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血的速度？慢下来血更多
说到中国的进步，不能不提2011年发生的“7·23”动车事故。对于很大一部分中国人来说，这是比中国拥有隐形飞机和航空母舰更重要的新闻和历史事件。也许直到现在，最能代表很多人想法的话，依然是“我们不要带血的速度”！看着那些触目惊心的图片，看着在事故中失去父母的“小伊伊”哭着喊妈妈的模样，笔者也忍不住流泪。
不过如果把动车停下来，让高铁慢下来，就能让更多的“小伊伊”免于这样的灾难吗？和眼泪和煽情相比，查到的一组数据更令人震惊：
2001年道路交通死亡10.6万人，2002年10.9万人，之后几年这个数据都是10万人以上。
看到这些数字，笔者最直接的感受是：10万个人，说没就没了？这个数字中随时都可能包括我自己，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2004年铁路进行了第五次大提速，时速200公里的“准高速”客车投入运营，2005年道路交通死亡人数回落到9.9万人；2007铁路第六次大提速，动车组开始在全国铁路线上运营，与此同时道路交通死亡人数降低到8.2万人，2008年降到7.4万人，2009年降到6.8万人……
在铁路提速的这些年里，每年有越来越多的人幸免于车祸。当然，道路交通事故伤亡的降低首先离不开公路建设者、管理者、交通警察和汽车厂商的努力。不过，动车投入运营之后，更多的人愿意选择铁路出行，客观上减少了公路长途客运的压力。以前笔者去邻近城市总是选择乘坐长途大巴车，现在都是坐城际快速了。
由于客流压力的减轻，公路部门可以越来越密集地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加强道路养护，减少了很多事故诱因，至少这几年下来，酒驾的越来越少了，系安全带的越来越多了，每天夜深人静已经罕有听到“二环十三郎”极速飙车的呼啸了。
按照公安部公布的数字，2004年全国公路运营车辆交通事故死亡总数4.5万人，2008年则降低到2.9万人，也就是每年比上一年少死3000人。我们的速度可能无法完全避免带血，但是，就算是带着血，这个速度也挽救了每年数以万计的生命。
几年以前，全国各地不断发生矿难，当时的媒体曾经叫响过另一句口号：“我们不要带血的GDP”。现在“要不要带血的速度”？毫无疑问引发了一场社会大讨论，这场讨论也许事关更本质的问题——中国要不要坚持快速发展，要不要继续工业化进程。
笔者是一个小老百姓，毫无疑问不希望成为牺牲品，然而历史和现实毫无疑义地证明了一个事实——和成为发展的牺牲品相比，当落后的牺牲品的可能性更大。
田园生活现在是个很美好的字眼，但是，在工业化时代之前的农业时代，大部分人人均寿命只有30多岁，这就意味着父母25岁以后生下来的孩子，很可能幼年就沦为孤儿，在缺乏社会保障体系的农业时代，孤儿是很难生存下去的，所以普通人必须通过早婚和高生育率来保证家庭延续。现在很多地方仍然保留了早婚风俗，穷国不说，和纽约市隔河相望的美国新泽西州就规定男性14岁，女性12岁就可以结婚，类似的州还有好几个。
早婚是为了尽早生下后代。为了避免自由恋爱耽误工夫，影响后代的生存率，无论在古代中国还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包办婚姻都是最普遍的形式。即便到了21世纪，没有经历过工业化的地方仍然奉行包办婚姻，即便是已经非常富裕的中东产油国。普通人能享受爱情的快乐，这依然是工业化带来的福利。当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东国家的男孩子们会买上一打手机，每天上街带几个，看到漂亮姑娘就扔一个到对方车里，然后把电话打过去，聊得来就可以继续谈恋爱，再进一步就是彩信、视频，谈差不多了再找父母提亲，所以中国产的廉价山寨手机在中东一直很畅销。换句话说，中东的爱情也是我们工业国制造的。
在农业时代，早婚加上高生育率就意味着生十几个孩子平平常常，不过吃的就那么多，生多了也养活不了，如果非要给新来的孩子加双筷子，可能让原来的孩子饿死。所以在农业社会，溺婴成了一种必然的选择，甚至是一种风俗，许多家庭在接生的同时就备好了溺婴的水桶。我读书的时候课本上就有这么一句话：“母亲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八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朱德：《回忆我的母亲》）
即便是富裕人家养得起一大群孩子，但是当时缺少药品和医疗技术，新生儿死亡率也极高，一半婴儿很难活过最初的几年。所以婴儿和儿童根本就不被看做一个有完整生命的人，就连皇室都不例外。康熙是顺治的三儿子，8岁登基，之所以选他不选别人，就因为他比自己的兄弟先出过天花，而且没留下后遗症。所以他相对兄弟来说更容易活到成年，更适合延续皇家血脉。至于说万岁爷因此长一脸麻子，这倒没人放在心上。康熙是历史上著名的长寿皇帝，活到69岁。现在说起来倒不稀奇，现在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是72岁，69岁是20世纪80年代老百姓的平均寿命。但这个寿命在皇帝中却是罕有的，中国历史上一共有过446个皇帝，平均寿命只有42岁。
皇室尚且如此，平民百姓更可想而知。普通农民的幼年子女生病卧床，一般来说很少有人请医生，甚至一般都不会为此耽误下地干活，只是安排比较大的子女在家照顾一下，然后听天由命。傍晚父母收工回家，往往就是给子女收尸下葬的时候。我祖父祖母那一代人谈到当年小孩子夭折，语气和朱德谈到自己被溺杀的5个弟妹一样平淡无奇，毫无情绪波动，倒是看我们扔掉旧圆珠笔会心疼。而每次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自己想到的往往是，如果那些叔姑姨舅们没有夭折，我是不是会多点压岁钱，他们的孩子会不会和我很要好。
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想说一句话：把人当人看是工业化社会才有的事，工业时代在生产线上大批量制造的医疗器具不再昂贵，消毒也变得简单高效。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出现了精细化工，大部分药品可以用化学手段合成，药品变得廉价高效。再加上医疗教育体系的成熟，医疗变成普通人也能消费得起的服务。直到普通人怀孕、接生都要找医生的时候，婴儿才开始在道德上被看做是一个完整的人。
和婴儿相对的是老年人，有部日本电影叫《山节考》，“”是一种树，“山”是一座山，“山节”不是一个节日，而是一种风俗，电影说：这个地方的老年人到了70岁，子女就要把他们背到山上喂狼。电影里说的就是这个故事，一位70岁的老娘虽然身体依然健康，但为了让自己新出生的孙儿有饭吃，毅然砸掉自己的牙齿，选择了牺牲自己。
这样的故事并非艺术虚构，笔者去过一趟日本，和导游说起这个电影，导游顿时来了精神，路过一个堤坝就说，这是明治维新之后修的，当时为了祈求平安，有老人自愿献祭，把自己浇筑在混凝土里……那个大桥是19世纪末造的，有人一样被活埋在桥墩下……听得我毛骨悚然。从结构力学上说，把一个活人埋在混凝土底下，除了留下一个一米多长的空洞不会有任何好处，更何况那是活埋一个人。但导游认为这是日本传统文化里崇高的一面，当然这也是对工业社会的一种极端解读。
在农业时代，不仅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可以不被当人，任何一个不能劳动的人都可以为了族群延续而被牺牲掉。在日本，每个村庄都有寺院和神社，很多寺庙历史上都曾经供奉过一些称为“肉身佛”的人，一些僧侣、信徒，在发生饥荒的时候或者自愿，或者被迫活埋献祭，后人把他们的干尸摆出来供奉——不管成神还是做鬼，总之不是可以吃饭的人。匮乏可以让一切低头，没有余粮的时候，就连社会地位崇高的僧侣阶层都不能豁免。
不止日本如此，在欧洲，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几百年里一直在进行著名的“猎巫运动”，老年人、寡妇、身体有残缺的人一直被当做女巫、巫师，甚至魔物，被活活烧死，原因其实一样，不过欧洲还要给这些因为没有了劳动能力被牺牲的人扣个罪名。
在中世纪之前，欧洲人的习俗更恐怖，北欧的维京人从7世纪到10世纪不断劫掠欧洲大陆，当一个维京人的酋长年迈体衰不能扬帆出海带领部众抢劫的时候，就会找一根柱子，用利刃切开肚子，把肠子掏出来挂在柱子上，老酋长绕着柱子转圈，直到自己力竭而亡。只有完成这个血腥仪式，他指定的继承人才会被部众所承认，所谓爹是英雄儿好汉。
即便到现在，印度一些贫困山区里仍然有类似抛弃、杀害老年人的风俗，当地的宗教则把这种风俗神化成至高无上的仪式。不止是老年人，印度至今还有烧死寡妇为丈夫殉葬的习俗。
这段惊悚片一样的人类贫困史结束于20世纪，原因是工业化社会巨大产能提供的物质财富。动车事故中幸存的“伊伊”现在得到了几百上千万人的关心，这种关爱会伴随她直到长大成人，只有工业化社会才能提供这种关心。古语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当物质上的富足让社会不再需要合理合法地牺牲掉一些人，保证另一些人的生存，社会才能因此进入一个全新的文明时代，一个拿人当人看的时代，人性、人本才能得以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