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　纽曼+洪堡的教育模式

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校长曾经在毕业典礼上开过这么一个玩笑：“诸位，你们知道以前我们伯克利的毕业生是如何称呼斯坦福的毕业生么？我的上司（My Boss）！”他的意思是在公司里当老板的常常是斯坦福的人，干活的是伯克利的人。接着他又说：“这种现象直到出了埃里克施密特（Google 的 CEO）才终止。”当然，大家都知道施密特是个特例，而他前半句话讲的现象却是普遍的。为什么斯坦福大学能培养出这么多优秀毕业生，尤其是工业界的领袖呢？这一方面是因为斯坦福守着硅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另一方面和它的教育方式有关。

斯坦福和美国东部的著名大学有很大的不同，这不仅仅体现在研究上，也体现在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上。美国东部的名校比较传统，用中国唐代韩愈的话讲，就是传道、授业和解惑。它们对教授和学生要求都比较严，加上教授们专注于教学，因此教学水平非常高。比如在麻省理工学院，它本科生的基础课微积分从来是由最好的数学教授讲授，这一点在斯坦福做不到。因此很多学生和家长都知道在东部名校更能“学”到知识。而斯坦福更倾向于让教授和学生自由发展。它对教授和学生都是外松内紧，自由度大得多，对于有的学生来讲可能是如鱼得水，对于没有动力的学生可能就荒废了时日。如果单从知识的传播来看，斯坦福还是赶不上东部名校。很多斯坦福的教授自己都承认这一点，甚至认为和它的邻居伯克利相比也有一定差距。

这种差异的形成有有传统上的和地域上诸多原因。美国东部的著名大学，以常青藤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等大学为代表，沿袭并且长期以来执行欧洲尤其是英国早期（不是现代）传统的“高等、教育”的原则。所谓高等是指大学为社会培养高素质、有文化和有教养的（本科）人才，实际上是私人贵族教育的社会化。这些大学在本质上讲不是职业教育的机构，而是培养绅士的地方。这与中国孔子时期的教育理念有不谋而合之处——教育的目的不是传授实用技能和进行职业训练，而是教授礼仪、修养和德行。直到十九世纪末，哈佛等大学的教育仍然以拉丁文为主，有一点像中国古代强调“六艺”。到了十九世纪，由于英国牛津运动的出现和德国洪堡体系的诞生，欧洲的大学水平有了质的飞跃。而在美国的大学里学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很多青年人不得不到欧洲求学。所幸的是，就在斯坦福大学诞生的时候，欧洲这两项变革已经完成，大学教育的观念在美国开始改变。

说起现代高等教育，一定要提到两个人，普鲁士德国的外交家和教育家洪堡以及英国的牧师和教育家约翰·纽曼。

洪堡是普鲁士德国的外交家，却建立了完善的、服务于工业社会的普鲁士教育体系。德国有一所以他名字命名的大学。在这个体系中，职业教育、技能的教育成为大学的中心任务，这样大学生在学校学到的就是真正有用的知识，一走出校园就马上为社会服务。洪堡体系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强调研究对于大学的重要性，它将大学从一个教育机构变成了一个教育和研究的综合机构。在强权的普鲁士，一种体制很容易被自上而下地推广。普鲁士得益于洪堡的高等教育体系，很快从欧洲一个小的农业国实现了工业化，并且一跃成为十九世纪欧洲最强国。德国的高等教育至今基本沿用洪堡一百五十年前制定的体制，保证了它在全世界工业界和商业界的领先地位。洪堡体系后来对美国、俄国（前苏联）和中国等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马上搞了将理工专业分离的院校调整，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原来的综合性大学拆成文理型大学、工科大学，政法学院和医学院等等，完全是按照洪堡的体制来的。遗憾的是又没有学到家，“忘了”在大学里建立研究生院，以至于研究生教育至今落后。）美国著名教育家丹尼尔·吉尔曼（Daniel Gilman）等人借鉴了洪堡体系的长处，将美国的很多大学从近代的私塾转变成高等职业教育和研究的机构。吉尔曼生长在美国东部，却在美国西海岸担任了伯克利加州大学短暂的校长。在加州的短暂时光让吉尔曼看到了大学开展职业教育的重要性。由于加州政府试图把伯克利办成一所农业大学，使得吉尔曼的理想难以实现。这时正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刚成立，并聘请了他来担任第一任校长，吉尔曼实现自己理想的舞台便顺顺当当地出现了。吉尔曼不负众望，按照德国职业教育的模式，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立起美国第一个研究生院并把该校办成了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在长达二十五年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生涯中，吉尔曼不仅把该校办成了一流的大学，而且把研究型大学的概念在美国普及。几年后，它的学生安德鲁·怀特（Andrew White）也把康奈尔从一个小的乡村学院办成了一所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吉尔曼后来又担任了卡耐基学院的校长，奠定了今天卡耐基梅隆大学在工科世界一流的地位。）

图15-2教育家吉尔曼 斯坦福大学诞生的契机很好，当时正是美国大学向研究型大学转型的时期。里兰德.斯坦福为了给斯坦福大学找一位好的校长，遍访美国东部名校。他在康奈尔大学见到校长安德鲁.怀特（Andrew White）。怀特深得老师的真传，他和斯坦福谈得非常投机，于是斯坦福希望怀特能接受斯坦福大学校长一职。怀特因故不能接受邀请，而向斯坦福推荐了自己年轻的学生、印第安纳大学的校长大卫·乔丹（David Jordan），即后来斯坦福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在乔丹领导下的斯坦福，从一开始就避免了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二百年来走过的弯路，直接成为了研究型大学。

斯坦福一直有重视研究、重视博士生教育的传统。这不仅仅表现在科学和工程学上，而且在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学科也是如此。斯坦福的胡佛研究所是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和政策研究中心，现任国务卿赖斯原来就是那里的学者。斯坦福大学在上个世纪初成立了斯坦福研究所（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后来从斯坦福大学分离出去，即现在的 SRI International，是美国著名的信息科技和国防科技研究中心。

凡事有利必有弊，一个教授的时间是有限，搞研究的时间多了，办公司的时间多了，在本科生教学上投入的时间就少。这就是斯坦福大学本科教学水平赶不上普林斯顿，也比不上它的邻居伯克利的原因。但是即便如此，我个人仍然认为一个本科生在斯坦福比他在普林斯顿或伯克利能学到更多的东西。这里面就涉及到对大学理念的理解了。

我不是大学教育研究的专家，我的看法可能有些片面之处。对于大学的理念，我个人非常赞同英国牛津的主教、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的发起人约翰·纽曼的观点。纽曼有点像围棋里的求道派，在他看来，大学是传播大行之道（Universal Knowledge）而不是雕虫小技的地方。纽曼在他的著名演讲“大学的理念”（Ideas of University）中讲到“先生们，如果让我必须在那种由老师管着、选够学分就能毕业的大学和那种没有教授和考试让年轻人在一起共同生活、互相学习三四年的大学中选择一种，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为什么呢？我是这样想的：当许多聪明、求知欲强、具有同情心而又目光敏锐的年轻人聚到一起，即使没有人教，他们也能互相学习。他们互相交流，了解到新的思想和看法、看到新鲜事物并且掌握独到的行为判断力。”

我不知道今天的牛津大学是否还遵循纽曼的这个理念。在美国，很多研究型大学在强调职业培训的同时，依然遵循这个大学的理念。以职业教育而著名的哈佛商学院（HBS）其实把纽曼的这个理念发展到了极致。在这所全球最难进的商学院里，从没有考试。同学们互相学习获得的知识不比从教授那里得到的少。大家生活在一起，平时同吃同住，放假由学校组织到世界各地一起玩，那里的学生都是年轻、已经小有成就而又雄心勃勃的人。他们在宽松的环境下，可以自由地获取专业技能和社会知识，尤其是和人打交道的经验。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在哈佛商学院里不能和同学们玩到一起的人是白交学费了。斯坦福在这方面当然没有哈佛商学院那么夸张，但是它给本科生一个类似的内紧外松自由发展的环境。

纽曼的教育方法要求受教育的人有很高的自觉性。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一个大学大部分学生都是问题学生，而学校又不加管束，这个大学一定办得一团糟。所以很多州立大学，由于学生的来源参差不齐，很难实施纽曼的这个理念。和哈佛商学院一样，斯坦福大学的入学门槛都很高，它每年的招生人数只有伯克利的五分之一，来到这里的学生都是希望自己今后事业上有所成就，它们对知识的渴望和学习的主动性是不用人担心的。斯坦福大部分本科生，学习能力很强，能很快掌握专业知识，这样就有时间和精力去学习立足于社会的基本知识，也就是纽曼所说的 Universal Knowledge。

纽曼教育方法成功的第二个关键因素是大学学生和文化的多样性。一个大学要想让它的学生掌握 Universal Knowledge，必须让他们有这方面的内容可以学习，也必须让他们互相之间有取长补短的可能性。大家可能有这样的体会，学习电脑的同学聚在一起常常谈论一些和计算机或者科技有关的话题，学习金融的在一起常常谈论对经济的看法。如果一个大学的都是由同一类年轻人构成，他们取长补短的结果不过是补充了专业知识，而不是 Universal Knowledge。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Cal Tech）和卡耐基梅隆大学等优秀的大学虽然在工程上不比斯坦福差，但是无论是专业、课程和生源都太单一化。一个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的高中毕业生很明确是为了学习理工的，而他们周围的同学也是如此。这些年轻人在一起不断交流，彼此在技术上越来越精深，内境逾宽、外延逾窄。我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些博士生谈论过各种浏览器的好坏，他们不和你谈微软的 IE 或者 Mozilla 的火狐，而是 Unix 用户更常用的字处理器 Emacs 下一个很小的浏览网页的功能，这个东西不仅不好用，而且在全世界用它的网民连万分之一都不到。他们和你谈的是里面技术上谁实现的好。这些人以后可以是很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但是很难创业。

斯坦福大学则不同，它的学生来源非常多样化、多元化。他们从文理、工程、医科、商业到法律什么都有。很多人到了斯坦福并不把自己限定在一个专业上。可以想象，一个计算机博士在和一个住院医生谈论浏览器时，就必须用最通俗的语言和他交流，而不是对各种技术评头论足。同时，他可以得到一个医生对浏览器的需求，比如使用的方便性，安全性等等。斯坦福大学的学生来自于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虽然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中一半是外国人，但是很多大学的本科生都是美国人、本州人甚至本地人。不难想象从小在同一个地区长大的孩子说来说去就那么点儿话题，不接触各种各样的人无法想象世界之大、之多样。

斯坦福的很多学生不仅在学业上是出类拔萃的学生，而且有各种各样的特长。我的一位朋友在高盛做投资，是非常成功的投资人，他也是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年轻的时候还是 ATP 职业网球选手，一度排在世界二十几名。比如在体育方面，斯坦福大学出了很多奥运会冠军和世界冠军。斯坦福大学的游泳队曾经是半只美国奥运游泳队，出过获得四枚奥运会金牌的埃文斯等一大批泳坛名将。从 1912 年起，斯坦福大学在历届奥运会上至少获得一枚金牌，最多的一次多达十七枚。斯坦福大学还出过网球巨星约翰·麦肯罗。斯坦福大学的橄榄球队和篮球队都是美国一流的。这些运动员并非只是靠体育成绩受照顾进的斯坦福大学，他们大都数在学业上同样优秀。这些奥运会冠军就和大家住在同一个楼里，一起上课。

斯坦福大学没有音乐学院，只有一个不大的音乐系。但它却是著名钢琴家斯坦恩（Stern）和大提琴家马友友经常演出的地方。斯坦福大学有全世界最大的罗丹雕塑收藏，包括他最著名的作品思想者。（注释：罗丹的每一件雕塑作品一般有不止一个但不到十个真品，原始的模具在这几个真品浇筑完毕后毁掉。他的思想者在法国和美国有几个真品，互相之间没有区别。）对年轻的学生最有益的校园环境就是那种最贴近今后真实生活的社会环境。在斯坦福，人员的构成和真正的社会并无太大差异，每一个年轻人周围又是各个行业的佼佼者，在这个环境中互相学习几年，外延就变得宽阔起来。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讲，在斯坦福的岁月里学习到的社会知识比课堂知识对自己的一生更有帮助。拉里·佩奇在 Google 成功后回到斯坦福大学介绍他成功的经验时强调的一点是，创业者要成为全才（用他的原话讲，Be an expert in all aspects.）从培养全才来讲，斯坦福大学无出其右。

其它大学有心学习斯坦福的经验，却难成功。且不说众多州立大学因为学生水平参差不齐很难和斯坦福相比，就是其它名牌私立学校由于种种原因也很难像斯坦福那样同时兼得纽曼教育和洪堡教育之长处。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Cal Tech）又太单一化，它们的学生过早地开始了职业训练，多多少少便有了“呆气”。即使是哈佛和耶鲁等“综合性”大学也很难创造斯坦福的奇迹，由于历史的原因它们在工科职业教育上非常弱。哈佛大学一直想弥补工程方面不足的缺陷，利用它的名气聘请了很多著名教授，但是仍然只是建立起一个象牙塔式的小规模、没有什么影响的工程院。它一度试图合并麻省理工学院但是没有成功，因为后者不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