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大同盟、冷战及其后果
在战时并不难保持团结，因为有一个打败共同敌人的共同目标，这一点谁都清楚。艰难的工作在战后，彼时各种不同的利害关系往往会使同盟分裂。——斯大林于雅尔塔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了中欧和东欧的革命导致了革命对西欧的威胁有所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激起类似的动乱。尽管它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了更大的物质损失和政治混乱，但是革命却没有震撼欧洲大陆。其原因之一就是平民大众极度疲乏：六年来他们经常遭到空袭，经历了大规模的战乱，许多人还因逃难、作苦力或被监禁而不得不背井离乡。战争中被杀死的士兵超过1500万，平民则有1000万，其中包括600万犹太人u这一伤亡数字大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伤亡数字的2倍，所蒙受的物质损失则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物质损失的13倍。
那些幸存下来的人都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穷困和动荡。单在战争的前三年半中，就有3000万欧洲人逃离或被赶出他们原来的家园。战争结束后同盟国军队和国际救援机构将1200多万“难民”遣送回国，不过仍存在着一个由100多万不愿回家的人组成的坚强核心，他们多半为来自东欧的反共产主义者。各民族的这种大规模的重组和随之而来的寒冷、饥饿和疾病一起使得大多数欧洲人因为疲惫不堪和士气低落而不想革命。
同样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获胜的同盟国军队对整个欧洲的占领。苏联红军与英国人和美国人一样镇压了反抗，消除了混乱。社会结构方面的革命的确在东欧出现过，但它是一种由莫斯科指挥的、强加的革命。欧洲各国共产党都是苏联对外政策的驯服工具，而非本国革命的鼓动者。因此，苏联、英国和美国在希特勒垮台后有效地控制了欧洲的发展。而也正是这三大强国应该对逐渐破坏战时的伟大同盟和引起冷战的政策和事件负责。
一、战时的团结
在战争期间，西方列强和苏联不得不结成统一战线，以对付其不共戴天的敌人的威胁。就在希特勒入侵苏联的那一天，丘吉尔宣布：“苏联的危险就是……我们的危险，也是美国的危险，正如苏联人为保卫家园而战的事业是全世界自由的人们和自由的民族的事业一样。”
两个月后，即1941年8月14日，丘吉尔和罗斯福发表了《大西洋宪章》。在宪章中，他们以理想主义的措辞宣布了他们的共同目标和原则。1942年5月，英国和苏联签订了为期20年的互助条约。6月，美国和苏联又签订了《美苏租借协定》。这两个条约是同盟国合作的具体表现。合作的另一表现是1943年6月苏联人决定解散他们为推翻世界资本主义而于1919年建立的共产国际。鉴于他们同西方列强的友好关系，苏联人此时断定共产国际已经没有价值。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这一决定实际上并不意味着什么，因为到1939年时共产国际的主要官员都已转入党中央书记处，他们继续在那里发挥作用。同盟国战时合作的另一结果是，1943年11月成立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这一国际机构紧跟在军队之后，向已被解放的国家提供各种救济，直到新的国民政府能够负起责任时为止。它于19A 4.年春开始工作，到1948年9月解散时它已分发了主要源自美国的2200万吨物资，包括食物、衣服和药品。它的主要活动范围在希腊、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意大利。如果没有它所作的贡献，战后欧洲的贫困和苦难实际上还将会更加严重。
但是在临近战争结束时，这种由共同的危险促成的合作却开始发生动摇。合作者们为了各自心目中的战后国家利益而宁愿牺牲团结。因此随着和平的到来，大同盟却因其内部不和而分裂了，并在两、三年内便被时常像要变成热战的冷战所取代。
同盟国的政治家在战争年代中未能认真地为战后和解拟定计划，这一点更是加速了大同盟的分裂。到1944年秋时，政治上的争端已经无法避免。苏联红军向多瑙河流域上游的推进正迫使德国撤离巴尔干半岛，而共产党领导的抵抗阵线的战士则正好填补了这一真空。一个由共产党控制的巴尔干半岛的前景促使丘吉尔于1944年10月在莫斯科同斯大林会晤。这两位领导人很快就对在这一有争议的半岛上划分势力范围达成一致意见：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希腊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南斯拉夫则作为缓冲地带，划入英苏的共同势力范围。这样丘吉尔基于不利的战略形势也就不得不承认苏联在巴尔干北部的优势，以便维护英国在希腊的传统优势地位。
丘吉尔和斯大林瓜分巴尔干半岛
温斯顿·丘吉尔首相和共产党总书记约瑟夫·斯大林于1944.年10月9日在莫斯科会晤。丘吉尔留下了以下绘声绘色的描述，讲述了两人当时是如何划分英国和苏联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范围的。*
看来是谈正事的时候了，于是我说：
“让我们开始处理两国在巴尔干半岛的事务吧。你们的军队正在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我们在那里有利益、传教士和特工。我们别在小问题上纠缠不已。就英国和苏联而言，你看这样分好不好：你们在罗马尼亚有90％勺压倒优势，我们在希腊有90％的发言权，我们在南斯拉夫平起平坐？”
翻译正在译这些话时，我将这种划分写在半张纸上：
罗马尼亚
苏联90％
其他国家10％
希腊
英国（和美国一道）90％
俄国10％
南斯拉夫 50％-50％
匈牙利 50％-50％
保加利亚
苏联75％
其他国家25％
我将这张纸推给正在听翻译的斯大林。稍微停了一会儿，他拿起蓝色铅笔，在纸上打了一个大勾，又将它推回到我这边。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确定它的时间不会比写的时间长……
此后是一段长时间的寂静。写着铅笔字的纸停在桌子中间。过了一会儿之后我说：
“我们用这种非正式的方式确定了这些关系到数百万人命运的问题，这是不是有点荒谬？我们还是烧了这张纸吧。”
“不，你留着它吧。”斯大林说。
*W.S.Churchill，The Second World War：Triumph and Tragedy（houghton Mifflin，1953），pp.227—228.
在丘吉尔与斯大林在莫斯科进行谈判的同时，英国军队正开始在希腊登陆。他们紧随后撤的德军之后向北推进，但却发现希腊抵抗力量已经抢在他们之前占领了所有城镇。不过这些由纪律严明的共产党人领导的抵抗力量并没有阻挡英军，因为这些共产党人忠实地服从克里姆林宫的方针。他们向英国的小股部队表示欢迎，虽然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就能像民族主义者铁托一样，轻易地阻挡英国军队前进。
尽管希腊抵抗力量一味顺从，但事实却仍然是：在德国人撤离时他们是这个国家中占优势的军事力量。这对丘吉尔来说是无法容忍的。为了确保实现英国在希腊的主导地位（这是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莫斯科达成一致的），解除抵抗部队的武装，把国家政权转到他中意的希腊皇家流亡政府手中就是至关重要的。各种解除武装的方案都给提了出来，但却没有一个能使双方满意。争端最终促成了一场发展成激烈、残酷的雅典战役的武装冲突。英国和印度联军从意大利迅速地开进了雅典，在经过一个月的战斗之后抵抗力量撤离了该地区。
2月12日，双方签订了和平协定（《瓦尔基扎条约》）。该协定规定，抵抗力量交出他们的武装，作为回报英国允诺在希腊进行选举并就国王回国问题举行公民投票。这样丘吉尔也就保住了在莫斯科时分配给他的势力范围：在战后，希腊一直站在西方一边。同样重要的是，在丘吉尔驱散左翼抵抗力量的战士时，斯大林意味深长地保持了沉默。英苏有关巴尔干问题的秘密协议在当时是生效的。
1945年2月雅典的战斗刚刚停止，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便在雅尔塔碰头，举行了他们在战时的最后一次会议。。随着盟军从四面八方集中到德国，这时已经不得不对有关战后解决方案的种种问题进行专门而务实的考虑。他们在就远东问题达成协议时几乎未遇到什么困难：斯大林同意在欧洲战争结束后的60天内向日本宣战，作为回报苏联将重新获得千岛群岛和1905年丢失给日本的领土和特许权。关于德国，这次会议推迟了对包括赔款和边境问题在内的大多数问题做出决定的时间。不过会议一致同意应将德国划分成四个占领区（其中一个属法国），由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管辖。其中位于苏联占领区内的柏林应由四国共同占领和管理。
在雅尔塔所进行的大多数谈判都与东欧新解放的国家有关。斯大林在这一地区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因为他的军队已经解放并实际占领了这一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在西方看来，就东欧问题达成的种种协议在纸面上是十分令人满意的。关于边界，苏联将得到经过修订的寇松线以东的波兰领土。寇松线在一战后划定，但随后就被遗忘。波兰将从德国东部领土中得到补偿。关于波兰和南斯拉夫政府，斯大林同意将已在苏联支持下建立的各共产党政权加以扩大，接受亲西方的流亡政府的代表，流亡政府的代表对这种安排感到忧虑，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安排使苏联红军和共产党政府实际上合法地控制了国家。不过一个笼统的政策声明，即《关于已被解放的欧洲的雅尔塔宣言》，则从理论上打消了流亡政府代表的疑虑。通过这一宣言，三大国承诺帮助已被解放的欧洲诸民族“建立能广泛代表所有民主人士，能保证通过自由选举尽快成立关心人民意愿的政府的临时政府机构……”
从表面上来看，这一宣言意味着斯大林方面作出了巨大让步。尽管斯大林控制了东欧，但他已同意进行有可能使反苏政府执政的自由选举。不过，这一让步实质上并不重要。事实证明，《宣言》毫无意义，而且是发生摩擦的根源，因为各签字国对它的解释极为不同。美国按照字义解释了这一宣言——即可以进行自由选举，在东欧没有势力范围。美国可以自由地采取这种立场，因为前一年10月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莫斯科达成的协议对它没有约束力。
相反，斯大林则坚持遵守莫斯科协定，认为《宣言》只是为了装饰门面。因而当英国人镇压希腊抵抗力量时，他完全保持沉默。作为回报，斯大林希望西方列强能够尊重他在巴尔于半岛北部的优势地位。当英国人逐渐与美国人一道要求严格实施《宣言》时，他既吃惊又愤怒。斯大林在这一点上不肯让步，他认为东欧各“友好”政府是苏联安全的先决条件。这一点在1945年7月至8月在波茨坦举行的三国会议上变得十分清楚。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要求自由选举时，斯大林的反应是：“这些国家中任何一个由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都将是反苏的，我们不能容许。”2“友好”政府和“由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之间的矛盾是造成大同盟在此后几个月中分裂的一个上要原因。
尽管已经埋卜不和的种子，人们还是普遍对雅力；塔会议表示欢迎，认为它是大同盟的顶峰：战时同盟国的合作还表现在联合国的成立上。在1945年4月至6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会议结束时，50个国家的代表签署了最后的宪章。到1990年时，会员国的数目已经是最初的三倍。新会员国中有些是战时的敌人或中立国，但大多数都是亚非新独立的国家。同其前身国际联盟一样，联合国的成立是为了完成两大任务：维护和平与安全以及妥善处理国际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还是同国际联盟一样，联合国也是作为各主权国家的联盟而建立的，它的宪章明确规定，这个组织不得“干预基本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范围内的事项”。
维护和平的任务主要交由安全理事会执行。‘安理会由5个常任理事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中国——和6个经安理会推荐，由联大选出，任期两年的非常任理事国组成。所有实质性的决议都必须经过5个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和两个非常任理事国的赞成票）才能通过，因为人们认识到只有大国意见一致时才能维护和平。
联合国的第二个任务——反饥饿、反疾病和反愚昧——交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执行。这一理事会制定了种种计划，目的是要为占世界人口一半的挨饿的人提供更多的食物，治愈占世界人口八分之一的疟疾患者，拯救占儿童总数40％的、不满一岁就死去的婴儿，教育占世界成年人总数一半的文盲。
同国际联盟一样，联合国的各种非政治性活动都十分成功。但又同国联一样，它在维持和平这一主要任务上的成绩却也是时好时坏。它通过成为保持友好关系的媒介而帮助防止了大国问的全面战争。它制止了不涉及大国重大利益的印度尼西亚、以色列和克什米尔这些地区的战争，但是它却未能阻止朝鲜、阿尔及利亚、埃及和越南的一系列局部战争，即“灌木丛火”战争。而且在1962年极度危险的古巴危机和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中，联合国也没有举行任何磋商。联合国的主要困难同国联一样：在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上它能提供一台解决争端的机器，但却不能下令使用这台机器。
在联合国成立两个月后日本投降，远东战争就此结束。这也使得获胜的同盟国能够专心致志地建立和平。1947年2月10日他们的外交部长与意大利、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芬兰分别签订了和平条约——所有的条约都强迫战败国赔款，限制它们的军队，重新划分边界。
二、欧洲的冷战
在签订了和约之后，东西方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张。这种紧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德意志帝国和日本帝国崩溃后在欧洲和亚洲出现的巨大的权力真空来予以解释。这些真空要求对权力关系进行根本性的再调整。而即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这样的再调整也是很困难的，正如拿破仑战争后的危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危机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在传统的权力斗争中新增加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争端，权力关系再调整也就变得更复杂、更危险。随即到来的冷战中最引人注目的表现是1947年3月杜鲁门总统对希腊内战的干预——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前一年秋天就已在希腊北部山区出现。重新爆发内战的一个原因是经济状况太糟，使得许多穷困的农民都加入了起义者的队伍。而另一个原因则是国际形势日益恶化，使得苏联集团唆使援助游击队来反对英国支持的雅典政府。
这种情况促使民众大力支持起义。起义从北部山区蔓延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和一些较大的岛屿。镇压起义的可能性看起来很小，因此希腊面临着长期内战的前景，并存在着共产党最终获胜的可能性。为了应付这一紧急情况，杜鲁门总统宣布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原则。他说“希腊的生存如今正受到威胁，”他要求国会拨出4亿美元援助希腊和土耳其。就这样，美同负起了阳止共产党在地中海东部扩大其影响的责任。
事实证明，这一任务远比预料中的还要艰巨。在1947年3月至1949年6月间，美国大约花费了4亿美元军费和3亿美元经济援助。但是尽管希腊政府军得到了如此慷慨的援助，它却还是不能制服敌人。1949年这种均势发生了有利于希腊政府军的决定性的转变。由于铁托元帅与斯大林闹翻，他封锁了南斯拉夫边境，阻止苏联向站在斯大林一边的游击队提供任何援助。而与此同时，雅典军队为了打一场灵活的进攻战而不是固守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也正在重新接受美国军官的训练。因此1949年秋政府军得以将游击队赶出他们的山区据点，并能到达和封锁北部边界。
在经济领域中，与杜鲁门主义相似的是被称为马歇尔计划的欧洲经济复兴计划。到1951年12月31日这一计划终止时，美国为支持马歇尔计划的实施总共支付了125亿美元。这一巨大的投资和欧洲的人力物力一起，使欧洲得以迅速复原，并使其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超过了战前的水平。但是从东西方关系这一角度来看，马歇尔计划是走向冷战的最后一步。1949年1月莫斯科设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莫洛托夫计划），将它作为东欧的与马歇尔计划的对等物。
这样共产党世界和西方世界就被区分开来了。此时冷战已经全面展开，在随后的5年中一个又一个危机不幸地接踵而至。一方采取行动，对方就会采取反行动，这些行动和反行动最终在两个对抗性的军事集团建立时达到了高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或称北约（1949年4月），包括美国、加拿大和西欧国家；华沙条约组织（1955年5月），其成员国有苏联和它的东欧盟国。因此欧洲也像德国一样被冷战切成了两半。
三、远东的冷战
1950年冷战的焦点由欧洲转移到远东。这时在欧洲东方与西方已形成均势。但远东的均势却被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所打破。正如布尔什维克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副产品一样，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副产品。
蒋介石早在1928年就已成为中国的主人，但从一开始他的国民党政权就受到了其两大不共戴天之敌——国内的共产党人和国外的日本人——的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处境更是变得格外艰难。
1945年8月日本的投降使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为接管日本人在中国的占领区而展开了激烈争夺。共产党人命令他们的军队接管日本人占领的地区，蒋介石则立刻取消了这些命令，宣称没有他的命令共产党人不得采取任何行动。但共产党人并不理睬他的命令，于是在共产党军队和国民党军队之间就发生了冲突。共产党人占领了大城市周围的农村。他们得到了苏联人的支持，苏联人将日本人在“满洲”交出的武器转交给他们。民族主义者则由于得到了美国海、空军在运输方面提供的帮助而占领了各大城市。
1948年底共产党军队从“满洲”突然发起猛攻，攻克了华北各大城市。到1949年4月时他们已在横渡长江，成扇形向华南地区展开。共产党在南方的发展速度甚至远快于其在北方，到1949年年底时它已占领了整个中国大陆。蒋介石逃往台湾岛，而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则于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同在欧洲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远东也出现了冷战。但是当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冷战也就变成了一场激烈的冲突。
朝鲜战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中国介入前为第一阶段，中国介人后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开始时，朝鲜军队长驱直人到离半岛南端的釜山港不到50英里的地方。此后，1950年9月14日，一支美国军队在北方离三八线很近的仁川登陆，并在12天内夺回了韩国首都汉城。朝鲜军队因其交通线被切断而不得不仓促地后撤，正如他们先前轻率地向前推进一样。到9月底时，联合国军队已经到达三八线。
当时的问题是要不要越过三八线。由于拥有否决权的苏联已经回到了安理会，这一问题便被转交给联合国大会。1950年10月7日大会决定“……为在朝鲜这一主权国家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民主政府而采取一切有组织的行动”。第二天，美军越过三八线迅速地占领了朝鲜首都平壤。到11月22日时，他们已经到达了朝鲜和中国东北之间的分界线鸭绿江。
此时，随着中国“志愿军”在苏联制造的喷气式飞机的支持下发起大规模进攻，朝鲜战争开始进入第二阶段。中国军队迅速南进，看上去就像在重复战争的第一阶段。1951年1月初他们重新占领了汉城，但是联合国军队这时又恢复并坚守住了阵地。3月汉城再次易主，到6月时战线大体上维持在三八线一带。
到1951年年中时，整个战线已明显处于僵持状态。经过两年激烈的、时常中断的谈判之后，交战双方于1953年7月27日缔结了一个停战协定。协定条款反映了军事上的僵持状态：朝韩之间的分界线大体上仍与战前相同。西方列强成功地遏制了朝鲜的共产主义，而中国人则保卫了朝鲜，使它成为“满洲”和西方势力范围之间的一个由共产党统治的缓冲国。当时朝鲜南北的大部分农村都已遭到破坏，并有大约10％的朝鲜人被打死。
四、冷战结束
在二战结束的时候，西欧和东欧国家都被迫求助于两个新的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在军事上，西欧依赖美国组织的北约，东欧则依赖苏联组织的华约。在经济上，西欧依赖美国资助的马歇尔计划，东欧则依赖苏联组织的经互会——它在理论上来说应从苏联获得援助，但实际情况却正相反。
华盛顿和莫斯科的主导地位被接受的原因是，面对冷战产生的压力他们的支持是必要的。但到1953年，冷战在爆发几年后开始冷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1953年斯大林的去世——他在晚年变得越来越偏执和僵化。接替他的年轻一代准备在缓和国内独裁统治的同时也缓和国外的冷战。而与此同时，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也在美国接替了杜鲁门政府。这也有利于国际“解冻”，因为艾森豪威尔政府能够在朝鲜实现妥协的和平，而杜鲁门政府则会出于国内政治方面的考虑很难实现这一点。因此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也消除了当时制造国际紧张局势最严重的一个根源。
8月，苏联政府宣布说它也掌握了制造氢弹的秘密。矛盾的是，这一声明却加强了和解的势头。人们都知道，美国在比基尼岛爆炸的氢弹的威力是它投在广岛的原子弹的750倍，广岛的那一颗杀死了78000人。因而除了狂热的冷战斗士，人们都感觉到战争不再是国家政策的可行性工具。
氢弹的威慑效果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表现了出来，此后更是有所加强。美国空军情报显示：苏联正在古巴建设导弹基地，很快美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将处于这些导弹的射程之内。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总统明确宣布“封锁”，阻止向古巴运送进攻性武器的船只并要求苏联拆除战略导弹。但是它却没有要求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甚至也没有要求拆除古巴的防御导弹。当一艘开往古巴的苏联船只改变了航向，美国在查出一艘苏联油轮没有运载进攻性武器之后予以放行时，两国都不希望发生战争的事实便很清楚了。最后，10月28日赫鲁晓夫宣布他已经命令苏联撤回导弹，在美国核查下拆除所有在古巴的苏联基地。作为回报，美国结束封锁，保证…不会侵略古巴。
尽管古巴危机得到了和平解决，但它确曾一触即发。当时的情形是如此凶险，以至于它催生了一些限制核武器的协定：控制核武器试验的协定（1963年）；禁止外空核武器的协定（1967年）；拉美元核区的协定（1967年）；在现有核国家以外不扩散核武器的条约（1968年）；海底禁止核武器的协定（1971年）；禁止使用生物武器的协定（1971年）；第一个西方一苏联限制战略武器条约（1972年）。这些协定实质性地缓解了冷战期间的紧张局势。
古巴导弹危机爆发的时候确实是千钧一发，其惊险程度甚至连当时被吓坏了的世界都没有充分认识到。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的1989年7月，当美国和苏联官员在莫斯科会面，回顾和反省过去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一切才都变得清楚起来。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从莫斯科讨论中得出以下结论：
“导弹危机充满了错误信息、错误判断、错误计算……这不得不使人得出结论：我们必须在可能的范围内寻求回到无核的世界。”3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冷战一直在缓慢而痛苦地解冻。但到80年代，冷战却突然出乎意料地结束了。原因很简单，也很戏剧化。发动冷战需要两方，二战后这两方是美国和苏联。但是在80年代，超级大国苏联已经迅速衰弱到了实际上解体的程度。看到苏联从我们的世界地图上消失而被独联体所取代，举世皆惊。那么苏联为什么会、又是如何解体并被独联体取代的呢？我们将在下一章分析这个问题。
与苏联解体一样令人吃惊的是苏联和中国的决裂。当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人在1949年建立新中国的时候，苏联迅速地承认了这个国家。包括英国和印度在内的十几个国家也都这样做了。但是美国则继续承认流亡到台湾的蒋介石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北京因而转向莫斯科，并于1950年与对方签署了一个有效期为30年的“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该条约规定，苏联将帮助中国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并开始进行雄心勃勃的工业化计划。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同盟开始显露出一些分裂的迹象。这个共产党世界内巨大而宿命的分裂的根源似乎部分是由于国家利益的冲突，部分则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冲突。两国间的问题出现在诸如边界划分这样的传统利益方面。在苏联地图上曾经有过对两国间2030英里边界的精确划分。而在中国地图上，有些边界则标明“未划定”，它们包括帕米尔高原、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汇合处的一些岛屿和几乎全部与蒙古的边界。这些领土是中华帝国的一部分，后来在19世纪被沙俄吞并，现在中国共产党主张拥有其主权。双方沿着这些有争议的边界线发生了许多武装冲突。
在中苏争端的最初，似乎意识形态问题比起边界问题要更为重要。中国多年的革命斗争已经催生了一种新的人际和社会关系——一种平等的共产主义理想，个人行为受为社会服务的愿望而不是私利驱使。因此尽管苏联式的五年计划在继续工业化和提高牛产率方面是成功的，毛泽东还足不愿意接受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和这些计划的基础——官僚精英主义。这可以解释1958年的大跃进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这些运动的口号是“没有官僚的组织”和“为人民服务”。苏联人认为这是笃定要失败的乌托邦式浪漫主义。这是他们停止向毛泽东提供援助的一个原因。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和苏联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开始变得模糊起来。毛泽东的继承者发起了“现代化”运动，不仅采取了以前被视为“修正主义者”的措施，而且还沿着这条修正主义的道路走得更远——甚至走到了“市场社会主义”。这些措施包括废除人民公社，恢复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在工厂里以个人经理取代革命委员会；奖优惩劣；从工业的自力更生转向大量进口产品和技术。
毛泽东以后时代的举措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冷战世界。俄国和中国这两个共产党巨人也已不再是与西方资本主义斗争中的亲密盟友，相反他们正在寻求满足本国人民不断增长的消费欲望的实用经济战略方面相互竞争。冷战世界就是以这种方式让位于一个十分不同的世界，这一世界在20世纪90年代逐步成型并将持续到21世纪。
推荐读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冷战期间的外交是很多历史学家辩论的题目。持传统观点即苏联应为冷战爆发负主要责任的研究有：H.Thomas所著的Armed Truce：TheBeginnings of the Cold Warl945—1946（Atheneum，1987）；R.J.Maddox所著的The New Left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Princeton University，1973）；J.L.Gaddis所著的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1947（Columbia University，1973）。修正派则认为西方应负主要责任，或至少比苏联负更多责任。最早详细阐述这一观点的是D.F.Fleming所著的The C01d War and its Origins，1917—1960，2vols，（George Allen ＆ Unwin，1961），这篇论文的观点在下列研究成果的阐发下不断丰富起来：G.Kolko所著的The litics of War：TheWorld and U.S.Foreign Policy 1943—1945（Random HouSe，1969）；W.LaFeber所著的America，Russia and the Cold War（John Wilev，1968）；T.G.Paterson编著的Cold War Critics：Alternatives to American Policy in the Truman Years（Ouadrangle Books，1972）；N.D.Houghton编著的Struggle against History：U.S.Foreign Policy in an Age of Revolution（Simon ＆ Schuster，1972）；B.A.Weisberger所著的Cold War，Cold Peace：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since 1945（HoughtonMifflin，1984）。关于杜鲁门主义和近东的情况，请参考B.Kuniholm所著的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the Near East（Princeton University，1980）；L.S，Wittner所著的American Intervention in Greece（Columbia University，1982）。最后，R.LGarthoff所著的Detente and Confrontation：Americon SovieRelations from Nixonto Reagan（Brookings，1985）检视了1966年以来的美苏关系。
关丁美国的远东政策，以下著作观点各不相同：Y.Nagai和A.Irive所著的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Columbia.University，1977）；Tang，％ou所著的American’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0（University of Chicago,1964）；W.I.Cohen所著的America s Response to China（John Wiley，1971）；B.Cumings所著的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Princeton University，1984）；J.Halliday和B.Cumings所著的Korea：The Unknown War（Pantheon，1988）。
关于全球两极体制的终结，请参考W.S.Vucinich编著的At the Brink of Warand Peace：The Tito-Stalin Split in a Historic Perspective（Columbia University，1982）；W.G.Rosenberg和M.B.Young所著的Transforming Russia and China：Revolutionary Struggl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Oxford University，1982）；R.J.Bamet所著的The Alliance：America，Europe and Japan（Simon&Schuster，1983）。
注释
1.W.S.Churchill，The Second World War：the Grand Alliance（Houghton Mifflin，1950），P.373.
2.P.E.Mosely，“Face to Face with Russia，”Headline Series，NO.70（July—August 1948），P.23.
3.New York Times，October 26，1989.