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为什么决斗？
黑河的决斗之地
圣彼得堡最令我关心的地方，就是普希金的决斗之地。尽管普希金为了爱情与尊严而与丹特士决斗的说法已成定论。但我心里还是隐藏着一个很大的疑团。我不相信发生在这样一位火一样酷爱生活和自由的诗人身上的悲剧根由会如此简单！
决斗在一八三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清晨，地点在圣彼得堡近郊黑河边一块林间空地上。寒冽的大雪厚厚地铺在上边。丹特士在没有按照规定走到障碍物之前，突然回身给了普希金致命的一枪。鲜血染红白雪。
事情距今已过去一百六十年。
虽然这块“决斗之地”依然保持原貌，但已经成了市区的一个公园。远处的公路上小汽车成串地飞跑着。我们把汽车停在一条小道旁，下车穿过草地，直奔前边一片疏落的杂树林走去。一条干涸的小河床弯弯曲曲地躺在地上，这大概就是当年著名的黑河了。但河床已经变得很窄很浅，长满野草，几乎快和地面平了，完全成了一种史迹。河床上远远近近还横着腐朽的木头，这大概是倾圮已久的一些老桥的残骸吧。幸好俄罗斯人没有把这个游客经常光顾的地方当作旅游资源来开发，才使得这里的一切都保持着历史的原生态。包括寂静的气息。
如今，在普希金和丹特士决斗时站立的地方，各竖着一块石碑。一样的灰红色的花岗岩石板，一样大小，两块石碑相对而立，很像他们决斗时的样子。我用步子量了量两座石碑之间的距离，正好九步。
当时，丹特士被中弹后的普希金还了一枪，但没有击中要害。他没有因决斗而死。他的石碑只是一种标志，只有姓名。普希金的石碑正面刻着：
在黑河这个地方，一八三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新历二月八日），伟大的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在决斗中受伤致死。
石碑的背面刻着莱蒙托夫在普希金逝世那天所写的那首举世皆知的《诗人之死》开头的几句：
诗人死了！光荣的俘虏！
他倒下了，是为流言中伤，
胸膛里带着铅弹和复仇的渴望，
他垂下了高傲的头颅！
今天读起来，诗句中仍然激荡着难抑的悲愤之情。
此时是五月天气，两座石碑之间绿草如茵，开满了繁密的黄色的蒲公英和白色的野菊，这使我怎么也感受不到一八三七年决斗那天大雪过后肃杀的气氛。可是，当我身倚着普希金这边的石碑，朝着对面的石碑望去。阳光正巧照在丹特士那边光滑的碑面上，放射出强烈的、白色的、刺目的反光。使我恍惚间听到“嘣”的一声炸毁一切的枪响。
我脑袋立即冒出普希金死前最后的那句话：
“生命完结了！”
我始终琢磨着他这句话的意味。是一种崩溃一般的绝望，是彻底的摆脱，是灵魂快乐的升腾，还是一句生命的诗？
年轻时我读《普希金传》时，读到这一句，我掉下泪来。
折断翅膀的飞鸟
其实普希金的悲剧在他中学毕业时就开始了。
读一读他在学校时写的那首名诗《致同学》吧。他高歌：
自由——
在我胸中沸腾！
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
没有在我的身上打盹。
这年他十六岁。
一个天性敏感、坦白真率、容易激动、酷爱自由、充满反抗精神的人。但是，他走出皇村学校就进入了沙皇政权的外交部，充当一名十等文官。这一只原本自由的鸟没有飞上天空，就被关进牢笼。而他终身都没有离开沙皇的控制，一直到他决斗时中弹为止。
然而，普希金的心和他的笔始终是自由的。他抗议沙皇的残暴，颂扬自由，呼唤新生活的降临。这样，三年后他就惹怒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被放逐到南俄，流放达六年之久。
一八二五年，亚历山大一世突然驾崩。在激烈的宫廷斗争中，发生了十二月党人的起义。但起义被亚历山大的一个兄弟尼古拉残酷镇压而失败。尼古拉继位登极。
这时，普希金对尼古拉呈上《请求书》，请求准予他自由。应该说普希金这一步是错误的。虽然普希金不是革命的十二月党人的成员，但被捕的成员的身上差不多都揣着普希金呼唤自由的诗篇。十二月党人和他的社会理想是一致的。他怎么反倒对沙皇尼古拉抱有希望呢？甚至还幻想尼古拉推行改革，重视教育，并能像彼得大帝一样成为“开明而宽容的君主”。这是一种天真吗？据说尼古拉没有以煽动罪逮捕他，关键由于茹科夫斯基等人的说情。茹科夫斯基一方面是优秀的诗人，爱惜普希金的天才；一方面是宫廷的教师，维护沙皇体制。他主张尼古拉用怀柔之术将这位影响巨大的“精神领袖”普希金拉到自己一边。沙皇尼古拉听从了茹科夫斯基的意见，决定赦免普希金。
一八二六年九月八日尼古拉召见普希金。他问普希金：
“如果你在圣彼得堡，会不会参加十二月党人的起义？”
普希金坦率回答：“一定会！我所有的朋友都参加了，我不会不参加。只不过因为我不在彼得堡，才幸免于难。”这几句话是典型的诗人的回答。
尼古拉对他说：
“假如给你自由，你能不能改变你的思想与行动？”
普希金想了想，点头表示应允。
当然，普希金并没有放弃他的社会理想，以及诗的真诚。他既没有背弃朋友，也没有把杰尔查文、茹科夫斯基作为自己的楷模。但是沙皇尼古拉给他定下一条比任何检查制度还苛刻的条例，即普希金所写的一切东西都要先由尼古拉皇帝本人过目。
这好比要折断鸟的翅膀！诗人的心灵被紧紧夹在沙皇手中巨大的铁钳里。
我在想，是普希金把自己送给沙皇的吗？如果说普希金对新登基的尼古拉抱过幻想，那么幻想都成了噩梦，因为沙皇尼古拉把十二月党人全部处以绞刑；如果说他为了获得写作的自由而做了妥协与让步，他真正得到的却是灭绝人性的扼杀！
普希金的整个人生都是在沙皇严密的监控之下，他的一举一动始终在沙皇的视线里，他的信件常常被第三厅（沙皇的特务机关）偷阅。他没有行动自由，倘若没有沙皇的准许他是不能够随意离开彼得堡的。他一次次外出旅行的计划全都遭到了沙皇的拒绝，包括他访问中国的请求。
如果他的作品没有被沙皇“恩准”，是绝对不能发表与出版的。他的诗剧《波里斯·戈都诺夫》就是由于沙皇摇头而被搁置了六年。而那些没有出版和发表的诗篇，连在朋友中间朗诵一下都是不许可的。比如在一次军事审判中，由于从两名军官身上翻出普希金《安德莱·谢尼爱》中被审查时删掉的部分诗句，便立刻把普希金牵连到一桩很麻烦的案子中来。
我们无论怎样去想，也想象不出一个被严严实实捆缚着的灵魂是什么滋味。
波尔金诺的秋天
我在研究普希金创作年谱时发现，他最重要的著作都是在离开圣彼得堡时写出来的。主要有三次，这三次都是他创作的高潮期。
第一次是从一八二〇年至一八二五年流放期间。他著名的长篇叙事诗《高加索的俘虏》（一八二一——一八二三年）、《强盗兄弟》（一八二一——一八二二年）、《巴赫切萨拉伊的泪泉》（一八二一——一八二三年），等等，都是这期间写的。一八二三年他一度被押送到普斯科夫省他父母的领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交由地方当局与教会监视。生活得虽然十分孤寂，身边只有童年时的老保姆陪伴着他。他的写作反而出现了高潮。他完成了长诗《茨岗》、诗体小说《努力伯爵》、历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等一系列重要作品，并着手来写他堪称俄罗斯文学经典之作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这些作品奠定了他在俄罗斯诗坛至高至上的位置。
第二次是一八三〇年九月，他去到父亲的领地波尔金诺村处理田产。正赶上瘟疫流行，交通阻隔，他蛰居于这个僻远的乡村里，却进入了所谓“波尔金诺的秋天”的黄金般的创作时期。他不仅写完了巨作《叶甫盖尼·奥涅金》，又写了《莫扎特和沙莱里》《石客》《瘟疫流行时的宴会》和《吝啬的骑士》四部小悲剧，童话诗《神父和他的长工巴尔达的故事》，还完成了《别尔金小说集》全部五篇小说——《射击》《暴风雪》《驿站长》《棺材商人》和《乡下姑娘》。在我们读这些诗和小说时，便会感受到他的灵感好似节日的烟火那样灿烂地迸发着，还有他的心境轻松、愉快、自由和玻璃一般的光亮透明。正是这样的心境使他如江河狂泻，在短短三个月完成如此大量的杰作。一旦诗人的心被松绑了，他会创造出多么伟大的奇迹来！
第三次是一八三三年。他准备写十八世纪布加乔夫起义的历史，需要搜集相关材料。他从沙皇尼古拉那里获得四个月的假期。但他所去的几个省却都得到密令，对他严加监视。十月初，普希金提前结束考察，再次跑到波尔金诺村。这次他只有一个半月的时间，但他的收获更加惊人。在没有盯梢与偷窥的环境里，他的笔神奇般地流畅，一口气不但完成了《布加乔夫起义史》，而且写出那部不朽的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翻译了波兰诗人密兹凯维支的两部长诗。还完成了他的两部晚期的杰作——长篇叙事诗《青铜骑士》和中篇小说《黑桃皇后》。
我们在其他作家中很难找到类似的现象。这种现象几乎是一种奇迹。这是自由的灵魂与专制的控制苦苦斗争的果实。但也许正是在这种严酷的高压之下，他才会有这样辉煌、神奇和巨大的喷发。于是我们一方面看到自由的心灵飞翔时的优美动人，一方面又感受到诗人所承受的灵魂上的苦难。
“够了，够了，我亲爱的！”
然而，更深的苦难是从一八三一年开始的。
一八二九年普希金在一次舞会上认识了“莫斯科第一美人”冈察罗娃·娜塔丽亚。他为她绝顶的美丽而痴迷。他不懈地去追求她而终于得到成功，他们转年订婚。一八三一年二月冈察罗娃与普希金在莫斯科结婚。在结婚的典礼上交换戒指时，普希金的戒指突然掉在地上，同时手里的蜡烛又不可思议地熄灭了。普希金轻声对自己说：“这可不是个好兆啊！”谁想到，后来发生的事真的把他这句话应验了。
冈察罗娃是在上流社会养育出来的女孩子。喜欢穿戴入时，珠光宝气，在豪华而盛大的场面抛头露面，制造魅力，不停地应付着男人们蜂拥而至的殷勤。但在普希金眼里这一切都是生活垃圾。
可是普希金爱她。对于他来说，与心爱的冈察罗娃结了婚，就是达到了幸福的极致。他说：“我唯一的愿望是，这一切不再改变，我再也没有什么别的妄想了。”随后，他们在圣彼得堡定居，普希金仍回到外交部供职。冈察罗娃以她的美艳与聪慧很快成了圣彼得堡上流社会最耀眼的明星。无数爱慕者与追求者包围着她，这之中包括沙皇尼古拉。
普希金陷入一种困境中。在他的心中冈察罗娃是中心。但在冈察罗娃的圈子里却没有普希金的位置。当冈察罗娃与那些达官显贵们花枝招展地翩翩起舞时，普希金只是靠着舞厅的大墙或柱子，慢慢地饮酒，吃冰激凌，消磨时光，一直等到舞会散场陪伴她回家。这种舞会常常要到凌晨三四点才结束，普希金天天都要等到这个时候。普希金因为爱她，为她忍受这一切。
但是在别人的眼里，普希金完全成了一个微不足道的男人，一个多余的人。
一八三四年的新年，尼古拉皇帝忽然下了一道命令，任命普希金为宫廷近侍卫。这个职务历来都由年轻人担任，尼古拉对已经三十五岁的普希金的“恩赐”便成了一种污辱。这表明尼古拉把这个捏在手心里的诗人完全不当一回事了。而这一任命还有更深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方便于冈察罗娃随时出入宫中，使沙皇自己有更多的机会与冈察罗娃见面。对于这深一层的意图普希金心里是明白的；冈察罗娃也明白，她却为此而高兴。因为，冈察罗娃对普希金的写作没有兴趣，她的全部心思都在流光溢彩的舞会上。
普希金最渴望的是逃出圣彼得堡。因为圣彼得堡使他厌倦，恶心，心情败坏，疲惫至极，什么也干不了。他在给冈察罗娃的诗《够了，够了，我亲爱的！》中写道：
够了，够了，我亲爱的！心要求平静——
一天跟着一天飞逝，而每一点钟
带走了一滴生命，我们两人理想的
是生活，可是看那——很快我们就死去。
世上没有快乐，却有平静和自由；
多么久了，这些一直使我梦寐以求——
唉，多么久了，我，一个疲倦的奴隶，
一直想逃往充满劳动和纯洁的遥远的他乡。
他一次次申请外出，都没被获准。一八三四年夏天和一八三五年夏天，他两度写辞呈，想回到乡下去生活和写作，但遭到尼古拉的怒斥。一八三五年秋天，他设法去了一趟米哈伊夫斯克村。他希望再获得一个“波尔金诺式”的创作黄金期，但是这次他竟然一无所获。他感到没有灵感，无法安静，笔管艰涩，心灵好像已经枯竭！他没有想到，圣彼得堡的垃圾生活已经快要榨干他了！
据说，普希金常常一个人在他圣彼得堡的书房里，痛苦地呼叫着：
“忧郁呀，我郁闷呀！”
为了心灵的自由
一八三六年是普希金艰难的一年。
冈察罗娃除去给普希金生孩子，对普希金的精神痛苦视而不见，完全漠不关心。她甚至没有一次陪同普希金去到乡下的米哈伊洛夫斯克村。而她奢华的穿戴与开销使得普希金难以承担。这时普希金还不过是个九品文官，年薪五千卢布，还要承担有四个孩子的家庭。而冈察罗娃个人每年就至少需要两万卢布。他欠债累累，服装店、车行、杂货店、书店的伙计们常常上门要债。普希金想以此为理由，提出辞职，要离开彼得堡。沙皇尼古拉依旧拒绝了他，答应借款三万卢布给他，还要在他薪金中扣除。
经济困窘是他很实在的一种压力。
普希金一直抱着一个文学愿望，就是办一家纯文学杂志，将俄罗斯的文学精英凝聚起来。这一时期，许多优秀的作家从文坛崛起，这些年轻人很需要支持。一八三六年四月普希金获准主办《现代人》杂志。他兴致勃勃地邀请比自己小十岁的果戈理加入编辑部的工作。但事与愿违。当时文坛风气并不好，批评界矛盾重重，像他这样非常情绪化的诗人也很难办好一份事务性很强的杂志。《现代人》办得并不景气，这也加重他已然很糟糕的心境。
一八三六年他母亲去世了。他一生敬爱他的母亲，这对他打击很大。他亲自护灵，将母亲安葬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圣山大教堂的墓地里。在母亲坟墓的旁边，他还为自己购置了一块墓地。他为什么这样做？是为了死后永远陪伴自己的母亲，还是已经准备逃离这个世界？他在等待着一个死亡契机吗？
一八三六年夏天以来，关于冈察罗娃的绯闻已经沸沸扬扬。一方面是尼古拉的穷追不舍，一方面是法国军官丹特士对冈察罗娃公开而露骨的追求。丹特士长得英俊潇洒，舞跳得帅，口才又好，冈察罗娃对这位浪漫的法国人也同样抱有好感。于是上流社会种种暗中的讥讽与尖刻的嘲笑就落到骄傲的普希金身上。特别是那些曾经被普希金的讽刺诗嘲弄过的人物，趁机恶言恶语中伤普希金。这一切普希金完全知道，但他深爱着冈察罗娃，依然默默忍受着。
一八三六年十一月普希金收到一封匿名信，公然称普希金是“乌龟团长”。同样的信也寄到了普希金的朋友们的手中，丑化与诽谤成了一种社会新闻。盛怒的普希金好像突然找到一条出路——按照当时的俄罗斯男人们解决纠纷的习俗，决斗是不可避免的了。
从事情的表面看，丹特士对冈察罗娃的死死纠缠不可能使事态得到缓和，普希金必然以决死的态度捍卫自己的尊严。从更深层来观察，却绝不仅仅由于这种戏剧性的情仇。
据说在普希金接到丹特士的应战书之后，心情立刻变得平静下来，好像一件大事终于可以了结。而接下来他对决斗竟然没有做任何准备，到了转天决斗之前他还没有助手。直到丹特士的助手找上门来，他才跑出去，在大街上把碰巧遇到的一个皇村学校的同学丹扎斯像抓公差那样拉来做自己的助手。而且叫丹扎斯帮他买一把枪，他自己则拿起一本书阅读。他是要去决斗，还是等候着期待中死亡的来临？
在他中弹后躺在家中时，朋友们要去与丹特士决斗，为他复仇。他反而说：“不要去，要讲和，讲和。”难道他很乐于接受仇人射来的这颗子弹吗？
他还对冈察罗娃说：“不要因为我而去责备你自己。这件事只与我个人有关。”这句话不单单是安慰冈察罗娃，还表明决斗之举的根由来自他个人的非常痛苦的难言之隐。
在他停止呼吸之前，他断断续续说了许多话，其中有一句话最重要。他说：
“这个世界上没有我活的地方。我一定要死的。显然，不应该这样。”
从上述这些细节，我们可以认定普希金的决斗是他走出困境唯一的选择。晚期的普希金被困难重重包围。他没有自由，受尽屈辱，经济困顿，事业受阻，才情衰退，心灵枯索。他被黑暗严严实实包在中间，看不到一点儿光明。当现实被黑暗堵塞，死亡往往被误认为是光明之所在。
据说，普希金与丹特士决斗的事，第三厅和尼古拉皇帝全都知道。但没有人出面制止。普希金中弹不正是他们的愿望吗？
在莫依卡河畔的普希金故居，我看到这位伟大的诗人生前的真实的生活境况。在他仅仅占有楼房一层的几间屋子，不过是简简单单一个“九等文官”的家居而已。看上去还算舒适，对于普希金却一如牢笼；他终生在监视下生存，也在监视下写作。但普希金留下的诗歌，没有一行是向皇帝示乖的、讨好的、逢迎的。他的身体被捆满绳索，他的心灵更渴望自由。这种自由被他写在每一行催动人心的诗中。这使我想到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里的一句话：
就是把我放在火柴盒里，我也是无限空间的主宰者。
为此，普希金离去了一个半世纪，却依然受到人们的虔敬与尊崇。他一生都被钉在自由的十字架上，浑身流着血，但从不放弃自由的高贵与自由的尊严。
在他生命最后的一年里，他写了一首《纪念碑》。他骄傲又激情地写道：
不，我不会完全死去。在庄严的琴弦上，
我的灵魂将越过腐朽的骨灰永生。
我的名字会远扬，哪怕在这月光的世界上
仅流传着一个诗人……
我将被人民喜爱；他们将永远记着
我的诗歌所激起的善良的情感，
记着我怎样在这冷酷的时代歌颂自由
并且号召同情那些倒下的人。
现在我明白了，他的决斗实际上是一种自杀。自杀也会是一种伟大的举动。因为他自杀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心灵更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