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孟判官论宇文生评史官书

昨暮辱问，兼示所寄宇文生书，忧深思远，推仲尼之道，见天地之心，甚善。来书之意，远者大者，斯尽善矣。其愚之所谕者，辄备闻见，以献左右。

宇文生云：“仲尼因旧史修《春秋》，所记不过二百四十二年。今子长乃轶孔氏而修数千年荒绝之书，助以黄老寓托之说。仲尼之所二，子长之所一；仲尼之所难，子长之所易。”美则美矣，愚以为未尽。昔大雅丧然後颂声寝，王泽竭然後诗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孔子惧，作《春秋》以一王法，於是记言事以为贬，尽闻见以为实辞。举凡例以为异同，此夫子之所见也，故书之；所闻异同，此夫子之所闻也，故书之；所传闻异同，此夫子之所传闻也，故书之。非此三者，夫子不书，此圣人之志也。非当十二公之事，圣人以为易；过十二公之事，圣人以为难明矣。六经之作，圣人所以明天道，正人伦，助治乱。苟非大者，君子不学；苟非远者，君子不言。学大则君子之德崇，言远则君子之业广。故仲尼叹曰：“大哉尧之为君也。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也。”又曰：“周监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於是叙书即起《尧典》，称乐则美《韶武》，论诗即始《周南》，修《春秋》则绳以文武之道。然後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至於幽、厉、桓、庄，逶迤陵颓，斯不足徵也。故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则吾能徵之矣。是以三千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岂不教尊而後道高，师圣而後功倍者也？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

又来书罪子长《自序》云：“夫子没五百年而《史记》作，非圣人而修圣人之名者，素王之篡臣也。”美则美矣，愚以为未尽。昔周公制礼五百年，而夫子修《春秋》，夫子没五百年，而子长修《史记》。迁虽不得圣人之道，而继圣人之志；不得圣人之才，而得圣人之旨，自以为命世而生，亦信然也。且迁之没，已千载矣，迁之史，未有继之者，谓之命世，不亦宜乎？噫！迁承灭学之後，修废起滞，以论天下之际，以通古今之变，而微迁叙事，广其所闻，是轩辕之道几灭矣。推而广之，亦非罪也。且迁之过，在不本於儒教以一王法，使杨朱墨子，得非圣人，此迁之罪也。不在於叙远古，示将来也。足下岂不谓然乎？

夫圣人之於《春秋》，所以教人善恶也，修经志之，书法以劝之，立例以明之，恐人之不至也，恐人之不学也。苟不以其道示人，则圣人不复修《春秋》矣；不以其法教人，则後世不复师圣人矣。故夫求圣人之道，在求圣人之心；求圣人之心，在书圣人之法。法者，凡例贬是也，而迁舍之。《春秋》尚古，而迁变古，由不本於经也。以迁之雄才，奋史笔，不虚美，不隐恶，守凡例而书之，则与左氏并驱争先矣。苟知圣人之法，则知《春秋》之可兴；知《春秋》之可兴，则君子乎哉！宇文生近之矣。

昔者仲尼门人，得其门者，然後见宗庙之美；升其堂者，然後见雅颂之声；入其室者，然後见道德之奥。虽道有污隆，性有深浅，然当其所得，莫不有圣人之道。故言而为经，动而为教者学也，不学而至者无焉。故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大也；不临深，不知地之广也；不游圣人之门，不知道德之富也。”

今大雅既隐，贤人随之，苟非君子，孰能知道？宇文生居於今之世，行於古之道，君子以为难。前志之所遗，此子之所得，君子以为难。为仆射之。夫言大道者不可以小说，应黄钟者不可以末音，师圣人者不可以无法，三者知之斯为难。文之为难，斯又难之。仆智不足，而强言之。顿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