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的故事
/一/
去年我竟做梦似的回了趟陕北。
想回一趟陕北，回我当年插队的地方去看看，想了快十年了。我的精神没什么毛病，一直都明白那不过是梦想。我插队的那地方离北京几千里路，坐了火车再坐火车，倒了汽车再倒汽车，然后还有几十里山路连汽车也不通。我这人唯一的优点是精神正常，对这两条残腿表示了深恶痛绝，就又回到现实中来。何况这两条腿给我的遗憾又并非唯此为大。
前年我写了一篇关于插队的小说，不少人说还像那么回事。我就跟几个也写小说的朋友说起了我的梦想。大家说我的梦想从来就不少，不过这一回倒未必是，如果作家协会肯帮忙，他们哥儿几个愿意把我背着扛着走一回陕北。我在交友方面永远能得金牌，可惜没这项比赛。
作家协会的同志说我怎么不早说，我说我要是知道行我早就说了，大伙都说“咳——”
连着几夜失眠。我一头一头地想着我喂过的那群牛的模样，不知道它们当中是不是还有活着的。耕牛的寿命一般只有十几年。我又逐个地想一遍村里的老乡，肯定有些已经老得认不出了，有些长大了变了模样，我走后出生的娃娃当然更不会认得。就又想我们当年住过的那几眼旧石窑，不知现在还有没有。又去想那些山梁、山峁、山沟的名字，有些已经记不清了。我拦过两年牛，为了知道哪儿有好草，那些山梁、山峁、山沟我全走遍……
很快定了行期。我每晚吃一片安定，养精蓄锐。我又想起我的一个朋友，当年在晋中插队，现在是北京某剧团的编剧，三十二岁成家，带着老婆到他当年插队的地方去旅行结婚，据说火车一过娘子关这小子就再没说过话，离他待过的村子越近他的脸色越青。进了村子碰见第一个人，一瞧认得，这小子胡子拉碴的二话没说先咧开大嘴哭了。我想很多插过队的人都能理解，不过为什么哭大约没人能说清。不过我想我最好别那样。不过我们这帮搞文艺的是他妈好像精神都有点儿毛病。不过我不这么看。
一行七人，除我之外都没到过陕北，其中五个都兴致很高，不知从哪儿学来几句陕北民歌，哼哼叽叽地唱。我说，你们唱的这些都是被篡改过的，丢了很多人情味。只一人例外，说要不是为了我，他干吗要去陕北？“我不如用这半个月假回一趟太行山。”他在太行山当过几年兵。一路上他总说起他的太行山，说他的太行山比我的黄土高原要壮观得多，美得多。我说也许正相反。他说：“民歌也不比你们那儿的差。”他说，于是扯了脖子唱：“干妹子好来果然是好，”我便跟他一块儿唱：“走起路来好像水上漂……”“扯淡！这明明是陕北民歌。”“扯淡！”他也说，“当然是太行山的。”过了一会儿有人提醒我们：太行山也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陕北也不过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他说，似乎找到了一点儿平衡。
十几年前我离开那儿的时候，老乡就说，这一走不晓今生再得见不得见。我那时只是腰腿疼，走路有些吃力，回北京来看病，没想到会这么厉害。老乡们也没料到我的腿会残废，但却已料到我不会再回去。那是春天，那年春天雨水又少，漫山遍野刮着黄风。太阳浑蒙蒙的，从东山上升起来。山里受苦去的人们扛着老镢，扛着锄，扛着弯曲的木犁，站在村头高高的土崖上远远地望着我。我能猜出他们在说什么：“咋，回北京去呀。”“咋，不要在这搭儿受熬煎了。”“这些迟早都要走哇。”老乡们把知识青年统称为“这些”或“那些”。仲伟帮我把行李搬上驴车，绑好。他和随随送我到县城。娃娃们追过河，追着我们的驴车跑，终于追不上了，就都站下来定定地望着我们走远。驴车沿着清平河走，清平河只剩了几尺宽的细流。随随赶着车，总担心到县里住宿要花很多钱，想当天返回来。仲伟说：“来回一百六七十里，把驴打死你也赶不回来。放心，房钱饭钱一分不用你出。”随随这才松了口气，又对我说：“这一走怕再不得回。”随随比我大几岁，念过三年书。“得回哩？怕记也记不起。”他在鞋底上磕磕烟锅儿，蓝布鞋帮上用白线密密地纳了云彩似的图案。我光是说：“怎么会忘呢？不会。”村头那面高高的土崖上，好像还有人站在那儿朝我们望……
十几年了，想回去看看，看看那块地方，看看那儿的人，不为别的。
/二/
有人说，我们这些插过队的人总好念叨那些插队的日子，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我们最好的年华是在插队中度过的。谁会忘记自己十七八岁，二十出头的时候呢？谁会不记得自己的初恋，或者头一遭被异性搅乱了心的时候呢？于是，你不仅记住了那个姑娘或是那个小伙子，也记住了那个地方，那段生活。
得承认，这话说得很有些道理。不过我感觉说这话的人没插过队，否则他不会说“只是因为”。使我们记住那些日子的原因太多了。
我常默默地去想，终于想不清楚。
夜里就又做梦：无边的黄土连着天。起伏绵延的山群，像一只只巨大的恐龙伏卧着，用光秃秃的脊背没日没夜地驮着落日、驮着星光。河水吃够了泥土，流得沉重、艰辛。只在半崖上默默地生着几丛葛针、狼牙刺，也都蒙满黄尘。天地沉寂，原始一样的荒凉……忽然，不知是从哪儿，缓缓地响起了歌声，仿佛是从深深的峡谷里，也像是从天上，“咿哟哟——哟嗬——”听不清唱的什么。于是贫瘠的土地上有深褐色的犁迹在走，在伸长；镢头的闪光在山背洼里一落一扬；人的脊背和牛的脊背在血红的太阳里蠕动；山风把那断断续续的歌声吹散开在高原上，“咿呀咳——哟喂——”还是听不清唱些什么，也雄浑，也缠绵，辽远而哀壮……
又梦见一群少男少女在高原上走，偶尔有人停下来弯腰捡些什么，又直起腰来继续走，又有人弯腰捡起些什么，大家都停步看一阵，又继续走，村里的钟声便“当当当”地响起来……
前不久仲伟带着他四岁的女儿来我家，碰巧金涛也来了，带着儿子。金涛的儿子三岁多。孩子和孩子一见面就熟起来，屋里屋外地跑，尖声叫，一会儿哭了一个，一会儿又都笑，让人觉得时光过得太快了点儿。去插队的时候我们也还都是孩子，十七岁，有的还不到。后来两个孩子趴在床上翻我的旧相册，翻着翻着嚷起来：“这是我爸爸在陕北！”“的（这）是我爸爸带（在）清平湾！”“叔叔，你怎么也有这张照片？”女孩子说。男孩子也说：“叔叔，的当道片（这张照片）我们家也有。”“看，黄土高原。”“才不是呢，的（这）是山！”“也是山，也是黄土高原！这些山都是水冲出来的，把挺平挺平的高原冲成这样的……”
仲伟满意地看着他的女儿。
男孩子感到自己处于劣势，一把夺过相册去：“我爸爸带（在）那儿它（插）过队！”
“我爸爸也在那儿插过队。”毕竟姑娘脾气好。
“你爸爸旦（干）吗它（插）队？”金涛说他儿子从来不懂什么叫没话说，就是有点儿大舌头。
小姑娘转过脸去询问般地看着她的爸爸。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评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得失功过了。也许，这不是我们这辈人的事。后人会比我们看得清楚（譬如眼前这个小姑娘），会给出一个冷静的判断，不像我们，带了那么多感情……
我、仲伟、金涛也都凑过去看那些旧照片。
有一张是：十个头上裹了白羊肚手巾的小伙子。还有一张：十个穿着又肥又大的破制服的姑娘。这就是我们一块儿在清平湾插队的二十个人。背景都是光秃秃的山梁、山峁、冒着炊烟的窑洞，村前那条没不了膝的河。金涛和李卓坐在麦垛上。仲伟一本正经扛着老镢站在河滩里。袁小彬一条腿蹬在磨盘上，身旁卧着“玩主”。“玩主”是我们养的狗。数我照得浪漫些，抱着我的牛犊子。那牛犊子才出世四天，我记得很清楚。去年回清平湾去，我估计我那群牛中最可能还活着的就是它，我向老乡问起，人们说那牛也老了，年昔牵到集上卖了。
可惜的是，竟没有一张男女生全体的合影——小伙子们和姑娘们刚刚不吵架了，刚刚有了和解的趋势，就匆匆地分手了，各奔东西。那时我们二十一二岁。那张全体女生的合影，还是两年前我见到沈梦苹时跟她要的。她说：“那时候刘溪几次说，男女生应该一起照张相。”我说：“那你们干吗不早说？”她说：“谁敢跟你们男生说呀。”我说：“恐怕不是不敢，是怕丢了你们女生的威风。”她就笑，说：“真的，是不敢。”“现在敢了？”“现在晚了。”“不知道谁怕谁呢。”“谁怕谁也晚了。”
那条河叫清平河，那道川叫清平川，我们的村子叫清平湾。几十户人家，几十眼窑洞，坐落在山腰。清平河在山前转弯东去，七八十里到了县城，再几十里就到了黄河边。黄河岸边陡岩峭壁，细小的清平河水在那儿注入了黄河。黄河，自然是宽阔得多也壮伟得多。
我们那二十个人如今再难聚到一起了。有在河北的，有在湖南的，有的留在了陕西。两个人出了国，李卓在芝加哥，徐悦悦也在美国。多数又回到北京，差不多都结了婚有了孩子，各自忙着一摊事。偶尔碰上，学理工的，学文史的，学农林的，学经济和企业管理的，干什么的都有，共同的话题倒少了。唯一提起插队，大家兴致就都高。
“那时候真该多照些照片。”
“那会儿怎么就没想起来呢？”
“光想革命了。”
“还有饿！”
“还有把后沟里的果树砍了造田。”
“用破裤子去换烟抽，这位老兄的首创。”
“不要这样嘛，没有你？”
“饿着肚子抽烟，他妈越抽越饿……”
话多起来，比手画脚起来，坐着的站起来，站着的满屋子转开，说得兴奋了也许就一仰在床上躺下，脚丫子跷上桌，都没了规矩，仿佛又都回到窑洞里。反复说起那些往事，平淡甚至琐碎，却又说到很晚很晚。直到哪位忽然想起了老婆孩子，众人就纷纷看表，起立，告辞，说是不得了，老婆要发火了。
/三/
去插队的那年，我十七岁。直到上了火车，直到火车开了，我仍然觉得不过像是去什么地方玩一趟，跟下乡去麦收差不多，也有点儿像大串联。大串联的时候我还小，什么都不懂，起哄似的跟着人家跑了几个城市，又抄大字报又印传单，什么也不懂。其实我最愿意这么大家在一块儿热热闹闹的，有男的有女的，都差不多大，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干一点儿什么事。
火车很平稳地起动了。老实说我一点儿都没悲伤，倒也不是有多么革命，只是很兴奋。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我那么兴奋都是因为什么。譬如说，一想到从现在开始指不定会碰上什么事，就兴奋。譬如说火车要是出轨翻车了，那群女生准得吓得又喊又叫，我想我应该很镇静，说不定我们男生还得好歹把她们女生救出来。不过由此又联想到死，心里却含糊。
这时金涛凑到我跟前来，满脸诡秘的笑，说：“刚才仲伟他妈跟他姐真够神的……”
“嘿，说真的你怕死吗？”我忽然说。然后我装出想考考他的样子。
“怕死？不怕呀？干吗？”
“不干吗。问问。”
金涛挺认真地看着我，猜不透我到底什么意思。
“没事儿。我就问问。你刚才说什么？”
“仲伟他妈跟他姐姐真神，”他满脸又涌起诡秘的笑。“刚才跟仲伟说，你们也得对女同学好点儿，都不小了，要是有什么事你们得多关心人家。神不神？”
“这怎么了？”我说，“这有什么。”
金涛咽了口唾沫，脸上的笑纹变浅。我的反应有点儿出乎他的意料。老实说也出乎我自己的意料。
“仲伟跟你说的？”
“不是。是我听见的，当时我就在旁边。”他脸上的笑纹又加深，紧盯着我，希望我能对他这一发现表示出足够的兴趣。
我想着别的：假如需要死，我敢不敢。
“蒙你是孙子。”金涛又说。
“说真的，你真的怕死不怕？”我说。
“你吃错什么药了？”
“甭废话，你真的怕不怕？”
他严肃地想了大约一秒钟：“不怕。你呢？”
“废话。”我说。
车厢剧烈地晃动起来，火车在变换轨道，发出令人不安的铁和铁的摩擦声。许多条铁轨穿叉交错。
“仲伟他妈跟他姐真够神的。”金涛还在说。
金涛是我们当中年纪最小的，个子并不矮，但是瘦，脸小，脸上纵横着几道皱纹，外号却叫“牛”。这小子在车厢里四处乱窜，又怪模怪样学起女人哭来，嘴里念念有词抑扬顿挫，自己并不笑。大伙都说学得像，都笑。车起动的那会儿，站台上有个中年妇女猛地大哭大喊，像是死了人。
车开之前，车上车下就有不少人在抹眼泪，只是没那么邪乎。那会儿我和李卓勾肩搭背在站台上瞎溜达，一边吃果脯；李卓带了一盒果脯，说不如这会儿给吃完就算了。他不时地捅捅我，说：“快瞧，那儿又有俩哭的。”“快瞧快瞧，又一个。”我们在人群中穿来穿去，希望那些抹眼泪的人能注意到我们泰然自若的神态，同时希望抹眼泪的人不妨再多点儿，再邪乎点儿。所谓唯恐天下不乱。我暗自庆幸没有让母亲来车站送我，否则她非也得跟着瞎哭不可。
我和李卓又逛了一阵儿，拣个人少的地方靠着根石柱子坐下，开始认真地吃那盒果脯。
“你妈今儿早上哭了吗？”李卓问我。
“你妈哭了吗？”
“我妈这回够呛，她们系里的人说不定要整她。不过她什么也没干。”
停了一会儿，李卓又说：“反正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她们系里说她什么？”
“海外关系。你可别跟别人说。”
“放心。”我说，然后严肃地向毛主席做了保证。后来我才知道这事本用不着我去跟别人说，他自己跟谁都说。
这时候仲伟不知从哪儿喘吁吁地钻出来，说：“你们俩上哪儿了？我这找你们劲儿的！”
“你妈和你姐姐她们呢？”我问仲伟。
“我让她们回去了。”
“你妈哭了吗？”李卓问。
仲伟装着没听见，也靠着石柱子坐下。
“嘿，你妈哭了吗？”
我说：“牛他们也不知哪儿去了。”
“仲伟，你妈哭没哭？”
我赶紧又说：“金涛和小彬他们也不知上哪儿去了。”
“嘿，仲伟，你妈哭……”
“你妈！”我说，踹了李卓一脚。
火车头开始喷起气来。
仲伟一直紧闭着嘴发愣，这会儿问：“吃什么呢你们？”
我们三个坐在石柱子那儿直把那盒果脯吃光，然后把纸盒子扔到火车底下的铁道上去。一个铁路工人瞪了我们一眼。火车喷气的声音非常响，如果你站在离车头很近的地方你就知道了，那声音非常响。
后来不知怎么就上了火车，火车就开了。似乎一切都太简单，还没过够瘾。我觉得就跟出去玩一趟一样。后来金涛就学那个中年妇女哭，“天呀地呀”的。
“牛！别瞎学了，那是徐悦悦她妈！”——不知从哪儿传出了这么个消息。我至今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估计不过是源于一句玩笑。
小伙子们却添了兴致，纷纷上厕所，厕所在车厢前边，女生们都坐在前边。我们先是想看看那个又漂亮又厉害的徐悦悦哭没哭，哭起来是不是还那么傲慢，后来则发现，到车厢前边去走一趟，朝女生群中扫两眼，原是一件颇得乐趣的事情。女生中似乎有几个眼边发红，这又让“男子汉”们感到几分优越。“头发太长。”金涛说。徐悦悦并没哭，是件小遗憾。
/四/
火车在大平原上跑，拉着长长的烟和长长的嘶鸣。已经是冬天，车窗外北风刮得凶，树和荒草东倒西摇，愈见荒凉了，愈感到离北京远了。土路上慢吞吞地走着一辆马车，赶车的抱着鞭子，下巴缩到领口里。马车上还坐着个孩子，两只手尽力往袖筒里插。弯曲的土路通向远处一个村落。这会儿我想了一下家，想了一下母亲，也并没想得太久。
我心里盼着天黑，盼着一种诗境的降临。“在九曲黄河的上游，在西去列车的窗口，是大西北一个平静的夏夜，是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还有什么塞外的风吧；滚滚的延河水啦；一群青年人，姑娘和小伙子怎么怎么了吧；一条火龙般辉煌的列车，在深蓝色的夜的天地间飞走，等等。还有隐约而欢快的手风琴声，等等。想得呆，想得陶醉。
嗐，你正经得承认诗的作用，尤其是对十六七岁的人来说。尤其是那个时代的十六七岁。
当然，发自心底想去插队的人是极少数。像我这么随潮流，而又怀了一堆空设的诗意去插队的就多些。更多数呢其实都不想去，不得不去罢了；不得不去便情愿相信这事原是光荣壮烈的。其实能不去呢还是不去。今天有不少人说，那时多少多少万知青“满怀豪情壮志”，如何如何告别故乡，奔赴什么什么地方。感情常常影响了记忆。冷静下来便想起本不是那么回事。
延安对我确有吸引力。不过如果那时候说，也可以到儒勒·凡尔纳的“神秘岛”去插队，我想我的积极性会更高。我那时既不懂发愁，也不太去想什么前途，一切单凭兴趣，随潮流。
第一回听说“插队”这个词，是在一九六七年秋天。那年我十五岁。听说有几个高中同学自愿去东北农村插队，户口也迁去，城市户口换成农村户口，不挣工资，挣工分，一辈子。
“光靠挣工分？”
“废话。”
“跟农民一样光挣工分？”
“多——新鲜！”或者，“多新——鲜！”
我问仲伟：“你去吗，要是你？”
“到时候再说。你呢？”
“去不了工厂再说。牛，你去吗？”
“不去！”金涛正满嘴嚼着江米条。
那时我们几个正在清华园里闲逛。“文化革命”开始不久，学校里的伙食质量就下降，接近忆苦饭水平，我们这些住宿生就建立了“补养大军”，经常浩浩荡荡光顾清华园里的食品店。大家都不阔，无非是每人一包江米条，一毛一，一两粮票，或者一包炸排叉，价格同上。嘴里嘎吱嘎吱响亮地嚼，在清华园里逛。瞧见大字报就看大字报，碰上批斗会也听一会儿批斗会。有时正赶上哪位首长来清华下指示，就挤上去拼命看个明白。事后金涛就吹嘘，那位首长跟他握了手或者差点儿要跟他握手，大伙就说：“牛！”金涛就粗着脖子讲当时的细节，大伙还是说：“牛！”因为每一回首长都差点儿要跟他握手。嘴里的东西嚼完了，一伙人依然晃晃悠悠地走，有人把包装纸揉成团，随便别在路边哪辆自行车的辐条上。
“文化革命”已经进行到费解又散漫的地步，我们都是逍遥派。我们几个既非红五类子弟又非黑五类出身，因而不是敌人，也不想找麻烦去与人为敌。这大约正是由阶级地位所决定。为此心里由衷的惭愧。何以解惭愧？唯有读马列的书。便认认真真地读了些马列经典，条条杠杠地在书上画，像过去背外语单词般地记住了很多。有机会与人就当下的什么事辩论起来，就知道那书没有白读，惭愧少了些，添之以骄傲。在辩论中取胜的方法有二：一是引出大段大段与自己观点合拍的马列的话；一是引出大段大段与对方观点类似的托洛茨基的话，考茨基、布哈林、杜林等人的话。这就看谁功夫深了。只要你能不断大段大段地引出，对方必定就心虚害怕，旁观者也不由得站到你一边。
不过去插队之前，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千方百计找一本本“毒草”来读，当然得说是为了批判。再就是到圆明园的小河沟里去摸鱼。我们学校在圆明园旁边。通常是和仲伟、李卓、金涛，我们四个，在小河最窄的地方筑起两道坝，小河很浅且水流速度很慢，用脸盆把两坝之间的水掏干，可以摸到鲫鱼、黑鱼、小白鲢、泥鳅，有时还能抓到黄鳝。鱼都不大，主要为了玩。一九六八年秋天，正是我们摸鱼的兴致高涨之际，传开了一个消息，说是谁也别做梦想留在北京当工人了，都得去插队，连大学生和出身好的人也得去。“谁说的？”“多——新鲜！”“真的？蒙人是什么？”“孙子！”这有点儿让我失望，我满心盼望当了工人以后自己能有点儿钱，能买一双“回力”球鞋的——那是当时的中学生们最以为时髦的鞋，十块多钱一双，在当时算很贵。“都去哪儿？”“全中国，哪儿都去。”“都得去？”“不错，拍拍脑袋算一个。”这还有什么可说的？
“报名了？”母亲问我。
“报了。”
“去哪儿？”
“东北内蒙古山西陕西云南，没准儿。”
母亲呆呆的。
“给我钱吧，我去买插队用的东西。”
我买了一只箱子，几身衣服，一顶皮帽子，终于买了一双白色的“回力”鞋。我妈也没说我。没想到这竟是个机会，我妈忽然慷慨起来，无论我想买什么，她都不再嫌贵，痛痛快快地掏钱。好像一夜之间我成了大人，让你觉得单为这个去插队也值得。我醉心于整理行装，醉心于把我的财产一样一样码在箱子里，反复地码来码去。有机会我就对人说：“我要走了，插队去，八成近不了。”我妈开始叹气，开始暗暗地落泪。好多成年人对此也都叹气，或流露出叹气般的表情。我也迎合以煞有介事的叹气，手里摇着箱子钥匙，端详着那只箱子作沉思状，觉得那样才更不像个孩子了，才更像要出远门去的样子。后来定了去延安。我妈一天说好几回“毕竟那是老区”，眼泪少了些。我却盼着走，盼着“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盼着“在那春光明媚的早晨，列车奔向远方”……以后呢？管那么多跟老娘们儿似的！我总觉得好运气在等着我，总觉得有什么新鲜、美妙的事向我走近了。
/五/
分组的方法，新鲜而且美妙：一个村子一个知识青年小组，每个小组都是按男女生名额各半分配的。这是什么意思？又宣传什么“安家落户”，又是这么个分配法。十六七岁的“男子汉”群中起了骚动，爆发了一阵抵抗：“我们组只要男生，光男生就够了！”“好家伙，这得腻烦死多少人哪。”“我们可不负责养活她们！”……其实掩盖着某种兴奋和激动。掩盖得又很拙劣，因为抵抗得并不顽强。姑娘们当时怎么想，我不知道。现在想来，十六七岁的“男子汉”都憨直，又想在姑娘们面前显显能，又不愿意承认异性对自己的引力，欲盖弥彰。好在十六七岁的姑娘们还看不穿这些，否则就不会又喊又跳，气得要哭了。
也许是因为那个时代，也许是那个年龄，我们以对女性不感兴趣来显示“男子汉”的革命精神。平时，我们看见她们就装没看见，扭着头走过去。不过总是心神不安定，走过去之后要活动活动脖子。她们迎面碰上我们多半是低下头——也许这对脖子要好一些。
袁小彬不同凡响，他是为了刘溪才去插队的。刘溪是我们班一个女生。小彬本来可以去当兵，他爹是高干，老战友遍天下。当兵在当时是最难得的，比进工厂还让人羡慕。这小子却偏要去插队，跟家里也吵翻了，住在学校不回去。一开始我们还直劝他：“至于那么革命吗，驴奔儿！”他光说他觉得插队挺有意思。
小彬那时身高已经一米八六，块头也大，外号“大驴奔儿”或者“驴奔儿”，干事从来不同凡响，愣。“文革”前有一回上体育课，全班在操场上站好队，体育老师说：“女同学例假的出列。”四五个女生站出去。男生队伍里便隐隐有不满的唏嘘声。已经不是第一回了，近来体育课上总发生这事。忽然小彬也站了出去。体育老师一愣：“你什么事？”“请例假。”回答得很有底气。体育老师直发蒙。“凭什么光让女生请，不让男生请？”小彬问得有理。女生都低下头悄悄笑，互相使眼色。这更把男生都激怒了。老师只好说：“她们身体不好。”“我们身体也不好！”男生群里嚷开了，说肚子疼的，说脚崴了的，闪了腰的。“她们怎么了？往食堂跑时比谁都快！”“再说，身体不好才应该锻炼锻炼呢！”一个个又都正义凛然。那节体育课没上成，一直吵。那时我们真太小了。那时没有性教育，也没人给讲生理。
这回我们还以为驴奔儿是在犯愣。事情是这么败露的：刘溪和我们分在一组，小彬也要求分在我们组，可“光荣榜”公布时，刘溪的名字被错写到别的组去了，小彬于是也要求调到那个组去，等到工宣队批准他调过去了，光荣榜上的错误又被改正，小彬又要求再调回来。“男子汉”们对此类事从来反应灵敏。
“干吗刘溪上哪个组你上哪个组呀？”
“嘿，看来你主要不是想跟我们哥儿几个在一块儿。”
“驴奔儿，你多半儿看上刘溪了吧？”
“看上了就说看上了，哥几个给你保密。”
这是件开心事，小伙子们都聚拢来，眼里闪着异样的光彩。我们以为驴奔儿肯定会否认，会赌咒发誓说他没那么想。可这家伙不吭声。
“是不是为了刘溪你才不去当兵的？”
“说话呀驴奔儿。肯定保密，说话算数。”
“真的，”我对所有在场的人说，“就这几个人知道，谁说出去大伙一块儿治他。”
大伙都说，谁说出去谁是孙子。
小彬点头承认。
我们原以为可以大笑一场的，可是预备好了的笑容都在脸上凝固、消失，气氛竟然严肃。小彬眨巴眼睛，长出气，似乎求所有人原谅。大伙面面相觑。我觉得心里有些乱。金涛说小彬够意思，对咱们够信任的，咱们得挨个保证不说出去。于是在场的人都很感动，纷纷指天发誓，像真正的男子汉那样安慰小彬，说刘溪也没什么了不起，这事能成。还有人说，谁早晚都得有这事，怕什么的？
那天下午，我、仲伟、李卓、金涛又去圆明园摸鱼。已经秋深，小河上漂着金黄的落叶，像一条条小鱼悄然游去。四个人兴致都不高，都说水太凉，光是坐在岸上把搪瓷脸盆敲得叮当响。谁都不说起上午的事，不说起袁小彬，也不说起刘溪。中午仲伟曾特地跑来跟我说：“哎，刘溪可是‘井冈山’的。”我明白他的意思——袁小彬是老红卫兵的，和刘溪是对立派。我没理他，我那会儿不怎么高兴，心里无端地乱。
圆明园的秋天色彩缤纷，树林静静的。
远处的红楼是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教室。我记起阳光投在黑板上，白杨树的影子在那儿摇，老师用教鞭敲着黑板：“注意啦，注意啦……”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金涛说：“嘿，犯什么傻呢，赶紧再摸一回吧。”
“真的，下个月就该走了，再摸一回吧。”
仿佛单单是摸鱼这件事，使我们感到了一点儿离别的味道，感到了一点儿人生的严肃。我们在小河上筑坝、淘水，摸了不少鱼，摸到很晚。月亮出来的时候，我们坐在小河边搓着冻麻了的腿和脚，又觉得很快活了。鱼在水盆里翻着银光，“扑棱扑棱”想往外跳。仲伟说：“小彬跟刘溪可不是一派的。”金涛说：“那有什么新鲜的，我爸跟我妈就不一派……”
/六/
十六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有一回李卓从美国来信还提到当年在圆明园摸鱼的事。他在读博士。他说他买了一辆旧“丰田”，很便宜，暑假里开着车出去旅游，从芝加哥到亚利桑那，看了科罗拉多河大峡谷。“可惜没有咱们那哥儿几个在一块儿。”他说。他说美国实在是很不错，可他每一秒钟都忘不了那是人家的。他说等他回国后，“咱们哥儿几个也来一次旅游，回清平湾去看看。”我说别忘了，那会儿你就没有“丰田”了。
从北京到清平湾有两条路。一条是走西安，那条路好走些。另一条路是走太原，走介休，然后换汽车从军渡过黄河，到绥德歇一宿，再换汽车到永坪，下了汽车再走三四十里山路。插队那些年我们多半是走这条路，难走，却能少花几块钱。这条路建筑和保养得都差，逢上雨雪，汽车说不定在沿途的哪个小镇子上就走不动了。我们就花三毛钱在车马大店的长炕上找一个位置，盼着天晴。三毛钱只够在那条长炕上躺直，没有铺盖；走这条路原本是为省钱，当然不舍得再花五毛钱去租一条油光光的被子。
去年回清平湾去，当然走了头一条路。
同行的几个人连背带抱把我弄上卧铺车厢。我平生头一回坐卧铺。追溯到上一回坐火车，还是在插队的时候。
北京站没有什么变化，和十六年前去插队的时候差不多。不过站台上人群的色彩变了。那时候都是蓝的、灰的、国防绿，如果见一点儿红色，确定无疑是袖章或者语录本。现在处处是披肩发、牛仔裤、国际流行色。不过十几年罢，历史的脚步不算慢。换一种说法也对：十几年啦！还不算慢？还要怎样才算慢？我是想：历史以自己的脚步在向前走，旁若无人。
火车又很平稳地起动了。仿佛就在昨天。
于是眼前渐渐开阔。火车行驶的声音在旷野上散开，也显得弱小、轻飘。
凡是树木茂盛处，就是一个村落。
村子里的人见了火车头也不抬。
在我们那儿，不少老婆儿连汽车也没见过，更别说火车。清平湾不通汽车，要看汽车得翻两架大山到几十里外的小镇上去，那些老婆儿们的三寸金莲又走不动。套上驴车专程去看一回吧，她们又觉得那太近奢侈和浪费。她们倒都见过飞机，是胡宗南的轰炸机。
同行的几个人都说，命运其实不公平。在太行山当过兵的那个说，他家请了个小保姆，从安徽农村来，十七岁。有一回他在这屋里写东西，偶尔到那屋去找一本书，见那小保姆正在穿衣镜前做一个舞蹈姿势，显然是从电视里学的，学得确实很到家。他说他马上想起在太行山时认识的一个小女孩。那时他们时常给邻近的老乡演点样板戏一类，他能拉两下子小提琴，那女孩就来缠他，央告着也让她拉两下，“看我拉得响不。”这孩子颇有灵气。他离开太行山时，那孩子拉得已经不比他差。“可惜没有个像样的老师教。”他说，“那孩子现在也得有十七八了。”然后他又细推算一回，说哪止十七八呀，他离开那儿已经十五年，那孩子应该已经出嫁，没准儿都成了孩子妈。
一伙人又都感慨：人不知道被命运安排在哪儿，又不知道为什么被安排在那儿。
我于是想起明娃。
/七/
有一年明娃和明娃妈跟我们一起到北京来，给明娃治病。母子俩都头一回坐火车，头一回见平原，一天一宿不睡也不困，扒着窗口往外望，说，“受苦也这搭儿价受哩，麦种得够咋稠。”说，“做牲灵也要在这搭儿做哩，一满是平川地。”正是清晨，广阔的平原上阳光渐渐铺开，雾气也变得辉煌。明娃却忽然叹气，说：“今生不顶事了，不胜早些儿死下再托生。”明娃妈眼角的皱纹立刻都散开，沉了脸怨他：“又瞎说哩！”散开的皱纹都是一道道白痕，因为那儿太阳晒得少些。我们也劝明娃别胡想，来北京不正是为了把病治好么。明娃再不言传。母子俩都不再说话，望着窗外，窗外仿佛全是虚空。
明娃的病是先天性心脏病。
才到清平湾时，我们自己的窑洞还没有，就先住了明娃家一眼旧石窑，在村头那面高高的土崖上，离崖边二三十米，终日听见清平河的水声。明娃的大19，叫“疤子”，不记得他的学名。陕北话管麻子叫疤子。明娃妈也叫疤子婆姨，叫个什么凤英或者什么玉英。明娃是老大，下面六个都是小子，排几就叫几元儿。
明娃若生在北京，至少不会那么年轻就死。生在我们那地方，除去是动弹不得，总就是个受苦20吧。山里的苦都不轻，就是跟在牛屁股后头打土坷垃，你也得抡着老镢慌慌地走；一个成年劳力打土坷垃，要跟得住三四簇牛。十七八岁往成年劳力过渡，最要付出大气力，别人不情愿承认你长大了，不情愿给你记十分工。明娃正是这年纪，拼着命想挣十分工。除非你在体魂和力气上先就压倒了许多成年劳力，否则就难。明娃长得不矮，却叫病闹得瘦。收工时众人纷纷往回村走，他要站在地头喘一阵气，拄着镢把，嘴唇没有血色。后走的人劝他不要贪图着工分倒把身体垮了，他便硬充着笑，说“咋也不咋”，连着喘，声音低得像在对自己说。
书上这么介绍我们那儿：地表破碎，梁峁起伏，沟壑纵横。黄河沿岸地带，山梁狭窄，坡陡沟深，基岩裸露，形成峡谷峭壁……
据说是风把黄土搬来，成了那一片纵横几千公里的高原，水又在漫长的年月里把它们切割得破碎。一九六九年初去的时候，浩浩荡荡几十辆卡车，扬起几里滚滚黄尘，“哼……哼……”地在高原上爬。人蜷在车棚里颠。不久看见了窑洞，一排排很革命的样子，大伙都慨叹。一会儿又见了羊群，拦羊老汉披着老羊皮袄，大家又都从心里崇敬，冲老汉招手，老汉却只顾了他的羊群。然后又看见了戴白羊肚手巾的人群拥在塬畔上，木然且疑惑地看我们的车队，我们又冲人家招手，人家仍旧木然且疑惑地站着。塬地平坦而开阔，就像平原，一望无际。忽然，汽车仿佛开到了大地的尽头，平平的塬地斧砍刀劈般塌下去一大片深谷，往下看头晕目眩。深谷中也有人间，炊烟袅袅，犬吠鸡鸣，牲灵和赶牲灵的人小得如蚂蚁在爬。越往北走这样的深谷越多，越大，渐渐不见了平地，全是起伏不断的山梁。然后到了延安。然后发现宝塔山并不“巍巍”，延河又因在冬天不能“滚滚流”。然后遇见有人朝我们伸来饭碗，被带队的县干部吼开。我心里的诗意遭了挫折。李卓在牙间“咝——”了一声，歪着脑袋想了半天。
到了我们县境内。在小镇上下了卡车，带队的县干部问，是歇一宿再走那几十里山路，还是现在走？男男女女都赛着英雄，说来也来了，就再不怕什么，现在走就现在走。几个干部引上我们走，翻了山又过沟，过了沟又翻山，说是寻一条近路。几十个老乡扛上我们的行李，迈着骆驼一样的步伐往山上爬；哪一件行李都有七八十斤重。山都又高又陡，一样的光秃，羊肠小道盘在上面。半天才走下一道山梁，半天才又爬上一座山峁，四下望去，仍是不尽的山梁、山峁、深沟大壑，莽莽与天相连。
山顶上却都是平整整的松土。仲伟喘着问我：“这上面还种庄稼？”“不可能。”金涛说，也喘。女生中也有人问：“这么高的地方还种东西吗？”“是风刮的吧，这么平？”老乡们笑起来：“有那来便宜的风？还要往这搭儿送粪哩！”“怎么送？”“人担哩嘛。”“种什么？”“麦。”“亩产多少？”“两三斗。”“是多少斤？”“合上七八十斤。”“一亩？”“嘛。”“一亩才七八十斤？！”“噫！那就拔尖，还要赶上好年成。”行了，这下弄懂什么叫“傻眼”了，都默默地低下头走，不知是这些老乡在骗我们，还是临来时学校的工宣队骗了我们。腿下于是沉重起来。那翻松的土地上确实长着麦苗，阵阵山风吹得它们发抖。
疤子撅着屁股“吭吭”地走，扛的正是我那只装了书的箱子。我知道那箱子有多沉，里面装了不少精装的马列经典和文学的、哲学的名著。心想既是走入社会，以后当然要想些正事，不能再去想摸鱼了。疤子不知道他正扛着那么多思想和主义，似乎也奇怪这不大的箱子何以会这么沉。看他额头上渗出汗来，我也绝没胆量说一句“让我来扛一会儿”，我只是惭愧地问：“沉吗？”疤子眼角上、额头上立刻堆起笑纹，“咳呀！”他说，然后满脸笑纹一直保持着，扛着箱子愈走愈欢。半天他才又寻出一句话，问我：“北京起身呀是？”我说是从北京来。“咳呀！”他说，满脸笑纹又一直保持着，努力想，却再寻不出别的话。“多会儿回？”另一个老乡问。我说不回去了，以后就在清平湾。“咳呀！”所有的老乡都喊起来，笑个不停，仿佛听见了鬼话。
这“咳呀！”含意很多，与北京话中的“没治了”略似，说好说坏，是惊讶，是嘲笑，还是赞叹、羡慕，得视具体情况定。到清平湾第二天，早晨一睁眼，炕沿前已经站满一排人，老汉、娃娃、后生。那儿的人习惯不敲门就进窑里来串。一排脑袋瞪着一排眼睛，正“咳呀咳呀”地轻声慨叹。捏捏厚厚的铺盖，“咳呀！”摸摸照得出人影的箱子：“咳呀！”捅捅李卓的半导体，不知道能派什么用场，又都“咳呀！”仲伟的假牙放在窗台上的漱口杯里，一排人轮番看过，都不言传了。一个老汉悄声问：“什吗价？”一个后生回答：“不晓球。”疤子挤到前边，看了说：“球——狗牙。”我们都笑得醒过来，知道不能再睡了。疤子还在争辩：“人说公社里姚书记家婆姨，年昔肚子疼得一满不行，到西安换了节狗肠肠。嘛，尺二长！”他歪着头比画，把周围的人都看一遍，看有敢对此表示怀疑的人没有，脸上的麻子全变红。“这事我晓得哩，”一个老汉做证说。那老汉像是在众人里有些威望。
李卓开了半导体，音乐一响，满窑又是“咳呀咳呀”的惊叹声。婆姨、女子们原都远远地站着望，这时也不顾了，进到窑里来贴墙站着，几个小女子悄悄地互相推搡。那是清平湾的人头一回见到半导体——那么一个小东西却能唱得那么红火。
/八/
疤子那年三十七岁，看上去像有五十。疤子是不大会发愁的人，或者也会，只是旁人看不出。他生来好像只为做两件事，一是受苦，一是抽烟，两件事都做得愉快。担粪上山，众人的筐更像盘子，疤子的筐却如一对坛子。他光记得力气用不完，却忘了多出力要多吃饭，窑里的粮却有限。明娃妈骂他“憨脑”，他坐在碾盘上“咝咝”地抽烟，仿佛研究烟的道理。明娃妈三十五。这年龄要在北京，尚可飘飘扬扬地穿一身连衣裙。明娃妈已经有了七个儿子。山沟里生孩子，随便找把剪子就把脐带剪断，死亡率很高。明娃妈倒是生了七个就活了七个。除去明娃，个个都活蹦蹦的，结实着哩。冬天的早晨，雪刚停，五元儿、六元儿站在窑前撒尿，光着屁股在雪地里跳，在雪地里嚷，在雪地上尿出一排排小洞。晚上，一条炕上睡一排，一个比一个短一截，横盖一条被。这时候明娃妈就坐到炕里去，开始纺线或者织布。油灯又跳又摇，冒着黑烟。疤子或者一心抽烟，或者边抽烟边响起鼾声。
“人说黑市上粮价涨了。”明娃妈说。那时私人卖粮是犯法的事。
“噢。”疤子应道，停了鼾声。
“卖上几升玉米吧。”
“噫，窑里吃甚？”
“卖了玉米换些红薯回来。”明娃妈盘算，这就又能余下些钱。
明娃睡不着了，又为自己只挣七分工心焦，起身到我们窑里来。袁小彬和金涛正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事在喊，我和李卓也不时参加进去。那时我们开始想些正经事了。小彬一上手就读《资本论》。我和李卓想，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或许更实用。仲伟每晚都拉小提琴，偶尔给我们评判一下谁说的更合逻辑，然后吱吱嘎嘎地拉，每日都不见长进。明娃却如一首梦幻曲，无声地在灶火前坐下，无声地往灶膛里添柴，瘦削的脸上光剩了眼睛，火光在那儿闪亮，又在那儿熄灭。
半夜起来出去撒尿，还听见明娃妈的织布机声，看见窗纸上印着她的影子，头发垂在脸边顾不上拢。
在她手里，你看不出有什么东西需要花钱买。线，自己纺的；布，自己织的；鞋和衣裳都是自己做；油，自己出，把麻籽儿炒了，再放大锅里熬，慢慢地麻渣沉下去，青亮亮的麻油浮上来；酱也是自己酿，用麦麸，或者也加些黑豆。单是买些盐。还要买些颜料，把织好的布染黑。钱都抬起21，钢镚儿变票票，小票票变大票票。明娃妈有一桩要用钱的事：去给明娃把病治了，县上不行上延安，再不行去西安，去北京。明娃已经问下婆姨，那女子是三十里外赵家河人。
“咋看到了北京什么病治不了！”明娃妈跟明娃说。在她想来，北京还有治不了的病么。
“治罢病，咱也去天安门看一回。”她故意说得轻松，怕明娃心疼钱。
明娃坐在窑前的磨盘上化玉米，不言传。化玉米就是把玉米粒从玉米棒上搓下来。
明娃妈在纳鞋底，把麻线扯得哧啦啦响。
“不要叫我大炭窑上去。”明娃忽然说。
明娃妈愣一下，继续纳鞋底，只是眼角的皱纹又散成一道道白痕。
“不要叫去。”
明娃妈不搭话。
“不要叫去！”
不去又怎么办？明娃妈停下手里的事。卖猪、卖鸡蛋、卖青油，直能卖多少？治病的钱多会儿能攒够？母亲望着儿子。她有七个儿子，不因为有七个，就对其中的一个爱得轻些。
/九/
炭窑就是煤矿。我们那地方有煤，不过煤层很薄，且分布零散。只是公社一级常组织些开采，设备极原始，称不上矿，叫炭窑很恰当。打一眼井，比一般的水井大些，井口上一个辘轳，也比一般的辘轳大，几个人摇，把掏炭的人吊下去，把掏好的炭吊上来。地下水也是从这井口吊上来——用一张大牛皮兜着，吊上来倒掉。几班人轮番不停地摇辘轳，用肌肉代替吊车，代替抽水机，“哼哼咳咳”地喊。掏炭的人嘴上叼一盏小油灯，攀在绳索上下去，三四丈深到了煤层。巷道只一米来高，又很窄，没有坑木——用不着也用不起。掏炭的人在里头爬，有时要爬几里地，挖一块煤，几百斤，用绳拖在身后，再往回爬。膝盖磨烂了，然后磨出膙子。煤吊上来了，然后掏炭的人也吊上来了，人和煤都湿漉漉的。冬天井口上挂满了冰凌。所谓安全设备，就是地面上有几根不高的烟筒，为通风用，不能没有。
留传下来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哪个人下了炭窑，他就是欠了你再多的钱粮，你也不能去催要了，不然就是逼人去死。下了炭窑就是说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讨饭只是不顾了脸，掏炭却是不顾了命。然而我们在的那些年，这规矩只成了一个传说，实际人们却争着下炭窑。一个人下炭窑，一家人的日子就好过些。下炭窑的人能吃饱，吃白馍，吃小米，吃不掺麸也不掺糠的净玉米干粮，偶尔还能吃一顿大肉，有些萝卜、洋芋。主要是能给窑里挣回些钱。
疤子一直羡慕人家去掏炭，自己没机会。这年疤子的哥哥在公社灶房上给干部们做饭，慢慢跟些人混熟，给疤子争来了这机会。同是走后门搞不正之风，有人给自家的儿女弄得去上大学，有人给自家的兄弟弄个舍命的事做。炭窑上的窑头也看得下疤子，知道他苦好22，厚道，有力气。
明娃妈想，等把明娃治病的钱攒够，就不再叫男人下炭窑。她想，一天总能挣回一块钱，一年三百几，两年下来就再不叫疤子下炭窑去。
/十/
老乡们都烧柴。煤价虽不高，但总要钱买。柴可以自己去山里砍，只要有力气。煤都运到公社，运到县上，运到邮局、医院、商店、车站去。“给公家儿的烧去！”老乡们管挣工资的人叫“公家儿的”，就是公家的儿子。“看给公家为儿够咋美，消消停停倒把钱挣下。”或者“看那些公家儿的咋着意，烧炭火，吃白馍。”话里含了怨气，自然也含了羡慕。所以老乡们的审美标准也与“公家儿的”有关。新媳妇出嫁，要在花条绒袄外再披一件制服棉袄，要在红红绿绿的头巾上再加一顶黑呢子制帽。小伙子去相亲呢？要有一包纸烟，要在上衣兜里别支钢笔。这确实是一条唯物主义美学观的佐证。
“明娃的相好来啦！”听见娃娃们喊，我们都跑去看。纷纷扬扬的大雪落白了群山，让人想起那首打油诗：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娃娃们也喊，狗也叫，呐喊山寂静的小路上下来两个人，前面一个黑的，后面一个红的。前边的头上裹一条白手巾，后边的戴一条花头巾加一顶黑呢子帽，下得呐喊山，走过呐喊坪，朝庄里来了。所谓“呐喊山”“呐喊坪”，就是村子对面最近的山和坪，在那儿呐喊一声全村都能听见，因而得名。黑呢子帽下根本是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小姑娘，胸脯瘪瘪的，头发黄黄的，穿了一身红条绒，怯怯地跟在一个中年汉子身后走，臂弯里㧟个篮，篮子上盖块花布。中年汉子在前边背起手悠悠地迈着大步。一群嘎娃娃追在那小女子身后，问：“寻明娃了是？”“明娃在哩，等得心焦哩。”“给明娃做婆姨了是？”……小女子红了脸紧走，忽然返转身来喊：“看把人家的鞋踩掉了没吗！”娃娃们笑嚷着散开。她弯腰去提鞋，篮子上的花布开了，里面是蒸的白馍，每个馍上一个红点儿。如同北京人串亲戚常拿一盒点心。这就是碧莲，虚岁才十七。
随随站在小学校的窑顶上，两手插在袖筒里。下雪天，他没去拦羊。女生们也都站在小学校的窑顶上。
“随随，你问下婆姨了没？”徐悦悦问。女生们都嘻嘻哈哈地笑。只是跟老乡们说话时她们才这么大方。
“问下啦！”随随一本正经。
“怎么没见过？”庄宁问。
“常来串哩，你们倒没见着？”
“哪个村儿的？”
随随想想：“朱家沟，叫个黑玉英。”
众人都笑起来。
“笑什么你们？”
“照23，”一个老婆儿说，“‘黑玉英’串来啦。”
不远处“哼哼”地晃过来一只老母猪。
女生们都骂，自然是北京妇女界最传统的用词：“流氓！”我们不敢笑。凡女生们参与其中的事，我们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否则她们会以为我们多么希望理她们。她们也只当我们不在场。活到三十几岁回过头来想，才知道。倘小伙子们不在场，姑娘们也不至于那么叽叽嘎嘎嚷得欢。
“噫，敢是没钱嘛！”随随说：“寻个婆姨，没有五六百块不得过去。”
明娃的婆姨六百块。那天疤子又给碧莲大交了十五块钱。交够了数数过门，那儿的规矩。
没想到所谓“老区”“圣地”竟还是这样。倒真是“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如果这一家养的女子多，这家便富裕些。疤子的七个全是儿子，七六四千二百块。幸亏七个儿子不是同时都长大。徐悦悦为这事去找疤子辩论。“你就不给，看他敢怎么着！”“噫，不能不给嘛。”“怎么不能？”“咳呀，你买了人家东西，不给人家钱能行哩？”“你说什么？这是买东西呀？碧莲是人！”“人哩嘛，不喽出六百块？”“你是不是贫下中农？！”徐悦悦急了，要上纲上线了。疤子全然不怵这一套：“贫农咋啦？咳呀，贫农也出得起六百块。”……
那年明娃来北京治病，我们带他看了天安门，照了相，又逛了颐和园、动物园、王府井。病却不能治，大夫说若是早几年或许还可以做手术，现在只好吃些药，多注意保养。明娃妈背着明娃哭了几场，便不吝惜钱，让明娃在北京美美地玩几回，吃几回，买几件像样的衣裳。明娃明白母亲的心愿，便显出高兴的样子，说清平湾的人有几个能像他这样到北京来逛过呢。从北京回去后，明娃妈把攒下治病的钱一回全交给了碧莲大，不久碧莲过了门。明娃妈说，不能让明娃这辈子连婆姨也没有过。一年后碧莲给明娃生了个儿子。这孩子倒很壮实。这孩子一岁多时，明娃死了，死在山里，正掏地便倒在山上，抬回村里已经不出气。明娃妈让那孩子也戴上孝，抱着去给明娃送葬。碧莲哭得死去活来，说她才晓得明娃有这么重的病，哭得众人都落泪……
/十一/
随随家是全村数得着的穷户。
随随的大是个瞎子。据说他三岁上害了场大病。险些送了命，小棺材也打下了他又没死，单是把一双眼睛瞎了。六十年，他没走出过清平湾，也没有成亲。随随是他收养的别人的孩子。窑里短个女人，日子穷半边，衣裳要求人缝，穿鞋要买着穿。
他先前是跟着哥哥嫂嫂一搭里过。他能旋磨，能捻毛线，能担水劈柴，还能铡草挣些工分。一把铡刀，两个人，一个人入草，一个人掌刀。这瞎子掌刀。谁把草入得太长他也觉得出，笑骂一句：“你狗日的懒松！”把铡刀悬在半空不往下落。所以不用担心他会铡到别人的手。每天去饲养场上铡半晌草，挣四分，有时候铡一整天就挣八分，工分全交给哥嫂，自己除去吃穿再无所求，反倒帮助哥嫂把光景过得强些。有个跳大神的巫婆给他说过：“这瞎子四十五岁上能成家哩。”他笑笑，摇头，不言传。是不相信呢？是无所谓呢？还是心想要是那样敢情好呢？众人都没想起问。
常见他一个人半晌半晌地仰着脸，枯瘪的眼窝不住地蠕动。他依稀记得山川的模样。
偏偏在他四十六岁这年，从绥德来了个吹手，提着一把唢呐，带个三四岁的男娃。天黑时，吹手领着孩子走到了清平湾，睡在了呐喊山上的小庙里。吹手病倒了，病得很重。过了两天，要不是那个男孩子哭喊，众人还不晓得呐喊山的小庙里住着父子俩。众人来看时，吹手已经不行了。吹手撂下了一把唢呐和一个孩子，这孩子就是随随。瞎子不顾一切地要收养这孩子，求人去给扯布做衣裳，求人去供销社给称糖，搂着随随不放手。嫂嫂说：“咱再养不起了嘛！”他回答得坚定：“我个人养。”哥哥说：“你能养得活？”“咋啦倒不能？”他心底的父性忽然炽烈地爆发，或者也是母性。众人想起了那个巫婆的话。“咳呀，那跳神的婆姨真格有法哩！”“只晚了一年。”“噫，说周岁瞎子不正是四十五哩？”其实算命哪有论周岁的。“咳呀！”随后人们又都记起，那巫婆说的不是“成亲”，是“成家”。
瞎子从此有了自己的家——他和随随。
他们住在垴畔山后羊圈旁的一眼小土窑里。这窑原来也是羊圈，比一般的窑洞要低矮得多，也没有门窗。众人帮忙在窑口垒起一面土墙，单是两扇门不得不用了些木料；门上边像栅栏一样竖几根椽，算作窗户。土窑洞里昏暗暗的，反正他也无所谓。陕北的土窑造价本来十分低廉，除去做门窗要花些钱，黄土山是足够大，只要你不断向纵深挖掘，便可任意扩大自己的居住面积。
白天他去铡草，随随自己在窑里。窑旁就是牛圈，羊羔羔也盼着老羊回来。随随蹲在栅栏外，羊羔站在栅栏里。随随拔些青草喂羊羔，羊羔在圈里又蹦又跳，随随在窑前又滚又爬。羊羔羔比随随长得快。
瞎子把草铡得更细、更好，怕丢了这营生。铡下的草喂大了多少头牛，铡草的人靠这营生养活随随。按平均一天六分算，三百六十天不误一个工，一年下来刚好不用再给人家交粮钱。再有用钱的地方呢？年复一年总是欠着债。他盼着随随长大。随随给他带来了无穷的欢乐，因为随随不是管别人而是管他叫大。
村里的人都叫他瞎老汉。大人们这么叫，娃娃们也这么叫，语气中绝无讥嘲，却是含着亲近和尊敬。
“瞎老汉，哪搭儿去？”娃娃们喊。
“哪搭儿也不去。”他说。
“哪搭儿不去你走得可慌慌价？”
“，我在这崖畔上望望。”
人们不以为奇怪，甚至相信他能看见明眼人看不见的东西。
那土崖有五六丈高，刀削般陡峭的崖面上有野鸽子在那儿做窝，长着几株葛针和黄蒿，清平河常年在它脚下流。这高高的黄土崖是清平湾的标志和象征。远路回家来的人，翻山越岭，山转路回，忽然眼前一亮，远远地先看见那面土崖。离家去谋生的人，沿着川道走出几里远，回头还望见这土崖，望见亲人站在崖畔上。正如歌中所唱：他哥哥就在大路哟子边，干妹子就在崖畔上哟嗬站。或者：走一回三边买一回盐，小妹妹想你在崖畔上看。
不知道瞎老汉能望见什么。
土崖有时候塌方，依着山势，越塌越显得高峻。轰隆一声，几十吨黄土塌下去，把清平河都变黄。瞎老汉每天都爬上崖去，众人担心他迟早会蹚下去，却不知道他靠了什么神灵指点，再走一步就要掉下去的时候他停下来。六十年了，清平湾的每一寸黄土他都清楚。他站在崖畔上，或者坐在那儿，默默地长久地面对群山。“花脑”蹲在他身旁，也那么无声地瞭望。“花脑”是一只小母狗，浑身黄土色，脑袋上有些黑斑。
“做什么哩，瞎老汉？”娃娃们又问。
“什么也不做。”
“能照见随随哩？”
他很有把握地笑笑：“随随在苦行山梁上。”
随随长大了。小时候跟羊羔羔一搭耍，谁想长大了也拦羊。随随十五岁上就拦起队里一群羊。拦一群羊挣八分，包工，无论老少。若是早晨再上山受一阵苦，一天就能挣十分。随随想早些承担起做儿子的责任。
“你咋晓得是在苦行山上？”
“这程儿又上了葫芦峁。”
众人说，这父子俩有神神给传话哩。随随投错了胎，随随当根儿就是瞎老汉的儿哩。老天爷不晓咋价闹混乱了，一照，噫，咋看弄成了个甚？咋差那吹手把随随送了来。
苦行山和葫芦峁离村里少说有五六里远，瞎老汉却说他听见了随随的吆羊声和歌声。
“这程儿随随又到了哪搭儿？”
“往窑里回啦。”
山背洼里的阴影爬高了，夕阳把群山的峰顶都染红。
娃娃们都回家了。瞎老汉还坐在崖畔上。
野鸽子也归巢了，在他脚下飞，“咕咕”地叫。
村里便处处升起晚炊的薄烟。
忽然“花脑”兴奋地叫起来。顺着落日最后的余光，呐喊山后隐隐传过来山歌：
不来哟就说你不来的话，
省得一个蓝花花常等下。
你要来哟你早早些儿来，
来迟了蓝花花门不开。
这是陕北民歌中最有名的一首，男女老少都会唱。蓝花花是个胆大又苦命的女子。
瞎老汉便又想起随随到了该寻婆姨的年纪，可窑里没有钱。他近两年常为这事心焦。
梳头中间亲了个口，
你要什么哥哥也有。
不爱你东来不爱你西，
单爱上哥哥的二十一。
黑的山羊，白的绵羊，从呐喊沟里转出来，“咩咩”地叫，有的嗓音低沉喑哑，有的高亢娇嫩，像是散了什么集会。随随出现在呐喊山的山腰上，挥起羊铲喊一声：“花脑儿——来！”那只狗又蹿又跳下了土崖，摇着尾巴迎过河去。
瞎老汉站起身，往窑里回，心里依然盘算着钱的事。随随大了，光景本该好过了，可他却老了。他近几年身上总是难活24，不是这搭儿就是那搭儿，常出些毛病。唉，老了，球势了。胃里准也是有了病，在饲养场上铡着草，常就吐下一摊摊酸水，夜里心口疼得一满睡不成，随随拉上架子车送他到公社、县上都去过，闹糟蹋了钱，不顶事。
羊都进了圈，天完全黑了。随随回到窑里，瞎老汉已经做熟了饭。天天是这样，随随“一五一十”地把羊放进圈去的时候，还听见自家窑里“呼嗒呼嗒”的风箱响，进得窑来瞎老汉正把饭菜摆上炕。因为这饭菜太简单——半瓦盆豆钱饭，抓上一把盐，再有一小钵辣子。随随点上灯，小油灯只照亮半个炕。父子俩盘腿炕上坐，喝着比清水稠很多的豆钱饭，“吸溜吸溜”地响。
这会儿清平湾家家户户都是这响亮的“吸溜”声。那些年人们已经忘记了晚上也可以吃干粮。
“大，叫你做些白面嘛。”
“想吃白面哩？”
“球，我吃甚也能行。你不要今儿黑地又闹得睡不成。”
豆钱饭就是把黑豆在碾子上轧扁，然后兑上充足的水，熬成粥。也叫钱钱饭。因为黑豆轧扁了样子像钱吧？人缺什么想什么，什么都不缺的就写一条“艰苦奋斗”的字幅挂在客厅里。
“夜来黑地心口疼得好些儿没？”
“好些儿。”
“玄谎哩，我听着你又吃止痛片。”
其实这药对胃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可这是老乡们的“万应灵丹”，不管什么病都先吃止痛片。一则便宜，二则累了一天浑身都酸疼，吃一片可以解乏，无论什么病也就仿佛见轻。
“再不好，秋后卖些粮上延安去。”
“冬里饿死去？”
“今年年成差不多儿。”
“几时给你问下婆姨，几时我的病才得好。”
常就是说到这儿没了话。响亮的“吸溜”声。勺子刮得瓦盆底响。灯花“嗞嗞剥剥”地爆。
/十二/
随随想起后晌在苦行山梁上遇见英娥的事。苦行山离沙家沟不远了，山那边就是沙家沟的地界。那程儿随随正攀在半崖上砍柴，听见有人喊：“谁的羊！吃上黍啦！”黍就是高粱。随随循声望去，见山洼洼里走上来个女子，穿的崭新的一双红条绒鞋。是英娥。随随认得英娥，英娥认不得随随。她常来清平湾串亲戚、是刘志高家婆姨的妹妹。刘志高家婆姨，被认为是全村年轻婆姨当中最漂亮最能干的一个。英娥更俊，腿长，身上很丰满，又不像她姐姐那么太显得壮。英娥又喊：“拦羊的死到哪去啦！”随随生性嘎，便唱：“你妈打你不成才，露水水地里穿红鞋。”
英娥气了，骂开：“哪庄里的个黑皮，羊吃了人家的黍，还逞什么哩！”
随随装作没听见，又唱：“你穿红鞋坡坡儿上站，把我们年轻人心搅乱。”
“噫，看把你能的！这号酸曲儿谁解不开？”
随随再唱：“我穿红鞋我好看，与你们旁人球相干。”
英娥咯咯地笑开了：“没眉脸！”
“哪搭儿去？”随随问。
“你管！”英娥又板起脸。
随随吆喝了几声羊，返转身去砍柴。英娥仰着脸看随随。
“你是哪庄里的？”英娥问。
“你管！”
“谁管你咧！”英娥说，却不动，依旧仰了脸望随随。
“不说我也晓得哩，敢是马家坪看王康儿去。”
英娥腾地红了脸，但立刻又现出怒气：“谁去！看他哩，看个鬼！”
“那你这程儿哪去？”
“在这洼洼里寻菜哩嘛。”
“寻菜哩？‘六月里黄瓜下了架。巧口口说下哄人的话。’”随随又唱。
“谁哄你！”英娥把臂弯里的篮子举给随随看，里面果然是些苦苦菜。
王康儿随随认得，那人实在是长得丑。随随记得听刘志高说过，英娥不情愿那门亲事。随随也觉得王康儿实在配不上英娥。不知为什么随随却说：
“王康儿给你捎话来，想你想得难活下了。”
“爬远！”
“大青石上卧白云，难活不过人想人……想你想得眼发花，土坷垃看成个枣红马。”
“爬球远远的！”英娥一扭身下了山坡。
随随纳罕：英娥的声音里怎么会带了哭腔。他独自想了一阵，似乎有些觉悟。
这一夜随随睡得很迟。
“花脑”卧在窑前，不住地耸耸鼻子，空气里似乎有什么诱人的气味。
千山万壑都浸在月光里，像一张宽大无比的牛皮纸揉皱了，又铺展开。寂静的星辰挨着寂静的峰峦。
清平河水夜里也不停歇，在月光下赶着路程。
老绵羊半夜里咳嗽，声音就像人。
窗纸上有个窟窿，正看见一个又圆又远的月亮。随随又想到窑里没有钱，又想到他大的病要赶紧治。而像英娥那么好的婆姨，没有一千块钱就怕问不下。
“花脑”仰天长吠几声，那声音颤颤的有些古怪……
第二天随随早早起身去拦羊，心里慌慌的又上了苦行山。英娥已经在那山洼里，依旧穿了那双耀眼的红条绒鞋。“我晓得你是哪庄里的了！”“你比你姐姐还能！”这一天两个人再没说旁的话，都感到对方炽热的目光。
第三天两个人又都来，一个拦羊，一个寻菜。
白格生生脸脸太阳晒，
巧格溜溜手手拔苦菜。
白布衫衫缀飘带，
人好心好脾气坏。
第四天……第十天，两个人还都来。
洋芋开花土里埋，
半崖上招手半崖上来。
打碗碗花就地开，
有什么心事慢慢来。
以后两个人便常见面，在苦行山，在葫芦峁，在随随拦羊的每条小路上。随随拦羊净往沙家沟近处走。
一对对山羊串串走，
谁和我相好手拖手。
人人呀都说咱们两个好，
阿弥陀佛天知道。
百灵子雀儿百灵子蛋，
谁不知道妹子没好汉。
百灵子雀儿百灵子窝，
谁不知道哥哥没老婆。
三十三颗荞麦九十九道棱，
妹子虽好是人家的人。
蛤蟆口灶火烧干柴，
越烧越热离不开。
……
/十三/
好了，我的想象过于浪漫了。事实上也许完全不像我想象的这样。事实上我们到了清平湾的时候，随随和英娥的罗曼史已告结束。我的想象是根据了村里的传说和陕北动人的情歌。
去年回陕北去，一路上我这想象逐渐清晰，便讲给同行的六个人听。大家都被这情歌打动，有老婆的想起了老婆，没有老婆的便说应该赶紧找了，不然日子有点儿难熬。那位“太行山人士”也说这歌词歌曲实在作得太好，然后又不失时机地讲起他的太行山，希望他认识的那女孩不要有英娥似的命运。他已料到英娥和随随的事不会成。
但无论如何那是清平湾历史上有数的几桩自由恋爱之一，而且确实极富浪漫色彩。人说，“砍柴时见二人在苦行山洼里走哩。”“见随随把英娥捉起亲口哩。”“英娥睡倒在随随怀里，咋才叫羊把沙家沟的黍闹糟蹋啦。”随随是在拦羊时与英娥建立和发展了爱情，这一点确凿无疑。
一九六七年冬里英娥嫁到了马家坪。王康儿是个老实人，心里明白英娥看不下他，便连话也很少敢跟英娥说，一个人不吭不哈地受苦、做饭、喂猪，有了钱给英娥买衣裳。英娥不穿他买的衣裳，也不给做饭，也不让他跟她一块儿睡。英娥还是常往随随拦羊的路上跑。于是英娥娘家的人就跑到随随窑前来骂，把瞎老汉也捎上，说：“叫你跟你大一样把眼窝瞎了！”随随急了，抄起老镢跑出去，说：“你狗日的骂谁哩？谁的事说谁的事！”众人把双方拉开。王康儿家的人告到了公社，公社里来人把随随叫去整治了一顿。英娥听说了便要寻死。据说水银吃了能死人，据说镜子背后涂的就是水银，英娥就刮了镜子背后的“水银”吃，不顶事。她以为那层红的涂料就是水银。她又把镜子摔了，用碎玻璃割脖子，被众人发现拽住。随随也想过死，但又想到撂下瞎老汉谁管？这些都是我们到清平湾之前的事。我们来之后，风波全已平息。只是听说英娥结婚两年还是没有怀娃娃。第三年还是没有。第四年生了一个儿子，第五年又生了一个女子。众人说这下没麻搭25了。
我在清平湾的几年中，没听随随说过半句这往事。他还是穷得问不下婆姨，却似乎也不急。别人问他，他就随机说些嘎话，大家一笑。
瞎老汉却心焦。他还是总到那土崖上去，和那条狗在一块儿，从太阳偏西望到暮色苍茫，望得随随拦羊回来。随随不再唱山歌。山歌差不多都是情歌。瞎老汉草也铡不了多少了，总是病病歪歪。他一辈子不知道婆姨的味儿，心想不能再拖累得随随也娶不上婆姨。
那时李卓干起了赤脚医生，靠一本《农村医疗手册》，自己买了听诊器、注射器，开始给老乡们开药，打针，扎针灸。李卓傻大胆，真干起来也心细，又买了麻药和手术刀，给村里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做了包皮切除术，竟很成功。那确是急用先学，上午抱着书看几遍，把器械都消了毒（无非是一把刀两把镊子），下午就去做，手术的时候书翻开在旁边，不时再看几眼。老乡说，“要看书哩嘛，不看书能治好个病？”绝对相信他的手艺，相信他不时看看书是必要的。我也跟李卓一起去给人打过针，把针使劲往人家屁股上一戳，没进去，针头弯了，李卓就忙说：“这针头不行，换一个。”老乡们就相信那全不是因为我的手艺不济。李卓的医道于是日渐高超了。瞎老汉的病却难治。李卓再胆大，那时也还不敢做胃溃疡的手术。上延安去治就又要借钱，瞎老汉说死不去。“不顶事了，再不要瞎糟蹋了钱。”他说。“我死了你就好好价打上两眼窑。”瞎老汉跟随随说“我死了你就结婚下婆姨好好价过。”随随就急得喊：“多会儿死咧，咱俩相跟上！”有这话瞎老汉心里就满足，于是又想起那个吹手，说：“也常要给你亲大上坟哩。把我也埋在前川枣树滩里。”随随不耐烦听，出去和“花脑”在窑前坐一会儿，然后使足了力气劈柴。
有一天瞎老汉又走上那土崖。看见的人说，他走得缓慢又镇静，身后也没跟着那条狗。瞎老汉往崖畔上走，差一步就要掉下去的时候人们以为他会像往常那样停住，可他没停。那崖几丈高。“花脑”这时跑来，站在崖上一望，又返身跑开，直往山里去。众人惊叫着跑下崖去，见瞎老汉正在河滩上翻身爬起，愣磕磕坐着，浑身是泥，只在脸上被沙砾划破一道口子，洇出血来。这事有点儿让人难以相信，众人一时都不敢上前。瞎老汉愣了一会儿，对众人说：“小鬼儿不接我去哩，还要再拖累随随哩。日这小鬼儿的先人！”
“花脑”带着随随走来时，挤了满满一窑人，瞎老汉坐在炕上，脸上只贴了块纱布。瞎老汉只说是自己不留神才出了这乱子，咋也不咋。有人还记得他坐在河滩里说的话，就把原话悄悄说给随随。有人又记起那条狗当时被拴在窑前，便把狗叫来看，脖颈上还有半截被咬断的绳子。随随大哭了一场，发誓要给他大娶下儿媳妇。众人又劝随随，说这是天意，好人总要有好报；说神神保佑着这老汉哩，往后的日子要好过了。
这之后大约半年，随随和碧莲好上了。随随的话是：“碧莲母子命苦咧。”碧莲是说：“随随人好哩，心忠哩。”这事便在村里传开，人人都说这倒又是神神牵线，天配就的。这时明娃已经殁下一年多。碧莲是十二分的看得下随随，比随随要心急得多，催随随托人去跟公婆说。随随自己去找疤子，说：“明娃的儿还是姓明娃的姓，明娃在时和我可好哩，我不能错待了他的儿。”疤子没主意，叫他去问明娃妈。随随去了又是这一套话。明娃妈眼圈又红，沉了好一阵子，说：“就这，明娃的儿还是姓明娃的姓，你窑里我窑里都是这娃的家。你给咱出上四百块，我家二元儿也十七了，问婆姨又要使唤钱哩。”随随愣了半晌，回去。他自然是拿不出四百块。这关头碧莲却充当了男子汉的角色，说：“不怕，她不讲理，一个二婚的倒要你那么多钱？不怕她，有理走遍天下。”火在心里烧，眼见的好男人不能丢，碧莲胆子大了，抱了孩子拉了随随去找李卓他们，又找徐悦悦她们。那时我已经离开清平湾，正住在北京的医院里，听金涛来信说起这事。碧莲知道明娃妈最信知识青年的话，知道徐悦悦和金涛的嘴能说，知道那年明娃母子来北京时吃住都在李卓家，李卓在明娃妈面前说话最顶事。李卓他们和徐悦悦她们便轮番去跟明娃妈说，都感觉负了正义又神圣的使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成篇大套的恋爱自由经典学说。男女生间的隔阂于这时开始融化，我在北京听说了这一节，心里很是羡慕。明娃妈落了泪，说：“疤子下炭窑去挣来的钱，好不容易给明娃娶了婆姨，六百块钱来得那么容易？再要给二元儿问婆姨，又要五六百块哩。”那几个经典学说的信仰者立刻都没了话。明娃妈又说：“我晓得随随穷，二百块总要出哩吧？”几个人再能说也都没的说。瞎老汉竟然悄悄存了些钱，把疤子喊来，从枕头里摸出一百零六块，全给了疤子。疤子说：“咳呀——”瞎老汉说：“再欠的钱我死前准定给你还上，能行不？”“咳呀——”疤子说。
我们那地方娶媳妇很热闹。一队人马从女家的村里出来，顺着山路走。最前面是四五个吹手，每人一把唢呐。吹手后头是一个迎亲的老汉或老婆儿，骑着驴。然后是新媳妇，也骑了驴（要是骑骡子就更排场），经常也并没有盖头，脸反正是垂到众人看不明白的程度。再后边是几匹驴驮了嫁妆，大致是木箱和被褥，多与少便标志出穷与富。最后又是一个老汉或者老婆儿，是送亲的。一队人在大山里悠悠地走，除了新媳妇之外似乎都不急，翻梁越岭。都是在冬天，庄稼早都收光，漫山遍野是裸露的黄土，更显荒莽，幸而天是格外的蓝，格外深远。远远望见个村子，吹手们把唢呐高高扬起，让那自由欢畅的曲调信着天游开，顺着天游开。《信天游》或《顺天游》这曲牌名都不是瞎起的。村子里的人便都跑出来，辨认这是哪村里的女子，都露着白牙笑。有相识的就朝那迎亲的或送亲的呐喊两声，对方很高兴回答。新媳妇浑身都抽紧。过了村子，吹手们歇下，一队人就走得有些寂寞。新媳妇松口气，不知是应该笑一回还是想哭一顿。再走一程，唢呐声又信天游开。
/十四/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七日到清平湾，这日子记得清楚，永远不会忘。不久就过年，当然是阴历年，那儿没有人承认阳历。过阴历年，过清明，过端午，过中秋，不过“十一”和“五一”。不少人稀里糊涂地知道有个“五一”，却不知道有劳动节。劳动就是受苦，谈何节哉？每日都过。我们第一回上山受苦是在大南山掏地，李卓和金涛疯狂地抡着老镢掏向山顶，不久便都似终点线上的马拉松运动员，被人搀扶着安慰着拖到一边去休息。最被重视的是阴历年，不用受苦，在热炕上款款盛下26，喝米酒，吃大肉，吃油糕和油馍，吃豆腐和漏粉，吃白馍和扁食……这才是过节。夜晚，家家窑前吊一盏油灯，在漆黑的山间如一片朦胧的星光。
这一冬，烧的柴是队里派人给我们砍下的。大队革委会主任叫徐财，跟我们说，公社通知，知青的烧柴，队里只管这一冬，然后赔着笑脸。徐财是个老好人，既无能力也无威信，既怕公社领导也怕村里的乡亲。我们无端地想起老书上说的地保，就叫他徐地保。徐地保任何时候都显出张皇与和蔼。真正有本事有威望的原大队书记，两年前被公社降为第二把手。
山上雪化了的时候，我们自己去砍柴。提上小镢，背上书包，牵上栓儿家的“黑黑”，上山去。“黑黑”是条公狗，常追踪着随随家的“花脑”，“花脑”对它时冷时热。我们想得挺好，砍一阵柴看一会儿书，书包里背着《国家与革命》《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等。
雪化了，风和泥土都湿润润的，山野间有了清新的生气。清平河开始解冻，早晨的太阳照在疏松的冰层上。这季节的河水也清冽，哗哗啦啦如同奏乐，轻缓而安然，像它的名字。我们牵着“黑黑”在大山上跑，喊。村里的一群孩子也提了小镢，追在我们屁股后头。孩子们请求：“吹个曲儿嘛！”仲伟带了个口琴。
站在山顶上看清平河，一条金属似的带子，蜿蜒东西不见头。清平湾上浮着薄雾，隐约可见家家窑檐下耀眼的红辣椒，隐约可闻石碾的吱扭声，人的吆驴骂狗声，狗惭愧的讨饶声和驴的引吭高歌。蓝天，黄土，地远天高。云彩的影子在山地上起伏赛跑，几座山峁忽地暗了，几座山峁骤然又辉煌灿烂。那时候你觉得，或许在这儿待一辈子也凑合吧？
“吹个曲儿嘛。”娃娃们蹲着、跪着、趴着，把仲伟围住。吹了个《三套车》，又吹了《山楂树》，又吹《小路》和《红河谷》，我们跟着哼，遇到“姑娘”“爱情”一类的字眼就含混过去，不咬得太清楚。唱到《货郎与小姐》的插曲时，就尤其乱了节奏，舌头都不大利落。娃娃们听不懂，但都满意，因为那么个东西竟能吹成个曲儿。“吹个道情！”娃娃们说，“随随唱道情唱得好，这程儿不唱了。喂牛的老汉这程儿还唱，也唱得好。”有个大些的男孩就唱一句：“半夜里想起干妹妹，狼吃了哥哥不后悔。”所有的孩子都笑，说：“这狗日的骚情咧。”那男孩又唱一句：“村子小来路又僻，呼啦啦来了些游击队。”
忽然发现，远处山梁上女生们正在那儿照相，她们有人带了个相机。红头巾，绿头巾，蓝头巾，在黄土的大山上分外鲜明。李卓说：“快看驴奔儿。”小彬望着那个蓝头巾又犯傻。仲伟吹起《海港之夜》，我们齐声唱：“当天已发亮，在那船尾上，又见那蓝头巾在飘扬！”小彬说：“×，别逗了，我看那边那山呢。”李卓说：“没错儿，那边那山上。”小彬一下把李卓扭倒，大巴掌照屁股上猛抽。我们重复唱最后一句：“又见那蓝头巾在飘扬！又见那蓝头巾在飘扬！”李卓在地上翻滚，狂呼救命。
对面山梁上的头巾都扭过去，变成脸，奇怪我们这边出了什么事。
“说真格的，小彬。”金涛说，“你写封信，我负责送到刘溪手里。”
“牛——你敢送去？”
“只要小彬敢写。”
“我替他写，你送不送？”
“那不行。”
“牛！”大伙都说。“你知道驴奔儿不敢写。”
“要不然我去跟刘溪说，就说小彬跟她借相机用用。怎么样？”
大伙认为这主意好，说要去现在就去。
“现在不行。”
“牛！你就牛吧。”
“你们懂什么，这事得瞅机会。”
“牛×！”
大伙哼着歌散开，去砍柴。
那天我们六七个人只砍了一捆黄蒿。黄蒿好烧，一点就着，不过不经烧，老乡只用它引火。晌午我们背着那捆黄蒿往回村走，以为不算少。那群和我们一道上山来的娃娃这时纷纷不知从哪儿都冒出来，一人背一大捆柴，弯着腰走，见了我们的一捆黄蒿，都扭起脸来，学着大人的腔调“咳呀咳呀”地嘲笑，脸上全是黄泥汗。孩子还不如一捆柴高，远看只有一捆柴在山坡上一跃一跃地移动。
晚上烧了一大锅热水洗脸洗脚，就把那捆黄蒿全用光。几个人脱了衣服在灯下抓虱子，浑身起鸡皮疙瘩。李卓让大伙看他屁股上的血印，说：“驴奔儿这小子真他妈驴，手真狠。”
/十五/
那天砍柴回来的路上，看见个八九岁的小姑娘坐在山坡上哭，身旁放了一捆柴。这小姑娘也是追在我们屁股后头上山来砍柴的。
“怎么了你？”
她光流泪，不哭出声，用小脏手在脸上抹。
“怎么不回家？”
“砍柴时，把买本本儿的钱撂了。”
小姑娘小鼻子小眼长得挺秀气，脸被抹脏了，头发上挂着碎黄蒿。
“买什么本本儿？”
“小学校要开学哩。”
“丢在哪儿啦？”
“不晓得。这山上彻走遍，再寻不着。”
“几块钱？”
“三毛。还有买笔的。”
“这好办，回家吧。”
小姑娘嘤嘤地哭出声。“我大要打死我咧……”
“谁带钱了？”
大伙都摸兜。只小彬带了一块钱。小姑娘不接，却盯着那一块钱住了哭声。小彬把钱放在她膝上，她低头看着不动手，直到一阵风要把那张票子吹掉，她才一把捂住。这小姑娘就是怀月儿。
这事我已经忘记，去年回清平湾见了怀月儿，她跟我说起这事，我才依稀记起。她说她常记得这件事，记得小彬，“小彬的个子高得危险哩。他这程儿做什么？”我说：“他在一家公司里，当了官了。”“他跟刘溪结婚了是？”“你怎么知道他们俩的事？”“你们不是常笑他咧？”“不行，他们俩没成。”怀月儿听了沉默一会儿。
回来我跟小彬说起怀月儿还记得他给了她一块钱的事，小彬说“有这回事吗”，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我说怀月儿你总记得吧，他说这名字记得。我说怀月儿是金涛的得意门生。他说金涛当小学老师那会儿，他已经当兵走了。我说怀月儿家就住在芦根沟门上。“芦根沟？沟门上？”我说怀月儿的大就是张富贵。这下他才想起来。
/十六/
张富贵就是前大队书记，在朝鲜打过仗，在国内也打过，头上一块很大的伤疤不长头发，所以总戴着帽子。帽子还是当兵时的帽子，已经发白，上了补丁，补丁也已发白。他之所以被降为第二把手，是因为他反对大队分红，主张小队核算。清平湾老少三百余口，土地是全川最好的，公社决定在这里搞大队分红试点，为了早日实现共产主义。
知识青年都赞成公社这主张，认为此乃历史前进必然之途径，改天换地当然之招法。由小集体到大集体再到全民所有制，最后消灭阶级以及赖阶级以生存的国家才能环球一片红，使三分之二还在水深火热中的人们全都过上好日子，这，无疑是一条革命的康庄大道。男女生坐在一起开了会，在女生窑里。男生低头耷脑地进来，女生都躲到一个角落去，油灯微光照亮之处都没人坐。然后开始互相催促着发言，渐渐说起来，总听见“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大家都觉得站到斗争前列去，坚决支持大队分红，要与张富贵斗争，但张富贵毕竟是同志，所以还应该把矛头指向真正的阶级敌人。村里有一个地主。“谁呀？”“是谁呀？”都不知道，光知道有一个地主。又严肃认真地探讨了一回理论。说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一节时，产生了疑问：清平湾目前没有半点儿机械化，人力、牛力、犁、镢头，与几百年前绝无不同，何以产生新的生产关系呢？大家沉默着坐了半晌。终于小彬想到：政治思想工作第一，生产工具不是生产力，掌握生产工具的人才是生产力，掌握了革命思想的人才是最先进的生产力。解决了理论问题，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油灯跳跃着，我心想这土窑洞里还真有马列主义。小彬说话时，刘溪一直看着他，这让他永生难忘。其实大家都一直看着他。
我们去找张富贵，想争取他。我们自信比梁生宝27和萧长春28水平高。张富贵偏偏是第二把手，这像小说。小说中的二把手常是要人来争取的。
张富贵不在窑里。炕上坐着个老汉，是怀月儿的爷爷，正捻毛线。在陕北，捻毛线，织毛衣、毛袜，都是男人的事。
“您说，大队分红好，还是小队分红好？”
怀月儿爷爷啰啰唆唆说很多，他不识字，又结巴，说得我们打了哈欠还不知道他要证明什么。窑里只有两只木箱，几个瓦罐。猪在灶台边“喀哧喀哧”蹭痒痒。灶台上睡着一只猫，时而睁一下眼睛看那只瘦猪。猪卷动了几下尾巴走开了。炕上一条毛毡，两条被。窑掌里一个很大的荆条编的囤子。木架上整整齐齐码了些红薯。满窑里就再没有别的东西。
“那就好咧——”怀月儿爷爷终于告一段落。
“什么好咧？大队分红好咧？”
“就是的，小队分红好咧。”他还有点儿聋。
“小队分红好？”
“嘛！”这次回答得明确。
男生看女生，女生看男生，又都四周看。怀月儿对我们的到来感到高兴，带着两个弟弟在炕上抛一只猪尿泡。猪尿泡里吹足了气，用线扎紧，像一只土黄色的气球。墙上贴了很多布票，仔细看，有过期的也有当年的。家家都买不起那么多布，娃娃们就把布票贴在墙上当画画儿看。
“那您说，是小队分红好呢？还是单干好？”
我们想引导他忆苦思甜。似乎只要证明了小队分红比单干好，就自然证明了大队分红更具优越性。
怀月儿爷爷愣了一下，把脸凑近些，压低声音问：“能哩？”颇为怀疑地看我们每一个人。
“什么能哩？”
“球，谁解不下这事？不是不敢言传？众人心里明格楚楚儿价。小队分红好，可还是不顶单干。”
大家又互相看，都没敢轻易相信自己听见了什么。怀月儿爷爷是彻底的贫农，烈属，有三个儿子，一个死在青化砭，一个死在沙家店。
“这号话不敢乱说哩。”他从我们的神情中大约觉察出了什么，又专心于他的毛线了。一会儿又说：“随咋价。受苦人解开个球。”
我们又去问徐财，村里那个地主是谁。徐财说那人叫李正发，已经死了三年。
/十七/
在清平湾的头一年我们吃的国库粮，每人每月四十五斤，玉米、麦子、谷，还有几两青油。老乡们就说我们也都是“公家儿的”。老乡们常要吃麸子，吃糠，还吃一种叫“叶子”的东西（我至今不知该是哪两个字，查了《辞海》也无结果，总之比糠还难下咽）；若吃一顿净玉米干粮便如过节般喜庆。老乡说我们：“这些窑里有办法。”“这些的老子都是中央的干部咧！”说的听的都点头，确认我们给公家为儿乃天经地义，每月吃四十几斤好粮无可厚非。
婆姨们常拿着鞋底聚到我们灶房前来纳，赞叹说，“这些吃的好干粮！”“洋芋菜、萝卜菜，浮面常见漂的油！”然后纷纷给我们以指教。北京式的窝头引得他们笑，说“这看糟践成了甚”，玉米面还是要发了蒸“黄儿”才是正道。菜要煮烂，否则岂不是生吃了？白面不如掺了豆面擀成杂面条条，切得细细的，调上酱和辣子，光吃白面能吃几回？我们二十个人，轮流每两个人做一天饭，都叫苦连天，手艺本来不济，被众婆姨一指点就更乱了套路，昏天黑地。这时就有见义勇为者，麻线绕在鞋底子上，挽了袖子下手帮我们做。做一顿好饭比做不上一顿好饭当然多了乐趣。另一个婆姨又帮着烧火，说灶火该整顿了，不然柴就费得厉害，等她家掌柜的山里回来给整顿一下，她家掌柜的整顿灶火有方法。她们都很称赞北京带来的粉丝，比她们漏的粉又白又细。饭做熟了，我们壮着胆子请她们也尝尝，她们都退却，开始骂腿底下的娃不听话，依旧拿起鞋底来纳。我们给几个娃掰一点儿白馍吃，娃的妈眼里亮起光彩，才想起让娃管我们都叫一遍叔叔。女生们没法叫，那儿没有相当于阿姨的叫法。
二十个人都宁可上山受苦，也不愿意做饭。那灶火实在难摆弄，常常天不亮就起来生火，直到太阳很高，仍然是满窑浓烟不见人，光听见风箱拉得发疯似的响。风箱声忽然停歇，浓烟中便趔趔趄趄地跳出两个人来，抹眼泪，喘粗气，坐在磨盘上，蹲在院当心，于朝阳光中和鸡鸣声里相对无言想一阵，又钻回烟中去。要把煤火烧得旺盛，必须有好柴。譬如狼牙刺，有油性，烧起来火势既猛又耐久。然而这柴砍来费劲。我们先跟老乡借一些，借的次数多了自觉无理，就只好偷一些，反正一样，都不还。偷的次数一多，又觉有违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教导，便终于发现了呐喊山上小庙的门窗和门槛。
小庙不知经历了多少年风雨，残垣断壁，处处长满荒草，几间小殿堂也表示随时要歪倒的愿望。那腐朽的门槛，干裂的窗棂、门框，正是上好的柴。我和金涛有一次到那儿去，先发现了这能源，能源有限，不宜告诉别人。轮到我们俩做饭时，就拿一把斧头去砍一块好柴。先用光了窗棂，又砍门槛。金涛说，这门槛不知是否祥林嫂捐的那条。
小庙里几尊泥佛，斑斑驳驳还有些彩饰在身上，中间一尊仿佛观世音。据说每个佛都有一颗心，或者金的，或者银的、铜的。我们俩在那泥胎后背砍开一个洞，果然掏出一颗心，是木头的。金涛掂掂那木头心，说这就够做一顿饭了，不用再砍门槛，门槛已经所剩不多。佛像前铺了许多麦秸，时常有些外乡人来这儿过夜。
从榆林来过两个卖艺的，在这庙里住过几天。一个瘸子，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孩子很瘦，头上很多疮在流黄水。两个人来到村子中心的空地上，瘸子就敲起一面小鼓，大喊：“表演一回榆林的硬势子！”孩子把上衣脱光，显出一串脊椎骨和两扇分明的肋骨，也喊：“操心看下，演上一回榆林的硬势子。”瘸子把一根铁丝缠在孩子胸上，再把鼓敲一阵。孩子憋足一口气，弯腰跺脚就地团团转，想把那铁丝崩断。铁丝没断，孩子直起身惶然地看那瘸子。瘸子很机灵，冲众人说：“这娃几天没吃干粮了，光喝了一肚子稀米汤。”围看的人都笑。孩子又弯腰跺脚用了一回力气，铁丝终于崩断。然后换了孩子敲鼓，瘸子抡拳摇掌比画了一阵，发出歇斯底里般的叫喊，险些跌倒。
那小庙不知接待过多少流浪的吹手、石匠、说书的、卖艺的。佛像前总有些新烧就的灰烬。
有一年那小庙恢复了一阵香火。那年到处传说，从黄河东过来了神神，方圆几百里内的寺庙都兴旺了一阵，寺庙的神灵都复活。人们去庙里跪拜、许愿、烧香。那时没有卖香的，便只好用纸烟代替，指定要“延安牌”的，说那是神神看下的牌子，以致“延安牌”烟脱销了很久。呐喊山小庙的门框和门槛都被补上，窗户用席遮住，观世音后背的窟窿填满泥，刷了白灰。殿堂里光线昏暗，烟雾缭绕，人声嗡嗡。有病的求神神给些药，没儿的求神神给个儿子，缺粮欠债的求神神保佑年年风调雨顺且公粮不要收得太多。瞎老汉烧了一包烟，求神神帮助随随娶下婆姨；那时随随还是单身。明娃还在世，明娃妈卖了一罐青油，差疤子去百十里外的一个大庙去磕头。据说那庙神灵大，有求必应。县里、公社里都出动了人，把跪拜的人群驱散，挑几个不大顺眼的绑走。黄河东的神神也才回了黄河东。疤子失魂落魄地跑回来，说花了十几块钱，“咳呀，险忽儿叫捉去。”明娃死后，明娃妈仍对那神神抱着希望，认为这下明娃转世要有好光景过了。
/十八/
接近垴畔山的山顶处，有一眼孤零零的窑洞，与呐喊山上的小庙隔河相望，三面土夯的矮墙围成一个小院落。每天太阳最先照到它的西墙，最后离开它的东墙。窑里安安静静地住着一对老人。老汉是全村最高寿的老汉，七十七岁。老婆儿是全村岁数最大的人，八十岁。老两口自己过，不靠儿孙。并非是儿孙不孝，实在是儿孙的光景过得都还不如他们。老两口养了二十几只鸡，养两头老母猪。二十几只鸡能下不少蛋，托人拿到集上卖了，一年下来够一个人的粮钱。六七十块钱就顶一千工分，交到队里，队里给分粮。两只老母猪一年下几窝猪儿子，卖了，又够一个人的粮钱还有富裕。
年富力壮的人不能这么干，否则就挨一顿批判，或者被公社来人绑一绳。那时惩罚农民的办法只剩这一种，无论什么罪，偷了一升黑豆也好，复辟了资本主义也罢，都是绑一绳。一根粗绳，五花大绑，推推搡搡地送走关个把月。
村里人都羡慕这老两口，认为这老两口前生必是做下好事。
知识青年们问：“咱村里有老红军吗？”
“噫，那老汉就是。”
“打过仗吗？”
“咳呀，那老汉就打过，炮弹把耳朵震得一满聋下。”
“咱村有人见过毛主席吗？”
“那老汉就见过，在瓦窑堡。那老汉烧炭。”
“张思德也是烧炭。”
“还怕就在一搭里烧哩。”
“张思德是在安塞烧炭。”
“咳呀，那就不晓得在不在一搭里。那老汉打了几年仗，把耳朵聋了下。那老婆儿在窑里听说，哭得一满弄不成，咋托人捎话去，老汉就回来。”
从来没听那老汉说过话。每天早晨总见他到河对面去担水，慢慢地走过河，慢慢伏下身把木桶探进井里，水面很高，满满地提一桶水上来，再提一桶上来，慢慢地担了往回走，沿着小路走上垴畔山，白发银须轻轻地颤。担完水他就到近处的山里寻些喂猪的野菜，或者在村前村后转着捡碎柴。无论碰见谁他也不打招呼，不管你是公社干部还是县里的干部，他照旧捡他的柴，偶尔角度适合看你一眼，倒让你有些怀疑。知识青年的到来，应该算是古今罕事，却也不给他任何惊动。他站在人群中看一会儿，目光和面容都极平静，仿佛早已料到要有上山下乡运动发生。
那老婆儿呢？却听说了知识青年爱吃鸡蛋，时常用围裙兜十几个鸡蛋，小脚跷跷地走来问知识青年要不要。
那小院落总安安静静的，在朝阳里或在落日中，给人一点儿神秘感。
村里的一切事似乎全与他们无关。明娃死了，从那老汉的表情看，未必就是灾祸。随随成亲了，从那老婆儿的神态看，未必不是苦难。
老两口有一对好棺材，柏木打的，远近闻名。老汉每年给它们上一遍漆，漆得很仔细，很耐心。棺材放在垴畔山山腰的一眼闲窑里，窑口堆满了柴草以遮挡风雨。有一回小彬偷柴偷到此处，看看四下没人，抱一捆柴正要走，黑乎乎见了那两口棺材，又见一个满头白发、满脸银须的老人正扶着棺材看着他，他拖了柴赶紧跑，老人一声不响，继续漆他的棺材。
有一天早晨，老汉起来倒了尿盆，担了水，扫了院子，回到窑里就躺在炕上，叫老婆儿把他的寿衣拿来，无非一身黑条绒袄，老婆儿以为他又要看看，就去拿来，拿来老汉就穿上，说：“再没有旁的事了。”就闭了眼。
那老汉入殓的时候，几乎半个村子的人都戴了孝，都是他的晚辈。男人们跪下来粗声粗气“呜呜”一阵，女人们哭得有腔有调。那老婆儿平平静静地坐在棺材旁，摸摸棺材上的漆。
又过两个月，老婆儿也死了。
那座小院落就更加静寂，主要是没有了猪和鸡的声音。
随后村里闹了一阵子“鬼”。好些人都说又见了那老汉和老婆儿，有说见二人相跟着在村里走的；有说见他俩在那院前坐着，老汉问明日吃啥，老婆儿说白馍大肉都有哩，情愿吃啥就吃啥。公社来人吓唬了一顿，又拿来一条粗绳，才没有人再说。
/十九/
电影放映队要来了，从县城出发了，自下川往上川走，每到一个村子演一晚上。电影队还在几十里外，消息就传到清平湾，全村人都盼着。总共三部片子，《地道战》《地雷战》《列宁在十月》，各村任选一部。
娃娃们扳着指头算日子，一面回忆起曾经看过的一部电影，就所有能想到的细节争论不休，譬如：上了刺刀的步枪是否还能放响？倘能放响，何必不放响呢？两个人刺刀对刺刀，你干吗不搂机子？你先搂机子，对方不就先“死他妈×”了吗？然后说到拼刺刀的场面，娃娃们都兴奋得捋胳膊挽袖子，跑到场院里滚成一团，直到四元儿把五元儿的头打出血。五元儿并不哭，用手捂住伤口，想把血捂回去。四元儿却吓得脸发白，实指望五元儿能把血捂回去。疤子正到场里来，四元儿赶紧跑，所有的孩子都跑散，只剩了五元儿。五元儿既流了血，屁股上又挨了疤子两脚，这才觉得委屈，一个人哭着回窑去。
年轻后生们在山上锄地，从电影说到当兵；说到当兵吃国库粮，每月还有好几块钱挣；说到赵家河有个人年昔当兵走了南方，来信说一股劲儿吃大米、白面，往饱里吃，不计数数；又说到有个人当了几年兵回来，就分配在县里供销社工作，一个月挣四十几块。“不用打仗它狗日的，咱也去当一回兵，怕不能？”“立个战功回来，日那些妈的，再不要受。”打过仗的老汉们就嘲笑这些年轻人：“把你能成了什么！炸弹一响，保险你狗日的趴下。”“三天不得过去，你狗日的就要想回窑搂老婆了。”“操心机关枪把你狗日的球打烂！”几个老汉瘪着嘴笑。
电影队近了，离清平湾还隔着两个村子，老乡们就都跑去看了，走二十几里路，看一回无数颗地雷乱炸，像是看焰火。婆姨女子们都穿了出门的衣裳。年轻的后生就可能买一包纸烟，享受享受，排场排场。地雷一炸，娃娃们都喝彩。清平川没有电，电影队自带一部脚踏式人力发电机，样子像自行车，两个壮劳力轮流骑在上面拼力蹬。有时蹬机器的人光顾了看电影，看得入了迷，脚下的速度就放慢，于是电影的速度也放慢，银幕上的光变暗，人物的对话走腔走调，地雷的爆炸声也不同凡响。娃娃们又喝彩，大家都笑，觉得愈发有了看头。散了电影，再走二十几里路回来，山路上洒满月光，四处庄稼叶子响，一群人吵吵嚷嚷，回味着各式各样的地雷，嘲笑日本鬼子的丑态，以为战争本来十分有趣。我们也去看，虽然几部片子在北京都看过，但生活需要有点儿变化，需要红火。有的老乡要连着看五六个晚上，不怕五六个村子都选《地雷战》。爱看打仗的人多，因此选择片名上有“战”字的，地雷又比地道显见得红火。
在清平湾演的那天，我们跟徐财说：“看《列宁在十月》吧。”电影队长在一旁听见，说：“那要多出五块钱，这片子是进口的。”这也是各村都选《地雷战》的原因之一。我们那儿，一个大队如果有百八十块钱公积金，就算得富队。徐财为难了，把队干部都叫来商量，大家说，还是看个便宜的就对球了，队里的架子车的轮胎烂了好几条还没有钱换。我们赶紧说：“不在这五块钱上。《列宁在十月》老美气。”“咋？”“有男的女的亲嘴儿！”李卓说。这一计策果然妙，在场的人都说：“咳呀，那就看上一回。穷死不在这五块钱上。”
看罢《列宁在十月》，老乡们都称赞瓦西里。“瓦西里好身体，个子怕比袁小彬还高。”“瓦西里能行，心忠哩！一疙瘩干粮还给婆姨撂下。”“看那瓦西里的婆姨，生得够咋美！”公认这片子确凿是比《地雷战》好看。议论要延续好多天，延续到窑里、场院里、山里。有些见识的人说：“外国人亲口和咱这搭儿握手一样样儿。”多数人不信：“球，你和你婆姨倒常握手来？”于是有人说出不宜见诸文字的话来。又有人唱了。“抓住胳膊端起手，搬转肩肩亲上一个口。”有人又和：“把住情人亲个嘴，心里的疙瘩化成水。”又唱：“要吃砂糖化成水，要吃冰糖嘴对嘴。”又和：“砂糖不如冰糖甜，冰糖不如胳膊弯里绵。”再唱：“墙头上跑马还嫌低，面对面睡下还想你。”再和：“你是哥哥的命蛋蛋，搂在怀里打颤颤。”再唱：“一把捉住哥哥的手，说不下日子你难走。”……
电影队不定几年才来一回。
/二十/
有一篇外国小说中写过这么一件事：一个负责计划生育的官员，到贫民区去调查情况，兼而做一次“少生儿女可以使生活富裕起来”的宣传。那儿的人告诉她：“到了晚上，有钱人去看戏了，去跳舞了，去听音乐会了，我们上哪儿？上床。于是一个接一个的孩子就出世了。”
不过清平湾没有床，人都是睡炕。全村三百多人，大约一半是孩子。平均每家四五个娃。少则两三个，多则八九个。
村里办着小学校。小学校有一眼窑，一个老师，几十个学生。窑前的树上挂一块胡宗南留下的炮弹皮，上课下课时就把那炮弹皮“当当当”地敲响。学生多是八九岁，再小的学校不收，再大的就都能上山受苦，家长不让来了。学生分成两班，一个班在窑里上课时，另一个班就在窑前写字，因为窑太小。轮在窑里的不得不跟着老师朗朗地读书：“胸怀祖国。”“胸——怀——祖——国”“不要看外头！——放眼世界。”“放——眼——世——界”“不要看外头！敢教日月换……”这时窑外的一个班不知出了什么事，笑嚷声震天响。老师出来猛吼几声，抓出一个来问，才知四元儿用墨水把自己两腿之间的东西染成了蓝色。老师把四元儿推搡到窑里去罚站，剩下的孩子都安静下来，纷纷跪在窑前的空地上撅着屁股写“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写二十遍。写字的本子各式各样，有从供销社买来，也有用糊窗纸订的。五元儿的本子竟是用装肥皂粉的纸袋拆开后订成的，那纸袋只可能从知识青年窑里捡来。五元儿头上的伤还没好，缠着布条，转着脸四处看，嘻嘻笑，手下写得飞快。
老师是本村的，上过县高中，眼睛近视得厉害，永远眯着，不和你撞个满怀绝不能发现你，发现你以后还要再看你一分钟，然后微笑着叫出你的名字，不保证一定叫得对。
“干吗不配副眼镜？”
“有一副，打碎了。”
“再配一副呢？”
“又要十几块钱，还不晓得啥时间又打碎。”所以他宁可总眯着眼睛。
老师这营生也苦，一天上六节课，只挣八分。逢上农忙还要带着学生上山支农。
“年昔娃娃们捡的麦穗，打了几斗麦。”老师对徐财说。
“噢。”
“卖了几十块钱。看是咋价……？”老师很想给学校添些用具。
“这事要队委会商量。”徐财从不独断专行。
队干部会上一商量，大家都说那股子娃娃也不容易，不如割些大肉让娃娃们吃一顿。于是大肉买来了，小学校放两天假，教室窑里的灶火整顿好，支起大锅来炖肉。又买了漏粉，发了豆芽。所有的队干部都来帮忙，整宿守候在大锅旁。肉炖熟了，众干部就都先尝一碗。然后又一锅一锅地蒸白馍。馍蒸熟了，众干部又都先尝几个。
早晨，娃娃们过节般地早早爬起来，抱着父母早给预备下的大碗到学校来。几十个娃娃排好队，坐成一片，捧着碗望着教室，出声地吸着鼻子，捕捉教室里流出的肉香，赞叹声不绝于耳，逐渐地又打闹起来。徐财喊：“悄悄儿！谁日怪哩？不给狗日的吃大肉。”娃娃们都闭上嘴，屏住呼吸。大肉白馍全端出来，娃娃们都把大碗举向半空，所有的眼睛都瞅着第一个分到大肉和白馍的孩子，一时间全村都很静。每个娃娃分得一个白馍，小半碗肉，大半碗漏粉、豆芽和肉汤。娃娃们都很快乐，互相比着谁分到的肉更多，而且更肥。都先喝一口肉汤，吃一点儿豆芽和漏粉，看见别人碗里的肉没动，自己也不动。四元儿忍不住吃了一大口肉，别的娃娃都笑他，都往他碗里看，笑他碗里已经没有原来那么多肉了。
“咋，狗日的们操心吃！”徐财喊，也很快乐。
怀月儿先端着碗往回窑走了，说是要给她大、她爷、她妈、她兄弟都尝尝。所有的娃娃都想起窑里，骄傲地端着碗往回走，一边用筷子蘸点儿肉汤在嘴里嘬。
五元儿永远是个倒运鬼，飞似的往窑里跑，肉和菜全扣在地上，一只大碗也捣烂，又遭了疤子一顿骂。肉和菜捡起来洗洗还能吃，半碗汤却全喂了狗。狗把那块地舔成一个坑。
/二十一/
五月里，麦子黄时下起了暴雨。
我们那地方树少草少，山上存不住水，只要二十分钟大暴雨，山洪就下来。那地方的雨也来得快，刚才还是明晃晃的烈日，什么时候天边藏了几块发亮的云彩，忽然响了雷，那云彩立刻黑压压爬上来，在山里拦羊、拦牛的人常常跑不回村，雨就下来。
那天我们正在山上锄谷，一抬头忽然觉得远山一片模糊，像是罩在雾中，老乡们就喊：“下得来啦！”队长捏着下巴看一会儿，说：“回！”每天上山来就盼着这一个“回”字，扛起锄赶紧往回村跑。跑一阵回头望，近处的山野也变得朦胧，天变得低矮，地显得苍白，齐刷刷一道雨线几十里拉开，横着在身后追来，看看跑不脱了，就钻进半崖上的小土窑。山里常见这样的小土窑，半人高，是人们打了专为避雨用的。蹲在小土窑里再往外看，群山都隐没在大雨中。
那天亏得我们跑回了村。我们先是躲在大南沟口的小窑里，感谢老天爷的照顾，心想可以美美地歇上一后晌了。那时我们盼下雨如同小学生盼星期天。若是早晨还在梦中先就听见雨声，准有一位怪声地高呼万岁，然后打响一连串喜不自禁的哈欠，把别人也吵醒。被吵醒的人都从窗口看看雨势大小，浑身上下挠一阵再躺下，骂第一个人多事，吵了大家的好觉。下雨就是我们的星期天，可以歇着，不用天不亮就滚起来去干活，也不用为不出工而在心里谴责自己没有好好接受再教育，心安理得地躺在窑里看会儿书，打会儿牌，直着脖子唱一阵。最窝心的是唱着唱着雨过天晴，又听见队长站在谁家的窑顶上喊“山里走。”那天的雨真下得大，栓儿看看天，云层越来越厚，栓儿说：“不敢盛了，操心一程儿山水下来把咱拦在河这头。”
河水已经涨了，好不容易扭扭歪歪地蹚过去。村里一片“叮叮当当”的敲盆敲罐声。人们站在窑檐下，用木棍、石块把盆盆罐罐敲响。“老天爷爷，可不敢下冷子！”婆姨们一边念叨，神情严峻。仿佛老天爷下雹子专门是为了把盆盆罐罐敲响，人替天敲，天就可以省了这份麻烦。雨紧一阵，叮叮当当的声音也紧一阵。男人们仰面凝神望着天。我想，锣鼓的由来是否与冰雹有关。
山洪下来了。几里远先听见了隆隆的喧响，转眼，墙一样高出水面的洪峰就过来，挟裹着山间的泥土沙砾、枯草败叶，呼啸呐喊着奔过清平湾。清平河再不是那么清平舒缓，骤然间变成几十丈宽的急流，惊涛汹涌，浊浪拍天，似乎生怕辱没了它黄河子孙的声名。
我们披了雨衣跑向河边。雷声雨声水声，响成一片，面对面说话也要喊。天色灰黑，水色昏黄，乌云紧贴着山头翻滚，滔滔黄水如与天相连。闪电在云水之间划开，竟显出火一样的红色。村庄如一座蚁穴，弱小、飘摇。我们站在岸上惊叹着，光看见对方张着大嘴喊，听不清喊什么。清平河只是黄河上一条无名的支流，由此能想见黄河的气势了。
平时可以游泳的那个水潭不见了，急流在那儿形成一个大旋涡，掀起两三丈高的大浪。浪峰上有时托起一块上百斤重的大树根，然后又把它重重地摔进河底，一会儿又见它在远处的急流里翻滚上来。一百多斤的好柴被洪水抢走。
栓儿头一个跑来捞河柴，身上披一块破麻袋片，拿了木叉、镰刀和一根很长的木杆。那儿的规矩，不管什么东西，放在山里绝没人偷，但只要被洪水推走，谁把它从急流中捞上来，谁就是它的新主人。多是些碎柴。偶尔也有一两根圆木被推下来。一根圆木上百块，谁捞了也高兴，但又想起它的旧主人，真心叹道：“日这洪水的妈。不晓得又把谁做过了29。”然后把圆木抬回窑去。
女生们也站在河边，又嚷又笑，似乎还唱。
“笑咧！一程冷子下来全不要笑！”栓儿在我耳边喊。他正把镰刀往那根长木杆上绑。
“冷子一打，一年的苦顶喂了狗！”他又在我耳边喊。
“什么？”
“麦子全落在地里，水一推，毛搁不下一根！”
我愣一下。
“哄你？玉米、黍也球势。”
“会下吗？”
栓儿再看看天：“敢哩！”
我们都安静下来，感到了一点儿恐怖，想到明年不能再吃国库粮，往后的日子与收成的好坏有联系。不觉中都仰脸凝神望着天。
“怎么办，那？”
“弄上根绳。”
“绳？”
“把脖颈扎起！”栓儿说，像在说一个平常的玩笑，却不笑。
/二十二/
担粪上山，沟里走几里，山上再爬几里，六七十斤的担子压在肩上。有条沟叫愁牛沟，意思是牛走起来也发愁。愁牛沟的尽头就是苦行山，那架山梁又高又长，是说在那山上走最是件苦事呢？还是说谁能担粪爬上那架山，谁就最是好受苦人呢？北京话说“活儿干得好”，陕北话是说“苦行”。还有座山叫日天峁，是全村的最高点。绝不是说它高得接近了太阳和天。提醒一句：那山又高又陡，几乎直上直下。老乡们的想象极大胆。
我和仲伟、小彬在日天峁上掏过地。掏地就是刨地，或者叫翻地，七八个人楼梯似的站成一斜行，从东走到西，再从西走到东，一步一镢，慢慢从山脚掏向山顶。牛耕不过来就人掏。一把老镢六七斤重，举起来画一个弧，落下，腰一塌屁股一撅，借点儿惯力，一镢一镢地把整座山一寸不落地刨开。看着太阳升起来，变红，变白，变热，身后掏下的地已经不少；看着太阳落下去，变红，变大，变冷，眼前没有掏开的地似乎还那么多。除了黄土还是黄土，漫无边际的黄褐色。说笑声便低落，渐渐变成无声，世界上只有镢头砍得地球响。黄土飞扬处一群人奋力挣扎兼而喘息。
就盼着队长喊——“歇一程儿！”立刻把老镢一扔，咕咚咕咚纷纷倒地、把两只鞋摞起来当枕头，白羊肚手巾盖在脸上，如同死去。想睡一会儿，因为人会累。可是又渴了，因为人又会渴。这些弱点都不如机器。山沟里就有泉眼，这最糟，还不如没有，没有倒可以死心塌地歇一会儿了。现在看你是忍着渴歇一会儿呢，还是放弃休息去解解渴呢！山太高，跑下沟底去喝一顿再爬上来，多半正赶上队长喊“落灶”30。那时你不会再有另外的感想，只想骂天了，才更觉出“日天峁”这名字的妙处。“日这老天爷的娘！”
仲伟从家里带来块四十年代的老“罗马”，清平湾的人从没在近处观察过手表，于是全体传看一遍后，都对它倍加崇拜。开始歇歇儿时，队长郑重地问一声：“仲伟，给咱把表看好。”“三点半！”仲伟说。过了好一阵子，队长问：“几点了？”仲伟早已把表往回拨过，说：“三点三十五！”队长想，才过了五分钟，再歇一会儿吧。我们再把表往回拨。又过了一阵子，队长又问。仲伟说：“三点四十！”队长望望太阳，心里起疑，搬过仲伟的腕子看，果然三点四十。“球，什么价日怪表。落灶！”我们只好抡起老镢继续掏地，深悔搞得太过，致使队长对老“罗马”失去信任。再一个偷懒的办法，说出来大不雅——去拉屎。掏地的人中有婆姨女子，找个背人处去方便方便是颇通情理的，队长没话说。北京人只懂吃饭是一种享受，绝难理解另一种形式的乐趣。如果再闹闹肚子，就更不失为一种艺术。找个远而背人的地方，自然闹不起很多肚子，我们就各找了位置躺一会儿，长吁短叹，“这他妈不是人干的活。”我瞪着天，发觉这辈子有点儿不堪前瞻了。一天两天好受，一年两年也凑合活，一辈子呢？北京又传来消息，说是没来插队的人都分配了好工作。我们搜肠刮肚用尽所掌握的脏话大骂一阵，躺在山坡上，再没有别的主意。“小彬，你真不如去当兵。”仲伟说。小彬愣愣的。鹞鹰在天上盘旋。山的影子在拉长。闹肚子也不能闹到天黑去，只好又爬起来灰不塌塌往山上走。肚子咕咕叫，浑身都酸软，对日天峁的理解又深一步——老天爷不公平。
山上，一行人还在上了发条一般缓缓移动，镢起镢落，镢起镢落，像一排灵活的农具。清平湾的人世世代代就这样。太阳默默沉到山后去，山谷里漫起迷蒙的暮霭。镢头依然砍得地球“空空”响，仿佛宇宙中无始无终的脚步。忽然响起山歌，由弱渐强，优美二字不便形容。“咿哟喂——”“哟嗬嘞——”不过像全力挣扎中的呼喊，不过像疲劳寂寞时的长叹。也不太拘泥拍节，尤其起句和结束，可以任意拖长，大约依据山野的宽阔度而定，也可能依据心中愿望的焦灼度。歌声在天地间飘荡，沉重得像要把人间捧入天堂。其中有顽强也有祈望，顽强唱给自己，祈望是对着苍天。
苍天不开恩，一年的力都白出。
插过队的人，懂了那祈望的虔诚与恐惧。
老天爷，可别下雹子！
/二十三/
也有人不去敲盆敲罐。也许是不那么信奉神灵，也许是受惯了生活意外的掠夺。他们大约更相信，只要出力气，随时也能得到上苍的恩助。河岸上站了村子里最精壮的男人们，拿着叉、耙、长把镰刀，呼唤呐喊着捞河柴，呼喊声和浪涛声交融在一起，想让掠夺者留下买路钱。
栓儿四十岁，个子不高，却很壮，膀阔腰圆，小腿肚子上的肌肉隆起来像一盏灯笼。你不由得要想，他凭了什么能从糠麸掺半的食物中榨取这么一身筋肉？你就想想牛吧，牛从柴禾一样的干草中能提炼出多少力气。栓儿端着长把镰刀立在河岸上，两眼盯着上游的浪峰。他指望捞一根圆木。他看不下那号绒柴，多一把柴烧顶球个甚？一根圆木能换回几斗麦！已经有两根圆木从靠近对岸的地方漂走，几个壮汉瞪眼看着，骂爹骂娘，像一群背运的强盗。栓儿身旁站了另外两个男人，每人也端一把长镰刀，三个人说好，得了圆木三家平分。栓儿实在不情愿同旁人合伙。但要想捞到大根圆木，至少得三个人，圆木像一匹野兽从上游横蹿竖跳地奔过来，三把镰刀得一头、一腰、一尾同时剁上去。一个人不行，圆木会把人也拖进洪流。据说栓儿被拖走过一回，那回他拦住了一根合抱粗的大圆木，镰刀剁得很深，他拼死力往岸边拉，圆木被水冲得横过来，拖着他往前跑，众人喊他放手，合抱粗的一根杜梨木呀！他舍不得，再说也不能就这么倒赔了一把镰刀。圆木把他拖进河心，他撒手了镰刀，攀住圆木，就那么让浪头挟裹着，摔打着，漂了几十里，没死，也没放手那圆木，清平河一个急转弯把人和木头一起扔上了岸，只是浑身被水中的沙砾、树枝拉挂得鲜血淋淋。那样的事只可做一回。那时年轻，又没有婆姨娃娃牵挂着。
栓儿的力气是全村第一。栓儿的饭量全川第二。都说上川的贾家坪有个人更是好吃法，一顿吃过二十几个白馍，一顿吃过一簸箕油囫囵儿。有年八月十五，那人割了八斤大肉，放在锅里煮熟，婆姨捞一块切一块，那人吃一块，吃了一程儿那人说：“对球了，也给你们娘儿几个留些儿。”婆姨再去捞时，净撂下一锅汤。在山里受苦时，老乡们总爱讲这个故事，讲得有板有眼，语气和表情都掌握得恰当。单是肉的数量一节，常常引起争论。“不止八斤咧，八斤了，我吃着也老消停！”“怕够十斤哩！”“噫，十二斤也够！不信咋？！”说十二斤的人脸也红，脖子也粗，青筋暴涨，仿佛受了许多年冤枉。其实没有人压制他，众人都情愿信任他，就像情愿信任老天爷是有眼的。说十二斤的慢慢平定了情绪，沉思着点烟。众人也都静静地追忆或畅想，气氛异常和睦起来。这故事我听人讲过不下十次，肉的数量最高到过十六斤，只有“放在锅里煮熟，婆姨捞一块切一块，那人吃一块”这一情节不变，而且讲的时候音调温柔得如嫩柳轻扬。我渐渐醒悟，那是一个美好的传说，若长久地饥饿便能长久地流传，最终如灶王爷、城隍爷、赵公元帅一般，又生出一路神仙，主管人间吃肉的事务，保护众生吃肉的权利。
栓儿是全村第一个好受苦人。别人担两趟粪，他只用一趟，一趟把两担粪全担上山，剩下的工夫可以整自留地，可以鼓捣他的小铁匠炉。他有一套铁匠的家具和一份打铁的手艺，能打除拖拉机之外的一切农具。他还是个不坏的木匠，手艺当然比不上宝生，宝生是专业木匠。但要是破木方、立柱架梁，人们宁愿请栓儿。宝生专做细木工，而且老了。但那时只有上山受苦算社会主义，担个铁匠挑子去揽活做就不如直接去县大狱。县里、公社都有铁匠铺，没有木器加工厂，因而宝生获准可以出去揽营生，但每日所得要全数交到队里，队里给宝生记十分工。即便如此，栓儿还是羡慕宝生，一天三顿饭吃在雇主头上，省了自家的粮。在栓儿眼里，天下幸福者莫过于宝生。还有榆林、绥德下来的那些匠人，出了力就能见到钱，钱是旱不死冲不走的。大约榆林、绥德有另外的政策，我们这地方穷得还不够。有年冬天，栓儿半夜起身，冒了大雪，担着铁匠挑子偷偷离了清平湾。婆姨只对人说他是去串亲戚了。那一年是遭了旱灾，家家囤子都见底，再看看栓儿的铁匠家具全不见了，谁还解不开他做什么去了？栓儿出去了一冬，回来时一根粗绳等着他，五花大绑被请到县大狱去。那些年，人们渐渐不把坐大狱看成太可怕的事。犯人亦可谓“公家儿的”，遭不遭灾都有饭吃，监狱以外的人倒难免吃糠、挨饿。乡下人也不在乎什么档案不档案，想不出将来会有什么好事要受档案影响。栓儿在狱里养了几个月，白白胖胖的放回来，庄里人都说：“咳呀，做得了嘛！”译成北京话就是“赚啦”或者“不亏”。只是亏了窑里人。栓儿婆姨挺着个大肚子正在地里锄豌豆，听说男人回来，慌慌地往回跑，见了栓儿眼泪汪汪坐倒在窑前。当夜又为栓儿生下第四个儿。
栓儿在队里受苦再不多出力。只是譬如捞河柴的时候，他才又绷紧了浑身的筋肉。
/二十四/
谢天谢地，雨渐渐小了，没有下雹子。
骤然天开了，夕阳异常辉煌，山川灿烂，清平河宽阔、浩荡。水声依然震耳，大浪还逞着余威，浪峰上托出被淹死的羊。
阳光又爬上崖畔，瞎老汉和“花脑”坐在崖顶上。清平湾又恢复了安详。婆姨、娃娃都跑向河边。小脚老婆儿也跷跷地往河边去。
大水翻滚得好看，夕阳在每一个浪尖上点亮一炬火把，像在庆祝一个节日，狂呼狂舞着去黄河。
岸上的人群也像在庆祝一个节日。很多人捞到了死羊，喊，笑，把羊往窑里抬。又都真诚地喟叹：“不晓哪庄里又倒了运……”
我们也找来镰刀绑在木杆上，七捞八捞也截住了一只死羊，使劲往岸上钩。全体女生不近不远地围在我们身后，模棱两可地念些贺词：“呀——”“哎哟——眼睛还睁着哪！”“真惨噢。”“小心别掉下去。”“呀——”众男性就感到身体里添了燃料，七手八脚出了许多笨力气。羊腿一颤，贺词也一颤：“哎呀……”纷纷退一步。男生退一步进两步，抓了羊腿，抓了羊头，镇静如一帮元帅。
把羊抬到灶房，当即剥皮、剔肉。女生仍都围在四周，想帮点儿忙似的，提醒应该拿一个盆来，再拿一个盆来。
“你们还不赶紧和面。”男生说。
“和面？”
“啊？”
“白面？”
“当然白面。”
“干吗？”
“吃！废话。”
“废话！吃什么？”谁也不是好惹的。
“饺子。”
饺子很鼓舞人。大家都变得勤快、大度、和气。月亮升起来，饺子熟了。男生聚在碾盘周围“唏里呼噜”地吞；女生围住磨盘，吃态雅不了太多，终归噪音小些。大家都一样甩汗。几条狗远远地坐在暗处。一只猫跳进灶房，被打出来。猪也“哼哼叽叽”地过来晃，听说人们吃的羊肉，自己有点儿放心。小彬吃出一块糖来，女生们都笑眯眯地把目光投向他，说吃着了的有福。
这是男女生双边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晚上躺在灶上，心里胃里身上都舒服，大伙又记起小彬有福。“驴奔儿算有着落了，你们几个还得让我费心。”“这孙子！咱们先给他张罗一个怎么样？”“行，给我张罗谁吧？”“沈梦苹怎么样？”“不行，沈梦苹看上仲伟了。”“听他妈这小子放屁呢！”仲伟说。“那算了，给你说庄宁吧。”“庄宁？庄宁看上金涛了。”“真的？何以见得她看上我了？”金涛比仲伟有幽默感。“捞羊那会儿她老看你，没发现？”“没发现。你发现了？”“当然。”“你老看她来着？”这时候李卓出去上厕所，提着裤子跳进来：“嘘——别嚷啦，女生就在疤子窑里呢。”我们和疤子家住隔壁。“真的？谁？”“好几个。”大家侧耳细听，崖下的水声很大，疤子窑里是像有她们的声音。“得，这回可他妈现了。”“别说话，听！”再听，水声依然大，疤子窑里又像没有她们，明娃妈在织布。“精神病，你们。”“李卓这小子，甭给他张罗！”“小点儿声！你们听——”又都支棱起耳朵来，疤子窑里确实有细声细气的北京话。大家都闷了，面面相觑了一会儿，又都压低声音笑起来，说这下可恶心了。“咱们刚才都说什么了？”大伙逐句回忆一遍，无疑不妙。“她们也许听不见？”“没法儿听不见，多大声儿呢。”“顶他妈牛小子声儿大。”“你呢？你他妈不比我声儿大？”大家都有点儿傻眼。
我们虽然有时开些没分寸的玩笑，但心里都把爱情看得纯洁、神圣。那夜集体失眠，不断有人去上厕所。头一回正正经经地探讨了爱情问题，知无不言，大家都多懂了不少。
天亮，小彬去问疤子，昨晚女生是否到他窑里去过，疤子说没有。
/二十五/
不久，另一个庄里插队的同学来串，说起他们那儿遭了雹灾。麦子全打烂在山里，老乡们拿着笤帚、簸箕上山去，把混了麦粒的黄土撮起来，一点儿一点儿地簸。娃娃们在黄土里一颗一颗地捡。不少婆姨簸着簸着哭倒在山坡上。我们听得肃然又悚然。
“国家会给救济粮吧？”
“给哩。给不闹31。”
“能给多少？”
“球不弹，”老乡说：“要饭去呀！”
“要饭去？”
“不了咋价？饿死去？”
这言论可算反动。不过那是北京的习惯，在我们那儿行不通。我们那儿的规矩是，出去赚钱要绑一绳，出去要饭可以随便，方圆几千里内保证没有外国人。西哈努克来过一回延安，据说那几天延安街头没有要饭的。要饭多在冬天，一来闲下无事，二来窑里剩的几斗粮要留到春天吃，否则农忙时靠什么来转换成牛一样的力气呢？有时是一个人，拖一根木棍，提一个布袋，木棍随时指向身后称职的狗。有时是一家人，男人喊一声：“打发上个儿！”婆姨牵定娃娃站在男人身后。挨家挨户地要，只要给，无论多少都满意。给的人体会要的人难，要的人看出给的人距自己也只差一步。
刚到清平湾时，我们还信奉着“在我们国家，要饭者必为好吃懒做之徒”的理论。茫茫大雪中，走来一个拖着木棍的人。村里的狗叫起来。那人走到我们灶房前，喊：“打发上个儿！”那人长得挺魁伟。
“你干吗不好好劳动？”徐悦悦先去质问那人。
“什吗价？”那人没听懂，声音很和气，以为是在和他商量一件什么事。
“不劳动者不得食！”沈梦苹说。
那人愈茫然，怔怔地站着，才发现这群人的语言和穿戴都奇异。
“你身体这么好还要饭哪？”
“你是什么农？”
“打发上个儿。”那人低声说。他既不懂我们的话，又不知道再该说什么。
明娃妈走到那人跟前，给了他一块干粮，说：“这些才从北京来，解不开咱这搭儿的事。”
那人拖着木棍走了，不时惶惑地回头来望。
冬天，我们熟悉的人中也有出去要饭的了。我们知道那些人实在都是干活不惜力的好受苦人。清平湾虽没遭雹子打，但公粮收得太多，年昔欠下的公购粮又要补上。年昔我们庄也是因为遭了灾，公购粮卖得不够指标。指标年年长，因为年年都有“一派大好形势”。要饭都是跑出几百里地去要，怕在熟人跟前脸面上不光彩，又以为越远的地方生活会越好些。翻山越岭，走雪地，顶寒风，住冷窑，那绝不是好吃懒做的人能受的。
冬天，我回到北京。母亲乐得不行，继而又落泪。我把一年的所见所闻向来看我的人讲个不停，自我感觉像个历险归来的英雄。听的人都惊讶，都感动，都叹气，最后又都认为我长大了。白天，剩我一个人在家，站在阳台上，看见上班的人潮，看见下班的车流，看见退休的老人带着孙子在冬阳下散步，心想天底下确乎不只有一个世界……
/二十六/
去年暑假，徐悦悦从美国回来探亲，到我家来看我。她穿了一件结构非常简单的针织衫，一条短裤，戴一副金丝眼镜，留着披肩发，显得比十几年前插队的时候还年轻。也许是因为那时她们都穿又肥又大的蓝制服，显不出身材的美来。她已经拿下了硕士学位，正在攻读博士，专业是什么“细胞免疫”一类，我搞不太清。
“还要学几年？”
“两年。或者三年。唉——”
“怎么‘唉’？”
“就是。唉——”她自己也笑，沉一下，说：“嘿，你负责把你们那伙男生都找来，我负责找女生，咱们清平湾的一块儿聚一聚怎么样？”
“你请客？”
“当然我请。”
“气真粗。财大气粗。”
“唉——”她又笑，耸耸肩，有点儿美国毛病。“怎么样？”
“都找来恐怕办不到。”
“当然，得在北京的，能找来几个找几个。”
“去烤鸭店？”
“不如就在家里。买些熟食回来。可以好好聊一聊。吃扁食怎么样？嘿！吃扁食！”
“那就便宜了你。”
“咱们可以把馅弄得好些。为的是大家一块儿边包边聊有气氛。”
“在谁家？”
“当然在你家。你这腿有什么变化没有？”
“很稳定，雷打不动。”
“我在美国问了不少大夫，也都说这种病……”她摇摇头，“不过你的精神状态真好。”
“没办法。没办法的事太多。”
“真是真是。真对。唉——”
“怎么回事你？”
她勉强笑笑，又勉强笑笑：“也许正像你所说，没办法的事太多。”
“就下星期日？”
“什么？噢，行。”
男生来了六个。女生来了三个，庄宁、沈梦苹和徐悦悦。徐悦悦又把她在美国的生活介绍一遍。她自己住一套房子，一间卧室，一间客厅兼书房，厕所、厨房、洗澡间都有。住处周围的环境很美，处处是草坪，小树林，白色和红色的小楼房，幽静的小路。春夏一片绿色环绕，秋天色彩斑斓，天发亮时各种鸟儿就叫起来。吃的东西非常便宜（只要你别老去下馆子，那可受不了），一个大冰箱装满了鸡、肉、蛋、菜、水果、饮料和鱼，够吃一星期；花一点儿时间自己做做饭，吃得很好。过节时请几个朋友来，施展一下中国的烹调技术（艺术，我说），把那些美国人都惊倒。
“你已经把我惊倒了。”仲伟说。
“嗯？”
“房子！你知道我现在住几平米？三口人，十平米，其中四平米漏雨。”
她说她本也想买一辆旧汽车，可她不敢开得太快，那样在高速公路上开就要被罚款，所以没买。她总搭她的美国老师的车，车开起来飞一样。她到她美国老师的家乡去玩过一趟（是在密西西比河边，还是在密苏里河边，我又没记清），总之是乡下，是牧场（还是农场？我这记性真不行）。她在那儿住了一星期。她老师的父亲经营着牧场（或农场），母亲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忙于各种运动，譬如为残疾儿童募捐，为一些其他国家的难民募捐，或者去游行，抗议核军备竞赛什么的。她在那儿学会了骑马，在一望无际的牧场上跑。太阳出来时，雾气渐渐退散，露水依然闪光，牛叫，羊叫……
“你们知道我忽然想起了什么。”
“清平湾。”
“唉——”
“谢谢你的中国心。”
“别逗了。你们不理解，这是自然而然的。”
大家都垂下眼睛包饺子。
“其实那儿和清平湾一点儿都不像。他们家是一座很大的白色的房子，房子后面不远，有一片水塘。晚上他母亲总弹一会儿钢琴。我就想起陕北那些揽营生的吹手，喔儿哩哇啦的唢呐声。还有那时仲伟总在晚上拉小提琴。水塘那儿总有几个孩子在游泳，钓鱼，划一条漂亮的木船。有一天我一个人坐在水塘边，从日落一直到月光很亮，白房子那边又传来钢琴声，我忽然想哭，当然中国人善于不出声地哭。他来问我怎么了，我说你们美国人不会懂。他说他当然懂，很遗憾我会觉得他不会懂。”
大家又都沉默了一会儿。大约都想起徐悦悦已经三十多，还没结婚。
徐悦悦带回来一道难题：那个美国人爱上了她，她也喜欢那个美国人。可是她知道她必须要回中国来。
“怎么必须？”
“没人强迫我。而且那儿的生活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不习惯。”
“你觉得那个人怎么样？”
“挺好的。确实挺好的。”
“模范丈夫？”
“少废话，现在还谈不上。我大骂过他两回。我这人怪，我也知道我这人太怪，中国的很多弊端我可以说，可是我不许他说，他一说我就来火。他倒是不光说中国的，也说美国的。”
“这反而有失国格。好像中国人都跟你一样是‘极左分子’。”
“少废话！”
“而且不一定只有待在国内，才是爱国。”
“这我比谁都懂。可不知怎么的，我想我要是不回来，非忧郁而死不可。我不知道我干的一切事，都是在为谁。”
“不一定在中国才能为中国干事。杨振宁的成就对全人类都有益，其中也包括中国人。”
“这我比谁都懂。可我不行，我好像只有看见我是在为谁干事，我才能相信我是在为谁干事。我大概是个感情型的人。”
“那——他不能到中国来吗？”
“也许能来，但他能不能永远在中国，我不知道。我也不能那么要求他，他有他的祖国、事业。我也不相信我对他有那么大的吸引力，能让他永远在中国。他的研究课题，目前在中国搞起来就很困难。”
“你呢？”
“什么我呢？”
“你的专业，回国后会不会……”
“够呛。我有点儿后悔当初选了这个专业，不如就当个医生。要不就回国当老师，光讲理论，不需要很多设备。”
“你离开他觉得怎么样？”庄宁问。
她不说话。
“那怎么办？”
“唉——”她强作欢颜，对我说，“所以那天你跟我说，没办法的事太多了，我说真对。你们几个男生喝酒呀？”
“要么留在美国，要么回来。”小彬干了一杯酒，说：“再找一个，好人有的是，没什么难办的。”
“找谁？你们都成家了，只有他。”她说，“可他心里的那个目标，坚定不移。”徐悦悦显出美国式的开放和幽默，为了把心底的忧郁冲淡。
大家说应该为徐悦悦干一杯，为她将来的好运，也为她不再像插队时那样是个‘极左分子’了。
“谁是‘极左分子’？！”她又跳起来。
“就是你，阁下，这没错儿。后沟里的果树不是你领头砍的？”
“废话！没有你们？！”
只有金涛一直不怎么说话。
/二十七/
插队的第二年，村里的小学校要增加一名老师，队干部开会决定让金涛当，认为他的字写得好，又能说，保险哄得好那股子娃娃。金涛上任不久，原来的那个老师又病了，到县里住了医院。金涛说他一个人可不行，要求再派一个老师。徐悦悦便自告奋勇。徐财想，这事便宜，不用再耽误一个男劳力，当即批准。
男生又都敏感，说：“行，牛有点儿桃花运。”“有道理，徐悦悦八成是奔着牛去的。”“金涛这下子要受气了。”
“别神了！我受什么气？”
“徐悦悦可是个厉害主儿。”
“厉害？瞧我收拾她。”
“牛！”
“嘿你们等着，我十天之内让她俯首帖耳。”
“牛×哄哄。”
我那时当了饲养员，喂牛。二十几头牛，我喂十几头，一个老汉喂十几头。老汉姓白，我在另一篇小说中写过他。饲养场离小学校很近，一下课金涛就跑来，把学校里的趣事不无夸张地跟我说一通：“刘志高的儿子没白养活，一道应用题，‘地主平均每个月剥削贫下中农二百四十五斤粮，一年剥削多少斤粮’，他掰着脚丫子算了一节课也没算明白。我换一种说法，‘你大平均每个月挣二百四十五工分，一年挣多少’，这小子用了五分钟，算对了。我说那第一道呢，他说一满不晓得该用加法还是减法。我说这第二道呢，他说这样的题他大常叫他做哩，用加法。我一看他的草稿纸，这小子是个天才，把二百四十五加了十二遍居然没出错儿。”我们笑了一阵。白老汉说：“实际的工分不是一个月跟一个月都不一样吗？山里的娃娃脑憨得危险。”
“把徐悦悦收拾得怎么样了？”我问金涛。
“什么？”
“装什么傻，十天已经过去了。”
“噢。”他安静了一会儿。
“五元儿更神，”他又说，“五百六十五加二十七，他居然算出得八百三十五。我琢磨了半天才弄明白，他列竖式时是把前头对齐了……”
我说：“咱们别打岔。说徐悦悦呢。”
“找不着碴儿。”
“这么说，关系不错？”
“别神了你。”
上课的钟声敲响，他跑回去。敲钟的是徐悦悦，一边敲一边朝饲养场上望。我忽然觉得喂牛是寂寞了些。
有一天，金涛慌慌地跑来跟我说：“一会儿徐悦悦没准儿要来跟你借象棋。她跟我借，我说那棋是你的，我不管，把她干了一愣儿。”“那我借给她不借？”“那我管不着。”他说完跑回去。这一下午我喂着牛，似乎每一分钟都有着盼望，寂寞少些。然而徐悦悦并没来借象棋。
小学校放了学，我路过教室窑前回自己的窑去，觉出里面有响动，扒窗一看，教室里只有金、徐二人，正对面而弈。金涛低着头费思考，徐悦悦的目光却全投在金涛身上，我以为那目光在徐悦悦来说是罕见的深情。
晚上我问金涛：“怎么个意思？”他说：“这家伙太狂，说要杀我三盘不开张。”“结果多少？”“一比一。×！我走了一步大臭棋，不然二比零。”我们俩坐在场院里，风很爽，带了雨水打过的麦秸味。从这儿可以望见女生窑里的灯光，和窗纸上晃动的人影；也望见男生窑里的灯光，听得见仲伟的琴声。我们俩好一会儿没再说这事，在平平的场院上拿了几个大顶，又坐在麦垛旁。清平河轻缓的水声，像为静寂的群山唱着眠曲。
“我看，徐悦悦真对你有点儿意思。”
“别神。”他的语气有些含混。
“你走棋的时候，她不看棋，一直看着你，脸特红。”
“你他妈老逗。”
“我要逗，我是孙子。”
“你看见了？”
“当然我看见了。”
他没话说，就吹起口哨，吹的是《让我们荡起双桨》，我们童年时的歌。
“她今天教学生唱这歌，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
没过多久，一到晚上男生窑里就不见了金涛。他和徐悦悦一块儿去“家访”，徐悦悦的新点子，就是到学生家里去，要求家长支持学生好好学习，再宣传一通教育的深远意义，告诉人家不要鼠目寸光只看见那几个工分。一到晚上金涛就往外溜。
“干吗去嘿，又往外溜。”
“去家访。”
“美其名曰家访？”
“向毛主席保证，真是家访。”
金涛往村子中心走，几个男生在后面悄悄跟着。村子中心那片空地上，淡淡的月光照见一个人影。金涛走近去。“今天去怀月儿家吧。”徐悦悦的声音。金涛就跟在徐悦悦身后走，相距三米远。大家有点儿扫兴，侧耳屏气再听，两个人再没别的话。几个人再跟踪走一阵，见两个人果然进了怀月儿家。
怀月儿大要让怀月儿退学，说怀月儿妈也要山里受苦去，不然工分就不够，这样窑里短下个做饭的人手。徐、金二人全力说服张富贵，把学校的成绩册拿来给他看，说怀月儿聪明得危险，又肯下力气学，各科学习成绩都是全校第一，将来肯定能考上初中、高中，说不定能上大学，张富贵是个见过世面的，又让二人说得高兴，于是答应：“那就让这鬼女子上吧，要真能上了大学，她老子要饭去也供养她。”
我喂牛，很晚才睡，有时发现徐悦悦和金涛站在小学校的窑前说话。这办法好，比躲到犄角旮旯去让人少生猜疑。我一边给牛添草，一边心不在焉地跟喂牛老汉搭讪着，耳朵却注意着小学校窑前。两个人的说话声也大（又使人少生怀疑），总是说着村里的事、教学上的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事，“马列主义认为”或者“用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一会儿，金涛冲我喊：“马尔萨斯是哪国人？我一下想不起来了。”分明是想向我证明，他们俩实在都是说的正事。偶尔，小学校窑前好一阵没了说话声，我就叫白老汉的小孙女留小儿去看看。“看啥？”“看他们俩在干啥。”留小儿跑去又跑回来，说：“二人站着看星星哩，一满不言传。”我悄悄绕到小学校的窑顶上，往下看，见两个人东一个西一个，间隔仍是三米，都站着，仰脸想什么。我在窑顶上等一会儿。徐悦悦终于说话了，说的却仍然是提高农村教育水平的重要性。
这两个人平时都伶牙俐齿，却在双边关系上都畏缩不前。直至都离开清平湾，两个人谁也没把心愿说明，以致成了双方永远的谜。
金涛对自己现在的家庭生活不大满意，抱怨他妻子比他小了六岁，没插过队，什么都不懂，时常感觉像是隔代人；两口子一度吵到要离婚的地步。去年徐悦悦来，我偶然说起金涛的这些事，徐悦悦说根本不在于他爱人插没插过队，金涛这人不太懂感情，对人太冷。金涛知道后说：“什么，倒是我太冷？”之后笑笑，挥一下手，意思是：往事再提也无益。
/二十八/
去年回清平湾去，见到怀月儿。她已经二十四岁，还没有结婚。“问下婆家没有？”我问。“没嘛。”她忸怩地绞一下手，又说：“晚婚哩嘛，倒不行？”二十四岁的女子还没结婚，在我们那地方就太特殊。
晚上住在疤子家，成群结队来看我的乡亲们都散尽，怀月儿还不走。明娃妈说：“先叫这睡吧，有话明儿个再拉，他有病哩。”怀月儿说：“要你老婆儿说咋？我晓得。我就再说上一句。”然而她又半天说不出一句，欲言又止的样子，两只手左绞右绞，表情有些忧郁。明娃妈说：“噫，看这女子是咋啦，憨啦？”怀月儿也笑，说心里有话要说哩，一满不晓得咋价说。我说，你想咋价说就咋价说，怕什么。她又愣半晌，忽然说一句：“我把金老师和徐老师都欺骗了。”说得我摸不着头脑。我说：“这倒怪哩，他们俩都精得跟鬼似的，能让你给骗了？”她说：“不是的。是我没本事，考上了初中，考上了高中，白念了一顿，也没考上大学。考了三年，考得一年不胜一年。把金老师和徐老师都辜负了。就这，你回北京见了金老师和徐老师就说给，说怀月儿没本事，把他们给欺骗了。咋你睡，我走呀。”她爬起身就走出去。
我躺在炕上，抽着烟发愣。
明娃妈说：“唉，这女子。她常说对不起金涛和徐悦悦的话哩，说要不是他们去跟她大说，他大就不能让她上学。这女子就想上学哩。考了几年没考上，不晓得这程儿心里想些甚。她大给她说了几回亲，她一满不同意，见也不见，说要个人做主寻婆家。我说是这女子上学上憨了，倒不胜不上的好，看把自个儿熬煎的……”
人的命运真不知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情，就被决定了。金涛和徐悦悦带给怀月儿的，是幸福还是痛苦？假如没有上山下乡运动呢？怀月儿现在是什么样呢？
“看留小儿这会儿，两个娃了。”
“她嫁到哪村儿了？”
“高家圪垯。”
明娃妈在灯下给我铺被，背微驼了，有了白发，脸上的皱纹散开还是道道白痕。
“她爷爷死的时候，她出嫁了没？”
“留小儿出嫁第二年，白老汉就殁下。”
我想，我那位喂牛的老伙计临终时一定是松心的，这也好。
/二十九/
去年，回清平湾之前我给随随写了信去，说我要来村里住几天。据说随随当了大队书记。然而直到起程之日还没收到随随的回信。也许是县城到清平川的路断了？发了洪水，邮件送不去？也许是随随拆开信，却记不起我是谁了？坐在火车上，我忽然觉得此行未免太孩子气，也许那儿根本没有人记得我了。同行的那位“太行山人士”又说：“放心，老乡肯定记得你。我离开太行山已经十五年，我现在要是回去，至少当年跟我学琴的那个小女孩肯定记得我。”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有信心。
天黑时经过一个小站。客车乱哄哄、吵嚷嚷地靠在站台边。另一边的路基上走着一个汉子，时而弓了腰，用榔头在车轮上敲。车窗里透出的灯光照亮那汉子的脸，木然，眼睛只注意看车轮，绝不对车窗里的人感一点儿兴趣。他有自己的生活。火车又乱哄哄、吵嚷嚷地离开小站，我一直看着那汉子走上站台，走进一间黄色的小屋去。
清平湾的人凭什么要记得我们呢？有过那么一群北京学生，少男、少女，乱哄哄地来了，吵吵嚷嚷地住了三四年，又一个一个都走了。来去匆匆，都不晓得为了什么。清平湾还是清平湾，在那偏僻的大山里，看着日出日落，做着一年四季的营生，过着自己的日子。
/三十/
六九年底回北京探亲时是二十个人，在家住了两个月，过了春节又回清平湾的只有十七个了。男生里有两个转到河北老家去落户，一样是插队，平原上的日子总比山里好过，又离北京近。女生中是刘溪，随父母去了干校，在南方。
又要回陕北了，母亲为我收拾行装，无论什么都嫌带得太少，挂面、红糖、荤油，想尽办法往提包里塞；一会儿又跑到商店去，捧着抱着回来：罐头、奶粉、麦乳精……“行啦，带多少也不够一年吃。”我说。她又在行李的缝隙间塞上巧克力，东一块西一块。“带这么多这个干吗！”“在山里干活饿了吃一块。”逗得我直笑：“您真该去接受接受再教育。”母亲误会了，说：“也给贫下中农尝尝嘛。”我拍拍她的肩膀，歪着头看她：“行。不会有人怀疑您的阶级感情。”“别跟我贫嘴。多带一点儿又有什么关系！”“关系是没有，可下了汽车全得我自己扛。”母亲不言声了，记起了有三十几里山路要靠腿走，她又把不要紧的东西往外掏，颠来倒去，偷偷地抹眼泪。
离京的前一天，我们还不知道刘溪转走的事，袁小彬还很快活。“嘿驴奔儿，你不如去问问，没准儿刘溪她们愿意跟咱们一块儿走。”“高！大包儿小包儿的，路上帮人家扛着点儿，你那么壮。”我们实在不完全是开玩笑。我们又都长了一岁，十八了，心底的那种愿望大约也长大了，有点儿要暴动似的。但是那愿望还必须以开玩笑式的语气表达，以便需要时可以声明“我不过是开开玩笑”。
第二天我们在北京站的大钟下集合。李卓来得最晚，嘻嘻哈哈了一阵子，忽然对小彬说：“哟，对了，听说刘溪跟她们家去干校了。”
小彬先还不信，见李卓确乎一本正经，便“刷”的一下把脸色弄白。
“你听谁说的？”我问。
“郭大脸。”那家伙脸长得大，和我们一个公社插队，不在一个村。
“说明白点儿，”仲伟说：“是去了就不回来了吗？”
“废话。不信你们去问郭大脸。”
“他怎么知道的？”小彬强作镇静，脸上的肌肉已经绷紧了。
“他舅妈的姐姐跟刘溪的二姨在一个教研室。要不就是刘溪她舅妈的姐姐跟郭大脸的二姨。我没记清楚。”
“什么时候？”
“什么什么时候？”
这时候大喇叭里开始“请到太原去的旅客上车”了。那回我们走山西，先要经过太原。车票都是家里逼着买的，我们本打算退几张，每人一张车票实在花钱太多，结果让刘溪的事给搅得上了火车才想起来。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昨天晚上。”
“你去郭大脸那儿了？”
“他来找我。”
“还说什么？”
“什么还说什么？没说什么了。”
小彬无心再问，再问也是枉然。
残冬未尽，火车在光秃秃的原野上走。铅灰色的天空正酝酿着一场春雪。
大家一致认为刘溪太不像话，继而又认为这人本不怎么样，长得也不过一般，个子虽然合适，可太瘦，皮肤也白得太过。“像她那样儿的多着呢。”“比她强的有得是！”
小彬呆坐着，像是没了魂儿，一会儿又附和着我们笑，笑得驴唇不对马嘴，以报答我们的好意。
“这事也不能怨刘溪。”有人说了句公道话。“刘溪知道什么？”
沉默了一下，大家又都埋怨小彬了。“让你早点儿给她写封信，你不写。”“我都说给你送去，你都不写。”“那回捞河柴时，刘溪直要跟小彬说话，这小子什么也看不出来，光顾着拽那只死羊。”……
/三十一/
我们六个人正好占据了一个窗口。对面窗口的四个座位上是一男三女，一看便知也是插队的。车厢里随处可见北京知识青年，多数是回山西的，回陕西的多不走这条路；打扮都相近，蓝色的或军绿色的棉大衣，白塑料底的黑灯芯绒棉鞋、一顶栽绒棉帽，女的只需把棉帽换成围巾。烟气腾腾的一伙，或大嚷大叫的一帮，如同一车开往前线去的兵痞。只一年，学会抽烟的人已占多数。女的也是成群结伴，但都牢记了离家时父母的叮嘱，静静地坐着，熬着旅程。
有一帮家伙从北京站一上车就开始喝酒，这会儿到了高潮，吹着口琴唱：冰雪覆盖伏尔加河……
对面那一男三女中的一男，看样子比我们年龄还小，长得像个小姑娘。他不时望望小彬，望望我们，想要跟我们说话的样子。三个女的轮番管教他，但他却总想摆出男子汉不屈的架势，手插在裤兜里，脚踏着拍子，尽力把三位女士的教导当耳旁风。那边的口琴声和歌声愈见高亢，他听得忍不住笑。“一群走调儿大爷。”他冲袁小彬说。小彬没理会，双目无神地呆坐着。“少讨厌！”三女同声呲儿他。那群“走调儿大爷”还是让他忍不住笑，但不出声，像是回忆着什么纯洁又美好的事。三个女的还说他“讨厌”。他仰脸看着车厢顶，深呼吸，想把笑憋回去。
“你看吧这匹可怜的老马，它跟我走遍天涯……”一群声音，什么调儿都有，我也忍不住笑。
他像得救了，把目光转向我：“是不是走调儿大爷？”
“少讨厌！”三个女的几乎同时说。
“嘿，哥们儿哪儿的？”他冲我说。好家伙，要打架是怎么着？插过队的人多半知道，这句话可以算“叫碴巴儿”——就是找碴儿，挑衅。他自己也一愣，觉出话说得不对劲儿，忙改口：“你们在哪儿插队？”
“陕北。”
“哟，你们哪个县的？”
我告诉他。
“哟！咱们是一个县。你们哪个公社的？”
“清平川。”
这回让他失望，却又说：“我去过清平川，咱们离得不远。”然后他又说了几个在清平川插队的人的名字，问我认不认识。我都不认识。
三女中的一个在偷偷拽他。三个女的都瞪他。“你少讨厌！”三女中的一个低声说他。三个女的都显得比他大，都不正眼看我们。
过了一会儿，我到两节车厢交接处的门廊里去站站，他也跟过来。
“哥们儿，抽烟不？”他掏出一包“牡丹”，撕开锡纸。
“不抽，我不会。”
他便难为情地把烟盒上的锡纸又包好，收起来。“其实我也不会。”
天阴得很沉，空气湿漉漉的。
“没准儿要下雪。”
“没准儿，嗯，得下。”
“要不就抽一根儿。”我伸出两个指头碰碰嘴。
“哈，你会！”
我们俩一人点上一根。看来他抽烟的水平还不如我，只是让烟在嘴里过一遍，不敢往肺里吸，唾沫把烟弄湿小半截。
“真抽没意思。”他说，帮我掸掸落在身上的烟灰，似乎与我的关系已经亲密。“我叫王建军。”他说。
“你哪届的？”
“高六七。”
“高六七？！”
他又改口：“初六六。”
“别逗了，你比我还大？”
“初六七，这回是真的，骗你是孙子。”
我上下打量他一回，看见他的裤脚接了一截，颜色比原来的深。
“嘿，你们那个大个儿真够奘的。”他说的是小彬。他好像对小彬有特殊的兴趣。“他得有一米八五吧？”
“差不多，一米八七。”
“嗬！”
“怎么啦？”
“不怎么。得留神前头那帮又抽烟又喝酒的家伙。”
“他们怎么？”
“想找不痛快。”说这话时的口气，仿佛那一帮人加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
“什么时候？”
“在北京站。老往我们这边瞟，老想跟我姐姐她们搭话儿。”
“说什么？”
“倍儿流氓。问我姐姐她们十几了。”
“哪个是你姐姐？”
“个儿最高的。那仨窝囊废！还真告诉人家，‘十八——’顶他妈我姐姐傻。”
“十八岁应该是初六八的。”
“那帮小子，抽烟抽得油着呢。”
“你姐姐是初六八的，你倒是初六七的？”
他一愣，笑了。
“我看你也就十五。”
“十六。真的！还差一个月。”
“你干吗也来插队？”
他满脸嘎笑顿时凝固，又慢慢消失。
门廊里，车轮轧在铁轨上的声音特别响，“咔嗒嗒——咔嗒嗒——”火车又经过一个小站，变换轨道，车厢摇摆得厉害，过道处的门晃来晃去“砰”地关上。一会儿，声音变成“空通通——空通通——”火车开上一座桥。
“瞧他妈这烟，还‘牡丹’的呢。”王建军从烟卷里揪出一根烟梗子，乘机冲我笑笑，那神气彻底是一个孩子。我忽然觉得我是很大了。
过道的门开了，三女中的一女来叫他回去。
“你姐姐找你半天了。”
“等会儿。”他慌忙把大半截烟扔掉，踩灭。
“快着！”
他只好回去，对我说：“咱们一路走，有你们那个奘哥们儿就行了，没人敢废话。”
“没的说！”我说。
那时候，知识青年中打群架的事不少。满怀豪情壮志去插队的人毕竟是少数。将来如果有人研究插队的兴亡史，不要因为感情而忘记事实。那时候，工宣队为了让大家都去，就把该去的地方都宣传得像二等天堂，谁也不愿意敬酒不吃吃罚酒，也就都报名，也就对工宣队的话相信一半，心想敢于百分之百说瞎话的人还没有出世。其实呢？出世已久。结果到了插队的地方一看，就都傻眼。譬如清平湾，简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那不是在上一个世纪，或上几个世纪。种地全靠牛、犁、镢头，收割用镰刀，脱粒用连枷“呱嗒呱嗒”地打，磨面靠毛驴拉动石磨“嗡嗡”地转，每一情景都在出土文物中有一幅相同的图画。分到手的粮又很少，预示了前途的不妙。被欺骗感就变成愤怒。这愤怒便取了一种可行的方式发泄，一些知青就开始胡折腾、打群架、拍婆子。心中空落，百无聊赖。拍婆子就是交女朋友，但不是谈恋爱，带了玩世不恭的色彩。有人羞于谈恋爱，却敢拍婆子。路上碰见个漂亮的女知青，走过去跟人家没话找话说，挨人家一顿骂也觉得心里热烘烘乱跳，生活像是有了滋味。
王建军想与我们结伴而行，格外看重小彬一米八七的块头，主要是想给他姐姐及另外二女找到保护。他觉得自己应该保护她们，又觉出自己难于保护她们，大约还看准我们几个挺老实。这孩子可谓用心良苦。
/三十二/
到了太原，开始下雪。在车站蹲了几个钟头，转慢车到了介休。买到了第二天的汽车票，又在小城里逛了一圈，天色已晚，觉得再去住旅店实在不合算。——光是睡一觉也得花六毛，决定还是在车站候车室去熬一宿。既然节约了三块六毛钱，大家又都赞成买点儿熟鸡吃。“买三只，每人半只吧。”卖熟鸡的老头儿提个匣子，点一盏小油灯，昏暗的灯光下是一面油污的玻璃，透过玻璃隐约可见四只鸡安稳地躺着。老头儿从来没做过这么大笔的买卖，高兴得胡子发抖，说随便再给他添几毛，四只鸡就全是我们的，他也愿意赶紧回家去吃一口热饭，睡一个好觉。我们又给他添了四毛，托着四只鸡回车站。
王建军和他的三位女当家，正坐在候车室里发呆。
王建军立刻迎上来：“你们找到住处了吗？我们去了几家旅店，都客满。”
“正合适，省下钱吃鸡！”小彬说。
“嗬！真没少买。”
“合一块钱一只。”
“够值的。”
“嘿，哪儿去？别走，一块儿吃！”小彬已不再沉默，想抓住一切人、一切机会，来冲淡刘溪留给他的忧伤。
王建军朝他姐姐那边望望，有些犹豫。
小彬使劲一按他的肩膀：“少废话，坐下！”
四只鸡摊开，转眼间被大卸八块。插过队的人都知道，此刻谁斯文谁倒霉。这还是刚刚离开北京，要是在村里，这时大约连鸡骨头也嚼碎。在村里，谁家里寄钱来谁就请客，至少要花掉汇款的一半。几个人兴冲冲到公社去，眼睁睁在邮局取了钱，眼巴巴在供销社买了罐头，急匆匆找一眼闲窑，把罐头打开，想得周到的带了勺子，粗心的只好下手抓，顷刻间肉尽汤干，咂吧咂吧嘴，一脚把空罐头盒踢下崖去，听一会儿狗在崖下的厮打声，只把另外一半汇款拿回村去慢慢受用。这会儿肚子里毕竟还有油水，吃得慢多了。仲伟心细，想起那三位女士。
“嘿，给你姐姐她们拿点儿去。”
“对对对，她们也没吃晚饭呢吧？”
“不用，不用，她们不饿。”
“你这小子没良心，你姐姐对你多好！”
我们是有点儿羡慕王建军，有那么一个好姐姐在身旁。他姐姐长得并不十分漂亮，脸色有些苍白，个子虽高，但身体显得纤弱。她看王建军的时候，目光简直像个母亲。这时候，她正和两个女友挤在一起，三个人静悄悄的仿佛连呼吸也没有。她们这么放心王建军跟我们在一起，让我们感动，心里暖暖的。她的两个女友，一个长得算漂亮，另一个算得上丑。
“你要是不去送，”小彬晃晃拳头，“你盯着。”
仲伟拣了几块好肉，放在一张干净纸上。王建军只好送去，刺溜一下跑过去，刺溜一下又跑回来。太简单了点儿。
一会儿，算得上丑的那个姑娘走过来，也在我们面前放下一个纸包，一句话不说，以更快的速度走回去。有那么半分钟的寂静。随后我们都喊起来：
“嘿，烧饼！”
“北京的烧饼！”
“还是热乎的。”
“别神了。”
“不信你摸摸！”
我们朝三位女士那边望。她们正偷偷地笑，也朝我们望，见我们正望她们，又都低下头。她们身旁有一个大铁炉子，炉壁的某个地方被烧红了一块。
吃着热烧饼，吃着鸡，时而还感觉到三个女性的目光。窗外漆黑，窗台上落了一层薄雪，玻璃上蒙了一层水汽。候车室里人不多，这个小站没有几班夜车。有几个农民裹着羊皮袄，或者抽烟，或者打呼噜。
我抹抹嘴，问王建军：“你那包‘牡丹’呢？”
“哟，让我姐姐给拿走了。”
“没事儿，我就问问。”
“我给你要去。说是你抽，她多半儿给。”
“别价别价，坐下坐下。”
“你们在村里，敢当着女生面抽烟吗？”他问。
“有什么不敢的？”
“我们村的男生就不敢。”
“怕什么。”
“怕她们给传到家里去。”
其实我们也不敢，倒不是怕别的，是因为女生们都有个偏见，认为抽烟一定是学坏的开始。其实抽烟真是有些好处，每天晚都喝稀的，几泡尿一撒，一会儿就又饿了，买鸡蛋吃又太贵，一包烟几个人抽，整晚上嘴里都有事干。单是怕她们给传到家里去？王建军到底小几岁，没悟透这中间的妙处。
王建军靠在小彬身上吹口哨，吹的是《星星索》，吹得缓慢、缠绵，倒不像只有十五岁。
“你的乐感真不错。”仲伟说。
王建军又笑了：“车上那帮走调儿大爷也不知是哪儿的。”
小彬直着脖子唱《三套车》。
“行了你！”仲伟拦住小彬。“你就是走调儿二爷，听王建军的。”
“唱什么？”
“随便，越黄越好。”
他唱了《鸽子》《喀秋莎》《罗梦湖》《桑塔露琪亚》……开始我们都跟着唱，慢慢逐个被淘汰，只剩了王建军和仲伟。他会的黄歌真不少。那时一切外国歌——除了《国际歌》——都算黄歌。不过“黄歌”二字在知青嘴里正失去着贬义。
“在那一八九五年的时候，芒比他离开了家园，穿过了马雅里大森林，走向那无边的草原……”
“不知道？古巴的《芒比》。”王建军说。
“月光照在科罗拉多河上，我愿回乡和你在一起。当我独自一人多么想念你，记起我们往日的情意……”
“这也不知道？《科罗拉多河上的月光》。”
“世界上无论天涯海角，我都走遍，但我仍怀念故乡的亲人，和那古老的果园……我家在丛林中的小屋，我多么喜欢，不论我流浪到何方，它总使我怀念……”
“这是美国歌，《故乡的亲人》。”他的神情有些黯然。
“我看你真有音乐天才。”仲伟说。
“妈的，不唱这种歌了。难受。唱点儿别的。”
“我曾走过许多地方，把土拨鼠带在身旁，为了生活我到处流浪，带土拨鼠在身旁……妈的，光想起这些歌！嗯——”
“妈妈她到林里去了，我在家里闷得发慌。墙上镜子请你下来……”
这歌大家都会，于是都唱：
“镜子里面有个姑娘，那双眼睛又明又亮……”
忽然传来一声姑娘的尖细的笑，笑声又立刻被什么堵住。我们回头去看，见那个丑姑娘正在受另外两个姑娘的责备。很快，三女士又都正襟危坐了，仿佛什么也没发生。
“别唱了，一会儿你姐姐该骂你了。”
“没事儿，她们也会唱。”
“是吗？！”我们村那些女生，以徐悦悦为首，坚决打击我们唱黄歌。
“她们会什么？”
“嗯……譬如《海港之夜》。”
“唱吧，朋友们，明天要远航，是吗？”
“没错儿。快乐地歌唱吧，亲爱的老船长……”
“当天已发亮，”大家都会唱，“在那船尾上，又见那蓝头巾在飘扬……”
李卓捅捅我：“去去去，唱个别的。”
小彬又两眼发直，发愣。不知道蓝头巾正在哪儿飘呢。刘溪真把小彬坑苦了。
“怎么了你？啊？他怎么了？”王建军还一个劲儿问。
“没你事，你不懂。”
“再唱吧，唱点儿别的。”
我们又唱了些别的，但情绪再热烈不起来。仿佛每个人都有一桩心事。后来就横七竖八地挤着、靠着，把头缩在大衣里都睡了。
夜里我被冻醒了几次，看见小彬一个人在抽烟。
“哪儿的烟？”
“买的。外头有个卖夜宵的小店儿。抽吗？”
“来一根儿。”
我们俩默默地抽烟。外面传来火车的喷气声和挂钩的碰撞声，还有检修工人的笑骂声。那边，三位女士的睡姿要文雅得多，趴在膝盖上，头枕着胳膊。
“真他妈够冷的。”我说。
“嗯。”小彬心不在焉。
一缕缕轻烟飘起来，成一层在半空停着。外面的那列火车起动了。
“对了，刚才那仨女的说，要跟咱们换换地方。”
“干吗？”
“说那儿有个火炉子，让咱们过去暖和暖和，我说不用了。”
“你小子真笨。她是怕她弟弟冻着。你没叫醒王建军？”
“我哪知道？她说让咱们都过去，我说……”
“废话！她能光叫她弟弟过去吗？”
“这女的真不错。”
“废话，比刘溪强的有的是。”
“我不是那意思。”
“你说比刘溪怎么样？”
“×，你小子真没劲。”
“得得得，刘溪有劲，你他妈始终不渝去吧。”
我们俩又都闷头抽烟。我挺后悔刚才说的话，好像我是个不珍重感情的人。
“小彬，嘿，驴奔儿！”
“嗯？”
“等回村，找郭大脸问问。”
“嗯？”
“让他给打听打听，刘溪去的干校在哪儿。”
小彬摇摇头，不说话。
“天快亮了吧？”
“四点半。”
“怎么着，就这么算了？”
“什么？哦。我说你别老跟我说这件事了成不成！”
又一列火车进站了，明晃晃的灯光在玻璃窗上滑过。是一列货车，拖着几十节灰黑的车皮。
“雪停了。”
“嗯。”
“要是我，打听到地址给她写封信。”
“嗯？”
“反正她也走了，就是她回信说不行，也没别人知道。”
“我估计，她压根儿对我的印象就不好。”
“我估计不会。”
小彬立刻睁大了眼睛盯着我，巴望我说下去。可我不过是想使他宽慰，再没别的要说。
“就有一件事，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小彬说，“有一回在苦行山锄地，饭送到山里，她主动叫我，跟我说……”
“什么？她找你说过话？”
“就那么一回。”
“那就是有意思！你小子还一直瞒着我。说什么？”
“那天仲伟做的饭，玉米黄儿根本就没蒸熟。女生灶上做的也是玉米黄儿，当然熟。刘溪把她的分给我一半，然后就说……”
“是吗？有这么回事？那天我哪去了？”
“你拉稀，没出工。”
“仲伟呢？”
“仲伟做饭。她说，男女生不如不分灶。她主动跟我说的。”
“噢——”
“你‘噢’什么？”
我不忍心告诉他，只说“没什么”。我想起，刘溪也曾跟我和金涛说过这句话，也是主动的。分灶的时候，男女生吵成一锅粥，只有刘溪一句话不说。为了分灶具的事，徐财让男女生各派两名代表到灶房去，在队干部的公证下谈判。我和金涛去了。女生也派了两个伶牙俐齿的角色——徐悦悦和沈梦苹。刘溪在灶房里做分灶前的最后一顿饭。四个代表龙争虎斗一番，只恨水缸不能锯成两半。徐悦悦和沈梦苹气哼哼地走了，到底不是对手。我和金涛故意吹着口哨，在灶房里再巡视一回，看还有什么便宜可占。这时刘溪忽然说：“其实，男女生不如不分灶。”口哨声戛然而止，我看看金涛，金涛看看我，再吹起口哨，不是耳朵的问题？“干吗非分灶不可？”刘溪又说，但眼睛不看着我们。灶房里再没有别人。耳朵也没问题。站在女生的立场，她这可是背叛，是一句服输求和的话。却正是这样的话，险些把我和金涛打败。我们俩呆愣几分钟，赶忙出了灶房，一路上谁也没说话，没吹口哨。
现在已经记不清为什么要分灶了。好像还是因为仲伟做了一顿生饭。女生中有人嘟囔：“这家伙专门儿会做生饭。”其实，嘟囔之中还夹着窃窃的笑声。仲伟正为又做了生饭而恼火：“哪家伙嫌生哪家伙别吃！”又一天轮着沈梦苹做饭，做了一锅掺了麸子的窝头。男生中有人说：“干了一天活儿，就他妈给喂麸子！”其实想博一阵喝彩。不料沈梦苹却不好惹，立刻嚷：“少废话！穷日子长着呢。这帮少爷！”后来就逐步升级，她们骂我们是“一帮阔少爷，光想吃好的。”我们对骂曰：“这群娇小姐，挣不了几个工分，饭也不好好做。”继而“少爷”之前冠以“混”，“小姐”之上封以“臭”。我们又乘她们全体去赶集之机，大吃了一顿白面糖包，却不慎走漏风声。她们又于我们不在村里的时候，吃足一顿白面葱花饼，而且为了报复并不把保密看得多么重要。终至有一天酿成了分灶的局面。
有一本心理学的书中说，少男少女在互相吸引之前，会有一段互相憎恨的过程。按我的经验看，相憎绝不在相吸前，保险是在其中，那炽热的相吸一时难于表达，便只好找碴儿打几回架。
/三十三/
又坐了一天汽车。雪又飘起来，越飘越大。好不容易到了黄河边。这个季节的黄河，水不多，显得安分。去年夏天和秋天，他带领着儿孙闹得太凶了。山峦被春雪覆盖了，雪盖不住的地方，泥土的颜色变深。高原默默的，难得黄河在她身边这么驯顺地躺一会儿。
过了黄河是吴堡县城。这里积压了不少探亲回来的知识青年。前面的路坏了，雪又太大，汽车开不了。
“哥们儿！路什么时候坏的？”王建军问。被问的人注意到，他身后站着个一米八七的大个。
“三天啦！我们他妈在这儿窝了三天啦！”
“那怎么办？”
“那不怎么办！等着！”
“有地儿住吗？”
“说的！这么大的地球，会没地儿住？”一阵笑声。
这回旅店是真的全部客满了，能过夜的地方只剩下车站。候车室里横躺竖卧的全是人，几乎下不去脚。我们好不容易在靠近门口的地方拱出一块地盘，十个人只好挤在一起坐，再不能分男女。这倒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是以前没体验过的。我的右边是王建军的姐姐，所以我的右半拉身子总绷紧着。左边的李卓还老说我挤了他。
“这可熬吧，谁知道路什么时候能修好。”
“我眼看就快累死了。”
“甭多，再像昨儿晚上似的冻一宿，咱们就全省得回去吃糠了。”
三个女的不说话。谁说话她们就一齐把目光投向谁，好像是说，一切全瞧我们的了，而且相信我们准有办法。
我们哪来的办法？不过我们倒是赞成她们目光中的意思——我们应该有办法。决定派两个人进城去再找找旅店，其余的人看守行李和这块地盘。三个女的要去，被大伙否决了。王建军要拉着小彬去，小彬说那不如猜丁壳。六个人分成两组：“手心手背！”“单拨儿倒霉！”结果倒霉的是我跟李卓。三个女的这回不加掩饰地笑。称得上漂亮的那一个，笑得头巾也散开。
我和李卓本打算随便问上两家旅店，然后找个厕所蹲一会儿，就回去交差。不料我们却走运，有个旅店刚空出来一间两个床位的屋子。“多住几个人行不行？”“那得多交钱。”“多交多少？”“多几个人就得多交几份。”李卓刚要发作，我连忙把他推到一边去，交了三个人的钱。
“你们仨去住。”
“不！”三个女的说。
“要不，王建军和你姐姐去住。”
“废什么话哪？我是男的，她是女的！”
最后谈妥：十个人分成三拨，轮流睡，头一拨是三个女的。每拨睡五个钟头，反正明天也走不成。
好说歹说，三个女的走了。晚上显出寂寞。在候车室里过夜的知青不少，打牌、抽烟。出来进去的人不断，别想把门关住。风把雪吹进来，在我们脚下变成水。昨天晚上太令人怀念，又有鸡吃，又有热烧饼吃。这会儿，越坐越冷，冻得人根本睡不着。
“王建军，再唱个歌儿嘿。”
“在这儿可不敢，人太多。”
“人多怕什么？谁要打架，我盯着！”小彬说。这小子纯属虚张声势，他要敢打架，兔子也能吃人。不过这会倒难说，他的悲伤正变成邪火。
“有个知青自己作的歌儿，你们知道吗？”
那是当年在知青中很流行的一支歌。关于这支歌，还有一段美好的传说。
条条锁链锁住了我，锁不住我唱给你心中的歌，歌儿有血又有泪，伴随你同车轮飞，伴随你同车轮飞……
据说，有几个插队知识青年，当然是男的，老高中的，称得上是“玩主”。“玩主”的意思，大约就是风流倜傥兼而放荡不羁吧！大约生活也没给他们什么好脸色。他们兜里钱不多，却几乎玩遍了全国的名山大川，有时靠扒车，有时靠走路。晚上也总能找到睡觉的地方，凭一副好身体。有一天他们想看看海，就到了北戴河。在那儿他们遇见了一个小姑娘。小姑娘从北京来，想找她父亲的一个老战友打听她父亲被关在哪儿，但没找到，钱又花光了。
生活好似逆水行舟，刻下了记忆在心头，在心头啊，红似火，年轻的伙伴你可记得？可记得？
北戴河也正是冬天，但他们还是跳到海里去游了一通。远处的海滩上，站着那个茫然无措的小姑娘。“看来，那个丫头不俗气。”他们说。他们正想吸收个把女友参加他们的“旅游团”，那会更浪漫些。“不行，那才是个十四五岁的小孩儿。”“你想要什么？老太太？”“说真的，那小丫头儿可是长得够精神。”“离这么远你就看出来了？”“昨儿我在饭馆里就看见她了，一个人坐着，光喝水。”
当天，他们在饭馆里又碰见了那个小姑娘。“哎嘿，你吃点儿什么？”其中一个跟她搭话。“我不，我就是渴。”小姑娘说。“跟我们一块儿吃点儿吧。”“我不，我有话梅。”小姑娘说。“话梅？”几个小伙子笑起来：“话梅能当饭吃？”
袋中的话梅碗中的酒，忘不掉我海边的小朋友……你像妹妹我像哥，赤心中燃起友谊的火……
他们和她相识了，互相了解了。他们和她一块儿在海边玩了好几天。爬山的时候，他们轮流搀扶她。游泳时，她坐在岸边给他们看衣服。她说，她哥哥也去插队了，如果她哥哥在这儿，也敢跳到那么冷的水里去游泳。她吃他们买的饭，他们也吃她的话梅。“哎嘿，你带这么多话梅干吗？”“我爸爸最爱吃话梅。和我。”“说中国话，什么和你？”“我爸爸和我。这你都听不懂呀？”“我以为你爸爸最爱吃话梅和你呢。”小姑娘就笑个不停。“我说，你妈就这么放心？”“不是。妈妈不让我来，妈妈说张叔叔可能不会见我。”小伙子们都不笑了，含着话梅的嘴都停了蠕动，仿佛吃话梅吃出了别的味道。他们沉默一阵，望着海上的几面灰帆。“你应该听你妈的话。”其中一个说。“不会的，我小时候，张叔叔对我特别好呀？”“小时候？现在你长大了？”“我说的是更小的时候，这你都不懂？”“今天你又去找他了？”“他还是没回来。”“他不会回来了。听我的，没错儿。”“不是！他真是没在家。”“他家里的人怎么不让你进去？”“只有张叔叔认识我，别人都不认识我。这你都不信？”……
人生的路啊雪花碎，听了你的经历我暗流泪，泪水浸湿了衣衫，相逢唯恨相见晚……
据说，他们之中的一个深深地爱上了那个小姑娘，只是得等她长大。他就写下这歌词，另一个人给谱了曲。
他们和她分手了。他们回到插队的地方去，给她买了一张回北京的车票，那是他们头一回正正经经地花钱买了一张车票。
/三十四/
后半夜雪停了。听说六十里外的义合通了车，人们都决定步行到义合去。我们想，也只有这办法。行李成了麻烦，六十里雪路，空手走尚且不知会不会累死。附近的老乡早看下了这个赚钱的机会，扛着扁担的、拉着架子车的，都来揽营生。这段路大约常出毛病。
你伸一只手，我伸一只手，在老羊皮袄底下互相摸指头，名之曰“掐码。”陕北人做买卖都这样。你出三个指头，意思是，你认为这事得给三块钱；我少出一个，意思是，这么几步路两块钱足够了。都不明说，怕让围观的人捡了便宜，也怕让哪个冤大头漏了网。
白色的群山越来越清楚了。从夜里走到天亮。到处是赶路的知识青年，都累得疲惫不堪。还有担着行李或拉着行李的老乡。猛看去，如同逃避战乱的流民。
“歇会儿嘿！歇会儿再走嘿！”认识不认识的，都打招呼。
“别歇啦！天都亮啦！”大家走着一条路。
太阳出来了，路开始变得泥泞。但是太阳出来了，天不再那么黑了，也不再那么冷。太阳从白皑皑的山顶上，把光亮撒开。
给我们拉行李的是个四十几岁的汉子，大下巴，一脸胡茬。十个人的行李加起来得四五百斤，他一个人拉着，靠一辆破车。他只要了五块钱，却相信自己占了大便宜。上坡时我们帮着推一把，倒让他很不安，一个劲儿跟我们说他窑里的病着，意在说明他是多么需要这五块钱。
“车是生产队的，还要给队里交半块钱咧。”
王建军的姐姐掏出烧饼来给他。
他脸上焕发出光彩，两只粗手在腿侧反复搓擦：“能行哩？”
“咋，操心吃。”她的陕北话学得漂亮。
他转眼间吃了六个，又咬一个在嘴上，便拉起车来又走。
金涛在后边喊我，让我等等他。
“你猜王建军他爸爸是谁？”金涛在我耳边说，又是满脸神秘。
“谁？”
他说了一个吓人的名字。
“又他妈牛。”
“牛是孙子，嘿，牛是孙子。给咱们送烧饼的那个女的跟我说的。”
“那他怎么姓王？”
“他改姓他妈的姓了，他妈姓王。”
“我早看出他们家里有事儿。”
“我也是。”
“要不他这么小干吗来插队。”
“后来他妈也失踪了。”
“失踪了？”
“不知道给弄到哪儿去了。”
“我早就看出来了，他们家准有事儿。”
“嘘——轻点儿。她们就在后头呢。”
当时我们急着赶路，怕误了义合的班车。
几年后听说王建军的父亲又恢复了工作。后来又听说他上了大学。前两年我遇见过一回王建军的姐姐，在美术馆，我认出她来，她认不出我了。“忘了那年回陕北，咱们一块儿蹲车站了？”“哎哟！是你呀。”她又看了我一会儿，似乎还有怀疑，“你的腿怎么啦？”“王建军现在在哪儿？”我问。“在国外。哦，使馆里。哦，当翻译。你这腿是怎么啦？”我稍微解释一下，又问起另外两个女的。“一个在当大夫，另一个……你不知道？死了。死了八年了。”我们在美术馆的游廊里坐了一会儿，说些往事，说着高原上的那条雪路。我心里似乎惴惴的，有个问题。“怎么死的？”不对，不是这个问题。“打窑时塌死的。她硬要进去掏土，窑塌了……”“是哪个？她们俩，是哪个？”“靳秀芳。”“哪个是靳秀芳？那个挺漂亮的？”对了，是这个问题。“秀芳可不漂亮。”她说，望着街上往来的人流。我竟然松了口气，天！就因为她长得丑？“夏天死的，运不回来，只好埋在了村后的山坡上。”我想着那个风雪之夜，那个小车站，靳秀芳给我们送烧饼来，放下就赶紧跑了，还红了脸。她已经死了，埋在了黄土高原上。她只不过长得不太好看，其实根本算不上丑。
/三十五/
四元儿也长大了。去年回去，省作协的汽车把我们一直送到县里。在县上的饭馆里吃饭时，正碰上四元儿带着婆姨也来吃饭。我一眼认出他来，有小时候的嘎样儿，长得像疤子又比疤子魁伟，俨然一条陕北大汉；穿的也像样，腕子上闪闪的，只是皮肤晒得黑。他身边坐一个女子，抓一把花阳伞在手上。女子边吃边窃窃地说着什么，四元儿便摆出不以为然的样子说几句干脆话，女子就笑。
“四元儿！”我喊。
他张望一阵，愣愣地离了座位，向我走近。
“你不是清平湾的？”
“嘛。”他再愣一会儿，忽然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咳呀！随随说你要来哩，真格倒来了。多会儿到？”
“才到。”
他却再寻不出别的话来，光是抓住我的胳膊定睛看我。
“还认得出我吗？”
“咳呀，不是随随说你要来，就不敢认。腿一满不得动？”
“随随收到我的信了？”
“嘛。都说你是虚说哩，腿不得动咋能来成？倒真格来了。走！庄里回！”
“吃完饭吧。那是谁？”
他笑了：“我婆姨。我来县上开会，这人就要跟得来。”
四元儿现在是村里的会计。五元儿去了青海，前几年招工招走的，开汽车。二元儿、三元儿都成了家，分出去单过。六元儿还在上中学。
“还能记得我？”
“噫！那程儿你不是喂牛着？”
和我一起喂牛的白老汉前年死了。他那小孙女出嫁了。当年每天晚上坐在饲养场上，她总问我北京的事，问我电视机是什么，望着天上的星星，想半天想不出个头绪。
“这程儿咱庄里也有了电视机了，黑白的。公社里就有五彩的。”四元儿说。
“通了电了？”
“通了多时了。你写的小说我看过，看得人笑哩。亮亮妈不识字，识字喽要揍你咧。”
“咋？”
“把人家那号事写在书上给众人看，咳呀——”
“小说嘛……”
“我晓得。你就把咱山里人看得啥也解不开？”
“我写的白老汉也是综合了白金玉和田秀山，写小说得用点儿虚构。”
“这我解开。”
现在谁喂牛？现在单干了，牛都分开，各家喂各家的。疤子还在炭窑上？还在，当了窑头，不用下窑掏炭了，只在井上动动口。炭窑上有了柴油机、电动机。栓儿呢？栓儿也老了，有一年捞河柴时摔断了腿，老了，再不敢捞河柴。瞎老汉殁了吧？在哩！平八十岁了，每日在村里走走串串，深喜自己的命好，偶尔还到那高高的土崖上去张望。那土崖上的鸽子愈多了，唯瞎老汉知道有多少只。随随箍了三眼新石窑，有了两个儿、两个女子。碧莲养了七十只鸡，成了养鸡专业户，可是运输不便，销路不算好。陕北什么时候能修铁路呢？我又记起当年和白老汉一起拦牛时，站在山坡上唱着信天游，互相说着心里的愿望：这山峁上、沟壑里要都长的是杨树、柏树，够咋美气！
那位“太行山人士”说，这儿为什么现在还不造林呢？同行的几个人都说，这真是件怪事，国家每年花很多钱治理黄河，为什么不下大力气在黄土高原上造林呢？林牧业搞起来，于黄河的治理大有益处，这儿也才有修铁路的价值，人才不光能吃饱，还能有钱。
我们的汽车出了点儿毛病，司机正修得满头冒汗。四元儿说他先回村去，报个信让随随预备一下。他骑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婆姨坐在车后，渐行渐远，忽地那婆姨支开了红花阳伞，远远的十分鲜艳。这又让我想起明娃，想起碧莲第一回来清平湾相亲时的样子，那稚嫩而羞涩的声音仍在我耳边：“看把人家的鞋踩掉了没嘛……”
/三十六/
在县里耽误了一天。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副县长。我们这帮写小说的家伙，观察力都极佳，一进县委大院先都注意到了这个漂亮的女干部，几个人窃窃耳语，惊讶此地竟有这么一位文雅又美貌的女干部。她正在和几个粗壮的农民谈话，愈显出身材的柔美，说话时的动作也——怎么说呢——很帅；衣着剪裁得合身且讲究，让我们几个北京人惭愧。
一问才知道，她原是上海知识青年，“文革”前就去了新疆农垦兵团，一九七二年随爱人来到陕北，她爱人的老家在这儿。来了之后先当了几年农民，又当了几年工人，再当了两年干部，去年被选为副县长。
“孩子呢？几个？”
“两个。一个跟我在这里，一个在上海跟着外婆。”
“不想吗？”
她笑，笑得很潇洒：“我想他，他不想我，从小跟着外婆，不愿意到陕北来。在这儿的这一个又不愿意到上海去。”
“哪年到的新疆？”
“六三年。”
“石河子？”
“对，石河子。”
“总理当年不是去过？”
“对，当时我就在。”
“自愿去的？”
“对，自愿。”她稍犹豫一下，又说：“也不完全是。我的出身不好，考大学时虽然分数名列前茅，但我的出身不行，没上成。我当时觉得这也没啥了不起，干什么不是一样？让党看我的真心好了。现在有些遗憾，就是没有上过大学。我现在正在上业余大学。”
“您的上海口音并不重。”
“南腔北调。陕北话我也能说，上海话也能说，维族32话也能说几句。”
“三十几？”
“噢——四十几了！”
“不像。”
“不像吗？”这回笑得却不像个县长，像个女人。从那笑中能感到她多么希望自己还年轻，多么高兴自己还只像三十几岁。“不，老啦——”她又说。当然，她想起自己十八九，二十几岁时来，难免会有万千感慨。
“不想调回上海吗？”
“现在不想了。这儿有我的事业，也很好。”
女县长走后，我们几个人说：“嘿，这就是一篇小说。”
“太行山人士”说：“你们他妈的就知道小说，听来一点儿事，加上些美哉壮哉的文学词汇去制造一篇小说。抽风。”
“废话。你说怎么写？”
“我说咱们都别写了，不如改行当小偷儿。你能写出她心里的一切来吗？外表的和藏在心底的，眼前的和那四十几年的，加在一起才是她这个人。你能吗？你只能偷人家点儿东西，于你制造一篇小说有用的，先定下个原则，要写成一个什么样的，强者文学吧，阳刚之美吧，乐观坚强忠诚深刻高昂……要不你吃什么！”
同行的几个人都说这小子酒喝多了。而后大家都躺下，抽着烟，默默地望那窑顶。
/三十七/
弄不清是不是在梦里。
清平河还是那么轻缓地流着，在村前“哗哗啦啦”地诉说着日月光阴。
我们当年住过的那眼石窑静静地坐在阳光里。窑前的小枣树长大了些，枝叶摇曳，在窑门和门前的空地上投下碎影，窑洞就更显得沉寂。窑门上了锁。木门上隐约辨出当年的墨迹：“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金涛写的。还记得我给他端着墨汁瓶，称赞他的字写得漂亮，墨汁溅了我一脸。仲伟正脚踏着拍子吹口琴，吹的《霍拉舞曲》，吹得浑身乱颤。那是一九七〇年国庆，村里不放假，我们自己给自己放了假。小彬蹲在窑前逗狗。那只狗叫“玩主”，会两腿站，会打滚，会玩很多花样；其父是“黑黑”，其母是“花脑”，父母原都老实巴交的。李卓从河边洗衣服回来，把衣服晾在小枣树上，每一枝头挂一件，飘飘扬扬如同五彩旗。秋阳温暖、不燥。欢快热烈的“霍拉”飘过河去……
现在这窑前可真冷清。窑已做了仓库。那群吵吵嚷嚷的少年都到哪儿去了？好像根本不曾来过。好像他们还在窑里，睡着懒觉。好像他们都去赶集了，买几筒罐头，吃罢就回来。好像他们都上山受苦去了，剩我一人在家做饭，一会儿就都会喊着饿回来的……所能清楚的只一件事：他们都远离了清平湾，但他们无论在这星球的什么地方，都终生忘不了这窑洞、这山川、这天空、这土地和人……
疤子家的磨坊已经废弃了，石磨愣在那里驮满尘土。现在都用电磨了。“嗡嗡”的推磨声在我心头震起。李卓说：“一人一百圈儿，我先来。”金涛喊：“才他妈九十八！还差两圈儿。”仲伟和小彬搭伴，两个人推二百圈。金涛又说：“仲伟真机灵，找了条‘大驴’搭伴儿。”那时队里的驴不够用，时常就要人推磨。这一天就全体歇工，推一天，天黑时磨坊里挂一盏马灯，大家都累得不说不笑了，驴一样地默转那一百圈，盯着面粉不慌地落，窑顶上是鬼似的人影在转……
我又到了饲养场。饲养棚都拆了，光剩一片空地，堆满柴草、石料。我寻着残留的地基，找到我当年的领地，跟同行的几个人说：老黑牛就在这儿，红犍牛就在那儿，老生牛在这儿，花牛在最边上……我记得它们的样子，盼着我给它们拌料，高兴得前蹄上石槽，亮亮的眸子望着我。白老汉哑着嗓子又唱：你看下我来，我也看下个你……
那年我住在医院里，有人给我介绍了个偏方：穿肠骨，焙干研碎了吃。穿肠骨就是狼粪中没有消化的碎骨头。我写信到陕北去。白老汉拦牛时漫山遍野地找，找到一小把，托仲伟给我捎了来。这地方的狼不多，他一定费了大力气……
那位“太行山人士”忽然说：“我决定了。”
“决定了什么？”
“回北京时我在山西下车，去我们太行山看看。”
/三十八/
有人会说我：“既然对那儿如此情深，又何必委屈到北京来呢？用你的北京户口换个陕西户口还不容易吗？”更难听的话我就不重复了。拍拍良心，也真是无言以对，没话可说。说我的腿瘫了，要不然我就回去，或者要不然我当初就不会离开？鬼都不信。
那儿需不需要知识青年？说老实话：需要。那儿最缺的是知识，缺老师，缺大夫，缺学农的、学林的、学机械的、学配种的、学计划生育的……除了不缺学原子弹的。
于是心里惶惶的，似乎连这思念也理不直，气不壮，虚伪。
有个也是当年插过队的人跟我说：“甭管那个，反正咱们他妈的没理。当年当了红卫兵，肯定是没理；后来去插队也没理，要不为什么插队不算工龄呢；然后转回来还是没理，有理就不用偷偷摸摸给人家送礼了；那些猫争狗斗上了大学的以为这下子还不得有理？结果工农兵大学生现在不算数；后来真正考上大学的也没多少理，三十好几了，老婆喊孩子哭，屁股大的一间房，只好蹲到路灯底下去背书，因为工龄不够，一上大学还把工资免了；还有些人为了转回来，为了上学，不结婚，忽然想起得结婚了，又没理了，成了大龄男女青年。你干脆放心得了，反正咱们不想有理了。”
话虽这么说，心里依旧惶惶的。
陕北的变化确是不小。没有要饭的了。没有人吃麸、吃糠了。没有人穿得补丁摞补丁了。饭馆里卖的饭菜也不光是两面馍和粉汤了。插队那时，偶尔到县城来，我们几个就先奔饭馆，筹了十几块钱想大吃一顿，可无论如何花不了那许多钱，无非两道菜：素粉汤和肉粉汤。素粉汤就是漏粉、豆芽、豆腐合在一起熬，加上几片肉便为肉粉汤。现在呢，七八种炒菜写在黑板上，过油肉、宫保肉丁、木樨肉、大拼盘，啤酒也有。我对那个大师傅说：“咱们这儿也会这么炒菜了。”他说：“不是你们北京知识青年传来的？”嗬！这可是对我们的充分肯定。吃饭也确是一种文化。我还不曾想到过上山下乡运动的这一作用。历史常常有趣，先定的目的没达到，却有了意外的收获。
前不久在报纸上见了一篇报道，标题是《经济发达地区商品、人才、技术涌向大西北》，说“西北过去经济落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商品经济不发展……现在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经济政策放宽以后，经济发达地区的大批小商小贩、推销员、建筑队，以及有各种各样技术的人，带着时装、日用品，带着手艺、技术，潮水般地涌向大西北……”这才是真正的开发。历史上真正的开发，似乎都是这样自发的。也许上山下乡运动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那是一场人为的运动吧？我这样想。
/三十九/
从县里开车去清平湾的那天，蒙蒙地下着小雨。满山的麦子正要抽穗，最上头的一片片叶子高高挑起，正如民歌中所唱：四月里麦子挑旗旗。麦子都密植了，不像过去那样，隔一大步种一撮。
山川都变了模样，认不出了，因为还是水土流失严重。女县长陪我们一起去清平湾，她说，这地方如果连着几年遭灾，老乡们的日子还是不好过。
汽车沿着山道颠簸，山转路回，心便一阵阵紧，忽然眼前一亮：那面高高的黄土崖出现在眼前，崖畔上站满了眺望的人群……
一九八五年七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