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行社的成立时间及组织层构考释

力行社全称为“三民主义力行社”，它是30年代长期存在于国民党党内的一个秘密政治组织。几十年来，国民党对力行社的组织及活动内容讳莫如深，甚至故意迷惑视听，“有意混淆外界的认识”；加之力行社组织系统复杂，机构层叠重匝，多以其基层组织复兴社的面目出现，有时则若隐若现，使得外界很难窥其真貌。尤其国民党在败逃台湾前夕，已尽行销毁所有力行社原始档案，因此力行社的一些基本史实，至今仍晦暗不明，只能把某些回忆录作为主要资料来使用，造成了若干史实谬误。笔者认为，在对力行社的研究缺乏原始档案资料印证的条件下，应参照、比较多种回忆资料，进行细致的鉴别和辨析，这是正确陈述史实的基础。本文则根据近年台湾披露的当年力行社核心人物干国勋等的有关回忆，参照美国华裔历史学家邓元忠研究力行社活动的论文，就国内民国史和现代史学界长期沿用的康泽的关于力行社回忆中的失实之处——力行社的成立时间及组织层构问题进行考释，以澄清这两个至今仍混淆不清的基本史实。

一、“复兴社成立在先，力行社成立在后”，与事实不符

目前，被研究者普遍采用的力行社、复兴社的成立日期，主要来源于当年参加过该组织人士的有关回忆。康泽在《复兴社的缘起》一文提到：“力行社的成立，是在复兴社之后”，具体时间则是复兴社成立月余以后的1932年4月间。与康泽的回忆相矛盾，黄雍回忆力行社成立复兴社之前，但是，黄雍未提及力行社成立的准确日期。由于康泽系当年力行社的骨干人物，长期位居国民党要职，因此康泽的回忆就被视为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他的关于“力行社成立，是在复兴社之后”的说法，一直被某些论著辗转引用。

1984年11月，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干国勋等撰写的回忆录——《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这是国民党人士在事隔力行社成立50多年后，第一次公开谈论这个神秘组织。干国勋在回忆中透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有关力行社成立前后的重要背景情况，提供了力行社从酝酿到成立的大量具体情节，纠正了康泽回忆中的若干失实之处。

干国勋回忆中有价值的部分主要有两点：第一，他明确了最初酝酿成立力行社的时间、地点和倡导人物。第二，他具体回忆了力行社的成立日期和成立的详细经过。

根据干国勋的回忆，我们始知道，力行社的最初酝酿是在1931年7—8月的日本东京，而非康泽所忆，是1931年11月的南京；力行社组织的原始发起人也并不是康泽所说的蒋介石（尽管不久以后蒋介石即成了该组织的事实上的发起者），而是当时在东京留学的原黄埔毕业生滕杰，力行社的最初组织雏形是由原黄埔学生组成的“护党救国筹备处”（康泽回忆中对此未有涉及）。

1931年7—8月，在日本东京明治大学和陆军大学学习的一批原黄埔军校的孙文主义学会的中坚分子：滕杰、贺衷寒、葛武棨、周复、潘佑强、肖赞育等，有感于日帝加快侵华步伐，同时又对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的壮大深怀恐惧，从而萌发“安内攘外”思想。在经过两次聚会后，这批国民党留日学生决定推滕杰等迅速回国，向南京中枢陈述他们的看法。

滕杰返国，正值国民党中枢分裂、宁粤激烈对抗之际，国民党党政要人根本无暇听取滕杰等的意见，滕杰受到冷遇，“觉得前途悲观”，于是决定先草拟一书面计划，以此计划与在南京的原黄埔学生先行联络，约在1931年8月间，滕杰即拟出一意见书，略云：“在极端秘密原则下，以黄埔为骨干”，推蒋介石为“领袖”，为“内平祸乱，外抗侵略”，“建立一个意志统一、纪律深严、责任分明和行动敏捷的坚强组织”。意见书拟定后，滕杰立即找到任中央党部秘书的曾扩情，曾对滕杰的意见书一拍即合，两人随即决定以滕杰的意见书为号召，集合同道，至1931年9—10月，在南京举行过两次聚餐会，参加者达20余人，滕杰等迅速派人前往上海、杭州、安庆、济南、开封、北平、南昌、武汉等地，进行秘密联络黄埔毕业生和建立核心组织的活动。此时力行社之名还未问世，这个由黄埔毕业生组成的秘密政治组合当时即被称为“护国救党筹备处”，办公地点即设在南京二郎庙街康泽的掩护住所——“康泽医院”内（康泽的回忆对此段史实及“康泽医院”皆未涉及），由滕杰担任筹备处的书记，负责与各地核心组织联络。

这段时间约在1931年10—12月，蒋介石此时对筹备处活动还未闻其事。滕杰等以为蒋介石正处于各方“责难”环境中，“恐不会同意”彼等做法，因此未报告蒋。然而事实证明，滕杰等的担心完全多余。当蒋介石下野返回奉化故里后，约在1932年1月中旬，从他的侍从秘书邓文仪（力行社发起人之一）处，获知了黄埔学生的活动，蒋介石对此表示十分赞赏。邓文仪立即给在南京的滕杰一封密函，通报了蒋介石的态度。蒋介石的赞许使南京黄埔毕业生的活动“更积极进行”。滕杰、贺衷寒、酆悌、康泽等加快了秘密组织的筹组活动，并迅即组成了三个秘密行动小组，以南京为中心，兼及上海、杭州，调动他们所控制的军、警、宪力量，展开了对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搜捕和镇压，使“九一八”后高涨的抗日民主活动一度转入低沉。

干国勋详细回忆了力行社成立时的具体细节，他在回忆录中明确提出：1932年3月8日是力行社组织的正式成立日。

根据干国勋的回忆，1932年1月下旬，蒋介石在挤垮孙科内阁，重返南京中枢后，立即召见滕杰、贺衷寒、康泽，听取有关黄埔毕业生秘密联络活动的报告，蒋介石对他们在1931年12月至1932年1月所发挥的“治乱扶危”的“作用”，表示“极为欣慰”。在这次召见时，滕、贺、康开始面称蒋介石为“领袖”（对于蒋介石的这次召见，康泽的回忆十分模糊，无参加召见的人员、日期和谈话内容等具体细节）。在这次召见后约月余，蒋介石命邓文仪通知滕杰，从3月4日晚7时起，召集在南京的筹备处全体人员到他陵园官邸举行谈话会。自3月4—6日，由蒋介石亲自主持，谈话会连续开了三晚，参加谈话会的筹备处人员都作了发言，最后一晚，蒋介石发表了竭力鼓吹“安内攘外”的长篇总结。3月7日上午，蒋介石又在励志社召集筹备处全体人员，讲“知难行易与致知力行”，随后，出两道题，命与会者选其一作国文一篇，次日再到励志社交卷。3月8日，蒋介石在励志社批阅每篇作文后，主持了秘密组织的宣誓和选举，蒋介石亲自把此组织定名为“三民主义力行社”。

干国勋关于力行社成立于3月8日的回忆得到邓文仪的印证。邓文仪在《民族复兴记》一文中，回忆力行社的成立日期也是1932年3月8日。干国勋、邓文仪均系当年发起成立力行社的关键人物，干国勋在力行社成立时，即担任了力行社中央候补干事，在撰写有关力行社回忆录前，曾与在台湾的一些昔日力行社骨干分子经常交谈；邓文仪在30年代初曾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并在蒋介石与力行社发起者举行谈话时充任记录，了解大量内幕。干、邓有关力行社成立前后活动的回忆自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干国勋、邓文仪的回忆也有很大的缺陷，第一，拿不出确切的佐证资料，证明3月8日确是力行社的成立时间。第二，干国勋、邓文仪在70年代末回忆力行社早期活动时，都届古稀之年，有些具体史实，因年代久远，记忆难免模糊。如干、邓均回忆康泽参加了力行社成立大会，但事实上康泽当时因率记者团赴沪，没有参加成立大会。除康泽外，邓文仪还误把肖作霖列名在成立大会与会者之列，其时，肖作霖还未参加力行社，肖作霖1933年方加入力行社外围组织复兴社。所以，尽管干国勋等的回忆提供了不少鲜为人知的细节，有助于人们全面了解力行社成立前后的复杂情况，但3月8日成立之说证据尚不足。

美国纽约马利斯特学院邓元忠教授（邓文仪之子）对力行社成立于1932年3月8日的说法持有异议。1981年，邓元忠撰写的《三民主义力行社初稿》，确定2月29日是力行社成立的准确时间，其依据是蒋介石当天的日记记有和力行社成员谈“力行哲学”的记载，1984年，邓元忠正式出版了《三民主义力行社史》，修正了原来的提法，改而确定力行社成立于3月1日。同年，邓元忠还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政治意义阐释》一文，在谈到力行社活动时，也持3月1日成立之说。从邓元忠研究力行社的有关论述所引用的若干资料看，3月1日成立之说，有相当的可靠性，其理由有二：（1）邓元忠因是邓文仪之子的关系，熟识许多国民党大陆时代的党政要人，他在研究力行社历史时，曾多次与其父长谈，并走访了滕杰等原力行社中坚分子，征得了许多重要的口述史料。邓文仪可以在这些口述史的比较、鉴别的基础上，寻出比较接近事实的结论。（2）邓元忠因其家世身份的缘故，接触了若干台湾迄今尚未开放的档案资料，尤其台湾方面允许邓元忠利用蒋介石未公开的日记等重要资料，邓元忠利用这些便利条件，参考口述史料，兼之受过正规的史学考证方法的训练，较之仅依靠回忆资料得出结论更为可靠。

笔者同意3月1日成立的说法，主要的依据是冷欣的有关回忆能从侧面对3月1日成立之说提供补证。冷欣是黄埔一期毕业生，1932年初正在南京陆军大学读书，但滕杰等在筹组力行社时却把他排除在外，力行社召开成立大会时，冷欣没被通知出席，但他却听到风声赶到会场，然而却被主持会议的蒋介石赶出了会场。事隔几十年后，冷欣坚持力行社3月1日成立的说法。冷欣声称，力行社3月1日成立，不致有误，因他个人“当日因事，有笔记为证”。冷欣被撵的插曲反映了当年成立力行社的极端秘密性质，此事不仅给冷欣，而且给当时的与会者均留下深刻印象。干国勋、邓文仪在回忆列举参加力行社成立大会名单时，曾误把不少未参加者列入，唯独没有列入冷欣的名字，而冷欣把这件事记住，也完全在情理之中。所以迄今为止，冷欣提供的这个回忆资料，就成了佐证邓元忠有关力行社成立于3月1日的有说服力的证据。

尽管干国勋、邓文仪和邓元忠在力行社成立日期上看法有异，但综合他们的看法再和黄雍、冷欣的回忆相对照，我们可以确认，至1932年3月初力行社成立时，尚无复兴社组织。由此可以断定，康泽关于力行社成立于1932年4月的回忆有误，“复兴社成立，是在力行社之前”的说法，不能成立。

二、力行社的组织层构

由于力行社采用秘密组织的方式活动，外界难以了解其组织状况，当年涉及其间的重要人物在回忆有关情况时，有的因年代久远，记忆模糊，例如康泽回忆认为，“力行社只有其名，并无组织活动”，“复兴社自始至终就是复兴社”；还有人当年仅在力行社某一层组织活动，而不清楚力行社全貌，回忆当年活动时，往往以偏概全。因此，数十年来，关于力行社的组织层构，一直众说纷纭。

根据近年台湾陆续披露的新的资料，现在我们可看清力行社各级组织层构的基本面貌。

力行社从组织功能看，有三个层次，依地域、职业分布则有四级，从其组织形态看，还有核心与外围团体之别。

1、“三民主义力行社”为核心层组织，由蒋介石任社长，是决策机构。内设干事会，分设书记、组织、宣传（有时称“训练”）、特务等处，1937年底又加设经济处。力行社内与干事会平行的，还有检查会（亦称“监察会”）。干事会、检查会及各处处长人选，皆由蒋介石亲定。此组织对外严格保密，吸收成员极为严格，须经蒋介石亲自批准。

2、中层组织有二：“革命军人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同志会”，两组织兼决策和执行功能，和力行社同时成立。1932年3月至1933年3月初，两会与力行社干事会合并办公，人员多由力行社干事兼任。“革命军人同志会”自1932年4月起，首先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内，开始吸收会员，因在国民党军队发展组织，引起军队内部矛盾加剧，1933年春，“革命军人同志会”被蒋介石下令撤销，原班人马全部并入力行社内新设的军事处。“革命青年同志会”成立后，最先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内发展组织，1933年后，力行社多以此组织名义吸收骨干分子。该会设有办事机构并有经费供应，此组织一直延续到1938年并入三青团。

3、基层组织即为复兴社，此系力行社第三层组织，担负执行功能。1933年7月，康泽等提议，为扩大力行社效能，应放宽吸收尺度，成立复兴社为第三级组织（康泽回忆中对此未提及）。康泽等的这一提议，经力行社讨论，报蒋介石批准后，复兴社始成立，1933年8月27日，蒋介石亲自拟定复兴社宗旨，复兴社成立后，主要在各界中、下层知识分子中吸收成员，复兴社的具体事务则一律由“革命青年同志会”骨干分子在幕后操纵。

从力行社——革命青年同志会——复兴社，层层密匝，构成了力行社的三个层次。凡力行社成员，即自然为“革命青年同志会”和复兴社成员，而这两个次级组织的负责人皆由力行社骨干担任，但是革命青年同志会成员要加入力行社，则必须经力行社干事会讨论，再报蒋介石核准，经宣誓方能升为力行社成员。复兴社成员要转为革命青年同志会会员，亦需经后者领导会议通过，再分批报蒋介石批准宣誓后，才能升格为革命青年同志会成员。但是，大多数复兴社成员对其上两层组织却绝少知道。

力行社还根据地域和职业的分布情况，密布其基层组织。这主要反映在复兴社的组织系统。在1933年后，为严格保密力行社组织，力行社和革命青年同志会已隐身于复兴社之中，它们的活动也基本由复兴社出面承担。复兴社上承革命青年同志会与力行社，在南京设支社（会），支社（会）下设小组，形成了四级组织。复兴社还在各职业部门也建立了组织，计有军队分会，交通分会（对外以“交通学会”为名活动）、体育小组、新闻小组等，除此以外，复兴社在海外也设立了组织，力行社还根据当时社会的特殊情况，在核心组织之外，分设了一系列的外围组织，作为配合。如忠义救国会、中国文化学会、民族运动委员会、中国童子军励进社、西南青年社等等。

力行社上述外围组织的有关章程均由力行社干事会讨论通过，其成立都经蒋介石亲自批准。这些组织都有日常办事机构和经费供应，从力行社——革命青年同志会——复兴社到各种外围组织，至1938年计有成员约10万人。

以上是力行社组织层构的基本面貌，至于康泽所说（只有复兴社，力行社无活动），可能一是年代久远，撰写回忆录时手边无参考资料；二来在于力行社1933年后的大量活动，皆以复兴社面目出现，易产生混淆；三是康泽本人是当年力行社核心人物，在撰写回忆时对自己活动稍有讳隐，其实，正如干国勋等一再强调的，自始至终，力行社是最高核心决策机构，革命青年同志会是执行推动机构，复兴社“只是点线的奉命行事”。

长期以来，史学工作者在研究30年代力行社活动时，都深感缺乏档案资料的难度，于是康泽的有关回忆就成了考察力行社活动的最重要的依据，大家一直未对康泽回忆的准确性发生怀疑。现在随着干国勋等回忆的出现，我们始有可能对康泽的回忆进行辨析，并把康、干等回忆互相校订，不仅康泽、干国勋等回忆中的史料价值可以真正呈现，力行社的面目也有可能逐步明晰。

载《民国档案》，1991年第4期。

邓元忠：《民族复兴运动在民国史中的意义》，载《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3册，台北，1981年，第235页。

康泽：《复兴社的缘起》，载《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37辑，第148页。

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载《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11辑，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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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国勋：《三民主义力行社》，载干国勋等著：《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70页。

邓元忠：《民族复兴运动在民国史中的意义》，载《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3册，台北：1981年，第235页。

干国勋：《三民主义力行社》，陈敦正：《复兴社、青白社、蓝衣社》，见《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173、71页。

干国勋：《三民主义力行社》，载干国勋等著《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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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国勋：《三民主义力行社》，见《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177页；邓元忠：《民主复兴运动在民国史中的意义》，见《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3册，台北：1981年，第232页。

干国勋：《三民主义力行社》，《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见《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187、116—117页。

邓文仪：《民族复兴记》，转引自陈敦正《复兴社、青白社、蓝衣社》，见《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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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元忠：《民族复兴运动在民国史中的意义》，载《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3册，台北，1981年，第232页。

见邓元忠：《新生活运动之政治意义阐释》，载《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1984年，第31页。

康泽：《复兴社的缘起》，载《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37辑，第141页。

冷欣曾向陈敦正提供了这个情况的资料，见陈敦正文，载《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72页。

康泽：《复兴社的缘起》，载《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37辑，第149页。

见于国勋：《驳斥“中国国民党复兴社组织蓝衣社”一书》，载《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191页。

见邓元忠：《新生活运动之政治意义阐述》，载《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84年，第32页。

见干国勋：《驳斥“中国国民党法西斯组织蓝衣社”一书》，载《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