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论劳动工资

劳动的产物构成劳动的自然报酬或自然工资。

在土地私有与资本积累以前的原始社会状态下，劳动的全部产物属于劳动者。既没有地主也没有雇主同他分享这些劳动产物。

假如这种状态持续下去，劳动工资将会随着劳动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力改进而增加。一切都逐渐更加便宜，因为只需要较少的劳动就可以把它们生产出来。而且，在这种状态下，等量劳动生产出来的商品自然可以互换，所以，要购买各种商品，只需少量的劳动产品。

但是，尽管所有东西实际上已经变得便宜，但表面上却有许多东西比以前更昂贵，或交换更大数量的其他货物。比如，我们假设大多数行业的劳动生产力提高到十倍，或者一天的劳动的产量十倍于最初劳动量，但某一种行业的劳动生产力却仅提高了一倍，也就是说，一天的劳动产量只两倍于以前的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大多数行业中一天的劳动产物去交换某一行业中一天的劳动产物，那么，前者的原始工作量的十倍只能购买到后者原始工作量的两倍。因此，后者的任一特定数量，例如一磅，似乎比以前贵五倍。但实际上，它要便宜一半。尽管要用其他货物五倍的数量去购买它，只需一半的劳动量去购买或生产它。所以，获得这种产物比以前容易一半。

但是，劳动者独享全部劳动产物的原始状态，在初次实行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之后，便不能持续下去了。因此，在劳动生产力尚未得到显著改善之前，这种原始状态已经结束了，进而就没有必要去进一步追溯它对劳动报酬或劳动工资的影响了。

一旦土地成为私有财产，地主就会要求劳动者从土地生产出来或采集到的几乎所有物品中分给他一定的份额。因此，地主的地租便成为在土地上的劳动产物中扣除的第一个项目。

一般耕作者大都没有维持生活到庄稼收割的资料。他们的生活费通常是由雇用他们的农业家从他的资本项下垫付的。除非他能分享劳动者的生产物，换言之，除非他在收回资本时得到相当的利润，否则他就不愿雇用劳动者。因此，他的地租便成为其土地上的劳动产物首先要扣除的。

其实，利润的扣除，不仅在农业生产物方面如此，一切其他劳动的生产物莫不如是。在一切工艺和制造业中，大部分劳动者在作业完成以前都需要雇主给他们垫付原材料、工资与生活费。雇主分享他们的劳动产品，换言之，就是分享劳动对原材料所增加的价值，而这一分享的份额便是他的利润。

种田人有生活资料并把自己的生活资料维持到庄稼收获的时候的情况很少发生。他的生活费用一般由雇主，也就是雇用他的农场主垫付。假如农场主不能分享种田人的劳动产物并且他的资本不能获得利润，他是不会雇用农民并垫付其生活费的。因此，农场主的资本利润是劳动产物中第二个要扣除的。

几乎所有其他任何劳动产物，同样需要扣除利润。在所有工艺和制造业中，大部分工人都需要一个雇主给他们提供工作原料，并在工作结束前给他们垫付工资与生活费。雇主分享工人的劳动产物或所提供的原料上增加的价值。这个份额就是利润。

有时候确有这样的事情：一个独立的工人有足够的资本去购买他的工作所需材料，并维持自己的生活直到工作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他既是雇主，也是工人，所以，他享受自己劳动的全部产物，或原材料所增加的全部价值。它包括通常属于两个不同人的不同收入，即资本利润和劳动工资。

但是，这些情况并不经常发生。在欧洲，一个雇主下面工作的工人有二十名，自己独立工作的工人只有一个。而且，“劳动工资”一词，都通常理解为，当劳动者是一个人，而雇用他的资本所有者是另一个人时，通过劳动获得的工资。

劳动的普通工资，到处都取决于劳资双方签订的契约。双方的利益绝不是相同的。劳动者渴望多得，而雇主希望少给。劳动者都想为提高工资而联合起来，而雇主们却想为降低工资而联合起来。

然而，在所有一般情况下，要预见劳资双方谁在争议中占有利地位，谁能迫使对方接受自己提出的条件，是不难的。因为人数较少，雇主们能够更容易联合起来。而且，法律准许或者至少没有禁止他们联合起来，但禁止劳动者联合起来。我们没有任何议会通过的法律去反对联合起来去降低工作价格，但有许多法律反对提高工作价格。在所有这类争议中，雇主们能坚持更长的时间。地主、农场主、制造商或商人，即使不雇用任何一个工人，往往也能靠他们已经获得的资本生活一到两年。可是，如果没有工作，许多工人不能维持一周，很少有人能维持一个月，几乎没有人能维持一年。从长远来看，雇主需要劳动者的程度，或许和劳动者需要雇主的程度一样，但雇主的需求不如劳动者那样迫切。

我们很少听说雇主们的联合，但经常听说工人们的联合。但是，谁要是因此认为雇主们实际上很少联合，那他未免不懂世故，不了解问题的真相了。雇主们为使劳动工资不超过其实际比率，总是随时随地都有一种心照不宣但始终如一团结一致的联合。破坏这种联合是一种最不受欢迎的行为，会遭受邻居和同业者的耻笑。我们的确很少听到这种联合，因为它是一种无人听说过的普通联合或者自然联合。雇主们有时候也参与某些特定的联合将劳动工资降低到这一比率之下。这些联合通常是悄悄地秘密地进行的，直到实施的时刻，让工人们毫无抵抗地屈服，就像他们有时候所做的那样，自己虽感到切肤之痛，但从不被他人说起。然而，这种联合常常会遭到工人们对抗的防御性联合。而且，即便没有这种联合的挑衅，工人们有时候也会为提高劳动价格自动联合起来。他们通常的理由，有时是粮食价格太高，有时是雇主从他们的劳动中获取的利润太多。但是，他们的联合，无论是防御性的还是攻击性的，他们总是声闻遐迩。为了迅速解决问题，他们总是大喊大叫，有时甚至采用可怕的暴力。他们处于绝望的境地，像绝望的人那样放纵荒唐地放纵自己的行为。他们要么饿死，要么威胁他们的雇主立即答应他们的要求。在这些情况下，雇主也像另一方一样大喊大叫，不断请求地方行政官的帮助，要求他们严格执行那些已经制定的严厉反对佣工、工人和工匠联合的法律。于是，工人们很少从那些纷乱的联合引起的暴力中获益。这些联合，部分因为地方行政官的干预，部分因为雇主们更能持久，部分因为大多数劳动者为了目前的生计不得不屈服，往往以其头目受到惩罚或灭亡而告终。

在与其工人们的争议中，雇主们往往处于有利地位，但仍然存在一个比率，这个比率似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可能降低到最低劳动的普通工资之下。

人必须靠自己的劳动生活，而且他的工资至少须足以维持其生活。在多数情况下，他的工资必须略多一些，否则他不可能抚养他的家庭，而且不能传宗接代。因此，坎梯隆先生似乎认为，最低级普通劳动者必须随时赚取至少双倍于自己生活费的钱，以便能抚养两个孩子。由于妻子必须照料孩子们，其劳动所得只够维持自己的生活。可是，据计算，半数儿童在未成年前就死了。因此，按照这种计算方法，最贫穷的劳动者必须试图至少养育四个孩子，以便能有两个孩子活到成人的年龄。但是，坎梯隆先生认为，四个孩子的必要扶养费被认为几乎等于一个成年人的生活费。他还认为，一个强壮奴隶的劳动价值等于其生活费的两倍。而且，一个最低级普通劳动者的劳动价值不可能低于一个强壮奴隶的劳动价值。于是，至少似乎可以肯定的是，为养育家庭，一对夫妻的劳动，即使是最低级的普通劳动所得，必须能够稍稍超过维持他们自身生活所需要的费用。但是，这种超额，是按什么比率，是按上述比率还是其他比率，我不想加以确定。

然而，有些情况会使劳动者处于有利地位，并让他们能够得到大大超过上述比率的工资。很显然，这个比率的工资是符合一般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

无论哪个国家，当那些靠工资生活的人，如工人、工匠、佣工的需求不断增加时，当每年提供的就业机会比前一年多时，劳动者就没有联合起来去提高工资的机会。劳动力缺乏导致雇主之间的竞争，出更高的价钱雇用劳动者，于是他们就自愿打破雇主们不涨工资的自然联合。

很显然，对靠工资生活的劳动者的需求，定会随着预定用来支付劳动工资的资金的增加而成比例地增加。这种资金有两种：一是超过维持生活所需的收入；二是超过雇主自己使用所需的资财。

当地主、年金领取者或有钱人的收入超过他足以满足维持其家庭的生活时，他把剩余额的全部或一部分，用来雇用一个或更多的佣工。随着剩余额的增加，他自然或会增加佣工的数量。

若一位独立的劳动者，如织工和鞋匠，拥有的资本超过他足以购买原材料以及维持他自己在货物出售之前的生活，他自然会用这超出的资本去雇用一个乃至更多的工匠，以便从他们的劳动中获利。这种超出资本的增加，他的工匠人数自然也会增加。

因此，对以工资为生的劳动者的需求，必定随着一国的收入和资本的增加而增加。没有收入和资本的增加，就没有对以工资为生的劳动者的需求的增加。而收入和资本的增加，就是国民财富的增加。所以，对以工资为生的劳动者的需求，自然也随国民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国民财富不增加，对以工资为生的劳动者的需求不可能增加。

引起劳动工资上升的不是国民财富的实际大小而是它的不断增长。因而，最高的劳动工资不在最富的国家出现，而在最繁荣，或致富最快的国家出现。目前，英格兰的确比北美任何地方富有得多，其劳动工资也比北美任何地方都要高。在纽约，普通劳动者每日挣美币三先令六便士，折合英币两先令；造船的木匠挣美币十先令六便士，外加价值英币六便士的糖酒一品脱，全部折合英币六先令六便士；建筑木匠和砖匠挣美币八先令，折合英币四先令六便士；裁缝工人挣美币五先令，折合英币两先令十便士。这些价格全都在伦敦价格之上。据说，其他殖民地的工资也和纽约同样高。北美各地的食品价格都比英格兰低得多。北美从来没有听说过饥荒。在歉收的时期，即使出口量减少，他们总能满足自己的供给。因此，如果北美殖民地劳动的货币价格高于其宗主国，那么，其真实价格，即劳动购买和提供生活必需品与便利品的实际支配能力，在比例上必定更高。

但是，虽然北美并没有英格兰那样富裕，但比英格兰更繁荣，并以更快的速度获得财富。任何国家繁荣最具决定性的标志是其居民人数的增加。在大不列颠及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在五百年内，其居民人数未能增加一倍，但在北美英属殖民地，居民人数在二十年或二十五年内，就增加了一倍。目前，导致居民人数增加的主要原因，不是新居民的不断移入，而是人口的迅速繁殖。据说，当地的高龄居民往往能亲眼看到五十、一百甚至一百个以上的直系子孙。丰厚的劳动报酬使得多子女家庭成为父母富裕与繁荣的源泉，而不是家庭负担。在每个孩子离开父母之前，其劳动能给他们带来净一百英镑的收入。一个带着四五个孩子的年轻寡妇，很少有机会在欧洲中层或下层人中间找到自己的第二任丈夫，但在北美，常有人求婚，这是一种财富。小孩子的价值是婚姻的最大鼓励。所以，我们对北美人常常早婚就不足为奇了。尽管早婚造成人口的大量增加，但北美人仍不断抱怨人手缺乏。劳动者需求以及维持这些劳动者的资金增加似乎仍然比找到可雇用的劳动者更快。

虽然一个国家很富有，但如若长久陷于停滞状态，我们就不能指望找到极高的工资。用于支付工资的资金，即居民的收入与资本，也许能达到极大的数额，但是，假如资金在数个世纪保持不变或几乎不变，那么，每年所雇用的劳动者人数就很容易供应，甚至超过下一年所需的劳动者人数。于是，既不会出现人手不足，雇主也不会为了得到劳动者而竞相抬高价格。相反，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人数会自然增加，并超过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由于就业机会常常不够，所以，劳动者不得不竞相降价以期获得就业。假如，这种国家的劳动工资，已经足够养活劳动者以及他们各自的家人，那么，劳动者之间的竞争与雇主们的利益，不久就会使工资降至与普通人工资一致的最低比率。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即世界上土地最肥沃，耕种最好，人民最勤劳以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然而，它似乎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五百年前到访中国的马可·波罗所描写的耕种、产业及人口众多状况，与当今旅行家们的描述几乎没什么差别。或许早在马可·波罗时代之前，中国的财富就已经发展到其法律与制度所允许的最大程度。虽然旅行家的描述在许多方面不一致，但对中国劳动的低工资以及劳动者养活一家人的困难，却众口一词。如果耕地一整天的劳动所得能让农民在晚上购买少量的米的话，他就满足了。技工的状况就更糟了。他们不像在欧洲那样优哉游哉地待在工场等待顾客上门，无所事事地在自己工场内等候顾客，而是携带各自的工具沿街不停地奔走，就像祈求工作一样叫卖自己的服务。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穷人民的贫困程度。据说，在广州附近，成千上万的家庭在陆地上没有住所，故常栖息在河流与河道里的小渔船上。由于缺少粮食，他们往往争夺欧洲船只抛弃的最肮脏的垃圾、动物尸体的腐肉，比如死猫或死犬，纵使一半已经烂掉并发臭，一样受到欢迎，就像别国人得到卫生食品那么高兴。中国鼓励结婚，不是因为孩子有利可图，而是因为有摧毁儿童的自由。在各大都市，每夜总有一些孩子被抛弃在街头巷尾，或者像小狗一样淹死在水里。做这种可怕的事情据说是一种公开的职业，一些人以此谋生。

然而，虽然中国或许处于静止状态，但似乎并未倒退。在那里，居民既没有遗弃任何一座城镇，也没有荒废任何一处曾经被耕种的土地。因此，每年被雇用的劳动量须保持不变或几乎不变，而且，用于支付维持劳动工资的资金没有明显减少。所以，尽管最下层劳动者的生活资料很缺乏，但他们必须想尽办法维持自己的种族，以便保持正常人口数量。

在用于维持劳动工资的资金明显减少的国家，情况则另当别论。各种职业每年对佣工与劳动者的需求量会比上一年少。由于不能在他们自己的行业中找到工作，许多在上层阶级中长大的人只能在最下层的职业中找工作。于是，在最下层的职业中，不仅本阶层的人已经过剩，而且还有许多其他阶层的人纷纷拥入。在这种情况下，职业竞争变得异常激烈，以致劳动工资降至劳动者生活资料极其贫乏，生活极其痛苦的水平。即使接受这些苛刻条件，还会有许多人找不到工作。他们要么饿死，要么被迫靠乞讨渡日，要么去干罪大恶极的勾当去获取生活资料。于是，穷乏、饥饿与死亡会立即在下层阶级中流行开来，并逐步蔓延至整个上层阶级，直至该国的人口数量减少到收入和资本足以维持的程度，而其他的收入与资本均已被苛政或灾难摧毁了。孟加拉及东印度的其他殖民地的情况大致如此。如果一国土地肥沃，人口数量已经大大减少，获取生活资料并不十分困难，但每年仍有三四十万人因饥饿而死亡，那么，我们就可以断言，这是因用于维持劳动贫民的资金迅速减少造成的。保护和统治北美的英国宪法结构与压迫和统治东印度的商业公司结构之间的差异，通过这些国家的不同情况得到很好说明。

因此，丰厚的劳动报酬，既是国民财富增加的必然结果，也是国民财富增加的自然征兆。另一方面，劳动贫民的生活资料缺乏是社会停滞不前的征兆，而劳动者处于饥饿状态是社会快速倒退的征兆。

当前，大不列颠的劳动工资似乎明显超过维持劳动者一家生活所需的数额。为证明这一点，我们无须做烦琐或未必有结果的计算，去推定劳动者养活一家人所需的最低工资。许多清晰的征兆表明，在大不列颠的任何地方，劳动工资并不受与普通人的最低工资一致的比率的支配。

首先，在大不列颠几乎所有地方，夏季工资与冬季工资之间存在差别，即使是最低级的劳动。夏季工资总是最高的。但是，由于数额巨大的燃料开支，所以一家人的冬季生活费是一年中最高的。生活费最低时，工资反而最高，所以，很显然，支配工资的，不是所需的生活费，而是工作的数量及其假定的价值。的确，或许有人会说，劳动者应将夏季工资的一部分存起来，用以支付冬季的费用。劳动者全年的工资并未超过一家人全年所需的生活费。然而，奴隶或完全靠他人才能生存的人，也不会享受这样的待遇。他的日常生活资料与他的日常需要成比例。

其次，大不列颠劳动工资不随食物价格的波动而波动。食物价格每年都在变，甚至每月都在变。但是，许多地方的劳动的货币价格，有时经过半个世纪还保持不变。因此，如果这些地方的劳动贫民，在物价最昂贵的日子，能够养活一家人，那么，在食物适度充足时，他们必定生活得很安逸；当食物价格便宜时，他们生活得很富裕。在过去十年中，大不列颠许多地方的高物价并未造成劳动的货币价格的合理上涨。的确，有些地方的劳动的货币价格提高了，但那更多的是由劳动需求增加引起的，而不是由食物价格的上涨引起的。

再次，就不同年份而言，由于食物价格的变动大于劳动工资的变动，所以，就不同地方而言，劳动工资的变动大于食物价格的变动。在大不列颠几乎所有地方，面包和肉类的价格总体来说是相同的或大致相同的。这些商品以及大多数其他零售商品（劳动贫民购买所有物品的方式），在大都市和在偏远地方，价格是同样便宜，或者，大都市比偏远地方更便宜。我将在后面说明其原因。但是，大都市及其附近地区的劳动工资，往往比数英里以外的地方的劳动工资高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即高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二十五。伦敦及其附近地区的劳动的普通价格，基本上是每天十八便士。而数英里以外的劳动价格即降至十四便士或十五便士。爱丁堡及其附近地区的劳动的普通价格可以说是每天十便士，而数英里以外的地区就低至八便士。八便士是苏格兰低地大部分地方的普通劳动的普通价格。在那里，价格的变动比在英格兰小得多。劳动价格的这种差异，似乎总是不足以使一个人由一个教区搬到另一个教区，但这种差异，必定会导致最庞大的商品运输，不仅从一个教区到另一个教区，而且从大不列颠的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甚至从世界的一端到另一端，不久就使它们降至大致相同的水平。毕竟，人性善变，反复无常，但根据我们的经验，人类显然是安土重迁的。所以，假如贫民能在大不列颠的劳动价格最便宜的地方养活一家人，那么，他们在劳动价格最高的地方必定生活优裕。

最后，劳动价格的变化在时间上或地点上与食物价格的变化不一致，而是常常相反的。

谷物是普通人的食物，其价格苏格兰比英格兰高，因此，苏格兰几乎每年都从英格兰购进大量谷物。可是，英格兰谷物在其出售地苏格兰的售价必须高于其购买地英格兰的卖价，但相同质量的英格兰谷物的售价不能比在苏格兰市场上出售并与其竞争的谷物的价格高。谷物质量的好坏主要取决于谷物在磨坊磨出的面粉量。在这方面，英格兰谷物大大优于苏格兰谷物，所以，从外表看或与其体积甚至同它的重量大小的比例看，尽管英格兰谷物比苏格兰谷物贵一些，但就其质量或重量而言，通常比苏格兰谷物便宜得多。相反，劳动价格在苏格兰比在英格兰低。因此，如果贫民能在联合王国的这一地区（即苏格兰）养活一家人，那么，他们在联合王国的另一地区（即英格兰）必定过着优裕的生活。的确，燕麦片是苏格兰普通百姓食物中最大量和最好的食物，其质量总体上比英格兰同等级的邻近区域的燕麦片要差得多。然而，这种生活方式的差异不是工资差异的原因而是工资差异的结果。但由于奇怪的误解，我常听到有人将其说成是原因。一个人富有而其邻居贫穷，不是因为前者坐四轮大马车出行，而后者只能步行，而是因为前者富有才能拥有四轮大马车，后者因为穷只能步行。

英格兰、苏格兰两地的谷物价格上个世纪比现在高。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其证据对苏格兰比对英格兰更具决定性。在苏格兰，它是由政府档案证明的，并根据市场的实际状况每年对苏格兰各县的不同谷物进行宣誓定价。如果这种直接证据需要旁证来证实，那么，我会说，法国或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情况一直如此。对法国而言，我们有最明确的证明。尽管可以肯定，上世纪英格兰、苏格兰两地的谷物价格稍高于现在，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上世纪的劳动价格比现在便宜得多。因此，假如贫民在上世纪能够养活他的家人，那么，他现在必定过着更舒适的生活。上世纪，苏格兰大部分地方的普通劳动的最普通日工资，夏季为六便士，冬季为五便士。在苏格兰高地及西部各岛，工资还是一星期三先令或接近三先令。现在，苏格兰低地的普通劳动的最普通工资为一天八便士。在爱丁堡附近地区以及毗邻英格兰的各县（也许是这种毗邻的关系），以及在劳动需求最近已大大增加的格拉斯科、卡朗和爱州等附近，普通劳动的最普通工资为一天十便士，有时为一先令。由于英格兰农业、制造业和商业的改进远比苏格兰早，劳动的需求以及劳动的价格必然因此而增加。所以，无论上世纪还是现在，英格兰的劳动工资均高于苏格兰。自那时起，英格兰的劳动工资已经大大上涨，但考虑到英格兰各地工资支付方式的更多，所以，要确定究竟上涨了多少工资更加困难。1614年，一名步兵一日的饷银与现在相同，都为八便士。最初规定军饷数额时，自然会以普通劳动者的普通工资为标准，因为步兵通常来自这个阶层。查尔斯二世时代的高等法院院长黑尔斯计算了一个六口人（父亲母亲，能做些事情的子女二人，全不能做事的子女二人）的劳动者家的开销为一星期十先令，或一年二十六英镑。他认为，如果他们不能靠自己的劳动赚取这一数额，他们就得去乞讨或盗窃来凑够此数。他好像对这个问题进行过非常仔细的研究。1688年，政治算数技能得到戴维南特博士称赞的格雷戈里·金计算了劳动者与佣工的普通收入，每个家庭（平均为三个半人）一年为十五英镑。从表面上看，虽然他的计算与黑尔斯的计算存在差异，但实际上两者非常接近。他们两人均认为，这类家庭每人一星期的开销约为二十便士。从那时起，在英国的大部分地方，家庭的货币收入与货币费用均得到较大增长，但有的地方增长多一些，有的地方增长少一些。而且所增加的，不像最近公布的关于现在劳动工资增长的那些夸张报告所说的那么多。必须指出的是，任何地方的劳动价格都不能精确地估算。因为，同一地方同一种类的劳动所支付的劳动工资是不同的。它不仅要考虑劳动者不同的能力，还要看雇主是慷慨还是吝啬。在工资没有法律规定的地方，我们能确定的，只是最普通的工资。而且，经验似乎表明，法律从来都不能对工作进行恰当的规定，虽然总是试图那样做。

在当今时代，劳动的真实报酬，即劳动所能给劳动者生产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真实数量或许在比例上的增加已经超过了货币价格的增加。不仅谷物的价格较之以前略微便宜，而且为勤奋的贫民提供惬意和卫生食物的许多其他东西的价格也已经便宜很多了。例如，目前英国大部分地方的马铃薯价格只有三十年或四十年前的一半。以前用锄头，现在普遍用犁种植的芜菁、胡萝卜、卷心菜等的价格，可以说与马铃薯的情况相同。而且，各种各样的蔬果价格也更便宜。大不列颠上世纪所消费的大部分苹果和洋葱都是从佛兰德斯进口的。麻布和呢绒初加工的大改进给劳动者提供了更好更便宜的衣服。同时，粗金属制造的大改进，不仅给相关劳动者提供了更廉价更好的专业工具，而且提供了许多惬意便利的家具。的确，肥皂、食盐、蜡烛、皮革及发酵酒的价格因课税而被抬高。然而，劳动贫民必须消费的物品数量却极其有限，而且这些物品的价格上涨并不抵消其他多数物品价格的下跌。世人普遍抱怨的奢侈之风已波及最下层的人民，劳动贫民现在也对以前满足他们需求的相同食物、衣服及住所感到不满足。这些可使我们确信，劳动的货币价格及其真实价格增加了。

下层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是对社会有利还是不利呢？一看就知道其答案极为明显。在任何巨大的政治社会，佣工、劳动者和工人都占大部分。大部分人生活状况的改善绝不能被视为对整个社会不利。大部分社会成员处于贫穷与悲惨状态的社会绝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而且，当给整个社会提供食物、衣服和住所的人能够分享一部分自己的劳动产品并使自己得到过去的食物、衣服和住所时，才能算是公正的。

毫无疑问，贫穷不鼓励人们结婚，但未必总是阻止人们结婚。它甚至似乎对繁衍后代有利。苏格兰高地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妇女常生育二十多个子女，而娇生惯养的阔太太们往往不能生育，即使生，一般只生两三个。不孕症在上层社会的女人中极为普遍，但在下层社会的女性中极为少见。女性的奢侈，虽能刺激享乐的欲望，但往往会削弱，甚至常常会彻底摧毁生育能力。

虽然贫穷不阻止生育，但对养育子女极为不利。不耐寒植物生长出来，在寒冷的土壤和恶劣的气候环境中不久也会枯死。我常听说，在苏格兰高地，一位母亲生育二十个子女，但活下来的只有两个。几个经验丰富的军官告诉我，在他们团出生的士兵子女远远不能补充本团的士兵人数，甚至连吹鼓手都不能提供。然而，在兵营附近经常见到大量在别处很少见到的可爱孩子。看来这些孩子很少能活到十三四岁。有些地方的孩子在四岁前就死去一半；许多地方的孩子在七岁前死去一半；在几乎所有地方，孩子在十岁前死去一半。然而，在所有地方的普通百姓的孩子中都会见到这么高的死亡率，这些普通百姓不能像上层社会的人那样去照料和养育自己的子女。尽管他们婚后所生的孩子比那些上层社会的人所生的孩子要多，但他们的孩子能活到成年的比例却较低。在育婴堂及教区慈善会养育的孩子的死亡率仍然要比普通人的孩子的死亡率高。

各种动物的繁殖都自然地与其生活资料成比例，没有任何一种动物的繁殖会超过这一比例。可是，在文明社会，只有下层社会的人的生活资料的缺乏才能限制人类进一步繁殖。要限制进一步繁殖，除了杀死他们多子女婚姻所生的大部分子女外，没有其他方法。

通过使劳动者能够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给养从而养育更多的孩子，劳动的丰厚报酬，自然会加宽和扩大上述限度。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扩大上述限度尽可能保持劳动需求所需要的比例。如果劳动需求持续增加，劳动报酬势必鼓励劳动者结婚和生育，使他们能够持续增加人口数量，以满足不断增加的劳动需求。如果劳动报酬在任何时候低于该目的所需要的，那么，人手缺乏很快就会提升劳动报酬。如果劳动报酬在任何时候超过该目的所需要的，那么，过量的人口生育很快就会使劳动报酬降至其必要的比率。一种情况下，市场上劳动供应不足，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市场上劳动供应过剩，其结果都会很快迫使劳动价格回到社会需要的合理的水平。正是采用这种方式，劳动者的需求就像对其他商品的需求一样势必支配劳动者的生育。生育过缓时，则加快其生产；生育过快时，则抑制其生产。世界上所有不同的国家，无论在北美，在欧洲，还是在中国，支配和决定人口繁育的正是这一需求。这种需求成为北美人口迅速增加的原因，成为欧洲人口缓慢而逐渐增加的原因，成为中国人口不增不减的原因。

据说，奴隶的损耗使其雇主蒙受损失，而自由雇工损耗则使其自身蒙受损失。然而，后者的损耗实际上与前者的损耗一样都使雇主蒙受损失。支付给各种工匠和佣工的工资，必须使他们能够按照社会对其需求的增加、减少或停滞等情况，维持其人口数量。但是，虽然自由雇工的损耗使其雇主遭受损失，但与奴隶的损耗相比，雇主遭受的损失又少得多。用于补充或弥补奴隶损耗的资金通常由疏忽的雇主或粗心大意的监工管理，而弥补自由佣工损耗的资金却由自由佣工自己管理。在富人家中普遍流行的经济管理混乱自然造成前者管理的混乱，而穷人的厉行节约与精打细算也会自然地在后者的管理中得以实施。于是，在不同的管理方式下，相同的目的需要有大不相同的费用去实施。因此，从不同时代和国家的经验来看，我相信，自由人完成的工作最后比奴隶完成的工作便宜。即便在普通劳动工资很高的波士顿、纽约和费城，情况也是如此。

因此，劳动的丰厚报酬既是财富增加的结果，又是人口增加的原因。对劳动的丰厚报酬的抱怨就是对最大公共繁荣的必然结果与原因的悲叹。

也许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进步状态下，不是在社会达到绝顶富裕的时候，而是在社会日益富裕的时候，劳动贫民，即大多数人的条件似乎是最幸福最舒适的。在社会静止状态下，他们的生活条件是艰难的；在退步状态下，他们的生活是痛苦的。对于社会不同阶层的人来说，进步状态实际上是一种欢乐和热诚的状态。静止状态是呆滞的状态，而退步状态则是凄凉的状态。

由于劳动的丰厚报酬鼓励普通百姓生育，因而也增加了他们的勤勉。劳动工资是勤勉的鼓励。勤勉像人类的其他品质一样，越受到奖励就越勤奋。丰富的生活资料增加劳动者体力、改善条件和丰衣足食地终其一生的美好希望，以及促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因此，在劳动工资高的地方，我们总是发现工人比低工资地方的工人更积极，更勤奋，更快速高效。例如，英格兰的劳动者比苏格兰劳动者更积极，更勤奋，更快速高效；大城市附近的劳动者比偏远农村的劳动者更积极，更勤奋，更快速高效。的确，当一些劳动者能在四天中赚取维持其一星期的生活资料时，他们便会在其余三天无所事事。然而，就大部分劳动者而言，情况并非如此。相反，当工人通过计件工资获得丰厚报酬时，他们极易操劳过度，没几年就把身体搞垮了。在伦敦及其他一些地方，木匠的最佳精力不能持续八年以上。这种事情在许多其他按件计酬的行业里时有发生。制造业通常按件计算工人工资，连农村劳动在工资比普通情况高的地方，也是按件计算工资。几乎所有技工都会因操劳过度以及从事某种特殊工作而患上某种特殊疾病。意大利著名医生拉马齐尼写过一本关于这类疾病的专著。我们不把我们的士兵看成我们中间最勤劳的人，但当他们从事某些特殊工作并按件领取丰厚的工资时，他们的军官常常必须与他们约定，他们每日的报酬按照支付的比率不允许超过一定数额。在订立这项规定之前，士兵们因相互竞争以及渴望得到更多报酬常常操劳过度，以致损害了自己的健康。一星期中有四天过度操劳往往是造成其余三天无所事事的真正原因。这无所事事的三天是世人大声抱怨以及抱怨最多的。连续几天从事大量的劳动（脑力劳动或体力劳动）之后，大多数人自然会强烈地想放松一下。除非受到外力或某种强大需要的抑制，这种欲望几乎是不可抗拒的。这是天性的要求，在紧张劳动之后，必须用某种嗜好去缓解，有时只是悠闲自得一下，有时却是闲游浪荡和消遣娱乐。如果不这样做，其后果常常是很危险的，有时甚至是致命的，不然，迟早会患上某种职业的特殊疾病。如果雇主老是听从理性及人道的命令，那么，他们应当鼓励工人们适度工作，而不是操劳过度。我认为，在每个行业，一个适度工作以便能够继续工作的人，不仅能长期保持健康，而且在一年中能完成最大量的工作。

有人认为，在物价便宜的年份，劳动者普遍更懒惰；在物价昂贵的年份，劳动者则更勤奋。他们于是得出结论：生活资料丰富时，劳动者的勤奋程度就降低；生活资料缺乏时，劳动者的勤奋程度就提高。生活资料比平时稍稍丰富一些也许使一部分劳动者变得懒惰，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如果说它会影响到大部分人，或者说人们吃得好时比吃得不好时总体上要工作得更好，或者说人们在意志消沉时比兴致勃勃时工作得更好些，或者说人们在生病时比健康时工作得更好些，似乎是不大可能的。值得注意的是，饥荒年份往往是普通百姓生病与死亡的年份，而生病和死亡势必减少他们的劳动产物。

在生活资料充足的年份，佣工往往离开他们的主人，靠自己的勤奋去获得生活资料。但是，通过增加维持佣工的资金，同样廉价的食品价格鼓励雇主，尤其是农场主，雇用更多的佣工。在这种情况下，农场主希望通过维持稍多的劳动佣工从谷物中获取比在市场上出售更多利润。佣工需求量增加，但由于供应这种需求的人数减少了，所以劳动价格往往在物价便宜时上升。

在生活资料缺乏的年份，生存的困难与不确定使所有这些佣工渴望回到原来的雇主那里去工作。但是，通过减少用于维持佣工的资金，昂贵的食品价格使雇主们倾向于减少而不是增加现有佣工。在物价昂贵的年份，贫穷的独立劳动者往往把他们用来给自己提供工作的材料的少量库存全部消费，于是，他们为了生存被迫成为雇工。由于求职的人数超过了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许多人只好接受比平时更低的条件，以求找到工作。因此，在物价昂贵的年份，佣工和帮工的工资往往很低。

所以，各种雇主总能在物价昂贵的年份比在物价便宜的年份从他们的佣工那里获得更多的好处，而且，雇主们发现佣工们在物价昂贵的年份比在物价便宜的年份更谦恭更具依赖性。于是，雇主们自然认为物价昂贵的年份对他们更为有利。而且，地主和农场主这两个最大的雇主阶级还有另外的原因喜欢物价昂贵的年份，那就是，前者的地租与后者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食物的价格。然而，想象人们在为自己工作时比在为他人工作时的工作要少些，那是再荒谬不过的了。贫穷的独立劳动者通常要比按件计资的帮工勤奋，因为，前者享有自身勤奋的全部产物，而后者须与其雇主分享。当处于分开独立状态时，前者不太容易受到坏同伴的引诱。这种同伴在大制造厂中常常败坏他人的道德；独立劳动者比起那些按月或按年雇用的无论干多干少工资和生活费都一样的佣工，优越性可能更大一些。在物价昂贵的年份，独立劳动者对各种帮工和佣工的比例会增加，而在物价便宜的年份，其比例会下降。

麦桑斯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法国作家，在圣埃蒂安选举时担任税收官。他试图通过比较三种不同的制造业生产的产品的数量与价值，来说明穷人在物价便宜时所做的工作比物价昂贵时所做的工作要多。这三种制造业分别是：埃尔伯夫的粗毛织业以及卢昂各地的麻织业与丝织业。根据他从官署登记簿抄写的报告，在物价便宜的年份，这三类制造业生产的产品数量及价值一般都比物价昂贵的年份高；在物价最低的年份生产的产品数量与价值往往最大，而在物价最昂贵的年份，生产的产品数量与价值最小。这三类制造业似乎均处于停滞状态，或者，尽管其产量一年不同一年，但总体来说，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

苏格兰的麻织品业以及约克郡西区的粗毛织业都是正在发展的制造业，其产量与价值虽时有变动，但总体上一直在增加。然而，当考察它们已经公布的年度生产报告，我未能发现产量的变化与四季的物价高低有什么合理的联系。的确，在物资十分匮乏的1740年，这两种制造业的产量极大地下降，但在物资仍然十分匮乏的1756年，苏格兰制造业的产量却比普通年份高。在美国印花税法废止之后，约克郡制造业减少了，但直至1766年，其产量才恢复到1755年的水平。在1766年和1767年，其产量大大超过以往任何一年，而且从那时起持续增加。

产品销往远方的所有大制造业的产品，与其说必然取决于产地四季物价的贵贱，倒不如说必然取决于消费国中影响其需求的各种情况，取决于和平或战争，取决于其他竞争制造业的兴衰，取决于主要消费者的心情好坏。而且，可能在物价便宜的年份完成的大部分临时工作从未记录在制造业的公开登记簿上。离开雇主的男佣工变成独立劳动者，而妇女们回到其父母家中，普遍从事纺织，给自己和家人加工衣服。甚至连独立劳动者也未必都生产公开出售的商品，而是被邻居雇用，生产家庭用品。所以，他们的劳动产品，经常没有记录在公开登记簿上。这些记录有时极其夸张，而我们的商人和制造业者却往往据此妄断最大帝国的兴衰。

虽然劳动价格的变化并非总是与食物价格的变动一致，有时甚至完全相反，但我们不能因此误认为食品价格对劳动价格没有任何影响。劳动的货币价格必定受以下两种情况的支配：一是劳动需求；二是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价格。劳动需求，按照它是增加、减少或不增不减，即按照它所需要的人口增加、减少或不增不减，决定着必须向劳动者提供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数量，而劳动的货币价格取决于购买这一数量所需要的金额。因此，在食物价格便宜的时候，虽然劳动的货币价格有时候很高，但在食物价格昂贵而劳动需求持续不变的情况下，劳动的货币价格会更高。

劳动的货币价格，在突然和特别充裕的年份，有时上升，而在突然和特别匮乏的年份，有时下跌，正是因为在突然和特别充裕的年份，劳动需求增加，而在突然和特别匮乏的年份，劳动需求减少。在突然和特别充裕的年份，许多雇主手中的资金足以维持并雇用比上一年更多的勤奋劳动者，而超过平时需求的劳动者未必都能被雇用。于是，为了雇用更多的劳动者，雇主们便相互竞争以求雇到需要的工人，进而有的时候抬高了劳动的真实价格及货币价格。

在突然和特别匮乏的年份，情况正好相反。用来雇用劳动者的资金较上一年少，大量的工人失业。于是，他们为获得职业而相互竞争，这在有的时候就降低了劳动的真实价格与货币价格。在生活资料特别匮乏的1740年，许多人只要有饭吃就愿工作。在接下来的几个生活资料充裕的年份，要雇到劳动者和雇工就比较困难了。

通过降低劳动需求，物价昂贵的年份的物资匮乏会降低劳动价格，就像食物的高价会抬高劳动的价格；相反，通过增加劳动需求，物价便宜的年份的物资充裕会抬高劳动的价格，就像食物的便宜会降低劳动的价格一样。在食品价格正常变化的年份，两种对立原因似乎互相抵消。这也许就是劳动工资比起食物价格来，到处都更稳定更持久的部分原因。

通过增加价格中工资那一部分增高的比例，劳动工资的增长必然抬高许多商品的价格，并按照价格增高的比例，减少国内外这些商品的消费。然而，造成劳动工资增长，即资本的增加的原因，会提高劳动生产力，使较少的劳动生产出较多的产品。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雇用大量劳动者的资本所有者势必尽力妥当地划分和分配他们劳动力，使其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由于相同的原因，他力图把他和他的工人们所能想到的最好机械提供给他们。在某一特定工场内劳动者中发生的事实，由于相同原因，也会在整个社会的劳动者中发生。劳动者的人数愈多，他们的分工当然就愈精细。更多的人参与发明完成各自工作的最适用的机械，所以这种机械就容易发明出来。因此，由于这种改进，许多商品能用比以前更少的劳动生产出来，劳动价格的增加被劳动量的减少抵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