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十一月末的某个格外清冷的早晨，薇安妮醒来时两颊满是泪水——她又梦到安托万了。
她叹了一口气，悄悄下了床，以免吵醒索菲。薇安妮是和衣睡着的，身上穿了羊绒背心、长袖毛衣、羊绒长袜、法兰绒裤子（她把安托万的裤子按照自己合适的尺寸剪短了），还有针织帽与连指手套。圣诞节还没有到来，她就已经需要层层叠叠地往身上套衣服了。尽管加了一件开襟羊毛衫，她还是感觉很冷。
她把戴着连指手套的双手塞进床垫下面的缝隙里，抽出安托万留给他的一只皮革口袋。里面已经没有剩下多少钱了，很快，她们就只能依靠她教书的工资过活了。
她把钱塞了回去（自从天气转冷以来，她就迷上了数钱），走下了楼梯。
一切都很丰裕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水管入夜后就会被冻住，直到第二天中午才会来水。薇安妮开始会在炉灶和壁炉旁存放满满几桶水，以备清理洗刷时使用。由于没有钱缴费，家里的煤气和电力都十分紧缺，因而她用起这两样东西格外吝啬。炉灶上的火小得几乎连水都烧不开，屋里也很少开灯。
她生了一堆火，用厚厚的鸭绒被把自己包裹起来，坐在长沙发上。她的身边摆着一包毛线，是她从自己的旧毛衣上拆下来的。她要为索菲织一条围巾作为圣诞礼物，而清早的这几个小时是她唯一能够找到的空闲时间。
在房子里仅有的咯吱咯吱声的陪伴下，她把注意力全都放在了淡蓝色的毛线和毛衣针绕着柔软的毛线进进出出的动作上，每一刻都在创造某些从未存在过的东西。这个曾经司空见惯的晨间仪式能够让她平静下来。如果她能放松思绪，说不定还会记起母亲坐在身边教导她时所说的话：“正一针，反一针，这就对了……真漂亮……”
还有安托万。他没有穿鞋，脚上只套了一双袜子，走下楼笑着问她在为自己织些什么……
安托万。
前门缓缓地打开了，带进了一阵冰冷的空气和几片叶子。伊莎贝尔走进房门，身上穿着安托万的旧羊毛外套和一双齐膝高的靴子，头颈处缠着一条围巾，只露出了一双眼睛。看到薇安妮，她猛地停下了脚步。“哦，你起来了。”她解开围巾，挂好外套，脸上无疑带着愧疚的表情，“我去看了看家里养的鸡怎么样了。”
薇安妮的手悬在半空中，毛衣针也停在了那里，“你不妨告诉我他是谁，你总是溜出去和他幽会的那个男孩。”
“这么冷的天气，谁会跑出去和男孩幽会？”伊莎贝尔走到她的面前，把她拽了起来，领到了火堆旁。
一下子暖和过来的薇安妮全身颤抖了起来。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刚才是多么的寒冷。“你。”她说道，惊奇地发现这话竟然让自己笑了出来，“这么冷的天气，就只有你会跑出去和男孩幽会。”
“那他得是多么好的一个男孩啊。说不定是克拉克·盖博。”
索菲冲进客厅，依偎在薇安妮的身旁。“这种感觉真好。”她说着伸出两只手来。在这个美妙而又温和的瞬间，正当薇安妮暂时忘却了自己的烦恼时，伊莎贝尔却意外地开了口：“好了，我最好赶紧走。我还得赶着第一个站到肉铺门口去呢。”
“你走之前得吃点东西。”薇安妮说。
“把我的那份留给索菲吧。”伊莎贝尔说罢再度披上外套，把围巾缠在头上。
薇安妮陪着妹妹走到门口，看着她一溜烟地消失在黑暗之中，然后转身回到厨房，点燃了一盏油灯，走进了石墙边立着一排排架子的地下食品储藏室。两年前，这间储藏室里的东西曾经一度满得就快要溢出来了，到处都是烟熏的火腿，一罐罐鸭油的旁边还摆放着一卷卷香肠。陈年的香槟醋、沙丁鱼罐头和果酱更是多得数不清。
如今，她们却连菊苣咖啡都快要喝完了。最后的一点白糖只剩下了玻璃罐子里的零星白色碎屑，面粉更是比金子还要珍贵。感谢上帝，在没有遭到战争难民蹂躏的情况下，花园里的蔬菜产量还是不错的。她已经把每一种水果和蔬菜都用罐子腌了起来，不管它们的个头是多么的渺小。
她伸手拿了一块几近变质的全麦面包。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来说，早餐时只吃一个水煮蛋和一片面包已经不算多了，但食物的储备情况仍是每况愈下。
“我还想再吃一点。”索菲吃完自己的那一份，开口说道。
“我吃不下了。”薇安妮回答。
“德国人把我们的食物都抢走了。”索菲在身穿灰绿色军装的贝克走出房门时说了一句。
“索菲。”薇安妮厉声呵斥道。
“嗯，没错，我们德国士兵的确拿走了法国的大部分农副产品，不过战斗中的男人也是需要吃饭的，不是吗？”
索菲朝他皱起了眉头，“所有人不是都得吃饭吗？”
“是的，小姐。我们德国人不仅会拿朋友的东西，还会回馈给他们。”他从军装的口袋里拿出了一条巧克力棒。
“巧克力！”
“索菲，不行。”薇安妮说道。可贝克还在哄诱、逗弄着她的女儿，变着戏法地让巧克力棒一会儿消失，一会儿又再度出现。索菲最终还是从他手中夺过巧克力棒，尖叫着撕开了包装纸。
贝克朝着薇安妮走了过来。“你今天早上看上去……很难过。”他低声说道。
薇安妮不知该如何应答。
他笑着离开了。门外，她听到他发动了摩托车，缓缓地驶远了。
“这巧克力真不错。”索菲边说边咂着嘴唇。
“你知道吗，每天晚上吃一小块比一次全都吞下去要好得多。还有，我应该不用向你提起分享是种美德这件事情吧？”
“伊莎贝尔姨妈说，大胆果敢总比温顺恭谦要好。她说，如果你从悬崖上跳下去，至少在坠落之前还能学会飞翔。”
“啊，是呀。这听上去的确像是伊莎贝尔会说的话。也许你应该打听打听她那次从一棵自己本就不该去爬的树上跳下来摔断了手腕的经历。走吧，我们上学去。”
走出院门，她们在泥泞、结冰的路边等待着瑞秋和她的孩子们。两家人一起冒着严寒走上了前往学校的漫长路途。
“我家四天前就没有咖啡了。”瑞秋说，“免得你好奇我为什么总是迷迷瞪瞪的。”
“我最近才是脾气暴躁呢。”薇安妮说。她等待着瑞秋反驳自己，可瑞秋实在是太了解她，知道一句简单的陈述此时并不是那么的简单。“是这样的……我心里有件事。”那份名单，她在几个星期以前写下的那些名字，尽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她的心里却还是萦绕着一丝的忧虑。
“安托万？饥饿？冻死？”瑞秋笑了，“到底是什么小事让你这个星期魂不守舍的？”
学校的铃声响了起来。
“快点，妈妈，我们迟到了。”索菲边说边抓住她的手臂，拽着她往前走。
薇安妮任由女儿把自己拽上了石阶，和索菲、萨拉走进自己的教室。屋子里早已坐满了学生。
“你迟到了，莫里亚克夫人。”吉尔笑着说，“扣你一分。”
所有人都笑了。薇安妮把脱下的大衣挂了起来，“你和往常一样雅谑，吉尔。让我们来看看你在拼写测验之后还笑不笑得出来吧。”
这一次，他们一个个哀号了起来。薇安妮看着孩子们气馁的脸庞，忍不住笑了起来。他们看上去真的是心灰意冷——老实说，如此寒冷黑暗的教室很难不让人心生沮丧，屋里的光线根本就不足以驱散阴影。
“哦，管它呢，今天早上可真冷呀。也许我们需要玩一个捉人的游戏，让自己血液流动起来。”
一阵赞同的咆哮声充满了教室。薇安妮还没来得及拿上自己的外套就被一群欢笑的孩子簇拥着走出了教室。
刚和孩子们在室外玩了一会儿，薇安妮就听到汽车的轰鸣声正朝着学校涌来。
孩子们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如今，他们似乎只会注意到飞机的出现——还在继续玩着游戏。
薇安妮走到大楼的尽头，偷偷朝着角落里观望。
一辆黑色的梅赛德斯-奔驰轿车呼啸着驶上了尘土飞扬的车道，保险杠上的小卍字旗在寒风中摆动着。它的身后跟着一辆法国警察的汽车。
“孩子们。”薇安妮说着冲回了庭院，“过来。站到我的身边来。”
两个男子出现在转角处。其中一个人她之前从没有见过——他是个身材高大、举止优雅、略带倦容的金发男人，身上披着一件长款的黑色皮衣，脚上蹬着闪亮的长靴，立起的衣领上还装饰着一枚铁十字勋章。另一个人则是她认识的，他在卡利沃当了许多年警察——保罗·让埃莱尔。安托万总是说他身上有种卑鄙懦弱的气质。
“莫里亚克夫人。”法国警官过分殷勤地朝她点了点头。
她不喜欢他眼睛里的神情，它让她想起了男孩们准备欺凌弱小孩子时互相交换的那种眼神。“早安，保罗。”她勉强开口道。
“我们是来找你的几位同事的。这和你没关系，夫人。你不在我们的名单上。”
名单。
“你要对我的同事们做什么？”她听到自己开口问了一句，声音却小得几乎听不到，即便孩子们那里鸦雀无声。
“有些老师今天会被解雇。”
“解雇？为什么？”
纳粹方面派来的代表轻轻挥了挥惨白的手，似乎是在打苍蝇。“犹太人、共产党员和共济会会员之类的人，”他冷笑道，“不允许在学校、行政部门或司法部门工作。”
“可是——”
那名纳粹朝着法国警察点了点头，两人一起迈着大步走进了学校。
“莫里亚克夫人？”有人边问边拽了拽她的袖子。
“妈妈？”索菲哭诉着说，“他们不能这么做，对不对？”
“他们当然可以这么做。”吉尔说，“该死的纳粹浑蛋。”
薇安妮本该纠正他的用词，可她的脑袋里除了自己交给贝克的名单之外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薇安妮和自己的良知斗争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她想要教完接下来的课程，却完全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度过这一天的。她满脑子都是瑞秋和其他被解雇的老师们走出校门时留给她的那个眼神。终于挨到了正午时分，尽管学校里已然是人手短缺，薇安妮还是央求另一个老师来替她代课。
此刻，她正站在镇广场的边缘。
她一路上都在盘算着自己应该说些什么，可当她看到纳粹的旗帜飘扬在镇公所上空时，心里却还是退缩了。她的目光所及之处全都是德国士兵：有的并肩走着，有的骑着英俊肥硕的马匹，有的坐着闪亮的黑色雪铁龙牌汽车飞驰在街道上。广场对面，一个纳粹吹响了哨子，用来复枪强迫一个老人跪在了地上。
走啊，薇安妮。
她走上石阶，来到紧闭的橡木门前。一个面带稚气的年轻卫兵拦住了她，询问她有什么事情。
“我是来见贝克上尉的。”她说。
“啊。”卫兵为她打开了门，指了指宽阔的石头台阶上面，用手指比画了一个数字“2”。
薇安妮走进镇公所的主厅，只见里面挤满了身穿军装的人。她试着不和任何人进行眼神的交流，快步穿过大厅，来到台阶处，在占据了大部分墙面的元首画的注视下走上楼去。
来到二楼，她找到一个身穿军装的男人问道：“请问，贝克上尉在哪儿？”
“是的，夫人。”他带着她来到走廊尽头的一扇房门前，潇洒地敲了敲门。听到屋内传来了应答的声音，他为她打开了门。
贝克正坐在一张华丽的黑金色办公桌后面——它显然是从当地某个大户人家里收缴来的。他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幅希特勒的画像和一系列地图，办公桌上摆着一台打字机和一台油印机，墙角处立着一堆收缴来的收音机。最糟糕的是，那里还堆放着大量的食物。后墙边垒放着一箱一箱的食物，成堆的腌肉和一卷卷的奶酪。
“莫里亚克夫人。”他边说边飞快地站起身来，“多么令人愉快的惊喜啊。”他朝她走了过来，“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我是为了被你开除的学校老师而来的。”
“那件事情与我无关，夫人。”
薇安妮瞥了瞥身后敞开的大门，朝他迈了一步，压低了嗓门说道：“你告诉过我，那份名单其实就是文书而已。”
“我很抱歉。真的，他们就是这么告诉我的。”
“我们的学校需要他们。”
“你到这里来……也许有些危险。”他也靠了过来，“你不想把注意力吸引到自己的身上吧，莫里亚克夫人。别待在这里，有个人……”他望向了门口，闭上了嘴巴，“走吧，夫人。”
“我真希望你没有问过我。”
“我也一样，夫人。”他给了她一个理解的眼神，“好了，走吧。求你了。你不应该到这里来。”
薇安妮背对着贝克上尉——还有那些食物以及元首的画像——转身离开了他的办公室。下楼的路上，她看到了那些士兵们注视自己的眼神。他们彼此微笑着，分明是在嘲笑她，以为这又是一个跑来向英姿飒爽的德国士兵大献殷勤、却被对方伤透了心的法国女人。直到她再次走回阳光下，才完全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几个女子正站在广场上，或是站在广场附近，恰好看到了她迈出纳粹老巢的那一幕。
其中一个女子就是伊莎贝尔。
薇安妮快步走下楼梯，朝着前来给德军指挥官送面包的面包师妻子海伦娜·吕埃勒走去。
“来参加社交活动吗，莫里亚克夫人？”海伦娜在薇安妮匆匆经过她身旁时顽皮地问道。
伊莎贝尔实际上是跑着穿过广场的。薇安妮挫败地叹了一口气，停下脚步等待妹妹的到来。
“你去那里做什么？”伊莎贝尔问道。她的声音实在是太大了——或许只是在薇安妮听来格外刺耳罢了。
“他们今天解雇了老师们。不，不是所有的老师，只有那些犹太人、共济会会员和共产党员。”记忆涌上了她的心头，让她有些反胃。她想起了安静的走廊，还有留下的那些老师脸上困惑的表情。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如何才能公然抵抗纳粹。
“只有他们，哈？”伊莎贝尔说道，脸绷得紧紧的。
“我不是故意那么说话的，我是想解释清楚，他们并没有解雇所有的老师。”这话在她自己听来都像是个无力的借口，于是她闭上了嘴巴。
“可这也没能解释你为什么会出现在他们的总部里呀。”
“我……以为贝克上尉可以帮到我们，帮到瑞秋。”
“你去请贝克帮忙了？”
“我不得不这么做。”
“法国女人是不会请纳粹帮忙的，薇安妮。我的天哪，这你肯定是知道的。”
“我知道。”薇安妮大胆地顶了一句嘴，“可是……”
“可是什么？”
薇安妮再也忍不住了，“我给了他一份名单。”
伊莎贝尔完全愣住了。片刻间，她似乎停止了呼吸，望向薇安妮的眼神比给了对方一记耳光还令人感到刺痛，“你怎么能那么做呢？你有没有把瑞秋的名字告诉他？”
“我不……不知道。”薇安妮结巴着回答，“我怎么会知道呢？他说这只不过是文书工作而已。”她抓住了伊莎贝尔的手，“原谅我，伊莎贝尔。真的。我不知道。”
“你需要的不是我的原谅，薇安妮。”
薇安妮感到一阵火烧火燎的羞耻从她的心底油然而生。她怎么会这么愚蠢呢？苍天作证，她怎样才能弥补自己的罪过呢？她瞥了瞥自己的手表。很快就要下课了。“到学校去。”薇安妮说，“接上索菲、萨拉，把她们带回家。我有些事情需要去做。”
“不管你要做什么，我希望你能够事先想清楚。”
“快去吧。”薇安妮疲惫地请求道。
圣女礼拜堂是镇子边缘的一座小型石质诺曼风格教堂。教堂身后的中世纪墙壁围绕着圣约瑟夫修道院。修女们把那里既当成了孤儿院，又当成了学校。
薇安妮走进教堂，脚步回响在冰冷的石头地板上，她的呼吸在眼前幻化成了缕缕哈气。她摘掉手套，用指尖短暂触碰了一下冰冷的圣水，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然后走进一排空着的靠背长凳中行了一个屈膝礼，跪了下来。闭上双眼，她低头开始祈祷。
她需要指引——还有宽恕——但这是她此生第一次找不到祈祷的词汇。做出了如此愚蠢轻率的举动，她怎么能被原谅呢？
上帝会看到她的愧疚和恐惧。他会来审判她。她放下紧握的双手，爬起来坐回了木头长凳上。
“薇安妮·莫里亚克，是你吗？”
女修道院院长玛丽-特雷莎走进来，坐在薇安妮的身边，等待她先开口说话，她们一直是这么交流的。薇安妮第一次来请教修女时只有十六岁，那时的她已经怀有身孕。在爸爸说她是个耻辱之后，一路安慰薇安妮的都是这位修女。她不仅匆忙安排了一场婚礼，还劝服她的爸爸让薇安妮和安托万搬进了勒雅尔丹宅院；院长向薇安妮保证，孩子永远都会是一个奇迹，而稚嫩的爱情也有可能天长地久。
“你知道的，一个德国人征用了我的房子。”薇安妮终于开了口。
“他们占领了所有的大宅和每一间旅馆。”
“他让我告诉他，学校里哪些老师是犹太人、共产党员或是共济会会员。”
“啊，你告诉了他。”
“这让我成了伊莎贝尔口中的傻瓜，对不对？”
“你不是个傻瓜，薇安妮。”她凝视着薇安妮，“你妹妹的结论为时尚早。我对她就记得这么多了。”
“我也问过我自己，没有我的帮助，他们能否找出这些名字。”
“他们把镇上所有的犹太人都解雇了。你还不知道吗？佩诺阿先生已经不再是邮政所长了，布莱雅思法官也被替换了下去。我从巴黎那边听到消息，塞维涅学院的女校长以及巴黎歌剧院的所有犹太演唱家全都被迫辞职了。也许他们需要你的帮助，也许不需要。毫无疑问，他们没有你的帮助也能找到那些名字。”修女的声音既温柔又坚定，“但这些都不重要。”
“这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随着战争的继续，我们都不得不看得更深刻一些。问题不在他们身上，而在我们身上。”
薇安妮感到泪水刺痛了自己的双眼。“我现在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安托万总是会打点一切。我哪能对付得了国防军和盖世太保呀。”
“别去想他们是谁。想想你是谁，你能忍受什么样的牺牲，以及什么事情能够击垮你。”
“任何事情都能击垮我。我需要更像伊莎贝尔一些，她从来都很笃定。对她来说，战争非黑即白，似乎没有什么会使她害怕。”
“伊莎贝尔眼下也会遇到信仰的危机，我们都一样。一战的时候，我也曾陷入过这样的境地。我知道困难才刚刚开始，你必须保持坚强。”
“坚信上帝。”
“是的，这是当然，但不仅仅要坚信上帝，我恐怕祈祷和信仰是不够的。正义之路往往充满荆棘，准备好，薇安妮。这只不过是你面临的第一次考验。吃一堑，长一智。”院长俯身过来，再次拥抱了薇安妮。薇安妮也紧紧地抱住了她，紧贴着羊毛修女制服的脸感到一阵刺痒。
松开手，她感觉好了一些。
女修道院院长站起身来，拉住薇安妮的手，把她也拽了起来，“也许你这个礼拜可以找时间来看看孩子们，给他们上一堂课？他们喜欢你教的绘画课。可想而知，最近有不少人都在抱怨肚子饿。感谢上帝让修女们拥有一座不错的花园，羊奶和奶酪更是天赐之物。不过……”
“好的。”薇安妮回答。所有人都知道肚皮空空是什么感觉，尤其是孩子们。
“你并不孤独，你也不是那个需要负责的人。”修女温柔地说，“有需要就开口求助，有能力就伸出援手。我想这就是我们事奉上帝的方法——也是我们照顾彼此和自己的方法——在如此黑暗的年代里。”
你不是那个需要负责的人。
回家的路上，薇安妮一直都在思忖修女的这句话。
她总是能从自己的信仰中获得极大的安慰。无论是母亲刚开始咳嗽时，还是后来咳得厉害到会在手绢上留下一摊血迹的时候，薇安妮都会用祈祷来索取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帮助，指引，一种欺骗找上门来的死神的方法。十四岁时，她曾承诺上帝，自己愿为他做任何事情——所有事情——只要他能够饶妈妈一命。当祷告没有任何作用时，她又祈祷上帝赐予她处理后事的力量——她的孤独、爸爸忧郁而又愤怒的沉默与醉酒后的狂暴，还有伊莎贝尔的哀号与黏人。
一次又一次，她找到上帝，祈求帮助、承诺自己的忠诚。她想要相信她既不是孤独的，也不需要负责，更确切地说，她的生活正根据上帝的计划铺展开来，即便她自己看不到。
不过，此时此刻，她却感觉心中的希望就像锡铁一样又轻又软。
她的确是孤独的。除了纳粹，没有人能手握大权。
她犯了一个可怕而又严重的错误。无论她多么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机会，她都已经无力挽回；尽管事情有时候会覆水难收，但一个好女人会承担起责任——过失——勇于道歉。无论她是或不是什么样的人，无论她有着什么样的缺点，她都想要成为一个好女人。
因此，她知道自己需要做些什么。
尽管如此，当她走到瑞秋家的小屋门口时，却发现自己还是有些动弹不得。她的双脚沉重万分，心里更是仿佛压着一块磐石。
她做了一次深呼吸，敲了敲门。随着屋里传来一阵慢腾腾的脚步声，门开了。瑞秋一只手抱着熟睡的儿子，另一只手上则挂着一块粗棉布。“薇安妮。”她笑着说道，“进来吧。”
薇安妮差一点就怯懦了——哦，瑞秋，我只不过是顺道过来和你打声招呼。然而，她却深吸了一口气，跟着自己的朋友进了屋。在燃烧的壁炉旁，她像往常一样坐在那张舒服的软垫椅上。
“抱着阿里，我去给咱们泡杯咖啡。”
薇安妮伸出手臂接过了熟睡中的婴儿。看到他紧紧依偎着自己，她拍了拍他的后背，吻了吻他的后脑勺。
“我听说红十字会已经给战俘集中营里的人送去了一些补给包。”过了一会儿，瑞秋开口说道，手里端着两杯咖啡走进了房间。她把其中一杯咖啡放到薇安妮手边的桌子上，“女孩们去哪儿了？”
“在我家，和伊莎贝尔待在一起。可能正在学习怎么开枪射击吧。”
瑞秋笑了。“还有比这更糟糕的技能呢。”她把粗棉布从肩膀上拽了下来，扔进一个装着缝纫用品的草筐里，然后坐在薇安妮的对面。
薇安妮用力地嗅着纯洁的婴儿身上散发出来的香甜气息，抬起头时发现瑞秋正凝视着自己。
“这会不会就是那种日子中的一天？”她小声问道。
薇安妮不安地笑了笑。瑞秋知道薇安妮有时会哀悼自己曾经失去的那些孩子，并祈祷自己还能再多生几个。当瑞秋怀上阿里时，两人的关系曾经经历过一段困难时期——问题不大——她为瑞秋感到高兴……却也心存一丝嫉妒。“不。”她回答，缓缓抬起下巴，望向了闺密的眼睛，“我有些事情想要告诉你。”
“什么？”
薇安妮吸了一口气，“你记不记得我们写明信片那天？我们到家的时候，贝克上尉正在家里等我。”
“记得。我还提出要陪你进去呢。”
“我真希望当时能有你陪，不过我猜那也改变不了什么。他会等到你离开的。”
瑞秋的音调开始升高了，“他是不是——”
“没有，没有。”她赶忙回答，“不是那回事啦。那天我回来的时候，他正在餐桌旁工作。他……问我要一份名单。他想要知道我们学校里有多少老师是犹太人或共产党员。”她停顿了一下，“他还问了同性恋和共济会会员的名字，好像大家会把这种事情拿出来说似的。”
“你告诉他，你不知道。”
满心羞耻的薇安妮移开了目光，不一会儿又转了回来。她强迫自己张开了嘴：“我把你的名字告诉了他，瑞秋。还有其他人的名字。”
瑞秋愣住了，脸上一下子没了血色，一对深色的眼睛显得格外突出，“然后他们就开除了我们。”
薇安妮用力咽了一口唾沫，点了点头。
瑞秋站起身来，不曾停歇地走过薇安妮的身边，根本没有理会她口中“求你了，瑞秋”的祈求，趁她还没有来得及触碰自己之前便离开了。只见她走进自己的卧室，重重地甩上了房门。
时间在吐息之间、祈祷之中和椅子发出的吱呀声中缓慢地过去了。伴随着时间一点一滴地流逝，薇安妮望着炉上座钟纤细的黑色指针不断向前走着，有节奏地拍着婴儿的后背。
终于，房门打开了。瑞秋走了回来。她的头发一团糟，看上去刚刚被她用手拨弄过；两颊也布满了污渍，似乎既焦虑又生气，也许两者都有。她的眼睛也哭红了。
“我很抱歉。”薇安妮说着站起身来，“原谅我。”
瑞秋走过来，停在了她的面前，低头注视着她。她的眼中闪过了一丝稍纵即逝的怒气，随即又被顺从所代替，“镇上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个犹太人，薇安妮。我一直都为此感到骄傲。”
“我知道，我也是这么告诉自己的。不管怎么说，我都不应该帮他。我很抱歉，我无论如何都不会伤害你的，我希望你能够知道。”
“我当然知道。”瑞秋笑声答道，“不过薇，你要小心一点。我知道贝克年轻英俊、亲切有礼，但他是个纳粹。他们都是危险的。”
1940年的冬天冷得让所有人都终生难忘。大雪日复一日地下着，给树木和田野都盖上了一层毯子，冰柱在下垂的树枝上闪烁着亮光。
即便如此，伊莎贝尔每个星期五还是会一早就爬起来，赶在黎明到来之前四处分发她的“恐怖分子传单”——纳粹们眼下就是这么称呼它们的。上个星期的传单跟进了北非的军事行动，提醒法国人民，这年冬天的食物短缺问题并不是法国遭到英国封锁的结果——纳粹在宣传中是这样坚称的——而是由于德国人洗劫了法国所有农副产品所致。
如今，伊莎贝尔已经发了好几个月的传单了。实话实说，她并没有看出它们给卡利沃的百姓带来了多大的影响。许多村民仍旧支持贝当，更多的人则是毫不在乎。令人感到格外困扰的是，她有不少邻居都十分尊敬德国人，认为这群年轻人只不过是些孩子，然后继续埋头艰难地走在人生的道路上，一心只想远离危险。
当然，纳粹已然注意到了这些传单。为了巴结德国人，有些法国男女会用上各种机会——把自家信箱里出现的传单交给纳粹就是起点。
伊莎贝尔知道德国人正在寻找印刷和分发这些传单的人，不过并不是很上心，尤其是在这样大雪纷飞的日子里，而所有人又都在谈论伦敦的闪电战。也许德国人心里明白，一张纸片上的只言片语是不足以扭转战势的。
今天，伊莎贝尔躺在床上，身旁的索菲像株小剑蕨一样蜷缩着，而薇安妮则在女孩的另一边沉沉睡着。如今，这三个人全都挤在薇安妮的床上睡觉。在过去的一个月时间里，她们把家里能够找到的所有棉被和毯子都盖在了身上。伊莎贝尔躺在那里看着自己呼出来的气聚集成了薄薄的白色云雾，然后消失不见。
即便穿着羊毛长筒袜睡觉，她也知道地板是多么的冰凉。她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她清楚这将是她一天中最后一段温暖的时光。她硬着头皮悄悄从一堆棉被下面钻了出来。躺在她身旁的索菲呻吟了一声，转过身去寻找母亲的身体取暖。
当伊莎贝尔的脚碰触到地面时，疼痛一下子袭上了她的胫骨。她抽搐了一下，跛着脚走出了房间。
楼梯长得仿佛没有尽头一般——她的脚疼得太厉害了，都怪那些该死的冻疮。这年冬天，所有人都逃不出它们的魔爪。这恐怕是由于缺少黄油和脂肪引起的，但伊莎贝尔心里清楚，这完全是寒冷的天气、满是窟窿的袜子和接缝处开了线的鞋子惹的祸。
她想要生一堆火，渴望感受哪怕只能持续片刻的温暖，真的——但家里所剩的木头已经不多了。一月底，她们已经动手拆掉了谷仓的木料作为柴火，还烧掉了工具箱、旧椅子等任何找得到的东西。她给自己烧了些开水，喝下一杯，让水的热度和重量欺骗自己的胃，让它以为肚子里并非是空空如也。她吃了一小块不太新鲜的面包，用报纸把自己裹了起来，然后披上安托万的外套，戴上连指手套，踏上靴子，还在自己的头部和脖子上缠了一条羊绒围巾。即便如此，在她迈出房门的那一刻，她还是忘记了呼吸。她关上身后的房门，在雪地里跋涉了起来，满是冻疮的脚趾随着她的每一个脚步悸动着隐隐作痛。即使戴着连指手套，她的手指也还是一下子就被冻僵了。
外面静得出奇。她穿过齐膝高的积雪，打开破损的院门，迈上了白雪皑皑的马路。
因为寒冷和积雪，她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才送完自己的传单（这个星期的内容讲的是闪电战——德国人一夜之间就在伦敦上空丢下了32000枚炸弹）。破晓时分，黎明的微光弱得就像是找不到肉的肉汤。她是第一个站到屠夫家的肉铺门口的，但其他人也很快跟了过来。清早七点钟，屠夫的妻子推开窗户，打开了铺门。
“章鱼。”那个女人说道。
伊莎贝尔感到一阵失望，“没有肉吗？”
“没有法国人的份，小姐。”
她听到身后那些想来买肉的女人嘴里发出了怨愤的声音。远处，一些清楚自己连章鱼肉都没有运气买到的女人嘴里的抱怨声就更大了。
伊莎贝尔拿上用纸包好的章鱼肉，离开了肉铺。至少她还能买到些什么，镇上早就没有罐装牛奶了，就算是使用定量配给卡或去黑市都买不到。站了两个小时的队，她幸运地买到了一小块卡芒贝奶酪。她用一条厚毛巾盖好篮子里的这些宝贝，一瘸一拐地走上了维克多·雨果大街。
路过挤满了德国士兵和法国警察的咖啡馆，她闻到了现煮咖啡和新鲜烘焙的羊角面包的味道，肚子里咕噜咕噜地叫了起来。
“小姐。”
一个法国警察朝她干脆利落地点了点头，示意她让开一步。她向旁边挪了一步，看着他在一间废弃店铺的门口橱窗里贴上了一张海报。第一张海报上这样写道：
通知
以下人等因间谍活动被枪决：犹太人雅各布·芒萨尔、共产党员维克多·亚布罗斯基和犹太人路易斯·德福瑞。
第二张海报上写道：
通知
从今以后，因任何罪名或违法行为遭到逮捕的法国人都将被视为敌对人士。在法国针对德国发起敌对行为的敌对人士都将被枪毙。
“他们要平白无故地枪毙法国老百姓？”她问道。
“别吓得脸色苍白，小姐。这些警告可不是针对你这种漂亮女孩子的。”
伊莎贝尔盯着那个男人看了看。作为一个法国人，他比德国人还要糟糕，竟能对自己的同胞做出这种事情来。这也是她痛恨维希政府的原因。如果让半个法国脱离自治会把他们全都变成纳粹的傀儡，这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好处呢？
“你不舒服吗，小姐？”
多么的热心，多么的体贴。如果她说他是个叛徒，还吐痰在他的脸上，他又会怎么做呢？“我很好，谢谢。”她冷冷地答道。
她看着他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到了街对面，后背挺得笔直，帽子端正地戴在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棕色头发上。咖啡馆里的德国士兵们热情地欢迎着他，还拍着他的后背把他拉进了他们中间。
伊莎贝尔厌恶地转过身来。
就在这时，她看到了什么：咖啡馆的侧壁上靠着一辆闪亮的银色自行车。一看到它，她就想到若是能够骑着它每天往返于镇子和家中，自己的生活、身上的疼痛将会得到多大的改善和舒缓。
平日里，自行车都会被咖啡馆里的士兵们看守着。可在这样一个大雪纷飞的早上，室外的桌旁一个人都没有。
别这么做。
她的心飞快地跳了起来，戴着连指手套的手掌也热出了汗。她环顾四周——肉铺门口排队的女人们刻意不看向任何的东西，也不和任何人进行眼神交流；对街咖啡馆的窗户上蒙着一层雾气；一眼望过，屋里的男人们只是一堆橄榄色的剪影。
他们对自己是那么有把握。
对我们也一样——她愤恨地想着。
想到这里，她心中仅存的一丝约束力也消失了。她把篮子紧紧地抱在体侧，一瘸一拐地走上了结着冰的光滑鹅卵石大街。从那一刻起，每向前迈一步，她身边的世界似乎就会变得模糊一点，就连时间也慢了下来。她听到了自己的呼吸声，看到了眼前飘散的哈气。建筑变成了一片残影，或渐渐融成了白色的庞然大物。大雪下得令人眼花缭乱，直到她眼前只剩下了闪着亮光的银色把手和两个黑色的车胎。
她知道这样做的方法只有一个。快。既不要望向小路，也不要停下脚步。
某个地方的狗吠了起来，一扇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伊莎贝尔继续向前走着……距离自行车只有五步之遥了。
四步。
三步。
两步。
她迈上人行道，一把抓住自行车，跳了上去。骑上鹅卵石街道，她听到自行车的链条护壳随着崎岖不平的道路发出了哐啷哐啷的响声。她滑过街角时差点摔倒，她赶紧扶正自己，用力朝着格兰德大道踩着踏板。
在那里，她拐进一条小巷，跳下车，敲了敲房门。用力敲了四下。
房门缓慢地打开了。亨利看到她，皱起了眉头。
她推着车子进了屋。
小小的会议室里唯一的一点亮光来源于满是伤痕的木桌上立着的一盏油灯。屋里只有亨利一个人，他正在用一盘肉和脂肪做香肠。一连串的香肠挂在墙上的钩子上，屋里弥漫着肉香、血腥味和香烟的味道。她猛地把自行车拉到身旁，重重地关上了门。
“哦，你好。”他边说边在毛巾上擦了擦手，“我们要召开什么我不知道的会议吗？”
“没有。”
他瞟了瞟她的身旁，“那不是你的自行车。”
“这是我偷来的。”她回答，“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
“这是——或者曾经是——阿兰·德尚的自行车。占领行动开始时，他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扔下了，带着家人逃去了里昂。”亨利朝她走了过来，“最近我常看到一个纳粹党卫军的士兵骑着它在镇子里转悠。”
“纳粹党卫军？”伊莎贝尔脸上兴高采烈的表情消失了——到处都流传着有关纳粹党卫军以及他们是多么残忍的可怕流言——也许她应该想清楚……
他靠得更近了，近得她能够感觉到他身体的温度。
她此前从未和他单独相处过，更没有和他如此靠近过。她第一次发现他的眼睛既不是棕色的，也不是绿色的，而是带点淡褐的灰色，让她想起了森林中的迷雾。她发现他的一边眉毛上有一道小小的伤疤——要不就是一条很深的伤口留下的，要不就是当初没有好好缝合。这不禁让她突然猜测起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生把他带到这里，让他加入了共产党。他比她至少年长十岁，不过说实话，他有时候看上去似乎更衰老一些，仿佛遭受过什么巨大的伤害。
“你得把它喷涂一下。”他说。
“可我没有任何的颜料呀。”
“我有。”
“你能不能——”
“一个吻。”他说。
“一个吻？”为了拖延时间，她重复了一遍。开战之前，她从不会把这种问题当回事。男人们渴望拥有她——一贯如此。她想要扭转局面，想要和亨利调情，然后再被他调戏，可光是想到这一点就已经让她感到悲哀、还有些失落了，仿佛亲吻已经不再意味着什么，而调情更是失去了任何的意义。
“一个吻，我今晚就帮你喷涂自行车，这样你明天就能来取它了。”
她朝他迈了一步，顺着他的脸庞侧过了头。
即便隔着这么多层的大衣、报纸和羊毛织品，他们还是从容地靠在了一起。他把她揽入怀中，亲吻了她。在那个美妙的瞬间，她又变成了伊莎贝尔·罗西尼奥尔，那个让男人们垂涎的激情女孩。
这个吻结束时，他退了回去，让她感觉……有些灰心丧气，悲哀难过。
她应该说些什么，开个玩笑，或许假装自己也十分享受。曾几何时，当一个吻意味着更多或更少的意义时，她应该会这么做。
“你心里还有别人。”亨利边说边专注地端详着她。
“不，没有。”
亨利轻轻地摸了摸她的脸颊，“你在撒谎。”
伊莎贝尔想起了亨利给予自己的一切。是他把自己带进了自由法国的体系中，给了她一次机会；是他选择了相信她。然而，当他亲吻自己的时候，她心里想着的却是盖坦。“他不想要我。”她回答。这是她第一次把真相诚实地告诉别人，如此的坦白连她自己都吃了一惊。
“如果局势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会让你忘了他的。”
“我愿意让你试一试。”
她看到他听罢笑了笑，眼里满是哀愁。“蓝色。”他停顿了一下，开口说道。
“蓝色？”
“我的涂料是蓝色的。”
伊莎贝尔笑了，“多么合适啊。”
当天晚些时候，在她为了换取一些微不足道的食物站在一个又一个队伍中时，在她抱着从树林里搜集来的柴火回家时，她都在回味那个吻。
可她一遍又一遍想到的词却只有“但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