在这种悲哀所引起的伤感上，而是尽量从此中超脱出来，将之变成一种提高人生境界的反作用力，所谓“遗名之可纪”，“经国之大纲”正标志了这种精神上的高扬。

（郑训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