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革命时期的孙科
孙科是中华民国史上有较大影响的政治人物，以政治态度善变而著称。他是孙中山先生的唯一儿子，青年时代即在美国加入了同盟会。1922年底，孙科被孙中山指定参加国民党改组筹备工作，从此正式进入国民党中枢机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孙科历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要职，曾两度担任行政院院长。自1933—1948年底，出任立法院长一职，前后长达16年，是国民党最高统治集团成员之一。然而，国内史学界对这个民国史上有较大影响的人物，至今尚未充分展开研究。本文欲截取孙科政治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一段，探讨1924—1927年孙科政治态度的复杂变化，就大革命时期孙科的政治活动及思想几经转变的过程进行考察，以求揭示孙科的政治态度变化的背景、特征和内在矛盾性，以及这变化与时代潮流的关系。
一、从反对联共到支持“西山会议派”
1917年夏孙科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后回国，担任非常国会及外交部秘书，主要从事为革命政府筹款的工作，从而正式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从1917年起，孙科由廖仲恺推荐，连任三届广州市市长，对推动广州市政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自1922年下半年起，孙科开始担任负责职务。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主持召开改组国民党会议，指定孙科等9人组成国民党改组案起草委员会。次年10月，孙科被其父派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参加筹备国民党改组工作。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孙中山在大会上宣布改组国民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国共合作的局面的形成，有力地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同时，它也成为对原先追随孙中山先生的一批国民党人士的严峻考验。作为孙中山的儿子孙科，自然也莫能例外。孙科虽然参加了国民党一大，并代表临时中央执委会作了关于党的章程草案的报告，但却竭力反对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针。在孙科看来，容纳共产党后，国民党对国民革命的领导，将受到威胁；而排拒共产党将不影响国民党实行联俄和扶助农工政策，孙科对联共政策的反对态度受到了孙中山的严厉批评，孙中山划掉了原先拟定的中执委名单中的孙科名字，使他在国民党一大未能当选为中央执委会委员。孙科尽管受到其父的批评，但是他并未改变自己的观点，从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至北伐前夕，孙科反对联共政策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以孙科为中心，以国民党广州市党部为据点，形成了一个反对国共合作的“太子派”右派集团。孙科在国民党内资历、声望皆不能与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等相比，孙中山在世时，孙科并未能担任军政要职。孙科在国民党内之地位，基本上乃是由于孙之特殊身份而造成。孙中山作为国民党最高领袖，他的唯一儿子孙科，也无形中受到各方的另眼看待。孙科在国民党一大后，主持广州市党部的工作，由于国民党当时之势力，仅及广州一隅，因此市党部地位虽低，但在整个党内却有着特殊地位。孙科对孙中山的联共政策，自国共合作建立之日起，就公开表示怀疑。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孙科发言反对国共合作，遭到瞿秋白、毛泽东等人的驳斥。1924年6月1日，孙科和黄季陆联名，攻击共产党员违背国民党党纪，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提出要求“制裁”共产党的提案。他还劝告廖仲恺，不要轻信共产党人。由于孙科的特殊身份和他的露骨反共态度，一个以孙科为中心，以国民党广州市党部为据点的反对国共合作，名叫“南堤俱乐部”的“太子派”在1924年开始形成。属于这个派别，在当时和孙科交往较多的国民党员有吴铁城、傅秉常、马超俊、梁寒操、李文范等，邹鲁、伍朝枢等国民党元老和孙科的关系也比较密切。
第二，孙科积极支持“西山会议派”的反共活动。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势力开始抬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西山会议派”。孙中山之死，一方面对依赖其父声望扩展自己势力的孙科无疑是一沉重打击；但就另一方面而言，又使孙科少了一重大限制。孙中山在世，孙科毕竟不能大张旗鼓和其父主张对着干；孙中山病逝，孙科遂可正式实施其反共主张。因此，在一致主张反共的前提下，孙科和“西山会议派”一拍即合。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孙科虽被选为政府委员，同时担任国民党广州市党部组织部长、广东省政府建设厅长等职，但在充满国共合作气氛的广州，孙科显然不受欢迎。因此，孙科极谋对外发展。1925年11月23日，当国民党右派在北京举行西山会议时，孙科适在沪，为和“西山会议派”遥相呼应，孙科邀请部分国民党右派开会商讨反共对策，决定联络北大“民治主义同志会”等右派组织，以及黄埔军校及南北各大学右派学生组织“孙文主义学会”。11月25日，“孙文主义学会”上海分会在沪成立。孙科的积极反共态度，使他获得“反共大将”的称号。“西山会议派”对他抱“极大的希望”，不仅在于“西山会议派”看重他是孙中山的“哲嗣”，更因为孙科长期从事为孙中山先生筹款的工作，手上掌握可观的财源，可向“西山会议派”直接提供经费支持。事实上，西山会议及“西山会议派”在上海的总部，经费皆由孙科支出。因此，虽然孙科未出席西山会议，但他“实际上是西山会议派中心”。孙科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儿子，直接卷入“西山会议派”反共活动，无疑给新成立的广东革命政府带来不良影响，因此，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竭力争取孙科。1925年12月，中国共产党代表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在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的协助下，在上海苏联领事馆和孙科、戴季陶、邵元冲会谈，陈独秀向孙等表示中共无意“包办”国民党事物，希望他们为了国民革命前途和中共合作。在陈独秀的劝说下，孙科表示可考虑回广州。在此同时，国民党右派、广东国民政府代表吴铁城也专程赴沪，“苦劝”孙科和“西山会议派”脱离关系，立即返穗，吴铁城向孙科进言：“党内不可分裂，免为共产党所乘。对付共产党乃整个问题，应从长计议。”在这样的背景下，孙科与吴铁城一道返回广州。尽管孙科返穗在客观上是对“西山会议派”一个打击，但是孙科在思想上和“西山会议派”仍保持联系。1926年1月11日下午孙科自沪返粤，即到黄埔军校探访蒋介石，商量在国民党二大庇护“西山会议派”的对策。“三二〇”事件前夕，孙科和吴铁城、伍朝枢秘密向蒋介石提议，“将首要共产党员十数人，送到中山县附近一个小岛或送到海上去”，对于孙科的反共活动，当时中央部分领导人就主张予以反击，1926年初，在筹备国民党二大时，周恩来、陈延年和鲍罗廷就曾计划在大会上公开开除孙科的党籍，但碍于孙中山的情面，这个计划最终未能实现，孙科不仅未被开除党籍，反而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委。因此，在1924—1926年国民政府时期，孙科在政治上一直被认为是“反动的右派”。
二、武汉政府时期的“左派”激进色彩
孙科的政治态度在1926年底广东政府迁移武汉之后发生重大变化。在这个阶段，孙科从国共合作的反对派，一跃转变为三大政策的拥护者，成为武汉国民政府内一个引人注目的国民党左派重要领导人物。
1927年初大革命的政治形势是：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进军，革命运动中心从华南移向长江流域，两湖地区的工农革命运动空前高涨，反帝斗争蓬勃展开，反帝反封建革命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与此同时统一战线内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进一步尖锐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加紧投靠帝国主义，开始从革命阵营分化出来，统一战线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在如何对待三大政策的问题上，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分歧公开化。
然而就在统一战线已处于严重危机，国民党左右分化进一步加快的1927年初，孙科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向左转的急剧转变。对于孙科的转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孙科在思想上具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这种思想倾向对孙科政治态度的转变具有重大作用。孙科作为孙中山之子，在其父的影响下，较早参加了民主革命活动。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孙科虽然反对联共，但并不反对联俄和扶助农工，也未脱离革命阵营，而是继续从事他所负责的工作。在省港大罢工期间，孙科对工人阶级反帝运动表示了积极支持。他在作为广东政府代表团团长，前往北京与北洋政府进行商讨对英政策的谈判时，曾发表过措辞强硬的反帝声明。这些活动表明，孙科是具有一定的反帝革命思想。另外，大革命的具体政治目标是打倒北洋军阀，这和孙科的政治思想并无任何冲突，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所表现出的巨大作用，是必须正视的事实。所以从反帝和推翻北洋军阀的政治需要出发，孙科也有可能改变原来的反共态度。
更主要的是，孙科对蒋介石军事独裁不满，要联合一切力量和蒋斗争，这是导致他改变对共产党态度，决定赞成联共政策的重要因素。北伐以后，蒋介石的个人独裁迅速加强，控制的权力也一天天扩大，致使一批国民党文职官员的地位明显削弱，对此，孙科深为不满。面对蒋介石迅速膨胀的军事独裁权力，孙科感到只有和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合作，并借助鲍罗廷的影响，才能抗衡蒋介石；而要获得共产党和苏联代表的支持，就必须改变原先的反共立场。这不仅成为政治斗争的需要，也和当时的革命形势有关。因为在1927年，统一战线暂时还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局面，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也迅速发展。在革命力量和反动力量对比上，一时还很难说蒋介石占优势。原来孙科有较多联系的“西山会议派”，在国民党二大受到沉重打击后，此时已不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和前途的政治力量。只有受到鲍罗廷支持的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为核心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才是国民党党统的象征，这种政治格局对于很想要在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孙科而言，无疑必须加以正视。正是出于政治斗争的策略考虑，而不是思想认识上的根本转变，孙科才在武汉政府初、中期成为联俄、联共政策的拥护者。
1927年初至5月，孙科在武汉政府内扮演了一个十分活跃的国民党左派角色，到处演讲，到处发表文章。
第一，孙科猛烈抨击蒋介石的军事独裁，积极参加维护党权，反对蒋介石迁都南昌的政治斗争。1927年初，围绕国民政府迁都武汉问题，在蒋介石和武汉政府之间发生了一场严重冲突，这种冲突实质上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争夺革命领导权的重大的政治较量。对于这一重大原则问题，孙科的态度十分坚决，他完全支持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定都武汉的决定。1927年1月中旬，孙科和鲍罗廷一道，代表武汉党政联席会议，把反对定都南昌的决定，当面交给了蒋介石。不久，孙科又担任了武汉中央反对独裁，提高党权行动委员会五人领导小组成员，和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一道，领导武汉地区的提高党权运动。在孙科看来，“蒋介石这样把持着党，终有一天要做皇帝了”，很显然，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倾向已严重威胁孙科的政治地位，引起孙科的强烈不满。孙科认识到，只有提高党权，实行民主，才能对蒋介石进行有力的抗衡。因此孙科把提高党权看成是关系到国民党是否变成“军阀的党、封建的党、代表压迫势力阶级的党”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孙科猛烈抨击“军队支配党，党变成了军人的附属品”的现象，指出“一切武装同志，都是党的工具，都要服从党的决议，接受党的指挥”。他强调，必须“完全打破”“从前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那种拥护个人势力的心理”，“否则革命势力的胜利，也不过是个人的成功，并不是党的成功”。为此，孙科呼吁恢复国民党一大所确立的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他针对蒋介石把持国民党中常会主席，批评《整理党务案》关于设立中常会主席一职的决定，要求改组中央机构，“变更党章，把设立主席这一件事矫正，再把常务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改组”，在党的民主化基础上，创立新的党的权力组织。甚至在“四一二”事变后，孙科也到处说“必须打倒蒋介石，只有打倒了蒋介石局势才能好转”，表现出了强烈的反蒋姿态。
在武汉政府前期，孙科在反对蒋介石独裁、维护国民党党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孙科等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共同努力下，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于1927年3月10日在武汉举行，会议着重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行为。由于孙科的反蒋姿态在当时“最为突出”，这使他在二届三中全会上，加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党部青年部部长、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兼交通部部长。这样，在汪精卫未返国前，孙科就成了和邓演达齐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
第二，孙科表现出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新的政治姿态。三大政策是武汉时期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孙科此时改变了原来反对联共的观点，转而支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他作为一个具有民主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革命高潮来临之际施出灵活的策略手段，努力去迎合时代的潮流。
孙科对联俄政策，大加赞美，他称赞联俄政策的实施成为“中国革命运动一个很大的转机”，“我们的同志对这个革命的重要政策应该绝对的拥护”。孙科认为，联俄“实在不特是理所当然，而且也是势所必要”。因为，“中国国民革命的大敌是帝国资本主义，苏俄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敌也同是帝国资本主义，所以中国和苏俄，应该站在同一战线上，共同去反对帝国资本主义”。孙科还谴责国民党右派散布的“苏俄是赤色帝国主义”，“联俄就是要受俄国的支配实行共产”等攻击。他指出，“这是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一种最恶毒的谣诼”，联俄与实行共产，“实在不能混为一谈，联俄就是要达到国民革命的目的一个重要的策略”。
对于联共政策，孙科也表示拥护。他认为，国共合作是“中国国民革命过程中的必然事实”，国共两党“同是革命党”，又面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共同敌人，两党又都要唤起民众去革命。所以，“中国国民党为贯彻国民革命的目的，在理论上，在事实上，也当然要和共产党努力合作”。对于国民党右派散布的“国民党被共产党并吞去了，快要消灭了”的流言，孙科认为，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见解”。他指出，国民党的前途在于“本党党员自己是否能够革命”，“如果我们的党，已变成了时代的落伍者，不去革命，不理会被压迫的群众，甚至压迫农工，鄙屑农工，那么这个党的就是代表封建势力的党，是代表军阀官僚、土豪劣绅、买办阶级的党，也就是反革命的党，人家不来亡你，你自己先要亡！”
对于工农民众运动，孙科也同样表示支持。孙科称赞1924年后国民党取得“一个飞跃的进步”，即贯彻了“一个重要的革命策略——农工政策”。他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实在就是农民革命”。因此，“欲使国民革命成功，非使农工一齐起来不可”，而“本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实在就是三万万多农民的解放”。孙科指出，国民党的农工政策，“是要替全国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去争回自己应享受的利益，不至给一般不劳而获的压迫阶级来独拿”。他高度赞扬两湖地区的农民，“在乡村中从事打倒反革命的土豪劣绅，为国民政府除去心腹之患，并且为将来的民主社会的建设，奠定一个坚固的基础”，“已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放出伟大的光辉”。孙科质问道：“如果国民党不扶助这三万万多的农民和工人，还说什么革命呢？”他进而认为，“如果国民革命，对于农民问题，没有彻底的解决，——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对于革命不表同情，不肯参加，这种革命便是落空的革命，虚伪的革命”，“那一定又再重蹈前次辛亥革命的覆辙，纵使军事上幸得成功，但这种革命仍是没有意义的，革命一定失败”。
第三，孙科热情地宣传反帝革命主张，呼吁废除不平等条约。他说，辛亥革命以来，“国政紊乱，民生痛苦……推原祸本就是当时的党员民众，都未认清国际帝国主义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大敌”。孙科批评当时的革命党人，对国民革命的对象认识不清，反把推翻清朝视为革命的唯一目标，“以为共和从此告成，革命的事业也从此完结”。致使“从前那种革命的热情便渐渐消失，以致反革命的势力天天增长”。他针对国民党右派惧怕帝国主义干涉的心理，强调指出，“民众的力量是伟大的……帝国主义者虽然在历史上有根深蒂固的极大势力，但拿它和革命的民众作战，是到底要失败的”。他还驳斥了帝国主义的报纸，以“中国政治腐败”为借口，拒不同意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一种倒因为果的谬论”，“完全是欺人之谈”，指出“中国政治之黑暗，经济之破产，完全是受不平等条约之赐”，他大声疾呼：“本党的第一个革命政策，就是反对帝国主义，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民族现在急迫的需要是平等与自由，废除不平等条约就是中国目前最急要实现的一件事”。
如上所述，孙科的这些言论，反映了他在武汉时期的初、中阶段表现出的积极拥护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的政治姿态。孙科的这种态度，促成了他在武汉政府时期政治上的进步倾向。孙科政治言论的激进色彩，不仅使他赢得了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很高声誉，并且还得到中共领导人的好感，陈独秀就曾称赞孙科是一个“真正的革命领袖”。在这种情况下孙科政治上的严重弱点，被他激昂的调子给掩盖住了，孙科成了武汉政府国民党左派风云一时的人物。
三、从左派阵营又转到右派阵营
1927年1月至5月，是孙科政治态度最激进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孙科开口“农工政策”、闭口“反帝革命”。然而时隔不久，随着国内局势急转直下，在国民党右派反共逆流的冲击下，孙科的左倾色彩迅速消退。转眼间，孙科成为武汉政府内责难农工运动，鼓吹分共的右派代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孙科和汪精卫、徐谦等武汉政府“左派”领袖，同时面临着两种困局。孙科等既担忧共产党领导的日益高涨的工农运动将“危及”国民党对国民革命的领导，同时又害怕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会威胁他们的权力基础。在这两种矛盾中，孙科因为处处维护国民党领导权，所以和共产党的矛盾更加突出。
武汉政府后期，在蒋介石与帝国主义势力的联合进攻下，武汉地区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严重的经济危机使武汉政府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中共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指导和具体工作中的某些左的倾向又交织在一起，给孙科的反共提供了借口。孙科把当时的这种严重局势归咎于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运动，尤其集中指责湖南农运的“不合理的幼稚病”。他对许克祥发动的“马日事变”大加赞赏，说对事变，“大家都举手加额，喊许克祥为许青天”，这时孙科在工农运动方面的调子，已前后判若两人，他已完全站到了与工农相对立的立场。蒋介石叛变革命造成的形势逆转和共产党的某些具体工作方面的“左”倾错误，加速了孙科的动摇，对其一步步滑向反动阵营起了催化作用。促成孙科向右转的最主要原因是他对三大政策已产生怀疑。他认为三大政策的执行，已威胁到了国民党政权的存在。孙科一向力主国民革命以国民党为主体，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应属于国民党。孙科处于反蒋政治策略的需要，才一度改变了原先的反共态度。然而即在他赞颂联共政策时，也用的是以我为主、居高临下的口吻。孙科把联共政策解释为国民党的一个“策略”，他声称，共产党只是代表一个阶级的党，而“国民党是代表全中国被压迫民众的党”。孙科以貌似公正的姿态把破坏国共合作的责任推给“两个党中的昏庸分子和幼稚分子”，不分青红皂白地告诫国共双方切勿“互相猜忌、互相冲突”，这种骑墙的态度，为以后公开反共埋下了种子。孙科十分重视国民党对民众运动的领导，对中共在工农运动中的影响深怀恐惧，一旦发现民众运动已不在国民党控制下，孙科就把民众运动和共产党一齐否定了。于是，在反革命逆流袭来之时，孙科立即就从三大政策的拥护者变为反对者。1927年5月以后，孙科“至是无日不对共党下酷烈的批评”，他攻击共产党使“原拟以国民党为主体而来运用的联俄容共政策，根本发生了变质”，指责联俄、联共政策，“不是联，也不是容，乃是降……三大政策变成了两大政策，降俄！降共！”孙科并改变对鲍罗廷尊崇，转而骂鲍是“国民党里的共产主义阴谋家”。1927年6月11日，孙科在郑州会议上攻击共产党，鼓吹把共产党从国民党中“驱逐”出去。7月初，孙专门著文，“说明国民党之三大政策之一，为容共而非联共”，此文影响甚劣，“予时社会以甚深之刺激”。7月15日，汪精卫召集“分共”会议，汪在会上作了“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报告，孙科对此报告极力赞成。7月20日，孙科呼吁和南京政府合流，并作为可被南京方面接受的代表，参加和南京方面的谈判。孙科以其反共态度，表明他已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尽管孙科声称“不愿向右转”同帝国主义妥协，但是事实上，他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而转到了右派阵营。
载《江苏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
参见何香凝：《回忆孙中山和廖仲恺》，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17页；[苏]纳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中国大革命见闻》，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页。
参见杨新华：《武汉反共与孙哲生》，载《现代史料》第2集，上海海天出版社1933年版，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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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铁城回忆录》，台北：三民书局1968年版，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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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我们为什么要有党》（1927年3月4日），《孙科先生最近之言论》，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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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废除不平等条约》（1927年1月7日），《孙科先生最近之言论》，第2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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