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最初的欧亚大陆文明（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1000年）
城市的建立是为了能够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亚里士多德
每个城邦都分裂成了两个城邦：多数穷人的城邦和少数富人的城邦，而且这两个城邦总在相互交战。——柏拉图
第一缕文明之光出现在烈日暴晒之下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滋润着的一片荒原上。尽管以前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人们曾认为文明发源于尼罗河流域，但现在大家已经一致认定，最早的文明中心是苏美尔，即《旧约全书》中所称的“希纳国”（Land of Shinar）。苏美尔南临波斯湾，由若干块荒芜多风的小平原组成，此地及其北面的平原以前统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其地域范围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伊拉克。约公元前3500年时，已有一些运用改进过的生产技术来耕种这片干旱荒原的农业公社，成功地完成了从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文化到古代文明的过渡。
其实公元前3500年只是一个大致的时间，确定这样一个时间也仅是为了方便理解。实际上，无论将这次文明过渡的时间设定为1年、10年还是100年，都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已经知道，人类从食物采集转变到食物生产，并不是因为某人偶然设想出农业而引起突变的。同样，从部落文化过渡到古代文明，也不是因为当时有人想像出城市中心和城市文明就导致过渡的。简而言之，这一过渡不是一件事，而是一个过程。而本章的目的就是要来考察这一过程的性质和起源。
一、古代文明的起源
“文明”一词的确切含义究竟是什么呢？人类学者指出了区分文明与新石器时代部落文化的一些文明的特征：城市成为社会的中心，由制度确立的国家政治权力，纳贡或交税，文字，社会分为阶级或等级，巨大的建筑，各种专门的艺术和科学，等等。虽然并非所有的文明都具备这些特征，例如发源于南美安第斯山脉的文明是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而埃及文明和玛雅人文明则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城市，但是这些特征在判定世界各地各时期的文明的性质时确实可被用作一般性的标准。
文明的共同特征表明，这种新的社会类型已给完全不同于此前那种崇尚平均主义的部落社会。那么这种从简单的新石器时代的村庄转化到复杂的新文明是如何完成的呢？我们可以通过探究最先出现文明的中东地区向文明转化的过程，来解答这一问题。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上游山区，人们学会了驯化动植物，从而完成了农业革命。还是在那片山区，人们当时又开始了第二次伟大的冒险，即从山区迁移到两河流域，并逐步发展起了生产率更高的新灌溉农业和新社会制度。新农业生产技术和新社会制度相互作用，引发连锁反应，最终产生了文明。
新石器时代的农人们在从高地迁移到低地后遇上了一系列新问题：降雨量不足，烈日暴晒，河水定期泛滥，没有建筑用的石块，等等。但是低地的长处还是超过了它的短处：那里生长的枣椰树不仅提供了充裕的食物，还提供了大量木材，尽管这些木材的质地不是很好；那里的芦苇荡里生长着各种野禽小兽和鱼类，它们提供了宝贵的蛋白质和脂肪；而尤为可贵的是，那里的土壤是极其肥沃的冲积土。新环境蕴藏了很大的潜力，但也有一个巨大的障碍：如果说在山区种植农作物时，降雨量还勉强够的话，那么到了地势很低的冲积平原上，降雨量对耕作而言就显得非常不足。因而要耕种这片肥沃的冲积土，就必须实行农业灌溉，于是最早的农人们就开掘沟渠，把大河里的水引到田里。结果，所获农作物比他们早先在石块遍布的山坡上获得的产量有了惊人的增加。据公元前2500年的文献记载说，一块大麦田的平均产量是种籽量的86倍I所以农民现在的食物比过去充裕多了，品种也比过去多样化了，而且由于实行了农业灌溉，食物的供应也比过去更有保障。食物的增加导致了人口的增长，而人口的增加反过来又使开挖更多灌渠、开辟更多农田、生产更多食物成为可能。
在灌溉技术不断发展的同时.，人们也逐渐掌握了新兴的冶金术。冶金术对缺少坚硬燧石的平原地区的远古移民来说用处特别大。最初他们把天然金属看作极其坚韧、可以锻造的石头，于是就用反复锤打和磨制的方法对其进行冷加工。后来他们学会用熔炼的方法从矿石中提炼金属，这才开始有了真正的冶金术。铜可能是最早被提炼出来的金属——人们发现，铜经过热处理能成为液体，冷却后能变成各种容器或模型的形状，其硬度可得到极大增强，边刃的锋利程度能超过石器。到公元前3000年时，中东和印度的居民已经普遍懂得，在铜里面掺入少量其他金属，可以冶炼出更为经久耐用的合金。经过实践他们发现，在冶铜时掺进一些锡效果最理想，这样生产出来的青铜明显地胜过石器。用青铜制造武器特别受欢迎，因为石器易碎，打仗时可靠性差。但是由于铜和锡这两种金属不多见，青铜在当时是很昂贵的，所以它也就没有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普遍运用，如用来制造工具等。
犁的发明在当时同样也很重要。最初犁的结构很简单，它由一棵小树制成：在树干的三分之二处留下一根树枝向外突出，树干的前端系在两头牛的身上，后端由扶犁人把着，当牛牵动树干时突出的树枝尖端便人地翻土。不过采用这一原始的发明翻耕中东地区半干旱的沙土时，效率还颇高。到公元前3000年时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埃及已经普遍使用耕犁，而且该技术还被传人印度——到公元前1400年时它又被传人遥远的中国。用牛拉犁的意义在于，人类首次能够利用自身体力以外的力量来作动力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犁是蒸汽机、内燃机、电动机和核反应堆的先驱。
到公元前3000年时，风力也得到了利用，成为人类在抽水等情况下借用的力量。当时波斯湾和尼罗河上已经先后有了制作粗陋的横帆。利用风力的横帆的出现，表明人类第一次成功地使用人造的力量作动力。尽管早期的帆船很粗糙，但对繁重的交通运输来说，它仍不失为一种比驮驴和牛车远为经济有效的工具，所以古代文明时期的贸易大多都是经由水路。
车轮也是在这个富有创造性的千年间取得的一项重大发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最早出现的轮子只是一些圆形的板，它们被牢牢地钉在车轴的两端。到公元前3000年时，人们已经将轴装到手推车上，而且轮子和车身也不再直接相连。此后不久，又出现了装有轮辐的车轮。这种原始的手推车虽然笨拙，但比起此前一直使用的人的肩膀和驴子等驮兽却要方便得多。车轮也被用来制造战车。人们先是利用这种战车冲击敌阵，迫使敌人溃散；后来又用它作战台，兵士可以站在车上投掷标枪杀敌。轮子也被用于和平目的，陶轮就是用轮子做的。陶轮中最简单的仅由一对盘形的车轮制成，轮盘之间直立竖放一根轴；陶工一面用脚旋转下面的轮盘，一面用手将柔软的黏土放在上面的轮盘中，塑捏成形。这一装置能够成批地生产陶器这种人类最早的工艺品。
伴随着这些影响深远的技术进步，产生了同样影响深远的制度变革。人口增多使得某些村落发展成为城市，这些城市由新兴的宗教贵族及后来形成的军事首领和行政首脑来统治。而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则使食物有了剩余，从而使得社会能够供养新产生的祭司阶级、军队和官吏。虽然有不少人一直都在争论：究竟是技术进步决定制度变革，还是制度变革决定技术进步，但可以肯定这两者的相互作用既非突如其来也不是单向的作用，这使人联想起一个关于人类进化的争论：是否因为先有了人的大脑，然后才创造出人类文化，包括发明了语言和制造出工具？现在大家已经一致同意，这两者相互作用，语言使用和工具制造是大脑发展的原因，也是大脑发展的结果。技术进步和社会变革的关系同样也是如此，两者先是相互作用，然后共同促使城市产生和文明形成。新石器时代的耕种者向居统治地位的贵族们提供剩余物品，从而由部落成员转为农民。这一转化并非出于他们的意愿，也非出于强迫；相反，这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其中原因和结果相互作用、密切关联。
此后形成的阶级分化是文明的特征，它的起源可以从那些朴素的村社圣祠中找到。圣祠是当时的社会宗教生活的中心，不过当时还没有专职的祭司。当村落发展为城市后，圣祠也发展为寺院。寺院有祭司和仆从，他们是最早不必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如果把祭司看作从前部落巫师的后继者，那么也就不难理解，他们应是最早的贵族。遵守农业活动的各种仪式（如求雨仪式）对新石器时代的农民来说意义非常重大，所以巫师便成了村落中最有权势的人物。而后来新出现的祭司则不仅要对传统的各种超自然的现象负责，还要负起不断增加的管理社会的各种职责，因为这些职责对一个日益复杂化的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技术上的不断进步和剩余食物的不断增多，使得新的祭司集团的出现成为可能；而新出现的祭司集团转而又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文字就是祭司们发明出来用以记事的。从已知最早的文字记载中可以证明，祭司们不仅主管各项宗教活动，还管理大量经济活动。他们记载每年洪水泛滥的情景，以计算每年洪水泛滥的时间。他们还承担着极为重要的要让不断发展的灌溉设施充分发挥作用的管理水利灌溉的职责，如分配水量，建造及维修水坝和沟渠等等。同时，他们还大大促进了各种手工技艺的发展，因为当时手工业品的产量不是取决于世俗市场的需要，而是取决于寺院的需要。
但到此时，宗教贵族们促成的社会成分多元化现象已经反过来开始侵害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城市发展得愈大，愈复杂，纯粹的宗教法令就愈失去约束力。此时，战争的规模和次数也在不断增长，其起因可能是由于人口增长超过了农业资源的供养能力，不过也可能是因为寺院拥有大量财富，客观上容易遭致战争劫掠。而战争的最终结果就是使得祭司们的权力逐渐转到了世俗新贵们的手上。
起初当一个公社偶而遭到外来进攻的威胁时，该公社的成年男子便会举行大会，选举出一个人来担任这一非常时期的战争领导人。但是随着和平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这些战争领导人的任期也就随之而变得越来越长，后来又进一步发展成了永久的军事首领，最后则当上了国王。于是，宫廷便开始与寺院产生矛盾和争斗，直到双方逐步达成妥协，进行合作。通常，祭司们仍会保留他们占有的大量土地，并继续履行他们的宗教职责，而宫廷的官吏们则忙于在城市四周修筑城墙，大量地招募军队，以对抗邻近的城市；后来，这些军队又被用来建立帝国。
而自从世俗的国家和帝国兴起后，非农业商品的产量也就大大增加。大批生产的陶器和金属器具以及在一些质量更好的住房内发现的大量物品都说明，当时出现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中产阶级的新市场；人数不断增加的宫廷成员想要享用大量的奢侈品；不断发展的军事化需要大批各种武器，不仅需要大量的金属武器和盔甲，还需要像战车一类更为完善的军事装备。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此时的生产已经大大不同于从前规模有限的只用于能满足寺院需要的生产。
大规模生产与涉外商品交换有着重大关系。由于地势很低的平原地区几乎不出产各种矿物和优质木材，大部分手工业原料都要靠从外面运来：比如铜来自于波斯湾南面的阿曼，银和铅来自小亚细亚的托鲁斯山脉，木材来自伊朗的扎格罗斯山脉和地中海沿岸的黎巴嫩。而为了偿还这些进口原料，各种于工业就必须扩大生产，依靠出口制成品作为交换。此外还自一个办法就是征服这些原料产地。从公元前30世纪中叶的阿卡德国王萨尔贡的经历中可以看出，人们没有忽视这一办法n史诗《好战的国王）描述了萨尔贡为了援助在小亚细亚受虐待的阿卡德商人，率领军队越过无名关，侵入小亚细亚的中心地带，推翻当地统治者。最后萨尔贡的帝国“从下游地区扩张到上游地区”，即从波斯湾扩张到地中海，从而控制了各种金属、石头和木材的产地。而随后又有另一则史料叙述道，萨尔贡在努力促进商业方面“没有睡大觉”，“停靠船舶的码头上一派生气勃勃的繁忙景象；四方的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裕……大大小小的轮船畅通无阻地将各种货物运送到苏美尔。”
建设军队和建筑宫殿的费用对早期的城市国家来说是一项极为沉重的负担，它导致了传统议会的地位受到破坏。为了应付不断增加的人力物力的开支，苛捐杂税愈益繁重。对此传统议会只敢畏畏缩缩地表示反对，结果反而日益被终身世袭的王权所排挤，最后则干脆被王权所取代。
阶级分化随着政治权力的集中而日益加剧，这一点从陪葬品的差别越来越大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早期墓葬品的差别是极其细微的，但越到后来其差别就变得愈明显。到后来，绝大多数坟墓里都只有几件陶器，有的甚至什么也没有，反映出平民的贫穷；而富人的坟墓里则摆着铜器和贵重金属制成的珠子，显示了“惊人的挥霍浪费”；国王的陵墓更是与平民墓葬有着天壤之别，它的里面不仅有大量奢侈品，如各种精美的武器和贵重的装饰品，而且还有大批用来陪伴国王、证明国王权力和富足的殉葬者，包括国王的妻妾、士兵、乐师、马佚和普通的仆人。
从中国到安第斯的许多文明中都出土了伴有奢侈陪葬品的王室陵墓，这表明了这些文明与它们所取代的简单的部落社会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我们对中东历史的考察揭示出，从部落文化到古代文明的转化是技术进步与社会变化相互作用的结果，最终它们使得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尼罗河以及印度河和黄河岸边诞生了第一批欧亚大陆文明（参见地图6）。
二、古代文明的传播
一旦文明在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的几个地区扎下根后，它便开始向四面八方传播开去。正像农业革命导致部落社会取代狩猎社会那样，现在部落社会又被古代文明所取代。造成这两个社会变迁过程的原因是一致的。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曾经提到过，随着人口的增加，猎人们不得不转而从事农业，因为农耕技术的生产率要比狩猎活动高得多，同一块地养活的农民数量比猎人要多得多。现在类似的情形又在部落耕种者群体中出现了：他们也因为落后的生产率而惨遭淘汰。我们从第38页关于贝恩巴部落的工作日程的记叙中就可以看出来，建立在血亲关系基础上的部落生活是多么闲适和随意。但是由于人们无法体会到延长工作时间和增加生产量的压力，这种生产方式的生产率极其低下——部落成员只需要生产出能够满足自己家庭和需要帮助的亲属的生活必需品就行。
当部落人口增加时，需要的食物也就会相应地增多，这时部落社会这种组织形式就不能与生产率更高的文明社会相匹敌了。文明社会的生产率之所以会更高，是因为这种以国家形式组织起来的阶级社会可以从农民身上榨取税收和租金来供养国王、朝臣、官僚机构人员、军事首领、传教士以及书吏。为了支付税收和租金，文明社会的农民不得不比部落社会的耕种者更努力地去工作。好好想一想贝恩巴部落日常生活中的劳动强度与下面一段话中叙述的埃及的农民和工人的工作强度的对比。这段话是公元前3000年一个当父亲的埃及人在送他儿子上学的途中说的，他通过对比大量下层人民的劳苦与少数上层人士的安逸，告诉他儿子一定要好好学习。他说：
学习写字要用心，学会了写字就可以把任何重活都甩得远远的，还能当名气很大的官。书吏是不用千体力活的，却可以指挥别人……你不是也学着书吏写出来的东西吗？就是那东西，能把你和划桨摇橹的人区分开来。
我亲眼见过在炉子口边千活的金属制造工，他们的十个手指就像鳄鱼爪子，身上的臭味比鱼子还难闻……石匠的活儿是对付各种坚硬的石头，收工之后胳膊都累得抬不起来，晚上睡觉时还酸痛，只好整夜蜷缩着身子睡，而太阳一出来就还得再去千活。长年的劳作使他的膝盖和脊椎都快碎了……理发匠从早到晚给人剃头修面，除了吃饭，连坐一坐的功夫也没有。他匆匆地走家串户，兜揽活计。就像蜜蜂吃自己酿的蜜那样，他累断了双臂也只能填饱肚子……农夫一年四季只穿一套衣服，嗓子粗哑得像老鸦叫，十个手指从来不得闲，两条胳膊叫风吹得又瘦又千。就算他能休息一会儿，也只能坐在烂泥地里。他不生病时，就得和牲畜一样千活；得病了，也只能在牲畜群中挤块地皮躺下……
儿子啊，用心学习吧，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可比学习再好的事了。在校学习一天，得到的好处一辈子也享用不完。
显而易见，和那位埃及父亲提到的农夫、石匠、理发师以及金属制造工相比，贝恩巴部落的成员享受的生活更为闲适随便、无忧无虑。但也正是因为部落成员的生活安逸，’他们也注定了将会被淘汰。与那些被迫辛苦工作以满足地主和税收官压榨的埃及同事比起来，贝恩巴人的生产率极为低下。因而就像以前狩猎者被部落耕种者挤出历史舞台一样，部落社会成员也被无情地逐出了历史舞台。
在部落文化传播到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时，欧亚大陆中心区的部落文化则正在被文明所取代。随着文明从大河流域的发源地向外传播，并不断地跨越邻近的野蛮地区，这一替代过程不可抗拒地重复着；到公元元年前后，文明实际上已经毫无间断地从英吉利海峡扩展到了中国海（对比地图6与地图7）。
如果我们认同美索不达米亚出现文明的日期是在约公元前3500年前后，那么其他各地区出现文明的大致日期就应分别为：埃及文明起于约公元前3000年，印度河流域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2500年，中国黄河流域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1500年，中美洲和秘台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500年。不过这些日期都只是二个大致的推测，它还会随着新的考古发现而不断进行修正。实际上，人们最近已经发现，以前大多数史前年代所赖以确定的碳同位素测定法也会有正负几百年的误差。因此一些学者现在已经开始质疑传统的文明是从地中海东部向西欧传播的这种假设。
三、古代文明的类型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提到，新旧石器时代的各种文化在农业与畜牧业的比例、种植的植物和饲养的动物的种类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别，我们可以依据这些差别将各种文化区分开来。同样的道理，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古代文明也都有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古代文明中的每一个都有其与众不同之处，都是一种独特的类型。而且这些类型还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因此无论谁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他都能立刻从该城市的建筑风格、社会风俗、食物风味和语言特色判断出这个城市是在中国、印度、中东或是西欧。
不过在看到各古代文明类型的独特性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它们也都具有某些共性，其中最显著的两个共性可能就是，社会关系的不平等和性别关系的不平等。
社会关系的不平等源于所有文明都建立在纳贡关系而不是血亲关系这一事实之上。日常生活不再由亲属之间的互助关系维系，而是由以税收、地租和劳役等体现的纳贡关系决定，因此那位埃及父亲提及的剥削现象并不是什么例外情形，而是普遍规则。而且还要看到，不但尼罗河畔的统治者对待那些农民、石匠和金属制造者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残暴，现存的很多资料所描绘出的其他所有的文明也都存在同样野蛮的剥削。公元1世纪一位中国汉朝的观察家描绘一个农民是“腿像烧过的炭棒，后背结满盐痂，皮肤像锥子都刺不穿的皮革，拖着扭曲的脚掌和疼痛的腿脚蹒跚前行。”3
这种不平等一直延续到现代，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富裕的贵族流行在他们的每个乡间别墅都配上300—800个仆人。这些贵族买卖、质押、交换他们的农奴或“魂灵”已经形成了一个惯例。他们发布广告，将他们的魂灵和家庭用品以及其他商品一起出卖：“本人有意出售：宴会用桌布、两个经过训练的女孩以及一个农夫。”“本人有意出售：一个举止得体的16岁女孩和一辆没怎么用过的二手马车。”
古代文明的这种不平等甚至还波及到了死者身上。考古学家发现平民的坟墓中仅有一点陶制用具陪葬，有的甚至连一件陪葬品都没有。但是富人的墓葬中却是用贵重家具和珠宝陪葬；而王室的陵墓中则不仅有奢华的个人装饰品，还有大量的亲随，包括士兵、国王的妻妾、太监、乐师和普通仆人——他们都被迫殉葬以便他们能在王室成员死后还能服侍他们，这也是为了反映出死者生前的富裕和尊严。在最近发现的秦始皇陵中，这位统一了中国的皇帝用7500个陶俑组成的军阵将自己护卫起来。每个俑都有真人大小，其面貌特征各不相同，代表着2000年前皇帝统治下的各个少数民族。
更有甚者，就连坟墓中的骸骨也反映着古代文明时期生命之间这种残酷的不平等。对存在于公元后第一个千年中的危地马拉梯克沃（Tikal）坟墓中骨骼的研究表明，尽管一般的玛雅男人平均身高只有五英尺一英寸，但那些精美墓葬主人的平均身高却高达五英尺七英寸；而且他们的骨骼看上去也明显地更为粗壮，他们的寿命显然也要长一些。考古学家们总结认为，是“营养优势”使得玛雅的精英们能够充分发挥其在身高和寿命等方面的潜力。5这种基于社会阶级的骨骼差异至今依然存在。英国卫生部在其1984年12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称：“在几乎所有年龄段的人群中，体力劳动者为主的家庭成员的平均身高要明显低于非体力劳力家庭的成员。”6。
除去社会的不平等之外，古代文明的第二个普遍特征就是两性间的不平等。我们已然知道，在旧石器时代妇女享受着同等的社会权利，因为她们作为食物采集者对食物供应所作的贡献甚至要大于男性猎人。同样地，由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技术相当简单，妇女也能耕种居住地周围的土地，并能继续采集她们所能发现的各种食物，因而她们此时仍然是与男人平等的食物提供者，并保持着与男人平等的社会地位。
但是自从犁和灌溉技术以及冶金等新技术出现后，情况就开始发生了变化。先进的新型农业为文明提供了经济基础，同时也破坏了妇女在经济上的独立地位，从而也就破坏了她们的社会地位。妇女们发现自己参与到新型农业当中非常困难，因为新型农业要求人们从事驯服用来驮重的动物、砍伐树木、维护灌溉渠道、保养犁和其他农具等活计，而这类工作则并不适合女人做，因为它们要么太繁重，要么会让她们无法看护小孩。于是妇女们也就逐渐地不能再保持与男人平等的食物提供者的地位—一她们在家里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用来照顾她们的小孩和丈夫。
这样一来男人也就逐渐垄断了新的农业技术和工具，而妇女则变得相互孤立且依赖男性，从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妇女做的“家务活”和男人做的“家外活”的区分。当然家务活对家庭和社会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人们却普遍将它看得不如男人做的家外活重要。由于女性被认为是做不那么重要的活计的，所以她们也就被看成是不那么重要的性别——“二等性别”。
另外，由于女人被“家务活”缠住了，男人不但在掌握新农业技术和工具上，而且在获得国家新的位置上，也获得了垄断地位。他们占领了在议会、法院和军队中的领导职位。这样男人也就最终垄断了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而女性则变得依赖和驯服，并逐渐被叫成“弱势性别”。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欧洲人在15世纪进行海外扩张时，当发现在一些像生活在拉布拉多的蒙大格拉斯一纳斯卡比印第安人这样的食物采集者部落当中，妇女享有与男人同等的地位时，他们会感到惶恐不安。但是在诸如中国、印度和中东等一些海外文明当中，欧洲人则也发现妇女仍旧像在欧洲一样地受到限制和压迫，其惨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各个古代文明中妇女地位普遍低下的另一个原因是人们开始强调私人财产的继承。这使得男人竭尽全力要去保证他们名副其实地是其继承人的父亲，因为他的继承人将要继承他所有的财产。于是富裕的精英们就制定了严格的限制规定和周密的预防措施，以控制女性（而不是男性）的性活动。这些措施包括穿戴贞洁带、用簿记制度记录女性每次性生活的具体日期、阉割伺候统治者的嫔妃的男人以及广泛采用的割礼。割礼是通过割除妇女的阴蒂，达到减少或消除妇女性交时快感的目的。这一措施被认为能够有效地阻止妇女“偷人”。
众所周知，在这一男尊女卑的整体格局中也有个别例外情况。其中有几个明显的特例：野心勃勃的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她迷倒了朱利斯·恺撒和马克·安东尼，并试图通过他们恢复夺取埃及皇帝宝座的实际权力；阿斯帕西娅，伯里克利的情妇，她以学识渊博、聪慧过人、美貌无双而闻名于希腊；足智多谋的皇后艾琳，她推翻了她儿子的王位，自己成为了拜占廷帝国的第一个女性统治者（797～802年在位），尽管她的行为违背了传统，但官方文件仍称她为“正确的皇帝艾琳”；还有女皇武则天，她贬黜了她的儿子，不但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女性统治者，而且是中国最能干和开明的统治者之一。这些著名人物以其超凡的天资和过人的成就在史册上占有显赫的位置。但是除了她们的名声，她们的经历对于她们那些不知名的姐妹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意义。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庇隆夫人、英吉拉·甘地和科拉松·阿基诺并没有显著地改进阿根廷、印度和菲律宾妇女的日常生活一样。
在考察过了所有文明在社会和性别方面由平等到不平等的转化之后，我们现在开始考虑每个文明的特殊类型。
美索不达米亚
文明的先驱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是城市类型的文明，它的第一个中心出现在苏美尔。到公元前3000年时，苏美尔地区已经出现了12个独立的城市国家。但是由于各个城市国家为了争雄称霸而相互征战不休，结果大大削弱了苏美尔人的力量，致使他们很轻易地就被北方来的印欧人人侵者和南方来的闪米特人人侵者击败。实际上，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一部印欧人人侵者与闪米特人人侵者为争夺这块肥沃的两河流域地区而展开的长达数千年的斗争史。
闪米特人的著名领袖萨尔贡一世（公元前2276—公元前2221年）就是作为该地区第一个帝国的奠立者而名垂青史的。他以两河流域地区中部的阿卡德为基地逐渐拓展，最后建立起了一个南达波斯湾、西到地中海的庞大帝国。另一个伟大的帝国创立者也是一个闪米特人，他名叫汉谟拉比（约公元前1704一公元前1662年）。我们后面还要谈到他因制定了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而闻名于世。这种连续入侵的模式一直持续到了近代，继汉谟拉比之后的入侵者还有赫梯人、亚述人、波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突厥人和西方人。
不过尽管这些帝国幅员辽阔，城市却仍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最基本的单位。大多数平民都是靠当农夫、工匠、商人、渔民和牧民来谋生。每个城市都有一个手工艺人阶层——包括石匠、铁匠、木匠、陶工和宝石匠。他们在自由市场上出卖自己的手工艺品，买主支付货币或以实物来代替货币。货币通常是银块或银环，每次交易后都须称量其分量。
城墙外面是农田，城市居民的生活状况最终就取决于农田的收成。大部分农田都以大地产的形式被占有，其所有者是国王、祭司和一些富人。他们将土地划分成小块份地，连同种子、农具和牲畜一起，租赁给为他们服务的农民。作为回报，农民则靠自己的劳动经营这块份地，然后将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通过多种形式缴纳给寺院、宫廷或地主。当时的基本农作物是大麦和小麦。提供乳液的牲畜主要是山羊和母牛。绵羊提供的羊毛是美索不达米亚主要的纺织原料。最常见的蔬菜有蚕豆、豌豆、大蒜、韭菜、洋葱、小萝卜、莴苣和黄瓜；水果则有甜瓜、椰枣、石榴、无花果和苹果。
经营地产时需要记下详细的账目，像从佃耕的农人那里收到的地租、牧群的头数、牲畜所需饲料的数量、下次播种所需种子的数量，以及关于灌溉设施和灌溉计划所有繁杂的细节，都得上账或记录。管理事务和账目都用削成三角尖头的芦苇秆刻写在泥板上，然后将泥板烘干，以便于保存。这种人类最早的文字形式被称为楔形文字，它显然是经营管理的一种工具，而不是为了智力游戏或文学活动才发明的。正如一位著名学者所说的那样，“文字并不是深思熟虑后的发明物，而是伴随强烈的对私有财产的占有意识而产生的一种副产品。文字是苏美尔古典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7
最初的楔形文字由图形符号组成。书吏用简化的图形把牛、羊、谷物、鱼类等所要录写的事物画下来。不久图形符号就固定成统一的格式，而不再取决于每个书吏的艺术想像力，从而保证了书写和阅读的一致。但是还有一个基本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图形符号不能被用来表达抽象的概念。苏美尔的书吏们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是；在图形符号旁边加上别的符号以表示新的抽象意义，而尤为重要的是，他们还选择了表示声音而不是表示物体或抽象观念的音符。这是在以后若干世纪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语音字母的精髓，不过苏美尔人当时还不能全面系统地应用语音原则。到公元前2900年时，他们把图形符号从早期的2000个左右减少到大约600个。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改进，但它比起后来由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发展起来的字母文字仍然显得累赘。在这种情况下书吏也就变得不可或缺，因为只有书吏掌握了繁复的书写规则，因此他们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地位和特权。
虽然文字的起源可以从生产剩余产品所造成的新背景中找到原因，但它的影响却是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它使人们能够记录和积累各种真实的情况，通过世代相传，从而促进智力的发展。同样，它还能使人们以书面形式记载宗教传统、社会风俗、口头流传的神话和传说，使它们成为圣书、法典和古典著作而永久地保存下来，从而使各种独特的文化变得更加鲜明、更为巩固。这样文字就成了使人类各种类型的文化实现融合的主要手段。
为了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的各种具体需要，苏美尔人不仅发展了文字，还发展了数学和其他一些学科。他们在现存最早的数学文献中记述了对畜群的计算、对谷物的计量和对土地的测量。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创造了最早的计时、计量、测量距离和面积的各种方法。而且早在公元前3000年时，他们就在仔细地观察和记录天体的运动。他们这样做有其实用主义的目的，因为他们相信诸神的意志决定了天体的运动，因此只要弄清了天体的运动人类就能够、？同察神的旨意，从而采取相应的行动。这样在许多世纪中美索不达米亚的占星术家就积累了大量的天文资料，这些资料后来被用于发展科学意义上的天文学。
苏美尔人及其后继者的宗教信仰深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受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每年河水泛滥的影响。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河水泛滥的周期性，而是泛滥的时间和洪水量的不可预见性。北部地区的大雨加上扎格罗斯山脉和托罗斯山脉上的积雪消融，常常会引起特大洪水，它们不只充满了灌溉沟渠，还毁坏了农田。在苏美尔人眼里，他们的洪水之神尼诺塔不是一位慈善的神，而是一位恶毒的神。在苏美尔人的文学作品中经常可以见到如下这样的词句：
滔滔肆虐的洪水啊，无人能和它对抗，
它使苍天动摇，让大地颤抖……
庄稼成熟了，肆虐的洪水却来将它淹没。
对每年洪水泛滥的恐惧，加上永远存在的外族入侵的威胁，使苏美尔人深深感到，自己正在独自面对着许多自身无法控制的力量。苏美尔人在一首诗中写道：“只有人，寿命不久长，无论做什么，都如轻风一场。”美索不达米亚人的人生观带有恐惧和悲观的色彩，这反映了他们所处的不安全的自然环境。他们认定人生来只是为神服务的，而神的意志和行为则是无法预测的，因而他们就用种种方法来预测变幻莫测的未来。其中一个方法是解释形形色色的预兆，尤其是各种梦；另一个方法则是剖肝占卜术，即通过察看和分析被屠宰的动物的肝脏来预测吉凶祸福；此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的占星术，它是通过观察星辰的运行来预言人的命运。在美索不达米亚，每个人都供奉一位属于他个人的神，把它当作自己的良师。他们认为，一个人的愿望和需要可以经由它而被传达给相隔遥远、不便直接通话的各位地位更高的神。
美索不达米亚人试图通过编纂完备的法典来减轻笼罩着他们的不安全感，而《汉谟拉比法典》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部。《汉谟拉比法典》的宗旨是明确而永久地调整一切社会关系，因此这部法典不仅阐明了古巴比伦的法律制度，也指导了当时的社会行为。以下是该法典的几个主要特点：
1.施行同态复仇法，即奉行“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惩罚原则：“如果一个人伤害了贵族的眼睛，判还伤其眼。如果一个人折断了贵族的手足，判还折其手足。”（第196条，第197条）
2.阶级歧视，社会地位低下的人能得到的赔偿要低于社会地位高的人：“如果贵族阶层的人打了贵族出身的人，须罚银一明那。如果任何的奴隶打了自由民出身的人，处割耳之刑。”（第203条，第205条）
3.施行严格保护商业社会财产的规定：“如果一个人盗窃了寺庙或商行的货物，应处死刑；接受赃物者也应处死刑。”（，第6条）
4.颁布许多类似“福利国家”政策的规定，主要有：确定生活必需品每年中的价格，限制利息率不能超过20％，周到地调整家庭关系，保证度量衡、的信誉，城市负责赔偿未侦破的抢劫案或凶杀案的受害者。“如果没有抓获拦路的强盗，遭抢劫者须以发誓的方式说明自己的损失，然后由发生抢劫案的地方或地区的市长或地方长官偿还损失。”（第23条）
5.具有现代社会之前各民族的共同特点，即认为过去、现在和将来是静止不变的。法典是转达神的命令，是为了公正地对待人类的利益而颁布的。法典生动而尖刻地诅咒了以后任何敢于篡改法典的统治者：“他统治期中，人民会怨声载道，政权的寿命不会久长，国家会出现连年饥荒、一片黑暗、突然死亡……他的城市将毁灭，人民将离散，王国将更换，他的名字会永远被人遗忘……他的灵魂在地狱里也会喝不到水。”（结语）
最后，《汉谟拉比法典》和其他所有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法典一样都以明确的法律术语规定了男人相对于女人的优越地位——婚姻关系是其主要的应用领域。由于当时的婚姻关系是作为医疗保险、残疾保险、养老保险缺失的一种替代，所以婚姻不能由可能会被爱情蒙蔽的新郎和新娘来选择，而是要由双方的父亲、或者在父亲去世的情况下由其母亲或长兄作决定。结婚后，丈夫是法律承认的无可争辩的一家之主，他的妻子和孩子必须对他表示出应有的尊敬。作为家庭的首脑，丈夫在法律上是他妻子和儿女的主人。为了还债，他可以把她们当成普通物品一样地典当或出卖。
妻子如果通奸将会受到无情的惩罚，通常是对她和她的奸夫处以死刑。而对丈夫而言则没有不忠这一说，因为依照法律他不但能够拥有一个正妻，还可以纳一个妾和许多女奴，以满足他的“需求”和保证后继有人。事实上，一个不能生育的妻子有义务给她的丈夫找一个妾，以保证他能有后。，丈夫想离婚十分容易，他只需指称妻子不能生育或是个挥金如土的人抑或宣称她蔑视他。但是如果是妻子想要离婚的话，那就是一场致命的赌博。法典规定，她必须接受调查：“如果她为人谨慎且从无过错，而她的丈夫又已离家出走，且曾非常蔑视她，那她可以带着她那部分财产（她的嫁妆）回到她娘家去……但是如果她被发现为人不检点、离家出走、毁坏家庭、蔑视丈夫，她就将被淹死。”
埃及
不同于属于城市文明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是一种帝国文明。这一文明之所以能够非常稳固且延续很长时间，主要得益于其地理环境。埃及是一个长时间处于同一王朝统治下的统一的大河流域国家。尼罗河流域与美索不达米亚不同，它的西面是利比亚沙漠，东面是阿拉伯沙漠，南面是努比亚沙漠和尼罗河大瀑布，北面是三角洲地区没有港湾的海岸，这些自然屏障使它得到了特别好的保护，并且还不易遭受外族的侵犯。埃及人生活在这块安全的流域地区，可以自由自在地安排自己的命运，而无须像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那样时刻都在准备着应付外敌入侵。而且埃及也没有因不时的外族人侵而引起的万花筒似的帝国更迭。尼罗河就像一根天然的纽带，把整个流域地区连接成了一个稳定、有效的整体。屁罗河平缓的水流使得北上的航行变得极为容易，而盛行的北风、西北风又使返航显得毫不费力。这样埃及人就拥有了一条宝贵而又可靠的交通运输线，它促进了整个流域地区在约公元前3100年时的统一。
在埃及从公元前3100年得到统一到它于公元前525年被波斯征服这2500年间，有三个帝国统治过埃及，而且相继的帝国之间的间隔也都相当短暂，因此埃及文明是稳定而保守的。但它同时又是一个自信而乐观的文明——正像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每年突如其来的爆发泛滥使得苏美尔人感到不安全和悲观那样，尼罗河每年可以预知且又水势平缓的泛滥则助长了埃及人的自信和乐观。苏美尔人把他们的洪水之神视为恶神，而埃及人则把他们的洪水之神看作“会给每个人带来欢乐”的喜神。
重视死亡，为各人——尤其是国王——的来世作好物质方面的准备，是埃及宗教信仰的一个主要特征。埃及人认为，国王死去后其生命并未终结，所以国王的尸体被用香油等药料涂上防腐，并与食物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一起，被放入巨大的陵墓，即金字塔内。在所有的巨石金字塔中，法老胡夫的金字塔规模最大：占地13英亩，塔高481英尺，全塔约用2300000块巨石砌成，平均每块重约2.5吨。很难想像，这么宏伟的金字塔是用最简单的工具即坡道、滚筒和杠杆建造的；当时的埃及甚至连铁滑轮都制造不出！
据说当时埃及的农民在建造这些金字塔时热情很高，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正在为一位能够决定他们共同幸福的神建造宅邸。当然也有人认为，不管埃及的农民们对建造金字塔有无热情，他们在这件事上并没有选择的余地。不过前一种说法的确有力地反映了我们目前并没有清楚地了解埃及王权的神威。法老始终被认为是众神之王，而没有神圣的法老与世俗的法老的区分，这一观念的确令人费解。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埃及才没有像美索不达米亚那样制定法典——法老作为神王，其权力亦被神化，他的话就是法律。
王权通过以宰相为首的官僚机构而得到强化。宰相被称为“全国的管家”和“国王的耳目”，其下设有掌玺大臣（掌管尼罗河的交通运输）、赏赐大臣（负责所有的牲畜）、财政大臣（掌管全国的财政分署；每一分署均设有仓库，负责征收赋税，当年景不好时，还负责分配种子和牲畜）、管辖各省的省长及其下属的管理城市和周围村庄的市长。埃及文明的最后一个特征是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绝对控制。尽管在当时的埃及社会中已经有了私有财产和私营企业，但它们却不像在美索不达米亚那样普遍。在埃及，国家不仅控制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大部分生产活动，还负责产品的分配。巨大的国库和政府的粮仓里装满了征收来的实物税：谷物、牲畜、布匹和各种金属。这些税收既被用来支付国家的开支，也被用作荒年时的储备物。据说，“所有人的食物供给都由国王负责”。除了缴纳赋税外，每个村社还得派男子服徭役，即强制性劳役。金字塔就是这些服徭役的劳工最著名的劳动成果。这些劳工还被派去采石、开矿和整修灌溉沟渠。
埃及工匠的技术，尤其是制造奢侈品的技术，是举世公认的。他们制作的珠宝饰物非常精致，几乎到今天都还无法超越。他们的搪瓷制品、象牙和珍珠镶嵌工艺品也非常精美。他们发明了给玻璃着多种颜色并最早开始鞣制皮革，他们创造的鞣革方法至今仍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得到运用。他们织的亚麻布十分均匀，不逊于今。埃及人可能很早就发明了化妆品，并发明了制造化妆品的技术——他们的医学文献上记述了消除皱纹和染黑头发的方法。常用的化妆品有：画眉毛和描眼角的化妆墨，将眼圈描成绿色和灰色的孔雀石和铅矿石，作胭脂或口红用的红赭石，染指甲、手掌和脚底的散沫花，做假发（这种假发的顶上用融化的蜂蜡封住）用的人发等等。
克里特
克里特岛上米诺斯文明的类型可以用希腊语中的“海洋文明”一词来总结。克里特的繁荣依靠的是它的贸易，它专做中转贸易，将地中海此端国家的商品转卖到地中海彼端国家去。由于四周都是陆地环绕的地中海并没有辽阔的大西洋中那样凶猛的风暴，因此克里特岛的商人们可以在一直看到陆地的情况下航行到地中海沿岸的所有国家。而且克里特岛上的山区长满了森林，并不缺乏建造单桅商船的木材。米诺斯人驾着这种海船，满载着来自埃及的粮食、象牙和玻璃，来自叙利亚的马和木材，来自爱琴群岛的银子、陶器和大理石，来自塞浦路斯的铜，以及自己岛上产的橄榄油和陶器，往返于地中海。
商业对米诺斯文明的影响无处不在。米诺斯国所有的城市都不用设防，因为它拥有一只强大的海军，足以保护该岛不受侵犯。克里特的村庄无论在社会地位还是经济上，似乎都比大陆上的村庄更奉行平等主义。大陆的城市中一般都会有几座宏大的神庙和王宫，其周围则是一片贫民区，而克里特岛则主要由村庄组成，村庄很大，进行露天宗教活动的地方是村社生活的中心。各家各户通常都住在用木头和灰泥建造的具有独立结构的房子里。此时可能已经出现了家庭奴隶，但数目不会多，因为至今岛上还没有发现专供奴隶住的房屋。因此克里特的单桅甲板大帆船大概是由自由民来充当划桨手的。
米诺斯文明的艺术家们并不想仅仅以艺术品的大小来吸引人们的关注，他们也不关心遥远的、令人畏惧的神或神圣的国王。他们在日用器皿、住宅的墙上和自己的艺术作品中描绘的都是他们周围的生活。在他们看来，生活中的所有场景都可以被拿来当模特儿：自然景物，如花、鸟、海贝和各种海生物；日常生活的情景，如种田归来的农夫、与公牛角斗的壮士和翩翩起舞向女神致敬的妇女，都值得描画。克里特岛人在建造建筑物时关心的不是建筑物外表，而是使用者的舒适度。克诺索斯城的王宫规模宏大，结构复杂，明显是历经了好几个世纪才建成的。宫中有国王的大殿、接待室和起居室，占王宫一大半面积的是众多的仓库和手工业作坊，这一情形也比较符合从事贸易民族的特征。而最了不起的则要算克里特人建造的复杂的给水和排水系统，一直到近代都还没有谁能超过他们。
克里特岛远离战争，又没有大规模的军事和国家建设，因此新石器时代起源的血亲体系在这里保存得比在中东大陆要好。其结果是，在克里特岛上，男人没有像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一样取得在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上的垄断地位。壁画、印章的纹饰显示出，克里特岛的妇女做起“家外活”来和做“家务活”一样积极。从这些图案中可以看到，妇女们在田间劳动、在园林中跳舞、挤满了斗牛场的露天看台并实际参加斗牛活动。有些妇女甚至还参加了战争，这明显不同于深居简出、以家庭为生活中心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妇女。在这里，妇女既能像男人一样拥有财产，也能像男人一样方便地提出离婚。在这方面，克里特文明是所有欧亚大陆古代文明中一个伟大的例外。
印度河
印度河流域的文明类型是保守的，它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高度的计划性。我们可以从这里的城市建设中看出这一特色，这些城市都是按照一个统一计划精心建成的。各城市全盛期时占地6—7平方英里。所有的城市布局都呈格子型，宽阔的主于道环绕着长方形的街区，每一街区长约400码、宽约200码，比现在城市中常见的街区要大得多。埃及的建筑物多用石材建成，美索不达米亚的建筑物用的是晒干的砖，而印度河流域城市的建筑物则是用烧制的砖建造的。整个印度河流域制砖的模子都采用两种标准尺寸：11×5.5×2.5英寸和9.2×4.5×2.2英寸。可见，印度的度量衡是统一的。这样整齐划一的城市布局和有条不紊的建设安排遍布整个印度河文明。该文明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达到成熟期，但在此后的1000年中它实际上极少变化，这种墨守成规的状况甚至达到了在有些城市遭到洪水毁灭性的破坏后，在其原址上重新建起的新城市也总是造得跟原来的城市一模一样。如此一贯而又连续的传承在这个世界上真是绝无仅有，即便是埃及也无法望其项背，所以有一种说法认为，控制这一纪律严明的社会的也许是一种精神上的力量，因为该文明没有留下军事装备和城防工事的遗迹。
和所有其他古代文明一样，印度河文明也主要是农业文明。这里种植的作物有小麦和大麦，不过当地居民还种植有紫花豌豆、甜瓜、芝麻、椰枣和棉花等作物，而且印度河流域是所有文明地区中最早使用棉花织布的。此外印度与外部世界也有着广泛的贸易关系，它主要出口孔雀、猿猴、珍珠、棉织品、铜、象牙以及象牙梳等象牙制品——当时的梳子与今天印度仍在使用的梳子是同一造型—一梳子是古人必不可少的用具，因为人们要用它将虱子从头发中梳出来。这里的许多对外贸易都是与美索不达米亚开展的，进出口商品是用帆船沿着波斯湾运到那里的。一旦他们的船看不到海岸了，印度人就放出乌鸦，让它飞去找寻最近的海岸。这一方法正是《圣经》中诺亚在方舟中希望找到陆地时所使用的那种办法。
印度河文明衰落的原因和具体过程尚不清楚。迄今为止，人们普遍认为这一文明衰落的主要原因是公元前1500年雅利安人由中亚的入侵。不过最近又有人提出，印度河流域文明也许是被泥浆淹没了。按照这种说法，地壳的火山活动使大量的泥浆和沙子涌出地面，堵塞了印度河的河道，形成一个很大的湖泊，淹没了印度河文明的首都摩亨约·达罗。几十年后，堵塞河道的堤坝渐渐毁损，河水冲出堤坝，大河又恢复了其原先的水道，不过，摩亨约·达罗这座城市已被毁灭。从摩亨约·达罗旧址上覆盖着一层又一层的淤泥来判断，这一灾难至少发生过五次以上。最后一次洪水给印度河文明的中心造成了不可挽救的损失，使得欧亚大陆边沿地区文明的力量遭到极大衰退，从而也就未能抵挡住欧亚大陆中心区域文化的同化。
但是这一切毕竟都还只是推测，目前尚无从证实；因为人们至今仍无法解读印度河流域的文字。印度河流域的文字是象形文字，上一行由左往右读，下一行由右往左读。这种写法后来也为早期希腊人所仿效，被称为“由左而右再由右而左交互成行的书法”，也有人形容这种书法“就像牛犁地一样”。
商朝
位于中国北部黄河流域的商朝文明的类型与所有其他欧亚大陆文明迥然不同。直到现在中国文明仍旧是独特而惟一的，其独特性主要是由中国地理上的封闭性造成的。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最东端，由绵延的山脉、沙漠和高原与大陆的其他部分分隔开来。中国的东部面对着浩瀚的太平洋，而北部则是冰封雪冻的西伯利亚平原。
尽管中国在地理上比较封闭，但她也没有完全摆脱来自外界的影响。早期商朝文明之所以会出现在黄河流域北部，正是因为这一地区是各类文化的交汇点，它同时受到来自西北的游牧民族、来自西边的农耕民族以及来自南方的森林居民的影响。就连远隔万里的中东文明也在中国北部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公元前1500年建立商朝的入侵者学习和掌握了中东人发明的种植小麦.、冶铸青铜武器和制造马拉战车的技能。运用这些技能，这些入侵者征服了散布在中国北部的尚处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村落。
发生在以后入侵者身上的事，也发生在商朝入侵者的身上：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商朝人最终反被当地文化所同化，而中国人则仍旧保持着其传统特色。尽管来自中东的大麦、小麦、绵羊、牛、马、青铜和轮子等物品丰富了中国文化，但这些发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文明传统。于是我们看到，尽管古埃及文明早巳消亡，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印度河文明也早就不复存在，但是中国文明却不间断地延续了下来。今天，中国仍以其一直延续下来的全球最古老的文明而骄傲。
其实中国文明不但是最古老的，也是最独特的。第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养蚕和将纤细的蚕丝织成精美的丝织品；而另一个特点则是中国人不普遍食用动物的乳汁。事实上，中国人对吃动物乳汁和乳制品的反应和西方人对吃虫子和蚂蚁的反应是一样的。另外，祖先崇拜从远古时代起就一直是中国宗教的主要特征。中国人非常看重自己的姓氏就与这一崇拜有着密切联系。中国人总是将家族的姓氏放在个人的名字之前，而不像西方那样将其放在个人的名字之后，这反映出了在中国社会中历来起主要作用的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国家或教会。典型的中国建筑中屋顶富丽堂皇，由一排排木柱支撑，这种建筑式样也是从远古时代起就已存在，就像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用筷子而不用刀叉一样。
在殷墟中发现的复杂的表意文字，对中国和整个东亚的文化历史都极为重要。它是现代汉字的直系祖先，这一点也可以证明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几千年来，中东人一直不能解读他们祖先的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而现代中国人却能读通商朝的甲骨文。幸存到今天的商代甲骨文大都书写在龟甲兽骨上，这些龟甲兽骨是当时占卜吉凶祸福用的——这也是中国人的一个独特习俗。他们把有关疾病、梦境、狩猎、天时、年成等方面的疑问刻在龟甲兽骨上，然后在甲骨的不同点上划几道切口，然后将烧得通红的小棒子烙这些切口，使其产生裂缝。然后占卜者就根据这些裂缝的形状、排列和走向来判断所占之事的吉凶。由于这些甲骨都被小心地埋藏起来，因而其中的许多才得以幸存下来。它们不仅揭示了商朝的甲骨文，也使我们能够了解到商朝人日常生活的许多场景。
和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一样，商朝农民也必须拿出一部分农产品来供养聚居在城市的贵族和官吏。而且在战争时期他们还得充当步兵，替他们的贵族领主打仗。不过他们使用的只是一些轻武器，而像两匹马牵引的战车和重装的青铜盔甲等重武器则只有占据统治地位的武士阶层才配备得起。对青铜冶铸业的垄断使商朝社会的阶级分化变得更加尖锐。我们只要将商朝统治者结构复杂的宫殿和陵墓与老百姓居住的原始坑洞相互对照一下，便可清楚地看出这一点。而商朝统治者陵墓中的贵重陪葬品，如青铜礼器、精美的丝织品、翡翠、大理石工艺品、乐器和精致的武器等，也反映出了这一趋势。
中国文明也像其他文明一样在两性地位上存在不平等。重男轻女的偏见从小孩一出生时就开始表现出来，所以女婴比男婴更容易遭到杀害。在儿童时代，女孩子就被迫缠足’，这使得她们走路蹒跚，不可能离家太远。至于她们的婚姻则更是由父母一手包办，结婚时心惊胆战的新娘由父亲的统治下被移交给婆婆统治。在一个境况较好的家庭，她还可能不得不接受丈夫娶第二个妻子或纳妾的现实。当她不能生养一个男性继承人时，这种情况尤其可能发生。
中国性别间的不平等也反映在中国独特的阴阳世界观中。中国人认为，世界是阴和阳这两种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的元素的产物。阴代表女性、黑暗、弱小、被动；阳代表男性、光明、强大和主动。尽管男性和女性相互补充、缺一不可，但女性却天生就是被动和服从的。从这一哲学命题出发，男性理学家们几千年来详尽地阐述了中国妇女应该如何行事才是恰如其分地做到了服从和被动。
部落居民和农民
文明的一个代价就是将人分成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下文所述是荷兰官员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发现。当地的巴布亚人从不知文明为何物，并拒绝向荷兰人打躬作揖，因为他们自认为是自由人。但是居住在阶级社会中的印度尼西亚人就愿意接受荷兰人为他们的主人。以下是一名美国记者的报道，它揭示了文明是如何影响人类之间的关系的。*
一名荷兰官员走进设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个办事处。办事处的桌子跟前坐着一个仍在替荷兰办事的印度尼西亚官员和两个巴布亚人的村长。那个印度尼西亚人一看见荷兰官员就赶忙站起身，必恭必敬地站着；而那两个巴布亚人则只是抬起头冲他微笑着，却连身子也没动一下。
一天晚上，大约九点钟，一名荷兰官员走进肮脏的政府招待处的酒吧间，向那里的巴布亚招待员要了一杯啤酒。过了五分钟，招待员把啤酒端来了，并不客气地看了看手表，问那个荷兰人打算在酒吧待多久。
一艘荷兰驱逐舰驶入巴布亚新几内亚南部的一个海港。当地的荷兰官员想借这一机会，让那些仍保持猎取人头习俗的部落居民见识一下现代武器的威风。
部落居民经过艰苦跋涉来到船边，其中一个人对荷兰人说：
“不错，你们有枪有炮，但是我们手中的弓箭你们看到了没有？这些强弓劲弩想来你们是不会用的，我们却能使用……”
曾在印度尼西亚待过一段时间、习惯于高人一等的荷兰官员，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后却要让自己重新适应环境。
在印度尼西亚岁他们是进入一个有等级制度、有阶级差别、习惯于尊重统治者的权威和权力的社会。在那里，殖民者是主人，并被当地人当作主人对待。
而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则根本就没有主人和奴隶之分。巴布亚人过的是一种自由的生活。在那里，既没有乡村议会，也没有伟大的法典制定者或政府。除了敬重各种神灵外，一个人基本上是独立自主的。
在荷兰人和巴布亚人之间不存在打躬作揖的情景。有个印度尼西亚教师曾努力想使巴布亚人接受，见了长官弯腰驼背是表示尊敬的恰当方式，可是巴布亚人却回答他道：
“我们都是人，人走路总是腰杆笔挺的。”
*见Newr York Times，.December 25，1957.1957by 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Reprinted bypermission.
四、游牧民族获得权力
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中，不管是在中东、印度还是远在中国，所有的古代文明纷纷崩溃。那么造成整个欧亚大陆政治崩坏、社会离析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内部的腐朽还是外部的入侵呢？要对这样一个涉及面很广的问题给出一个肯定而确切的答案是极为困难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内因和外因在决定事态发展上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个首要的原因就是各个古代文明内部的虚弱。由于当时黄铜和青铜既昂贵又稀少，因而不能用来大规模制造武器和工具。这就使得君主及其所属的政治、军事集团实际上垄断了武器，从而也加强了该社会集团的特权地位，使他们处于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同时这也意味着，在总人口中只有小部分人能够得到武装；因而当古老的文明不得不面对全民皆兵的游牧民的进攻时，兵力动员不足也就成了一个极其严重的缺点。而且昂贵的铜价使得农民得不到金属工具，不得不依靠石斧、石锄、石刀和石镰等笨重的石器来从事生产。这就大大降低了生产率，因为石制工具在劳动效率和耐用性方面都比不上金属工具。
内部虚弱不堪的古代文明很容易成为外来游牧民族入侵的目标（有关游牧民族的起源，参见第二章）。对各古代帝国的崩溃起了主要作用的游牧集团有三个：来自南部沙漠地带的闪米特人、欧亚大草原西部的印欧人和大草原东部的蒙古一突厥人。
印欧人与其说是一个种族群体，不如说是一个文化群体。他们大致发源于里海地区，起初在那里以放牧为生，并在里海岸边从事少量的耕作。因为主要靠畜牧为生，所以只要发现有更好的牧场，他们就会用大牛车装上所有的行李朝那里迁徙。迁徙时整个部落总在一起行动，妇女、孩子及战士也全都投身其中。印欧人就这样向西推进到俄国南部和欧洲东南部，到公元前2000年时他们已经分布在从多瑙河平原到奥克苏斯河和贾哈特斯河流域的广阔地区。他们以这片地区为根据地，不断地威胁着在其攻击范围之内的各个文明中心——中东、巴尔干半岛和印度河流域。
在大草原西部居住着的印欧人和大草原东部居住着的蒙古一突厥人中间隔着一条最早的分界线，这就是阿尔泰山脉和天山山脉。这条分界线以东的大草原，地势较高、较干燥，气候通常更恶劣，牧场也更贫瘠，放牧羊、骆驼和马可以，牧牛却不行。这种自然条件的不平衡造成历史发展的不平衡，从而出现了一次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大草原东部的各民族或以难民的身份，或以征服者的身份，前赴后继地向西推进：西徐亚人从阿尔泰山脉迁徙到乌克兰；突厥人旋即填补了西徐亚人留下的真空进入中亚，并一直尾随西徐亚人西进；最后，蒙古人也从最东端向西推进，并于13世纪侵占了欧亚大陆上的大部分地区，建立起一个大帝国。这些大草原东部的游牧部落，由于占有地利，不仅能进入欧洲、中东和印度，也能抵达中国——只要有机会它们就会不时地侵入中国。
在出现了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之后，大草原西部各民族的种族组成状况也逐渐发生了变化，至少在里海以西的地区内，原先的高加索人种占优势的状况变成了蒙古人种占优势。这一转变始于公元前1000年末，并一直继续到中世纪结束。此后，讲斯拉夫语的俄罗斯人又利用西方技术——先是凭借滑膛枪和火炮，后又依靠机关枪和铁路——使种族组成的演变趋势发生了逆转。
最后闪米特人大致占据了从地中海到底格里斯河、从托罗斯山脉到亚丁之间的广大地区。他们最早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地区，绵绵不绝的迁徙浪潮贯穿了其整个历史。早先闪米特人用驴来作运输工具，到公元前1100年前后骆驼的驯养改变了他们的文化，就像马的驯养改变了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一样。随着文明的兴起，闪米特人的许多部落都移居到了城市附近，他们与城市居民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但却又时刻都在准备着一有机会就去攻掠这些城市。
对周围的游牧部落来说，处于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的那些古老的文明中心，就像一块块散发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磁铁。那里拥有丰富的农作物、堆满谷物的粮仓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奢侈品，所有这一切都吸引着游走在大草原和沙漠地区的饥饿的游牧民。因此，各古代文明中心也就不时遭到侵掠。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比起克里特岛、尼罗河或印度河流域的城市要更易受到侵掠。毫无疑问，游牧民族的，这种行为使得所有文明的定居居民都非常讨厌他们。一个埃及官员称闪米特人：“他们的名字散发出比鸟粪更难闻的恶臭。”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一位中国的朝臣同样骂蒙古人是：“胸怀狼子之心……不人人类之列。”
不过，直到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整个欧亚大陆的力量对比才开始发生逆转，各个伟大的古代文明才第一次受到游牧民族的生存威胁。马的驯养和较迟出现的冶铁技术是两个至关重要的发明，它们使游牧民族获得了新的作战能力。就目前所知，中东是最早驯养动物的地方，也是最早乘骑动物的地方，这两件事约发生在公元前5000年前后。不过，在初始阶段，乘骑动物的现象并不多见，原因很简单：当时驯化的动物只有牛和野驴，牛的速度太慢，野驴个子又太小。然而，驯养动物的技能后来却向北传到了出产野驴和野马的俄国南部。到公元前2500年时这两种动物都已在当地得到驯养，而且由于马的形体大、体格壮、速度快，它很快就得到了俄国南部游牧民族的喜爱。他们用择优繁殖的方法，使马的形体愈来愈大。野马的平均高度为13手宽（一手之宽约合4英寸），而现代家马的平均高度则为15至16手宽。如果不加选择地让马繁殖数代，家马的形体很快就会缩小到像美国西部的野马那般大小。
游牧民族利用马打仗时，最早的做法是将马套到轻便的双轮车上。这种车的轮子装有轮辐，它比起美索不达米亚笨重的实心四轮车有了极大的改进。高大的马和灵便的车结合到一起，使游牧民族得到了一种令人生畏的武器——战车。在他们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中，游牧民族就是驾着这种战车掀起了最早的入侵浪潮。战车进攻时，一名战士驭马，其他战士用强弩射箭。没有几个步兵能够长时间地抵挡箭阵，更不用说抵抗紧接着猛攻而来的密集的战车。
到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末期，游牧民族用骑兵取代战车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战斗力。这时的马既高大又强壮，人可以直接骑驭。而且游牧民族还发明了役使马的马勒和马嚼子，另外又发明了角状的马鞍和马镫，这使他们在策马飞奔时还能腾出双手射出密集的箭雨。由此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动性，他们能够追上和打败防守城市中心的军队。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时游牧民族的军事才能主要就建立在骑马作战这一战术上，这一战术在13世纪成吉思汗凭借它完成了一系列惊人的征服时达到了它的顶点。各文明中心直到西方火器占据优势之后才从游牧民族频频入侵的威胁中解脱出来。
对生活在沙漠地带的游牧民族来说，骆驼的作用不次于马。骆驼分为阿拉伯单峰驼和大夏双峰驼两种：前者适应于炎热的沙漠环境，后者适应于寒冷的沙漠环境。即便是驴也会饿死的地区，这两种骆驼也都还能生活，它们依靠驼峰里贮存的脂肪和多室的胃里贮存的水可以不吃不喝地行走几个星期。最早驯养骆驼的时间和地点现在还不清楚，不过到公元前1000年时，穿越中亚和中东沙漠地区的交通运输就已经全部依赖于这种“沙漠之舟”了。
冶铁技术的发明也极大地增强了游牧民族的战斗力。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中叶，该技术终于在小亚细亚东北部发展起来；但是直到约公元前1200年赫梯帝国灭亡后，当地的铁匠离散各地，才使得他们拥有的技艺广泛流传。冶铁技术之所以这么迟才出现，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冶铁的工艺与冶铜和铜合金的工艺截然不同。
冶铜时，较重的铜金属溶液沉于炉底，熔渣等杂质浮在上面，两者很容易分离。而在冶铁时，由于古代的熔炉无法达到使铁完全液化的高温，最后产生的是一种灰色的多孔铁块，技术上称之为生铁块。生铁块烧红后经过反复锤打才能成为熟铁，由于工艺极其复杂，这一发明出现得比较迟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熟铁与当时已能冶铸的铜和青铜对比也绝不是明显的进步，因为它不易铸造，并要耗费更多的燃料，而且铸成的兵器锋刃还较易钝化。后来工匠们才发现，将铁反复锤打、加热并投入冷水中淬火，再经与木炭接触，就可以使其变得坚硬。当时获得新型的铁器不仅需要发现一种新金属，还需要发明一套新的冶金技术，这绝不是凭以往经验行事的早期铁匠所能做到的。
虽然改进冶铸方法后铁器变得比过去坚硬了，但它们却仍极易生锈。不过，这一缺点由于铁矿的分布远比铜矿和锡矿广泛、制作成本也更加低廉而得到了弥补。当时的普通农民也买得起铁制工具，农业生产率也随之得到了提高，农业范围也扩展到了从前石斧无力对付的森林茂密区。而且它对欧亚大陆达成新的军事平衡也有重大影响。从前贫穷的游牧民族不能像城市中心的统治者那样用大量昂贵的青铜武器来装备自己，但是现在几乎每个地区都有铁矿，每个村子的铁匠都能锻制出比青铜武器更优良、更便宜的新武器，因此游牧民族的战士现在不仅在灵活机动性上占有优势，而且在武器装备上也不输于守卫文明地区的士兵。
五、游牧民族摧毁古代文明
在同时拥有马和铁制武器后，游牧民族便发起了两次席卷各文明中心的大规模的入侵浪潮。第一次入侵发生在约公元前1700至公元前1500年之间，入侵者通常手执青铜武器，驾着马拉的战车侵入文明中心；第二次发生在约公元前1200至公元前1100年之间，入侵者通常骑着马，用铁制武器作战。这些入侵并不是取代当地种族、完全改变种族分布的大规模游牧部落入侵，而只是为数不多的入侵者凭借其军事技术上的优势，通过组成武士贵族集团，统治了人数远远超过他们的各个被征服民族。
除中东外，各地文明最终均毁于这两次入侵。其他地方的帝国都是骤生骤灭。中东之所以例外，并非因为它没有遭到人侵，事实上，由于它地处交通要冲便于外界入侵，它所遭受的入侵次数最多。不过中东文明本身却依然经久不衰，它的城市、宫殿、寺庙、书吏、商人和政府官员也都被保存了下来。其中一个原因是，中东文明源远流长，植根深厚；另一个原因是，到公元前1700年时中东地区进入文明社会的区域十分广阔，它们不可能同时全被征服或摧毁；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入侵中东的通常并不是刚从大草原或沙漠地带迁徙而来的最原始的野蛮人，而是早就居住在边缘地区的半文明的野蛮人，而这些人侵者还在征服的过程中就已经部分地被中东文明给同化了。
中东
约公元前2000年，印欧语系的赫梯人进入小亚细亚，开始了他们对中东地区的首次入侵。入侵者经过与当地各民族的融合，在以后若干个世纪中建立起了一个统治着叙利亚大部分和整个小亚细亚的庞大帝国，不过该帝国却从未将美索不达米亚包括在内。赫梯人走后又来了两股属于印欧语系民族的入侵者：喀西特人和胡里安人。即便是地理环境易守难攻的埃及，也在这场延续了几个世纪的混乱中遭到了喜克索人的入侵。喜克索人是以闪米特人为主广泛联合其他种族的游牧部落组成的。到公元前1500年时第一次蛮族入侵浪潮在中东平息下来，此时在这一地区形成了三大强国：北方的赫梯帝国、南方的埃及帝国和东方的亚述帝国。
中东地区三大帝国间的均势被始于公元前1200年前后的第二次蛮族入侵浪潮严重破坏。当时赫梯帝国与埃及帝国之间长年征战不休，结果导致两败俱伤。三支闪米特人的入侵民族则趁机开始填补这一真空地带：腓尼基人占据了地中海沿岸一带；阿拉米人定居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希伯来人定居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约公元前1100年，强大的第二亚述帝国利用其拥有的铁制武器、训练有素的军队、有效的官僚机构和置于车轮上的铁制的破城槌开始进行扩张。到公元前7世纪时第二亚述帝国定都尼尼微，其统治区域囊括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但是过分扩张和被征服民族的持续反抗最终则导致了帝国的一场灾难——公元前612年敌手的联盟摧毁了尼尼微，终结了亚述人辉煌的历史。
亚述人之后是波斯人，他们建立了迄今为止中东地区史上最大的帝国——波斯帝国。在国王居鲁士（公元前550一公元前529年在位）的率领下，波斯人利用亚述人的军事技术征服了南抵尼罗河、东达印度河的所有中东地区。整个中东第一次处于一个国家的统治之下，而蛮族部落也因此受到了有效的抑制。
希腊
与中东文明的经久不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希腊、印度和中国的古代文明却都没能在蛮族入侵中幸存下来，因为这些边缘地区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达不到支持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的那种深度。于是在这些地区也就出现了新的古典文明，其宗教、社会和哲学体系都是崭新的。
属于印欧语系的亚该亚人，在公元前20世纪最早开始不时地侵入希腊。亚该亚人主要是手执青铜武器的战车兵，其总体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属于希腊米诺斯文明的克里特岛人。但到公元前1600年时亚该亚人已经吸收了大量传人大陆的米诺斯文化，并在从色萨利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的广大地区建立了许多小王国。
亚该亚人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居留地由于距离克里特岛最近，所以其文化发展最先进。迈锡尼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中心，那里发展起来的新兴文明即以其名字命名。与克里特岛上的城市不同，迈锡尼的希腊人居留地都设有牢固的工事。通常，国王和臣僚居住在山顶上巨大的城堡里；而平民们的住房则建在城堡外，但当遇到危险时平民们便躲人城堡避难。
迈锡尼人与入侵并定居中东和印度河流域的印欧语系的其他游牧部落不同，他们仿效古时的克里特岛人，面向海洋，建立起了一支令人生畏的海上力量。他们抓住各种机会进行劫掠或商业活动，并在罗得岛、塞浦路斯岛和小亚细亚西海岸建立了海外殖民地。他们瓦解了此前克里特岛在地中海上的经济霸权，到公元前15世纪时他们又进而劫掠了克里特岛。岛上所有没有城墙的城市，包括该岛的都城克诺索斯，均被攻占、摧毁。这些灾难连同一连串毁灭性的地震，使得伟大的米诺斯文明到公元前1150年时实际上已经被灭绝。
而与此同时，新入侵的多里安人又使迈锡尼人遭到了与克里特岛人同样的命运。多里安人出现于公元前1200年前后，他们凭借其所装备的铁制武器，一个接一个地攻占了迈锡尼的城堡和城市。随着行政制度瓦解、农业人口逃散、对外贸易萧条，希腊又倒退回了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的经济形态。笼罩着整个希腊的这一黑暗时代一直持续到了约公元前800年各个城邦国家的崛起。
多里安人的主要据点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他们由.此向海外扩张，在克里特岛、罗得岛和小亚细亚沿海一带建立起殖民地。其他希腊人，如迈锡尼的难民等，从雅典渡海到基克拉泽斯群岛，再由此远渡到小亚细亚西海岸的中段，在那里建立起以著名的爱奥尼亚为代表的居留地，这些居留地在一段时间里成了整个希腊文明社会中最先进的地区。再往北，一些操伊奥里斯语的希腊人从色萨利和希腊中部航海到莱斯博斯岛，再由此前往小亚细亚北部。由于遭到为数众多的当地居民的抵抗，小亚细亚这些新建的希腊殖民地二直未能扩张到内地。尽管只能建在沿海地区，由于这些殖民地很繁荣，它们还是在希腊文明的历史上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现在人们对希腊这一黑暗时代的了解，要比对印度遭受蛮族入侵时期的了解详尽得多。这主要应该归功于希腊人自己留下的宝贵遗产：即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赫希奥德的《工作与时日》和《诸神的诞生》（《神谱》）这四大史诗。荷马描写了战争、冒险以及王公贵族的生活，而赫希奥德则描写了农夫的生活和知识以及众神的家谱。这些诗篇展现了那几个世纪中原始农牧业社会的生动画面：那时的家庭大多自给自足，自己生产粮食，用羊毛织衣。专门经商的都是些外国人——腓尼基人或塞浦路斯岛人。他们时常来，来时总是携带着供平民用的零碎日用品和供贵族用的奢侈品。这种单调沉寂的田园生活偶尔也会被来访的行吟诗人所打破，他弹唱着战争的荣耀和杰出先人的丰功伟绩。
当时每个希腊公社均由贵族家庭和平民组成：前者居统治地位，有权领导战争；后者由自耕农、佃农、为数不多的工匠、雇工和奴隶组成。地位最高的是国王，其权威取决于他指挥战争和领导贵族院会议的才能。偶尔国王也会召集包括全体成年男子在内的民众大会，但召集大会的目的通常都是动员人民支持国王与贵族们此前共同作出的决定。入侵希腊的印欧语系的部落普遍采用这些简单的制度，表明了希腊城邦的政府机构尚处于萌芽状态。
印度
印度河流域的文明经历了与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相同的命运。它在约公元前1500年时也被游牧民族部落推翻——游牧民族凭借其铁制武器和马拉战车这一军事上的优势，很轻易地就推翻了还在使用铜制武器和牛拉战车的当地人。这些入侵者自称“雅利安人”，称他们安家定居的地方为“雅利瓦尔塔”，即“雅利安人之国”。他们属于印欧语系。居住在西方的一些雅利安人的分支入侵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希腊，而另一些雅利安人通过小群小群的渗入很轻易地就推翻了早已腐朽的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到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后半叶，印度河流域形成了一个原始的新社会。有关这一社会的资料非常缺乏。与古代印度河文明留下了大量遗物但却没有留下任何可以解读的文字资料不同，雅利安人则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遗物，因为他们的住房是用木头或泥土建造的，也没有集聚成大城市，不过他们倒是留下了大量以吠陀形式出现的文献材料。因而，可被用来考证雅利安人生活的材料与可以考证印度河文明的材料的形式正好相反。
“吠陀”一词意为知识。古文献《吠陀》对于印度教徒来说，就像基督教徒的《圣经》、伊斯兰教徒的《古兰经》，是其宗教信仰的主要来源。最早的《吠陀本集》共有四部，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古老的一部是《梨俱吠陀》。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别的著作也被加到这四部吠陀中，获得了同等的神圣地位。如果说荷马史诗是了解希腊迈锡尼文化的主要原始资料，那么《梨俱吠陀》就是研究早期雅利安人的主要原始资料。它共有十卷，收集赞歌1028首，其篇幅庞大，大抵相当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总篇幅。
雅利安人身材较高、蓝眼睛、肤色白皙，他们很清楚自己的体态特征和其所征服的土著居民大不相同。吠陀文献在提到后者时说他们身材矮小、肤色黯黑，没有鼻梁，称他们为“达萨”，即奴隶；而在描述雅利安人时，则把他们说成是颇有男子气概的人，爱好战争、饮酒、赛车和赌博。雅利安人的战争之神因陀罗是一个理想化的雅利安武士，他身披金色盔甲，快活地冲锋陷阵，一餐能吃掉300头水牛的肉，能喝光三大湖的酒。
雅利安人在刚到印度时还是游牧民，他们主要靠牧牛为生，其财富多寡根据牛群的大小来判断。随着在肥沃的大河流域定居下来后，他们逐渐转向了农业。若干有亲属关系的家庭聚居一处形成村庄，若干村庄组成氏族，若干氏族结成部落，部落的首领即国王。同希腊情况相仿，国王的权威取决于他的个人才能和开创精神，不过它也会受到贵族会议的限制，而且在某些部落它还会受到自由民的限制。
印度河流域早期雅利安人社会的显著特点与后来的印度教根本不同：食牛肉，而不将牛作为崇拜的对象；快活地饮用醉人的烈酒，而不将其弃绝；有阶级，但无种姓；祭司居于贵族之下，而不是位于社会金字塔的顶端。总之，雅利安人社会与当时其他印欧语系的社会极为相似，但与其后数世纪中发展起来的古典印度教则有很大的差别。
中国
约公元前1500年前后，手执青铜武器的战车兵也入侵到了遥远的中国北部黄河流域。当时统治那里的是一种繁盛的新石器时代的商文化——入侵者为商文明作出了他们的贡献，但他们自己也被该文明同化吸收。正如在中国所一贯发生的那样，这些蛮族入侵没有造成明显的文化中止，这与这些入侵者侵入希腊和印度时的情况不同。于是，独具特色的中国文明也就毫不间断地从商代一直发展到现在，虽然中间也曾有过一些调整，但它却从未被毁灭或转型。
这种连续性在公元前1027年由商朝到周朝的转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周人曾经长期居住在处于文明边缘区的渭水流域，所以他们在借用西、北方牧羊“蛮族”的军事技术的同时，也分享到了商的语言和主要文化。因而当周入侵占中国北部时，入侵者推翻了商朝，但却并没有中断中国文明的发展。文字系统、祖先崇拜和占卜术一起依旧保存完好，社会依然分裂为贵族武士和农民群众两大阶级；分封制也依然存在，而且在周朝还变得更为明显。周朝统治者将其所征占的广大领土分封给许多诸侯，这一制度也是沿用了商朝旧制。一开始诸侯们必须定期到朝廷觐见述职，但后来这一制度逐渐废弛。随着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变得日渐衰微，居住在围有城墙的城市里的诸侯们也就开始统治起其周围的农村。
公元前771年周朝都城被“蛮族”和反叛诸侯联合攻占，周朝被迫迁往不易遭受边境蛮族进攻的东都洛阳以继续它的统治。这样周朝公元前771年迁都之前的一段时期就被中国人称为“西周”，而此后的一段时期则被称为“东周”。到东周时，周王只是名义上的统治者。虽然他们仍旧履行某些宗教职责，并受到某种形式上的尊敬，但他们所拥有的土地比其名义上统辖的诸侯们还要少，所以他们的势力也就更弱了。实际上，周王之所以能够幸存到公元前256年，主要就是由于他们提供了精神领导。此外周王朝也起了一个高级祭司的作用，而且周主朝本身就被当作了民族统一的象征。
虽然东周时期的政治不稳定，但其文化却获得了巨大发展。这是一个生气勃勃、富有创造性的时代，在这一时代里人们写下了伟大的文学、哲学和社会理论著作。这一时期既是中国古典文明形成的时代，也是希腊古典文明和印度古典文明大约同时发展起来的时期。这些古典文明的起源和性质就是第二编里剩余章节中所要论述的主题。
推荐读物
有关各文明起源的描述，参见J.Gowlett所著的Ascent to Civilization（Knopf出版社，1984年版）、P.R.S.Moorey主编的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Clarendon出版社，1979、年版）、C.B.Heiser，Jr.所著的Seed to Civilization（W.H.Freeman出版社，1973年版）、J.E.Pfeiffer所著的The Emergence of Society（McGraw-Hill出版社，1977年版），以及A.C.Renfrew所著的Before Civilization（Cape出版社，1973年版），他的著述挑战了文明扩散理论。
对各个文明分别进行考察的著述有：K.C.Chang所著的Sbang Shang Civilization（Y a Ie University出版社，1980年版）、O.R.Gumey所著的The Hittites（Penguin出版社，1980年版）、C.Y.Hsu所著的Western Chou Civilization（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88年版）、T.Jacobson所著的The Treasures ofDarkness：A History of Mesopotamian Religion（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76年版）、N.Postgate所著的The First Empires（Elsevier出版社，1977年版）、J.Hawkes和L.Woolley合著的“Prehistory and the Beginnings of Civilization”收录于UNESCO History of Mankind，Vol.1（Harper ＆ Row出版社，1963年版）、M.Hammond所著的The City in the Ancient World（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2年版）、J.G.Macqueen所著的The Hittites and Their Contemporaries in Asia Minor（Thames ＆ Hudson出版社，1975年版）、B.M.Fagan主编的Avenues to Antiquity（W.H.Freeman出版社，1976年版）、R.F.Willetts所著的The Civilization of Ancient Crete（Universityof California出版社，1977年版），以及附有精美插图的由Life编辑部主编的The Epic of Man和The Damn of Civili zation（McGraw-Hill出版社，1961年版）。
关于游牧入侵者的著述有：E.D.Phillips所著的The Royal Hordes：NomadPeoples of the Steppes（Thames ＆ Hudson出版社，1965年版）、O.Lattimore所著的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Mouton出版社，1962年版）和Inner Frontiers of China（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出版社，1940年版），以及A.Guha主编的Central Asia：Movement of Peoples，and Ideas from Times Prehistoric to Modem（Harper ＆ RoW出版社，1972年版）。对今天的游牧民族进行考察的著述有附有精美插图的Nomads of the World（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出版社，1971年版）。
注释
1.Cited by N.Bailkey，“Early Mesopotamia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July1967），PP.1，225.
2.Adapted from J.Hawkes and L.Woolley，UNESCO History ofMankind，V01.1，Prehistory and the Beginnings of Civilization（Harper＆Row，1963），P.467；and V.Cord on Childe，Man Makes Himself（Memor Books， 1951），P.149.
3.Cited by A.J.Wright，Buddhism in Chinese History（Sanford University，1959），PP.19—20.
4.Citedby G.Soloveytehik，Potemkin（Butterworth，1938），p.25.
5.W.A.Haviland，“Stature of Tikal，”American Antiquity（July 1967），PP.316—325.
6.New York Times，December 11，1984.
7.E.A.Spelser，“The Beginnings of Civilization in Mesopotamia，”Supplement to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Decemberl939），p.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