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与可证伪性

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波普尔一直在寻找一个问题的根本原因：为何有些科学理论似乎可以带来知识的进步，而其他理论则导致知识的停滞不前[9]。例如，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引发了一系列惊人的新发现（如，从一个遥远的恒星发出的光线经过太阳附近时会发生弯曲），恰恰是因为该理论的预测结构是如此严密，以至于很多可能发生的事件都可能与之矛盾，从而使该理论被证伪[10]。

波普尔推断，一些使知识停滞的理论却并非如此，并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作为例子。弗洛伊德的理论用了一个复杂的概念结构，该结构在事后（即事件发生以后）解释人类行为，但不做事前的预测。简而言之，弗洛伊德的理论可以解释一切。然而，如波普尔所说，也正是这个属性使得它在科学上毫无用处。它不做具体的预测。精神分析理论的拥护者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努力让他们的理论来解释人类所有已知的活动，从个人的怪癖行为到广泛的社会现象。他们成功地让这个理论成为事后解释的丰富来源，但与此同时也剥夺了其所有的科学实用性。如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在激发文学想象方面的作用，比它作为当代心理学中的一个理论发挥的作用还要大。它在心理学中的地位日益下滑，部分原因就是未能满足可证伪性标准[11]。

但这种不可证伪理论的存在会造成实际的危害。例如，对孤独症（部分由基因决定的障碍）病因的解释，就被精神分析的解释带进了死胡同。受精神分析思想的影响，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海姆（Bruno Bettelheim）普及了“冰箱母亲”是病因这个如今已名誉扫地的说法，他认为“造成婴儿孤独症的原因是父母不希望孩子存在”[12]。诸如此类的观念不仅造成了危害，还阻碍了孤独症的研究。

作为另一个例子，回想一下抽动秽语综合征（Tourette syndrome）的历史。这是一种以身体抽搐和可能涉及身体任何部位的痉挛为特征的障碍，并伴有言语症状，如嘟囔、吠叫、模仿言语（不自主地重复他人的话）和秽语（强迫性地重复淫秽词语）。抽动秽语综合征是一种器质性的中枢神经系统障碍，如今通常可以用药物疗法成功治疗[13]。重要的是，在1921至1955年之间，对这种病的解释及治疗一直被精神分析学派的概念体系所把持，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人们对其病因及治疗的理解[14]。有关这种综合征的不可证伪的精神分析解释层出不穷。这些似是而非的解释造成了概念上的混乱，掩盖了这一综合征的实质，或许也阻碍了为准确理解该病症而进行的科学探究。例如，有一位作者曾经这样写道：

（抽动秽语综合征是）精神分析导致脑疾病研究发生倒退的典型例子。勒·图雷特（La Tourette）将疾病归因于大脑的退行性变化过程。而在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弗洛伊德的理论开始流行后，对这种病的关注就偏离了大脑……这一倒退的后果是病人往往被转到精神科医生（通常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医生）而非神经科医生那里，因此没有接受身体上的检查。[15]

夏皮罗等人[16]提到了一位精神分析师，后者认为他的病人“不愿意放弃抽搐，因为这成了她性快感的源泉”。另一位精神分析师认为抽搐是一种“肛门施虐阶段的转换症状”。第三位精神分析师则认为，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具有“强迫人格和自恋倾向”，病人的抽搐“代表了一种情感症状，一种对

想要表达情感的防御”。心理学家杰罗姆·卡根[17]告诉我们，弗洛伊德的弟子桑德尔·费伦齐（Sandor Ferenczi），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却写道：“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频繁的面部抽搐是压抑手淫冲动的结果”（p. 179）。

当研究者认识到精神分析的“解释”毫无用处的时候，对抽动秽语综合征的理解和治疗才开始获得进展。那些毫无用处的解释是诱人的，因为它们似乎能对事情进行解释。事实上，它们对所有事情做出解释，只不过是在事后。然而，精神分析的解释不过是制造了理解的幻觉。由于总试图在事后解释一切，它们也就堵死了前进的大门。只有当一个理论并不试图预测一切，而是做出具体的预测，提前告诉我们世界上会发生什么具体的事情时，该理论才会进步。当然，从这样的理论推导出的预测可能是错误的，但这是优势，而非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