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母亲办一场画展

一九九〇年春天，把绘画重新纳入我的世界中来。我有了迥异于他人的独自的绘画。一度，我惊喜，甚至沉迷于自己的绘画中。

于是，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看到我的画，让别人认识我。画家和作家不同。作家只要出书就可以了，画家要难得多，一要出画集，二要办画展。只有办画展，人们才能看到原作，看画是必须看原作的。原作上的“生命感”在印刷品上是看不出来的。

一九九〇年我出版了自己第一本厚厚的《冯骥才画集》。我从画集获得的社会反响中得到鼓励，开始筹备一个为期两年雄心勃勃的全国巡展计划。每年三个城市。第一年由我所在的城市天津始发，然后是山东济南和上海。第二年是浙江宁波和四川重庆，最后结束于北京的中国美术馆。这就需要我和我的团队背着上百件轴画，东西南北跋山涉水跑上两年。这样一个宏大的计划还真需要靠着一种胆量和信心，因为当时没几个人知道我是画画出身，我很怕自己的绘画在外边遭到冷遇。

在制定这个计划时，我还夹裹着另一个很深切的意图，只有自己非常明确，就是为了母亲。

一九八九年是我黑色的一年，十月父亲病逝，母亲痛楚难熬。我想了各种办法，比如给母亲的房舍重新装修，想以此改变母亲习惯了的环境，阻断她对往事的联想，但不管怎么做，还是无法化解母亲的痛苦。一九九〇年春天，我的画册出版不久，我在天津艺术博物馆举办个人画展，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个人画展。展出的八十幅作品，全部是新作。不少国内外各界朋友赶来祝贺，我邀母亲参加开幕式。

在那热烘烘的场面上，母亲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这使我心里更暗暗决定，全国巡展中要刻意在两个城市为母亲安排“特别节目”。这两个城市，一个是在母亲的故乡山东。母亲生在济宁，青少年时在济南生活过一段时间，一九三六年随父母移居到天津，再也没有回去过。一是父亲的故乡宁波。父亲童年时便随爷爷来到天津，此后再也没有回过老家。母亲与父亲是在天津相识而后结婚成家的，她更是不曾踏上过父亲的出生之地。

如果母亲去到这两个地方，便如同回到遥远的过去，一定会与眼前愁结的现实拉开距离，打乱时空的记忆、新鲜的感受就会冲散心中的郁结。

在天津画展后，秋高气爽的九月里画展就移师到济南的山东美术馆，在宾客蜂拥的开幕式之后，我便陪着母亲去看她半个世纪前生活过的魏公庄，重游大明湖，接着南下到达泰安。登岱之时，母亲已进入“时光隧道”，嘴里念叨的全是记忆中幼年时随外祖父和他的好友康有为登岱的种种情景；然后去曲阜，孟县，梁山，最后抵达济宁。幸好那时大规模城市改造尚未开始，济宁城中许多古老的风物还能找到。太白楼、铁塔寺、东大寺、竹竿巷、老运河，乃至玉堂酱园和母亲幼时最爱吃的一家点心店北兰芳斋等还都是她记忆的模样。在城中东跑西跑时母亲不觉已表现出此地主人的样子。各种老地名、故人往事、风味小吃都叫她愉快地想起来了。

外祖父是清末一员军中少将，曾在济宁城中有很大一个宅院，虽然老宅不存，院后那条老街——邵家街依然还在。母亲到那里，居然访到一位街坊，是一位八十岁的老人，老人竟称母亲“二小姐”，相谈往事时，两人泪水双流……

看来我这个刻意的安排实现了预期的效果，母亲返津后已经像换一个人一样。

艺术巡展本身的目的也得到实现。

尽管每到一处画展上，观众都表现得分外热情，我内心却保持一分冷静。我明白，这热情和效应主要来自文学。观众大部分是我的文学读者。我留心他们对我的画感受如何，也更想听到来自美术界的看法。故而所到之处，都要与当地的美术界座谈交流。我从人们对我绘画的种种理解中寻找自己的立足点，我应该砍掉哪些“非我”的东西？现代文人画是不是我的道路？我喜欢现代文人画这个概念。因为当代中国画所缺少的正是中国画本质中一个重要的东西——文学性。我要区别于时下职业化的中国画，同时也要区别于古代的文人画，还要区别于当时画坛流行的形式主义的“新文人画”。我必须把自己的绘画建立在自己的文学感受与气质上，还要逐渐建立自己的艺术思想和理论支撑。

直到数年后，我凭着这些思考才写了一本一己的绘画理论《文人画宣言》——这是后话了。

我不知不觉地往绘画里愈钻愈深。

一九九一年我的“写作登记表”上居然只记录着一篇文学作品，还是一篇很短的散文。我会不会要弃文从画，重返丹青？

现在看来，我从文学转向文化遗产保护，先经过了绘画。我是从激情的文学征程，转而走上一道彩色的丹青桥，然后掉进巨大的文化遗产保护的漩涡里。这个过程看似传奇，却非偶然，而是一种时代所迫和命定的必然。这个转变到了一九九一年底就变得一点点清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