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潜在的世界性宗教的重要意义
在本书前面的内容中，我们已经看到，至少在一个方面，潜在世界性宗教与潜在世界性国家的经历是相同的。它们一方面曾在较长的时期内统一过众多的人口，但最终还是未能实现统一全人类的目标。在当今世界中，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三大潜在世界性宗教正鼎足而立。在潜在世界性国家的历史中，无论是从此类国家的数目之多、其中大多数国家生存时间之短，还是到起初反对建立这些国家的力量之强，人类社会的分离运动都展示了自己的威力。我们也看到，在很多例子中，这种抵触情绪最终转变成了对统一国家的赞赏与忠诚，并成为近5000年来不断发展着的统一运动的力量泉源。相反，在很多事例中，高级宗教皈依者们起初实现的心智统一却被日后的宗教派系分裂所破坏。在所有的高级宗教中都存在着派系分歧，甚至连那些仅在一个民族或一种文明里传播的高级宗教——如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和印度教——中也不例外。但三种以传教为己任的高级宗教中的派系分歧却更为尖锐，并在其中的两个犹太教后继者——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在潜在的世界性宗教那里，派系分裂是对本宗教基本原则的背叛和对其奋斗目标的否定。那是所有人类制度固有弱点的产物与症状表现。尽管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各种高级宗教所取得的突破已经是在宗教史乃至整部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和最富革命性的新局面。高级宗教将人类从其由前人类祖先那里继承来的社会束缚中解放了出来。
前人类祖先为原始人留下了一套系统的生活方式。他的宗教生活则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被后者包裹在内。在这一历史发展阶段中，生活的宗教方面与世俗方面还不可割裂，甚至无法区别开来。当时，人类的每一项活动都既是宗教的，又是政治的、经济的和艺术的。
譬如，早期农业既是宗教活动，又是经济活动。如果我们考虑到农业是较晚才有的发明的话，就会意识到这一点十分耐人寻味。今天，在美国西南部北美印第安人的村社生活中，农业的宗教色彩依旧十分醒目。现在，我们在日本还可以辨识出这方面的元素，尽管日本已至少拥有了1400年的文明史，并且近年来还接受了世俗性的和重视科技的西方文明。但是，在当今的北海道（Hokkaido，日本列岛中最北边的一个岛屿，日本只是在近百年以来才在那里进行经济开发和移民活动），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那里最容易取得丰收的作物应该是燕麦和黑麦，并不是水稻；但定居在那里的日本农民却坚持种植水稻，尽管当地不利的气候条件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歉收。当被问及为何非这样做不可时，他们会略显窘迫地回答：“种水稻好。”他们想说的意思其实是，对他们而言，水稻不仅是一种商品，还是一位神衹；种植水稻是一种世代相传的崇拜活动，尽管坚持从事这种生产活动需要付出不菲的代价，但他们还是不能放弃。在一位从大学毕业，读了农业科学学位，并将他学到的科学知识用于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从而取得了丰厚利润的美国爱荷华州农民眼里，这种对待农业的非功利主义态度是无法理解的。如果让这位爱荷华州农夫审视自己的生活的话，他不会认为自己工作日里在田地上的工作和周日在教堂里的活动有半点联系。
这种整体性的生活模式至今仍禁锢着美国西南部的印第安人，而在北海道定居的日本农民则尚未彻底摆脱它的束缚。该体系使人类在各领域都只能拥有很少（或完全没有）个体主观能动性和选择的权利。在宗教领域，它要求人必须完全借助于社会媒介才能获得真理与救赎。社会站在个人与万事万物背后的终极性精神真实中间，每个人都试图接触这种终极真实，并与之和谐相处。如果他真能够看到这种终极真实的话，他也只能“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35]。但对这种终极性精神真实的追求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高级宗教则让人类与终极性精神真实建立了直接联系，并由此使得他们可以在精神上独立于自己在特定时间、地点降生于其中的那个社会。受到高级宗教启示的人便拥有了一种精神力量，它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道德力量被用来与社会分庭抗礼。受启示之人可以从外部观察自己所在的社会，并站在一个位于自己之上的精神制高点上去评判它。这种精神自由也赋予了他批判社会的道德义务；并且，在无路可退的情况下，如果他认为这个社会的所作所为与他现在已认同的较高伦理标准存在矛盾的话，他就要冒着生命危险拒绝执行这个社会发布给他的指令。他不仅在道德上已居于自由地位，并且在面对这种可怕选择的情况下，他在道德上只需承担顺从神明的义务，而不必再对自己的任何人间同胞俯首帖耳。由于违抗社会的命令，他当然就有可能成为殉道者。但倘若他所在的社会真的将他作为殉道者处死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很可能会被殉道者以死捍卫的信条所击败。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这种可能要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精神自由是其他一切领域——政治的、经济的和艺术的——中的自由源泉。人类在宗教领域最早取得了个人自由，而缔造这种自由的正是各种高级宗教。
使人类得到解放的宗教革命并不是一劳永逸地完成了的；它只在特定的时间与地点发生。它在公元632年（先知穆罕默德逝世之年，他建立了迄今为止最年轻的高级宗教）之前的约1200年间零零散散地出现在不同的时间与地点。琐罗亚斯德、第二以赛亚与佛陀都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在一定意义上，第二以赛亚与另外两人一样，都是新宗教的创立者。因为，只有在第二以赛亚的表述体系中，以色列和犹太的古老宗教才完全成为一神论信仰。在琐罗亚斯德时代与穆罕默德时代中间，六种高级宗教先后诞生，当今世界的大部分人类都至少在表面上皈依了这些宗教中的一种。这六种高级宗教分别是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佛教、印度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当然，任何一份列表都是片面的。毫无疑问，在研究人类社会的不同学者眼中，我们的这张包含六种主要高级宗教的清单里应当增删不同的名字。
通过帮助人类摆脱了曾经存在的社会牢笼，高级宗教赐予了人类巨大的恩惠。但正如通常会发生的情况那样，人类要为这种恩惠付出相应的代价。高级宗教建立者为同胞们提供的窥视真理的机会和生活中的帮助是全新的和有益的。事实上，迄今为止，这些历史影响深远的高级宗教的创始人们是最伟大的人格形象。时至今日，在他们中的最后一位也已经逝世1300余年之后，他们仍比其他一切历史人物——当然也包括那些在今天的报纸标题上昙花一现的匆匆过客们——影响着更多的民众。这些伟大宗教的信奉者们认为，他们的宗教创始人所取得的成就已超出凡人能力所及的范围。在他们眼中，这些圣人们已发现了全部终极性真理和获得灵魂拯救的全部终极性手段，或已接受了关于这些知识的启示。
佛教徒们宣称：佛陀已洞察真实的本质，并完全凭借一己之力找到了摆脱利己主义并进入涅槃状态的途径。起源于亚洲西南部的四种高级宗教（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教徒们分别宣称：他们所追随的宗教创始人直接从神那里得到了启示。表面看来，声称自己追随的先知只是神之使者与代言人的说法并不像宣称他凭借一己之力发现真理那样大胆。在《古兰经》中有这样的经文：“使者们只负明白的传达的责任。”[36]这听上去是一种谦卑的姿态。但实际上，当一个人以神的名义讲话的时候，他等于是在宣称自己得到了关于真理和正义的启示，这些东西是超凡脱俗的和终极性的；而当一个人仅仅宣称他自己发现了若干真理的时候，他的姿态其实更为谦逊，因为他所自诩的成就并未超出人力范围之外。即便在人力所限范围之内，佛陀也没有吹嘘说，自己能对宇宙的本质及其背后的真实进行详尽描述。与芝诺和伊壁鸠鲁一样，佛陀自始至终关注的都是行动；他只对采取行动时所需要的知识才抱有兴趣。当僧侣们向他询问形而上学领域的问题时，佛陀总是拒绝跟他们讨论这些问题。他谴责对形而上学的研究，认为那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并会严肃地将同他讨论这些内容的人直接拉回到佛陀本人的执著精神追求目标上来。一名佛教僧人必须集中精力去摆脱一切欲望，因为欲望乃是利己主义的表现与催生因素。佛教僧人的目标就是要达到耗尽一切热情的涅槃状态。佛陀拒绝给出“涅槃”这个术语的定义。但我们或许可以从中看到终极精神真实性（它被印度教信徒们称为“梵天”，而被琐罗亚斯德教徒、犹太教徒、基督徒和穆斯林们称为“天主”）的冰山一角。
正如其他高级宗教的信徒们尊敬各自的宗教创始人一样，佛教徒们也虔诚地尊敬历史上的佛陀——乔达摩·悉达多，迦毗罗卫城（位于今尼泊尔境内）的王子。但是，由于他们认为佛陀的教义只是凭借人力获得的发现，他们并不会认为佛陀本人或他的教导是独一无二的和终极性的。在犹太人看来，耶和华在西奈山上传给摩西的律法是不可变更的；而在穆斯林眼里，穆罕默德是最后一位、也是最伟大的先知；而对于基督徒而言，耶稣是唯一的道成肉身的上帝之子，今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人子出现。而对于佛教徒来说，历史人物佛陀只是众佛之一。他既不是前无古人，也并非后无来者。他对真理和摆脱自私自利状态的救赎手段的洞察固然深刻，但那也只是漫长的人类精神进步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尽管各种犹太式宗教的信仰者们无一例外地认为，他们的宗教创始人得到了天启，其教授的信条是颠扑不破的；但他们也会认识到精神进步的客观存在。犹太人相信，耶和华曾给过摩西一种高于成文律法的口头启示，该启示通过摩西身后未曾中断过的口头传统一直流传至今。事实上，这种口头律法是对成文律法的注解；前者对后者进行了修正，并废止了其中的若干条目。在伊斯兰教中，相传为先知穆罕默德颁布的口头圣训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它们使得伊斯兰教的教义不至于因不可变动的《古兰经》文本而变得僵化。在基督教会里，人们认为，圣灵会在按法定程序召开的大公会议上对神父们作出启示。这种较为年轻的犹太式宗教进一步认为，作为其先驱的犹太教在适用范围方面是存在着局限的。对于基督徒而言，犹太教法典也是上帝的话语；但同《圣经·旧约》一样，它需要《圣经·新约》的补充完善。而在穆斯林看来，犹太教法典和《圣经·新约》也都是上帝的教导，但它们还需要《古兰经》的补充完善。先知穆罕默德的政治安排表明，他是真心接受了这种观念的。由于犹太人和基督徒跟穆斯林一样，都是“信奉经典的民族”，所以只要这些民族向穆斯林表示臣服，并缴纳一定数额的额外税款，穆斯林们就不仅要对他们表示宽容，还要对他们予以保护。
以上便是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一致相信来自上帝的启示是完整的、终极性的和唯一的前提条件。然而，与佛教史相比，三种犹太式宗教的历史上充斥着黑暗的不宽容、仇恨、邪恶、残忍和镇压。在实践中，这三种宗教永远彼此为敌，并且自己一拥有权力就会对对方进行迫害。而比这三种宗教之间的冲突更为激烈的恐怕只有它们自身内部分裂出来的各支派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异端分子”倒要比“不信教者”引来更多的仇恨。
三种犹太式宗教信奉者们的可悲举动是他们共同持有的基本（并且是最根本的）信仰所造成的后果，他们不得不在客观相对性这一铁的事实面前作出的一点点让步只能略微缓和一下局面，却无法带来质的改变。这三种宗教及其各个支派都宣称自己的信条和观念直接来自上天的启示；因此，他们（并且只有他们）掌握着绝对的和唯一的真理和正义。除我以外的其他一切宗教、一切支派或多或少都是存在着谬误的。我的知识直接来自上天，因此我对它深信不疑，而且，出于对上天的义务，我必须以行动来捍卫这种来自天启的知识。
如果历史上只有一种宗教提出过这样的口号，那么它还是相当富于感染力的。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三种宗教相继提出了这一口号，其结果便是任何一方的说法都无法令人信服。在这三种宗教的声明中，至多只能有一个为真；而这三种宗教又都不能证明自己为真，因为它们都依靠同一个无法得到证明的基础。三种宗教都宣称它们各自从同一个上帝那里接受了启示。它们相信上帝是独一无二的和全知全能的。如果上帝是他们所想象的那样的话，那么他不可能会向不同的先知发布彼此矛盾的启示。如果我们非要相信这些互不兼容的教条中的一个是上帝真正的启示的话，我们又该选择哪一个呢？唯一能够证明这种关于自己的确接受过独一无二天启的说法真伪的方式是传讯上帝本人出庭作证，来看看上帝是否会提供对该信条的有利证词。但彼此竞争的这些宗教都无法用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而如果我们打算接受他们的共同说法，即上帝是他们彼此矛盾的信仰体系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这是对他们孰是孰非进行盖棺定论的唯一途径。当每种宗教都宣称自己接受了唯一合法的天启，而其他宗教的类似说法都是错误的和站不住脚的时候，我们就只能看到未经证实的各种凡人观点彼此针锋相对的混乱局面。因此，互相竞争的宗教代言人们之间进行的争辩注定是没有定论的。当你我都坚信自己得到了神明的启示时，我如何能证明我的信仰比你更有根据呢？如果我断言你的信仰是虚妄的话，那么当你反过来质疑我的信仰的时候，我又将何言以对呢？
自视为来自天启的不同宗教之间的争辩注定是不会有定论的；这一事实使得这些宗教在彼此相处时只有两条路可走。其一是在无法通过理性方式令人信服地证明一种宗教比其他宗教更为真实、正确的情况下，采用暴力来解决争端。这是以往各种犹太式宗教及其内部支派的信仰者们一直采用着的手段。另一条出路是不同宗教的信奉者们认识到，其实他们都在追求同一个目标——真理和救赎，这种追求是人生的永恒需要，事实上是生而为人的必然后果。如果人们能够认识到，在殊途同归的局面下，目的地本身比选取哪一条路更为重要的话，那么各种宗教的信奉者们就会宽容、尊重、欣赏、珍惜、钦佩和热爱他人的不同信仰。那样一来，他们就可以不带偏见地进行现实生活中的合作，以帮助人们走完一生的旅途。对于那些自觉意识已被唤醒的心灵而言，人生之路是充满荆棘的。
总的来说，印度式宗教的信奉者们大多选择了这条和平的道路。由于这些宗教并不声称自己建立于天启之上，因此它们不难认识到并承认自身教义的相对性，因此也就很容易与其他同质或异质的宗教和解与共存。佛教在中国与道教和儒家学说和平共处，在日本则同神道教相安无事。印度教则不像佛教那样宽容。印度教将佛教逐出了后者在印度的发源地，就像伊斯兰教将基督教从它的发源地亚洲西南部赶走一样。此外，印度教还将自己与种族情感联系了起来。它通过种姓的形式建立了种族隔离制度；今天的印度高级种姓与条顿民族、犹太人一起背负着种族主义“死忠”的骂名。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彼此对立的印度教支派（譬如湿婆派信徒和毗湿奴派信徒）之间的关系要比基督教、伊斯兰教各支派间缓和得多。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朝着彼此同情发展的心态转向在各犹太式宗教信奉者之间体现得十分显著。这一变化既出人意料，又鼓舞人心。我们将在后文分析这一变化可能会为人类精神世界开创的新局面。但我们先要回顾一下犹太式宗教根深蒂固的好战性所带来的一个后果。这种好战性最近的一次爆发是16世纪、17世纪在西方世界爆发的天主教—新教宗教战争。早在17世纪末，这些战争已在敏感的西方人心中培养了一种对犹太式宗教阴暗面（当时进行着的和此前的各次宗教战争都是这种阴暗面的反映）的厌恶之情。于是，在近300年内，西方世界的传统宗教——基督教开始逐渐式微。这场运动如今已扩展到全世界，并影响了其他现存高级宗教；因为西方在这三个世纪中对世界其他地区取得了暂时性的优势，这种优势地位带给西方的声望促使其他社会纷纷追随当前的种种西方潮流。由于人是不能完全脱离宗教而生活的，基督教在西方的衰退便引起了替代它的各种宗教的兴起；它们表现为后基督教时代的各种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个人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随着传统宗教衰退后出现的精神真空从西方蔓延到其他现存文明之中，这些意识形态也从西方传播到世界各地。正如我们在前文中已经谈到的那样，这三种意识形态可能代表了当前约90%世界人口的实际信仰（我不是指字面意义上的宗教）中约90%的内容。
可见，这些意识形态在人类当前的精神视野中居于十分醒目的地位。在从前的基督教世界里，十字架是上帝无私之爱的象征；对这种在道成肉身和基督殉难中体现的爱的信仰是基督教核心的和独特的宗旨。今天，十字架则面临着后基督教时代各种意识形态象征符号的竞争与挑战，这些符号包括民族主义的国旗、共产主义的镰刀斧头、个人主义的商标。《圣经·新约》中的一则寓言[37]正是近300年来西方和世界宗教发展史的缩影：“污灵离了人身，走遍无水之地寻找安歇之处，却找不到。于是他说：‘我要回到我原来的屋里去。’他到了，看见里面空着，打扫干净，修饰好了，就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灵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后来的景况比先前更坏了。”现代人摆脱的恶魔是宗教战争的冲动。他随后走过的干燥地面是他在摆脱了一切精神狂热后进入的思想状态。当西方人告别宗教战争后，他首先要注意的便是避免染上狂热的传染病，以便不再干出那些使上一代人的热情蒙羞的暴行。打扫过并装饰好的房屋是18世纪西方启蒙运动时期的世界。在对此进行预测之前，我们是无法判断各种高级宗教的前途的。在我们的时代里，所有这些意识形态正在同所有高级宗教进行着一场冷战。对于人类的未来而言，这场冷战要比众多意识形态中的两种——共产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内部争吵更为关键，尽管当前“铁幕”之下两大阵营中的人们都对后者给予了高度关注。在各种意识形态站在一起的这场真正冷战中，哪一方将更有希望胜出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试着去理解这些意识形态和高级宗教（新兴的意识形态正是侵入了从前属于各种高级宗教的地盘）的实质。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意识形态也是宗教性的，尽管它们是一些另类的宗教。这些意识形态所代表的是什么样的宗教呢？所有这三种宗教都是向一种产生于文明诞生之初、并延续到高级宗教兴起的时代的一种宗教的倒退。这三种意识形态都是人类对自身力量的崇拜形式。
这种对人的崇拜比最早的高级宗教还要古老；但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人类历史的时间维度中看的话，那么它仍然是相对较晚才出现的一类宗教。在迄今为止超过99%的人类历史中，人类的宗教都既不是对自身的崇拜，也不是对宇宙万物背后终极精神真实性的探索。正如我们已指出的那样，它一直是对物质自然界——如动物、树木、石头、大地、水、风、雨、风暴、太阳、月亮和星辰等——力量的崇拜。在人类历史的整个食物采集阶段（那也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阶段和迄今为止最为漫长的阶段），人类都臣服于物质自然界；于是人类便崇拜这些在他们眼中可以主宰自己的力量。相反，我们不会崇拜那些自己已经可以驾驭的事物。于是，自从人类征服了自然以后，这种崇拜自然的原始宗教就衰落了。
我们在第六章中已概述过后来出现的情况。人类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征服自然；在那一时期，此前一直微不足道的人类技术开始加速发展。到了新石器时代，随着打制石器、农业、家畜驯养手段、制陶与纺织技术的发明，人类对自然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但人类似乎只有在大规模且有组织的集体活动中取得了最初的成功之后，才开始意识到自己已经对自然取得的优势。帮助苏美尔人开发了两河流域下游河谷沼泽地区和帮助埃及人开发了尼罗河下游河谷沼泽地区的并不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是社会组织领域的进步。在其自然状态下，这些未来将属于苏美尔和埃及的土地要比人类生活过的任何其他地区更为桀骜不驯。但当组织起来的巨大人力对这些从前的荒野进行了排水和灌溉后，它们却可以提供超出维持生存的日常需要之外的劳动产品剩余。这种剩余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个新要素。它使得文明的诞生成为可能；随后，文明的创造者与受惠者们就开始崇拜他们自己的集体力量。他们正确地看到，是自己的力量完成了这场令人震惊的社会革命；但他们由此得出的人定胜天的结论却是一个错误，并且这个错误后来被证明是灾难性的。
当文明史的大幕在苏美尔被拉开时，我们看到，苏美尔世界在政治上分裂成几个独立的主权城市国家，并且每个这样的国家中都有这样一个古老的自然神，它在其固有的权限范围之外又被赋予了新的角色。它开始成为任意一个城市国家中公民集体力量的神化象征。而当埃及文明史的大幕拉开时，我们看到，埃及世界在政治上正在被统一成一个世界性国家，并且这种凝聚起来的巨大集体权力已被神化为世界统一者和统治者——法老的人格形象。在埃及人的自我神化过程中，对人的崇拜已不再像在苏美尔那样被自然崇拜的遮羞布遮掩着，而是赤裸裸地表现了出来。在苏美尔和埃及，我们都找到了被崇拜的人类集体力量的原型。在苏美尔的例子中，被神化的人类集体力量是一部分人类的力量；它在埃及则是人类整体的集体力量。我们在第六章中看到，在那些像最早的苏美尔文明一样，由各小邦联合起来形成的后起文明中，我们都能够找到苏美尔城市国家神明的对应神衹。当罗马最终在政治上统一了希腊世界后，埃及世界性国家的神化人格形象——法老也在神圣的恺撒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对应形象。
我们现在可以看清楚各种后基督教意识形态究竟为何物了。它们是向那些被基督教等高级宗教所取代的各种对人的崇拜形式的回归。民族主义是向苏美尔、迦南、希腊等地区的城市国家崇拜的回归；共产主义的使命是将全人类统一在自己的旗帜之下，因此它是向埃及、罗马等地区的世界性国家崇拜的回归。个人主义则是向希腊世界中对自给自足的个人的神化（这种对人的崇拜产生于对希腊诸城邦变本加厉地榨取其公民血汗这一现象的反抗）的回归。各种后基督教意识形态是对不同形式的人类崇拜的真正回归，但它们的信奉者却不会像祖先那样坦率地承认他们所信奉的这些宗教的本质。他们已经放弃了祖先所信仰的高级宗教；但作为改宗者，他们仍羞于承认自己已重新拾起了其祖先借助于高级宗教而得以摆脱的偶像崇拜。最早的人类崇拜者们能够意识到并承认自己的作为。通过恩里尔、雅典娜、巴阿尔、法老和恺撒等形象，古人自觉地将尼普尔、雅典、斯巴达、推罗等城市国家和埃及、罗马等世界性国家作为神明来崇拜。法国、英国、美国和尼加拉瓜其实是同尼普尔、雅典、斯巴达和推罗一样的神明；而苏联和中国则是与埃及、罗马等世界性国家一样的神衹。但这些国家的现代崇拜者们则并不情愿将它们恰如其分地奉若神明。如果说当今世界的这些人类崇拜者们并不盲目的话，那么他们就一定是虚伪的。
各种后基督教意识形态通过什么道路回归到前基督教时期的人类崇拜中去呢？共产主义和个人主义都是背离基督教的；无论它们的信奉者们如何坚决地否认这些信仰与基督教前身之间的联系，这一点都是千真万确的。民族主义同基督教的关系则仅限于其不宽容的精神和狂热色彩，那是基督教起源在所有三种意识形态中留下的可悲印记。
异端是正统宗教形式的变体，它突出强调教义中的某些方面，并为此牺牲掉教义中的其他一切内容。这种做法使得宗教失去了平衡。但异端之所以会离经叛道，其责任往往要归咎于正统信仰本身。这是因为，异端过分强调的宗教元素往往是在正统教义中受到过度轻视的思想。共产主义关注的是基督教实现社会正义的目标，因为在工业革命的时代里，当新生的产业工人阶级正在忍受无情的磨难，而马克思正在奋笔疾书阐释着其哲学思想时，各种基督教会却很少认真地为追求社会公正的目标付出什么努力。共产主义也坚持正义，但追求正义时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自由。个人主义关注的是基督教思想中对人类灵魂的珍视；在基督教的上帝眼中，人的灵魂无疑是宝贵的，因为他自己便为世人灵魂的救赎而作出了牺牲。个人主义的错误并不在于坚持维护人格的神圣不可侵犯，而在于为此而牺牲了社会公正。这两种基督教异端意识形态的共同之处至少是和它们之间的差异（这些分歧已给“铁幕”之下的两大阵营带来了众多麻烦）一样令人惊异和至关重要的。两者不仅都为强调基督教中的一种思想而放弃了另一种思想，它们还都不约而同地用经济术语来简化处理思想上的争议。共产主义倾向于从一个人通过剥削另一个人而获得经济利益的角度来思考社会正义问题；个人主义则倾向于把人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设想为保证经济活动自由的神圣权利。由于“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38]，这些对正义和自由的经济解读其实是片面的。
当今世界中最主要的“冷战”是全体后基督教意识形态阵营与全体高级宗教阵营之间的对抗；但与此同时，各种意识形态之间也在进行着竞争。目前看来，共产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斗争占据着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然而，这场斗争的结局恐怕将是不分胜负，正如从前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对抗那样。共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之间已经在进行着互相取长补短的工作。它们似乎正在不断试探和犯错的过程中彼此靠近，这一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是对“铁幕”下两大阵营同时产生影响的技术革命所提出的、不容置疑的要求。毫无疑问，两大阵营还会忠实地保留着自己好战的标签。但我们已经可以预见到，两者将进入一个睦邻友好的新阶段；到了那个时候，这些标签所包含的实质内容就会模糊得几乎无法辨认了。在彼此对抗的同时，共产主义和个人主义也在同民族主义进行着抗争，尽管后一种意识形态家族内部的对抗较少受人关注。在后一种斗争中，其结果从来不会是悬而未决的。当民族主义同共产主义或个人主义发生冲突时，民族主义是无往而不胜的。
我们在第七章中看到了民族主义在苏联和中国对共产主义所取得的胜利。而在美国的个人主义和美国民族主义之间的类似斗争中，美国民族主义也占据了上风。个人主义是已在美国得到普遍认可的意识形态；然而，到了今天，美国正在军队建设方面开创着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社会主义事业；并且即便最正统的美国个人主义者们也不曾提议将美国的军队从政府手里转交到私人企业手中。美国的个人主义者们之所以能够容忍在自己身边存在着规模如此巨大的社会主义元素，是因为他们首先是民族主义者；倘若美国的军队没有实行社会化的话，那么美国就不能拥有强大的国家实力。可见，个人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首先都是民族主义者。他们只在次一层意义上，也就是这些意识形态不与民族主义观念存在矛盾的情况下才是个人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三种后基督教时代的意识形态中，民族主义证明了自己才是最强者。不幸的是，在三者中，民族主义也是分离倾向最强的那个。
显然，三种后基督教意识形态，尤其是民族主义已成为各种高级宗教的可怕竞争对手。然而，在同高级宗教争夺人类信仰的竞争中，这些意识形态有一个可能会导致其失败的共同弱点：通过向人类崇拜的倒退，这些意识形态将其信奉者们重新囚禁在社会牢笼之中，而将人类祖先从这种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的正是高级宗教。
诚然，一些高级宗教也建造了自己的社会囚笼。宗教既是一种社会活动，又是一种个人行为。任何领域里的社会活动都需要一定的制度保障。于是，某些高级宗教中的一些派别建立了权威性的神权组织，它们正如原始人类社会一样，威胁着要横在个人与终极性的精神真实之间。然而，这种专制主义是同高级宗教的根本目的和存在前提相违背的。高级宗教的自觉使命是让个人同精神的终极真实性建立直接联系。他们不能放弃这一使命；而世人一旦享受到了高级宗教所带来的精神自由，就再也不会忘记或放弃它。这种对自由的体验是一种无法磨灭的既成事实；无论对于由基督教会某个支派，抑或某种后基督教意识形态掌控的权威而言，这种自由体验都是一块绊脚石。
此外，即便最专制的高级宗教也会给予皈依者们一件各种意识形态不会提供的宝贵礼物。所有形式各异的高级宗教都会为在种种苦难中匆匆走完一生的世人提供光明、指引和扶助。每个凡人都会遭遇挫折、犯下罪孽、失去亲人，并最终走向死亡。他需要源源不断的精神帮助。各种高级宗教能够提供这种帮助，而各种意识形态则不能。在人类重新被各种意识形态投进的社会牢笼里，生活是像在原始人类社会中一样暴戾的。在今昔两种情况下，个人都会沦落为蚁冢里的一只蚂蚁。这是与人性相违背的。人就是人；他并不是一只社会昆虫。通过对人格的解放，高级宗教使得人类终于可以享有其与生俱来的人权。人并不是为了社会而存在的。他的目标是同终极性的精神真实交流与和谐相处；社会则是为了这种个人的精神诉求而存在的。高级宗教使人类明白了与自己有关的这一真相。各种意识形态则似乎不大可能让人类忘记这一真相。
事实上，意识形态只是高级宗教不完整的、不令人满意的替代品。尽管如此，在高级宗教恢复自己从前对人心的控制之前，意识形态必然仍将占据上风并赢得之前信奉高级宗教的世人的皈依。高级宗教若想重新赢得人心，就必须重新做回真实的自己；而为了回归本真，它们必须至少在三个方面作出改变。它们必须改变彼此间的态度，用爱与合作去代替仇视和敌意；它们必须以切合实际的方式去关注具有时代色彩的重大问题；它们还必须从自身固有的制度、教义和观念中剔除那些在历史发展中添进去的、掩盖了其本质的附加成分。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三种必要变革中的第一项已经启动。其表现为西方新教教会和一些东方教会中兴起的普世化运动。新的变化包括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于其虽然短暂、却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在位期间重新为罗马教会注入的精神；教皇约翰和他的继任者教皇保罗六世以萧规曹随的方式在梵蒂冈大公会议上发表的一系列宣言；当前南北方佛教之间的和睦关系；以及不同宗教之间、各宗教内部前所未有的诚挚友好关系，等等。例如，今天的印度教徒们十分欢迎佛教朝圣者们来到佛陀顿悟的圣地菩提伽耶和他讲学的故地、距离贝拿勒斯不远的沙那公园。并且，他们鼓励在这些印度教势力范围内的佛教圣地上修建佛教徒旅舍和佛教博物馆。当教皇保罗六世宣布自己有意参加1965年在孟买召开的圣餐集会，一些印度教徒对此表示了忧虑。这些印度教徒们怀疑，教皇会试图在他们当中发展皈依者，从而使印度教遭受损失。这种疑虑是历史悠久的宗教之间过去关系的延续。然而，印度政府和当地人民认识到，教皇访问印度的动机不是为了本教会的私利，而是为了包括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在内的全人类的福祉。教皇在抵达后所受到欢迎的热烈程度表明，印度教徒中的大多数人不仅理解教皇对他们的感情，并为此受到感动而以同样的方式以礼相待。在此之前，在前往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圣地朝拜期间，教皇保罗六世也在阿曼机场受到了同样热烈的欢迎。直到最近为止，一位天主教教皇都是不可能去访问那些主体居民不是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的国家的。教皇受到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群体热烈欢迎的现象也是难以想象的。这两个事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们或许标志着高级宗教命运的转机。这些宗教从前的分歧是它们衰落的主要原因，而它们信徒之间的心灵契合是最能帮助它们赢回世人的信任的。
这些历史悠久的宗教必须完成的第二个转变在于，它们应当将自身同当前的重大问题结合起来。这一变化也已经起步。事实上，这一变化是与当前不同宗教彼此间的态度转变相联系的。引起这种态度变化的一层考虑即在于，不同宗教之间的传统对立不仅本身是错误的，而且与当前人类的处境这一课题的重要性相比起来也是微不足道的。既然人类的生存已再度陷入危机，那么宗教的真正使命——为人类提供指引、帮助与慰藉——就要高于各宗教的派别利益。各宗教如果要想相互合作的话，它们就必须彼此和解；而各宗教又必须进行合作，以便维护和平、促进社会公正，并探索在人类通过其史无前例的技术进步而使得自己陷入的全新环境之下维持人类正常生活的途径与方法。
这些古老宗教必须作出的第三个改变是从其本质中除去那些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掺入的附加成分。人们必须细致地完成这一工作。找到并剥除非本质硬壳的最外层不算困难，此类清理工作中的一部分已经完成了。例如，罗马天主教会已不再将接受亚里士多德的天文学理论视作信仰的必要组成部分。而区别硬壳的内外层就不那么容易了。很显然，当我们把亚里士多德的天文学从传统的基督教信条体系中删除后，基督教本身仍然是完整的。但清理者的刀锋运到何处就会伤及鲜活的皮肉呢？童贞女分娩、死者复活、升天等故事算不算这种外壳呢？如果一个基督徒不再相信所有这些（或哪怕只是其中一个）基督教核心观念的话，那么他还能算得上是基督徒吗？同样地，倘若穆斯林不再尊敬自蒙昧时代起就位于麦加克尔白的黑石的话，伊斯兰教或许还是完整的。如果放弃朝觐制度的话，伊斯兰教也有可能继续维持流传下去。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由于伊斯兰教已传播到旧大陆的边缘，只有少数穆斯林才拥有足够的资财去进行一次朝觐。但伊斯兰教中关于穆罕默德是最后一位先知的教义可以被放弃吗？而犹太人关于他们是唯一上帝（这位上帝同时也创造了异邦民族）选民的观念又如何呢？犹太人重返耶路撒冷是上帝规划人类历史时制订的终极目标的看法又怎样呢？而认为佛陀关于超度的教导揭示了精神世界本质的观念又处于什么地位呢？我们已经注意到，佛陀自觉地将其学说中形而上学的部分压缩到了以其行动纲领所必需为限的最低程度。但这种零散的形而上学仍然包含了一些非印度文化不会直接认同的观念。可悲的轮回是什么呢？它是一种真实，还是臆想出来的噩梦呢？即便我们承认轮回真实存在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必须还要相信，“业”的转移是推动转世之轮旋转的动力呢？
诸如此类的问题是神学权威们羞于提出的。试图回避这些颠覆性问题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从长远看，忽视这些问题的代价也是不菲的。宗教将会与生活脱节。此后，它们的遗产，无论是其核心内容还是附加成分，都可能会遭到反对。这将是人类面临的一场悲剧，因为高级宗教的核心内容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失去的一笔精神财富。
如果各种高级宗教要继续尽力为人类服务的话，我们有理由猜测，它们的信条和神职组织机构都会变得比从前更为灵活。
在基督教诞生之前的希腊术语中，“信条”指的是由一位哲学家在同他人的讨论中提出的、有待接受检验的观点。但在基督教会的词汇表中，“信条”指的则是上帝揭示的真理，因而变成了确定的、不容置疑的和绝对的。基督教语境中“信条”的吸引力在于，它对终极性的形而上学问题给出了确定的、自信的答案。但这种自以为是同时也是一种缺点。人的心灵渴望获得我们身处的神秘宇宙背后的确切知识；但人的智慧又知道，心灵的这种要求是无法得到满足的。各种高级宗教都宣称自己能够帮助智慧填补这张拼图中缺失的关键部分，其办法是向上帝寻求启示，或从凡俗哲人的探索中得到启发。在哲人启发下悟出的道理和上帝启示的内容都应属于信仰。但人的智慧不仅知道自己是有局限性的和不完美的，它还知道自己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独立思考永远是吃力的，有时还会是痛苦的。停止思考并接受信仰的诱惑是强烈的。然而，由于智性确实能够进行独立思考，它便希望能够这样做，并把它作为自己应当履行的一项义务。因此，我们可以确信，智性早晚会拒绝盲目接受传统信仰的做法的。在公元前6—2世纪的希腊世界、公元9世纪的伊斯兰世界和17世纪以来的西方世界，智性都拒绝了这种盲从。从17世纪开始，现代西方的世界观变成了世界范围内西方化了的知识分子群体的世界观；而知识分子们今天的想法也将是民众明天的想法。因此，现代西方人坚持独立思考、敢于质疑传统信仰的精神似乎将会成为全世界的“未来潮流”。
与西方人相比，非西方人实际上更容易对西方基督教教义表示抗拒。在16世纪、17世纪期间，当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试图将教条化的西方基督教灌输给非西方世界时，这种做法几乎在所有地区都遭到了抵制，只有在美洲大陆除外，因为西班牙人在那里对前哥伦布时期各文明的继承者们占据着绝对的军事优势。在目睹了葡萄牙人在日本与阿比西尼亚的遭遇之后，追随着伊比利亚基督徒脚步的荷兰人和英国人变得更加重视政治策略。他们到处传播现代西方生活方式中的世俗因素，却限制传教事业的发展，并且不为它提供军事和政治上的支援。正是他们的这种精心剔除基督教教条的、世俗化了的西方文明征服了世界的其他地区。
反对教条无疑是人性中的一种健康要素，因为开放、独立的思想显然是对人类当前独特处境的正确回应。“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39]以永无休止的思想纷争为代价，我们不断地更新着（或许有时候是在改进着）对终极精神真实性的模糊理解。但我们无法指望自己能够在这方面建立一种绝对的认识（即找到不可能再被未来经验所修正的证据）。当代科学家们预计，人类还会积累长达20亿年的未来经验（当然，其前提是人类不在我们的时代灭绝）。很难相信，任何一种自称对终极精神真实拥有确定的、完整的绝对认识的信仰会为全部未来的人类经验所证实（尽管人的智力显然是不擅长解释自身的体验的）。对确定性的渴望似乎永远也不会磨灭人类动用思维能力的欲望。信条总会招来理性对其教诲的挑战。这种坚韧的智慧张力将一直成为宗教信条的绊脚石，除非后者放弃长期以来对自身绝对性的宣称，并缓和自己一贯的苛刻作风。
这些古老宗教还应降低自身神职组织体系的严密程度。当前基督教会中的两个支派——罗马教士集团和教友派（该派别找到了用最简单的组织结构有效地维持统一和采取行动的方式）分别代表了集权和宽松的两个极端。从组织上看，教友派和罗马教会位于宗教世界中的两端；但教友派集会和天主教大公会议的参加者们却认为，他们的见解是在同一个圣灵的启发下形成的。天主教大公会议的决议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方式通过；教友派集会的决议则是通过非正式的达成共识的方式形成的。这种不具强制性的共识（尽管达成共识者都是教会法领域公认的饱学之士）也是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中建立和修正信条所采用的方式。共识是专制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其灵活性使之成为发展那些旨在保护不断变动中的人类世界的宗教团体教义、组织结构的妥善方式。
无论如何，专制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对立在历史上曾引发过尖锐冲突。教皇的专权引发了15世纪的大公会议运动和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随后，从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召集的梵蒂冈大公会议起，天主教主动将教皇的绝对权力调整为一种有限的权力。与耶稣同时代的犹太教教师们则对耶稣进行指责，因为“他教导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40]。耶稣之所以冒犯了这些人，是因为他无视拉比犹太教的一个传统，即一名犹太教教师，无论他拥有多少新鲜思想和巨大声名，都必须让他的同行们去评判自己的新见解；在他们就此问题达成共识之前，他不可以声称这是一条合法的教义。耶稣无视或反对这种共识原则；他的个性化的布道使自己失去了在犹太教中的一席之地，并为此牺牲了生命。耶稣没有成为犹太史上最受尊敬的教师，却通过自己的死而成为一个新宗教派别的创始人。这个新派别认为，基督教会已继承了上帝选民的遗产。在当时犹太教教师们的眼中，进一步加深耶稣罪过的是：耶稣宣称自己拥有的权威是上帝直接赋予他的。在犹太教教师们看来，这种说法是亵渎神明的。不过，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以色列和犹太的先知们也犯了同样的罪孽；因为这些先知们是通过打破铁板一块的传统社会，同上帝直接联系的方式才建立了犹太教这种高级宗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