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和世俗智慧：“常识”的问题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套解释行为的内隐模型，这些模型影响我们的人际交往以及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事实上，一些社会、人格和认知心理学家正在探究这些内隐的心理理论的本质。然而，大多数人从来不会清晰且有逻辑地思考自己的这套理论。相反，我们通常只有在刻意关注它们或者发现它们受到某种挑战时，才会意识到它们的存在。

其实，我们个人的行为模型并不像真正的理论那样具有内部一致性。相反，当我们觉得需要对行为作出解释时，往往搬出一些关于人类行为的普遍原理、说教和老话。这些常识和世俗智慧存在一个问题，即它们之中有不少是自相矛盾的，因此也是不可证伪的（可证伪性原则是下一章的主题）。

人们经常用一些民间谚语来解释行为事件，即使之前在解释同类事件时曾用过与之完全矛盾的谚语。例如，大多数人都听过或说过“三思而后行”。若不是我依稀记得之前有人告诫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还会觉得这是个简单有用的行为建议呢。“小别胜新婚”明确预测了一种对分离的情绪反应，但“眼不见，心不想”又如何解释？如果“欲速则不达”，为什么又说“时不我待”？既然“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为什么又说“人多误事”？如果我认为“行走江湖，安全第一”，为什么也相信“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如果“相异相吸”，为什么又“物以类聚”？我劝许多学生“今日事今日毕”，但我希望没跟我刚刚指导过的那个学生说过这番话，因为我方才还跟他说“要顺其自然”。

这类谚语和老话对人们有极大的吸引力，因为它们合起来作为对行为的内隐“解释”，是难以驳倒的。不管发生什么事，都可以搬出其中的一条解释一番。难怪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判断他人行为和人格的高手。我们的世俗智慧对天底下发生的所有事都能给出解释。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世俗智慧是怯懦的，因为它不用冒着被驳倒的风险。

这种世俗智慧就是“事后诸葛亮”，在真正的预测意义上实际上是无用的。这就是为什么社会学家邓肯·沃茨将他的一本书命名为《一切都显而易见——一旦你知道答案》[24]。沃茨讨论了拉扎斯菲尔德60多年前的一篇经典论文[25]，这篇文章回应的是一个常见的批评：“社会科学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我们不知道的事。”拉扎斯菲尔德列举了对60万二战期间服役士兵进行的大规模调查所得出的一系列结果，例如，来自农村的男性在服役期间精神面貌要好于来自城市的士兵。人们往往认为所有的调查结果都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这个例子中，人们倾向于认为农村背景的男性已经习惯于艰苦的环境，因此能更好地适应部队生活，这是很显然的结论。其他的发现也是如此——人们觉得这些结果都是明摆着的。随后拉扎斯菲尔德甩出了他的包袱：这里列举的所有发现，都与原来的陈述刚好相反。例如，实际的情况是，来自城市的男性在服役期间的精神面貌比来自农村的士兵要好。这次学习任务的最后一部分是让人们意识到他们是多么容易就解释了恰恰相反的发现。对于实际的结果，人们往往会解释说（若先告知这一结果），这在他们的意料之中，因为城里人习惯于在拥挤的环境和森严的等级制度下工作。然而，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多么容易就可以为完全相反的结果编造一个解释！

所以，有时我们的世俗行为理论是无法反驳的。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为什么这种不可反驳性使得这些理论没有多大用处。然而，即使我们的世俗信念有一定的明确性（也就是说，可以进行实证检验），也还是会产生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心理学研究表明，许多常见的关于行为的文化信念在接受实证检验后，都被证明是错误的。

世俗信念（或称“常识”）出现谬误的例子俯拾皆是。比如，有一种说法是，学习好或爱读书的孩子都不擅长交际和体育。这个观点虽然错得离谱，但在当今社会上极为流行。有证据表明，与所谓“常识”的世俗信念相反，与不读书的人相比，爱读书的人和追求学业成就的人，身体更强健，社交更活跃[26]。经常读书的人比不常读书的人更有可能参加运动、慢跑、锻炼和课外活动。

许多关于行为的世俗信念一经产生便径自流传下去了。例如，在过去的数年间，在我们的社会和学校里，一个世俗信念逐渐形成，即低自尊导致攻击行为。但实证研究显示，攻击行为和低自尊并无关联[27]。如果说有什么关联的话，情况似乎正好相反，攻击行为往往与高自尊相关。同样，过去几十年中有一个非常流行的假说认为，在学生中，学习成绩不好是低自尊的结果。事实上，后来证明，自尊和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更有可能与教育者和家长的假设相反：优异的在校成绩（以及生活中其他方面的成就）导致了高自尊，而不是反过来[28]。

另一个世俗智慧出错的例子是对学生的一个常见告诫：如果他们对多项选择题的答案不确定，就不应该改变原来的选择。不仅大多数学生认为在不确定答案时不应该换答案，就连《巴伦GRE备考指南》也建议：“更改答案要非常谨慎。经验表明，许多学生会把正确的答案改成错误的答案。”[29]这个建议是完全错误的，之所以说它错是因为，“改变答案会降低一个人的分数”这种传言本身就大错特错。实际研究表明，当学生对某一多选题的答案产生怀疑时，改变最初的答案往往会更好[30]。

还有一个例子，从中我们能真切地了解到世俗智慧是何等的泛滥。该民间传言说，我们只用了自己10%的脑力。这个传言尽管没有任何认知神经科学的根据[31]，但它已经流传几十年了，业已取得所谓“心理事实”的地位。所谓“心理事实”是指这样一种关于心理学的陈述：虽然不真，但是被重复了很多次，以至于一般人认为它就是一个事实。下面这个流行的信念也是如此——有些人是“左脑型”，而另一些人是“右脑型”，或者人格的某些方面由左脑控制，而其他方面则由右脑控制。尽管现代神经科学研究确实表明大脑中存在微妙的特异化现象，但是言之凿凿地用“左”或“右”的概念来普及这一观点肯定是毫无道理的，尤其是研究已发现，我们的大脑是以一种整合的方式在工作[32]。

想想2007年对美国前白宫助理刘易斯·利比（绰号“滑板车”）的审判。一位著名心理学家的专家证词被驳回，因为法官裁定，记忆容易出错是众所周知的，陪审团可以放心地依靠他们的常识来确定记忆是如何工作的。事实上，研究表明，近30%的人相信人类记忆“像录音机一样工作”[33]。与法官的想法相反，他的陪审团中有30%的人迫切需要听取专家的意见！

世俗信念并不总是不受证据的影响。有时，当矛盾的证据变得广为人知时，民间心理学（“常识”）确实会改变。例如，多年前，关于儿童的一个广为流传的俗语是“熟得早，烂得早”。这句老话反映了这样一种信念，即儿童期早熟与成年后的异常有关，这种信念得到了许多类似“伤仲永”轶事的支持。在这个例子中，证明这个说法不准确的心理学证据已经被大众文化所吸收，你几乎再也听不到这个世俗“智慧”了。

然而，新的民间传言并未停止产生，当然也有一些会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似乎我们用证据消灭的每个民间传言，都会有另一个取而代之！比如说，过去十几年里，人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千禧一代由于成长于充满科技产品的环境，因此具有同时处理多个任务的能力，即他们可以把次要的任务添加到他们正在做的主要任务中，而不会降低完成主要任务的效率。千禧一代自己有时也声称，他们可以一边学习，一边给朋友发短信和看电视，而且也照样能学得好。这一世俗信念是错误的。千禧一代并不比其他人更擅长同时处理多个任务，因为研究表明，几乎所有人在多任务处理时表现都不佳[34]。在做额外的任务时，每个人（千禧一代和非千禧一代）在主要任务上的表现都会受到影响。

这种一厢情愿的思维，助长了“多任务处理是可能的”这一观点，也助长了其他民间传言的形成。例如，许多人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只属于自己的聪明才智”，而这一信念并没有得到关于智力本质的实际研究的支持[35]。还有人认为快速阅读是可行的（即阅读速度是正常速度的数倍，且理解几乎没有损失）。但事实并非如此[36]。

如果人们能认识到他们的世俗信念的易错性，民间心理学的这些问题就不会那么具有危害性了。然而，调查显示[37]，超过80%的公众认为日常生活提供了足够的心理学训练！恰恰相反，我们需要心理学这门学科，因为它可以检验常识的实证基础。有时，常识信念在检验时站不住脚，正如我们在之前的很多例子中所看到的。从这些讨论过的例子——还可以引用更多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心理学的这种世俗智慧实证检验者的角色，常常使其与很多根深蒂固的文化信念发生冲突。心理学往往是传递“坏消息”的信使，让原本为人们所接受的世俗信念再无立足之地。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人不仅无视这些消息，还想消灭这些信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