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漠 我的文学之“悟”（初版后记）

十多年前，甘肃武威发现了一个西夏的洞窟，史称“金刚亥母洞”。洞中出土的，是西夏王国的无数珍宝和文书，它们叙写了那个王朝的辉煌。珍宝后来被请入博物馆，文书却被农民烧了。后来，一位专家捡到残片，捶胸顿足。因为，那些文书，是西夏国师的往来书信，里面有当时最寻常的日常生活记录。而这些，正是今天的西夏研究最缺乏的资料。

元朝时，成吉思汗的铁骑灭了许多国家，西夏是其中之一。蒙古兵毁城池，杀人民，烧文书，想把西夏王国整个地从文明史上抹去。他们几乎达到了目的。至今，我们仍无法详细地知道西夏的老百姓如何活着。留在世上的所谓考证资料，大多干巴巴的，而且十分稀缺。

根据经验，我们不能信任一些所谓历史，它常常被强权涂抹得十分可疑。所以，最真实地记录历史的，应该是最寻常的百姓生活。可惜，西夏的文人，似乎没有自觉描绘日常生活的习惯和意识，自然不会为历史贡献出优秀的小说家。

那时我想，若有一个西夏文人，不需任何卖弄，只要质朴地忠实地记录西夏人的日常生活，他注定会不朽。要是他在艺术境界上达到一定水准，便成我们期待的大作家了。

同样，在我们当代，要是有一位作家这样做了，也应该有其历史价值。

我问过好多人：你知道你的四代以上的祖宗如何生活吗？回答是：不知道。许多子孙，甚至不知祖宗姓名。仅仅过了几代，祖宗就已被生活遗忘了。岁月无情地掩埋他们肉体的同时，也掩埋了一段真正的历史。百十年后，我们也将被岁月掩埋，消融于一个巨大的虚无之中，像苍蝇飞过虚空，留不下一点痕迹——要是我们的作家同西夏文人一样失职的话。

多么可怕!

我不知道汉唐人如何活着，不知道宋辽人如何活着，但我却知道清朝的贵族如何活着，因为我读了《红楼梦》；也知道明朝人如何活着，因为有《金瓶梅》和《三言二拍》；我们还知道一些其他朝代的人的点滴讯息，因为除官修的正史外，幸好，还留下了一些质朴的民间文字。

我认为，文学的真正价值，就是忠实地记录一代人的生活，告诉当代，告诉世界，甚至告诉历史，在某个历史时期，有一代人曾这样活着。

托尔斯泰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忠实记录了一个时期的俄罗斯人如何活着。

伟大的作品，应该写出当代人如何活着。它像生活一样丰富，也像生活一样质朴，没有任何虚假的编造，有的只是对日常生活的升华和提炼，以及从日常生活中发现的文学诗意。它可以坦然地对历史和世界说：瞧，他们就这样活着。

我认为，文学不能单纯地靠故事取悦读者。从春秋战国到今天，会编故事者多如繁星。几千年后的人也会编故事，也许会编得更为精彩。但他们绝不会展现我们所经历的生活。没有人生的历练，任何编造，都显得十分虚假。对作家来说，生命的体验和感悟是不可替代的。所以，一个作家，最重要的素质，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文学诗意的能力。这诗意，或是人物，或是故事，或是生活画面，或是一个世界。

一个作家，要像蜜蜂采蜜一样，从最寻常的生活里，发现不寻常的东西。他的心灵和文学观念，决定了他日后的成就。正如一个青苹果，虽小，却具有了成为大苹果的基因；而山药，无论如何施肥浇水，成熟的，终究是山药。除非，他进行脱胎换骨式的灵魂历练。

那年，我二十五岁。

我决定调整自己的文学走向。因为，我痛苦地发现，为文之初，我就走错了路。虽说那时，我已小有名气，出过书，获过奖，有一套熟练的笔法，能轻松地写出东西，沿这条路走下去，我可能会“著名”。但我同时明白，我的作品，肯定比肉体消失得更快。

我发现，我没经过一个优秀作家必须经过的灵魂历练和文学修炼，没有洗去灵魂上的污垢，自然也无法体悟生活的本质，更无法感受并描绘强有力的生活。更糟糕的是，我被伪现代派玷污了，染上了浮夸的文风，失去了一个优秀作家应有的质朴。

我决定重新练笔，实践自己的“悟”。那段岁月苦不堪言。为了能在凌晨三时前起床，我在夜里大量喝水，尿一憋，就起床，因为那闹铃声，再也吵不醒疲惫的我了。我不求发表，不求成篇，纯粹地练笔，单调而乏味。如影随形的，是寂寞和孤独。身旁没有可探讨的朋友，眼前没有可请教的导师。心头更是漫长的黑暗，没有丁点儿希望的亮光。

为了不受干扰，我拒绝了一次次的发财机会，变得穷困潦倒，常常身无分文。有时，到处搜寻一些旧报，才能换来一顿菜钱。没有住房，没有写作空间，一家三口，只有一间十平米的单位宿舍。夜里，一家人两顺一逆地排列，才能挤在一张单人床上。工作环境，更是十分闭塞，整日浸泡在庸碌里。我最怕自己变成“狼孩”。因为许多自命不凡的文友，就是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自我，变成庸碌的细胞，满足于蝇营狗苟。为避免被环境同化，我留下胡须，以示警诫。同时，从口里挤出钱来，用以购书。我明白，只有大量读书，才能使我超越闭塞的环境，不被同化。

苦极了，就给自己打气：就这样殉文学吧。要当，就当个好作家；失败了，活不下去，就跟妻子回老家种地。本是农民的儿子，再当农民，也不赔本。为了破釜沉舟，至今，我仍把妻子的户口留在农村，还保留了几亩地。在写文学快餐和回家种地之间，我会选择后者。

可是，上帝并不因我的虔诚而赐给我丝毫灵感。因为抛弃了熟悉的笔法，我再也写不出一篇文章；因为有了新的文学观，我不再有满意的素材。朋友一个个离我而去，他们无法忍受我祥林嫂谈阿毛一样谈文学；家乡也是一片嘘声，因为我再也没写出一篇像样的东西；更因为没时间巴结上司，我被惩罚性地随意调动工作，丧家犬似的东奔西颠；四下里一片黑暗，看不到一点出路和希望，我时时游荡在深夜的街头，疯子般嚎叫，老想拿把刀插入心脏。那年，一位叫陈兰云的文友跳入了黄河，她和我一样，陷入了灵魂的困境没能自救。

一日，看《劈山救母》，那沉香，与天神为敌，四处奔波，茫然无门。我觉得自己很像他。一个蜷缩在穷乡僻壤的农家孩子，举目无亲，想杀上文坛，其难度，不弱于小沉香战二郎神。记得，有人告诉沉香，要想战胜天神，必须拥有爱和智慧。而我，要想从一个偏僻的西部角落走向全国，靠的，也许只有这两点。

为了压息纷飞的欲望，为了摆脱扰心的烦恼，也为了证得我希望拥有的智慧，我每日禅修，并按苦行僧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因饭后影响大脑的正常思维，我过午不食，并坚决地戒了与我相依为命的莫合烟，怕的是作家没当成，先叫烟熏死了。坐禅之余，我形疲神凝，恍惚终日，昼里梦里，都在练笔。

幸好，我遇到了我命运中的第一位“贵人”——原武威市教委主任蒲龙，他把我从偏僻的乡下小学调入市教委，并提供了大量时间。我一边练笔，一边跑遍了整个凉州，从此拥有了取之不尽的生活；也幸好，我遇到了甘肃教育图书发行社的屈选先生，他的无私帮助，使我全家免去了饥馑之忧。

漫长的梦魇般的五年过去了。终于，有一天，我豁然大悟。眼前和心头一片光明。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万事万物都在向我微笑。心如虚空，每一动念，无数的人物、生活、构思就向我涌来。而我自己，却放下了文学，我不再是作家，不再为文学所累，不再有执著，不再有寂寞，只有淡泊和超然，只有宁静中享受的写作之乐。心中的人物早已活了，他们有着各自的命运和故事。我之所为，就是悠然空灵了心，叫他们从灵魂里流淌出来。

《大漠祭》和《猎原》就是这样诞生的。

雪漠 《猎原》的创作意图（创作谈）

《猎原》写了大漠腹地一个叫猪肚井的所在，其中有牧人，有猎人，有牲畜，有狼。这所在，是社会大网上一个最敏感的点，偶有响动，便波及四方。书中写了猎人与狼的较量，牧人间为争水源争草场而发生的一系列叫人哭笑不得的纠纷。那每一场纠纷，皆源于心灵之纠葛。人的贪欲，导致了心灵的恶化，而心灵的恶化又助长了人的贪欲。这一恶性循环，是猪肚井最终毁灭之因，又何尝不是人类所有罪恶之由来。

这部小说和《大漠祭》不一样，《大漠祭》以逼真鲜活的笔法写了西部农民的生存状态；《猎原》则超越了西部，上升到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

《猎原》是反《大漠祭》的，创作时，我努力想回避《大漠祭》的影子。比如结构上，我有意采用了短篇小说才用的横断面写法，且拒绝叙述，纯以画笔描绘，每一小节，是一个生活画面；每一章是一幅大社会画面；整部作品，则是一幅历史画卷。我有意拒绝了传统的故事构架、人物构架、史诗构架等，而选取绘画构架。

阎晶明先生很有眼力，他在《文艺报》撰文称：“《猎原》展示的是一个群体人的生活场景，注重的是场景之下的冲突与交融。或者说，这不是一个可以改编成连环画的故事，更像是一面墙壁上展开的油画，有场景、有人物、有表情，也有故事的痕迹，但效果却不在故事的起伏线索中，而在整体的、强烈的视觉冲击中实现。”

构思和写作《猎原》时，在每章每节中，我均以横断面的方式描绘生活和透析生活。所以，按时尚小说的阅读习惯，它不好读，但它却很耐读，责任编辑王洪先先生说他读了六遍，越读越好，毫不嫌腻。这类读者，尚有不少。

《猎原》的构思，与《大漠祭》同步，亦有十多年。对布局，我费心很多。那一幅幅或大或小的生活画面，错落交织，看似无序，其实皆是我精心设计，无一游离于主体之外。这许多个日常生活画面，最终构成了一幅巨大的社会历史画面。

如开篇写狼，既为整部作品定基调，又描绘了人与自然曾有或应有的那种和谐。书中的狼被人们称为“黑胡子舅舅”，是土地爷的狗，是父亲似的“骨头主儿”。而小说后面写到的人类的贪欲，破坏了小说开始时的和谐，并招致了大自然疯狂的报复。狼的形象贯穿始终，或明或暗，开头起于狼，结尾仍是狼。由人和自然和谐而始，到人与自然和解为终，小说完成了一个应该在人类社会中出现的轮回和循环。若无开头那看似游离于主题之外的“狼来了”的画面，小说中狼的形象无疑会残缺不全的。

“老山狗”亦然，它雄性十足，我眼中，它几乎等同于某种已断裂和丧失的西部精神。“孟八爷盼了几十年，想从癞皮狗堆里巴望出个老山狗来”，却终而失望。“老山狗”贯穿始终，明暗相间，小说开头写狗，结尾复归于狗，草蛇灰线，不曾断绝，跟狼一样，成为小说的暗线索之一。

《猎原》同《大漠祭》一样，也想写出一种存在，但多了反思、追问和审视。写《大漠祭》时，我扑入生活，水乳交融；写《猎原》时，我则尽量跳出生活，俯视鸟瞰。如同不能把《堂吉诃德》说成是骑士小说一样，也不能把《猎原》说成是环保小说。环保仅仅是明线索和故事层面，其深层，还是写存在，还是在挖掘农民的精神品性，还是在写人性、写灵魂，写马上会被时代狂潮卷得不知去向的生活。

如老顺打老鼠一章，有环保外形，但他开头猛打，继而懊悔惶恐，终而封鼠为“神”，就多了环保之外的许多深层内涵。西部的许多神，如树神狐仙，就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再如斗“疤鸡”、抢草场等场面，表面与环保有关，深层则是借此来透析人性和灵魂。整部作品，我尽量追求笔外之笔，画外之画，仅仅用眼睛去读，而不借助于心灵，是很难深入的。

创作《猎原》时，我着意采用一种网状结构，猪肚井仅仅是其中一点，牵一发而动全身，由此波及开去，终连至社会大网，甚至是历史大网。

小说有多条线索：孟八爷们的环保是明线索，狼、狗、猪肚井等是暗线索，作品自始至终，不曾稍离。此外，整体的大线索，就是对农民——何常又不是人类——精神品性的挖掘。整部小说，是展示人性的舞台，是透析灵魂的猎原，更是人类生存资料的档案库。崔道怡先生称其精确性，达到了文化志、风俗志的地步；其寓言性，则又超越了时空。他说：“作者的主体性体现在以大悲悯之心之气贯穿于小说的每一个章节，尽量使那看似零乱的生活画面终而成为浑然天成的大构。”

构思《猎原》时，我试图想尽量达到几个层面，以使不同层次的读者得到不同的收获。

第一层，是最浅的故事层面。时下，读者触及到的，多为这一层。

也许是因为有了忏悔的猎人孟八爷这一典型，一些读者便将《猎原》看成了环保小说，却不知书中的孟八爷，既寄托了作者的思想，又充当了一个线索。书中一切，曲径通幽，皆沿孟八爷的脚步展开。孟八爷既是忏悔者和实践者，又是见证者。他目睹了几十年的风云变幻而大彻大悟，幡然觉醒，毅然和过去告别，走入了灵魂建设者的行列。

第二层，我想写出牧人——何尝不是农民——的苦难史。

因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也因为乱收费等问题的愈演愈烈，农民仅靠像祖宗那样刨土，已不能维持哪怕是简单的生机。除了进一步掠夺土地外，他们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是走出去打工，《大漠祭》中的灵官当属这类；另一条路就是开辟新的生存空间，《猎原》中的牧人即属这类。当土地无法养命时，他们转而到大漠寻梦。他们没有别的奢望，只求能养活三寸喉咙，养个儿，引个孙，别当“破头野鬼”就成。可怕的是，土地的梦想破碎之后，大漠的梦又化为虚无。因为环境的日渐恶化，水源也日渐稀罕。

为了生存，他们抢水，抢草场，视同类如仇敌，不惜以命相搏。为了充填没有希望的无聊生活，他们总想闹些纠纷。人中若不如愿，便在羊中搞些角斗。窝里斗已成为他们的天性，仿佛不如此，便不足以体现其生存价值。其中固然有性格因素，但希望破灭后的空虚无聊和现实挤压下的无奈占了很大成分。

在绝望之中，他们唯一的目的便是“混”，“今日有酒今日醉，不管明日喝凉水”，“活上一天是两半日子”。这几乎同于等死了。这是多么可怕的绝望。

除了“混”，他们更热衷的，便是自相搏杀。为抢水，他们纠斗不休；为抢荒草湖，他们群殴械斗。当炭毛子最终靠阴毒占了上风时，便凶相毕露，不但要抢驼抢羊，还打算填井，目的是叫谁也别想再活。在填井护井的纠斗中，炭毛子不慎叫人蹬入井中，一命呜呼。牧人仍害怕他的鬼魂会欺负同死的炒面拐棍。这是多么可怕的灵魂扭曲。

偷猎者鹞子也是绝望者之一。乡上借修路乱收费，他不服上访，却遭报复，被拆了房子。为了生存，也为了报复，他才偷猎。他被警察抓走的那段话是振聋发聩的：“……那大道理，我已不信了。我看得太多了，啥都不信了，多可怕。你想，心里连一点希望也没了，多可怕。我多想有希望呀。可没希望，索性就毁了它。打个野兽算啥？本来，我还有大想法呢，可惜……”

一个农民，一个品行不坏而且讲义气的农民，就这样被逼上梁山堕落为贼。他的绝望是叫人战栗的。

张五是另一个绝望者。他猎狐无数，声名远播，既是好猎手，也是当地最有本事者。他本该是一富户，谁料却家贫如洗。害了个不要命的病，可就是没钱治愈。临死时，他连打止痛针的钱都没有。他的所有价值仅仅是养活了几个并不优秀的人，遗传了一些同样并不优秀的基因。为了这，他不惜牺牲数以千计的动物。他死后，老伴坚决地埋了那杆曾扬名四方的枪，她显然知道，这枪，并不能改变他们贫穷的命运。

《猎原》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寻梦者，又都是梦想破灭者。没有梦想的苦难，是最大的苦难。那是没有光亮的茫茫长夜，是梦魇一样无法摆脱的钝痛，是目瞪口呆的绝望，是欲哭无泪的幻灭，是噎在心中永远也发不出的长叹。写它时，我老在梦中痛哭。

牧人们没有了生路，走出沙漠已成为必然。他们是因无法生存才走向沙漠的；走出沙漠之后，又将走向哪里？小说结尾看似有希望的那条路，似乎又不是路，路在何方？

没有路的苦难历程，是最大的苦难。

第三层，人与自然的层面。

《猎原》用了很多篇幅写狼。书中用了裕固族的叫法，将狼称为“黑胡子舅舅”。按当地的习俗，舅舅是骨头主儿，其地位等同于父亲，称狼为“舅舅”，很有意思。

此外，狼的另一称谓是“土地爷的狗”。土地爷在《西游记》中，虽辄被猴子欺辱，在西部却受到普遍敬仰。寻常农户，每年至少要祭土地神一次，并称其为“土主”，家人自然是臣仆了。在一般人眼里可憎的狼，在凉州却备受青睐。祁连山区，称之为“山神爷的狗”，言谈间亦多有敬意。

每遇瘟疫等灾，西部最有效的法儿便是给土地神上表文，请他派狗来撵瘟神。狼们也真听话，一长排儿排了，朝天长嚎，那瘟神就叫撵没影了。

后来，鹞子打狼，遂招致狼疯狂的报复。对狼的报复，我用了较多的笔墨。孟八爷下了夹脑，狼扒出夹脑耳子，旁边屙堆狼粪；牧人投下毒药，狼将药衔到一处，盖以粪尿。那巨大的身影无处不在，那幽咽的长嚎无时不有，惊人心魄。西部人称狼有状元之才，我们确实从狼的行为中看到了大自然神秘的魅力。

书中有个引人深思的情节：沟北沟南两派牧人争草场，抢水源，不亦乐乎。却不料，狼将胜者的牧畜咬了个七零八落。大自然可不管谁是人间的胜者，谁掠夺欺辱了它，它便向谁复仇。这类充满象征意味的情节，在书中比比皆是。

当“狼反了”的讯息惊碎了牧人的梦时，我们很是怀念书的开头人与狼和睦相处的场景。那种惊恐和末日般的情绪与其说来自于狼，不如说来自那颗贪婪的心。人是自然的产物，又是自然的最大破坏者。黑羔子的牢骚充满了诅咒意味，他虽是对自身命运的诅咒，又何尝不是对人类的诅咒。他说：“我知道，我是个断子绝孙的命。”同样，当人对自然的破坏到了极致时，又何尝不会断子绝孙呢？

崔道怡先生在《文学报》撰文说：“只要人类尚未进入大同世界，(《猎原》)其形象所昭示的意义便会长存。我甚至发奇想：为免西夏文书命运，应该借助先进科技，把这部书发射到另外一个星球去。亿万光年之后，那个星球上的生命研究宇宙，《猎原》就会成为一份参照：‘噢，地球是这样毁灭的。’”

第四层：人性和灵魂的层面。

透过《猎原》的故事表层，我想尽量写出一个个鲜活的灵魂，尽量使他们血肉丰满，呼之欲出。孟八爷、黑羔子、豁子女人、老顺、张五、鹞子……甚至一些次要人物，如炭毛子、炒面拐棍、红脸，都想尽量使之成为文学中的“这一个”。许多读者认可了这一点，他们说书中几十个人物，无一重复模糊。

豁子女人初是受害者，被人贩子卖到这里，贪恋所谓清静，随遇而安。有读者说，她每一出场，便挟带无穷风情，举手投足间，总有种叫人心旌摇荡的魅力。

写豁子女人时，我有意模糊了她的身份，不明写她来自何处，只写她历尽沧桑，看惯了“毒蜘蛛一样你咬我啃”的日子。到猪肚井后，她开始也不安分，老逃跑，想叫鹞子带她出去。但很快，她便被这大漠腹地独有的宁静所打动，为了享受这份清静，她甘愿做豁子女人。不过，她的身上迸发的那份魅力，又是“豁子女人”这一个身份所不能涵盖的。她不为利，不为名，也不为爱情，只为那份无嗔无怒无怨无争的自然清静。她随遇而安，但又不是糊涂的浑浑噩噩。她是看厌了外面世界的纷争，才随遇而安的。当乡长问她名姓时，她说：“一个名字，认啥真？天名字，地名字，百年后还是没名字。除了福大的外，一茬一茬的人，名字比身子烂得快。”这份洒脱和超然，是时下的都市男女所罕见的。她喜欢猛子，也喜欢偷猎者鹞子。当孟八爷的生命受到威胁时，她又毅然做出了抉择，但她又非一般意义上的“大义灭亲”。当警察带走鹞子时，她也痛哭，那是在为一个男人的苦难命运哭泣，其中不乏女性的缠绵，但又非世俗的爱。当牧人们争夺草场，争水源时，她说：“这井，明明是豁子打的，咋成沟北的了？照他的理，一线儿划下去，美国、欧洲、半个地球都成沟北的了？问他，有那个贪心，可有那个脏腑不？别贪得太多，却胀破肚皮。”其心其胸，不逊须眉。

生活中的豁子虽然卑琐，虽然不是她心爱的男人，虽然他也曾桎梏过她的行动，但是巨大的灾难降临到豁子身上时，女人身上就迸出了耀目的光芒。豁子叫她别管自己，并将积蓄给她，以免人财两空，女人却义无反顾地全力抢救，不惜低声下气地向她不喜欢的炭毛子们求救：“放心，这是借的，老娘松裤带卖肉，也不会把债拖到下世还。”那份决然，令人肃然起敬。

对女人来说，猪肚井显然是展示她人生的场景之一。写她时，我融入了对凉州女人的许多思考。不管她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她那灵魂的巨大力量却使我们相信：无论到哪儿，她都是响当当的“这一个”。

老顺是我着意塑造的另一个人物。贫穷是他的影子。自他降生，直至衰老，他一直为生存挣扎，“老牛不死，稀屎不断”，“没个卸磨的时候了”。《大漠祭》中的老顺形象，在《猎原》中得到了升华，成为一个复杂的、最有个性的人物。他没有力量改变贫穷，但却是心灵的富翁。他可以哀叹，可以哭泣，但从不绝望：“老天能给，老子就能受”，老天能给是老天的能耐，老子能受是老子的尊严。他的那种无怨无争、坦然承受苦难，是他最高贵的行为之一。相较于这种高贵，施予他灾难的老天反倒显得十分无聊。

但老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猎原》中，命运让老顺发了一次。他逮的兔鹰竟然能卖钱，而且数目不小。而后，一个问题又摆在他面前，那些“疤鸡”(对巴基斯坦人的戏称)们买了鹰，是去贩海洛因。这样，老顺便陷入了矛盾之中：卖了鹰，就能给儿子娶媳妇，养儿引孙，繁衍后代，但同时，他心爱的鹰就毁了，成为凶手；不卖，他将一如既往地贫穷，一如既往地发愁，一如既往地长吁短叹。灵魂折腾了一夜后，最后还是祖宗教诫占了上风。那教诫，其实只有一句话：“昧心黑钱，使不得。”

在老顺身上，智慧和愚昧，大气和小气，质朴和狡诈，宗教情结和世俗生活，高贵和卑微，都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为了表现他性格中的两个极端，我着意设计了“卖鹰”、“灭鼠”两个情节。

此外，为了尽可能地展示人性，我花费了大量笔墨写了两个大场面：一是大沙河里斗“疤鸡”，二是猪肚井周围抢草场。两个场面，分别有几十人，或数百人。每个人物的灵魂展示无遗，且极具象征意义。

诸多人物的性格就是借抢草场而凸现的：孟八爷的豪爽大气，红脸的强悍好斗，炭毛子的贪婪阴险，还有炒面拐棍、犏牛、小豁子等诸多人物，皆借此场面展示出了各自的灵魂和人性。人性的高贵与卑劣，灵魂的伟大与渺小，生命的庄严与琐屑，在抢草场时一览无遗。其界限，并非高不可逾的山脉，而仅仅在于心灵一线。

根据佛教理论，人类悲剧的根源是贪、嗔、痴，因贪婪而愚痴，因愚痴而嗔恨，因嗔恨而残杀争斗，从而产生了罪恶。人类是罪恶的制造者，又成为罪恶的承受者。几乎人类每一次巨大的灾难，都与人类自身的贪婪有关。贪欲掩蔽良知，扭曲人性，蒙昧灵魂，增添罪恶。我写的，虽然是猪肚井牧人的故事，直指的，却是人类共同的命运。

为了更好地表达我的创作意图，并塑造出鲜活饱满的人物，我尽可能地摒弃主观叙述，而纯用客观画面。整部《猎原》，皆是画面构成。它和单纯编造故事者有本质的区别。生活画面的描绘对作者要求较高，它要求作者必须能真实地感受生活，而非仅仅靠想像力进行编造。我常说，托尔斯泰之所以伟大，并不是他写了多少个故事，而在于他的作品真实地展示了那个时代广阔的社会画面。编故事是必要的，因为我们的读者需要读故事的愉悦。但一个真正的作家，不能仅仅局限于故事层面，他必须能更进一步地展示生活，展示人性，剖析灵魂。文学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忠实地记录一代人的生活。

为实现我的创作意图，我对生活素材的取舍跟一般作家不一样。有许多章节对故事小说来说是无用的，但对生活、对人物、对整部作品，却又缺少不得。如豁子进入火化炉的一节、老山狗“死”的一节、葬埋豁子的一节。按一般作家，仅仅是一句话就可以交代的，我却不惜浓墨重彩，此处的情节，已退至次要地位。我想展现的，是人物的命运，是世间的沧桑，是灵魂的感悟。崔道怡先生在《文学报》的那篇文章几句话就概括了它：“鲜活的形象之中蕴涵着悠远的思索。由生态而环保而争斗，由历史而当代而未来，以至‘忧天’，臆想到人类的消亡、地球的毁灭。感受大无常，生发大悲悯。”

评论家白烨在《文汇读书周报》撰文说：“(《猎原》)在为西部造影中反思西部，在为人生摹相中审视人生。……在冷静平和的绘描中让读者热血沸腾，在不动声色的叙事中让读者震撼不已，这是雪漠在《猎原》中成功运用的艺术手法，也是《猎原》在众多的长篇小说中的与众不同之处。为此，我欣赏《猎原》，敬重作者雪漠，感谢这个在西部一隅却在深入研思现实人生的作家，这样的作家当然卓有才气，更重要的是葆有良知，而这更为重要也更为难能。”

第五个层面，也是最容易被忽视或发掘不到的层面，是它的形而上层面。

《猎原》构思之初，我就想用最实在的笔法写一个大寓言，使其意义，尽量超越地域，上升到人类的层面。“猪肚井”与其说是西部的一个所在，不如说已成为人类命运的象征，启发人思考：人类应走向何处？人类应如何活着？

对猪肚井，牧人猎人视为生命的依靠，其感情已超过生存的层次，上升到近乎宗教的情结。孟八爷初入大漠时，井尚水汪。夜间，豁子还能在槽中盛些水，夜里的黄羊和狼们还能解急。不久，水头下降，牧人开始轮流排队。再往后，水已无法满足饮用，抢夺间有发生。书中群羊渴急奔井的场面，令人扼腕。前面明明是死亡，但渴疯的羊还要往前猛挤。结果，许多羊坠井而死。这时的水，已不仅仅是水，而成为生命的保障。那井，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井，而成为一种近乎宗教的东西。

但井的最终死亡，并不是自然的原因，而源于人的争斗。炭毛子们争草场失败，损失惨重之后，并不甘心，他们夜袭成功，抢夺了大量的牧畜后，开始填井。这时，炒面拐棍舍命保护的，已不仅仅是井，而成为一种信念，一种寄托，一种希望，一种生命的意义。他与其说在殉井，不如说是对生命的绝望，对人生的绝望。心灵依靠的那个支柱倒下了，此后的苟活，仅仅是动物性的生命延续。所以，牧人们没有泪，只有一种浓浓的情绪。炒面拐棍的心灵绝望，他们也定然感觉到了。

后来，牧人们或死、或走，井的归属似乎不再有纠葛。按惯常思维，牧人们应该掏井、打井，把自己的梦再延续几日。谁知，牧人们在一种癫狂状态中，开始了填井。牧人掩埋的，已不仅仅是某个赖以生存的东西。举锨的那一刻，他们内心的失落绝不逊于虔诚的基督教徒听说“上帝死了”。那是一种由绝望而引起的失态的亢奋，一种漫无目的的诅咒，一种充盈于胸的愤懑。此刻，他们是不去想填了会如何的，填就是目的，填就是结束，填就是一切。中国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填”，一茬茬的人“填”了，一茬茬的人又去“挖”，人类就是在这轮回中繁衍的。

相对于盲目的填井，孟八爷的“谢猎神”更有理性。前者是情绪的宣泄，后者是灵魂的升华。前者是无奈的结果，后者是生命的超越。前者喻示一个旧世界的死去，后者象征一种新纪元的开始。前者更多的是一种破坏的快感，后者则充溢着灵魂的阵痛。后者的色彩重浊，情绪激昂，灵魂在剥离。忏悔、自责、觉悟、超然交织在一起，激荡出一股壮美的旋律。此刻的孟八爷，便是黄昏中的猎神，他似乎已非实在的肉身凡胎，而且衍化为一种图腾，一种精神。人类在千万年的繁衍中，凭的就是这种精神。

拉姆的死亦然。为了保护鹿，她被偷猎者杀死。她聪明、善良、智慧，她能坦然地面对死亡，看淡死亡。在她死前，谈到死时，曾说：“我死了，就去天葬。”她想用自己的身体去喂那大鹰，使它不再去伤害比它更小的生命。其精神，等于佛经中舍身饲虎和割肉喂鹰。那份博大，非寻常屑小之辈所能理解。

拉姆眼中，人与动物是平等的。人并不因为自己的强大而高于别的生灵，也不能倚仗那强大而去伤害别的生命。对任何动物来说，命只有一次，一旦失去，永不再来。所以，善待每一个弱小的生命是人类应该遵循的准则。

拉姆的意义是超越时空的，正如书中所说：“那饲虎的身和喂鹰的肉早不见了。那故事却在。那精神，也随这故事传了下来，传给一个个活着的人。”精神是永恒的，精神是超越历史，超越国度的。人类需要这样一种精神。

写《猎原》时，我还尽可能地融入了我对生命、死亡、人生的意义等诸多问题的思考。何为生命？生命是流动的死亡。生命由无数死亡和新生组成，不明白死亡者，便不会明白生。《猎原》中的许多悲剧便是愚者执著于生的幻像，而产生无穷贪欲所致。炭毛子若明白片刻之后他就会死去，他也许会宽容善良一些，也许会放弃一些执著，也许会因此有了另一个人生轨迹。可惜，愚痴和贪婪蒙了他的双眼，他并不明白，生是暂时的虚幻，而死是永恒的归宿。不能一任自己黄金买不来的生命，去换取罪恶。

人世间所有的罪恶，都是不明白死亡所致。

专制独裁者，算天算地，将所有政敌都置于死地，将所有臣民都玩于股掌。其算也，不谓不精，可惜却算不出自己的死亡。正如《猎原》所说：“在心灵的猎原上，你我都是猎物”，“一个黑的幕布，便了结了强者和弱者的所有账目”。

当死亡来临时，所有的罪恶所得都会离你远去，如影随形般跟定的，是罪恶。千古罪人，都曾风云一时。而今，财富已散，权势已消，那罪恶之名，却千古不灭。

以上，是我在创作《猎原》时的点滴想法。但一直没有公开发表，后来，有人采访我的创作意图时，我就将此文发给他们。时下，网上流行的许多文字，便是对此意图的大量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