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写下《弱传播》书稿最后一个字，涌上心头的不是如释重负的欣喜，而是抑制不住的谦卑。
谦卑，来自本书的研究对象。舆论，这个被无数哲人认为抓不住的对象，是不是再一次从我的手中滑脱？本书野心勃勃、信心满满的弱传播假说，真的抓住了舆论世界的本质？还是仍然在隔靴搔痒，甚至南辕北辙……舆论世界，这个人类自我建构却无法自我控制的世界，这个被现实世界制约又与现实世界相抗衡的世界，这个被无数人利用又让无数人灭顶的世界，可能是人类自我认识要攻克的最后一个堡垒。一切都才刚刚开始。
谦卑，来自本书的研究案例。这些古今中外的舆论案例，被我大胆地点评、分析、复盘，这种事后诸葛亮式的做法，并不代表我比当事人更有眼光、勇气与智慧。每个当事人都可能面临超出自身选择能力的压力与背景。特别是那些遭遇滑铁卢的舆论事件，如果让我重返当时的舆论场，我未必能够做出比当事人更好的选择。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我没有任何居高临下的本钱，也没有任何自鸣得意的理由。
如果本书在讨论这些案例时，客观上扩大了某个负面事件的传播面，引起当事人或者亲属的不舒适感，我要特别事先道歉。我无意扩大舆论的伤害，更恳请我的读者对本书舆论案例的所有当事人心存感激，正是他们的先试先行，让我们知道了舆论的禁忌与脾气。特别是负面事件的当事人，他们是舆论雷区的蹚雷者。他们已经在舆论事件中付出了代价，就不要让他们因为本书的引用分析，再受一次伤害。
为促进医学进步，一些志愿者甘当“小白鼠”或捐献标本，医学对此有一整套伦理程序，医学工作者更会对志愿者鞠躬致敬。舆论学的案例标本，没有这样的志愿者体系与规则，但感恩与敬意却不能在舆论学研究中缺失。
整本书的写作过程，我一直坚持一种善意的传播。尽可能假定当事人的主观动机没有恶意。对舆论事件，不做道德的宣判，不做人品的臧否，只做舆论学的相关分析与讨论。对舆论当事人，不幸灾乐祸，不落井下石，不挑拨离间，尽可能提出化解当事人矛盾的舆论策略，提出帮助当事人脱困的舆论技巧。无他，就是因为越是深刻地了解到舆论世界的放大、扭曲、片面甚至背离的本性，越是更加悲悯那些被舆论伤害的人，并由衷地希望能将这样的伤害减少到最低限度。
舆论并不是民意的代名词，舆论研究者不必将自己打扮为正义的化身。舆论世界并不完美，所以舆论研究更需善意。拉仇恨，撕裂族群，的确可以增加流量，吸引眼球，但舆论研究更应该恪守本分，秉持善意。无论什么机构聘请舆论顾问，一定要警惕这种人：他们唯恐事情不大。那种经过慎重分析最终仍然叫你保持克制、息事宁人的舆论顾问，也许是更有良知的舆论顾问，遇上他，是你的福气。
成大事者，无论是政界商界，第一个要找的“梦之队”成员就是舆论顾问（传播顾问）。但所谓的舆论顾问从业人员，酒囊饭袋者众，心术不正者也不少，不可不察！
舆论的研究者在认识世界时，要客观冷静，不为任何立场所动摇，但其研究的目的一定要明确：所有的出发点就是要帮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舆论研究者如果要积善积德，德与善就在于此。舆论的实践者不要恶意地无底线地滥用舆论武器。一个人，如果想无事生非、沽名钓誉或者心怀叵测，最好不要看此书，这本书的终极答案就是：恶意传播，点燃的就是烧向自己的火！
舆论的学习者更要心存敬畏。不要学了几个舆论的分析工具、解释工具与实战工具，就跃跃欲试，到处惹是非，随意当枪手。舆论的基本规律虽然不多，但瞬息万变、奥妙无穷。不要以为学习了弱传播，就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天外有天，山外有山，没有永远不败的英雄，只有尽可能少犯错的智者。
舆论事故最容易出现在以下3种人身上：懵懵懂懂却又大大咧咧的萌汉子，刚懂得一点皮毛就跃跃欲试的愣头青，还有从舆论中获利颇丰、好处拿到手软的老司机。 特别是最后一种人，他们在舆论世界中似乎如鱼得水，没想到最后溺水的就是他们。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看了本书后，如果您得出这个结论——“我骄傲，我学会了弱传播”，那你并没有读懂弱传播。“我谦卑，我学会了弱传播”——这才是本书给出的读懂弱传播的唯一答案。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本书的写作过程。
本书酝酿20年，写作4年，称为心血之作，并不为过。
本书自称是人类史上第一本舆论哲学的专著，因为舆论哲学就是我生造的一个词。本书是否具备了驾驭舆论哲学的水平，自可争议，但把舆论当哲学来研究，或者用哲学来研究舆论，的确是本书的努力目标。
舆论哲学是本书的核心目标，舆论与哲学，其学术渊源分别可追溯到我的硕士博士阶段。舆论哲学的哲学来自我的硕士生导师林兴宅教授。我对哲学热爱的种子，就是由他种下，他让我明白：走在任何领域最前列的人，都是具有哲学意识的人（未必是学哲学的人）。他自己言传身教，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引入文学批评，引发文艺学新方法论的革命，本书的方法论思维明显受到他的影响，而本书对自然科学的借鉴，更可以看到他的影子。虽然他教的是文艺学，我研究的是传播学，但他对人类命运的关切与思考，深刻地影响着我，我的人生河流因为他而拐弯。
舆论哲学的舆论来自我的博士研究生阶段。我的博士专业是中国近现代史，但我的博导林仁川教授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任教，我的研究方向自然转到台湾研究领域。林仁川老师包容宽厚，允许我结合自己原来的职业与兴趣做博士论文。台湾舆论场，有着世界最发达的舆论形式与最复杂的舆论环境，西方舆论学无论是概念范畴还是理论体系，都不能满足我对台湾舆论场的分析与解释，我不得不琢磨出一套套自己的舆论分析工具与解释工具。正好大陆一些媒体邀请我开设专栏，我发现从台湾舆论场总结出来的这些工具用来分析与解释大陆的舆论现象，简直就是杀鸡用牛刀。就这样从台湾舆论场到大陆舆论场再到舆论的世界，从舆论案例到舆论工具再到舆论方法论，舆论成为我20年来思考写作的关键词。
这里要感谢《人民日报》、新华社、《南方周末》、《新京报》、凤凰网、人民网、新浪网、腾讯网、新榜、UC名家、今日头条、一点资讯、FT中文网、台湾东森 新闻网，感谢它们为我提供发表舆论场分析文章的阵地，特别要感谢蔡军剑（《南方周末》“自由谈”栏目责任编辑）、高明勇（先后任《新京报》、凤凰网评论部负责人）两位编辑，书稿中很多案例分析来自他们当责编的我的专栏，蔡军剑甚至还友情提前阅读了整部书稿，提出了一系列中肯的修改意见。
从媒体转行到大学，母校厦门大学给了我一张宁静的书桌与三尺激情的讲台，感谢每一届研究生参与我的“舆论学方法论”课程。我的硕博士研究生冯梦兰、黄浩宇、蔡婧蓉、潘小佳、鲍轶凡、王莉、冯姝雅、李晓燕、刘雯、夏唤唤、李婕雯参与了部分录音资料的整理工作，特别是由研究生李雅真牵头，邵鲁阳、张夏、陈知夏及黄希明、李贞几位研究生直接参与了书稿的部分校对工作，一并致谢。
《弱传播》书稿的源头，也许还可以追溯到更远。
1946年春节，在湖南新化县炉观镇梅树村一条小河边，有一位与父亲闹翻的少年到处央求路过的毛板船带他离开家乡，受尽白眼后终于搭上了一条顺风船，两手空空的他，只身闯荡武汉一年后才回家，他就是我的父亲邹洪安。后来，父亲四下武汉，成为第一代农民工，靠在码头卖苦力为生。白天担担子，晚上读夜校，有远见卓识的父亲读的是汉阳明信会计专校。改革开放后，这张私立学校的文凭终于让父亲将小学三年级学历更改为中专学历，连涨两级工资。更重要的是，当时凭着这张文凭，父亲几年后被广州空军司令部录用，见证了“知识改变命运”。
父亲在广州空军司令部才两年，部队裁军，被分配到江西井冈山，父亲从繁华都市一下子来到连米都紧缺的山区。后来，查族谱才发现，几百年前，邹氏其中的一脉从山东千里迁徙到井冈山。而其中一支，再次从井冈山迁徙到湖南新化——这就是我现在的祖籍地。冥冥之中，是不是有什么注定？就在井冈山，父亲与母亲袁琴芬成婚，井冈山就成了我的出生地。
30多年后，我回湖南新化探亲，要渡过梅树村那条小河，才能回到我从未住过的老屋，我就在想，如果这个小山村没有这条小河，就没有我们后来的一切。
小时候，我就被书本上的“遥远的地平线”吸引，但身处井冈山茨坪镇小小的盆地，15岁前，我看到的天际线都不是平的，天与地的交界是蜿蜒曲折的山峦。为此，我自创了一个词“地折线”，对地折线外的世界，有着无穷的幻想。大山拦不住的只有两个东西，一个是随时可仰望的星空，一个是时常在嬉戏的小溪。星空负责诗，小溪负责远方！星空这个意象，一直延续到2016年我在厦门大学毕业典礼的致辞。其实，早在2005年，我为厦门卫视写台歌，这首张杰演唱的歌曲，名字就叫《仰望星空》。
1983年高考结束的一个晚上，我从井冈山茨坪的一条小道走过，突然心意一动，抬头仰望星空。我知道这一次我确定要离开这些大山了，我一定会在另一个地方，相逢我的爱情，最关键的是，我现在连她姓什么都不知道，这是多么奇妙的命运啊！30年后，我还会记起那个夜晚，想起我仰望的星空，想起我当时想过的一切吗？
填志愿时，虽然我的成绩可以上更好的大学，但我只选择了厦门大学。我知道我内心的呼唤—— 这是一所有海的大学啊！
1983年考入厦门大学后，我再也没有离开厦门这座城市，在这里娶妻生子，毕业后尽快把父母接了过来，开始一个又一个故事。虽然有无数次抑制不住地冒出离开厦门的念头，但最终还是留下来了。我想，唯一的理由就是这座城市拥有大海吧！
舆论是水，哲学是光！
水，弱传播之源……
光，弱传播之本……
邹振东
2018年5月30日
于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