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

19世纪中叶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时期，当时，面临着“五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古老中国步入了前所未有的、与传统的农业社会迥异的、现代性逐渐增长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条道路在中国充满了深刻的矛盾和冲突。在这条道路上，中国既取得过巨大的成就，也一次次丧失了历史赐予的难得机遇，长期在通往现代的旅途中蹒跚而行。中国变革的艰难无疑与前现代社会的历史遗产有关，也与中国政治中枢的政策选择密切相连，同时它还受到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巨大影响。中国以迥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有方式实行社会转型，无论它的成功还是挫折都丰富了人类的经验宝库，为众多的后发展国家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和启示。

一、中国社会转型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基础

数十年来，一个长期在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是，如果没有1840年开始的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能否主动开始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从而完成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在这里，我们尝试性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中国所承袭的巨大的遗产中，包孕着可诱发现代社会的因素，这些积极因素在一定条件的作用下可刺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变；但是，作为总体特征的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却存在着根本性的制度缺陷，它严重阻滞着传统中可现代化因素的成长，如果没有外来刺激，即使中国社会中存在着“资本主义萌芽”，也无法出现资本主义，中国仍将处于前现代状态。

作为1840年在亚洲东南沿海与西方列强相通的东方大国的中国是长期被西方思想家所钦羡的对象:一个以皇权为核心、职能分明的中央集权官僚政府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下,统治着4.5亿人口,在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国土上有效地行使着治权;儒家学说中的道德主义和礼仪规范起着整合社会各个阶层的特殊功能;美轮美奂的巍峨宫殿和精美绝伦的工艺珍品体现着中国人的丰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虽然自然灾害不时减少中国人口,但精耕细作的农业还是大体上维持了中国人的温饱。总之,19世纪中叶之前的中国,尽管不时发生社会动荡和灾荒,但它总是能自我调适,在经历周期性的社会震荡后,重新恢复社会的稳定与繁荣。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西方长期钦羡、长期保持强大和繁荣、充满自豪与自尊的东方大国,在西方列强的炮舰侵略和随之而来的价值观念的冲击下,却不能再保持昔日的光荣并适时调整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重新汇集新的社会力量和自然资源,从而有效地融汇传统与现代因素,以富有活力的转换方式,在西方和近邻日本的成功示范效应的影响下,迈人富强之途。其原因何在？

政治是传统社会的决定因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前现代社会制度构成中最有现代因素的部分就是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支柱——中央集权官僚制，然而也就是它本身的结构性的重大缺陷阻碍了中央集权官僚制向现代政府制度的转换。

中国的中央官僚集权制具有一定的理性色彩。在皇帝之下，内阁、省、县的垂直的行政系统有专门化和职能划分的特点，按照法律和惯例有效地掌管国家行政事务，垂直的监察系统直接受命于皇帝，负责监督各级官吏，以保证政令的执行。不受阶级和财产限制，在科举制基础上建立的官员升迁系统，体现了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对维系中国官僚制度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操作层面上，这样的官僚制度，与依职能分层、各司其责的现代政府制度并不构成严重冲突。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两点：第一，中国的中央官僚集权制对基层的统治力量较弱，朝廷在县以下的支柱是享有功名的乡绅，中央权力并不能完全达到基层，征税及征集劳役实际上依赖于乡绅。处于家族、宗族网核心的乡绅的行为往往严重破坏了中央集权官僚制的合理化因素。所以严格地说，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只存在于县以上的政府机构，县以下的乡村则处于高度分散的无组织状态。显然，这与现代社会所要求的、能够全面协调社会力量处理公共事务的、完善的社会组织结构是相冲突的。第二，中国官僚集权是以儒家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它以道德伦常为基本准绳，在义务与权利的关系上没有明确的界定。儒家规范虽不排斥个人的成就取向，但人情取向更占主要地位。中央官僚集权制的垂直系统固然保证了政令的通行，然而也带来各级官吏不思进取、因循守旧的严重惰性。加之宗族、家族的因素与政治结构互为一体，为派系斗争提供了永恒的竞技场。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意识形态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它提供了对世界的全部解释，成为不可逾越的治国安邦的基本原则。它是建立在传统的“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世界观之上的，它的丰富性与普遍性，使中国统治者与士大夫相信儒家学说已穷尽世界一切真理。中国既是天下中心，并有着辉煌的无与伦比的历史与成就，那么中国之外的“夷务”就不在中国人关心的范围之内，顺理成章，也就对竞争不感兴趣，没有了变革的紧迫感。至于解决中国国内周期性的政治衰败和政治动荡的良方更无需从“异域”寻觅，在包孕万家的儒家学说的众多派别中自有疗救的方案。经过千余年的儒化，这套由科举制为外在体现的儒家意识形态已完全内化于中国人的心理深层，从而成为回应外部世界挑战的巨大的心理障碍。这样，在与外部世界交往时，中国就很难随形势而改变政策，从而处处显得迟钝与僵硬。

中国前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一样，同样存在一定程度的可现代化因素，但是，这些积极因素同样因经济结构的制度性缺陷而被吞噬。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具有私人契约关系的土地与劳动力交换的活动一直十分活跃。一般而言，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不严重，官营工商业在国家经济生活中也不占主要地位，而个人则享有流动性的选择职业的自由。然而，与这些可现代化因素相比，中国前现代社会经济结构中的障碍性因素则更为强大。首先，19世纪中叶之际，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与微弱的商品关系相比，自然经济占决定性优势。其次，中国人的商品经济活动只限于一般的手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简单交换，几乎不存在以大机械为动力的制造业与加工业。再次，可以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起调节作用的国家，几乎不干预经济行为，也缺乏外贸观念，无法承担起经济起步所必需的资源征集和建立经济组织以及建立与外部世界经济联系的责任，使得分散的商业力量无从集中。因此经济结构中若干积极因素不能拓展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扩大在新质的基础上的生产规模；如果说在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尚存在若干合理的成分，那么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结构则基本发挥着阻滞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作用。中国的儒家学说是一套极其复杂的，探究有关人与宇宙、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庞大的思想体系。根据近30年中国现代新儒家及西方中国学学者对儒家典籍的选择，儒家学说中蕴含着某些与现代社会毫不冲突的可现代化因素。例如：对人之终极理想的追求，对违反人之终极追求的现存社会现象的反抗等等；更重要的是在孔孟、朱熹的思想中还有着对人之主体生命的高度敬意和对人之自由意志的肯定，这与西方近世推动过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教精神有某种程度的相似。然而事实上，作为长期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支柱的儒家学说在近代与西方文明相遇时，却节节败退，逐渐丧失了统合社会的功用。尤其发人深省的是，乍看起来似乎与现代民主政治并不矛盾的儒家民本思想始终未能促成向尊重公民自由的现代民主制度的转换。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与现代社会相脱节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基本上是发挥着维系等级森严的君主专制制度作用，其现实导向具有强烈的权威主义色彩，直接排斥与现代契约关系相连的个人主动精神与公民意识的培育和成长。

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基本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水平，构成了中国前现代社会的基础。当1840年中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西方侵略和价值观念的冲击时，中国面临着艰难的抉择，这就是如何根据急剧变化的形势，适时改革中国现存的社会结构，进行大规模的制度创新和观念变革，重新汇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资源，使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在冲突中走向新的融合，从而推动中国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然而当时的中国统治者与绝大部分士大夫却被动地、消极地试图以微小的、局部的政策调整来摆脱中国的危机，选择的是尽量缩小变革规模的道路，结果使中国的转变更充满曲折和动荡，造成中国社会转型进程的跌宕起伏。

二、重建政治共同体的困厄

根据衡量一个社会现代性的强弱的具体指标，即工业化、都市化、识字率、现代契约关系、社会流动性和政治制度化来分析1840年后的中国社会变迁，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在大约100年的时间内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1840—1911年，历经72年的变迁，中国已从一个典型的传统社会向具有现代色彩的新式民族国家过渡。自1912年中华民国创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期间的急剧变动甚至更大。因社会转型所引发的国内与国际矛盾的激烈冲突，演化为各种政治力量的新的组合和分裂。与现代观念散播的同时，新的经济势力和社会力量也急剧增长，而传统的政治、经济结构与观念文化绝不妥协地对新生事物的激烈反抗，使得中国的变革波谲云诡，一波三折。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第一阶段大约历经72年，中间经过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其特征是消极、被动地被纳入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之中。

第一时期：1840—1860年，面临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中国试图在不变动原有制度的基础上运用传统政治、军事、经济资源进行全面抵抗，但反而遭受到更大的耻辱与失败。在大约20年的时间内，中国历经西方列强强加的两次鸦片战争，丧失了大片国土，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向列强提供片面最惠国待遇，在民族危机不断加剧的险恶形势下，清廷统治者不思变革，终于爆发了长达14年的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彻底暴露了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弊端及清廷统治者的麻木与愚昧。

第二时期：1860年左右至19世纪末，随着西方军事、经济、文化和政治力量在中国的急剧增长，中国传统社会发生了裂变，出现了试图在保存中国传统内核前提下的变革运动。这个时期的变革主体是受西方侵略刺激而图谋改弦更张的清廷开明人士和与西方有联系的部分士大夫与新兴商人。但由于清廷最高统治者抗拒进行制度性的重大创新，严重影响了中国转变的规模和速度，在强大的西方压力下，不仅未能恢复中国昔日的国威，走上富强之道，反而进一步走向衰落。

严格地说，中国的变革始于19世纪60年代。在西方的刺激和压力下，清廷开始寻求变革，首先是在1860年创立处理外交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继之，由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崛起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了旨在寻求富强的洋务运动，开办了一批现代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这是中国工业化的最早基地。稍后，一批与官府有密切联系的士绅转而兴办有官府背景的民用企业，中国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早期民族资本家和从农民转化而来的近代工人。这样，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饶有趣味的是，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崛起的湘、淮军势力是最早与西方接触并表示愿意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的社会力量，而中央政权则受到观念、利益等的限制，对变革表现出很大的消极性，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逐渐丧失对国内的控制能力，导致地方势力的急剧膨胀，这些地方势力，在很大程度上又的确是湘、淮军势力的延续。这个时期的变革的中心内容是引进西方的军、民用工业技术，即所谓“器物层次”上的变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体现着调整但不动摇传统这种指导性的变革思想，即被迫承认中国传统不能解决器物层次的进步，尽管它仍是“中国中心论”的一种变种。由于中国传统势力的极其强大，企图变革的、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士大夫阶层试图在“托古改制”的旗号下，悄悄进行一场融汇中国传统与近代西方思想的制度变革，企图从器物层次的变革向制度层次的变革迈出一步。然而这一步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有可能彻底动摇中国社会的旧有结构。中国守旧的统治者对此进行全面反抗，扼杀了这次变革。百日维新失败的深远意义，也许是变革推动者与扼杀者都未能充分预见的——中国试图走日本道路的希望与机会就此彻底丧失了。

第三时期：从20世纪初到1911年清王朝崩溃、1912年中华民国创立。戊戌变法在血泊中被扼杀并没有使清王朝走向中兴，相反中国向恶性方向急剧发展。义和团运动的彻底失败使清廷的最后一点自尊和傲慢完全被卑怯、投降所替代，庚子协定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经济，从此中国真正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这时，清廷开始较有系统地革新制度，包括制定具有现代色彩的法律、奖励工商、创建政府职能机构、鼓励留学、制定宪政时间表、设立省级宪政咨议机构等。尤其具有重大意义的是，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转向追求实用科技的现代教育制度，此举彻底动摇了中国前现代社会政治结构的基础。这些变革措施显示，在经过近60年西方的严重冲击后，中国统治者终于明白，即使为保持统治阶级自身的既得利益，也必须进行政治改革。但是这些大规模的变革是在清廷统治已严重削弱的形势下进行的，加之变革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的动荡，因此清王朝的政治结构几乎濒于全面瘫痪。旧结构的衰微和大规模变革刺激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勃兴，接受了西方思想和日本经验的海外中国留学生，以孙中山为核心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具有完全意义的现代政党——同盟会，成了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主体。代表了新经济关系及思想价值的社会组织——商会、科学社、各种学会、演讲会等成了刚刚萌发的市民社会的中坚力量。新式学校、报馆、译书馆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近代国家观念和以英、法经验为依归的民主主义思想以通商口岸为中心，把推动变革的意识逐渐散播于社会，形成一股要求彻底变革社会的强大思潮。作为这种思潮与新社会力量互动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中国的变革终于走向制度的层次，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创立了亚洲第一个以美国制度为样板的共和国，即中华民国。

数千年帝制的崩溃和共和政体的建立，是中国进入了向现代转变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又可分为北洋政府统治和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两个时期的任务是相同的，这就是建立新型民族国家，以保护经济起飞，实现社会的全面变革，加速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中华民国的创立为大规模的制度变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开辟了新的前景。辛亥革命的巨大创新精神体现在政治、经济、思想观念各个领域。帝制的瓦解和皇权的崩溃，极大地动摇了传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民国初年国会的建立，现代政党政治的初步展开，标志着中国政治制度化的起步。新式教育和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为中国人提供了激励变革的新的世界观。民国初年大批报刊创办，一时全国报纸达500种，北京一地就有大小50多种报纸，就连地处偏僻的四川也有23种报纸。在20世纪初发展工业的基础上，新式工业（以纺织、食品加工为主）有了迅速发展。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对发展工商业也表现出一定的兴趣，颁布了若干鼓励实业的法规和条令，一时使企业界“耳目一新”。城市商业活动日趋活跃，并逐渐由沿海、沿江向内地渗透，一个新的全国市场开始形成。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创立，是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重要一步。然而，中华民国的创立，只是为中国的最终现代化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中国现代化的展开有赖于国际和国内诸多条件的配合和对旧有结构的彻底更新。问题的关键是，在旧结构的基础上，能否建立起新结构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能否完成民族独立和改造的双重任务？正是在这些关键问题上中国遇到了新的挑战。这包括中国所面临的不利的国际秩序与在国内新形势下改头换面的传统主义的全面反扑。

第一，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减轻中国所承受的西方的巨大压力，也没有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增强中国的主权独立。毋庸置疑，中国是一个后发展国家，处于以欧美为核心的世界经济圈的边缘，已发展的西方列强与东方的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固然刺激了中国现代因素的增长，但同时对中国的转变也构成了巨大的障碍。西方列强在中国攫取的一系列特权严重阻碍了中国现代化所必须的积累：协定关税、租界内的治外法权、片面最惠国待遇、海关和邮政权利的控制、外国在华的驻军和势力范围的存在等等，都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破坏了推动现代化中枢的中国政府的权威。

第二，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被动的。中国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文化在中国人的心理上造成一种对西方文明既欣赏又排拒的矛盾心态。民族主义的振兴要求发掘中国传统中的爱国主义资源，激励国人的爱国热忱，保障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完整，而彻底进行社会改造又要求重新评判中国传统，向西方可取之处学习。1840年以来中国先进分子长期处于两难境地，他们一直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调适点，但屡屡失败，无从解决这个尖锐的时代矛盾。民国肇始，并不能改变这种困境。

第三，清王朝崩溃和继之结束的袁世凯统治使中国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急速衰微，地方军阀乘机崛起，国内政治出现了长期动荡，严重地阻碍了现代发展所要求的集中与分权相调适的机制形成。这使国家的政治、经济资源无法汇集。

第四，中华民国创立后，新的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纷纷建立，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多元发展的需要。然而现代化的外装并不能掩盖沉重的传统的全面影响，政府制度化程度低下，缺乏现代政治人物，社会自治组织发育不良，市场经济受到传统方式的严重束缚，都预示着中国社会转型将面临艰难曲折的道路。

这种进步与保守的冲突，又和中国与西方列强、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不仅贯穿于北洋政府的整个统治时期，而且在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后，以更尖锐、更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对中国社会的转型带来严重影响。

20年代以后，随着外国经济势力对中国的进一步渗透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体系加速了分化的过程，社会各阶层的分裂和对抗也日趋激烈。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东南沿海沿江的传统农业和手工业逐渐衰微，众多农民由于受“外力压迫”，兼之“受不良政治的影响，苛捐杂税的勒索”，“土豪劣绅的剥夺”以及“水旱灾荒的损失”，“已陷于破产之境”，纷纷涌入中心城市，破产农民加入了雇佣劳动队伍，使得工农之间的联系逐渐扩大，相互影响加深，同时也加剧了城市的人口压力，造成大量失业和无业游民的激增。同一时期，西方国家为转嫁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加紧了向中国倾销商品和输出资本，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在外货倾销的打击下，中国的民族工商业陷入困境，引发了一系列尖锐的社会问题，造成社会关系的长期紧张。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分化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也表现得十分激烈。西方思想的冲击和帝制的崩溃，打破了传统社会原先在政治体制、经济生活和精神价值领域及伦理规范之间的高度整合。“五四”以后，社会变迁逐渐在改变着人口结构，愈来愈多的人口向沿海都市和其他中心城市集中，社会分工加速，社会成员因所处生活环境的不同，文化趣味也开始产生分化，致使社会的文化价值日益趋于分殊和多元化。伴随着现代教育机构的普遍设立，学生人数和自由职业者的急速增长，西方新思潮的竞相引入，报刊的日益普及，一种有别于传统价值观的新型文化观在都市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文化上的新价值，由知识界、教育界通过言论、著述的渠道在社会扩散，并被众多的知识分子所接受。新价值的竞相产生，降低了知识分子和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对中国传统价值的尊崇，同时也激化了新价值与固有价值及传统结构的紧张冲突。国内政局的长期混乱，一方面为知识界创造新价值及新价值的传播提供了适当的环境；另一方面，价值的分殊和多元发展又刺激了群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促使新的社会力量的成长和壮大。

传统社会结构的分化过程集中反映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从大革命时期广泛的政治动员中壮大起来的社会运动和继承“五四”时期自由主义资源，从学术专业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自由知识分子以及民族资产阶级，把愈来愈多的工农群体和其他社会群体带到了社会的政治中心，要求维护民族独立，实现社会公正，呼唤建立新的文化价值体系，重构政治共同体，以回应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趋势。

传统社会结构的持续分化和日益广泛的社会群体跃入社会的政治中心对中国政治体系构成了强大的压力，客观上要求创立一种容纳现代性与民族性，能够处理不断变化的社会问题，容纳社会变迁过程中产生的新兴力量的新的制度机制，用以协调、整合社会冲突。这种新制度结构和新价值信仰系统的创立，一方面有赖于有机地融汇现代性和民族性，另一方面，只有通过创造具体制度和新的价值信仰系统，才能具体落实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把现代性的一般取向和民族性的特殊取向结合起来。

在后发展国家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如何调适民族性与现代性是一个既牵涉到民族感情，又涉及社会利益的再分配的复杂问题，处理方法上的得失往往决定了社会变革的规模、范围和整个国家的面貌。毋庸置疑，虽然最早从欧美国家展开的现代化已提供了实行现代化的某种示范，然而非西方国家完全可以从自己的文化背景出发，发展具有自己特征的现代化的形式。民族主义和民族传统是所有后发展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基础，离开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特征，照搬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并不能真正使本民族复兴。但是，任何民族特征的社会发展模式又必须具有可与现代文明相通的现代化因素，只有把现代性因素融入本民族文化传统，对传统进行革命性的转换，刺激传统中可现代化因素的增长，才可能为社会变革提供联系历史与现实以及未来的源头活水。然而如何在操作层面具体调适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并不单纯是一个学理问题，它固然与统治阶级是否具有推动社会变迁的明确的意识有关，而且变迁本质上是社会的解构与重构的过程，直接牵涉到社会利益的再分配，因此占据政治体系中心的统治阶级与传统社会势力的关系及其政策取向，对社会转型中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结合，必然产生决定性影响。

中国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所遭遇的严重挫折正是统治阶级顽固维护统治集团利益，拒绝以现代眼光看待变化着的事物所必然导致的结果。统治阶级的传统取向使其无法有机融合现代性与民族性，故而不能为中国提供重建政治共同体所必需的新的制度结构和能被社会各阶层人民共同接受的新的价值信仰系统。

20世纪20年代以后，指导国民党政治行为的基本思路是蒋介石的新权威主义的统治策略。蒋介石的新权威主义统治策略的基本特征是：强调以蒋介石为核心，在中国建立具有中国传统政治色彩，高度集权的新军事强人的统治，以推行兼具历史延续性与变革性的社会发展。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经济落后的后发展国家，促进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对国家的人力与物力资源进行快速积聚，因此，确立权力中枢的权威，由国家对社会实行某种程度的控制性指导，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利用传统建立权威以积累人力与物力资源，并不能真正推动国家的现代化，权力中枢的权威必须建立在社会变革的基础上，只有建立富有活力的政治、经济结构才能真正促进权威的确立，并有效积累社会资源。反之，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私利，利用传统抗拒变革，拒绝容纳社会变迁中产生的新的社会力量，忽视社会变革的全面、协调的推进，就很难获得社会成员对现有秩序的支持，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威既不能真正建立，社会的人力与物力资源也难以集中。

在蒋介石新权威主义统治策略指导下建立的国民党的制度结构，保留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大量痕迹。首先，国民党的政治制度功能分化缓慢，权力高度集中，一切权力最后集中到一个人手中。国民党的政治体系完全排斥权力制衡关系，既不存在党内制约，也不存在社会制约。其次，一党专政的巨大封闭性排斥了带有根本意义的社会变革，蒋氏集团以“中国国情”为由，拒绝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拒绝为中产阶级提供可以影响国家政策制定的参政渠道。为了维持既存的社会结构的稳定，蒋介石把一切要求改革的社会力量均视为是对自己权力的威胁，以“保卫民族传统”为旗号，不惜诉诸武力，一一消灭，选择的是一种中国传统式的统治方法，基本放弃了对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冲突进行调节的和缓方式。国民党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在政治上把被统治者有效地组织起来，因此，它的统治一直缺乏稳定的先决条件，其制度运转的动力并非来自社会各阶层对它的支持，而是完全依赖于军事强权统治。事实证明，国民党对于社会转型的适应是失败的，由于国民党不能把社会变迁的新要求、新内容纳入政治制度的框架，缺乏制度创新的能力，因此国民党不能提供政治制度化的过程，各种群体的要求必然超出这个过程而用其他方式表达出来，逐步形成新的社会和政治中心，最终取代国民党的统治。

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关系紧密。与国民党不能创立新组织架构相适应，国民党也不能为社会提供融合现代性与民族性的新的价值信仰系统。作为国民党的新权威主义思想背景的新传统主义，是一种由蒋介石所倡导，力图在保守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若干西方文化因素，以支持国民党政治实践的意识形态。新传统主义实质上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的翻版，国民党的既定文化方针是，把肯定儒家思想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竭力以儒家文化作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对西方文化则排斥其思想和政治上的多元主义的内容，吸取科技、军事、管理知识。一贯重视从中国传统文化汲取资源的蒋介石，在三四十年代利用政权力量发动了新生活运动和新道统运动，试图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将社会上各种正在滋长的分散的价值纳入官方意识形态的框架，重建民族的新价值信仰系统，最终要求社会成员认同国民党的政治象征，服从或效忠国民党政权。但是这种文化上的努力并不能使民族性与现代性真正得以融汇。作为后发展国家，把若干传统的因素纳入制度框架之中，本是题中应有之义，经过选择和转换的传统因素，可为现代性因素提供赖以发育、成长的土壤；同时，体现了历史继承性的社会变革又可减轻社会转型必然带来的文化脱序和社会震荡。但对传统的借助必须有一个质的规定的限度，一旦越过某种界限，大量传统中的消极因素就可能对现代性因素构成阻滞，最终吞噬现代性因素。蒋介石的新传统主义作为三四十年代中国民族危机和国内政局长期动荡在文化上的反映，它表达了统治阶级和与传统社会相联系的、要求维护固有价值的那些社会力量在文化上的意愿，具有强烈的排斥现代性的取向。被国民党称为民族传统、民族精神集中体现的“礼义廉耻”、“四维八德”之类，完全排斥了现代文明的概念，不仅无法构成民族的新价值信仰系统，反而成了国民党抵御文化自主性发展的政治符号。当蒋介石用传统眼光看待社会变迁时，也只能得出“今不如昔”、“道德沦丧”、“立国精神丧失”的结论。更为重要的是，新传统主义对吸取现代文明所抱持的态度是极端保守的，国民党不是把社会变迁看成是自觉的目标，积极予以促成，而是出于维持现状的需要，欢迎接受现代文明中的物质部分，其着眼点完全基于强化传统的政治和社会结构。

由于固守传统，拒绝了全面的社会改革，新传统主义融合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努力必然遭到失败，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态就只能成为口号和说教，根本不能成为民族的精神凝聚中心。国民党集权政治结构的僵硬、保守，决定了它难以整合社会转型中产生的各种新兴的社会力量；官方的意识形态也不能把社会变迁中产生的新价值纳入其主要象征，并植入制度框架；这样，1928年后建立的政治制度就无法获得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认同，最终使国民党不能完成重建政治共同体的任务。独立自主的、能被社会成员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高度认同的现代民族国家始终未能建立，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标志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真正建成。

三、中国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

在前现代社会的基础上，中国在与国际社会日益密切的联系中，逐渐从农业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现代社会过渡，这种过渡既有着与一般后发展国家相似的经历，也有中国所独有的特殊性。

中国转变的特殊性受制于过渡过程中的转换机制和转换方式，它充分展现了中国迈向现代社会时所经历的深刻的内在矛盾。中国转变的复杂性集中表现在推动中国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最初阶段的动力并非来自内部，而是来自外部。正是在外部压力的刺激下产生了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如前所述，中国在前现代社会中并无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是一种与忠君思想联系在一起，维系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意识形态，它在历史上虽然发挥过抵御外族入侵的作用，但是在本质上，它与近代国家自主公民所孕育出的现代民族主义有着巨大差别。从传统爱国主义向现代民族主义转变的中介因素是社会变革，只有社会变革的新因素注入到传统爱国主义中后，爱国主义的内涵才能由忠君、维系帝国统治转移到捍卫自主公民的主权国家的新角度，从而发挥出巨大的社会动员力量。一百多年来，追求统一、富强、民主的国家始终是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理想，它与变革、改造传统密切相连，从而产生出一种与传统爱国主义迥然有别的新内容。这个过程始于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早期维新派，历经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到了孙中山才渐渐成熟。以“民有、民治、民享”为价值目标的孙中山三民主义克服了狭隘的种族论，标志着现代民族主义最终形成。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人走向全面变革的里程碑，从此掀起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巨澜。1938年由毛泽东揭示的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价值追求的革命民族主义更成了未来新中国的基本原则，对动员广大农民和各阶层人民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发挥了巨大作用。由于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严重的外部侵略和压力，中国人被迫在追求民族解决与社会进步的变革中把国家统一置于首要地位，迫切要求建立能够有效动员社会资源的强有力的政府，以此作为推动社会转变的中枢。然而，为解决中国所面临的紧迫问题，中国人只能有选择地吸取外来观念，形格势禁，引入的外来观念在与本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许多始料不及的变形现象。这以早期共产无政府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引入中所产生的变形最为严重。1908年，刘师培最早向国人引入了共产无政府主义思想，刘氏介绍的最大特点，是以中国传统来附会外来学说，结果是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与外来的共产无政府主义学说融汇了，但共产无政府主义学说的原意也就面目全非了。“五四”时期在中国大兴的自由主义在引入中国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严重的畸变。强调尊重、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的自由主义在中国被解释为实现富国强兵的有效工具，于是以个人为最后依归的西方自由主义在大多数中国人眼中成为一种失去价值内涵的、属于器物层次的操作工具，导致“民主工具说”、“自由工具说”长期盛行不衰。引致外来观念变形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知识分子深知中国变革的艰难，为了追求富国强兵，使外来观念易于在中国生根，被迫修改原义。这种修正，使社会变革的速度与范围受到严重限制，削弱了对中国传统观念的冲击，使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内核受到的震动大为减弱。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统治阶级出于维护既得利益而作的强制性政策规定，这对中国现代化进程造成了更大的消极影响。国族危亡的形势，虽然会对现代化在各个领域展开的时序产生重大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又不是绝对的，因为统治者可以用不同方式对现代化进程加以引导和塑造，而这种引导和塑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集团的政策取向。例如，1932—1937年，国民党为了巩固一党统治，有意将抗日救亡与社会变革、个人解放完全对立起来，以“集中国力，抵御外侮”为由发起的“民族复兴运动”，就包含有贬低个人、蔑视个人的强烈的法西斯主义的倾向。抗战期间，国民党在“抗日至上”、“国家至上”的口号下，公然宣传反民主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集权主义的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优越论”。其实，现代民族主义的最后依归应为国家统一与人民自由幸福的有机统一，两者互为依赖，缺一不可。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主义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度，如果人民基本权利受到轻视，则极易演变为独裁专制国家，而这种独裁国家并不能走向现代化。同样，现代民族主义不仅包括对国土、主权的维护，而且它也包含对已革新的民族文化的认同，在民族危机的形势下，民族文化尤其能发挥凝聚人民的作用。但是抗拒或限制变革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的一个惯用方法，就是以保卫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为号召，刺激、煽动狭隘、保守的民族主义情绪，以维持传统的政治秩序和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这就使得中国的变革往往夹缠许多无谓的纠葛，反复循环，不断重演，极大地妨碍了现代化的全面展开。结果，在统治集团的有意识的误导下，尽管新思潮竞相引入，但除知识阶层外，大众心理的变化并不显著，中国人传统的强调差序格局的依赖型的权威人格并未改变。在政治、社会生活领域，人情关系、地域、派系、权谋仍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因素，构成了政治行为与社会人际交往的普遍范式。作为推行现代化的主体的以强调人的自主性为特征的人的观念与行为的现代化的发展程度很低，严重阻滞了现代化的全面展开。这样，如何在强大的国家权力与社会民主之间建立互动的协调关系，始终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造成中国变革曲折、艰难的另一重大原因是百年来的改革仅集中于上层结构，很少波及下层社会，而农村传统的社会结构根深蒂固，没有受到重大冲击。自19世纪中后叶以来，中国所发生的历次改革，由于仅注重上层政治结构的制度创新，屡屡遭到失败。这说明中国的社会转型必须经过农村底层的彻底变革。然而即使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没有对农村产生强烈影响，农村的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以及广大农业人口的生活方式没有得到任何根本性的改变。追求中国现代化的无数志士仁人先是把变革的目标集中于中国传统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以后又致力于改革传统的思想和文化，但很少涉及如何改造以农业为本位的广大的中国农村社会。他们不明白中国所需改革的不仅是上层的政治、法律、思想文化结构，更重要的是改革下层社会结构。占据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数亿农民仍然生活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和少数中心城市的逐步工商化，就构成了社会转型的二重分裂局面。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少数沿海沿江城市的繁荣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整个面貌。只有在中国广阔的农村进行长期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式的大变动，以商品经济打破传统的小农经济，才能真正建立起从农村到城市，和从城市到农村的双向变革渠道，从而推动社会真正走向现代化，因此农村底层的重整，就成了决定中国变革最为艰巨而又重要的关键。

总结中国变革的经验，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1）中国的变革与外部世界的挑战密切相连，中国以外的现代化模式对中国变革起着巨大的示范影响。19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的世界化进程加强了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中国日益卷入与外部世界的广泛联系中。伴随侵略和压力而来的外来观念冲击着中国社会，改变着中国人的观念和行为，刺激了中国人的强烈的变革图存意识和变革活动。外部世界的冲击具有明显的二元性质，一方面它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现代化的展开（以日本侵华破坏最剧），另一方面新型的外部现代化成功模式又刺激了中国现代化因素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外部世界的侵略、干预和影响，决定了中国变革的反应模式和中国现代化的规模与速度。

（2）合理地利用注入了变革因素的民族主义，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为中国变革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但狭隘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要求相背离，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展开制造了无穷的困难。执政者对外部世界的挑战作出反应时，世界观只是一个方面的因素，它固然严重影响了执政者对外部知识的鉴别能力，但维护既得利益则是最重要的因素，统治者只有在变革无碍其统治的前提下才能对变革作出有限的反应，因此在更多的情况下，统治者为了保存既得利益，惯于利用民族主义抗拒变革。

（3）近代以来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的问题上所形成的占压倒优势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和选择方式，严重阻碍了中国变革的全面展开，使得中国文化的重建难以实现，不能构成现代化的支持条件。虽然在西方世界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儒家社会在19世纪末已不可避免走向崩溃，然而在引入西方制度、观念的过程中，由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和选择方式的广泛影响，儒家社会的基本内核仍保存了下来。致使产生了新形势下儒家传统社会的变形形式：儒家内核加现代化外装。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结构仍然十分顽固。政治上的分权制衡与制度建设无从实现，市民社会和全面的市场经济难以健康成长，排斥意见多元和思想自由的独断性的意识形态仍表现出极大的生命力，作为这一切的必然结果，传统中国人的国民性无法得到根本改造。

中国从19世纪中叶走上变革之途，至20世纪上半叶，有几次现代化的良好机遇。统一的中央权力机构为自下而上的变革提供了保障基础，适时把握住这样的机遇，把传统的连续性和变革的突进性有机结合，进行结构性改革，社会变迁对社会带来的冲击将相对减小，社会也将在稳定与变革的互动状态下，迅速发展。但是外部条件的险恶与内部条件的限制，破坏了这种和平改良的可能性，逼使中国的变革走出另一条途径。然而中国现代化是一历史趋势，客观要求中国人在不断交化的形势下为此目标作出新的选择和探索。1949年国民党政权的崩溃结束了两大统一政权之间动荡的过渡期，新中国的成立又一次为中国现代化的展开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在新的基础上，以新的思想与精神，重新聚集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展开前所未有的、深刻的、全面的社会变革。

载《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4期。

参见《东华续录》卷四十七，第15—17页；另见《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十九，第16页；苏舆辑：《翼教丛编》卷六，第20—21页。

参见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通货》，《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台北：正中书局1984年版，第553—557、第494—495页。

[美]墨子刻：《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4页。

《政府公报》1914年1月14日，第606号；另见沈家五：《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0页。

参见孙科：《筹划救济农村的方法》，载《孙科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140页。

汪敬虞：《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民族工业》，《新建设》1953年第12期。

参见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现代评论》第4卷第83期，1926年7月10日。

参见刘炳藜：《民族抗日战》，载《前途》第1卷第4号，1933年4月，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