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可感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形式及其原则
为按规定争取
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编内教授席位
的论文
根据学术章程的规定
由
伊曼努尔·康德
予以公开答辩
辩护人：马可·赫茨，来自柏林，犹太血统，医学与哲学教师
提问人：格奥尔格·威廉·施莱贝尔，来自普鲁士的哥尼斯贝格，艺术系学生
约翰·奥古斯特·施泰因，来自普鲁士的哥尼斯贝格，柏林法律博士生
格奥尔格·丹尼尔·施勒特尔，来自埃尔槟，神学博士生
大教室
通常的上午和下午课时
1770年8月20日
哥尼斯贝格
最崇高
最尊贵和最强大的
国王和君主
普鲁士国王
勃兰登堡侯爵
神圣罗马帝国大臣和选帝侯
西里西亚君王和大公爵
等等、等等、等等
祖国最仁慈的父亲
最宽厚的国王和君主
弗里德里希陛下
谨以忠诚之心敬献
承蒙信托这一职位的第一部作品
不胜恭谨之至
伊曼努尔·康德
科学院版编者导言
埃里希·阿迪克斯（ErichAdickes）
1770年3月15日，在长期患病之后，哥尼斯贝格大学数学编内教授、高级宫廷布道人郎汉森（Langhansen）去世。凭借一次由康德自己建议的位置调换，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编内教授由1770年3月31日的敕令转授康德（《康德全集》，第Ⅹ卷，86~90［90~94］页）。早在1769年12月15日，康德就在指望一个可能临近的“空缺”（《康德全集》，第Ⅹ卷，79［83］页），这里他无疑想到的是郎汉森的去世。不过，说他当时就已经着手撰写他按照规定在就任新职位时必须作出公开辩护的答辩论文，这是不可能的。恰恰在1760—1770年，如手写的遗著所表明的那样，他的思想变动不已，极有可能的是，他只是在1770年4月至8月这几个月才撰写这篇答辩论文。
这篇论文在哥尼斯贝格印刷，由书商康特尔相当晚寄往外地，而且数量也很少，没有在博览会目录中预告（《康德全集》，第Ⅹ卷，118［123］页）。
刊印：1.《论可感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形式及其原则》，哥尼斯贝格，斯塔诺王家宫廷和学术印刷厂。
2.《康德早年未曾结集的短文集》，1~44页，林茨（实际上是蔡茨的韦伯尔），1795。
3.《康德短文全集》，第Ⅲ卷，1~63页（德文译本），哥尼斯贝格和莱比锡（实际上是福格特在耶拿），1797。
4.《康德杂文集》，第8版和完备版，第Ⅱ卷，435~488页（J.H.蒂夫特隆克的德文译本，489~566页），哈勒，伦格书店，1799。关于后一个版本，参见《康德全集》，第Ⅻ卷，206［208］页。
在往来书信的第1卷[1]中，涉及康德对教席教授的回忆以及涉及这篇答辩论文的有第44、48~59、62、63、65、70、71封。就那里的说明涉及马上就出现的改写和扩充这篇答辩论文的计划以及这些计划和这篇论文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外在产生史上所扮演的角色而言，它们已经为B.埃德曼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导言中利用过了（《康德全集》，第Ⅳ卷，507页以下）。我还补充说明的是，康德在1770年9月考虑过给这篇答辩论文加上几个印张的计划，以便在下一届博览会出版，其中他“想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并更好地规定自己的思想”（《康德全集》，第Ⅹ卷，94［98］页）。他在那里对兰贝特表示，第一章和第四章“可以看做是微不足道的而跳过去，但在第二章、第三章和第五章中，尽管我由于不适，写得连我自己也不满意，但我还是觉得包含着一个大概值得仔细地、详尽地阐述的题材”。在1771年6月，他不再考虑重新出版这篇论文，而是计划一部题为《感性和理性的界限》的著作（《康德全集》，第Ⅹ卷，117［123］页）。他感到惋惜的是，这篇论文传播如此不广：“由于这篇答辩论文已经是文本，进一步的东西应当在下一部作品中予以阐述，也由于其中表现出一些我很难再有机会以某种方式阐述的特别思想，而这篇答辩论文连同它的错误毕竟看起来不值得再版了，所以让我恼火的是，这部作品不得不如此迅速地蒙受一切属人的辛劳的命运，即被人遗忘。”（《康德全集》，第Ⅹ卷，118［123~124］页）
应当指出的还有“辩护人”马库斯·赫茨的一篇短文：《出自思辨的世俗智慧的沉思》（J.J.康特尔出版，8开本，158页，哥尼斯贝格，1771）。参见《康德全集》，第Ⅹ卷，118［123］、120［125］、121［126］、127［132］、128［133］、135［142］、139［146］页。这个作品主要是对康德的答辩论文的一种德文加工；康德自己称它为该论文的一个拷贝（《康德全集》，第Ⅹ卷，135［142］页），而且对它的评价不是那么高（《康德全集》，第Ⅹ卷，127［132］、135［142］、139［146］页）。不过，毕竟在这篇答辩论文过于简短的某些地方接近于对康德的观点的确定和阐明，尽管要十分小心。
注释：
[1]即《康德全集》第Ⅹ卷。——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