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阵地

雨一连下了好几天。最近几年，西安的雨水日益丰沛，年降雨量可与成都重庆比肩。也许是陕北毛乌素沙漠植树造林带来空气中的小水滴，或者是秦岭群峪联动“引汉济渭”工程调引汉江之水滋养关中，增加了湿度，按照干湿地区分布图示，横跨中国的雨线不断北移，西安已经快要从浅绿色的“半湿润区”越到翠绿色的“湿润区”。

我低头往楼下看，小区里的积水漫过脚脖。邻居在水中支了几块碎砖，我穿着高筒雨靴，在上面跳着走。公交站台上的伞已经漫到檐外，伞与伞的空隙之间，洒水车远远过来，嘀嘀呜呜演奏着标志性乐曲：

我从山中来，

带着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

希望花开早

……

路人一边躲闪一边说：“神经啊，下雨天还洒水。”

我听碑林区环保局局长讲过，“下雨天开洒水车”是他们局被投诉频率最高的一件事。群众总是打市民热线：“形式主义！”“浪费水资源！”“是不是为了完成KPI？”“瞎折腾，这是纳税人的钱！”环保局局长说：实际上，下雨天开洒水车有科学道理。路面有些脏东西比较黏，特别是隔离栏下的尘垢，晴天时冲不干净。经过雨水浸泡，脏东西变得松软，洒水车用水枪一冲，就很干净。

他又笑着说，投诉率排名第二的事是——“街上的景观树木，移栽的时候为什么要砍去头部？”“树长那么高不容易，好端端地砍它干吗？故意把它弄死，然后就有理由再买一批树吃回扣？”他说这其实也是误会，里面也有科学道理。树木移栽时，一些小根和须根难免遭到破坏，吸收水分和养料的能力下降，无法支持茂盛的枝叶。如果不砍去头部，会加速枯萎。砍去一些就能减少水分蒸发，树木到了新环境会长得很好。

他讲的这些，我觉得好玩，记在手机里。在政府工作，会听到很多与民生相关的趣事，但这样的日子不多了，再有二十多天，我就要离开南院门，回到城市北郊的陕西科技大学。

临近“十四运”，文旅体局非常忙碌。局长问我能不能延期，等待“十四运”和“残特奥会”闭幕之后再走。但那将是两三个月之后，我不能延期，我得准时返回高校岗位，那里已经为我排好了新学期的课程。

为了不让前后交接太麻烦，局长把重要工作给了其他人，让我最近只做些零散事。他们顾不上开的小会，顾不上出席的小场合，就由我去。我只需参与，并不需要事先准备讨论发言，也不必在事后部署检查，倒也乐在其中，多出来的自由时间可以看书。一年的挂职进入尾声，就好像涟漪的余波，淡淡的。

几天后，有人投石入池，让我大乱。周雯敲门进来要我签字，我脸上大概还没有恢复到平日的神色。她看了我一眼，默声出去了。我和王科长出门开会，坐在地铁座椅上，有那么一瞬间，眼眶的泪实在要出来，我扭头闭上眼睛，把眼泪憋回去。王科长问我会议文件的细节，我转头回来和她说了几句。我的眼眶可能是红的，她好像注意到了。

我尽量让自己情绪正常，只有在面对宁馆时我才可以卸下面具，最激动的时候，我对着座机的听筒嚷嚷：“纪委就在二楼，我转身就可以上去！”在这个办公室，我不曾这样愤怒过，说完了我才意识到纱窗没有关，窗帘没有拉。我感觉到自己的失态，静坐了一会儿。

我给宁馆发了一条短信：“刚刚我电话里发火说的事，你知我知就可以了，不要给局里其他人说，传出去都是是非。”

这件事，我只能跟宁馆讲。宁馆确实靠得住，没有坏心思，关键时刻拿住了方向。我这个快要离开的挂职干部，又能给她带来什么好处？但她还是跟我站在一起。

我大概很难赢。我原本就不大的权力已经微弱到几乎没有，我的性格又是直来直去，不擅长话中有话。面对中间人，我要怎么旁敲侧击，怎么委婉施压，才可能扭转局面？

下班了，我没有走。隔壁传来当当当的声音，是乒乓球敲击着台面，应该是纪委的那几个干部在打球。我们局在大厅里放了一张球台，纪委在我们楼上办公，常来。此刻的球声像是自我介绍：“我是纪委、纪委、纪委……”

路过球台，纪委的干部大声跟我打招呼：“杨局下班？不来打两下？”

这是我冲动之下最想与之对话的人，但我又不能一下子把关系全都撕裂，我马上要走了，宁馆还在这，这个案子会影响她年终考评，谁来帮她收拾残局？在与暗处对手较量的过程中，如果我输了，真是对不起那五十位朋友。他们无偿地帮我编制书目，就这样化为乌有。我也愧对老百姓，没能给他们买来好书。

回家之后，我关紧卧室门，推上纱窗，拉严窗帘，打了几个电话。

赵文说：“素秋，你不要撕破脸，你去和他谈。阿尔都塞说了，要在敌人的阵地中打。你去暗示他，你挂职结束就回原单位，可以作为社会监督力量继续向他施压，这事情也可以捅到媒体，‘十八大’以后不收敛不收手是什么结果？他有胆这么贪，有命花吗？但是，你要记住，做能臣要比做奸臣还要奸，这几天你推演一下攻防步骤，不要出漏洞。”

弟弟说：“姐，你不要撕破脸。你作为文学教师，完全可以编织辞令，把话说得更委婉一些嘛。你可以这么说‘您知道，咱们这个图书馆关注度一直比较高，我在央视节目里说过馆配书成本低的问题，万一央视啊、纪委啊，随后回访，发现里面都是馆配书，您想想，瓜田李下的，解释起来很麻烦。再说了，我和您虽然是身正不怕影子斜，难怕有些人捕风捉影，再者，我也邀请了几十个专家，这么多人如果发现他们做的书单完全没有上架，也会发表意见，万一在报刊媒体上发表文章批评我们，恐怕不太好。这个图书馆，用得好了是政绩，但也是双刃剑。我马上就走了无所谓，就怕影响您。’姐，这就是优雅威胁，该说的都说了，要是听不懂，就是个傻子。人都要面子，要台阶下。你还可以说，感激对方一年来给你的信任和支持，如果对方需要，你离开之后，也会持续给图书馆帮助。长期合作，搞成碑林区的门面。帮他弄政绩，也是给他的好处嘛。”

夜里，我梦见自己在游泳池笨拙地游着，胳膊很沉很沉，就要下坠，我想呼救，突然发现泳池里只有我一个人，水深不见底，而池壁还有好远。我开始呛水，拍水，胡乱扑腾，这时候铃声大作，我从水里伸出手臂，抓到一个电话听筒，我自动漂了起来。电话里有男声有女声，所有声音重复念叨着一个词“有个领导有个领导有个领导”，嘈杂不堪。我扔掉听筒，就开始下沉，抓住听筒贴在耳边，就又漂浮起来。我不得不听这些噪音。我浑身湿淋淋，泳装里竟然有两个口袋，有两张纸，一张是赵文的话，一张是弟弟的话，水已经把字迹浸泡得有些模糊，但还能辨认。我展开皱巴巴的纸张，大声朗读，用我的声音压倒听筒里的声音。那声音消失了，一片寂静。

梦境只是梦境。在真实生活中，“那个领导”是谁，我始终不知道。“那个领导”会不会向我让步，我也不知道。我只能通过中间人向“那个领导”传达我的态度。

那天，一个男人走进图书馆坐了下来。他说自己经常和领导吃饭，那些领导的名字从他口里依次弹跳出来，飘浮在空中，簇拥着他的嘴角跳舞。然后他说：“有个领导让我来给你捎个话，你必须取消全部书目。”

“为什么？”

“你的书目里全是好书，利润太低，领导拿不到好处。你不要问我是谁，我常年给领导跑腿。我要哪个书商中标，他就能中标。我要从中分成，领导也要分成。”

“领导”这个词变成了一个集群，人头攒动，辨识不清。我应该去找谁述说我这个书目的意义，它为什么不能被取缔？“这个书目集合了几十位专家的心血，而且群众一定会喜欢。”这个理由在我这里足够饱满足够沉甸，但在别人的秤上也许轻如鸿毛。

我是不是应该暗示另一个理由——取缔这个书目，可能会影响到“领导”的官场生涯。赵文和我弟弟教给我的话，我都讲了。中间人说他回去给“那个领导”说。而我陷入了焦灼，我只有二十天时间，他们这样拖下去，是要拖到我输。

我很着急，我得战胜“那个领导”。我一定要保卫书目，这是我最后的阵地。我有足够的勇气，只是没有足够的智谋。快给我出主意，我怎么才能战胜“那个领导”？抄佛经能不能转运？能转运我现在就抄。捐助贫困学生能不能转运？原本我打算秋天开学再捐，索性提前到今天，我现在就去银行柜台办理。

弟弟哈哈大笑：“你想捐就捐呗，还搞迷信，不问苍生问鬼神！”

宋璐恶作剧：“你去银行，正好遇见那个领导，领导也在给贫困学生捐钱，做此法事以期能顺利黑下图书馆的回扣。”

我在银行单据上填下：

名称：陕西省红凤工程志愿者协会

开户行：中国交通银行大雁塔支行

账号：6113010530180100263××

备注：捐助2021级学生鲁×

办理业务的银行工作人员问我：“‘红凤工程’是哪儿的啊？可信吗？”她也对公益感兴趣，一直想捐，没找到放心的项目。我告诉她，这个项目是陕西省妇联发起的，只资助女生，二十多年前资助过我，所以我信任这里，有发票，学生和资助人建立一对一联系，不会骗人。她说：“那太好了，我也来查查学生的资料，挑一个，今天就捐。”她低头写字，记录“红凤工程”的办公电话和详细捐助流程。她的下颌线条柔顺，是个温雅的人。我刚刚走进银行时的郁结之气缓缓散开。最近恶缘频生，现在和她结下善缘。

回到局里，办公桌左手墙上有一张苏轼《寒食诗帖》。这张纸是我打印的，贴了大半年，很少临摹。“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此刻我在里面看见了苏轼被贬谪的委屈愤懑，我拿起毛笔，蘸取浓墨，在书桌上写，在地板上写。墨滴掠过毛边纸，一片片飞白。我在苏轼斜倚的笔势中感到他的痛楚，想想他的遭遇，我这点波折又算得了什么？

离挂职结束倒计时十五天，“那个领导”依然没有动静。书如果再拖着不买，可能会影响年底评估。

局里同事和我说话好像有些异样，也许他们知道我面临的状况。宁馆来了，锁上我的房门，欲言又止。她说“那个领导”托中间人带话，问她凭什么相信我是在编书目。谁会笨到用三个月时间去编一份书目，不拿一分报酬？说不定我根本就没编，是和书商勾结一起撒谎，分钱。

我大笑。挂职人员的工资都是原单位发的，我确实没有拿过政府一分报酬。不知道“那个领导”是要挑拨离间，还是他实在不相信一个人可以不计报酬地做事？我打开手机，展示各个朋友谈论书目的聊天记录。我又打开电脑，“原始书目”以朋友姓名的最后一个字作为标记——“哲军帆书目”“耘锋震书目”“墩明睿书目”……还有“已查重书目”“小吕合并书目”“出版社书目”“去年缺货书目”“法律医学书目”“理想国商务三联译林书目”“定稿书目”……我对宁馆说：“这全是我编书目的的证明，每份文件后面显示修改的最后日期，都是这三个月做的，你拍照存档，拿去给中间人看吧。”

《庄子·秋水》里，惠子怕庄子与他争权，庄子给惠子讲了一个故事：鸱得到一只腐烂的老鼠，害怕鹓雏与自己相争，便大声吓唬鹓雏。鸱并不知道，鹓雏只吃清洁新鲜的食物。想起这个故事，我笑得厉害。我应该像庄子那样，向惠子做出严正声明——我不吃腐鼠。

宁馆请我过几天去招标现场打分，我说：不，我去年没参加图书招标打分，今年也不会参加打分。我甚至连招标现场都不打算去。我希望以我的“坚决不在场”向“那个领导”表示，我根本不会沾染这里的钱。我只是要保护我的书目。

中间人又来了，说：“书目去掉百分之四十，总该可以吧？一百多万的百分之四十，才几十万嘛。”

我很想问他：“你代表哪个领导？你说，我开录音键录下来。我凭什么相信你和领导的关系？你让领导亲自给我打电话，我来跟领导解释。”

这些话在我心里倒腾了一会儿，我又按下去了。我只是说：“不可以。按照往年规矩，书籍有破损或者缺货可能，我们在合同里写明配货率95%，也就是误差率5%，现在我顶多让步到误差率10%，但绝不可能误差率40%。”

他撂下一句话走了：“10%不够我和领导分的，40%才够。你掂量。”

一个月前，我接到来自上海的电话，作家经纪人毛晓秋读到“腾讯谷雨”记者杨宙对碑林区图书馆的报道，建议我把建设图书馆的事情写成一本非虚构书籍。其实刚刚挂职时我有过类似的打算，我在南院门的经历也许可以写一本《芝麻官札记》，但后来我在“贞观”发表的“个人英雄主义”文章引起一些官员不满，让我意识到，凡是写政府的纪实类文章，都要谨慎再谨慎。我和经纪人反复讨论写作提纲，尽量把握言论尺度。

最近发生的这一切，为我们正在拟制的大纲贡献了突如其来的情节拐点。毛晓秋说：“我能感受你的难过和气愤，这种事情我没想到在现实中居然发生了。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素材，当我们的理想和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也许我们在现实中居于下风，但这个题材可以在写作中焕发新的生命力。退一万步，假设三个月的心血编成的书目不能够在图书馆中落实，也可以在你的书中长存下去，所以想到这一点，你不要太悲伤。”

毛晓秋的话给了我安慰，如果结局真的无法扭转，我也得接受，但我决定最后试一次，尽人事，听天命，这部书稿是我最后的赌注。我主动找到中间人，告诉他我正在写书，会把这些事件如实写进去。他半信半疑地看着我，我出示了我的写作大纲。

第二天，招标公司打来电话，中间人撤退了，不再参与我们的事。我的书目保卫成功，第三天正式开标。

在梦里，一棵树在我的窗外长了起来，我眼睁睁地看见花蕾像蘑菇一般顶破湿润的树皮，一簇簇钻出来，手舞足蹈，在空中摇。粉红色的一朵朵云。梦醒了，我背部的骨骼一寸一寸地松弛，像在发酵。我长长地吐气、吸气，气体在骨头的缝隙中流动。

加缪《鼠疫》中，记者朗贝尔和医生争论人们在为什么而死。朗贝尔说人们过于英雄主义时是在为理念而死，而人应该为其所爱而死。

然而医生说：“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问题。这个概念可能会引人发笑，但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

“诚实是什么？”朗贝尔说，态度忽然严肃起来。

“我不知道诚实在一般意义上是什么，但就我的情况而言，我知道那是指做好我的本职工作。”

Sá，方言，“脑袋”。 我收到一个匿名小礼物，深蓝布包，仿线装书样式，上书“穷则益坚”，四个字正是我最近的心境。我想起来，我保住书目的那天，弟弟说：“有志者事竟成，没有什么能打败一个犟撒 。”那这礼物八成是他送的。

组织部部长打来电话肯定我的工作，希望我继续挂职，延期半年或一年。我们说到我挂职的初衷，我出生在校园又工作在校园，三十多年来，我对校园之外的事件参与甚少，只是翻阅手中印刷的文字去想象社会。这个国家的各级事务具体如何运转，实地是什么样的？作为一个公民，我想去看看，去参与。挂职之前，其实我也不太清楚新的岗位究竟涉及什么类型的事务。“文化”“旅游”这两个词给岗位笼罩上诗情画意，我误以为是策划演出剧目、研习琴棋书画、宣传风景名胜。到岗之后，全然不同。我得记住酒店后厨烟道清洗规范，熟悉新挖工地文勘进展，检查鼠药和垃圾摆放，答复12345市民热线投诉，回复人大政协文旅提案……这一年事务繁琐，我将此视为对内心秩序的训练。最初的诗情画意构想几乎都没有实现，除了建设图书馆这件事。

建馆，机缘殊胜。挂职之前我完全没料到会有这样的任务凭空而降，谢天谢地。人生中很难再有一次机会，把一个图书馆一砖一瓦一书地搭起来，这是挂职生活给我的礼物。我分明记得，在15世纪的意大利，教皇尼古拉五世大力兴建梵蒂冈图书馆，派遣学者分赴雅典和君士坦丁堡等地购买古典手稿。他后来回忆起自己在图书馆中工作的日子：“我每天的快乐比现在一年的快乐还要多。”

也许上级认为我很适合“文旅局副局长”这个岗位，其实我做文旅工作并不比别人更突出。母亲曾经对我说，你性格直，不适合在官场。母亲的预言没有错，我确实缺乏变通，是在朋友的建言献策下，我才保住了最后的土地。我最想做的那部分事已经做完了，未来一年内图书馆不会再购书，此时离开应是正确选择。况且我是那样想念我从前的工作——大量时间自主安排，一个月只开一次会，讲课讲到激动时捋起袖子，多么欢畅。

同事们知道我要走了，纷纷和我合影，小全举着相机下蹲又下蹲，把镜头微微仰起，他说，为了报答我这一年对他的好，一定要把我从一米五八拍成一米八。随后，他来找我签字，敲开门小声唱歌，怀抱着文件向我抒情：“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第二天他换了曲目，划拉着小碎步，飘到我桌旁，唱：“啊朋友再见……”第三天，他清清嗓子，拔高音调：“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在弟弟家，我说：“我们单位同事都舍不得我，说以后没有我这样好的领导了。”弟弟噗的一声把茶叶笑喷了：“‘吾与城北徐公孰美？’你忘了这篇课文了吗？回去复习一下。下属对上级的赞美，顶多只能信百分之四十，我下属还给我写诗呢。你清醒一点，杨老师。”

在政府上班的最后一天，没有人给我布置工作任务。我坐在靠背椅里，面对着虚掩的门，整个上午，门的位置一直停在那里，无人推开。我事先准备了几本电子书，以为在这样静的环境里可以安心阅读。然而，我的鼠标在移动，滚动条也在屏幕的右侧滑动，文字却进不到我脑子里去。

中午去饭堂，邻桌一个人跟我打招呼，我不认识他。忽然想起来，噢，他就是那个借给我伞的人。几个月以前，有天突然下大雨，我在图书馆，中午要出去和朋友吃饭，没有带伞，前台的伞也被借走。一个陌生读者走过来，让我把他的伞拿去用。我吃饭得一个多小时，担心耽误他事儿，他说：“没事，我中午就在这，我等得住。我是咱们院子的干部，我看了你的文章，也看了你的视频，一直想感谢你给我们干这个事，你拿我一把伞有什么，我请你吃个饭都是应该的。”

现在又在饭堂遇见他，他问我什么时候回高校，我说今儿下午就走，他转身端了一碗绿豆汤过来说：“杨老师，也没有酒，咱俩就这样干了吧？”我也端起我的绿豆汤，两只扁圆的不锈钢碗碰出清脆的声音，仰头喝完。

午睡起来，我收起折叠床，放到房间的角落。我去和区长和书记告别，他们都外出了。回到办公室，关闭电脑，我把柜子里的东西全都拿出来，被子、枕头、书籍和洗漱用品分别打包，将钥匙和饭卡交给栗主任。拖地，擦拭桌面，接一壶水浇绿萝，加上柜顶和墙角的，一共十二盆，都浇足了。回头看看墙上的电影海报和柜门上的花纸，就不揭掉了吧，几处彩色痕迹留在这素色的大楼里，也许明天会被抹去，也许不会。我来敞开办公室的门，迎接下一个人。

朋友开车来帮我搬行李，局里同事全都从房间里出来，在楼道里挨个握手。宁馆说：“你走了，我心情不好的时候还能给你打电话倾诉吗？”我说：“当然可以啊。”几个女同事抱我，手在我背上多停留了一会儿，松开手臂时，她们的眼睛认真地看着我。就在前一天，我还以为我很容易抛下这一切，一身轻松地奔回我从前的生活，结果并不是。这里不是一个没有人情味的地方。我的眼皮发紧，忍了一下。

晚上接到陌生号码来电，声音很大：“杨局，我是×××。”我有点意外，他是一位年长的同事，并非我主管科室。平日楼道里擦肩而过，只是例行点头，几乎没有交谈过。而他的语气像是迸发一般：“我打这个电话可能有点冒昧，但我要是不打这个电话，我心里过意不去。你在这一年了，我没和你说过话，不代表那些事我没看在眼里。你的委屈，我们都知道，有很多次我为你打抱不平。你的文章，你的视频，局里禁止传播。我看不惯局里的做法，我都转给我的亲朋好友。领导让我删除我的朋友圈，我没删除，现在还在。你做的事情是对的，我支持你……以后我就不叫你杨局了，我就倚老卖老，自称老哥。以后文旅上你有什么事需要帮忙，一定给老哥打电话，老哥尽全力给你办，说到做到，来日方长……”

挂了电话，我躺在床上，深呼吸多次，依然无法入睡。窗帘缝里照进来月光，卧室里比平日里乱得多。这一年的行李堆进家里还没一一归位，这一年的事情也还没消化清楚，也许我需要几天时间调整身体，屏住，慢慢建立新的呼吸节律，让细小的情绪从嗓子眼一点点下去。

这时我才知道，从一种工作换到另一种工作，从一种心境换到另一种心境，并不像是在浅溪中的石头上跳跃那样轻盈，而像是解开扎气球的旧绳子换根新的。新绳子还没准备妥当，就得用手指临时捏着，不敢松开，不能激动，怕漏气儿，怕耗散。

再见了，碑林文旅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