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全球统一性的开始
美洲的发现……确实带来了一场最实质性的变化。由于美洲为欧洲生产的全部日用品提供了一个新的和异常广阔的市场，这才使得社会分工的细化和艺术的进步成为可能——它们在欧洲古老经济环境下永远也不会发生……在这种意义上新大陆出产的银器也就成了交换的主要商品，通过它这两个边远部分的贸易往来得以继续进行下去，而且这两个原本相距遥远的大陆在很大部分上也是由此而被联系到了一起。——亚当·斯密
从1500年至1763年的近代初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比较关键的时期。正是这一时期的地理大发现揭示了新大陆的存在，从而预示了世界历史的全球阶段的来临。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欧洲人凭借其在海外活动中的领先地位崛起为全球霸主。而在这些世纪中发展起来的某些全球性的关联自然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愈加紧密起来。因此从1500年至1763年的这些岁月也就构成了从公元1500年以前各地区孤立的时代到19世纪欧洲夺取世界霸权时代之间的过渡时期。而本章的目的就是分析在各领域发展起来的全球性关联的确切性质和程度（见地图28）。
一、新的全球性视野
欧洲海外和陆上扩张的第一个最明显的结果就是，人类的眼界前所未有地扩大了。地理知识不再局限于一个地区、一个大陆或一个半球。整个地球的形状首次被确定和绘人地图（见地图25）。这项工作主要是由带头从事越洋探险的西欧人进行的。在葡萄牙人于15世纪初开始沿非洲海岸摸索前进以前，欧洲人所掌握的准确知识仅限于北非和中东。他们关于印度的知识是模糊的，关于中亚、东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知识则更加模糊。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的真实存在当然是未曾想到过的，更不用说南极洲的存在了。
但到1763年时情形就已迥然不同。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主要海岸线，包括南北美洲的大西洋沿岸、南美洲的太平洋沿岸、整个非洲的海岸轮廓以及南亚和东亚的海岸，都已为人们所了解，虽然了解的详细程度有所不同。在某些地区欧洲人的知识已经超出了海岸线之外：俄罗斯人相当熟悉西伯利亚，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非常熟悉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的部分地区。在格兰德河以北，西班牙人已经勘探了很多地区，徒然地寻找着黄金和传说中的城市，而法国人和英国人则利用独木舟和印第安人所了解的河流和湖泊路线在更北的地区漫游。
不过北美洲的太平洋海岸则仍有大半未被探明；虽然澳大利亚西海岸已被荷兰航海者发现，但它在整体上却几乎尚未为人们所知。同样，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内地基本上也仍是一片空白。中亚的情况也一样，13世纪马可·波罗的记叙仍是关于中亚知识的主要来源。总之，欧洲人在直至1763年为止的这一时期中已经获得了有关世界大部分海岸线的知识。在下一时期中，他们将侵入几块大陆的内地，并将探察南、北极地区。
二、人类和动植物的全球性扩散
欧洲人的发现不仅带来了新的全球性视野，还导致了各种族在全球的重新分布。实际上，在公元1500年前一直存在着世界范围的种族隔离现象。尼格罗人种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太平洋的少数岛屿上，蒙古人种聚居在中亚、西伯利亚、东亚和南北美洲，高加索人种集聚在欧洲、北非、中东和印度。不过今天这种格局已经彻底改变，其改变甚至达到了一半非洲人生活在非洲之外的程度。到1763年时，截然不同的种族分布格局已经清晰可辨。在亚洲，俄罗斯人开始慢慢越过乌拉尔山脉，迁徙到西伯利亚。种族构成方面的最大变化是向南北美洲的移民一欧洲人是自愿的，非洲人则是被迫的。
来自欧洲和非洲的大规模迁移使得南北美洲从一个纯粹是蒙古种人的大陆变成了一个世界上种族成分最混杂的地区。黑人的迁移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使得奴隶的总数达到了1000万左右。而欧洲移民的人数则也一直在稳步增长，它在20世纪初因每年有近100万人的到来而达到很高的水平。最终的结果则是，如今在美洲，人数最多的是白种人，明显占少数的人种按其从多到少的顺序依次为黑人、印第安人、印第安人与白人的混血儿以及黑白混血儿（见地图29）。
人们对由于某些种族的人口减少和迁移而引起的新的世界种族格局是如此熟悉，以至于它现在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其极为重大的意义也就被普遍忽视了。存盲军1763年为止的这一时期中的情况是，欧洲人要求占有广阔的新地区，并在下一世纪向这些地区移民——不仅是南北美洲，还有西伯利亚和澳大利亚。假设当时最先到达并拓殖人口稀少的大陆的是中国人而非欧洲人，那么就非常有必要重绘世界种族地图了。而要是果真如此的话，中国人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也许就会更接近于二分之一，而不是现在的六分之一。
人类各种族的混合必然伴随着动植物的相应混合。除了少数无关紧要的例外，所有今天得到利用的动植物都是由史前时期世界各地的人们驯化出来的。它们在1500年以前一直是从其各自的发源地缓慢地向外传播，之后它们就开始由横跨地球的人们在各大陆之间来回移植。各种驯养的动物，尤其是马、牛和羊，是东半球的一个重要贡献，美洲大陆没有可以与之相媲美的动物。美洲驼和羊驼相对而言价值不高。当然美洲的确有巨大的估计总数在4000万到6000万头的野牛群。印第安人猎杀它们作为食物，也利用它们的皮，但是他们每年只杀死30万头左右，这一数字远远低于其自然死亡率。欧洲人起初杀野牛只是为了吃肉，1871年之后他们开始将牛皮制成商用皮革，屠宰量随即便上升为每年300万头，到19世纪末时野牛已经濒临灭绝。现在的野牛只剩下受到精心照管的区区几群。
美洲印第安人贡献了非常丰富的粮食作物，特别是玉米和马铃薯，此外还有木薯、番茄、鳄梨、白薯、花生以及若干种蚕豆、南瓜和西葫芦。这些原产于印第安的作物非常重要，它们构成了今天世界上全部植物食品产量的一半。除了这些粮食作物之外，美洲印第安人还培植了两种主要的经济作物：烟草和棉花，以及在现代药物学上占有显著地位的几种美洲土生药材，尤其是制作可卡因和奴佛卡因用的古柯叶、制作麻醉剂用的箭毒、提取奎宁用的金鸡纳树皮、制作镇痛剂用的曼陀罗以及制作轻泻剂用的药鼠李。
当然，动植物的交流并不仅限于欧亚大陆和南北美洲之间。整个世界都卷入了这种交流，澳大利亚的情况显然就说明了这一点。澳大利亚现今是世界上羊毛、羊肉、牛肉和小麦等初级产品的主要输出者，而所有这些农牧产品的物种都来源于外界。盛产橡胶、咖啡、茶叶和烟草的印度尼西亚与盛产蔗糖和菠萝的夏威夷的情况也是如此。
今天，全球范围内人们之间和动植物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却是以加速度的形式在进行——如果说过去是以独木舟和帆船传播的话，那么现在就是以汽船和喷气式飞机在传播了。由于这种混合经常是意外发生的，所以其结果有时也就会是灾难性的。例如，每天都有各种海洋生物随着船舱里的货物从地球的一端被运送到另一端，当船进入港口后，上亿的生物被倾倒出来，进入新的栖居地，有时候它们就会取代当地的生物。科学家检验了到达俄勒冈库斯湾的159艘日本船的压舱物，结果发现了367不同种类的动植物，其中大部分都是幼虫。“我们发现了虾、螃蟹、鱼、北极鹅、海胆、海星。、虫、水母、蛤、蜗牛，简直包括了所有的海洋生物……可能被引入到新环境中的物种的5％到10％都活了下来。”
货舱绝对不是控制物种扩散的唯一问题。今天最重要的扩散力量是迅速增长的全球贸易和旅行。在活的动植物和种子上，在运送这些货物的轮船、飞机、卡车上，都附着着各种各样的生物，它们被传播到全球各地。当然，这种扩散是双向的，从美国向外扩散，或者相反。拖鞋帽贝就是19世纪80年代被一船牡蛎从美国无意间输出到欧洲的。一种北美飞蛾现在正在蚕食中国中部大片地区的树木。而一种来自美国东南部的松树线虫则正在杀死日本的黑松树。
三、全球性经济关系
到18世纪后半期，规模巨大的洲际贸易有史以来首次发展起来。而在1500年以前阿拉伯和意大利商人就已在欧亚大陆的各个地区之间贩运商品，主要是奢侈品——香料、丝绸、宝石和香精。到18世纪末，这种有限的奢侈品贸易由于新的大宗生活必需品交易的扩大而转变为大规模贸易。跨大西洋贸易的情况尤其如此，因为美洲种植园先是生产了大量烟草和蔗糖，后来又生产了大量咖啡、棉花及其他在欧洲销售的商品。由于这种种植园实行单一经营，所以它们必须进口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包括谷物、鱼、布匹和金属制品，而且还必须输入劳动力，从而导致了繁荣的三角贸易：欧洲的朗姆酒、布匹、枪炮及其他金属制品被运到非洲，非洲的奴隶被运到美洲，美洲的蔗糖、烟草和金银则被运到欧洲。
当时新兴的大规模全球性贸易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东、西欧之间的商品交换。在这里，西欧还是得到了各种原料，尤其是做面包用的谷物；由于人口增加和大量耕地变为牧场，对谷物的需求很大。在从事波罗的海谷物贸易的主要港口但泽，黑麦、大麦和燕麦的价格在1550至1600年间分别上涨了247％、187％和185％。这就促使谷物及其他原料的出口量大增，因此在这数十年间波兰和匈牙利销往西方的出口商品的价格通常是进口商品价格的两倍。波兰、匈牙利、俄国，最后还有巴尔干半岛各国，得到了纺织品、武器、金属制品以及殖民地商品；反过来它们则提供了谷物、牛、兽皮、船用补给品和亚麻。它们还提供毛皮，毛皮是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采用西班牙人在美洲获取金银的同样方法，即剥削土著劳动力而获得的。
欧洲与亚洲的贸易之所以比不上其与南北美洲或与东欧的贸易，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欧洲的纺织行业反对从亚洲各国进口棉织品。这些外国产的棉织品由于分量轻，颜色亮，价格低，尤其是耐洗，在欧洲非常受欢迎，于是欧洲就开始大量进口。但是很快，本地纺织界和一部分担心冈购买外因棉织品而造成的金银流失会危及国家安全的人就对此加以反对；这些人为了保证通过禁止或削减进口印度棉布的法律，对他们各自的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第二，难以找到能在亚洲市场上出售的物品。这个问题其实早在古罗马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当时的罗马帝国为了支付中国的丝绸和印度的纺织品而耗尽了自己的黄金。16世纪到18世纪时的情况依然如故：亚洲仍然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而欧洲则勉强用金银支付它想要的亚洲产品。直到18世纪末，欧洲发展起动力机器时才解决这一问题。那时的形势已经完全改变，因为欧洲能将机织的廉价纺织品倾销到亚洲。而在此前由于亚洲不愿意接受欧洲金银除外的几乎所有其他物品，东西方留易一盲受到妨碍。
这种新的世界性经济关系的意义何在呢？首先，第一次出现了大规模的国际分工。全世界正在成为一个经济单位。南北美洲和东欧（加上西伯利亚）生产原料，非洲提供人力，亚洲提供各种奢侈品，而西欧则指挥这些全球性活动，并越来越全力地进行工业生产。
新的全球性经济要求在原料生产区有充足的劳动力。美洲种植园通过大批输入非洲奴隶解决了这一问题。黑人如今正是在以往专门从事种植园农业的那些地区——巴西北部、西印度群岛和美国南部——人数众多。早期欧洲人为了解决劳动力问题而留下了一份痛苦的遗产，因为这些地区至今仍由于可以上溯到殖民地时期的基本问题——种族歧视和欠发达问题——而遭受严重破坏。当前美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和加勒比海岛屿的种族冲突是长达四个多世纪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最终结果，而整个拉丁美洲的欠发达也只不过是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地{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本身）对于西北欧的经济依附关系的继续。
亚当·斯密谈欧洲的扩张
在其所著的世界名著《国富论》（1776}中，亚当·斯密对于殖民地的影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提到殖民地的存在有助于除殖民宗主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外的所有欧洲国家的财富的增加。*
美洲的发现和经由好望角抵达东印度的航线的开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和最重要的两件事。现在已经可以看出它们的影响非常巨大，但是在这些发现发生后的两到三个世纪中，它们的影响尚无法在短期内完全显现出来。当时人类的智慧尚不能预见到人类将从这两个重大事件中获得哪些利益或遭受哪些不幸。这两件事把世界上相距最遥远的部分联结在一起，让它们能够互通有无，能够增加彼此的快乐，能够促进彼此的工业。因此，从整体趋势上看，这两个事件对人类是有益的。
其中，这些发现的一个主要影响就是将商业体系提升到了一个壮观和光荣的程度，如果没有这些发现，商业体系要达到这一程度是不可企及的。那个体系的目标就是通过贸易和制造业而不是通过改良和耕种田地，通过城市工业而不是通过农村各行业，来使一个国家变得更富足。但是，作为这些发现的后果，欧洲的商业城镇不再只是作为世界的一个小部分（这部分指欧洲的大西洋沿岸地区，以及波罗的海和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制造者和运输者，现在它们已变成不计其数、欣欣向荣的美洲殖民地的商品制造者，也成了亚洲、非洲、美洲几乎所有各国完全意义上的运输者和部分意义上的制造者。两个新世界对欧洲的工业打开了大门，它们两个都比旧世界更巨大、更广阔，其中美洲市场还每天都在成长得更巨大。
的确，拥有美洲殖民地且能直接与东印度进行贸易的国家享有着这一巨大的商贸往来的全程参与权。但是，其他国家尽管遭受殖民地宗主国的恶意排挤和限制，经常也能享受到这一商贸往来的实际收益的一大部分。比如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对其他国家的工业的实质性促进比它们对西班牙和葡萄牙工业的促进还要多。仅就亚麻布一项而言，据称这些殖民地的年消费额可以达到300万英镑以上，当然我不能保证这一数据的准确。但是这一巨大的消费产品却几乎全都是由法国、佛兰得斯、荷兰和德国提供。西班牙和葡萄牙仅提供一小部分。每年向这些殖民地提供的大量亚麻布而获得的资本都在这些其他的欧洲国家居民中分配，也形成了这些国家的税收。
*亚当·斯密《国富论》（爱丁堡，1838），p.282。
为了参加这一新的全球性经济，南北美洲付出的代价是奴隶制，东欧付出的代价则是农奴制。其基本原因相同，即都需要有充裕、可靠的廉价劳动力供应，以便为有利可图的西欧市场生产商品；在此之前波兰和匈牙利贵族要求农民提供的劳动是最低限度的——每年义务劳动3至6天——因为不存在增力口产量的动力。但是，当面向市场的生产变得有利可图时，贵族很快就做出反应，将农民的义务劳动的时间大大延长，增至每周一天，到16世纪末更是已经增至每周6天。为了确保农民继续承担这种劳役，还逐渐通过了越来越严格地限制农民自由迁移的法律。最后农民被完全束缚在土地上，从而成为没有迁移自由的农奴，只能任由贵族强征勒索。
非洲也受到了新的全球经济的深刻影响，因为它是美洲种植园奴隶劳动力的来源。在出现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之前非洲就已经有奴隶制存在，奴隶被用来打仗和耕作。奴隶也和黄金一起出口，他们沿着古老的商路穿越撒哈拉沙漠，到达地中海，然后再被用船运到中东地区。据估计，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出现之前就已有350万到1000力非洲人被用这种方式卖掉了。
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先锋葡萄牙人最初是把非洲人卖到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做家务和农活，但其数量和后来被运到新大陆种植园的奴隶相比微不足道。土著印第安人无法被用做种植园工人，因为他们染上了来自欧洲的疾病，正在灭绝。种植园主起初想雇佣欧洲的契约工人，但是由于他们工资太高，而且自由散漫，于是就改用了非洲奴隶。第一批奴隶是哥伦布首次远航后不久运来的。16世纪20年代在秘鲁发现银矿，40年代在巴西建立起甘蔗种植园以后，奴隶数量激增。而自从在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岛屿建立了生产烟草、大米和咖啡等作物的种植园以后，奴隶数量更是进一步增加。有关奴隶总数的估计相差很远，最新的研究表明，从1500年到1867年间约有1200万到2000万奴隶被强迫离开非洲。结果到1850年，南北美洲非洲裔奴隶的人数是白人的3—4倍。
奴隶贸易对非洲的影响因地区不同而不同。安哥拉和东非损失严重，因为那里的人口一开始就比较稀少，经济上常常接近于仅能糊口的水平，所以那里即使损失的人口很少，其影响也是毁灭性的。相比之下，西非经济上较先进，人口较稠密，因此奴隶贩子的劫掠也就显得不那么具有毁灭性。从整个非洲大陆来看，由于奴隶贸易的时期从1450年一直延续到1870年，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总人口据估计有7000万至81300万，故人口方面的影响是比较微小的。不过，奴隶贸易对非洲从塞内加尔到安哥拉的整个沿海地区和方圆四五百英里的内地则造成了腐蚀性、扰乱性的影响。携带朗姆酒、枪炮和金属器具等货物的欧洲奴隶贩子的到来，引起了侵袭内地猎取奴隶的连锁反应。各种集团为了控制这种利润丰厚、军事上起决定作用的贸易而相互征战。有些集团，如阿散蒂联盟和达荷美王国崛起了，有的集团如约鲁巴文明、贝宁文明和刚果王国则日渐衰落。不管怎么说，奴隶贸易总的影响肯定是破坏性的。
然而，奴隶贸易除了占有奴隶之外，的确也还包括贸易。非洲人把自己的同胞卖给欧洲人后，作为回报，不仅得到了酒和武器，而且还得到了某些实用商品和经济上具有生产性的商品，包括纺织品、工具和供当地铁匠铺和作坊使用的原料。从长远来看，一个更重要的积极影响是从南北美洲引进了新的粮食作物。玉米、木薯、白薯、胡椒、菠萝和烟草被葡萄牙人引进非洲后，迅速在各部落中传播开去。这些新食物实际上能够供养大量人口，其数目或许会超过在奴隶贸易中失去的人口总数。但在另一方面，奴隶贸易却并不是引入新粮食作物的关键因素。新作物近几个世纪以来在全世界迅速得到传播，不论有没有奴隶制，它们无疑都会像传播到中国内地一样传播到非洲内地。
亚洲在各大洲中受到的影响最小，因为它的军事、政治和经济都已强大到足以避免直接或间接的征服。不过亚洲大部分地区都还完全没有意识到正出现在其沿海地区的、固执的、令人讨厌的欧洲商人。只有印度的少数沿海地区和东印度群岛的某些岛屿感觉到了欧洲早期经济扩张的影响。整个亚洲的态度由中国皇帝乾隆在答复1793年英王乔治三世要求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的一封信时作了最好的表达，他说：
“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其实天朝……种种贵重之物……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欧洲也受到了全球性新经济的影响，但其影响全部是积极的。欧洲人是世界贸易最早的中间人。他们开辟了新的外洋航线，提供了必需的资本、船舶和专门技术，自然从奴隶贸易、甘蔗和烟草种植园以及东方贸易中也就获益最多。其中有些利益也就慢慢地及于欧洲民众身上，茶叶的情况就表明了这一点：茶叶于1650年前后被引进英国时，每磅价值大约为10英镑，然而仅过了一个世纪它就已成为普通消费品。比对生活水平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对欧洲经济的刺激。就像我们将会在后面看到的那样，18世纪末开始的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从海外事业中积聚起来的资本和海外市场对欧洲制造品的日渐增长的需要。
因此，正是在此期间欧洲突飞猛进，迅速上升为世界经济霸主。总的结果是积极的，因为世界分工提高了世界生产率。1763年的世界比1500年的世界富裕，而且这种经济增长一直持续到了现在。但是从最初起西北欧就作为世界的企业主攫取了大部分利益，并损害了其他地区。从当前的种族冲突、富国与穷国间的显著差异、农奴制在整个东欧留下的伤痕以及遍及世界的奴隶制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损害。
四、全球性政治关系
在直至1763年为止的这段时期，全球性的政治关系同经济关系一样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西欧人不再被扩张中的伊斯兰教围困在欧亚大陆西端，相反，他们已经通过赢得对印度洋的控制而从南面包围了穆斯林世界。与此同时俄罗斯人则通过征服西伯利亚而从北面包围了穆斯林世界。当时西欧人还发现了美洲，从而为经济开发和殖民开辟了大片领土。他们也因之而蓄积起了巨大的资源和实力。
这一切都说明世界均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重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堪与先前人口平衡方面的变化相比。此前穆斯林世界一向是创造力的中心，它向四面八方扩展，伸人东南欧、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中亚和东南亚。现在，一个能辐射全球而不仅仅是辐射欧亚大陆的新的中心也已崛起。从这个新中心——先是伊比利亚半岛，而后是西北欧一一开始，一条条政治影响力的贸易路线向各方伸展，包围了整个世界——向西到南北美洲，向南囊括非洲，向东到印度，囊括东南亚。
虽然欧洲人在1763年以前并未实际控制住这些地区的全部，但是他们已经有效地占领了那些人烟稀少的地区——南北美洲、西伯利亚以及后来的澳大利亚，虽然他们在全大陆范围进行殖民还要等到19世纪才开始。不过在非洲和亚洲，除去荷兰人侵入好望角和东印度群岛外，西欧人在这一时期中仅获得一些沿海据点。别处的各土著民族非常强大，且组织有序，他们不允许在南北美洲和西伯利亚发生的情况在他们那里重演。
比如说在西非，由于气候恶劣，欧洲人无法渗透到内陆。而且他们还受到沿海地区酋长们的阻挠，因为作为内地部落与欧洲人之间的中间人，酋长们处心积虑地想保住自己这一有利可图的地位。在印度，在达·伽马于1498年到达以后的250年中，欧洲人一直不能接近其核心。虽然在这两个半世纪里他们也能在少数港口经商，但那显然是经过土著统治者同意的。而在中国和日本，就像俄罗斯人在进入阿穆尔河流域时所发现的那样，欧洲人根本不可能侵占它们的领土。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政治领域，就像在经济领域一样，1763年的欧洲已经取得了一半成就。它不再是欧亚大陆上一个相对封闭、无关紧要的半岛。它已在海外和陆上进行了扩张，并确立起其对相对人烟稀少、军事软弱的南北美洲和西伯利亚的控制。但是，欧洲人必须等到19世纪时才能统治非洲、中东、南亚和东亚。
五、全球性文化关系
欧洲文化能否强行移植，就像欧洲能否进行政治统治一样，取决于各土著社会的情况。例如，欧洲文化能够被整个迁移到南北美洲，是因为各土著民族或者被消灭了，或者已被驱逐。然而，即便是偶然来到拉丁美洲的旅人也会注意到印第安文化残余的迹象。例如，用土砖砌造房屋，用没有锯过的松树原木作桁条，即椽子。同样，披在肩上的毛毯（塞拉普毛毯）起源于印第安部落，用两块毛毯缝合在一起、正中开领的庞乔头篷也是如此。拉美大部分地区普遍信奉的罗马天主教，是基督教与印第安人信仰和习惯的混合物。虽然印第安人已经放弃了其当地诸神的名字，但他们又把这些神的特性分派给圣母玛利亚和圣徒们，期望天主教万神殿中的这些偶像能像以往的神那样替他们治愈疾病，控制天气，免灾祈福。也许在拉丁美洲的烹饪方面能够找到受印第安影响的最明显的证据：玉米粽子、玉米粉圆饼和各种辣菜都是以印第安两大名产蚕豆和玉米为基本原料而做成的。
在1763年以前的时期，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新的、最重要的粮食作物的传播外，欧洲人对非洲和欧亚各种土著文化的影响微不足道。在西非，土著酋长们基本上把欧洲商人限制在沿海贸易站。在中东、印度和中国古老的文明中心，各土著民族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对欧洲入侵者的文化根本没有印象。穆斯林土耳其人虽与基督教欧洲人关系最密切，但却也最看不起他们。甚至就在17、18世纪土耳其人自己日益衰落时，他们仍然毫不犹豫地表达其对基督教异教徒的轻蔑。1666年土耳其首相对法国大使喊道：“难道我不知道你？你这个异教徒，猪，狗，吃粪的家伙！”
在印度次大陆，当已在果阿安身的葡萄牙人于1560年引进宗教法庭时，各土著民族的反应同样也是非常消极的。在1600年至1773年问共有73人因持异教观点而被判处火刑。印度人注意到了天主教的自相矛盾之处：它监禁、拷打和以火刑处死那些其唯一罪行是持异端观点的人，同时却又阻止寡妇自焚，而自焚按当时印度教的标准则是一种高尚的行为。此外，欧洲冒险家在印度的不法和狂暴行为更是进一步降低了印度人对西方基督教徒的评价。1616年有人对英国牧师特里先生说：
“基督教是魔鬼的宗教；基督教徒经常酗酒、干坏事、打人、辱骂别人。”
由于耶稣会传教士的卓越才能和其在学问上的造诣，中国人对欧洲人的反应起初较好（如第19章 第3节所提到的）。耶稣会士成功地赢得了一些皈依者，包括少数学者和一些皇室成员。然而，即使是具备天文学、数学和地理学知识的能干的耶稣会士，也没有给大多数中国学者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都不认同西方科学和西方宗教。以下这句谚语或许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欧洲人的普遍看法：只有中国人拥有双眼，欧洲人是独眼，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则都是瞎子。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1763年以前除天文学之类的专门知识领域外，欧洲人对中国文明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虽然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印度人和土耳其人对欧洲人的文化没有印象，但是欧洲人却刚好相反，他们对其在君士坦丁堡、德里和北京所看到的东西印象非常深刻。对于先熟悉的奥斯曼帝国，他们的反应是尊敬、钦佩和不安。即便是在帝国已经开始衰落的1634年，一位有创见的英国旅行家仍然下结论说，土耳其人是“近代唯一起到伟大作用的民族”，“如果有谁见到过他们最辉煌的这些时代，他就不可能找到一个比土耳其更好的地方。”517世纪时奥斯曼帝国已经在欧洲人中间失去了它的威望。当时欧洲的知识分子正被有关传说中的遥远的中国文明的许多详细报道强烈地吸引。他们在了解过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更是完全人了迷。中国以其儒家道德体系、科举制度、对学问而不是对军事才能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艺品如瓷器、丝绸和漆器等，开始被标榜为模范文明。例如，伏尔泰（1694—1778）用一幅孔子的画像装饰其书斋，而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则称赞中国的康熙皇帝是“如此伟大、凡间少有的君主，因为他是个神一般的凡人，点一下头就能治理一切；不过，他是通过教育获得美德和智慧的……从而赢得统治权。”
18世纪末欧洲人对中国的钦佩开始消失，这一方面是由于天主教传教士正在中国受到迫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欧洲人开始对中国的自然资源而不是文化感兴趣。这种态度的转变反映在1776至1814年间在巴黎出版的16卷（关于中国人的历史、科学和技术等的研究报告）中。该书第11卷于1786年问世，里面几乎仅收录关于可能会使商人感兴趣的资源——硼砂、褐煤、水银、氨草胶、马、竹以及产毛动物——的报告。
正如在17世纪欧洲人的兴趣从奥斯曼帝国转移到中国一样，到了18世纪后期欧洲人的兴趣又转移到了希腊，还有较小一部分则转移到了印度。古希腊人成为受过教育的欧洲人的至爱。1778年一位德国学者写道：“我们怎么能相信，在欧洲的导师希腊入学会阅读以前，东方各野蛮民族就已产生编年史和诗歌，并拥有完整的宗教和伦理呢？”7欧洲的一些知识分子则开始热衷于印度文化。印度学者不愿将自己神圣的学问传授给外国人，但少数欧洲人，多为耶稣会神父，还是获得了梵语、文学和哲学方面的知识。德国哲学家叔本华（1788—1860）就像莱布尼茨被中国哲学迷住那样，着迷于印度哲学。1786年英国学者威廉·琼斯爵士在孟加拉亚洲学会上公开赞美道：“无论梵语多么古旧，它的结构却是如此奇妙。它比希腊语更完美，比拉丁语词汇更丰富，比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的任何一种都要优美得多。”
六、历史视野中的近代初期
从1500至1763年的近代初期，是前几个时代中的地区孤立与19世纪欧洲统治世界之间的中点。在经济上，这一时期的欧洲人几乎将他们的贸易活动扩展到了世界各地，尽管他们还不能开发那些广袤大洲的内地。洲际贸易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但贸易量却仍远远低于其后所达到的数量。
在政治上，世界还远远不是一个单一整体。震撼欧洲的伟大的七年战争并未曾影响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南北美洲、非洲内地、中东大部分地区和整个东亚。虽然欧洲人已经牢牢地控制了西伯利亚、南美洲和北美洲东部，但到当时为止，他们在非洲、印度和东印度群岛却仅拥有少数几块飞地，而在远东他们更是只能作为商人从事冒险活动，而且即使是作为商人他们也必须服从最具限制性、最专断的规章制度。
在文化上，这是一个眼界不断开阔的时期。在整个地球上，一些民族开始注意到其他民族和其他文化。总的来说，欧亚大陆各古代文明给欧洲人留下的印象和影响要较后者给前者留下的更深。当欧洲人发现新的海洋、大陆和文明时，他们有一种瞪大眼睛的惊讶感觉。他们在贪婪地为战利品和贸易而战时，还表现出某种谦卑。他们有时甚至焦急地探求良知，就像在如何对待西属美洲的印第安人时所显示的那样。但在这一时期结束以前，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态度却起了显著变化。欧洲变得愈来愈粗暴、冷酷和褊狭。19世纪中叶，法国汉学家纪尧姆·波蒂厄抱怨说，在莱布尼茨时代曾强烈吸引欧洲知识分子的中国文明，“如今几乎没有引起杰出人物的注意……这些人被我们视作野蛮人，不过早在我们的祖先居住在高卢和德意志的森林地带数世纪以前，他们就已达到了很高的文明水平。而如今，他们却仅仅使我们产生极度的轻蔑。”以后各章将论述欧洲人为何开始感到自己胜过这些“劣等民族”，以及欧洲人如何能将自己的统治强加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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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现代早期欧洲扩张的一般性影响的著作有：I.Wallerstein所著的多卷本著作The Modern World System（Academic Press，1974ff.）；W.P.Webb所著的The Great Frontier（Houghton Miflin，1952）；P.D.Curtin所著的Cross Cultural Tradein World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1984）；E.F.Frazier所著的Race and Culture Contacts in the Modeern World（Knopf，1957）；L.S.Stavrianos所著的GlobalRift：The Third World Comes of Age（WilliamMorrow，1981）。论述生态影响的著作有：C.Ponting所著的A Green History of the World（St.Martin’S Press，1991）。
更为详细地论述欧洲影响的著作有：E.Reynolds所著的Stand the Storm：A History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Schocken，1985）；S.J.和B.H.Stein所著的The Colonial Heritage of Latin America（Oxford University，1970）；S.W.Mintz所著的Sweetness and Power：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Viking，1985）；A.W.Crosby所著的The ColumbianExchange：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sesof 1492（Greeenwood Publishing Co.，1972）；A.G.Price所著的The Western lnvasion of the Pacific and Its Continents：A Study of Moving Frontiers and Changing Landscapes 1513—1958（Clarendon，1963）。
下述著作分析了相反的过程——海外扩张对欧洲自身的影响：F.D.Lach所著的多卷本著作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University of Chicago，1965ff.）；J.E.Gillespie所著的The Influence of Overseas Expansion on England to 1700（Vol.91inColumbia University Studies in History，Economics and Public Law，1920）；A.I.Hallowell所著的“The Impact of the American Indian on American Culture”，American Anthropologist，LIX（1957），pp.210—217；L.S.S.O’Maley编辑的Modem lndia and the West（Oxford University，1941）；A.Reinchwein所著的China and Europe：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Contac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Knopf，1925），P.J.Marshall和G.Williams所著的The Great Map of Mankind：Perceptionsof New Worlds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Harvard University，1982）。
注释
1.Cited by F.Whyte，China and Foreign Powers（Oxford University，1927），P.38.
2.Cited by A.C. Wood，A History of the Levant Company（Oxford University，1935），p.230.
3.Cited by L.S.S.O’Malley，ed.，Modern India and the West（Oxford university，1941），p.51.
4.H.Blount，“A Voyage into the Levant，”in J.Pinkerton，ed.，A Geheral Collection of the Best and Most Interesting Voyages…X（London，1808—1814），P.222.
5.Cited by D.Lach，“Leibniz and Chna，”Jou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I（October 1945），p.440.
6.Cited by A.Reichwein，China and Europe：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Contac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Knopf，1925），P.152.
7.Cited by O’Malley，Modern India，p.546.
8.Cited by Reichwein, China and Europe, p.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