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科与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1932—1945）
一
国民政府自1932年12月与苏联恢复邦交至1945年苏联出兵东北，中苏交涉东北主权收复事宜，对苏外交在其对外关系中一直占据十分突出的地位。在蒋介石主导的对苏外交中，立法院院长孙科是一个重要人物。作为国民党内“亲苏派”的代表，孙科在推动中苏复交、促进中苏谈判、争取苏联军援以及设计战后对苏方针方面都起过重要作用。孙科在上述方面的活动，是国民政府在这一阶段对苏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孙科的对苏活动，不仅有助于了解国民政府对苏外交方针的演变及其特点，就是对认识孙科这个所谓“亲苏派”的思想轨迹也不无裨益。
孙科涉足对苏外交始于1932年，这一年他因力主调整对苏方针，积极推动中苏恢复邦交，开始被社会舆论公认为是国民党内的“亲苏派”代表。中苏邦交是1929年因“中东路事件”而断绝的，自此以后，两国基本停止了往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面临紧急调整对苏关系的需要，但在一段时期内，南京国民政府寄希望于英美及国际联盟调停中日冲突，将外交重点放在英美，暂时搁置了对苏外交的展开。国民政府搁置对苏外交还另有重要原因。这就是“九一八”事变后，苏联政府对中国采取了两面立场，引起中国方面的疑虑。苏联对日军侵略东北的态度是从自身的安全利益出发的。“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迅速占领东北全境，苏联感到日本的严重威胁，因此，一方面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对退入苏联境内的我国抗日武装，给予一定的保护和接济，另一方面又首先宣布对“九一八”事变持“中立”态度，以维护其在中东路的利益。在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后，苏联又采取事实承认的态度，默认伪满洲国接管中东路，甚至允许伪满在其远东境内设立代表机构。
中苏关系陷入僵局，在国民政府方面，是出自于对西方干预中日冲突抱有强烈希望和对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的态度有所不满，但在日军大举进攻、中日矛盾激化之际，中国既无力解决在东北权益问题上与苏联的分歧，就只能从大局出发，暂时搁置与苏联的矛盾，转而寻求在反日基础上与苏联合作。因为日军侵占东北，不仅损害了苏联在东北的利益，也威胁到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社会舆论果然出现了要求与苏合作的呼声，“国内对俄复交之浪声，渐渐高唱入云”。
孙科此时刚卸去行政院长之职，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身份在上海从事政治活动。在这样的形势下，孙科感到改善中苏关系不失为一个挽救外交颓势、抵制日本侵略的重要策略。1932年初，孙科提出以“联美”、“联俄”相结合的策略来扭转外交僵局的主张。随之，他又和陈友仁一道，提议把中苏复交列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讨论的主要议题。孙科、陈友仁的建议被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拒绝，除了国民政府对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的态度不满外，一些人还担心和苏复交将影响国民党的“剿共”政策。“中央要人鉴于正努力剿共，对中俄复交后应付共党及苏联在华宣传赤化等事，颇多顾虑，其议遂寝。”虽然孙科关于恢复中苏邦交的建议未被采纳，但他仍竭力为之呼吁。孙科在1932年4月发表的《抗日救国纲领草案》中提出:“凡与日本帝国主义利益冲突之国家，均为我之与国。应与之作切实的、互惠的联合。”他批评国民政府对“与俄复交之议，拖延半载，迄无结果”，要求“为求远东之与国，应积极进行中苏邦交之恢复”。随着时局的变化以及国民党内和社会各界不断呼吁恢复中苏邦交，蒋介石的态度发生转变。他认为，恢复与苏联的邦交，将有助于加强中国在与日本交涉中的地位，因此接受了孙科等的主张。1932年6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了对苏复交和商订两国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经过中苏代表在日内瓦的多次磋商，12月12日，两国互换了照会，正式宣布恢复邦交。
中苏邦交虽已恢复，但两国间在东北权益问题上的矛盾却再次凸现出来。1933年苏联将中东铁路低价售给伪满洲国，使国民政府对苏联再生疑虑。兼之蒋介石“剿共”战争不断扩大，苏联对国民政府亦有不满，两国关系陷入停滞状态。孙科此时已进入国民政府，在1933年初出任立法院院长之职。他对两国关系的现状多有不满，希望加快中苏合作的步伐。孙科以为，在日本对华侵略加剧的形势下，非联苏无有出路。于是他撇开苏联损害东北权益的问题，对苏联“国势日隆”、“建设成功”，表示钦佩，甚至打出其父孙中山的旗帜，强调孙中山的联俄政策是“很重要，很合理的”。
孙科在中苏关系停滞时期对苏言论虽然不多，却十分引人注目。随着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中日矛盾急剧升温，蒋介石开始调整内外政策，逐渐走上联苏和试探与中共接触的道路。在蒋介石的全盘考虑中，联苏和试探与中共接触是一体两面的事。蒋介石将打通与中共秘密接触事宜委之于陈立夫，而将改善与苏联关系等公开方面的活动交之于孙科等，使孙科成为其对苏政策的主要助手之一。
1935年10月25日以孙科为会长，以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为副会长，旨在“研究宣扬中苏文化，促进两国国民友谊”的“中苏文化协会”在南京成立，这是“中苏复交后关于中苏友好民间活动之第一声”。孙科主持的“中苏文化协会”作为国民政府半官方团体，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在配合国民政府改善中苏关系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蒋介石的同意下，孙科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建立了密切的个人联系。1935年7月14日，孙科作为立法院院长，出席了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为欢迎鲍大使而举行的谈话会。鲍大使在讲话中对孙科个人为促进中苏友好所作的努力予以了高度赞扬。由于孙科最早主张联苏抗日，并主持“中苏文化协会”，兼之与苏联驻华大使来往密切，在当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注意。围绕孙科周围，支持孙科观点的还有于右任（“中苏文化协会”名誉会长，国民政府监察院长）、蔡元培、颜惠庆（驻苏大使）等党国要人。于是孙科被普遍视为是“国民党内的亲苏派”和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支持中苏友好的“一股有力的势力”。
从1935年10月到抗战前夕，中苏两国就合作抗日、争取苏联在中国抗战爆发后以军援助华等问题开始了秘密谈判。由蒋介石亲自主导的对苏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由新任驻苏大使蒋廷黻在莫斯科就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如中国政府在新疆的主权、中苏合作抗日的条约形式与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反复磋商。经一年的谈判，双方的立场基本接近，但苏联不愿单独与中国签订两国安全保障条约，而坚持要求美英中苏等国共同行动。谈判的第二阶段转移至中国首都南京进行，在这阶段，孙科也涉及其事。1937年3月，孙科奉命代表中国政府就苏联对华军援问题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举行秘密谈判。苏联允诺将以军事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但须以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为条件。孙科告知鲍大使，国共和谈正在进行，请予宽释。在孙科与鲍格莫洛夫会谈不久，日本终于挑起全面侵华的卢沟桥事变。南京国民政府迫切希望与苏联协议，争取苏联对华的军事贷款和军火援助。“七七”事变后第二天，国民党中央再次授权孙科和王宠惠，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谈判。苏方此时建议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作为援助中国的法律依据。孙科和王宠惠接受了鲍大使的意见。8月1日，蒋介石批准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8月21日，中国政府代表王宠惠和苏联政府代表鲍格莫洛夫在南京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条约规定，双方保证互不侵犯领土、主权，互不使用武力；其中一方遭到第三国侵犯时，另一方不得向该第三国提供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支援。这对当时处于极度困难之下的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帮助，“将保障中国从苏联那里得到战争物资”。很快，苏联的军火物资源源不断从新疆沿陆路运往中国内地，极大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战。
二
抗战爆发后，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变化，蒋介石将争取西方列强的支持放在外交目标的首位，但是英、法等国仅口头同情中国而无具体物质援助，孔祥熙在欧洲的出访收效甚微。与此同时，苏联则态度明确，表示坚决支持中国抗战。因此，对苏外交立刻显示出重要意义。蒋介石权衡形势，为了推进苏联援华计划，争取更多的苏联军援，决定起用孙科，以进一步加强与苏联的合作。
孙科被蒋介石委之以对苏外交的重任与他的背景经历有密切关系。由于孙科长期致力宣传中苏合作，并曾参加过与苏联的谈判，加上孙科的家庭背景——孙科之父孙中山在苏联受到普遍尊敬，孙科便成为蒋介石考虑出使苏联的最合适人选。
抗战初期，孙科作为中国政府特使三访莫斯科，争取到苏联对华巨额援助和大量军火。1937年12月底，孙科率傅秉常、吴尚鹰赴苏联进行第一次访问。孙科一行于1938年1月13日抵达荷兰阿姆斯特丹，与专程从巴黎赶来的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会谈，交换对国内外形势的看法。当时，“国内对日和谈之风甚大”，孙科对此甚为愤慨，他对顾维钧说，“中国义无反顾应继续抗战”。孙科并表示，“面对日本侵略，中苏利益完全一致”，“只有苏联是中国可能取得最大援助和支持的所在”。孙科提议，由他领衔，代表驻欧使节，向蒋介石、孔祥熙发出电报，请他们不要再向国外拍发“要求和平与和解的训令”。由于孙科“急于访苏去争取积极的支援”，1938年1月16日，孙科一行离开阿姆斯特丹，前往莫斯科。孙科在苏期间，同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苏联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孙科向斯大林转达了蒋介石请求苏联出兵中国参加对日作战的建议，斯大林未作明确答复，但表示苏将以物质援助中国。孙科此行争取到苏方5000万美元的军事借款，用于中国购买苏联军火。孙科在访苏结束后，于9月返回武汉。
1939年3月，孙科奉命再度访苏。自西安、兰州飞抵迪化（今乌鲁木齐）后，因气候原因，苏联飞机不能降落，孙科一行改乘汽车沿陆路进入苏联，于4月10日抵达莫斯科。此行，又从苏联得到2亿美元的贷款。6月13日，孙科与苏联外贸部长米高扬签订了中苏《通商条约》，规定苏方以特种物品（军火武器）交付，中国以矿产品、农产品各担半数陆续偿还，双方物资往来均经陆路运送。孙科在完成使命后，于7月4日抵达巴黎。
1939年8月，孙科在回国途经巴黎期间，接到蒋介石要他去苏联进行第三次访问的电报。蒋要孙科转告斯大林，“不管苏对同中国合作对付日本已否采取新的步骤，中国都准备和苏合作，准备跟随苏联之后，唯苏马首是瞻”。蒋介石并要孙科协助新任驻苏大使杨杰观察苏联军事、外交动向。于是孙科遂有第三次莫斯科之行。9月9日，签订了《中苏航空协定》，直到10月初，离苏途经欧洲返国，于11月20日回到重庆。对于第三次访苏是否必要，孙科曾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蒋介石不提具体合作方案，中国政府内某些圈子（指汪精卫）又正在进行对日和谈的舆论宣传，这些均不适宜他重访苏联。但在蒋介石的压力下，孙科仍然履行了第三次访苏的使命。
孙科三赴莫斯科争取军援的成功，不仅加强了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也提高了他的社会声望，这反过来又进一步促使孙科发表大量联苏言论，作出“亲苏”的姿态。孙科的这类言论在抗战前、中期十分突出，成为当时政坛上一道耀眼的风景线。孙科高度评价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认为苏联是中国最重要的盟友。
他说，早在“九一八”事变时，苏联就“大声疾呼地谴责法西斯侵略国家”。到了抗战爆发，苏联“不仅在精神上给予我们以可贵的鼓励，而且在物质上也给予我们以最大的帮助”，“数目之巨，至今还占援助者的首位”，“就是在苏德战争爆发以后，苏联仍有物资运到中国”。孙科在称赞苏联的同时，批评了西方国家的绥靖政策。他说正是因为英法等国“顽固地拘泥于政治成见”，及至抗战爆发，对日本“更无具体行动”，才造成了“东方法西斯主义的猖狂”。孙科认为，只要把苏联的“豪侠举动”和西方的态度一对比，“我们的朋友是谁”这个问题就一目了然。在我们的朋友中，“最重要之一，就是国父早就明确指示我们要与之成为盟友的苏联”。而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国父联苏政策随时代之需要更富伟大意义”。
孙科在一系列演讲和文章中，高度评价苏联十月革命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其程度之热烈，言辞之浮丽，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是罕见的。孙科抨击“世界反动力量”“诋毁”、“攻击”苏联，他称赞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体现了孙中山生前“无时不企图”的“新兴革命力量的兴起”。孙科说，关于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问题，在“世界各国都还没有解决”，而“苏联却在艰苦的环境中，经过了二十二年革命的奋斗，终于把它一一完满地解决了”。孙科进而声称，苏联“建设成功，就是达到三民主义的理想”，“总理不及亲见，也料不到三民主义理想，竟然又先在苏联实现”。在孙科的眼中，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已是地球上的“理想国”。
孙科对苏联的热烈拥护，甚至发展到为苏联的一些大国主义霸权行径辩护的地步。1939年苏联与希特勒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继而占领波兰东部，吞并波罗的海三国，苏芬战争爆发。国内公众对苏外交颇多疑惑，进而担心苏联对日本态度将有所软化。孙科为了消除国人对苏的疑虑，在公众场合多次发表言论，对苏联继续表示高度的信任。他说“苏联绝无必要牺牲中国，讨好日本”，“苏联对中国同情和援助的友谊，绝不会有丝毫的转变”。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了有损中国主权利益的《苏日中立协定》，孙科虽有不满，但在同年10月发表的有关苏联对外政策的演讲中，仍试图为苏联对华的大国主义行径辩护。孙科在谈到中东铁路、外蒙、新疆等问题时，一方面批评了苏联的做法，但又将中苏在这些问题的争端描绘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声称苏联的举动是“事出于不得已者”。
孙科在抗战期间对苏外交活动中扮演了一个极为活跃的角色，他不仅身负重大使命三次远赴苏联，为中国争取到巨额军事援助，又以立法院院长和中苏文化协会会长的身份，积极鼓吹对苏友好，几乎逢会必赞美苏联，若干“亲苏”言论甚至到了令人“侧目”的程度。问题是，这些言论是孙科的真实看法，还是他代表国民政府作出的某种外交姿态？
三
抗战期间，“联苏”是国民政府既定的国策，对苏外交由蒋介石一手主导。国民政府总的说来采取了对苏友好的外交方针，这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尤为明显。孙科作为国民党内著名的“亲苏派”代表，他的言论基本上出于国民党对苏外交的政治需要，具有明显的外交策略的色彩。
孙科把对苏友好视为抗战期间中国必须采取的一种外交策略。他援引孙中山曾交替实行过联英、联美、联俄政策的史实，强调“世界各国间，邦交的厚薄，完全以利害关系为转移”。他指出：当“我国受日本残酷侵略的时候”，只有苏联大规模支援中国，所以“我们当然要和苏联维持友好关系”。1939年1月，孙科把蒋介石制定的外交策略电告驻苏大使杨杰，“对苏外交以军事为重心，对美外交以政治为重心，对英外交以交通、经济为重心”。所谓对苏外交以军事为重心，就是最大限度地争取苏联对华军事援助。孙科认为，要争取到苏联援助，就不能反苏。“对内是另一问题，对外实有联俄的必要”。
中苏地理的接近，苏联对中国边疆地区的影响，也是孙科主张对苏友好的另一重要原因。孙科知道苏联对华有大国主义的企图，但是出于中国的眼前利益，主张暂且隐忍。孙科认为，中苏边境漫长，苏联国力随几个五年计划已大大加强，与此相比，中国的国力则十分衰弱，新疆等地区仅在表面上“听命中央”，实则半独立。除了新疆问题外，中苏之间还存在中东铁路和外蒙问题，苏联在这些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就法理来说……是非法的”。然而孙科认为，尽管中苏间存在这三个“未决之悬案”，但“较之在艰苦抗战中，苏联所予我们宝贵的援助”，似不应过分强调。孙科说，解决这些问题有待于“我们把敌人驱逐到鸭绿江彼岸”，及中国“强大起来”。在未达到此目标前，则必须正视现实。孙科提出，在中央政府加强经营新疆的同时，要尽力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取得苏联的谅解。甚至连“东北善后”，也应“与苏方协议解决”，以服务于维持中国领土完整的目标。
孙科发出的这类言论，实际上反映了蒋介石的对苏外交策略，孙科只是说出了蒋介石不便明说的话。当国民党内的右翼人士批评孙“时而亲美，时而亲苏，朝三暮四，没有一定的主张”时，孙科反驳道:“世界上没有永久的敌，也没有永久的友，过去是敌国，现在也可以做好朋友。”孙科的这种态度也是抗战期间蒋介石对苏联的态度。孙科在晚年回忆出使苏联的往事时，直言不讳地说，当年远赴莫斯科的目的乃是“想拉拢苏联”。
孙科的大量“亲苏”言论，并不仅局限于对苏外交方针方面，还涉及国内政策方面。这些言论突出了当时他作为自由派、民主派的个人形象。作为国民政府的一个高官，孙科有意角逐更高的政治地位，他需要有一套自己的“语言”，主张对苏友好是其政见主张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集中表现在他将联苏政策与改良国内政治加以密切联系。
1938年8月7日，孙科在首次访苏归国途经巴黎时致电蒋介石，提议“中苏合作不限定时日，战事终了仍应提携，宜缔永久盟好”。孙科要求蒋介石改良国内政治和社会经济措施。他认为此两项虽“属我内政”，但影响两国关系巨大，“彼当局口虽不言，心中未尝不怀疑我战胜后，有法西〔斯〕之危险”。孙科还向蒋介石通报了访苏期间，苏联领导人对国民党的某些疑虑。苏方曾就国民党“对八路军待遇不公”，对中共存有“歧视”，国共关系“未能融洽”，向孙科表示了不安。孙科对此十分重视，向蒋介石提出对此类事“急应改善”，中国应“自动解除其疑虑”，“以实现与苏精诚合作”。
但是对外“联苏”，对内改良政治却是一个易说难做的复杂问题。孙科既已将苏联列为中国首要学习、模仿的国家，就难免被世人认为他是在鼓吹中国应效法苏联，走苏式建设道路。面对这个矛盾，孙科煞费苦心地试图划出几个界限，向国人提供一个所谓学习苏联的正确方法。孙科认为，向苏联学习除了“学苏联共产党的组织方法，学习他们的办党经验”，还要学习苏联的“整齐划一”，以及苏联人对自己“立国主义”所持的坚定不移的立场。至于苏联的“立国主义”，那是中国不需要的，“因为我们已有适合于中国的三民主义，无需乎舍己求人”。孙科对左派、右派各打五十板。他说，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人，“不明白苏联实在的情形”，因而有“反对三民主义的言论”;另一部分人则“不明白民生为何物，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和苏联的情形，没有深刻的观察和研究，因而尝有反对苏联，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言论”。孙科声称，“共产主义是人类一种最高尚的理想，就是中国数千年所讲的大同”，“民生主义与苏联的社会主义没有冲突，就是与共产主义也没有冲突”，“两者实在是殊途同归的”。他强调“中国的历史与环境与苏不同”，因此中国只能采取有别于苏联的“不同方法”。他的结论是，“愈是羡慕苏联的人，愈要确信总理的三民主义;愈是信仰三民主义的人，愈应该研究苏联，和苏联携手”。
孙科以为经过他这一番对向苏联学习内容的限定，中国既能“坚持一定的立国主义”，又可迅速学到苏联的经验。但事与愿违，随着国共关系日益紧张，孙科“亲苏”、开明的形象面临严峻的挑战。1941年后，他追随蒋介石公开反共，然而他并不愿就此放弃“亲苏”的姿态。孙科的反共方法别出心裁，他竟以吹捧苏联的方式反共。
孙科在指责中共“犯了反民族主义的错误”的同时，竭力称赞苏联。他声称，苏联红军抵抗纳粹侵略的英勇战绩，“完全是因为受民族主义感召的缘故”。孙科援引苏联领导人对他的谈话，“中国共产党，应该协助国民党实行三民主义，不必抄袭苏联共产主义的办法”，攻击中共“没有苏联这种革命的气度”。孙科说，中共“这两年的行动，如果是在苏联，是绝不允许的，他们一定要被严厉地制裁”。他还以苏联军队“非常讲纪律”，苏联“政治、经济、社会的体制和理想都是一律的”为由，要求中共服从“三民主义的纪律”。孙科讲道:“有些人说国民党一党专政，以为一党专政便不是民主国家，这是错误的”，“苏联革命成功，由专制走向民主，还不是以布尔什维克一党建国，一党治国吗？”
尽管孙科的反共、“联苏”立场与蒋介石并无矛盾，但是随着苏联对华军援在1942年完全中止和美国与中国开始协同对日作战，对美外交立时成为国民政府对外关系的重心，孙科等“亲苏派”的地位与作用已明显下降。孙科只能依托“中苏文化协会”进行一些宣传中苏友好的活动。1944年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重大进展，日本败局已初步可见，苏联的地位与作用成为影响远东战后安排不可忽略的因素，此又与中国东北问题紧密相连。在这个时刻，孙科再度就对苏问题频频发表议论。
孙科此时已修改了他的反共立场，转而主张为了搞好与苏关系，应用和平方式解决中共问题，按孙科的主观意图，这一切主要是为了争取苏联在东北问题上与国民政府合作。孙科在1944年已预测到苏联将出兵中国东北，并把此与中共问题加以联系。他分析道，当欧洲战争了结，“苏联也有参加对日战争的可能”，“苏联出兵打日本……一定在东北”。“假便（使）到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的兵力还没到达那里，那时他们当然要找他所认识的人，很可能找中国共产党”。对此前景，孙科深为忧虑。他说“未来东北情形假便（使）是这样发展……东北在中国共产党手里……这样又有一个可能，当然要与中国共产党打起来。而后面有苏联帮他的忙，结果非同苏联打仗不可”。此种前景使孙科不寒而栗。于是他一再提醒蒋介石，中苏“接壤万里，苏联的最终目的是行共产主义，我们如果取反共立场，当然人家要当心我们，以为反共就是反苏”。他呼吁，“今后我们要建国，唯一的条件，是需要与我们的盟邦亲善……国内问题只有用政治方法求解决，不能用武力解决”。
孙科有关战后对苏外交的设计，得到蒋介石部分的赞同。蒋介石同意对苏友好，也希望争取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的合作，但拒绝因此而从根本上改变对中共的方针。1944年，孙科在国内政策问题上对蒋介石多有批评，引起蒋介石的强烈不满。蒋介石在日记中指责孙科“诬蔑政府，与中共合作，以俄人为后盾，意图夺取国府主席”。蒋介石看来，孙科的立场已不堪任对苏外交的重责。1945年，蒋介石转而起用具有亲美色彩的宋子文以及自己的儿子蒋经国经办对苏外交，将对苏外交直接控制在自己手中。蒋介石并且把国民政府对外关系全部寄托于美国，企图以美制苏。孙科于是彻底退出对苏外交的舞台。
综上所述，从1932年至1945年对苏外交在国民政府对外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蒋介石为了增强中国在对日本交涉中的地位，在1932年恢复了与苏联的邦交，继而在抗战前期全面加强了与苏联的合作。孙科是蒋介石制定对苏方针的主要参与者和执行者之一，此也造就了孙科“亲苏派”的公众形象。1942年后，苏援停止，美援到来，国民政府的外交重心已转移至美国。蒋介石对苏联仅维持一般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亲苏派”代表的孙科作用已大大降低。抗战后期，苏联出兵东北在即，对苏外交又显重要。但蒋介石已决定以美制苏。由于东北问题不仅牵涉到中苏关系，还与中美、美苏关系复杂纠葛，加之孙科与蒋介石因政策分歧，两人关系已趋紧张，“亲苏派”的孙科终被蒋介石弃用。在孙科涉足对苏外交的整个过程中，蒋介石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孙科只是一个辅助性的角色。虽然孙科在“联苏”与国内政策方面不乏某些想法，也曾试图在政坛上有所作为，但其主张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根本无实现的可能。1945年后，宋子文、蒋经国等已接管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并负责与苏交涉收复东北的问题。以孙科为代表的“亲苏派”已不再起任何作用。随着一系列复杂因素的交互影响，蒋介石的对苏外交也逐渐陷入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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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孙科第一次赴苏获军援贷款数额，据孙科《八十述略》回忆，为1.5亿美元。据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应为5000万美元，本文采王铁崖说。
关于孙科第二次赴苏所获军援数额数，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杨杰档案记载，1939年6月13日，孙科与米高扬签订信用借软协定数额为1 .5亿美元。7月1日．中苏签订借款协定数额为5000万美元。两笔共计2亿美元。孙科回忆为3亿美元．实有误。
《顾维钧回忆录》第3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38、170、171页。
孙科:《论国际反侵略战争的新形势》（1941年9月1日），载《中国的前途》，第143页。
孙科:《苏联对外政策之研究》（1941年10月11日），载《中国的前途》，第157页。
孙科:《论国际反侵略战争的新形势》（1941年9月1日），载《中国的前途》，第147页。
孙科:《怎样完成总理的遗志》（1940年3月），载《中国的前途》，第3—6页。
孙科:《国际现世与中国》，（1939年12月23日），载《中国的前途》，第128—129页。
孙科:《苏联对外政策之研究》（1941年10月11日），载《中国的前途》，第154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杨杰档案。
孙科：《我对外交政策的态度》，载《孙科文集》，第1091、10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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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自巴黎致蒋介石电》（1938年8月7日），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作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二），第4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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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自巴黎致蒋介石电》（1938年8月7日），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作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二），第409页。
孙科：《怎样应付当前的困难问题》（1944年3月9日），载《三民主义新中国》，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63页。
孙科:《怎样完成总理的遗志》（1940年3月），载《中国的前途》，第3—6页。
孙科：《抗战国策之再认识》（1941年4月6日），载《孙科文集》，第490—494页。
《怎样应付当前的困难问题》（1944年3月9日），载《三民主义新中国》，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67—68页。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24—7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