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1941年5月
法国
向自己提一个问题，反抗是如何开始的。
然后把这个问题提给其他的人。
——莱姆科·冈伯特
伊莎贝尔动身前往巴黎的那一天，薇安妮一直都很忙碌。她洗好了衣服，把它们一一拿出去晾晒；她为花园除了草，还收了不少提前成熟的蔬菜。漫长的一天过去后，她舒舒服服地泡了一个澡、洗了个头。就在她用毛巾擦干头发时，耳边突然传来了敲门的声音。被不速之客吓了一跳的她一边系着上衣的扣子，一边向门边走去，水珠滴落在她的肩膀上。
打开门，她看到贝克上尉正站在门口，身上穿着野战服，一脸风尘仆仆的样子。“上尉先生。”她说着拨开了挡在脸上的湿漉漉的头发。
“夫人。”他说，“我和我的战友去钓鱼了。我给你带了些我们的战利品。”
“新鲜的鱼？太棒了。我会为你煎炸一下的。”
“为我们，夫人。你、我和索菲。”
薇安妮的目光无法从贝克或他手里的鱼身上移开。她知道伊莎贝尔无疑是不会接受这份礼物的，就像她知道她的朋友和邻居们自称的那样。食物——敌人给的食物。拒绝它事关荣誉的问题，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
“这既不是我偷来的，也不是我要来的。没有哪个法国人比我更有权享用它，接受它对你来说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
他是对的。这是从当地的河里钓来的鱼，不是他查抄来的。就在她把手伸向那条鱼的时候，她感觉合理性正沉甸甸地压在她的心头。
“我们很少有幸和你一起吃饭。”
“现在不同了。”他说，“你妹妹走了。”
薇安妮转身进了屋，允许他进了门。和往常一样，他一迈进家门便摘掉了帽子，在木地板上踏着沉重的脚步走回了自己的房间。直到听到他的房门咔嗒一声关上，薇安妮才注意到自己仍旧站在那里，手里提着一条用最近的《巴黎报》——德国人在巴黎印刷的报纸——包裹着的死鱼。
她走进了厨房，把裹着报纸的鱼摊在砧板上，这才发现他已经清洗过了鱼身，甚至还刮掉了鱼鳞。她点燃煤气炉，把一只铸铁平底锅放在火上，往里面加了一勺珍贵的油。在嫩煎土豆块、将洋葱烧得焦黄的同时，她用盐和胡椒给鱼调了一下味，把它放在了一旁。很快，诱人的香气就充满了整个屋子。索菲奔进厨房，在原先摆放早餐桌的那块空地上刹住了脚步。
“鱼。”她一脸崇敬地说道。
薇安妮用勺子在蔬菜中间扒出了一个洞，把鱼放在中间煎炸。几点油星溅了出来，鱼皮被烧得嘶嘶作响，煎得酥脆。最后，她在煎锅里放了几片腌柠檬，看着它们融化在整盘菜上。
“去告诉贝克上尉，晚饭准备好了。”
“他要和我们一起吃饭？伊莎贝尔姨妈肯定会有话可说的。离开之前，她告诉我永远也不要看他的眼睛，还要试着不要和他共处一室。”
薇安妮叹了一口气。妹妹的幽灵简直是挥之不去，“鱼是他带给我们的，索菲。还有，他住在这里。”
“是的，妈妈。我知道。但是，她说——”
“去叫上尉吃晚饭，伊莎贝尔已经走了，她偏激的忧虑也跟着她走了。好了，去吧。”
薇安妮返回炉边。不一会儿，她抱出一个沉甸甸的瓷盘，上面装着煎鱼，鱼的周围围绕着烤蔬菜和腌柠檬。菜肴的香气在新鲜欧芹的点缀下更显浓郁，盘底味道扑鼻的柠檬调味汁里漂荡着些许棕色的硬壳碎片——那也许是黄油留下的残渣，闻起来却是无比的馨香。她把盘子端进餐厅，发现索菲已经坐好了，而贝克上尉正坐在她的身旁。
他坐在了安托万的椅子上。
薇安妮踩空了一步。
贝克彬彬有礼地站起身来，快步移了过去，为她拉开了座椅。看着他从自己的手中接过大浅盘，她微微停顿了一下。
“这道菜看起来很有吸引力。”他由衷地赞赏道。这一次，他的法语措辞还是不太准确。
薇安妮在餐桌边坐了下来，快速调整好了自己的座位。在她还没来得及想好该说些什么的时候，贝克为她倒上了一杯红酒。
“一瓶美好的1937年梦拉谢葡萄酒。”他说。
薇安妮知道伊莎贝尔会做何评价。
贝克坐在她的对面。索菲坐在她的左边，嘴里念叨着今天在学校里发生的事情。趁她停下来的工夫，贝克说了些有关钓鱼的故事，逗乐了索菲。薇安妮敏锐地察觉到了伊莎贝尔的缺席，就像她之前总是无法忽视她的存在一样。
远离贝克——薇安妮清清楚楚地听到了这句警告，仿佛有人正在她的身边对她大喊。她知道妹妹在这件事情上是对的。不管怎么说，薇安妮都无法忘记那份名单，那次解雇，或是贝克坐在办公桌旁、脚边堆放着大量的食物、身后还挂着德国独裁者画像的景象。
“……在那之后，我的妻子就对我使用网子的能力十分失望……”他笑着说。
索菲也笑了，“有一次，我爸爸在我们钓鱼的时候掉进了河里，记得吗，妈妈？他说那条鱼太大了，把他拖进了河里，对吗，妈妈？”
薇安妮缓缓地眨了眨眼睛。过了一会儿，她才意识到对话绕了一圈之后也把她囊括了进来。
这种感觉……怎么说都让人感觉有些别扭。过去与贝克同桌吃饭时，他们很少与彼此交谈，谁会在伊莎贝尔显然怒火攻心的时候开口说话呢？
现在不同了，你妹妹走了——薇安妮明白他的意思了。房子里、饭桌旁的紧张氛围如今已经烟消云散了。
她的缺席还带来了哪些改变？
远离贝克！！
在这一点上，薇安妮做得怎么样呢？她上一次像这样好好享用一顿晚饭……或是听到索菲的笑声，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
伊莎贝尔迈出火车车厢，发现里昂火车站里挤满了德国士兵。她用力搬动着身旁的自行车——在手中的小行李箱不断撞击着她的大腿、不耐烦的巴黎人又来回推撞她的情况下，这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为了回到这里，她已经向往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了。
在她的梦里，巴黎依旧是巴黎，不曾被战争所改变。
然而，在那个星期一的下午，在经历了一天漫长的跋涉之后，她看到了真相。占领行动也许保留了那些建筑，里昂火车站外也没有被轰炸过的痕迹，但这里却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哪怕此刻正是烈日当空的时候。骑着自行车行驶在大道上，她满眼看到的只有失落和绝望。
她深爱过的城市就像一位曾经美丽的交际花如今却因人老珠黄而惨遭爱人的抛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座宏伟壮观的城市被街道上的德国长筒靴发出的无尽噪音夺去了精华，因为飘扬在每一座纪念碑上的卍字旗而大为失色。
她在城里看到的汽车种类并不多，要不就是保险杠的尖叉上展翼飞舞着迷你卍字旗的黑色梅赛德斯-奔驰轿车，要不就是国防军的卡车，还有不时经过的灰色装甲坦克。大街上的窗户全都被装上了遮光布，还拉着百叶窗。她经过的每一个路口似乎都被设上了路障。指引方向的路牌上写的全是粗黑体的德语字母，就连钟表也按照德国的时间调快了两个小时。
骑车经过一群又一群德国士兵的身旁，路过一间又一间招待制服军官的路边咖啡馆时，她一直都低着头。转上巴士底大道时，她看到一个骑着自行车的老妇人正试图绕过路障，一个纳粹挡在她的面前，用德语申斥着她——而她显然一个字也听不懂，于是调转车头离开了。
和往常相比，伊莎贝尔用了更长一段时间才到达书店。就在她把车滑行着停在书店门外时，心里突然紧张了起来。她把自行车靠在一棵树上，上了锁，然后用戴着手套的汗湿的双手紧紧攥住自己的旅行箱，朝着书店走去。在一个小酒馆的窗户上，她看到了自己的身影：发尾被剪得参差不齐的金发，脸庞在亮丽的红唇衬托下显得格外惨白（口红是她唯一剩下的化妆品）。她穿着自己最好的旅行套装——海军蓝和奶油色的格子花呢夹克衫、一顶配套的帽子和一条海军蓝色的裙子。她的手套戴得已经有些破旧不堪了，但眼下这种世道是没人会注意到这种事情的。
她想要拿出自己最好的精神面貌来打动父亲，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成熟的女人。
已经多少次了，伊莎贝尔总是在回到巴黎的公寓前为了发型和衣服的事情而烦恼不已，回家后才发现爸爸根本就不在家，而薇安妮也“忙得”没空从乡下回来，只好由爸爸的某位女性朋友在伊莎贝尔放假期间照看她。这样的事例早就不胜枚举了，以至于她从十四岁起就再也没有回家度过假——相比被那些不知该如何应付她的人来回推诿，她还不如孤独地待在自己空荡荡的宿舍里。
不过这一次的情况有些不同。亨利和迪迪埃——还有他们在自由法国里的神秘朋友们——需要伊莎贝尔在巴黎住下。她是不会让他们失望的。
书店的橱窗拉着遮光帘，而平日里为了保护玻璃而安装的格栅也被关了起来，还上着锁。她试着推了推门，发现门是锁着的。
现在不是星期一下午的四点钟吗？她来到店门前一处一直被父亲用来藏东西的裂缝旁，掏出一把生锈的万能钥匙，自行打开了店门。
狭窄的书店似乎在黑暗中屏住了呼吸，她的耳畔没有一丁点的响声。既没有爸爸翻动自己最爱的小说的声音，也没有他奋力写诗时钢笔磨蹭纸张的声音——妈妈还活着的时候，写诗曾是他的激情所在。她关上房门，按下了门边的电灯开关。
什么也没有，房间里依然漆黑一片。
她摸索到书桌旁，找出了一根蜡烛和一个破旧的铜质烛台。继续在抽屉里翻找了一会儿之后，她找到了一盒火柴，点燃了蜡烛。
微弱的烛光照亮了一片狼藉的书店里的每一个角落——一半的书架都是空荡荡的，其中不少已经破损，歪歪扭扭地倚靠在那里；掉落的书本在较低的那一端脚下的地板上摞成了小小的金字塔；海报全都被人扯了下来，上面满是污迹，仿佛有一群暴跳如雷的掠夺者在这里翻找过什么隐藏的东西，还不负责任地毁掉了沿途所有的东西。
爸爸。
伊莎贝尔飞快地离开了书店，甚至都懒得把钥匙放回去，反而把它塞进了自己的夹克口袋里。她打开车锁，跳上车座，穿过几条小街（其中只有几条街没有设上路障），骑行到格勒纳勒街——在那里，她转了个弯，向家的方向骑了过去。
拉布尔多内大道上的公寓一百多年前便属于她父亲的家族。城市街道两旁矗立的浅灰色砂岩建筑上装着黑色的铁艺阳台和板岩顶板，飞檐上装饰着石头雕刻的小天使。大约六个街区以外，高耸入云的埃菲尔铁塔霸占着人们的视野。街面上开设了十几家支着漂亮雨棚的店铺和咖啡馆，门口还摆放着桌椅；高层全部都是住宅。往日里，伊莎贝尔总是慢悠悠地沿着人行道迈着步子，看着橱窗，欣赏着身边熙熙攘攘的景象。今天却不同，咖啡馆和小酒馆里空空荡荡的。女人们穿着破旧的衣服、带着疲倦的表情站在领取食物的队伍中。
她一边在包里摸索着钥匙，一边抬起头凝视着拉着遮光布的窗户。推开楼门，她走进了黑黢黢的大堂，用力把自行车拽在自己的身旁，然后把它拴在大堂的一根管道上。她没有理会如棺材般狭小的电梯——毫无疑问，在眼下电力有限的情况下，电梯是不会运行的——她爬上了以电梯为轴修建的狭窄而又陡峭的台阶，来到了大楼的五层。这里有两扇房门，一扇在大楼的左侧，而属于他们家的那一扇则在右侧。她打开房门，走进了屋里，听到身后传来了邻居家开门的声音。正当她打算回头和勒克莱尔夫人打声招呼时，对方又悄悄地关上了房门，显然这个爱管闲事的老太太时刻都在观察往来6B公寓的人。
她走进屋里，关上了身后的房门，“爸爸？”
即便眼下正值白天，拉着遮光布的窗户还是让屋子里漆黑一片。
“爸爸？”没有人回应。
实话实说，她如释重负。她把自己的小行李箱搬进客厅里，黑暗让她想起了很久以前的一段时光——屋子里同样是暗黑一片，到处充满了发霉的味道，只不过那时这里有人在喘息，木地板踏上去咯吱咯吱作响。
嘘，伊莎贝尔，别说话。你妈妈现在已经和天使在一起了。
她扭亮了客厅里的灯。一盏华丽的吹制玻璃枝形吊灯一下子亮了起来，带有造型的闪烁玻璃分叉仿佛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东西。借着微弱的灯光，她环顾四周，注意到墙上原先挂着的几幅艺术品消失了。这个房间既反映了她母亲准确的审美风格，又容纳了其他几辈人的古董收藏。两扇窗户——如今已被遮盖了起来——本应透出阳台外的埃菲尔铁塔美景。
伊莎贝尔关上灯，她没有理由在等待的时候浪费如此宝贵的电力。她在枝形吊灯下的圆形木桌旁坐了下来，多年以来的上千顿晚饭在粗糙的桌面上留下了不少的疤痕，她用一只手含情脉脉地抚摸着破损的木料。
让我留下来吧，求你了，爸爸。我不会惹麻烦的。
那时的她几岁？十一岁？十二岁？她也不是很确定，不过她身上穿的是修道院学校的蓝色水手制服。一切如今回想起来竟像是上辈子的事情，然而她又回到了这里，准备乞求他——爱她？——让自己留下来。
后来——过了多长时间？她也不确定自己在黑暗中坐了多久。她回忆着有关母亲的各种细节，却唯独记不起母亲的面容——她听到一阵脚步声响起，随后便是钥匙在锁孔里翻转的声音。
听到房门被人打开，她赶紧站起身来。咔嗒一声，门关上了。她听到了他拖着脚走进门厅、路过小厨房的声音。
此时此刻，她需要让自己强大起来，坚定信念。但在父亲的面前，那如同她的绿色双眸一般属于她身体一部分的勇气却总是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眼下，它正逐渐畏缩退却。“爸爸？”她在黑暗中唤了一句，她知道他憎恨惊喜。
她感觉到他愣住了。
紧接着，一盏灯闪烁了一下。枝形吊灯亮了起来。“伊莎贝尔。”他叹着气说，“你来这里做什么？”
她很清楚自己不该向这个不大在乎她感受的男人袒露自己内心的踌躇。他现在有工作要去完成。“我来和你一起住在巴黎。再一次。”她补充了一句。
“你丢下了薇安妮和索菲，让她们单独和纳粹待在一起？”
“相信我，她们在我走了以后反倒比较安全。我的脾气早晚会爆发的。”
“你的脾气会爆发？你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呀？你明天一早就给我回卡利沃去。”他经过她的身旁，走到了贴着墙纸的墙壁处靠着的木头餐具柜旁，给自己倒了一杯白兰地。杯子里的酒被他咽了三大口之后就见了底，于是他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喝完第二杯，他朝她转过身来。
“不。”她回答。这个字眼不禁让她打了个哆嗦。她之前有没有对他说过这样的话？想到这里，她又额外重复了一遍，“不。”
“你说什么？”
“我说不，爸爸。我这一次不会向你的意愿屈服了。我是不会离开的，这里是我的家，我的家。”说罢，她的声音软了下来，“那是我看着妈妈用缝纫机做出来的窗帘，这是她从舅公那里继承下来的桌子，我卧室的墙上写着我名字的首字母，是我趁妈妈不注意的时候用她的口红写上去的。在我的密室、我的堡垒里，我敢说我的娃娃们还排成一列靠在墙边呢。”
“伊莎贝尔——”
“不。你不能再把我哄出去了，爸爸，你已经做了太多次这样的事情了。你是我的父亲，这里是我的家，我们正身处一场战争之中，我要留下来。”她俯身把手伸向了脚边的小行李箱，把它提了起来。
在枝形吊灯惨淡的灯光下，她看到父亲双颊上的皱纹因为受挫而加深了不少，肩膀也滑落了下去。他又给自己倒了一杯白兰地，贪婪地大口喝了下去。显然他无法在没有酒精帮忙的情况下正视她。
“这里没有派对可以让你参加。”他说，“你们大学里的所有男孩子也都走了。”
“你真的是这么看待我的。”她回答。很快，她转换了一个话题，“我去了一趟书店。”
“纳粹。”他答道，“一天，他们突然冲进书店，把所有有关弗洛伊德、曼恩、托洛茨基、托尔斯泰和莫鲁瓦的书全都翻出来烧掉了。还有音乐。我宁愿锁上店门也不愿仅仅出售他们允许的东西，所以，我就把书店给关掉了。”
“那你靠什么来维持生活？你的诗歌吗？”
他笑了。那是一种充满怨恨、含糊不清的声音，“现在可不是追求风雅的时候。”
“那你怎么支付电费和伙食费？”
他脸上的表情发生了某种变化，“我在克里伦酒店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做服务员？”她很难想象他为那群德国禽兽端啤酒的样子。
他移开了视线。
伊莎贝尔的胃里有种翻江倒海的感觉，“你为谁工作，爸爸？”
“德国驻巴黎最高指挥部。”他回答。
伊莎贝尔现在才意识到那是什么感觉，是耻辱，“在他们曾在一战中那样对待你之后——”
“伊莎贝尔——”
“我记得妈妈曾经给我们讲过你在参战之前是什么样子的，而战争又是如何摧残你的。我曾经幻想过你某一天会想起自己是一位父亲，但这些全都是谎言，不是吗？你只是个懦夫。纳粹一回来，你就冲过去给他们帮忙了。”
“你怎么敢这样评价我，评价我的经历？你才十八岁。”
“十九岁。”她回答，“告诉我，爸爸，你会不会给我们的征服者倒咖啡，在他们前往马克西姆餐厅时帮他们叫出租车？你会不会吃他们吃剩下的午餐？”
他似乎在她的眼前泄了气，一瞬间衰老了不少。不知为何，她为自己尖锐的措辞感到有些后悔，尽管她说出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而他也是罪有应得。可她现在不能退缩。“所以我们达成一致了吗？我要搬回我原来的房间去，在这里住下来。我们不必说话，如果这是你的条件的话。”
“城里没有食物，伊莎贝尔——反正是没有我们巴黎人可吃的东西。到处可见警告我们不要吃老鼠的招牌——它们还是很有必要的。为了有肉吃，人们饲养起了豚鼠。你待在乡下会舒服很多，起码那里还有菜园。”
“我不是来这里寻求舒适或者安全的。”
“那你来巴黎是为什么？”
她这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她用愚蠢的话语设下了一个圈套，然后自己迈了进去。她的父亲有很多缺点，但他绝不是个笨蛋。
“我是来这里见一位朋友的。”
“告诉我，我们说的不是某个男孩子。告诉我，你还不至于那么愚蠢。”
“乡下太无聊了，爸爸。你是了解我的。”
他叹了一口气，又从酒瓶里倒了一杯酒。她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警示的眼神。她知道，他很快就会跌跌撞撞地走开，一个人胡思乱想去了。
“如果你要留下，就得遵守几条规矩。”
“规矩？”
“你要在宵禁之前回家。始终如此，不得例外。你还得给我留出隐私，我无法忍受有人在我旁边逗留。你每天早上都要到商店里去，看看我们的定量配给卡能够领到些什么。你还得找一份工作。”他停顿了一下，眯着眼睛看着她，“如果你像你姐姐那样给自己惹了麻烦，我就会把你赶出去。就这样。”
“我没有——”
“我不在乎。工作，伊莎贝尔。找份工作。”
她转身走开时，他还在喋喋不休。她回到自己曾经的卧室，重重地关上了门。
她成功了！仅此一次，她可以为所欲为。谁在乎他是个吝啬而又喜欢妄下结论的人呢？她还在这里，在她的卧室里，在巴黎。她要留下来。
卧室比她记忆中的小了不少。墙壁被粉刷成了活泼的白色，屋里摆放着两张带天篷的单人床，木地板上铺着一张褪色的旧地毯，还有一把曾经经历过好日子的路易十五扶手椅。窗户——已经被拉上了遮光布——可以俯瞰公寓楼的内庭。作为一个女孩，她总是知道自己的邻居何时会出来倒垃圾，因为她能够听到他们叮叮当当地提着垃圾走出来、猛地合上垃圾桶桶盖的声音。她把自己的小行李箱丢到床上，开始从里面取东西。
她带着它们逃出巴黎，又带着它们返回这里——那些衣服已经因为时常穿着而变得破旧不堪，几乎不值得和她从妈妈那里继承下来的衣服一起挂在大型衣柜里——妈妈留给她的都是些美丽的复古少女服饰，包括喇叭裙、丝质流苏晚礼服、按照她的身材裁剪出来的羊毛套装以及绉绸的连衣裙。与之相配的还有一大堆的帽子、适合在舞厅的地板上舞蹈或靠在合适的男孩怀里穿过罗丹花园时所穿的鞋子。这些服饰都属于一个已经消失的世界，而巴黎也不再存在“合适”的男孩。实际上，这里一个男孩都没有，他们全都被抓进了德国人的集中营里，或是躲藏在了某个地方。
把衣服挂回大型衣柜的衣架上之后，她关上了桃花心木的柜门，把衣柜推到旁边一点的位置，露出了后面的一道秘密的房门。
那里就是她的堡垒。
她弯下腰，按了一下镶嵌在白色镶框式墙壁里的房门右上角的开关。门嘎吱一声自动打开了，露出了一间六英尺见方的储藏室。这里的空间倾斜得很厉害，就连当年只有十岁的她也只能弯腰驼背地站在里面。她的洋娃娃果真还在这里，有些倒在地上，有些则昂首站着。
伊莎贝尔关上了这扇铭记在她心里的大门，把柜子挪回原来的位置。她飞快地脱掉衣服，匆匆穿上一件能让她想起妈妈的粉色丝绸便袍。便袍上隐约还散发着玫瑰水的清香——也许是她自己假想出来的。走出房间去刷牙时，她在父亲关着的房门外停下了脚步。
她能够听到他在写些什么，那是他的钢笔在粗糙的纸张上摩擦的声音。他会不时地咒骂两句，然后又归于平静（毫无疑问，那个时候他肯定是在喝酒）。紧接着传来了酒瓶——或是拳头——重重地砸在桌面上的声音。
伊莎贝尔为上床睡觉做好了准备，在头发上绑好了卷发夹，洗干净脸，还刷了牙。在返回卧室的路上，她听到父亲又开始咒骂了——这一次的声音更加响亮，可能是因为喝了酒的缘故——于是她迅速躲进了自己的房间，砰地关上了身后的门。
“我无法忍受有人在我旁边逗留。”
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显然是在说自己无法与她共处一室。
有趣的是，去年结束女子精修学校的学习之后，她在被驱逐到乡下之前与他同住的那几个星期里竟然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准确地说，那时的他们从未坐在一起好好地吃过一顿饭，或是进行过一段意味深长、足以让人刻骨铭心的对话。他们曾在书店里肩并肩地工作过。难道她是如此可悲地感激他的出现，以至于忽略了他的沉默？
好吧，她现在注意到了。
他用力地捶着她的房门，吓得她小声叫了一嗓子。
“我要出门上班去了。”她的父亲隔着门说道，“定量配给卡在桌子上，我给你留了一百法郎，尽量多领点东西回来。”
她听到他的脚步声在木头门厅里回响了起来，步伐沉重得足以撼动墙壁。紧接着，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再见。”伊莎贝尔嘟囔着，内心却被他的语气刺痛了。
就在这时，她想起来了。
就是今天。
她掀起被单，跳下床铺，来不及开灯便穿上了衣服。她已经设计好了自己的装扮：一条浅褐色的连衣裙、一顶黑色的贝雷帽、一双白手套以及她最后的一双黑色无带露跟轻便女鞋。可悲的是，她没有长筒袜可穿。
她在客厅的镜子里端详着自己，试图挑剔一些，可她眼中看到的不过是一个穿着单调连衣裙的平凡女孩，手里还拿着一个黑色的手包。
她再一次打开自己的手包，低头凝视着里面如吊床一般的丝绸内衬。她在衬套上割开了一条小小的裂缝，在里面塞了一个厚厚的信封。打开手包，里面看上去空空如也。即便她遭到了阻拦（这是不可能的——她为什么会被拦住呢？一个穿着午餐外出服的十九岁女孩？），除了她的证件、定量配给卡券、身份证、居住证和通行证，他们在她的手包里什么也找不到——里面没有一样是她不应该携带的东西。
上午十点，她离开了公寓。走出大楼，迎着灿烂而又炙热的阳光，她骑上了自己的蓝色自行车，朝着码头骑去。
当她到达里沃利街时，看到路面上挤满了黑色的轿车、两边绑着油箱的绿色军用卡车和骑兵。周围也有一些巴黎人，他们有的在沿着人行道步行，有的在允许骑行的为数不多的几条街上踩着自行车的脚踏板，有的则站在沿街一直延伸下去的食物领取队伍中。他们脸上挫败的表情十分引人注意，快步经过德国人身旁时也不会与他们进行眼神接触。在马克西姆餐厅著名的红色雨棚下面，她看到一群纳粹高官正在门口等位。到处都流传着这样的传闻，说法国最好的肉制品和农产品全都被直接送进了马克西姆餐厅，用于招待高官。
紧接着，她看到了法国喜剧院入口附近的铸铁长椅。
伊莎贝尔按下自行车的刹车，在一阵颠簸中猛地停了下来，然后一只脚迈下了踏板。当她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那只脚踝上时，感觉自己微微有些扭伤。第一次，她的兴奋之情在恐惧的作用下显得格外强烈。
她的手包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显而易见——她的掌心和头顶那顶毡帽的边缘都被汗水浸透了。
振作起来。
她是一位信使，不是如同惊弓之鸟一般的女学生。她愿意接受这样的风险。
看到她站在那里，一个女人朝着长椅走了过来，背对着伊莎贝尔坐了下来。
一个女人，她并没有料到自己的联络人竟然是个女人。不过，这倒是让她莫名感觉到些许的安慰。
她冷静地深深吸了一口气，推着自行车穿过车水马龙的人行横道，经过了几个减价售卖围巾和小装饰品的凉亭，来到了长椅旁边。一坐下来，她就开口说出了他们教给她的那句话，“你觉得我今天会需要一把雨伞吗？”
“我希望天气能够一直晴下去。”那个女人转过身来，一头深色的秀发被她小心地在脸旁盘成了引人注意的东欧风格发髻。她的年纪稍大一些——大约三十岁——可眼神看上去却更加的苍老。
就在伊莎贝尔动手打开手包时，那个女人开口阻止了她。“不。”她厉声说道，“跟我来。”说罢，她迅速地站起身来。
伊莎贝尔紧跟着那个女人，穿过围绕在宏伟壮丽的罗浮宫中那片地上铺满了碎石子的宽阔宫殿——尽管在卍字旗到处飘扬、杜乐丽花园里的长椅上随处可见正在休息的德国士兵的情况下，这地方并不像是君主和国王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在一条小巷里，那个女人飞快地躲进了一间小咖啡馆。伊莎贝尔把自行车锁在门前的一棵树上，跟着她走进咖啡馆，在她身旁的座位上坐了下来。
“你把信带来了吗？”
伊莎贝尔点了点头。她打开放在大腿上的手包，抽出信封，从桌子底下把它递给了那个女人。
两个德国军官走进来，在不远处的一张桌子上坐了下来。
那个女人俯身过来，摆正了伊莎贝尔头上的贝雷帽。这个奇怪的亲密举动让她们看起来就像是一对姐妹或闺密。随后，她靠得更紧了，俯在伊莎贝尔的耳边问了一句：“你有没有听说过通敌者？”
“没有。”
“通敌者，就是投奔德国人的法国男女。这种人不止会在维希那里出没，你随时都要多加小心。通敌者最喜欢向盖世太保告发我们这种人了，一旦他们知道了你的名字，盖世太保就会时刻紧盯着你。不要相信任何人。”
她点了点头。
那个女人向后撤回了身子，看着她，“就连你的父亲也不能相信。”
“你是怎么知道我父亲的事情的？”
“我们想要和你见见面。”
“你这不是见到我了吗？”
“我们，”她低声回答，“明天正午，到圣日耳曼大道和圣西蒙街的街角处去。别迟到，也别带你的自行车，不要被人跟踪。”
看到那个女人这么快就站起身来，伊莎贝尔吃了一惊。霎时间，咖啡馆的桌旁就只剩下了伊莎贝尔一个人。在另一桌德国士兵注视的目光下，她强迫自己点了一杯牛奶咖啡（尽管她知道杯子里不会有牛奶，咖啡也是用菊苣做成的）。迅速喝完杯子里的饮料，她赶忙离开了咖啡馆。
在街角处，她看到窗户上贴着一张告示，上面警示人们，违法行为都会遭到报复性的处罚。告示旁边的电影院橱窗里还贴着一张黄色的海报，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大字——犹太人不得入内。
就在她打开车锁时，一个德国士兵出现在她身旁，害得她无意中撞上了他。
他热心地询问她有没有事。她露出了女演员般的微笑，点了点头答道：“没事。谢谢。”抚平自己的裙子，她把手包夹在腋下，跳上自行车，头也不回地从士兵身边骑走了。
她做到了——她拿到了通行证，来到了巴黎，迫使爸爸允许自己住下，还把她的第一封密函送到了自由法国组织的联络人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