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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村经济 - 费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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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书名：江村经济

作者：费孝通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08-01

ISBN： 9787556129027

总序一个重读费孝通时代的开启

赵旭东[1]

2021年11月2日是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诞辰一百一十一周年的日子，作为一种纪念，也作为一种学术的传承，我们特别编订了这套八种十二卷的“费孝通经典作品集”出版，以飨读者。编书也是读书，编过之后，总会留下那么一丝印记，这便是写在这里的有似蜻蜓点水一般的读书心得，并以此作为将来深入研究费孝通思想的引子。如能因此引起同好的批评，那也是一件很让人快乐之事。

·选书缘由

在有着书写能力的文人传统中，有独特的文人纪念的方式。在我的心目中，我一直是将老师费孝通首先看成一位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能书写的文人，其次才是一位做研究的学者，最后则可谓是一位真正有着基层社会关注的社会活动家。他的思考来自他四面八方“行行重行行”的行走，而他思想的精髓则见之于他一篇篇的文字书写。

对于费孝通先生诞辰一百一十一周年的纪念，我们实际上很早就在筹划着，包括一直在编着的先生年谱长编。这中间我曾经尝试着和出版社的朋友进行沟通，并一起详细讨论了出版这套文集的初衷、构想和规划，没想到一拍即合，默而认同。大家随后便在一起合作，从选书到选版本，前后一年左右的时间，最后选定了八种十二卷，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些专门为着纪念而选出来的文字，在费孝通一生的作品总目中，既有很著名的、有代表性的著作，比如《乡土中国》《江村经济》《生育制度》《乡土重建》，也有那些似乎不那么著名的，或者不那么具有特别代表性的，比如说《美国与美国人》《重访英伦》《社会调查自白》，以及杂写五种的《杂写甲集》《杂写乙集》《杂写丙集》《杂写丁集》《杂写戊集》。将这些编订成一套文集，最为朴素的初衷就是，试图以此作为对这样一位一生以“一介书生”自居的世纪文人的独特的纪念。

当然，在我的观念中，费孝通的这些作品都可谓是著名的，并且必然都是具有某种代表性的，很难专门有一种所谓学科史意义上的那种刻意地去做出著名与否以及代表性与否的一分为二的划分。即便是对一个普通人而言，非黑即白的评判也是会失之偏颇的，更别说对一个真正的有思想的文人以及有知识和品位追求的大学者了，这样一种人为的区分，很显然是一件极为荒诞也无意义的事情。

自然可以想见，作为思想家的费孝通，他自己绝对不会有分身术一般的能力，将他一部分灵魂和精力，去写所谓著名的和有代表性的作品，而分出另外一部分灵魂和精力，去写非著名的和没有代表性的作品，这显而易见是一种不大合逻辑，甚至多少有些不近人情的武断的划分。而反过来却又可以说，费孝通有生之年所写下来的这每一个字，实际上都代表了费孝通思想的某一个方面，可谓是他完整人生的一部分，也是人们可以借之去洞悉费孝通思想的根本和全部的。

·费孝通的思想

单就费孝通的思想本身而言，它实际上真正标定了一个时代的存在，并无形之中映射出来那个时代人的一种精神气质。他用一种人类学的田野工作、社会学的实地调查以及民族学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进一步充实了他对于个人、社会与文化思想的理解。甚至还可以说，他一生的书写，真正完整地体现出了中国文人传统之中独有的文以载道的“公器”观念，从日复一日的文字书写之中，他的思想和个人知识的发现，也必然因此而得到最为广泛的传播。而费孝通文字的魅力，恰在于最为真切直接地去关注现实中国本身的实际存在样貌。他从来没有以学问的深奥来将自己隔离于大众群体的生活现实之外。他从始至终都在强调一种平民路线，强调基层精英与大众生活之间的无距离的沟通联系，因此才会有他的“从实求知”以及“志在富民”观念的提出。

在这里，很显然的一点是，尽管他早年曾经深度地参与历史学家吴晗有关中国绅权问题的讨论，并一起编写了《皇权与绅权》一书，由此真正注意到了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上下结构间作为中间层的士绅阶层的存在与作用，但他的绅权观念是基于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乡土观察，是将士绅角色及其权力运作还原到乡土社会结构的功能之中。因此，他的观察视角是源自乡土又回归于乡土的。

而且，费孝通对于“土”的理解是极为独特的，也是后来人如果不去专门做一种深度阅读便无法真正体会得到的。这种理解是与费孝通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英国人类学的功能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思想一脉相承的，也即真正把“土”或“土地”以及依赖于此而形成的生活方式看成一种基本的社会形态。这种形态的根本就是土地和基层社会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中间，土地是作为一种生活的媒介和根基而存在着的，也就是在乡土观念中的个人、土地以及社会这三者，它们必然是相互绑定并勾连在一起的，彼此间是无法分离，也不可以各自独立存在的。

显然，从作为其第一本专著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到后来名冠天下的《乡土中国》一书的出版，这个阶段，可谓是费孝通思想成长的关键期。这同时也可以看成其思想历程中的第一次大觉醒，是西学遭遇到中国现实社会的一次真正自觉、自求和自知的本土性转化。很显然，这样的一次觉醒，对费孝通自己的学术历程，乃至学术思想的形成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他因此回归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笔记性随笔的书写之中，即不再在西方严格学科规范下受到各种条条框框约束的一种自由体的写作。并且，还基本上塑造了其在这之后的可以随时随地秉笔直书发表议论的、中国文人传统中他最擅长和流行的、能够作为公开意见发表的、有社会责任感和有文化担当的一种书写。

·费孝通的书写

费孝通的基本写作模式往往是随手写下来的文字先成为篇，然后将篇编订成书，并且是持续地书写，笔耕不止，甚至有着 “文章不过夜”的习惯，这种习惯差不多一直保持到其晚年的最后岁月。

他一笔一笔的书写最终成就了他的一篇一篇文章，也自然成就了他的一种又一种独特思想。在此意义上，今天我们所提出来的“费孝通思想”，便是由他留下来的一篇篇的文字所体现出来的[2]，其思想的闪光之处，都体现在由其笔端所书写下来的成篇、成章以及成书的文字之中。在这方面，他从来都不会拘泥于文字书写形式本身，而是尽可能地让一种思想自然而然地伴随着一种文字和思想间的联想而起伏波动、延绵不绝。

很显然，他长久坚持下来的散文体的学术论文，让文字的书写不再是福柯所谓“知识/权力”关系下用来震慑人、威吓人乃至伤害人的工具，而是和蔼可亲，有如闲聊家常一般的彼此间的对话、相互间的启示以及意义上的阐扬。而这种文字的创造，是非要真正对文字本身见之便“心生欢喜”之人，才能有的对作为一种载体和媒介的文字背后所独具的魅力的真正体味和感悟。

他在文字书写上的率性以及对文字表达本身的朴素追求，无形之中也成就了《乡土中国》一书的出版。即便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读来，这本书的文字及其内容的韵味依旧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此书一版又一版地重印，一次又一次地吸引新一代人的阅读目光就是一个证明。在这里，我们深切地体会到，这本书本身所具有的一种近乎不朽的生命力。除此之外，《乡土中国》还有一个特征，那就是一个人随时可以去读，没有那么多看似高深抽象的前设以及掉书袋一般绕弯子的烦琐文献考订，而是以文字书写直接面对现实中存在的中国本身，即一种乡土中国的存在及其变迁和转型，由此启发更多学者的思考以及问题意识的不断涌现。

对费孝通而言，他基于文字提出的问题，往往都带有一种观念上的柔性而非刚性的思考，因此便为后人多重性意义的解读留有一种可滑移的空间。由此其落笔所写下的那些文字，凭借着这样一种内在的柔性和滑移空间，自身便带着使人易于接近的亲切感，并且在这亲切之中又隐含着敏锐的社会与文化批判。在这方面，也许这套文集所选出的任何一篇费孝通的文字，都可以用来作为起点，由此渐渐领悟作为整体的费孝通思想的核心及其全部的风景。

除此之外，费孝通的文字风格也是多向度的，从一种扎实细致的学术探究，到自由随性的游记、杂写以及满怀深情的纪念怀故的文字，还有一首首的诗篇吟唱，这各种形式的呈现，实际上都深刻地体现出费孝通思想的全部内涵及其核心意义，那就是在对文字予以一种敬畏之余把文字作为公器的自我意见的表达和书写。

但另一方面，这些文字的生命和某一个具体人的生命之间的关系，却又不是可以用简单的“盖棺定论”来对其全貌予以准确勾勒的，而是要有阅读者和研究者不断深入阐发，其意义才能真正地显现。同时，费孝通自己文字的柔性，或者说并没有什么特别门槛的阅读上的直白以及这种直白背后的诸多可联想性，也为这种意义的解释和阐扬提供了一个独有的空间。

很显然的，他实际上并没有把自己所写下或所留下来的文字，以及可以对此去做进一步意义阐发的任何一扇门关死，而是任由它们随意地打开着，使后来的人们基于他富有启示性的运笔，而有了一种极为丰富乃至无穷的想象力的涌现。换言之，费孝通的文字终究是可以用来读，可以用来想，甚至是可以用来启迪人心的。

·费孝通的乡土观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背景，我才和编辑们一起精心从费孝通生前出版的文字中选择了这十二卷本的文字，集成此套“费孝通经典作品集”。而从对这套文集字里行间的阅读之中，我们可以真正窥见作为文人学者的费孝通在文字写作上的一生，及其背后所运思的无限的学术创新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的发挥，或许可以为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性和创造性存在提供一个后来者借鉴的样板。

很显然，思想跟文字之间的紧密联系是毋庸置疑的。一定意义上，一部人类书写史，也是人类思想逐渐地从粗鄙到精致的自我演进史。文字自身所能提供的独具魅力的联想和想象力，为文化的传递提供了一种极为重要的媒介载体。在这方面，费孝通自己的学术生涯便是以一位自愿书写的写者开始并坚持一生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这一生一直在写文章”（见其《简述我一生的写作》一文）。他写作生涯中最早变成铅字的，便是他十四岁时所写下并发表在当时商务印书馆《少年》杂志上的一篇讲述秀才先生闹剧的文字，而这种故事书写的模式也几乎是贯穿其一生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费孝通自己应该算得上是一位很会讲故事的人类学家。不论是《江村经济》还是《乡土中国》，甚至这里所选的其他各类著述，这类故事性书写都暗藏在其各种形式的文字表述之中，因此也可以随时拿来阅读，并可供后来的研究者去做一番实际分析。

在这套文集里，所选定的第一本《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在英国求学时完成的博士论文。这恐怕是他所有作品中最依循西方人类学的民族志传统而撰写的一部专论式的民族志作品，但仍不失是一种故事性的存在。这本书的成名，特别是世界学术界的认可，倒是费孝通自己没有预料到的，他因此说这是一种有似“无心插柳”的不期而遇[3]。但《江村经济》一书背后的故事性却是一种自然发生的必然存在，或者应该说是在费孝通与江村的一次恰巧的偶遇基础上而实现的，这一点也成为此书撰写的基础和底色。对于这一场注定要发生的偶遇而言，更为根本的，或者更为真实的，便是他的姐姐费达生（1903―2005）早于费孝通的调查而在吴江开弦弓村所开展的一系列乡村工业实践活动，那个故事本身便可以说是委婉动人的。之所以这中间又能够跟费孝通有所关联，那显然是跟费孝通在那个时期的一段极为特殊的个人生命历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有人会用所谓“家乡民族志”的概念去理解《江村经济》一书，甚至将费孝通看成这种民族志书写的开创者之一，但无疑地，江村对费孝通而言，并不是“家乡”这个词语的表面意思那么简单――这是费孝通自己在大瑶山痛失爱妻王同惠之后的一处身体以及精神的疗伤之地，也是他所敬佩的姐姐费达生和姐夫郑辟疆（1880―1969）为中国乡村的现代化发展而进行的乡村工业化的试验实践之所。他作为江南士绅家族后代无意识地觉察到了家乡本土的顽强地依赖于土地而谋生的人们，他们原有的本乡本土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地面临着转变，这种转变显然来自西方强大工业化的冲击。

马林诺夫斯基曾为此书专门写序，认为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4]，这样的盛赞也并非一种虚言，因为西方人类学在遭遇西方以外文明世界时的发展困境在这里似乎有了一个极为清晰的求解。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是一个东方文明世界里的乡土社会，在面对西方现代化强势冲击之后而朝着积极面创造性转化的典范性案例。似乎，对马林诺夫斯基这位世界人类学的代表人物而言，他从西方世界对现代世界冲击的无以适应的绝望中，真正看到了东方大地的地平线上那一道闪烁跳跃的曙光。江村因此便是世界性视野中一个本土人类学的研究者所讲述的中国传统社会在世界文明中将会如何发展的一个极好的本土研究范例。这个范例背后的故事性无疑是生动感人的，而且是最为真实可靠的，是熟练于社区研究的费孝通亲自调查而得，并借此唤醒了在绝望之中挣扎的西方人类学家对于异文化的自我创造性转化的可能性。

换言之，从西学意义上，这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西方人对于西方以外异文化的书写，而是本土研究者去自己的民族或人群当中进行研究的一种新的研究视野的开拓。这中间少了文化间的隔膜，而更为具有了在自己人民之中的设身处地的深度理解和体悟。由此，本土人类学的开展，也便有了其最具合法性的一种存在可能，人类学这个学科，也因此走出了西方占据主导话语权的观念支配，而日益走向可以真正实现费孝通理想的那种“迈向人民的人类学”。

编入文集的《生育制度》一书，可谓是费孝通作品中最理论化的一本了，它是基于费孝通抗战时期在云南大学上课时的讲稿而写成的，最初发表在1947年。这本书关注西方的亲属制度研究，因此也会与既有的西方人类学亲属制度的原理有更多的关联性，或者不如说这是从中国人的家庭观中对亲属关系的理解去重思西方亲属制度这一人类学研究的经典主题。因此，曾作为讲义稿的《生育制度》一书，不失为一部真正从对中国亲属制度的观察出发，重新审视西方亲属制度研究在中国的适用性的著作。

很显然，在由《生育制度》所引发的有关中国社会结构的思考之中，费孝通加入了自己从谱系学意义上而言的“社会继替”的观念，他因此有了一种基于中国家庭关系实践的更具延展性的讨论。而这在西方，要么是去强调一种家族联盟的结构，要么是去强调时间系谱上的代际结构分析，而费孝通的《生育制度》则独占一种中国式的以家庭为重的，家庭中父、母、子三角结构及其代际传递的解释视角，这显然跟那种更为重视家庭以外社会组织的亲属制度模式大为不同。同时，费孝通也注意到了在实际生活中所存在的代际传承关系，而且，它往往是在从家庭扩展至家族的空间中逐渐展开的。

这套文集中所选的《乡土中国》一书，根本上是有关于传统中国乡土的生活故事的。而这个故事的背景，实际上又是极为宏大的，可谓上下数千年中国农业社会的传统，都全包性地隐含在了此一故事的叙事之中。这个故事叙事的核心就是费孝通一再强调的一种乡土中国可能存在的真实图景，也就是一个人群如何长时期地牢固地被一片土地所束缚，由此而有一种由深厚积淀的农业文明所创造出来，并经过了一段历史和文明的进程。

就《乡土中国》的核心而言，显然这并不是一种进步论调的叙事，更不是对新与旧的乡土社会的人为界分，而是真正注意到了一种悠久文化积淀之中的中国人，注意到了如何使得依赖于土地生活的那些人自己可以有一种真正乡土本有秩序的生成、呵护与维持。这显然不单单是一种习惯意义上的秩序构造，而更是基于人要在乡土社会生活这一真切的事实而有的一种乡土文化的塑造，它因此必然会是社会、政治、宗教以及礼俗教化等诸多方面融为一体的整体性存在，而不会是就某一方面而言的单一向度的存在。

因此，乡土社会的核心，在费孝通看来便是自足的，是自成一体的。这样的自足性和自成一体性，其基础便在于全部生活对于土地产出的依赖，一旦离开了此种依赖，也便无所谓乡土中国的真实性图景可言，结果只是一种转型之中的中国，或更为直接的，便是一种离开乡土的离土中国了。因此，《乡土中国》一书本身的故事性便在于这片土地本身，便在于千丝万缕的文化意义上的创造跟这片土地之间所构建起来的持久性的关联，或者说是跟这一片土地以及生活于这片土地之上的人群之间紧密的联系、关联和捆绑。

费孝通的《乡土重建》一书虽与《乡土中国》为同一年出版，即1948年，但时间上略晚于《乡土中国》[5]，像之前的《生育制度》[6]2)一样，都属于同一个时期的作品。《乡土中国》这本书很显然是一种标杆性质的，也就是为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及社会结构画影图形般地描摹出一个轮廓或者剖面图，便于关心此问题的人士比照勘验。

最初去画这根标杆的动因是很明确的，那就是这根标杆日益受到外部以及自身本土力量的蛀蚀而有可能会在顷刻之间坍塌倒下。费孝通基于对传统的不变的乡土中国的摹写、对这种摹写的种种回应以及不能不去关注的乡土之变的事实，而随后出版了作为《乡土中国》另一个向度补充的《乡土重建》一书。两本书，一正一反，恰成一体，费孝通也借此试图去扶正一路遭遇到现代世界发展之后的乡土中国的颓势。这个人为构造出来的“乡土中国”，在费孝通看来真正属于一种“观念中的类型”，在实际社会中已经是不存在或不可以真实捕捉到的了。而这里所倡导的“乡土重建”，显然是在“乡土中国”遭遇到了以所谓“洋枪、洋炮”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性侵入之后的一种新的道路选择，它的未来绝不会是日本人的“脱亚入欧”，也不会是不加独立思考而纯粹依附性、依赖性甚至脱胎换骨式发展的“全盘西化”，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由本土再造的自救和自保。这便需要在社会精英的引导之下去重新挖掘使之在世界潮流面前可以安身立命的本土资源，只有基于此，方能有一种真正的乡土社会重建之可能。

费孝通为此寻找到了两种乡土中国本土资源中带有根本性意义的社会结构性的要素，其一便是所谓的“皇权不下县”，它在传统中国的实施，无形之中确保了基层社会能够有一个由士绅阶层所引领的乡土自治空间；其二便是使得中国社会上下间顺畅运行的所谓“双轨政治”的模型。尤其是后者，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存在着由上而下以及由下而上两条轨道，它们各自在运行，并在一个差不多中间位置的绅权那里有了一种权力的交会，由此而形成一种上通下达有着相互紧密联系的双轨道运行模式。这里不能不使我们想起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中所描绘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库拉交易，那里的某一个部族会按照顺时针的方向在海上航行，而另外一个伙伴部族则是按照逆时针的方向航行，他们相向而行的结果必然是在某一个中间的位置交会在一起，进行一种象征性的礼品的交换，形成一种相互关联又相互协作的库拉交易的伙伴关系。因此，凡是秩序的产生，必然依赖于某种不同力量之间的协同以及彼此的需求，否则便难于产生实现真正互惠秩序的可能。

但近代中国的所谓“乡土之厄”，根本上而言是这双轨政治的不断受阻，甚至被硬性拆解，造成了一种上不通、下不达，以致道路淤塞的局面，从而使得一种上下间有回路的顺畅性不复存在，曾经真正可以有序运行的行政系统的效率在不断丧失。甚至双轨也转变成为一轨，上上下下的车都竞相拥挤到了这一条轨道上去运行，结果发生塞车、撞车的事情，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此意义上，费孝通所提出的乡土重建的理念，其根本在于受到蛀损的双轨政治该如何得到修复，以此来扭转上下之间因为皇权过度“有为”而造成社会中只剩下一条轨道，而此一轨道上车辆相互堵塞、各不相让的局面，进而还可以借此去避开单一轨道运行的最终结果（即只可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结构性失衡和失调）。如果长期这样，必然会出现基层行政秩序上的局面失控，这往往也是乡土社会所面临的最大困厄，如此也便只能眼见着根基于长期农业文明积淀的乡土中国的标杆径直地折倒下去了。

·费孝通的异域行走

在费孝通的海外经历中，他前后两次去过美国，其中一次居留长达一年之久，他后来为此写下了《美国与美国人》一书。很显然，对一个中国人而言，美国就像英国一样，也是一个异域的他者存在。但费孝通以一种人类学所训练出来的独有目光去审视这个年轻却也一样文脉悠久的国度。他以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美国人的性格》一书作为蓝本，先去阐述性地尝试理解所谓纸上田野中的美国以及美国人究竟会有怎样的一副形貌，随后他也启用了自己作为一名到访美利坚的中国人类学家的独特慧眼，去审视美国以及美国的社会与文化，并由此而看出了一个基于基督教传统的移民国家的文化与基于儒家思想的传统国家实际的文化分别究竟在何处。

很显然的，美国之行给费孝通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深刻”首先是对于他自己的思考而言的。在这次行走中，他很敏锐地觉察到了现代世界对于“旧的世界”不留任何疑虑地要加以彻底铲除的那种文化上的果敢和无所畏惧，并在所谓“有鬼”和“无鬼”的世界之间进行了区分，由此得到了所谓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既有差异。当然，中国乃至东方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有鬼”世界存在的文化国度，因此，我们便理所当然地有了人人要去敬奉的祖先，有了不可诋毁的师尊，也因此相信了“头顶三尺有神灵”。而经现代性洗礼之后的西方世界，情形则并非如此，它的现代化历程是用一种专门的理性取代了上帝在人们心目中的存在，也同样取代了所有超验信仰存在的可能，特别是对跟欧洲所谓旧大陆的旧传统彻底决裂之后漂洋过海来到北美并构建起美利坚合众国的美国人而言，情形便更是如此了。在所谓“新世界”观念下的美国，一切旧有的、不可用理性验证的文化旧痕，便因此而可以一股脑地被丢弃了，至于我们文化里所笃信的祖先、师尊以及鬼神，也自然都是可以无所畏惧、无所惋惜地抛诸脑后的了。这一点文化比较，恐怕就是留在费孝通的美国之行记忆中最为深刻的印象了，并为他的敏感意识所觉察，为其清新流畅的文字所捕捉到。

至于英国，是费孝通最初要去看世界的出洋留学之地，后来他又再次到访，为此写了《重访英伦》，书里包含其初访英国的学术自述《留英记》以及这本《重访英伦》。他前前后后用了一些心思去研究英国的政治制度以及那里人民生活的现实，为此他还曾专门翻译了赫尔（J. E. D. Hall）的《工党一年》（Labour’s First Year）这本书。尽管他不会随意地用“民族志”这样的大概念去统摄他对异域世界的观察和思考，但他的观察和思考，正如其对中国母文化的观察和思考那样，是敏锐而深邃的。而今天这样一本书的价值，应该将其看成早期中国人类学家了解西方异文化的一次初步涉足之旅，是对当下的中国海外民族志而言的一种早期游记式的书写模式。它是作为旁观者的观察，也自然是有着切身体悟的描摹性的民族志书写，但又绝对不是基于主客对立的“他者观民族志”支配下的那种在骨子里必要居高临下进行的文野两分的研究，而是一开始便有着一种中国人所熟悉和内化于心的自谦式的“西天取经”的学习心态，甚至还可能是在一种“屈尊”意念下的对于西方世界可欣赏之处的欣赏、可赞美之处的赞美、可批判之处的批判，是相对而言一种公允客观的文化比较，是在文化差异性游移中的一种自我觉悟，是一个有着深厚中国社会生活经验体察的本土研究者在其行走于近世西方文化典范代表的英伦三岛及其人民中间而有的一种最为直观的自我感悟，并毫不隐藏地将这种感悟通过文字描写出来。而这种游记一般夹带着人类学田野观察和反思的行走体的书写，且对费孝通而言似乎也并不陌生，甚至驾轻就熟。在这个意义上，他近乎一生都在行走，并且一生都在行走之中书写，其晚年的文集《行行重行行》书名的提出，也绝非是随随便便的，而是对他真实生存状态的描写。在他的《重访英伦》一书中，从英国的议会制度、工党政治，到二战期间英伦社会的城乡生活，处处可见从其行走之中涌现出来的点点滴滴的印象，并以轻快易读的文字形式留诸他的笔端，构成一种不经意间的文化相遇，进而激荡出一种对费孝通自己而言的独特的文化交互作用的跨越式感受。很显然，行走于英国的经验，成为他真正能够身临其境地去体验异文化存在的开始，英伦三岛也真正名副其实地成为他初涉西方文化真实存在样貌的踏足之地。他为此而笔下留痕，用文字的记录去保存这种行走观察踪迹的始末，正像他那《访英杂咏》所意指的，所谓“聊志鸿爪之意耳”[7]。

·田野作为方法

《社会调查自白》一书是基于费孝通的数次有关社会调查方法的讲稿写成的，不仅文字写得明白易懂，而且字里行间透露出他思想上的灵机和睿智。他用一种自谦的“自白”来界定他所理解的社会调查方法，换言之，这种社会调查法乃是一种必然和自己本身的体验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个人独有或从个人经验里独自体会出来的方法，而非一种极度强调去人格化的所谓价值中立（value-free）的客观，更不是那种形式上独立于人，而又毫无亲切感、有适恰性发生的、有似方法手册一般冰冷的调查工具或机器。

作为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以及民族学家的费孝通，他手中所独有的社会调查的工具，可谓是行中见知、知中有觉以及觉后可用的。在费孝通的这一册薄薄的有关调查方法的“自白”之中，几乎涵盖并凝练了他作为一个研究者大半生的社会调查的足迹，以及基于田野思考的对于社会学、人类学以及民族学实地调查方法的最为深度的思考和反省。这种思考和反省，真正是一种娴熟于技艺本身的手艺人的思考，也就是那种所用的工具都和自己的身体感受直接关联在一起的、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野性的思考”[8]。在这种思考中，方法不能离开工具，工具也同样不能离开具体在思考着的人而存在，人跟他所使用的工具之间应该有一种天然的关联性，是密不可分的。

在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调查方法中，一项田野发现的成就便是某一种新概念的形成或涌现，而这些又都无法真正离开人以及人的思考而存在。显然，对于社会本身的种种发现和理解，最根本的就是每一个研究者都能够握有可以去获得独具匠心的概念分析和概念生成的工具箱，因此，每一个人自家墙上所排布的用以进行社会研究的工具，必然是因人或人群间的不同而有分疏差异的。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调查的结果或实际后效，否则只能是仅仅触碰到了一点点社会真实存在的皮毛，只是那种蜻蜓点水般的新闻调查而已，那不仅缺乏对社会结构的深度挖掘，更缺少人类学田野民族志的所谓“深描”的细致钩沉[9]。至于如何去实现下面这两种深度，即“深度的深刻”以及“深度的深描”（应该看成一个乐于从事并献身于社会调查者所应具备的研究品质），费孝通自己的调查经验已经通过这本书中的文字说得极为深入浅出了。

·杂写的自由

在费孝通的文字中还有一个专门的杂写集序列存世，但一般人往往不会太予以关注。不过无疑，这些文字又是绝对的趣味横生，多少有些像大写意画家的册页，随笔一涂，不经意间的一笔，却是真真地触及灵魂的妙趣横生。可以说，费孝通的一生都有随时写杂文的习惯，到了晚年，随着其到处行走的频繁和时间周期的加快，这种习惯也就更为突出了。这直接表现在杂写文字的书写上，体现了一种杂写的自由，同时也体现了费孝通自己对于文字书写的态度。当然，此时费孝通的杂写写作也是成果丰富的。

从“一九八二年的七月廿日”到“一九八七年的十二月十日”这个时间段，差不多每一年都会有一册杂写集出版，并且每册都有五六万字。他前后一共写就和出版了甲、乙、丙、丁、戊五册，这些不太被后来人所注意的文字，也都选编在这套文集之中。之所以这样做，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这类文字无形之中真正体现了费孝通的文以记事、不动笔墨不读书的文人情怀，二是也可以看到一个中国文人或者知识分子在传播其思想上的多元书写之风。这套做法自然地隐含在中国文人书写的传统之中，形成了中国文字书写的一个特色。

当然，除此之外，也是我们作为选编者的个人偏好，我们都很喜欢费孝通所写的这些边边角角的、不被归类、不易归类，也不被太多人看重和诠释理解的小品文字，但恰在其中，我们又清楚地看到了一个中国文人学者的生活以及跟他的职业融为一体的情趣和乐趣。

在这方面，费孝通是将所谓学术性的“大文章”和更具消遣性与适合大众胃口的杂文小品放在一起去书写的，可以说大文章和小品、杂写这两驾马车是齐头并进的。因此，我们会看到，在费孝通七十几岁的这一段时间里，一方面是在写《民族与社会》这样的大文章，同时也在写《访美掠影》这样的杂文小品。同样地，在出版《从事社会学五十年》的同时，也在写《杂写甲集》；在写《社会学的探索》的同时，亦有《杂写乙集》的出版[10]。这种写作的节奏和做法一直持续到其晚年的最后岁月。

这显然就是一个中国文人真正的整全性样貌的生活和存在。这种生活并不是矫揉造作刻意制作出来的，不是摆着架子、喊着口号要去做所谓的研究，而往往是随时随地的有感而发，观察的材料随手拈来，且不会拘泥于某种行文的格式或体例。这是一种在行文之中见思想的思考路径，而一种有思考的思想，又必是以文字媒介呈现出来的。文字和思想显然是形影不离的。

可以说，费孝通自己作为一个擅长写作的文人从来不会厌倦任何一种形式的写作。他往往是借助文字的自由书写而完成人生境界以及自我人格的升华。他的书写因此触及了他所见到和所经历的一切。尽管他没有每天都去写日记的习惯，但很显然的，他的每一本杂写集以及出版的各种论文集，又何尝不是他的学术生活精致版的一篇篇日记的积累和呈现呢？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科学研究的一半是需要由人文主义的书写传统去做支撑的，即在文字书写的传统之中去寻求自我的表达。而没有一种把文字、知识和思想真正结合在一起的人文书写传统的社会科学，特别是就人类学、社会学以及民族学而言，也便着实难有一种真正关乎人的学问或对人类自身的阐扬。那种刻板而毫无灵性的文字，其对人、对社会以及对文化的理解，自然也只能是一种隔靴搔痒、不着边际的平庸表达而已。

在这一点上，人显然是不同于单向度存在的物的，人一定是基于彼此间的感知而有自我反应的存在。这种彼此的感知，往往都是借助于人所独有的语言、信号或象征而实现的。在这一点上，人跟人之间是以互动性或者互惠性为前提的。对人或人群之中的人而言，显然并不是某一个单独的人在孤独地书写，而是彼此都在进行着一种具有表达性以及可交流性的书写。因此，才会有彼此间往来复去的解释和交流。只有在拥有一种文人传统的中国，才会把文字本身的作用扩大构造成一种独有的生活方式，由此形成了一种文人和大众书写间的分别。显然，文人似乎更在乎文字雕琢上的精致，即所谓雅言，所谓微言大义，因此才会有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概括出的那种“文字不下乡”的高高在上、阳春白雪的功用。而民间大众更在乎文字的实用价值，因此，大众文字的书写必然会跟生活的实用之间有着一种最为紧密的联系。

五四运动之后的学者试图在上述这两者之间做一种尽其所能地拉近距离的沟通性努力，并在这两者之间真正搭建起一座可以联通彼此的桥梁。这途径和做法之一便是用白话文来代替文言文，而其次便是以简化字来代替难写难认的繁体字，这使得大众识字率开始有了明显上升，文人传统和大众文化之间的距离才日益缩小。

很显然的，费孝通自己是很乐于成为这种能够真正缩小传统文人士大夫群体和最广泛的大众生活之间差距的担当者和实践者的，他也用明白易懂的文字证明了这一点。即便是在学术研究的圈子之外，他的文字也有着磁石一般的力量吸引更广大读者去阅读。同时，他行文直白，从不刻意去绕弯子。在这一点上，社会文化的事情虽然复杂，但一落到费孝通的笔下，文字便极为清楚明白。这种书写状态的修炼，显然跟他手不离笔的习惯是不可分割的。他显然并不持学界中书写矜持派的那种沉默是金的姿态，而是一种真正表达派的不吐不快。虽为此可能会如古训所谓“言多必失”而付出人生起伏不定的代价，但从自我思想的自由表达的意义上说，他又无疑是功德圆满的。他显然实现了独立思考的并与他所生活的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自然而不做作的表达，他的书写风格，也体现了他们那一代人对于所谓书写以及知识传播价值的思考和实际运用。

编罢此套文集，行笔至此，独自掩卷深思，心绪是极为复杂的。费孝通先生那种文字的灵性总是在敲打着我作为学生的充满求知欲和迟钝的灵魂，我为此而激动，为此而自豪，为此而感慨，也发自内心地希望这种敲打永不终止。最后，费孝通先生甚会写诗，也有诗集《费孝通诗存》留世。而作为唱和，不妨以自己的几句不成熟的心得奉上，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将其抄录在文末，也算作是一个学生对老先生在天之灵的恭祭吧：

先生文存今受益，字里行间总相宜。

百年隆祭又十载，谆谆教诲印心迹。

山河有待人自觉，文化作舟可扬帆。

书写权当心修炼，一抹朝霞眷后人。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六日晨于山良书房

【注释】

[1]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2] 参见拙著《费孝通思想的三重品格——论人类学、社会学以及民族学学科意识在中国之成长》，《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第49—60页。

[3] 费孝通在1985年《江村经济》的《前言》中写到“屈指一算，离我最初在江村调查时，明年是整整半个世纪了。我自幸在今生能看到这项偶然形成的研究成果取得了国际上的承认，又在国内恢复了名誉”。费孝通，2018年，《江村经济》，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第5页。

[4] 马林诺夫斯基在《江村经济》的《序言》中写到“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又名《江村经济》——译注）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费孝通，2018年，《江村经济》，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第1页。

[5] 《乡土中国》由上海观察社出版于1948年4月，而《乡土重建》由同一家出版社同年8月出版。

[6] 《生育制度》最初在1947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见费孝通，1981年，《生育制度》，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说明”部分。

[7] 《访英杂咏》包括费孝通在英国留学期间写的两首诗，他为此注解道：“一九三八年初夏，应傅师邀来桑谷村，住壑兰别墅。土墙茅屋，一若身返江左，遥望冈原起伏，牛羊点点，岂信英伦南隅犹留得此古乡也。即景口占二绝，不足言诗，聊志鸿爪之意耳。”引自费孝通，1999年，《费孝通诗存》，北京：群言出版社，第1页。

[8] [法]列维-斯特劳斯，2006年，《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9] Clifford Geertz,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Books, PP. 3-30.

[10] 费孝通，1984年，《杂写乙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第128页。

著者前言

费孝通

本书是1939年英国Routledge书局出版我所写Peasant Life in China 一书的中译本，原书扉页有《江村经济》中文书名，今译本即沿用此名。这书的翻译工作原应由我自己动笔，但在该书有条件翻译时，我一直忙于其他事务，无暇及此。今由戴可景同志译出，无任感激。应译者要求，我在书前说一说这书写作和翻译的经过。

这本书的写成可说是并非出于著者有意栽培的结果，而是由于一连串的客观的偶然因素促成的。话要从1935年我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时说起。我毕业后由该校社会学及人类学系推荐，取得该校公费留学资格。按惯例应于该年暑假出国，但出于指导我研究工作的导师史禄国教授的主张，在出国前应到少数民族地区实地调查一年，因偕前妻王同惠赴广西大瑶山。该年冬，在瑶山里迷路失事，妻亡我伤。经医治后，我于翌年暑期返乡休息，准备出国。在此期间，我接受家姊费达生的建议，去吴江县庙港乡（今苏州市吴江区庙港社区）开弦弓村参观访问她在该村帮助农民建立的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我被这个合作社所吸引，在该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在出国前夕才离开该村。这次调查并不是有计划的，是出于受到了当时社会新事物的启迪而产生的自发行动。

我去英国，乘坐一艘意大利的邮轮“白公爵”，从上海到威尼斯航程要两个多星期。我在船上无事，趁我记忆犹新，把开弦弓村调查的资料整理成篇，并为该村提了个学名叫“江村”。到了英国，进入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最初见到该系弗思（Raymond Firth）博士，他负责指导我选择论文题目。我原来打算以《花篮瑶社会组织》做底子编写论文。随后我谈到曾在江村进行过调查，他看了我已经整理出来的材料，主张编写《江村经济》这篇论文。不久该系教授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从美国讲学返英，我向他汇报了江村调查经过和内容，他决定直接指导我编写这篇论文的工作。该论文中主要的几章都在他主持的有名的“今天的人类学”讨论班上宣读、讨论、修改、重写过的。1938年春季，我申请论文答辩，通过后，由伦敦大学授予我博士学位。博士证明书上所标明的论文题目是：《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

论文通过的那天晚上，由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把这篇论文介绍给Routledge书局出版。书局编辑阅后建议书名改为《中国农民的生活》。我看过该书清样后，离英返国，已是1938年的初秋。我记得，由于在轮船上得到广州沦陷的信息，所以临时决定在西贡登陆，直奔云南昆明。到了云南，不久就开始我的内地农村调查。

该书是1939年出版的，其时欧洲已发生战事。全球战乱连年，我已把这书置之脑后。我仿佛记得直到战后我回到清华园，才接到书店寄给我的这本书。当时届新中国成立前夕，时局紧张，我哪里有闲情来想到翻译此书。新中国成立后，我参加民族调查工作，此书的译事提不到日程上来。1956年英伦老同学格迪斯（W. R. Geddes）博士，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参加该国文化代表团访华，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同意，访问了江村。他引起了我重访江村的兴趣。翌年成行，在调查工作进行过程中，有事返京，适逢反右斗争。在《新观察》发表的《重访江村》连载报告尚未结束，我已遭殃及，被错划“右派”。在被批判中，即使这本书并未译成中文发行，它还是作为一项“流毒深远”的“罪证”。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有西方学者来华访问，从他们的口上，我才知道，该书已重印了三次。在许多大学的人类学课程把它列为必读参考书。还有不少现已成名的人类学者告诉我，这本书启发了他们研究人类学和研究中国社会的兴趣。我当时不免担心，深恐其“流毒”太广，增加我的“罪行”。这种历史条件排除了翻译该书的可能性。

这一页历史终于翻过去了。1981年我得到老师弗思的来信，他告诉我：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将在1981年授我赫胥黎奖章。这是这门学科中最高的荣誉。他并说《中国农民的生活》又重印发行，建议我在接受奖章时要宣读的论文，最好是叙述江村在40多年中的变化。我因此又到江村进行了短期的访问，写了《三访江村》这篇文章。

从伦敦回国，我又回江村继续我的农村调查。1982年就从江村作为起点“更上一层楼”开始研究作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小城镇。从吴江县各镇入手，逐步扩大研究范围，包括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四个市。1984年又扩大到苏北及南京、镇江两市。小城镇的研究，从我个人来说是江村研究的继续。在这段工作中，我已感到有需要把《江村经济》翻译出来给一起调查的同仁们做参考之用，而且江苏人民出版社已约定出版这个译本。但是我自己这几年恢复了学术活动，任务较重，实在抽不出时间和精力来做这项翻译工作。所以只能委托戴可景同志代劳。她在1984年就已经完成译稿，又请潘乃谷同志校阅过一遍。她把译稿交给了我，搁在我书架上，一搁几乎有一年。我应该对译者表示歉意。

屈指一算，离我最初在江村调查时，明年是整整半个世纪了。我自幸在今生能看到这项偶然形成的研究成果取得了国际上的承认，又在国内恢复了名誉。另一方面，经过这将近50年的阅历，自己对这本早年的著作，总觉得有许多不能惬意之处。作为我个人在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脚印，自当珍惜；作为国家社会历史的一些历史记录，固然也有它存在的价值；但是我既然还活着，而且尚能工作，自觉有责任再把江村在这半个世纪里的变化写下来，做这本书的续编，并当尽力把这段时期自身的长进来补足早年的不足。因而，我决定和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合作进行为期两年的江村再调查，编写一本《江村五十年》。在准备这项研究计划时，我才挤出时间，把译稿重读了一遍，做了些必要的修正后，交付出版。至于它的续编在两年之后是否能出世，目前还是难于预知之事，但是我自己是有决心去完成这个自己给自己规定的任务。

以上是本书中译本诞生的经过，就以此作为前言，写在译本的前面。

1985年4月15日

致谢

我由衷地感谢所有鼓励我并帮助我进行实地调查和撰写此书的人。首先，我必须对以下的老师和朋友表示谢意：

吴文藻教授和史禄国教授是我早年攻读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老师，他们鼓励我用深入实地调查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化。我的姐姐把我介绍给这个村庄并资助我工作；她那为改善农民生计的热忱，确实激励了我从事这项调查研究工作。后来，清华大学授予我一笔奖学金，使我有可能到英国去求学，也就是说，进入了布·马林诺夫斯基教授的“门下”。过去两年来，他对我知识上的启示和亲长般的情谊使我感到对他一生具有承上启下的责任―― 以我所理解的说，我必须在建立一门研究人的科学以及在使一切文明之间真正合作上分担他那沉重的负担。

我一定要感谢G. F. A.温特先生，雷蒙德·弗思博士和夫人；感谢M. H.里德博士，C.朗先生和M.朗小姐，感谢他们阅读了我的手稿并润色了我的英文。伦敦经济学院讨论班成员，特别是P.哈克塞先生和许烺光先生也为我提供了各方面的帮助。

最后，请允许我以此书来纪念我的妻子。1935年，我们考察瑶山时，她为人类学献出了生命。她的庄严牺牲使我别无选择地永远跟随着她。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妻子。

序

布·马林诺夫斯基

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又名《江村经济》――译注）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本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

此外，此书虽以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为背景，然而它并不满足于复述静止的过去。它有意识地紧紧抓住现代生活最难以理解的一面，即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作者在科学研究中勇于抛弃一切学院式的装腔作势。他充分认识到，要正确地解决实际困难，知识是必不可少的。费博士看到了科学的价值在于真正为人类服务。对此，科学确实经受着严峻的考验。真理能够解决问题，因为真理不是别的，而是人对真正的事实和力量的实事求是。当学者被迫以事实和信念去迎合一个权威的教义的需要时，科学便被出卖了。在欧洲某些国家里就有这种情况。

费博士是中国的一个年轻爱国者，他不仅充分感觉到中国目前的悲剧，而且还注意到更大的问题：他的伟大祖国，进退维谷，是西方化还是灭亡？既然是一个人类学者，他毕竟懂得，再适应的过程是何等的困难。他懂得，这一过程必须逐步地、缓慢地、机智地建立在旧的基础之上。他深切地关注到，这一切改变应是有计划的，而计划又须是以坚实的事实和知识为基础的。

此书的某些段落确实可以被看作是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宪章。“中国越来越迫切地需要这种知识，因为这个国家再也承担不起因失误而损耗任何财富和能量”。费博士清晰地看到，纵然有最好的意图和理想的目的，如果一开始对变化的环境有错误的理解和看法，那么，计划也必定是错误的。“对形势或情况的不准确的阐述或分析，不论是由于故意的过错或出于无知，对这个群体都是有害的”，因为这会造成这样的错误：预先假设了不存在的力量或是忽视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我感到，还必须引述前言中的一段话，“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要同它们意欲满足的需要结合起来分析，也要同它们的运转所依赖的其他制度联系起来分析，以达到对情况的适当的阐述。这就是社会科学者的工作。所以社会科学应该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重要的作用”。这充分表达了中国文化和我们自己的文化的最大需要，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认识到，即使在机械工程中，只有傻子或疯子才会不顾科学的物理和数学而做出规划、设计或计算，故在政治行动中同样需要充分发挥理智和经验的作用。

我们的现代文明，目前可能正面临着最终的毁灭。我们只注意在机械工程中使用最合格的专家。但在政治、社会和道德力量控制方面，我们欧洲人越来越依从于疯子、狂人和歹徒。在界线的一边正越来越多地责备着那种个人随心所欲、毫无责任感或毫无恪守信义的道德义务的倾向，而在另一边我们尽管仍然可以在财富、权力和实力上具有压倒的优势，近数年来却始终不断地暴露出软弱、涣散以及对荣誉对所负的神圣义务的忽视。

我怀着十分钦佩的心情阅读了费博士那明确的令人信服的论点和生动翔实的描写，时感令人嫉妒。他书中所表露的很多箴言和原则，也是我过去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所主张和宣扬的，但可惜我自己却没有机会去实践它。我们中间绝大多数向前看的人类学者，对我们自己的工作感到不耐烦，我们厌烦它的好古、猎奇和不切实际，虽然这也许是表面上的，实际并不如此。但我的自白无疑是真实的，我说过，“人类学，至少对我来说是对我们过分标准化的文化的一种罗曼蒂克式的逃避”。

然而补救办法近在咫尺，如果允许我再引述我的一些其他看法的话，我认为“那面向人类社会、人类行为和人类本性的真正有效的科学分析的人类学，它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为达到这一目的，研究人的科学必须首先离开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而应该进入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较先进文化的研究。本书以及在中国和其他地方开展的广泛的工作，证实了我的预言：“未来的人类学不仅对塔斯马尼亚人、澳洲土著居民、美拉尼西亚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人和霹雳的俾格米人有兴趣，而且对印度人、中国农民、西印度群岛黑人、脱离部落的哈勒姆非洲人同样关注。”这一段引语中还包含着对现代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提出的重要的基本要求：研究文化变迁、文化接触的现象、现代文化的传播。

因此，约两年前，当我接待了燕京大学杰出的中国社会学家吴文藻教授来访，感到极大的欣慰，从他那里得知，中国社会学界已独立自发地组织起一场对文化变迁和应用人类学的真正问题进行学术上的攻关。这一学术进攻表达了我梦寐以求的愿望。

吴教授和他所培育的年轻学者首先认识到，为了解他们的伟大祖国的文明并使其他的人理解它，他们需要去阅读中国人生活这本公开的书本，并理解中国人在现实中怎样思考的。正因为那个国家有着最悠久的没有断过的传统，要理解中国历史还必须从认识中国的今天开始。这种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于现代中国学者和欧洲的一些汉学家所进行的以文字记载为依据的重要历史工作，是一种不可缺少的补充。研究历史可以把遥远过去的考古遗迹和最早的记载作为起点，推向后世；同样，亦可把现状作为活的历史，来追溯过去。两种方法互为补充，且须同时使用。

费博士著作中的原理和内容，向我们揭示了现代中国社会学派的方法论基础是多么结实可靠。本来的主要题材是对湖泽地带的平原乡村生活的一次实地考察。那水道纵横的平原是数千年来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抚育中国人民的地方。不言而喻，在乡村生活、农村经济、农业人口的利益和需要中找到的主要是农业文化基础。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

贯穿此书的两个主题是：土地的利用和农户家庭中再生产的过程。在本书中，费博士集中力量描述中国农民生活的基本方面。我知道，他打算在他以后的研究中说明关于崇祀祖先的详细情况以及在村庄和城镇中广为流传的关于信仰和知识等更复杂的体系。他还希望终有一日将自己的和同行的著作综合起来，为我们展示一幅描绘中国文化、宗教和政治体系的丰富多彩的画面。对这样一部综合性著作，像本书这样的专著当是第一步。费博士的书和他同行的贡献，将成为他们可能完成的精雕细琢的镶嵌品中的一件件珍品[1]。

序言作者的任务并不是再来复述一番本书已经动人地描述过的内容。随着本书的描述，读者本身将自然地被带入故事发生的地点：那可爱的河流，纵横的开弦弓村。他将看到村庄的河流、桥梁、庙宇、稻田和桑树的分布图，此外，清晰的照片更有助于了解这个村庄。他将欣赏到具体资料、数据和明晰的描述三者之间很协调的关系。对农村生活、农民生活资料、村民的典型职业的描述以及完美的对节气农历和土地占有的准确定义等都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深入的确实的资料，这在任何有关的中国文献中都是十分罕见的。

我已得到允许，引述E.丹尼森·罗斯爵士在读了该书手稿以后的一段话，他阐明了该书在科学文献中的地位：“我认为这篇论文是相当特殊的。据我所知，没有其他作品能够如此深入地理解并以第一手材料描述中国乡村社区的全部生活。我们曾经有过统计报告、经济研究和地方色彩浓厚的小说――但我未曾发现有一本书能够回答好奇的陌生人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这里所说的“好奇的陌生人”就是丹尼森·罗斯爵士，他恰是一个科学家、历史学家和世界知名的东方学专家。

我个人认为或许有关蚕丝业的这一章是本书最成功的一章。它向我们介绍了家庭企业如何有计划地变革成为合作工厂，以适应现代形势的需要。它证明，社会学需要研究社会工程的有关实际问题。它提出了一些附带的问题，我想这些问题将成为中国和其他地方的另一些研究的起点。

在这一章和其他很多章节的论据中，我们能够发现著书的道德品质，请允许我强调提出这一点。虽然这本书是一个中国人写给西方读者看的，文字中没有特殊的辩护或自宥的流露。相反倒是一种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中国的土地问题”这一章中我们可以读到“国民党政府在纸上写下了种种诺言和政策。但事实上，它把绝大部分收入都耗费于反共运动，所以它不可能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和措施来进行改革，而共产党运动的实质，正如我所指出的，是由于农民对土地制度不满而引起的一种反抗。尽管各方提出各种理由，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农民的境况是越来越糟糕了。自从政府重占红色区域以来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完成了永久性的土地改革”。这样一种公开批评政府不当行为的社会学工作，现在仍然进行着，想必得到政府的鼓励，这一方面证明了中国青年社会学家的正直和团结，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官方的明智。

作者的一切观察所具有的特征是，态度尊严、超脱、没有偏见。当今一个中国人对西方文明和西方国家的政治有反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本书中未发现这种迹象。事实上，通过我个人同费博士和他的同事的交往，我不得不羡慕他们不持民族偏见和民族仇恨――我们欧洲人能够从这样一种道德态度上学到大量的东西。看来中国人是能够区别民族和政治制度的。日本作为一个民族来说，他们对它甚至不怀仇恨。在本书第一页上，作者提到这个侵略国，冷静地评价它的作用在于迫使中国建立起一条统一战线并调整它的某些基本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从而巩固了中国。我们所了解、评价，甚至逐渐依恋的那个村庄，现在可能已被破坏。我们只得响应作者预言式的愿望：在这个村庄和其他许多村庄的废墟中，“内部冲突和耗费巨大的斗争最后必将终止”，“一个崭新的中国将出现在这个废墟之上”。

于伦敦大学人类学系

1938年10月15日

【注释】

[1] 这些已经完成的作品，大多用中文写成，有下列诸题：《山东的集市系统》，杨庆堃著；《河北农村社区的诉讼》，徐雍舜著；《河北农民的风俗》，黄石著；《福建的一个氏族村》，林耀华著；《变动中的中国农村教育》，廖泰初著；《花篮瑶社会组织》，费博士及夫人著。正在进行研究的有李有义的“山西的土地制度”，及郑安仑的“福建和海外地区移民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