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个据说一切新的纯粹理性批判都由于一个更早的批判而变得多余的发现
科学院版编者导言
海因里希·迈埃尔
这篇论文是对著名的沃尔夫派约翰·奥古斯特·埃贝哈德在其《哲学杂志》上针对康德的攻击的一种回应。《哲学杂志》（哈勒，格鲍尔出版）如关于第1卷的“暂时消息”（第1卷，1页以下）所示，是真正为与康德哲学争辩的目的创办的。早在1788年，新杂志的前两期就已经出版，随后与在1789年附上的另两期构成了第1卷。继这个第1卷之后在紧接着的几年里（1789/1790年、1790/1791年、1791/1792年）还有其他3卷。但在1792年，杂志就已经又停刊了。虽然埃贝哈德以自1792年始在马茨多夫、柏林出版的《哲学文库》取代它，但即便是后者也只出两卷。
4卷《哲学杂志》的绝大部分内容源自编者约翰·奥古斯特·埃贝哈德的手笔。偶尔的合作者是玛斯、弗拉特、施瓦布、克吕格、凯斯特讷等。
康德与埃贝哈德清算的第一个推动来自莱因霍尔德。在1789年4月9日的一封信中，莱因霍尔德给康德写道（《康德全集》，第Ⅺ卷，18页）：“我请求并恳求你，……绝不致力于反驳和讨论”，——前面刚谈到埃贝哈德、魏斯豪普特、弗拉特等诸如此类的人的击剑手式的胡闹——，“因为这会是徒劳无益的，而且你的时间太神圣了；而是仅仅简单地公开声明，你作为你的话的意义的最佳诠释者完全有权附言：人们（例如埃贝哈德等人）并没有理解你”。莱因霍尔德建议，康德可以用给他的下封信的明显段落表述这个声明，然后它就能够刊登在《耶拿文汇报》上，并与他（莱因霍尔德）的一些伴同思想一起刊登在下一期的《信使报》上。康德于1789年5月12日复信（《康德全集》，第Ⅺ卷，33页以下）。他热情地接受倡议，但马上评论说：“埃贝哈德先生与许多别的人一样不理解我，这是人们能够说的最起码的东西”，然后继续说：“但是，他也存心不理解我并使我变得不可理解，这一点，下面的评论能够部分地阐明。”康德对埃贝哈德如何出现在杂志的第1期中的整个方式感到恼怒，并且期望“会给他稍加展示这种目空一切的江湖骗子腔调”。暂时他手头只有杂志的前3期，但他认为，这3期“自身已经差不多构成了一个整体”。然而，他仅仅对埃贝哈德的文章感兴趣，而且他最初在这些文章中仅仅强调一篇，即《论判断被区分为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这篇文章（《哲学杂志》，第3期，第Ⅳ篇，307~332页）：“单是第3期第Ⅳ篇的反驳就已经能够无论是就其见识还是就其品性而言使这整个人清晰可辨。”对此，他在下文（《康德全集》，第Ⅺ卷，34~39页）做了一些“评论”，“以便想致力于斥责他［埃贝哈德］的人不忽视这个无一处真诚的人从根本上善于把一切无论是他自己弱还是对手强的东西都变得模棱两可所用的阴谋诡计”。他听凭收信人自由利用这些评论，附言他将在两个邮政日之后荣幸地寄出一个涉及第2期的补充（同上书，39页）。一个星期之后，这个补充就已经在该年的5月19日的一封信中寄出，这封信是以如下的话开始的：“我要为我12日寄出的评论……再附上关于《哲学杂志》前两期的说明……”。即便这些评论（同上书，40~47页）也仅仅关涉埃贝哈德的文章，确切地说是以下几篇：《哲学杂志》，第1期，第Ⅱ篇：《论人类认识的界限》，9~29页；第2期，第Ⅱ篇：《论逻辑真理或者人类认识的先验有效性》，150~174页。然后还触及到上封信忽视的第3期的两篇文章：第Ⅱ篇：《论纯粹知性的领域》，263~289页；第Ⅲ篇：《论通过感官的认识和通过知性的认识的根本区别》，290~306页。最后康德说明，他本来会“真名实姓地进入”与埃贝哈德的“一番争论的”，但由于这必将占去他用来完成自己的计划的全部时间，尤其是年老连同其衰弱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而把它托付和推荐给他的朋友们。此后，莱因霍尔德在该年6月14日报告说（《康德全集》，第Ⅺ卷，57~58［59~60］页），他为《耶拿文汇报》接受了《哲学杂志》第3期和第4期的书评——前两期在这里已经由雷贝格评论过了（《耶拿文汇报》，1789年第Ⅰ卷，713~716页）；他在这里主要局限于批判埃贝哈德关于综合判断的论文，并为此利用康德第一封信中的评论；他把第二封信的内容保留为“预备队，为的是以此推进到埃贝哈德先生不可避免的反批判，并以此给予他的杂志以致命的打击”。所预告的书评发表在《文汇报》的第174~176期（第Ⅱ卷，577~597页）。埃贝哈德的回应在已经于第2卷的第2期的一篇“预报”中预告了之后，刊登在该卷的第3期（第Ⅰ篇，257~284页，另有第Ⅱ篇，285~315页）。此外，埃贝哈德的暂时声明就已经引起了评论者的一篇“反声明”（《文汇报》，知识界副刊，731~732页），它自身由埃贝哈德以《事关〈文汇报〉知识界副刊上评论者的反声明的附言》（《哲学杂志》，第2卷，244~250）予以回复。但在此期间，康德在1789年9月21日的一封信中（《康德全集》，第Ⅺ卷，86~87［88~89］页）告诉莱因霍尔德，“不久将给他寄去一篇将在这个米迦勒节假期完成的关于埃贝哈德杂志的第1卷的文章”，并恳请他“在收到这篇文章之前就这件事保持平静”。同时，他请收信人，他由于克吕格的论文（标题为《纯粹力学的原理》）的续篇而急于见到的《哲学杂志》第2卷第1期一旦出版，就通过柏林的书商德·拉伽尔德为他搞到。1789年10月2日，他自己在德·拉伽尔德那里订购了杂志的第2卷的前两期（《康德全集》，第Ⅺ卷，89［91］页），并在该年的10月15日重申订购（《康德全集》，第Ⅺ卷，95［98］页）。在12月1日致莱因霍尔德的一封信中，他回到自己针对埃贝哈德的工作。他在这里写道：“我笔下有关于埃贝哈德的某种东西。但愿它和《判断力批判》将在复活节前后到你手中”（《康德全集》，第Ⅺ卷，109［111］页）。此后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在康德和他的出版商德·拉伽尔德之间反复谈到前者期望得到的《哲学杂志》第2卷的第3期和第4期：前两期如他在1790年2月9日所写，已经到手（《康德全集》，第Ⅺ卷，130、131、141、144、145［133、134、143、146、147］页）。
1790年复活节博览会，针对埃贝哈德的论战文章出版，同时还有《判断力批判》（参见康德于1790年4月29日致他前往莱比锡博览会的出版商、哥尼斯贝格书商尼克罗维的信，《康德全集》，第Ⅷ卷，267页；此外出自基赛维特尔致康德的一封信的两段话，《康德全集》，第Ⅺ卷，161、163［164~165、167］页）。即便是在论战文章中，康德也局限于包含在《哲学杂志》第1卷中的埃贝哈德文章（参见致莱因霍尔德的信，《康德全集》，第Ⅺ卷，86~87［89］页）。在根本上，它是对康德在两封上面已提到的致莱因霍尔德的信（1789年5月12日和19日）中所说明的思想的阐述。只不过现在杂志的第1卷第4期也到手了。
在已提到的康德于1790年4月29日致尼克罗维的信（参见1790年5月10日的信，《康德全集》，第Ⅷ卷，273页）中，康德请收信人让人或者最好自己搜寻论战文章中存在的印刷错误，并把勘误表刊登在《文汇报》的知识界副刊上。康德特别关心的是纠正一个印刷错误：在188页[1]不是προτερον，而应是πρωτερον。这项委托的执行（《文汇报》知识界副刊，1790，832页）相当不完善。但尼克罗维大概是考虑到，第1版不久就将售罄，马上就必须出一个新版本了。实际上，翌年就已经出版了第2版，其中确实纠正了大量的错误。但奇怪的是，根据那封信康德如此关心其改正的错误再次出现。大概是作者就这一点而言改变了主意。因为如果在第2版中προτερον依然如故，一种重犯的错误是不可设想的。
康德的书信中的偶尔评论（《康德全集》，第Ⅺ卷，175～176、191［183～184、200～201］页）表现出，他在此后还密切关注着埃贝哈德和该杂志对他的论战。他也在后来还曾直接奋笔反对过该杂志。如从1790年6月29日和8月2日的信中（参见8月15日和16日的信）得知，康德也直接参与了舒尔茨对《哲学杂志》第2卷的书评（《文汇报》，1790年第Ⅲ卷，807页以下）；他把部分是针对埃贝哈德、部分是针对凯斯特讷的文章的批判性稿件供评论者使用。相比之下，尽管埃贝哈德在此期间开始与这篇论战文章争辩（从第3卷第2期开始，如第3期一样还是在1790年出版的），但它的第2版在内容上没有改变。
刊印：1.《论一个据说一切新的纯粹理性批判都由于一个更早的批判而变得多余的发现》，哥尼斯贝格，1790，弗里德里希·尼克罗维出版。
2.同上，第2版，哥尼斯贝格，1791。
3.同上，最新版，格莱茨，1796（翻印）。
埃贝哈德先生发现，如他的《哲学杂志》第1卷289页所说：“莱布尼茨哲学与新近的哲学一样包含着一种理性批判，此时它仍然引入了一种建立在对认识能力的精确分析之上的独断论，因而包含着后者的一切真东西，但除此之外还更多地在对知性领域的一种有根据的扩展中包含着真东西。”他虽然不曾解释，人们怎么会没有早就在这位伟大人物的哲学及其女儿亦即沃尔夫哲学中看到这些事物；然而，在向不称职的诠释者们指出他们应当关注的东西之后，他们现在将完全清晰地在古人身上看到多少被视为新颖的发现！
单是对新颖性的要求落空，也许还过得去，只要更早的批判在其结果中并不包含与新批判的截然对立；因为在这个案例中，就连埃贝哈德先生由于害怕他自己的论证可能不充分而明智地（有时也像298页那样用曲解词句来）使用的argumentumadverecundiam［令人羞愧的论证］（如洛克所称）[2]，也会是接受新批判的一个巨大的障碍。然而，通过书本（它们毕竟自身不能是从别的源泉，而是从我们与其作者同样接近的源泉创造出来的）来反驳纯粹的理性命题，是一件棘手的事情。埃贝哈德先生无论怎样敏锐，毕竟这一次也许看得不对。此外，他有时（如381页和393页注）这样说话，就好像他恰恰不想为莱布尼茨担保似的。因而最好是：我们让这位著名的人物出局，把埃贝哈德先生以这个人物的名义写下并且用做反对《批判》的武器的词句当做他自己的主张；因为若不然，我们就陷入了糟糕的境地，即他以他人的名义发出的打击击中我们，而我们理当回击之所用的打击却会击中一个伟大的人物，这只会使我们在这个伟大人物的崇敬者那里招来仇恨。
我们在这场争执中应当关注的第一点，按照法学家们在进行一场诉讼时的榜样，是形式的东西。对此，埃贝哈德先生以如下方式作出了解释：“按照这份杂志自身带有的安排，完全可以允许我们任意地中断和重新继续我们漫长的旅程，我们向前走和向后退，能够拐向所有的方向。”——现在，人们也许能够承认：一份杂志在其不同的划分和版块中包含着截然不同的事物（就像也在这份杂志中那样，在一篇关于逻辑真理的论文之后直接跟上一篇论胡须的历史的文章，在此之后跟上一首诗）；然而，在同一种划分中，不同类的事物混在一起，或者最后的东西弄到最前面，最下面的东西弄到最上面，尤其是在像这里那样涉及两个体系的相互对立时，埃贝哈德先生就难以用一份杂志的特性（它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是一个杂货铺）来辩护了：实际上，他也远远不能这样判断。
对诸命题的这种假装不讲艺术的编排，实际上是很讲计划的，为的是在还没有确定真理的试金石，因而读者还不知道它之前，就事先使他对于需要严格检验的命题有好感，然后不是像本来应当的那样从试金石自己的性状出发，而是通过那些它以之进行检验的命题（不是这些命题以它进行检验）来证明事后选择的试金石的有效性。这是一种人为的υ＇στερονπροτερου［次序倒置］，它应当蓄意地帮助回避对我们的先天知识之要素及其先于一切经验在客体方面的有效性的根据的探究，从而以巧妙的手腕回避其客观实在性的演绎（作为费时费力而又困难的辛劳），并且尽可能一笔勾销《批判》，但同时为纯粹理性的一种不受限制的独断论腾出地盘。因为众所周知，纯粹知性的批判是从以解决普遍的问题为目的的这种探究开始的：先天综合命题是如何可能的？而且惟有在费力地讨论为此所要求的一切条件之后，它才能达到决定性的结论：没有一个概念的客观实在性能够以别的方式来保证，除非它能够在一个与它相应的直观（这直观对我们来说任何时候都是感性的）中被展示，所以，在感性的界限之外，从而在可能经验的界限之外，绝对不可能有任何知识，也就是说，不可能有任何人肯定其不空洞的概念。——《杂志》以通过证明反面，亦即知识当然有超越感官对象的一种扩展来反驳这一命题为开始，以这样的扩展何以通过先天综合命题而可能的研究为终结。
因此，真正说来埃贝哈德的《杂志》第1卷的行动是由两个行为构成的。在第一个行为中，应当阐释我们非感性事物的概念的客观实在性，在另一个行为中应当解决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课题。因为就他已经在163~166页陈述的充足理由律而言，它在这里是要澄清这个综合原理中的理由概念的实在性；但是，按照作者自己在316页的解释，它也属于综合判断和分析判断的章节，在这里才应当就综合原理的可能性而言澄清某种东西。其余的一切，事先或者其间说来说去的东西，都是由对未来的东西的提示、对先行的证明的援引、对莱布尼茨和其他人的主张的引证、对种种表述的攻击、通常是对其意义的歪曲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构成的；真正是遵循昆提利安给演说家的建议，就其论据而言，为了征服自己的听众：Sinonpossuntvalere,quiamagnasunt,valebunt,quiamultasunt.-Singulaleviasuntetcommunia,universatamennocent;etiamsinonutfulmine,tamenutgrandine［它们即便不能因重大而有力量，也将因众多而有力量。——个别的无足轻重，共同的、普遍的才有分量；纵然不像雷霆，也要像冰雹］[3]；这些东西本来只配在一篇后记里提到。与一个不讲秩序的作者打交道是糟糕的，但与装出无序，以便让肤浅的或者错误的命题不知不觉地溜进去的作者打交道则更糟糕。
注释：
[1]指《康德全集》第Ⅷ卷，188页。——译者注
[2]《人类理解论》，第Ⅳ卷，第17章，第19节。——科学院版编者注
[3]昆提利安：《演说术原理》，Ⅴ，12，5。——科学院版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