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位置或语言的胜利

文学的目的，笼统言之，就在沟通。文学所以存在，就因为我们需要沟通，一个人盼望与所有人沟通，所有人盼望互相沟通，甚至自己的大脑也在寻求与自己的心魂沟通。文学的问题，其实就是人与人乃至人与万物万灵如何沟通的问题。这样看，似乎就没有必要提出“一个国家的文学如何与其他国家的文学沟通”这样的问题。国境线内的沟通，并不比国境线两边的沟通更简单些，国度的概念于此又有什么意义呢？文学意义上的沟通，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国境线基本上是一个政治的抑或经济的问题。

从国度的位置看文学极容易有一个糟糕的效果，那就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只看到另一群人的群体现象而不去关注个人的心绪，只看到他们在空间和时间中的行动而忽视他们心魂的趋向。

但是，问题既已提出，就说明：国度，在人类所盼望的沟通中是一个独特的障碍。这障碍，是文学不情愿看到的，但它却是事实。首先，那是由不同的语种造成的，不同的发音、不同的文字和文法、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信仰、心理和思维习惯等等。我们常常听见翻译家们抱怨说，某些作品是不可翻译的，完美的翻译简直是不可能的。我虽只略懂汉语，但我能理解翻译家们的苦衷和遗憾。不过，我想这并不是最可怕的障碍，如果这障碍正是沟通的一种背景，而我们不仅注意到了它，而且正在努力克服它，我们就有理由持乐观态度。但是，通天塔的不能建成，大约主要不是因为语种的纷繁多异，而是由于比语种大得多的语言！就是说，语言中的障碍比语种间的障碍大得多。比如，成见和偏见与语种无关，但却包含在语言中。所以，其次（但绝不是次要的），国度所酿造的最大也最可怕的障碍，也许正是这种成见或偏见。

西方人看中国文学，常常认为那只是了解中国人风俗习惯的一条路径，较少相信那是了解中国人心魂状态的一个角度。他们经常是以社会学、民俗学乃至政治经济学的态度看待中国文学，很少把中国文学放在文学的位置上来观照。他们更容易以猎奇的态度看待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而对那简单的外在历史和现实之下埋藏的丰富且悠久的心魂追寻却多有忽略。中国文学确曾有那么一段时间离开了文学的位置，这可能是造成西方之成见的一个原因。这成见之深慢慢演成偏见，仿佛中国文学永远都只是出土的碎陶片或恐龙蛋，单为冷静的考古家们提供一处工作场所，为他们的预设的考古理论提供具体数据。我们对西方文学一向是崇敬的，至少我自己是这样。可是正因为这样，西方的偏见又助长起一些中国写作者的错觉，以致他们情愿在那偏见所发出的赞扬声中亦步亦趋，处精神之迷途而不觉，投偏见之所好以为乐事。

先要让文学回到文学的位置，沟通才是可能的。正如恋人先要走进爱的期盼，领袖先要退回到选民的地位，才可能有真正的沟通。

这就有一个文学的位置在哪儿的问题。这当然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有一点我想肯定是既简单又明确的：文学是超越国境线的，超越种族的。文学与经济的先进和落后也不成正比，它就像大气层一样是上帝对地球人平等的赐福。它在到处催生着精神的蓬勃绿色，唯愿不要因为我们愚蠢的偏见与争夺而污染它、破坏它。

有一次，我听到一位作家说：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征服或奴役，是以改变他们的语言为开始的，是以同化他们的语言为过程的，是以消灭他们的语言为结束的。他的这一判断大约并不错，我很感谢他的正义和敏觉。征服和奴役，这当然是一种可憎可恶的事实，这当然也是一种理应反抗的事实，因为任何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征服和奴役都是不能容忍的。但这更是一种可悲的事实——在被征服者丧失了自己的语言的时候，征服者到底获得了什么呢？就是说，他们获得了什么样的语言？他们获得了什么语言意义上的胜利呢？如果我们承认这样的征服者也就是语言的胜利者，那我们就等于承认了语言就是霸权。然而，语言却从来不承认征服者的胜利。因为语言的伟大和神圣并不在于征服而在于沟通，而语言的征服与被征服都是语言的失败、堕落和耻辱。上帝给我们空气是为了让我们呼吸，上帝给我们语言是为了让我们对话，上帝给了我们语言的差异是为了让我们沟通，上帝给了我们沟通的机会是为了让我们的心魂走出孤独、走向尽善尽美、使爱的意义一次次得到肯定。

那位作家接着说：因此，捍卫民族语言的独立和纯洁，就是文学的一项重要使命。这话也是不错的，面对征服和奴役的危险，这话就更显得正确无疑。但是，如果那样的征服和奴役并不能证明语言的胜利，这样的捍卫与反抗就能证明语言的胜利么？遗憾的是，我没有再听到那位作家说到文学的其他使命是什么，或者更重要的使命是什么。于是就有几个问题突现出来。一个问题是：在民族间（国家间）的征服尚未出现或已经消失的地方和时候，文学的使命是否还存在？另一个问题是：在同一民族（国家）中，文学的使命是否还存在？再一个问题是：我们何以要有文学？何以要有语言？何以要有语言的探险与创造？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语言并不屈从于民族或国家的概念，它可能因为民族或国家的原因而被征服吗？最后的一个问题是：捍卫民族语言的独立和纯洁，其限度是什么？无限度的独立和纯洁是否有益？是否可能？

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还不懂得民族（国家）之分以及征服为何物之时，我们就已经渴望语言了。当我们已经成年，看见了整个人类，并且厌恶了互相征服甚至厌恶了互相防范，这时候我们尤其渴望语言。这就说明，在民族（国家）的概念之外，早就有一片无穷无尽的领域在召唤、在孕育着我们的语言了，而且永远都有一条无穷无尽的长途在前面，迷惑我们，引诱我们，等待着我们的语言去探寻，等待着我们的语言更趋强健、完美。

那片无穷无尽的领域和长途是什么？

我在刚刚完成的一部小说里写过这样一段话：

你的诗是从哪儿来的呢？你的大脑是根据什么写出了一行行诗文的呢？你必于写作之先就看见了一团混沌，你必于写作之中追寻那一团混沌，你必于写作之后发现你离那一团混沌还是非常遥远。那一团激动着你去写作的混沌，就是你的灵魂所在，有可能那就是世界全部消息错综无序的编织。你试图看清它、表达它——这时是大脑在工作，而在此前，那一片混沌早已存在，灵魂在你的智力之先早已存在，诗魂在你的诗句之前早已成定局。你怎样设法去接近它，那是大脑的任务；你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它，那就是你诗作的品位；你永远不可能等同于它，那就注定了写作无尽无休的路途，那就证明了大脑永远也追不上灵魂，因而大脑和灵魂肯定是两码事。

我想，那片无穷无尽的领域和长途就是世界全部消息错综无序的编织，就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困境和梦想。我想，写作就是跟随灵魂，就是聆听那片混沌，就是听见了从那儿透露出来的陌生消息而不畏惧，仍去那片陌生之域不懈地寻找人间的沟通——这就是文学的位置吧。

这样的沟通是以个人为单位的。捍卫语言的独立和纯洁，很可能就是捍卫每一个人的语言权利，使之不受任何名目下的权力控制，以及由此而生的成见和偏见的左右。它们是朋友间真诚的交流，是对手间坦率的对话，是情话或梦语般的自由。这样，它怎么还可能被征服、被奴役呢？即便征服和奴役的邪欲一时难于在这颗星上消灭干净，也会因为这样的语言和文学的力量而使之不能得逞。追求集体语言的反抗，大约并不能消灭征服的欲望和被征服的事实，而追求个人语言的自由才可能办到这一点。因为，集体语言非常可能在“独立和纯洁”的标签下实行封闭，而这封闭又会导致集体对集体的征服和集体对个人的奴役，而个人语言却必须是在与他人的交流和沟通中才能成立，必然是在敞开中实现其独立和纯洁。这样的独立和纯洁并不害怕吸收异质和改造自身，而这样的吸收和改造才创造了人类文明，才证明了语言的胜利。

1996年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